桀骜不驯的蒯大富

·王广宇·

来源：記憶  2009年1月11日第1期

    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起来造工作组的反，声称要夺工作组的权，被当时的工作组关了禁闭，打成了“反革命”。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文革小组得知此事后，派王力、关锋去清华大学的禁闭室单独同蒯大富谈话，了解蒯大富反工作组的观点和被关押情况。王力、关锋回来后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他们认为，蒯大富只不过反对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不准革命的错误做法，蒯大富不是“反革命”，而是一个有造反精神的学生。王、关还说他家庭出身也很好，是小手工业者家庭，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解救蒯大富，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中央文革的支持使蒯大富的名声鹊起，一夜之间从“反革命”变成响当当的“造反派”。于是蒯大富趁势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任兵团司令。不久又成为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注：据原首都三司负责人之一聂树人回忆，首都三司是由16个发起组织的代表16人组成负责人会议，并无蒯大富在内。见《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发表于五柳村网站）蒯司令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风云人物。

笔者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因工作关系同这些红卫兵领袖都有过接触，相比之下同蒯大富打交道的次数不多，因为他太傲气。

我第一次见到蒯大富，大约是1966年8月，一个晚上，在中南海西门的一个接待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几个人接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头头，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内容我回忆不起了。仿佛是议论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方向和领导层的团结问题，我参加了这个会并作记录。蒯大富在会上说话没准头，表现出颐指气使，左得可怕。从他的发言看，他真是一个“造反派”，他唯我独革，不讲政策，不顾集体。会后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的印象是造反精神有余，领袖的气度欠缺，办事不可靠。

蒯大富既然己成为造反派领袖、虽然他有些缺点，中央文革依然是支持他，并把他们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当成依靠对象。中央文革派了一个记者组常驻清华大学，及时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情况。

我平时同蒯大富接触不多，都是因为有紧要工作找过他两次，每次我找他，他都带搭不理，向他传达中央文革的“指示”，他都不在乎。以当时中央文革的地位和权势，北京高校的红卫兵领袖，都把中央文革当成靠山，后台。因此，凡中央文革小组下达的“指示”，这些红卫兵头头都遵照执行，就连“老佛爷”聂元梓，对中央文革的“指示”也是惟命是从，唯独这位蒯大富司令对中央文革的“指示”可以不加理睬。可见此人造反精神之强。我举两个小例子：

1967年5月，部分军事院校的红卫兵冲击解放军报社。占领了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使解放军报社无法正常工作。林彪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总政副主任（一天也没有到职）、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关锋去解放军报处理红卫兵冲击军报事件。关锋带着林彪给红卫兵的指示信，说服红卫兵退出军报，并同冲击军报的各军事院校红卫兵头头谈判，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几个坚定分子，拒绝退出军报，赖在军报的编辑部办公室不走。关锋同一起去处理此事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商量，决定对这几个拒不执行军令的军事院校学员实行军法制裁，当场抓了几个学生（关了一两天就放了）。因冲击军报被抓的红卫兵头头所属组织当然要设法营救，他们有可能到北京著名高校串连，声援被抓学生。关锋想到这个间题后，马上决定，迅速向北京五大领袖传达军校红卫兵冲击军报的真相，以及为什么抓了几个拒不执行军令的学生，告诉五大领袖不要听信冲击军报的红卫兵组织的片面宣传，不要支持他们的错误行动。

关锋派我去找这些高校红卫兵头头，直接向他们传达这些意见。北师大的谭厚兰由关锋安排别人去传达，其余四位，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由我去传达。我从头一天下午三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一直随同关锋在高度紧张中处理冲击解放军报事件，没吃、没喝、没睡，马不停蹄地又跑四个大学，在北大、北航、地质学院，分别向聂元梓、孙蓬一、韩爱晶、王大宾等人传达解放军报事件和对他们的要求。这些头头都积极支持中央文革的意见，保证不支持冲击解放军报的红卫兵组织。

