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 作者:Wenjunq


我与宙宙是在一个公社插队时交的朋友,亲如兄弟。宙宙的爸爸是留学过美国的总工程师,老伯的亲人在国共两党都是高官,他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同蒋介石排在同一档。49年他坚决与老爹划清界限,留在大陆建设新中国。而他的岳父一家,几乎都是中共地下党。当年宙宙大姨的婚礼,延安的头头们全都参加了,包括毛泽东本人。我还见过宙宙小时侯,朱德在中南海里抱着他的照片,那时宙宙还跟着他大姨。只是好景不常,他的大姨夫在高饶事件时被株连了。我知道宙宙的弟弟参军时,就是老伯找肖华上将关照的,否则绝对没门。
     后来宙宙招工回郑州,要求我一定常到他家,于是我们一直往来着。我在农村并不安分,那每个工一角多一点的回报,我没放在眼里。靠着修手表、收音机,做木工、油漆,挣钱生活。捎带着搞些投机倒把,收入不比上班的少。每年还有几个月,专事读书。每次到郑州,住在宙宙家,他爹都很高兴,住在他家如同自己家。我跟老伯围棋实力相当,成了忘年棋友。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宙宙的表弟四毛从北京来避难,四毛是独生子,爹妈都是军队的师级干部,在北京三总部工作。我正在郑州给人做家具。8月上旬,干完一批活之后,决定出游一次。于是四毛就跟着我跑到苏、杭。9月初我们上黄山玩了几天。那时的黄山,远不象后来那样人满为患的。从黄山北海宾馆下来那天,我们决定经松谷庵走到太平县,然后坐汽车由贵池上船。到松谷庵的路上,瓢泼大雨把我俩淋个透,好不容易进到庵里,原来竟是个空无一人的废庵。农民们用做炒茶叶的地方了。躲雨时见白墙上涂写了不少诗文,当然大多属涂鸦之类。于是兴起,涂诗一首:“禅佛禅到松谷庵,烟灭佛亡庵也残;山雨无情淋已透,阴霾不散走亦难。听涛门内听流喘,叠嶂峰前叠饥寒;自信浮云难蔽日,且燃篝火待衣干。”爬高些,用柴碳写在墙上。
     我们于8日从贵池上了轮船,到武汉去。船很大,叫“东方红十三号”(或九号,因几天前我们从南京过来时也是坐船,哪艘是九号或十三号记不太准。)。
     船的每个座舱中间是一条通道,连着船的两弦。通道两边都是床,上下铺。我们的铺位旁边,是几位穿着灰不溜秋的海军服的军官。那时没有军衔,从年龄和言谈举止看,大约都是营、团级的。上船后就见他们在打扑克,说说笑笑。我们的舱位在三层,上一层便是餐厅。伙食决不是今天可以想象的,最便宜的份饭只收两角钱,还不要粮票。
     在船舷的走廊上看了两岸的风景,我不由得有些感叹:这么大一条长江,居然没有见几艘船。显得空空荡荡。江风很大,吹得人受不了。就回舱里。几位军官依旧在打牌。我躺在床上,拿了本书看。四毛与军人有一种亲近感,于是看他们打牌,不时还参与进去,建议打这打那。没多久就混得很熟。其他旅客的聊天,基本上在说地震,唐山地震之后,似乎全国都在闹地震。
     次日下午3点多,船到九江。要停40分钟。这时广播里不停地广播通知,说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有重要广播,请到时注意收听。我们都开始议论会广播什么。有一位军官说,可能两报一刊要发表批判文章。另一位马上顶过去:“还批判谁?死的死了,倒的倒了,没有批判对象了。”一位旅客接上:“宋江批过了,那就批判曹操吧。曹操也是篡党夺权的?”大家都笑起来。但批判文章不可能先预告的,有个旅客说:“不会又死了谁吧?”军官接着说:“能是谁?刘伯承?不应该有这么大动静。叶剑英?”马上有人接茬:“不可能,他躲在颐和园下棋,不会这么隆重。”一位旅客问:“你怎么知道他在哪下棋?”那人说:“我们那有一个当兵的,给叶老帅当警卫。他探家回来说,叶帅受江青他们的气,毛主席又护着江青。他就跑到颐和园躲起来,平时跟参谋们下棋。输给他就骂你脓包;赢了他就骂你狂妄。心情糟糕得很。”这位问话的说:“等老人家千古了,把这帮家伙狠狠地收拾掉!”我说:“一小会播一次,会是毛主席吗?”上铺一个声音:“我猜是,不敢说。”年纪最大的那军官说:“别乱说。万一不是的,那就自找麻烦。”
