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片段
作者：江苏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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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生活片段
作者：江苏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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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生活片段
我下放的村处在圩区，有着“三年淹两头”的说法，几乎每到冬季都搞水利会战。句容河是秦淮河的主要干流，关系着江宁地区多个乡镇的安危，1971年夏季的洪涝，我们村就是重灾区，所以年底搞水利当然少不了我们大队。我们生产队地多劳力少，土方任务很重，男劳力全部上去也嫌少，知青一来是无家庭拖累，二来也算强劳力，当然少不了我们。我们也乐得上水利工地——吃饭有人烧，还管饱，太诱人了，当然也知道劳动强度大。 1971年12月中旬，我们就住到十里外的工地。我们住在一户农民让出的屋里，地上铺了厚厚的稻草，铺盖卷往上一放即是床了。那一冬是挖河兼加高圩堤。河两边早就打了坝，抽干了水，一个生产队分一段，留一土垛作为量方用，其他都将把土不断地从河床一层层揭掉，再挑到圩埂顶上铺开。开始河床高，圩埂低，我们是年轻人，都是挑着担子一路小跑，一直冲上去，愈往后，河床愈低，圩埂愈高，坡也愈来愈陡，只能“之”字型往上爬。河床先是黑土，再是蓝灰色土，到下面就是黄板土，又难挖，又重。每天清晨，六点半广播响就起床，梳洗整理，吃完早餐粥，七点就上工地。中午是干饭，烧青菜或萝卜，每天都吃得特别香也特别多。下午要到傍黑收工，每天至少挑担在八个半小时以上。每担土70斤左右，用泥篮（跟农民学编的，用一根树枝弯成马蹄形，两端镶进一根竹片或木条，形成一有框平面，中间用草绳结成很稀的网，再在两端和树枝中点系上麻绳拴到扁担上），装土不怕潮又好倒土。一般是一头两三块大泥伐，倒土时拎住任一根绳都倒得干干净净。几天下来肩膀疼得不行，会换肩也不成，歇下来火辣辣的，晚上一看，才知又红又肿。第二天空扁担挑子搁到肩上都觉得受不了，但还得挑，也不能哼，只有坚持。 人的可塑性很强，又是多少天熬下来，担子并未轻，疼痛反而减轻了。老乡们为消磨时间，还开开玩笑，打情骂俏，甚至说点黄段子，我们是女孩，又年轻，听得似懂非懂，从不插嘴，只有蔑视和羞涩，更注意听的是大喇叭里的广播，心里直羡慕广播员，还有就是盼望着早点休息，早点吃饭，早点收工。也许是我们太实在，太要强，每天挑的担数和每担土伐量从不少于农民，也许是我们不会用巧劲而硬拼，也许是我们承受的确实是超过自身体力的极限，每天穿着的棉袄总是在肩头和背上被汗浸湿，里面衣服当然是汗透。想脱了棉袄，肩头又磨得吃不消，只好敞着棉袄扣子挑担，休息时冷风一吹，身上汗蒸发带走热量，内衣冰凉地贴在身上难受。每晚内衣捂干，棉袄盖在身上，第二天也干了。就这样，棉袄上也不知有多少汗渍和白霜。半个月下来，工地上的知青几乎走得差不多。我们一家四个女知青一个是代课教师，一个是工地通讯员，只有我和K在连续每天的劳作。 元旦将至，公社要召开工地誓师大会，大概要知青代表发言表决心，大队长叫我写个发言稿交给他，也不记得胡诌了些什么，到开会的那天又还给我，我以为写得不符合要求，他说，一会你就上去念吧。我穿着母亲那件领、肩、袖口到处补着补丁的旧大襟棉袄（平时劳动都是它）上了台，发言用的是普通话，麦克风一出声，我只觉得没有了刚才别人发言时的叽叽喳喳声，台下特别静，只听见我通过大喇叭传出去的发言和少量回音，我突然觉得那声音特别脆，甜，响亮，好听，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好的嗓音…… 在那扭曲的年代里，我早就泯灭了年轻姑娘求美的欲望和对自身优点的自信，有的只是自卑，就像别人说我皮肤白和身材好，我却认为是说我与农民差距大。回到队里，大家说我发言真好听。回忆当时还念错了几个标准音，如最高指示的zhi我念成zi。第二天，公社秘书（当时公社主要工作是兴修水利，领导们都在工地）带信叫我到工地指挥部去一趟，去了就当上工地广播员。