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禮平夠牛

    在「華夏知青」看到〈禮平訪談：只是當時已惘然——《晚霞消失的時候》與紅衛兵往事〉。第一印象就是：這個禮平夠牛！比如他說：「我應該是第一個拿起筆來描寫文革的人。」「我在新時期的文學大潮中應該是最早的起步者之一。」不知道他根據什麼下此斷言？

禮平訪談說到早期紅衛兵，很能吸睛。然而再找北島、王友琴、牟志京的相關文章，卻看到了有意思的差異：在禮平的自述中，早期北京城區紅衛兵似乎是扮演消防隊、維持會的角色，「絕對不許抄家，不許打人，不許武鬥」，保劉少奇，反江青。簡直一群先知先覺。在北島、牟志京、王友琴眼中，紅衛兵就是打砸搶，禮平更被指稱是「打手」，還在群眾大會上打崩牟志京一顆門牙。在王友琴調查紀錄中，禮平所在城區紅衛兵在血淋淋的紅八月中，打死人的戰果在全北京紅衛兵中最為豐碩。呵呵，真可謂一段歷史，各自表述。

禮平透露，鄧小平曾經用很不屑的語氣談到那時的傷痕文學，說它「哭哭啼啼，沒有出息。」因此，禮平堅稱「我的小說不是傷痕文學。誰說是我和誰急」。要是其他人這樣說（事實上也有人這樣說），我倒覺得每什麼大不了。蘿蔔青菜各有所愛。不過我總覺得，鄧、禮二人對傷痕文學的態度有貓膩。是誰造成這些傷痕，誰讓人們如此哭哭啼啼？四人幫？林彪？扯淡！還有誰？毛？乃至毛身後的什麼東東？喝喝，佛曰不可說。故此以為，鄧維護毛與鄙視傷痕文學當出自同一戰略思維。禮平呢？沒那麼大一碟菜，與其說是自命清高，不如說是出自血統優越感，是當年宣揚血統論的餘情未了。

禮平稱其《晚霞》的哲理思考主要得益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一付老馬正宗自居狀；偏偏他的同志不識貨，還歸之為「淫穢小說」，於是，禮平又一付報黨無門痛心疾首狀。

禮平稱至今無人能看懂《晚霞》，無人能理解其中的哲學思想，連掉進其陷阱的人都沒有，最多只能接近其陷阱。真夠牛！只有鳳姐的豪言壯語可媲美：「往前推三百年，往後推三百年，總共六百年沒有人超過我。」難怪採訪者獻上如此牛的馬屁：「高山仰止」（善意提醒：此為訃告常用語）。若從接收美學立場理解，其牛毫無意義：作者已死，讀者長存。作者要壟斷作品詮釋權？no way!

 

 

  也談該怎麼對待“文革”

                        ――對徐弘炯君文有感而發

    今天進網看到宣磊小弟(妹？)“關於文革博物館”的貼子，頗欣慰，年輕人沒漠視這段歷史，是好事啊！說來也慚愧，有關文革的原始資料我也沒保留多少，然而，對現今有關文革的一些討論我倒是蠻注意的，有機會也做一些剪報收集工作。看了宣磊的貼子，我便隨手翻歷來收集的剪報，發現一篇也是文革過來人的關於文革和文革博物館的文章，即徐弘炯在2000年9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言論”版發表的文章《該怎麼面對“文革”》。對徐文，我本來就甚感困惑，原想擬文做一番“商榷”，但因某些原因，這事兒就擱下了。今天宣磊的貼子，又一次挑起我的“商榷”欲，當然時間與空間都大不一樣了，況且徐弘炯君也不一定會到華知網悠轉，在徐君缺席的情況下跟人家“商榷”也委實有不道德之嫌。但“商榷”欲已被挑起，心中塊壘不吐不快，於是就算是借題發揮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吧，也權當是在個人的觀念思路方面給宣磊一些參考。當然，若徐弘炯君能進網看到拙貼而賜教，當是老例我莫大的榮耀。另外，我也衷心希望眾網友能撥冗參與討論，這畢竟是我們大家所共同面對的“過去”。相信在討論(甚至爭論)中能增進、加深或澄清、改變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種種理解與認識。