     那个年代,说话最自由的地方就是火车、汽车、轮船上。发发牢骚,讲一些“政治谣言”,发泄一下心中的闷气。反正船到码头车到站,各走各的,谁也不认识谁,不担心被揭发。恰恰是在素不相识的旅客间,往往引起共鸣,而那些“政治谣言”,多数是针对江青一伙的。人人皆知毛就是他们这一伙的后台。这两年又是水灾又是地震,蒋介石、康生、周恩来、朱德都死了,老百姓传说老天爷发难,该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人民对没完没了的运动,早就怨声载道;只是如果这些怨言牵连到毛主席,并且被揭发,那就会倒大霉。轻则判重刑,重则杀头,还要株连亲友。现在说到毛主席,毕竟还有些害怕。所以这军官一开口,就立马没人再说什么了。
     船不一会儿靠上了码头,我和四毛上九江市走了一段,时间有限,没敢走太远。回到船上,接着听到广播,真的是毛主席死了。人人熟悉的哀乐又一次响起。然后再播一次。又一次哀乐,反复几次。几位军官还是打牌。船开了,下一个码头就是终点武汉,我还在看书。不久广播了停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七天的通知,又广播了18日开追悼会的决定。一个军官说:“还打不打?”那位年长的军官说:“管他呢,打完这把再说。”
     过了一阵,船上的广播宣布:为了哀悼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有旅客排队到四层餐厅,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告别。由船上工作人员带领,请大家按照顺序,听从指挥。军官们的扑克也停下来了。不久,就看见门外排队,由右边弦廊上餐厅,告别完了从左边弦廊下来。四毛问我:“老大,我们去不去?”我答:“去个屁。”“会不会有麻烦?”“别让人知道就不会。”
    谁知我们这个舱好些人都不动。有一个船员进来:“你们怎么还不动?快些。”那边有一位说:“我不舒服,晕船,可以请假吧?”那船员说:“你们证明,我来喊过你们了。”就走出去了。门外的队伍慢慢移动,看不出这船上有那么多人。我听见一个军官问:“这边是回来的吧?”另一个旅客说是的。几个军官立即从左边门出去,加入了告别过回来的队伍里。我立即对四毛说:“走,跟上。”于是我们也从左边出门。后边还有几个旅客也跟拧N颐橇┰诤蠹装逡唤强戳嘶岱缇埃拿担饧父鼍僖膊蝗ジ姹穑婷幌氲健N椅仕拿“你爹妈他们发不发牢骚?”他说,也发一点儿。主要是对江青,忒讨厌她。“我妈还骂过她是婊子。你可不能说出去。”另外就是说过,三支两军把部队搞乱了,威信也搞糟了。我剩“不发毛主席的牢骚吧?”四毛说:“那他们不敢。不过谁知道,关起门来也许会”闲扯一会,回舱。
     等大家都回到舱里,七嘴八舌说话。我听清楚他们介绍告别式的场面:毛主席相围上了黑纱,一小堆白纸花,进去每人发一朵,三鞠躬完出门又收回来。拿去发给后边进来的。有位军官小声说:“形式主义。”四毛问:“老大,你说毛主席死了,会不会变天?”我笑了,说:“别做梦了,换药不换汤。就这么回事。不过日子应该会好一点。”旁边一位旅客听见,笑起来:“有意思,挺有意思,换药不换汤。”奇怪的是,直到武汉,船舱里却没有再议论毛主席死后的任何事情。反倒是有一种不甚明白的情绪,大家都等着看。
     船到汉口江汉关码头已近中午时分。我们上了岸,我口袋里只有一角钱了。加上不知道该坐几路公共汽车。于是我建议,走吧!反正沿着江汉路走,能到我同学的厂里,那厂在江汉路的另一头,新华路,我带路。肚子很饿,路特别长。总算走到了。于修、袁猴两个见到我,高兴地大叫。我们是同学,他们回原籍下乡后,70年就招工了。一说我们还没吃饭就马上到饭堂去,幸好还有饭卖。还给加了个菜。我们俩狼吞虎咽,每人吃了六两大米饭。还聊了一通路上的见闻。四毛说,他下午就要回郑州,问有火车没有。我笑道,没来过武汉,玩一两天再走不行?他说,出来太久了,怕爹妈惦记。又问到哪去买票。于修大叫起来:“买什么票,扒上车就走。到郑州几个钟头,怕什么?”袁猴又说:“老大从来不买票,人都是国家的,算出差。”四毛说他可不敢。我说,借十块钱吧,我们身上都没钱了。谁知四毛说不用,他还藏着十块钱,够了。我笑着大骂他搞阴谋诡计;他倒老实,解释说怕我花光了,留十块应急的。
      送走四毛后,我们三个到了于修家,他现在是厂里的汽车队长,管三辆汽车,属于一等公民。买了点菜又来了两个好朋友,买几瓶啤酒,聚了一餐。席间,袁猴说:老头子死了,你也该招工了吧?我说现在我还不想招工了,一个月三、四十块就把自己给卖了,划不来。那位当老师的朋友说:“毛老头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叫学生下乡。全国各地这些小伢儿,千把万人,都给贫下中农教坏了。一讲就是59年60年,饿死几多人。那叫忆苦思甜嘛?明明就是忆甜思苦!我插队那个地方,农民讲地主还比公社干部好。解放前有点灾,地主还晓得减租。59年饿死人这些干部还要各家各户搜查粮食。几狠心哟。”我告诉他,我插队那个公社书记说:“是政府养不活你们,才叫你们下乡的。让我们养,我们也不想养。”大家哄堂大笑,说这个书记还不错,至少讲点真话。共产党的干部,自彭德怀被打倒,没人敢讲真话了。林彪总结的,“不讲假话办不成大?”可算经验之谈。