后来才知道，原广播员（也是女知青）因为与一农民谈恋爱未婚先孕败露（这种事在今天已不足为奇）,一直想换她,找不到替身，没想到这次发言就起用了我。她的不慎给我带来了意外机遇，我既为自己庆幸，又为她被顶替而不安。 我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每天６点不到就起床，打开扩大机预热，一边洗漱，打扫卫生，整理办公室，等到6：27分，准时打开扩大机，放“东方红”唱片。因为广播室在指挥部领导的房间里，播音员身后几米就是他们几个的床，我又不敢大声播音，怕吵醒他们，加上早晨起来未说过话，嗓子打不开，所以我想每天的开始语一定不是很好听的，只说几句就说“下面转播县广播站的节目”。白天的播音，我都尽可能满足领导和各大队通讯员的要求，有空闲就播放文艺节目（有不少薄膜唱片），因为我最知道工地上的社员们需要快乐和笑声。遇到通讯员送来的稿子语句不通、条理不顺的，我帮着改，遇到好的事迹我还整理发专稿，遇到停电（那是常有的事），我就回到生产队挑土，这些都得到大家好评。其实我想这点算什么，比起我天天辛苦挑担在工地已经快活死了，付出的体力也少多了。
二、我当大队的…… 水利会战结束，回到村里就是年终分红，忙年了。年后大队书记来到生产队，对队长说了什么。队长通知我到大队部去报到时说：“我不想让你去，少了一个好劳力，想想去是为你好。”我打心眼里感谢他，因为虽然还是在生产队结算工分，经济上没有好处可言，但不必天天下田吃苦了。 到了大队部，开始创办微生物室，那时我们县很多公社的大队都有微生物室。先搞“920”植物生长促进剂，后搞“5406菌肥”，又搞生物农药“青虫菌”。那是我第一次实践接触微生物概念，既新鲜，又好奇，我喜欢这些工作，做得极认真。通过看书，到公社咨询，我懂得了如何生产微生物产品。自己购来菌种，做培养基（土豆、琼脂烧化，过滤），消毒、接种、培养、发酵，当看到试管里培养基表面慢慢变白，土堆里逐步出现白色菌丝，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一份成就感油然而生。每个环节，我都特别细心，按照书本严格操作。我将制成的菌种扩大繁殖，再生产半成品，有的拿到田里试验，有的又组织生产队的农技员去扩大生产。一段时间，我们大队的微生物生产搞得红红火火，生产队农技员经常互相观摩和交流经验，我们的微生物室（共两人）得到公社表扬，外大队来参观学习。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总觉得，不下地干农活就该多干些事，不能闲着。在搞微生物的同时，又将大队广播站办起来，每天有点自办节目，如天气预报，有关通知，简单农事，有时还为农民在广播里读报，发现哪个村线路有问题，也及时检修；那时整个大队就一部只能与乡里通话的手摇电话机，还是三个大队一条线，都有暗号，分别摇一次、两次和三次，谁家有个特殊急事，我接了电话，还想法传到，大家特别感谢我；大队里有事，要写个公函，附近农民要给当兵的孩子写个信什么的，我又成了文书；有时公社来电话，大队干部不在，或大队里临时要开会，我又主动充当通讯员；公社干部下来，到吃饭时间有时就在大队部吃饭（大队没食堂），我又临时当炊事员（那时可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吃大喝）；大队有了碾米房（就在大队部隔壁），买了碾米机，农民排着队等，我既负责收钱开票，又替换着上机子碾米，每天满头满身是灰……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心里一直很愉快，因为大队需要我，农民欢迎我，我感到充实，也逐步摆脱了出身和文革的阴影，觉得一身轻松。
三、我当生产队长 至今不管在什么场合，知道了我在插队时当过生产队长，总会引起周围同志的异样目光，怀疑、惊奇、羡慕、敬佩都有。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如何，反正在南京乃至江苏农村，女同志当生产队长的是少之又少，女知青当队长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虽然我当队长时间不长，仅一年不到，但却让我刻骨铭心，吃的苦不堪回首，得到的锻炼终身受用，留下的遗憾永生难忘…… 那是1973年，公社要求大队整顿差队，我们大队成立了四人小组的“贫宣队”，一名副书记当队长，到本大队最差的生产队蹲点，可能要个有文化能写字的，叫我参加了。