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忆篇——

   我的长征

见网上有人谈起徒步串联,让我想起我的那段经历。

１９６６年秋，大串联开始了。学生们似乎可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只有北京是按百分之十的比例选出的赴京代表才能去的，我当然不够资格。

我的地理知识帮助了我，我开了去天津的介绍信，就顺利地到达北京。在北京住在陶然亭——游泳场的游泳池里，那是首都人民为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临时搭起的棚子，倘若不住在那住在亲戚家里，就安排不上主席的接见。

１１月３日，天安门广场山呼万岁的场景我想我的同龄人都记忆犹新，我要提的是在这次接见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号召红卫兵小将徒步串联，经风雨，见世面，大概也想减轻铁路客运的的压力。于是我匆忙赶回学校。

回到学校，学校已经大乱了。我成立了仅有我一人的组织，制了袖章，树了大旗，占了教室，招兵买马，拉起了长征队。

长征队的名字是“长征第一步”，寓意无外是宣言书、播种机、宣传队。路线选择从西安出发，北上延安，过黄河到山西大寨，再到西柏坡，再到北京后出关到大庆，称“明知北方冷，偏向北方行”，可谓很经典的路线。队员连上我就五人，提不起来的是五人的家庭出身——一个地主，两个富农，一个职员，最好的是中农。

我最长，那年才十八岁，我不能推却投到我麾下的任何一个人，再者除此他们再没出去的机会了.。在到省委接待站换过介绍信后，我就率队出发了。

时值初冬，西安到延安的路上常可见到我们这样的队伍——打着小旗，戴着袖章，背着背包，南下或北上。开始我们一天行五六十里，不久就能一天行七八十里了。

记起那时的日子，也单纯无忧，朝发夕宿，走到哪里都有接待站，有时凭拇指揞个手印就能吃饭。记得在河北，一日大雪，我们顶风在公路上走，一辆大轿车停下，司机招呼我们上车，我们很高兴地拒绝了。

也有很尴尬的事。如一天路上一队员捡了一只小狗，不忍见弃，带到接待站睡下后，夜半小狗吠吠不止，惹恼了邻舍的“小将”，冲进来，掼将出去，自觉得理屈，我未能保护它。在延安，睡石板炕，前半夜使劲添煤，后半夜炕面把人烙得把被子全垫在身下也不抵事。在河北的一个山路转角处，我们撞见也是步行串联的一对大学生在野合，我们臊得不行，人家却很从容。

在保定，我因跰胝感染，要动小手术，叫队员们先走了，约好某月某日几点在天安门广场见面，我未能走完全程。

我在北京第二次受到毛泽东的检阅，这是他最後一次，他乘着车。

大庆也没去成，中央又发布停止串联的通知。而此后我的串联补课才开始。

回到学校，我一打听，我才知我们是唯一走到北京的一支，其他最远不过只到了延安。

 

   记盗书

文革期间，我也有类似“打砸抢”的违法行为。

那是在学校里的最后日子，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成了逍遥派。我在学校还保留有一个铺位，终日无事，就想找些书看。一日听说有人从学校的图书馆能拿出书来，就和一个同学来到校图书馆。只见图书馆门窗早在文革一开始就用砖头砌死，没有打开的痕迹。我们想从隔壁房间的顶棚进入图书馆，费尽力气，拨开苇席，上去一看，隔墙的间隔一直砌到屋顶。十分沮丧地回到地面。但无意中在关门的时候，发现内开的屋门后面有一个大洞，通往隔壁的图书馆，我们笑话自己的空降计划，佩服打洞的鼹鼠这个洞口开得巧妙。

门窗砌死，没有光线，图书室里面黑洞洞的，我们凭借着火柴摸进隔壁。黑暗中只感觉脚下都是书，显然有人捷足先登了。我们用手在架子上摸书，薄的不要，只捡厚的，划火柴看一眼决定取舍，不要的就随手又扔在脚下。黑暗中，突然听到有动静，心里骤然紧张起来，黑暗不可怕，有人在黑暗里，令人恐惧。踩在书上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从来人打开的手电光中，我们认出是一个高我们一级的同学。“好书不多了。”他算给我们打了个招呼。于是彼此心照不宣地继续各自的行动。