     接着大伙议论天安门事件会不会平反。我估计至少两三年内不可能,但总有一天要平反的。于修同意,说全国至少几十万人,不平反才怪。那位朋友认为,反右派也有几十万,还不是没有平反。于修说,现在老头子没有了,没人压得住阵,情况不一样。古时候新皇帝登基,都要搞大赦的,你怕华国锋不搞?不搞他哪里坐得住?接着谈到会不会打内战的问题。都有点担心,军队那帮老将,早就恨死江青了,弄不好真会打起来。
     反正,毛泽东的死,远不如周恩来死时那么令人悲痛。那时,全国各地都自发地搞了一些悼念活动,老百姓出自内心的怀念,用各种行动来表达哀思。连毛泽东也知道,这种哀思其实包含着更多对他的施政方针的不满。尤其是在镇压了“4.5天安门事件”之后,那份总理遗嘱弄得全国都沸沸扬扬。现在却没有这种举动,一切活动都是官方安排的。周恩来去世时,我也到了武汉,街头看到,每辆公共汽车车头、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挂满黑纱、白花,现在却没见到。人们依旧盘算着过日子,并听天由命地等着看政局会怎样。报纸上、电视里、广播电台都是连篇累牍地宣传那些怀念毛主席的文章。袁猴说,现在的报纸,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次日晚上,于修开车,我们到了汉阳他的一位朋友家。那里聚着五六个人了,都是下过乡的人。于修介绍说我还在农村插队,大家便有了些同情话。接着那位朋友拿了床毛毯把窗户给遮住,于修喊热,那位说:“巴妈儿的,现在还是停止娱乐活动的,防到些好。”原来这几位都是吉他爱好者,请来一位高手,想学一两手。于是开始弹吉他,间或,也跟着唱。那位确实是高手,吉他弹得棒极了,引得同院的邻居也到门外听。特别是弹到那首:“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参加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已经到来,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因为都看过那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竟成了合唱。
     院子的门有人敲打,所有人都不出声了。屋主出去开门,原来是居委会的。我听见那妇人说:“现在是非常时候,你们要乐就小声点。小人总还是有的,跑起去告一下,搞出些麻烦就不好了。”屋主陪了些好话,进来关了门,解嘲似的说:“一得意,就忘了形了。注意点。我那个窗子,对到巷子的,挡起也挡不严,外头听到了。”又弹了几首曲子,终不象原先那么无忧,干脆散了。
     次日,我习惯性地扒车回到郑州。宙宙上班地点离火车站不远,先到那,他给了家里的钥匙。等他下班回家,进门就说:“你可回来了。四毛回北京了,这几个哥们老问我,老大啥时回来,这不是老毛死了个逑的,大伙想唠唠。”没等我开口,他又说:“我跟你说,最近在这儿可是出了好几个反标。都是为邓小平、还有天安门事件翻案的。有一个标语挺有意思:“批邓很不得人心!”我问:“抓到写标语的了?”“不知道。可能还没有,今天早上单位上还叫大家注意,阶级敌人乘毛主席去世会跳出来,大家要检举可疑线索。谁会去干那缺德事,我师傅说,谁检举,谁生儿子没屁眼儿。”我问:“你爹呢?”“他出差好几天了,明天也许回来。”
      晚饭后,我们俩骑车到了二.七大道,到设计院许工程师家。这位许工我也挺熟,夫妻俩都是60年印尼排华时回国的华侨,爱好养鱼。原先为热带鱼过冬头疼,我给出了个主意,把电烙铁芯子放进试管,用环氧树脂封口。扔进水里插上电,解决问题。两口子高兴坏了。谈了一会鱼的事,许工说,他们夫妻俩现在正办着回侨居地的手续。回印尼很难,但在马来西亚的亲戚已搞好了进入马来西亚的必要手续,如顺利,年底前就成行。我问,外边的日子是否比国内强?许工说,我们都不关心国内政治,老朋友面前就实说,太恐怖了。你想,国家主席都可以整成那样,普通人又如何保证?没有这种保证,法律的保证,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了。人不是蚂蚁,不是说饿不死就心满意足的。后半生不想在这种毫无自由可言的环境下度过,还是出去好。