我跟徐君的分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日本侵華戰爭與文革的比較，以及由此引發的對文革的認識；二、關於文革博物館；三、歷史是否應該忘記？下面我依次對這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首先，徐君反對將日本侵華戰爭和文革相提並論，其申辨令我困惑。徐君認為，與“日本侵華是為了明確的目的和利益，明顯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不同，文革是“混亂中的悲劇，其結果違背了99%參與者的初衷”。按我的理解，徐君的意思是：文革沒有“明確的目的和利益”，也沒有“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只是大夥兒(99%參與者)在“混亂中”失誤造成的悲劇；因此徐君主張對文革應持寬容、甚至維護的態度，認為“就如母親對孩子兇狠，不能成為罪犯強姦這位母親的理由”。我的困惑是：(1)文革是不是悲劇？是不是對國家、民族、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的悲劇？若是，就跟日本侵華沒有質的區別(只是表現形式的不同)。(2)“違背了99%參與者的初衷”絕不可以做為寬容、維護文革的理由，相反，正因為有“99%”自作孽者(包括你我在內)的昏昏然參與制造這麼一場空前慘烈的悲劇，更應該對文革進行“(全民性)徹底的懺悔和反省”；對有預謀的策劃者，也無疑應該進行“徹底的清算”。(3)徐君顯然是將文革悲劇比喻為“母親對孩子兇狠”，而他所謂“罪犯強姦這位母親”似乎就是指對文革的指責與非難了。這樣的比喻實在是不倫不類。徐君所謂“孩子”，當是指文革中受害者，那麼“母親”指的是誰？是指國家？政府？中共？這些不也都是受害者嗎？是指某個(些)策劃者？這樣的人值得寬容、維護嗎？(在當今社會，這樣的母親，肯定會在保護婦女兒童法令下被起訴、提控、判刑。)其實，徐君既然說文革悲劇的造成與99%參與者有關，那麼，“母親”、“孩子”的界限就難以劃清了。而徐君將對文革的指責與非難(甚至清算)，說成是“罪犯強姦母親”，更是大謬！其次，在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問題上，徐君的態度和辨說也是令人困惑的。徐君拿美國作比較，辨說美國只建了越戰紀念碑，卻沒有博物館，因為紀念碑只是一個抽象的表意，“而博物館實物會把人們帶入血腥、帶進憤怒，從而可能危害到今天和明天的社會”。如果說美國政府是由於害怕美國人民通過“博物館實物”瞭解當年的錯誤(乃至罪行)而不設越戰博物館，那這種做法實不可取，應該批評，而不能做為中國也不建文革博物館的藉口。徐君認為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密切相關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建立網上的中國文革博物館，似乎別有用心；徐君還特意轉引了一個參觀者的話，表明他看過該文革博物館後，“對中國一下子變得痛恨起來”，大概就是以此說明博物館的確是會“把人們帶入血腥、帶進憤怒，從而可能危害到今天和明天的社會”。如果真是這樣，這個參觀者的感受是頗奇怪的：看了當年文革的悲劇，怎麼會對中國(顯然包括今天的中國)痛恨起來呢？就如同看了有關納粹德國或日本軍國主義的博物館後，也不應該對當今德國、日本“痛恨起來”，除非它們依然維護並奉行納粹或軍國主義。同理，除非當今的中國(政府與人民)依然維護並奉行文革的那一套，否則，一切思維正常的人在參觀了任何真正的文革博物館後，也決不會對當今中國“痛恨起來”，從而“危害到今天和明天的社會”。

此外，徐君對荷蘭人對二戰後受害者不感興趣的現象，似乎頗為認同；而對“忘記歷史，悲劇還會重演”的憂慮，則是不以為然。我的態度跟徐君恰恰相反，對荷蘭二戰後受害者的遭遇，我深感同情、深表遺憾；而我也同樣相信：忘記歷史，悲劇還會重演！徐君對“德國人的懺悔”也似乎很不以為然，作為對比，徐君強調“美國就是在隱瞞自己罪惡的同時，‘鼓起昂揚精神’獲得前進的力量和勇氣的”。對徐君這番贊許之詞，我唯能愕然。

最後，至於徐君用黑格爾“在純粹的光明中就像在純黑暗中一樣，看不清什麼東西”的話，破解“西方國家都不提本民族內部不光彩的過去”的“玄機”，我確實搞不懂二者的關係。在我看來，站在今天反省文革，如同置身光明審視黑暗，二者的反差對比，可令人的認識更為深刻。這個想法，跟黑格爾的話似乎更能沾上點邊兒。話說回來，“西方國家都不提本民族內部不光彩的過去”(其實西方的德國並非如此，東方的日本反可當如是觀)，我們就不該提了嗎？若真不該提，還不如用老祖宗的話來辯解(不必勞駕黑格爾)：家醜不可外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