我们还是挑了不少好书，我看了很久。这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的藏书全市中学里是数得上的，这得益于管图书的一个叫任宣尤的老师，记得他是北大或者是人大哲学系毕业的，没有家或者家在外地，他独自一人住在教学楼的一个楼梯间里，工作很敬业，馆藏书的选择当然很有品位。

以后又进去了几次，但感觉脚底的书越来越厚，好书几乎没有了。不久那个洞被补起来了，补不补意义不大，没有好书的图书馆再没人光顾。

临下乡前，校革委会出了个告示，动员公物还家，我将我拿的那些书还给了学校，记得总务主任说了一句让我欣慰的话：这些书到了你们这些高年级同学的手里才算保存下来了。

 

   赚一笔的感觉

对于我的生命空间和时间，我是很满足的，有时有赚一笔的感觉。因为有可能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我就可能死于非命。一个偶然的事件，我差点戴上“恶攻”（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之罪名的反革命帽子，今天想起来仍有些后怕。

那年夏天，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发起，谁也不知道这场革命的最终目的，我因为一张不足百字的“呼吁”大字报（内容仅是呼吁知道内情的人提供一些供批判的资料），被当时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定为“逆流”分子。

好在他们模范执行了不准“学生斗学生”的指示，我并没有被剥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

一天上午（下午？）的课间（当时的课就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组织的大批判课）休息期间，我百无聊赖走到教室黑板前，捡起一个粉笔头在黑板上乱画起来，我的素描还算可以的，几笔下来一支步枪画好了——枪杆子的潜意识表现？

画完我回到教室后排我的座位，与我身边的一位平常还谈得来的好友Ｙ君聊天。聊了一会，当Ｙ君注意到黑板上的枪杆子时，突然脸色紧张起来，问我，“黑……板上，那是谁……谁……画的？”Ｙ平常说话就有些结巴，此时就更结了。我随着他的目光往黑板上看去，我一下子明白他的意思了——黑板上画的枪，枪口斜对着挂在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这在教室后排看得特别明显。我心里也一下紧张起来，但仍然面不改色地说是我画的——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样子。他却不再理我，忙汇报给班文革小组、团支书等去了。我无奈地等待大祸临头，尽管我可以趁机擦去黑板上我的“罪证”——但是我选取了不作为，我不认为我有罪，由他们说去吧。

很快，先是班上的干部后来是学校的文革小组成员带着惊恐的面孔来到我们教室，接着那支枪被报纸糊了起来——保护现场。

我等待对我的处理，我心中支撑我的除了我心底的坦然——我没有有意去画那杆枪，再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因此我躲开那个现场，一个人到操场上打起了篮球。

当我再回到教室，我发现我的课桌上贴上了白纸黑字的对联，上联是：反党反团反革命，下联今天已记不清了，横额是“心是好的”——缘于我成为“逆流”分子后的自我检查。我一看就知是Ｙ君所为，他虽然出身不是很硬（好像是小商），但极力想成为左派，不择手段可能就伴其终生（８０年代他因车祸成为我们班最早去世的）。

“两条根本的原理”使我平安渡过这个非常事件，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黑板上的报纸揭了下来，我课桌上的对联，我刻意保存很长时间，我认为它足以见人心。

然而，事情并没过去。记得当文革筹作为“保守势力”与造反派论战时，此事又被提出作为“恶攻”事例成为射向造反派的炮弹，但此时文革筹的势力已是强弩之末，此事作为笑谈了。但假设文革筹又胜利了呢？此段历史不知又写成什么样子。

我能逃此大劫，一是我所在的学校处于郊区，乱得不利害；一是当时文革筹的领导是比较讲政策的，我印象中有一个全校唯一的学生党员叫王桂林的就比较有头脑；再就是我在班上的人缘比较好，左派右派都有朋友，是他们争取的对象，没这几条也很难想象我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