     他又说,我们都是回国后上的大学,也为国家做了十多年贡献,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良心。他苦笑着说:“当年回国,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时就可以去马来西亚,不肯去。现在却费尽气力过去,真是一言难尽。”说着也就自然地转入毛去世后的事情上去了。我认为,毛去世后这种局面会缓解一些。他问理由何在?我答,很简单,没人可以具备毛的威望,也就不能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民应有的权利。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天安门事件就说明人民已经开始反抗。许工夫人慌忙打岔,说:“老大,好了,别再讨论下去了,惹出麻烦来我们的力气就全白费了。”这时我注意到,她在我们来到后就把黑白电视机调大了音量。许工解嘲说,很对不起,我爱人现在胆子很小,吓怕了,生怕大祸临头。我很愿意和你们讨论这些问题,人嘛,总不能没有思想,但现在却不能有思想。这也是我们决心离开的主要原因。聊了会,我们告辞。
     第二天焦老伯回来,他57年险些成右派,以后就不谈国事了。他除了与我谈论围棋之外,至多偶尔谈一些30年代在美国读书的事。这次,打开收音机之后,摆好棋盘,低声问我,毛之后中国会怎样?然后投子。我笑起来:“焦伯伯,这么多年您第一次谈政治。”他道:四毛回来说,你讲“换药不换汤”,我感觉这话里面有文章。我反问,您觉得华国锋能坐多久?他道,当然是他当头,毛主席定的嘛!我说,那得看他的能耐,从宣传上看,毛只是为了平衡,强拉他的。如果江青把他拉过去,中国就打内战。如果拉不过去,叶剑英这批老将,手中有军队,他也许会成代言人。你看他这几天讲话,最怕邓小平出山,一个劲的继续批邓。不管谁上台,都会维护共产党的江山,否则他自己的权力就不存在了。不可能有大变化,这就是换药不换汤。至多不搞运动了,因为除了毛主席本人,没人具有把运动搞下去的威望。他说,只要没有运动了,那就好。这种运动,千万不要再搞了。于是下棋。
     在郑州的几天里,原来一块插队的朋友们陆续见过。他们招工以后,基本上忙于恋爱结婚,有的生了孩子,属于混日子之类了。毛泽东的死,似乎吊起一些关心政治的念头。因为这毕竟关系到他们未来生活会如何。我发现,没有哪个感到什么悲痛,反倒都觉得解脱。插友们告诉我,单位上都通知了,追悼会那天不许请假,也不准迟到。还不能穿黑、白色以外的任何衣服。女同志不许穿裙子。等等。毛二不知听到什么消息说,不用再下乡插队了。他感叹道:“嘿,他要是早走七八年多好,咱也不用下乡了。”这个人群都是狂热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看来武汉那位仁兄说的,“都给贫下中农教坏了”,有点道理。只是,这个“坏”当另行理解。
     还说到一个小道消息:许世友在人大会堂告别遗体时遇到江青,告诉她,毛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毛主席不在了我决不会让你了!这传说很让人解气,老百姓确实恨死江青了,周恩来死时,她不脱帽子,电视机前就有不少人骂出声来。须知,那时看电视还是集体行动,即使谁家有电视,左邻右舍都聚集来看的。还传说她与唐纳的种种流言,以及周总理下令全部买回她与美国记者的谈话记录那本书。关于电影《创业》、《园丁之歌》,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人们听说后都要互相转告,高兴得很。唯一不解的是:既然毛批评她如此之多,何以她却不降反升?别人是只消毛半点批评,马上垮台!一句话,用怨声载道来形容毛去世前后的民意,是决不夸张的。
     郑州火车站旁正兴街一座新建好的过铁路地下通道,原定的通车典礼因毛逝世推延,17日夜,有人在新修的柏油路面上刷了大标语:“批邓不得人心!”18日上午我和宙宙骑车前往,只见围观不少人,标语早就用锯末盖上了,现场被封锁。据说那些刷标语的是开着汽车来的,且没有逃走,坐等被抓。我们看看就走了。那条“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大标语则比比皆是。官样文章依旧充斥报纸电台,调子唱得很高,却完全没有百里长街送总理那种发自内心的悲伤。追悼大会可谓哀荣备至,也明摆着是一种形式;主席台上一副副貌合神离的面孔,象是一幕滑稽剧。
