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知青运动往事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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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历史决议早已判明为浩劫的“文革”，其中的知青运动，已经逐渐被人涂染上喜剧色彩，快要变成庆典了。

南方报系《名牌》杂志2009年十大年度精英的评选，定位于知青群体。颁奖仪式，前几天在著名的建川博物馆举行。这是由于这个博物馆的创建者樊建川，也曾经是个知青。我被邀参加这个仪式以及知青论坛，在会上会下，见到了许多像樊建川这样从前的知青，现在的精英人士。收了一堆的名片，不是老总，就是高工，教授，以及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很多人，都是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大人物。

当然，这些精英人士也清楚，当年的知青“战友”，大概有两千多万人，绝大多数离精英这两个字很远。他们其实是当下的弱势群体，处境艰难。当初从广阔天地回城之时，多数人岁数大了，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没有住处。好容易安置下来，成家立业，步步都赶不上。不是摊上工厂倒闭，就是轮到自己下岗。除了少数考上大学的人之外，剩下的，大部分是城市贫民。当年，这两千多万被赶到农村的青年，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虽然叫做知识青年，但中学只上了一两年，很多人其实就是小学生。在农村，在边疆，他们吃了很多苦，但是却没有城市工厂生活的基本技能。如果说，对于成功人士而言，曾经的苦难，可以是财富，但对于更多没有成功的人来说，苦难仅仅就是苦难。

关于那场知青运动，流行的看法有两个，一是说在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心中，的确存在类似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的情结，真的认为农民是最淳朴，最革命的人，城市里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应该接受农村的洗礼，接受农民的教育。一是说，之所以有知青运动，无非是因为“文革”的目标已经达成，该打倒的人都打倒了。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留在城里，多少是一种动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的存在，是城市的压力。为了消除隐患，以及城市就业的压力，才发动这场运动的。

当时的领导人，的确对于农民怀有民粹主义的情怀。这种情怀，在知青运动存续过程中，被反复提及和强调。尽管我们看到，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类似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犯错的人就要“黜为农”，暗示农民并不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身份。但这并不妨碍领导人在精神领域幻化农民的圣洁形象。实际上，无论是“卸包袱”还是“再教育”，都只是知青运动的一种表层原因。知青运动的远因，在于当年的建设思路，在大框架下，就没有明确城市化的位置。

当年的领导人对于推进工业化不遗余力，几个五年计划，工业化都是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对于城市建设，却一直没有花太多的功夫，即使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没有城市化的规划。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当时的工业化，是一种农村状况的工业化，即使工厂建在城里，也不大考虑生活的配套，甚至把城市也变成乡村的状况。更不用说，由于三线的建设，大批的工厂实际上搬到了山区农村。以至于有人刻薄地说，在改革前，中国到处都是农村，城市也是另一种农村，所谓都市里的乡村。正因为这样一种建设框架，所以，把城里的知青赶到乡村，才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传统，有让子女多吃苦而经受磨练才能成才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今天依然有市场。的确，知青中的少数人，经过农村生活的磨练，成长为特殊的人才。转型时期的中国，很多类似今天聚集在建川博物馆的知青精英，不折不扣是这个时代的骄子。但是，大量的普通人，却没有因此而成才，他们是被耽误了的一代。

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在中国，现代化必然伴随城市化，是农村人往城里走，而非相反。动用行政力量驱使城里人（不仅是知青）到农村的反城市化的现代化，是没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如果两千万人的牺牲，能换回这个教训，那么知青吃的苦，还算有点效用。可惜，我们看到，被历史决议早已判明为浩劫的“文革”，其中的知青运动，已经逐渐被人涂染上喜剧色彩，快要变成庆典了。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

 

原刊：南都周刊（2010-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