到清华大学已经是次日上午九点左右，因蒯大富住无定所，一般人很难找到他。我费了很大劲，才算在一个宿舍楼找到了这位“司令”。蒯大富正在一间学生宿舍的上铺睡大觉，同学们把他喊醒，说有人找他有重要事，他翻了个身看到我，动也不动，爱搭不理地问：“什么事？”我说：“有一件重要事同你单独谈谈，请你起来我们找个安静地方谈，宿舍人太多。”蒯大富仍不动窝：“就在这说吧！我还困着呢。”我说：“这个环境没法谈话。”他还是不起床，然后他说：“你去找其他勤务员说去吧，我要睡觉。”我作为中央文革的办事员，以往开会常和蒯大富见面，他认识我。蒯大富对我的这种傲慢态度，在著名的红卫兵的头头中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我碰了蒯大富的硬钉子，只好找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另一位勤务员传达了中央文革的意见。

蒯大富这时翅膀已经硬了，他的权势不仅在京城而且伸向全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全国各地横行，各地发生的打砸抢抄抓事件几乎都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影子，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内部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排除异已，打击报复其他不同意见的勤务员，造成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不团结，甚至分裂。对这个情况，1967年夏天一位同我比较熟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勤务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休息时，向我倾诉了她对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内部的团结的深切忧虑。她说：“我们这些同学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起起来造反的，我们共过患难，现在掌了权，蒯大富容不得不同意见，他太霸道了，许多勤务员对他敢怒不敢言。这样下去，清华井冈山早晚要造成分裂的。”说着，这位勤务员流下眼泪。

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发生后，7月25日在天安门前召开百万人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北京著名高等学校红卫兵头头都上了天安门城楼，五大领袖自不必说。当王力拄着双拐，包扎着断腿，一瘸一拐地走上城楼后，各造反派头头蜂拥上去将王力团团围住，问这问那，表示慰问。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王力坐在沙发上，红卫兵头头把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简直是水泄不通。趁着大会开始前，向王力提出了许多有关“武汉事件”的问题，包括“武汉事件”的经过，百万雄师，发动“武汉事件”的背景，各军区的情况，提出了许多当时被认为是敏感的问题。人多嘴杂，王力回答也没头没脑，不知所云。直到宣布大会开始，红卫兵才散去。

大约过了几天，可能是1967年8月中旬，解放军报社的赵易亚、杜越凯到钓鱼台探望王力，杜越凯顺便问王力一件事，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办的小报登出了王力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不知是否有此事。王力解释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怎么能讲话，那些红卫兵把我围起来，东一句西一句地提问题，我随便应答，哪里有什么讲话。”据说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登出的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内容涉及军队的元帅、将军；“七二○事件”后台，要打倒谁之类的内容，王力也没看到这个小报。王力得知此事后，把我叫去，叫我马上给蒯大富打电话，叫他收回那份登有王力讲话的小报和传单，并发表声明宣布这个传单的内容是虚构的、错误的，以挽回小报散布的谣言所造成的影响。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找蒯大富接电话，有人说他不在，也可能他故意不接电话。我只好把王力批评蒯大富，要求把制造的王力讲话收回的意见传达给另一位勤务员，让他尽快转达给蒯大富，让他马上发表声明，并收回那份杜撰的“王力讲话”的小报。可能那位勤务员已经转告给蒯大富，但未见蒯大富有任何动静，他既不收回小报，也不发表声明检讨，依然我行我素。

过了几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碰到了蒯大富，便问他：“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的事，那位勤务员给你说了吗？”他漫不经心地说：“知道了。”我问他：“发表声明了吗？”他转身就走了。

这里我不是来辨别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的真假，而是通过这件事来看蒯大富对待当时正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态度。他对王力的批评居然置之不理。可见此蒯司令何等的牛气！

从另一方面说，蒯大富又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头头，他抵制关锋、王力的“指示”，可以解释成他早就预见王力、关锋必然垮台，才不买他们的账，究竟是为什么，只有蒯大富自己心里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