     第二天,我回乡下,是读书和想问题的时间了。在信阳转汽车时,也见到了一批招工在信阳的插友。同样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一朝天子驾崩了,又一朝天子登了基。人们没理由不抱一线希望,希望新天子能比旧天子强些。可大老郭那席话却使人高兴不起来:“你看华国锋那眼,跟奸臣似的,没一点帝王相。这能行?”他居然会相面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批邓,还要把文革进行到底,这些都不是老百姓所期望的。
     回到乡下,农民们是不谈什么政治的。说的就是:怨不着水灾、地震,原来这些个大人物都要归天。大队部的干部们还不时扯扯,这时遇见永乐生产队的何生有与王某(日记里没记他的名字,现在更想不起来了)。他们都在做“义务工”,即干活不记工分的。原来是要开毛主席追悼大会前,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购买一个黑纱戴在胳膊上。老社员立即怨声载道,他们实在穷得拿不出这两角钱的,须知,那相当于他们几乎两天的全部劳动所得。何生有在买黑纱时大声说:“我买六个!奶奶的,全都戴上。这回总算是翻身了。”王某说:“什么解放,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干两三天一改善,现在改善个吊。”
     恰好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刘家楼在监督卖黑纱,于是他俩被大队专政队抓起来。因为两人都是贫农,公社指示留在大队专政队监督劳动。已经被批斗好几回了,平时便在大队干没任何报酬的活。我问何生有,干啥要说这些话?他道:“日他奶奶,谁个不说?不就是叫刘家楼听见了呗。”我又问他,要是坐劳改咋办?他道:“坐劳改比当老社员还强些。坐劳改孬好一个月还吃45斤粮食,老社员不就一天七大两哩。”于是我也无话可说。孟子云:“哀,莫大于心死。”多少人的心已经死了?
     这天,我正在大队部,同几个大队干部闲聊。在公社广播站干活的崔会友风风火火闯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北京抓住了四条大混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来了!华主席厉害,真厉害!能得很啊”“真的?”几个人齐声问道。落实了以后,刘文才会计一拳砸在桌子上:“你妈也,好!老黄!到围沟里打几条鱼,今晚喝两盅!”我确实没想到,这些农村干部也会如此激动。老黄笑刘文才:“你不是说华国锋是阿斗么?这回咋样?”刘文才耍赖:“俺没说过。你造谣!”笑呵呵的。
     酒到半酣,我问这位部队复员回来的会计:有多少年没有这么开心了?他想了一会,说从参军那次起。而大队民兵营长说,从成立互助组开始,就没有开心过。“说是斗地主分田地,你妈耶,庄稼还没收两茬,就搞互助组把田给收了。再就是合作社、高级社、公社,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及一年。这叫啥日子?俺们这些当干部的,孬好强些。老社员那日子,还不抵旧社会。打食堂关到现在,就没吃过饱饭”这营长算我的本家姐夫,抗美援朝复员回来,本来分配到铁路上,可他坚决要回家。我笑他,你要到铁路不就没事了吗?他急得叫起来:“俺们这,老祖辈起,吃不完用不完。比城里还强些。自打这公社一搞起来,全都揶熊!”“食堂关俺差一点饿死。要不是俺战友从信阳给俺寄了二十斤粮票,俺家里少说死一半人!在朝鲜俺救过他一命,瞧着这情况他觉着不妙,主动寄的。上头还把俺查了一通,说俺乱写信,干部职务也免掉了。末了‘搬石头’才恢复的。不信你问他几个。”大伙全都证实这事。酒壮人胆,接下去就成了诉苦会,全是那年饿死人的故事,崔会友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弄不清喝到几点,几个人全在大队部睡了。
  一个时代,到此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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