在贫宣队的日子里，我没有像其他人经常是待在屋子里或家里，而是天天下地和妇女们一块干活（本来就是干活的知青），在干活中了解了不少队里的情况。这个生产队30多户人家，300来亩田，有着多个大姓（农村里的宗族姓氏）组成，互不买账，宗族内外均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人心涣散，缺乏信心，多年来都是大队里排末位的生产队，队里常换队长，就是搞不好。 几个月后，贫宣队要撤了，但队里的领导班子还是定不下来，没有合适人选。一次全生产队的社员会上，不知谁说了一句，“不如叫知青当”，立时炸开了锅，“从来没有女人当队长”“不能让外姓当家”“知青不懂生产”“知青是属鸽子的，到时就飞走”（这话倒兑现了）……我也愣住了，我从来就没想过当队长，但又不愿别人诋毁我。我当时只觉得脸上发烧。大队找我谈话，真叫我当了队长——也许是实在找不出人，让我充个数算完成任务；也许是觉得我还不错，有人提名提醒了他们；也许是已经将我当作培养对象……这些我都不得而知。 当了生产队长后，我每天白天与农民一样干活，人家出八分力，我要出十分劲，晚上虽然很累，还得走东家，串西家，一是增进互相了解，解决一些矛盾，二是请教、商量农事安排。回到住处再仔细考虑次日工作，有时自己还写点什么。我们一起生活的四个知青已一个上了大学、一个进了社办厂、一个病退回城，就我还吃住在知青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时间概念，记得有几次，我太累了，晚上趴在桌上就睡着了，醒来已是天亮；还有两次怕自己睡过了头，天没亮就起来了，为此父亲将他的一只老旧了的苏联表给了我。因为当了队长，下工走在后面，上工走在前面，一个人实在没有条件烧饭了，我便在一家（一个自然村，不是我们队的）搭伙，交米，交油，另给点菜钱，自留地也让给他们家种。这是一个四个孩子的家庭，家境也不好，但女人残疾在家，有时间做饭。当年农村的卫生状况可想而知，我也算能忍的了，但他们家的蟑螂令我今天想起来也感到恶心。平时早晨吃泡饭，我总觉得有什么气味，但因在人家家搭伙，也不好意思说，一次我起得早，去烧早饭（夏季),锅盖一揭，四面都是黑乎乎的蟑螂悉悉簌簌往上爬，大的小的、肥的瘦的，几十只四散，我浑身顿起鸡皮疙瘩，饭里面的蟑螂屎都拣不干净，他们司空见惯，说不碍事，难怪烧好后的泡饭，吃起来都有浓浓的异味。为了有力气劳动，我强忍着每天吃两大碗，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倒也没病喔！）。 在当队长期间，我比较得意的是搞简单的定额劳动制和以身作则。村里离生产队的田远的有四五里路，每次春季挑肥料下地，大家都等着一道走，窝工严重。于是和队委商量，规定每人一天完成多少担，挑完就可回家。后发现有人偷工减料钻空子，只图担数，跑得快，担子轻，于是，又规定挑的重量，这样干的结果，大家都高兴，劳动时间短了，干完就可以回家。我们也高兴，完成的工作量反而多了。以后只要能够量化的劳动，我都逐步采取了这一做法。别的队看到，也跟着学起来。早春天气，春寒料峭，我们就开始拌草塘泥积肥（用稻草与塘泥、猪粪和在一起），一般用钉耙，我觉得效率太低，就卷起裤子，脱掉袜子，赤脚站到塘泥中将草、粪、泥踩到一起，不一会儿，脚冻得通红，但效率高得多，社员看到也不得不赤脚下去。在水稻抽穗时，发生了严重虫害，那时农药特别紧张，但便宜，仅百把元即可解决全队的用药，即使这样队里的钱都不够，我急坏了，一面写信请父亲帮忙托人买农药，一面悄悄将母亲让我买菜油（当时城里配给的油不够吃，农村可以买到议价菜油）的几十元钱拿出来才解了燃眉之急…… 我真的感谢下乡头几年给我的锻炼，使我该学会的农活都会了，且炼就了一副硬朗的身板，所以当队长时妇女能干的活儿，我一样不落下，只会比他们做得更多，他们服了；因为我与哪家都没有亲疏，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件事，他们接受我了；他们看到，每天晚上全村睡得最晚的是我，早晨来到队里最早的还是我，从接触中他们感到我有事与大家商量（不商量好多事我也不懂啊），没有私心，是真心想搞好生产队，认可了我。人的积极性一旦调动起来，真的会有巨大的力量。社员不断提出好的建议和意见，人心齐了，大伙说：搞不好倒霉的还是我们，有个好队长不易啊，一起干吧。那年，我们为公社和大队提供了多次生产现场，积的肥最多，早稻长得最好。别的队称奇：“大老爷们反而不如黄毛丫头了？”眼看着到7月中旬了，早稻快要收割，一阵风吹过，稻浪翻滚，飒飒作响，就像在挑逗着你，让你心花怒放。我每天走到田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那时才特别理解农民看到丰收时会心的笑容，觉得自己的付出是那么值得。 7月下旬，稻穗黄了，其他队都在抢收，我们队农民也催我抓紧，公社的技术员来了，说又要在我们队开一个夏收夏种现场会，要求熟一块，割一块，不要抢青，否则会影响产量。我在农民和技术员的两种意见犹豫中，听了技术员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连下几天暴雨，出现了严重内涝，整个圩里一片汪洋，我们队一半的稻子被淹了……我后悔，没有像那些老队长一样“抢”，我遗憾，到手的丰收泡了汤，我恨自己决策的无能，怨自己经验不足葬送了全队的丰收，浇灭了大家的希望……我欲哭无泪，焦急万分，叫上全队妇女像疯了一样一道去齐腰深的田里捞稻子（男同志在圩堤上），天上下着大雨，身上往外冒汗，一把把稻穗连拔带拽地传到高处，再挑到圩埂上，带回村里。这样好几天身上没有干的时候。当时我正是例假，根本也顾不上回避，天天泡在水里干，从田里上来，血水融在一起。妇女们都为我担心，不让我下水，怕我弄出病来，我哪里肯呢（也真感谢上天对我的保佑，什么病也没有落下）。 淹水结束后，尽管每个生产队都有损失，尽管谁也没有责怪我，反而安慰我说“天灾是没有办法的”，但我心灰意冷，我尝到靠天吃饭的苦恼，我觉得像失败的将军一样没有奔头，提不起精神……我想如果天气预报能准确报出这场暴雨的发生和持续时间、雨量，我们不睡觉也要赶在雨前抢稻子；如果我当初听从农民的经验之谈，早点动手收割，就会减少一些损失；如果……但已经没有如果……
四、我去上大学 就在我心灰意冷，没有目标，不知所措时，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又开始了。我心里想去，但不敢说。1972年招生是悄悄进行的，我们都不知道，全公社去了一个北京回乡知青（据说他亲戚是北京什么干部），1973年师范学院招生，我们这一家的Ｆ（已经在当代课老师）去了，我想哪能每年都让我们知青家去人上学呢？再说就是有也不一定轮到我，全大队有近20名知青，我们家还有Ｋ呢。谁知机遇青睐了我。一天大队书记找我，主动问，有没有去读书的想法，并说：今年你是最后一年（当年招生规定，要25周岁以下）。我立即说，“我去读农学院。”我是真的想读农学院，通过搞微生物，我觉得生物那么奇妙无穷，值得探讨，同时在农村呆了近六年，对农业生产需要知识、需要技术体会太深了，我愿意有了知识还回来服务，何况是他们让我获得深造的机会呢。但是到填志愿时，才发现没有农学院，倒有气象学院，对全县只招一人，我马上想到让我们丰收泡汤的那场未预报出的暴雨。“我要学气象预报”，我在心里说，于是毫不犹豫地填了第一志愿。后来在各级的考试中，无论是笔试还是农活（包括全县外语口试），我都得了最高分。当然那种考试不值得骄傲，我原本是省重点中学的67届高中生，一直有很好的理科基础，文科仅写了一篇插队总结，外语是因为第二志愿填报了师范外语才口试的。 接到通知书后，我在对大学的向往中以很快的速度办好了户、粮转移关系。离开前，我将自己稍微值钱一点的家当分别给了对我工作和生活帮助最大的人：煤油炉给了搭伙的那家，半导体给了帮我生产出主意最多的陈叔，衣物等给了我的妇女队长，她家四个孩子，生活最困难，生产也最卖力。我只肯到一家吃了送别饭，那是王妈妈家，一个独居的慈祥老太太，我在大队搞微生物时，经常去借东西。走时两个队（一个是插队的队，一个是当队长的队）的老乡都来送我，我只是呜呜地哭，什么话也说不出，内心的感情太复杂了……（那已经成了一个永远定格的场景）。 我去上大学，要由衷地感谢我们那里淳朴的老乡们的推荐，感谢大队和公社领导秉公办事（也有很多报名的竞争对象），没有人们想像中的拉关系、请客送礼或其他任何名堂，有的仅是自己遇到了好人、好机遇和好的领导。几年后我曾问起已经不在位的他们，为什么当年就执意推荐我，他们说，“就是不想让吃苦的再吃亏”，真让我心头一热。所以我始终认为自己去上大学是当之无愧的，后来的大学生活也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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