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推进离不开科学精神

            ——从李钟琴李悔之批雷锋说起

    日前博客中国刊载了李悔之先生推荐的李钟琴先生的文章《学雷锋，一起上演了近半个世纪的荒诞闹剧》。读完，始觉不是滋味，继而引发忧虑。虽然我素来敬重李悔之先生为推进民主法治所做的努力，敬佩他自我超越的道德勇气。李=悔之先生推荐李钟琴先生文章（以下简称李文）的目的是揭穿“谎言大国，”但读完李文，觉得该文以雷锋说事不能自圆其说，而整体上文风有失客观公正，显示出科学精神的缺失。

文章对雷锋日记存疑，理由有四点：一是不在日记中称自己为“雷锋同志“二是不会把日记写成”表忠书’，对此二点，笔者认为是作者缺乏常识，武断言之。日记是一种私密性最强的文体，它可以自由的改换人称（例如因为某种需要，故意把“我”写成他（她），自己和自己对话等）变换写法，书写自我。即使在那个个人话语空间十分逼仄的时代，人们为了预防不测，日记内容有所回避，有所装饰，使之模糊化，含蓄化，但它书写的仍是私人话语，。（否则。为什么不干脆去写大字报，表忠书？）写过日记的人都知道，在日记中称自己为某某同志，抒发对领袖的忠诚（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的态度），是很常见的。

三是雷锋看见一个老太太双手冻得通红，立刻摘下自己的手套给了她，作者认为那个老太太不会因为一副手套就感动得“含着热泪，不知说什么好”。须知那是1961年2月，国人尚处于大饥荒之中，贫入骨髓，这雪中送炭之举，怎不让人热泪盈眶！此说完全不顾历史条件，也违背了情理，有欲加之罪的嫌疑。

至于第二条理由，，作者从雷锋表态“党叫干啥就干啥，”推论出雷锋若活到文革，会去当红卫兵，打砸抢，且不说这推论是否合理，显而易见的是，此例不能作为作者对雷锋日记存疑的理由，犯了材料和观点不一致的逻辑错误。

作者还列举了雷锋1961年6月7日日记中的一些排比句，认为不是小学文化程度的雷锋能写出的，来质疑日记的真实性，首先应说明，雷锋是初中文化程度，并不一定就不能写出；再，他的日记中有些文字是从别的刊物上摘抄的，(这也是写日记中常有的现象)没有注明出处（例如著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但这也不能说明整本日记的不真实。

雷锋日记是否伪作？至少从作者列举的以上几点理由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笔者没有就此做过考证，但幼年时学雷峰，曾看过影印的雷锋日记手迹，似可说明其真实性，作者又提出雷锋四不可学的理由，指斥雷锋做好事有“进步欲”想“入党”“提干”，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求进步，是当时时代青年的共同特点，不这样做，就会被边缘化，失去发展空间。至于想入党提干（这当然包含了时代特点，可以具体法分析），发展自己就是“不可告人”，那当今青年考大学，考公务员，岂不都是“不可告人？”应当指出，尊重个人的发展权利，正是民主社会的特点之一。李文在这里不但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也让人隐约窥见了极左思潮的尾巴。

又，雷锋在指挥倒车时不幸出事，这是工作中的事故，怎么就成了玩忽职守？作者是否有点儿带大帽子？至于“小爬虫““不可告人”之类话语，更是显而易见的文革语言。

此问题就此打住吧，既然李文不能充分论证雷锋日记的不真实，那么一次论证整个事情是“谎言，”也就站不住脚。

雷锋和学雷锋运动距今已近五十年。重新评反思该人该事，正像反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反右，文革，60年代的大饥荒等）一样，当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这一切都应该遵循科学精神。私下认为，雷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是有重大的历史局限的，例如个人崇拜，愚忠，现代公民意识整体匮乏。但他对周围同胞的热情，对弱势者的同情和关心，（正因为此，文革中有人指责他不讲阶级斗争）助人为乐，济人为荣，甚至推衣衣人，推食食人，他钻研业务，勤奋好学的精神，都反映了民族的美德，他从整体上看是个好人。都值得人们纪念。被树为典型后，他宣讲过自己的事迹，但他没有整过人，没有害过人，至于时代局限，谁能逃脱呢？伽利略说，”任何人都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球是上拉起来“。他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一个22岁的青年。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客观，也应该赋予人性的温暖。

至于毛泽东看重他的虔诚，号召向他学习，林彪揣摩毛泽东的心思，把他的精神归纳为读书，听话，做好战士，利用他推行个人崇拜，那是统治者的伎俩，可以从另一角度反思。但即使这样，善良的人们在学雷锋的运动中，并没有完全去迎合统治治者的意图，而更多的是把雷锋看做好人，善人，雷锋精神主要的是作为一种助人为乐的精神被传扬的，这些，都需要客观细致的分析，而不宜”为赋新诗强说愁“，率性的去持极端之论。

本文不想深入讨论事情本身。感到忧虑的是原文中反映出来的非理性，不科学，欠客观，少公正的态度。扭曲事实，妄下结论，立论偏激，带大帽子，不讲逻辑的作风。恕我直言，二位李先生在这里反映的思维方式，论战手法，使我想起当年的红卫兵的做派！更可怕的是，两位李先生都是致力于推进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且，这种现象，甚至在一些名博的文章中也见端倪。

这不奇怪，正和雷锋不能摆脱他的历史局限一样，从那个时代走来的我们（我说’我们”，首先包含笔者自己），也不可避免地上了那个时代的胎记。极权的统治是那样的强大，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它紧闭国门，排斥普世价值，否定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传统，他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强行灌输到每一个领域，根须也深入到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每一寸生活都曾被格式化，以至于今天，当我们终于清醒，向他开战的时候，使用的思想方法，语言方式，也常常会不由自主又驾轻就熟的操起那耳熟能详的那旧一套,冷不丁的你就会从自己后面拽出那条毛茸茸的尾巴。所以，在我们这里。民主的进程是这样艰难，而极力推进民主的人们，也面临着艰难地从自己的血肉中不断清除反科学不理性等专制的意识的根须的任务。

从历史上看，极权的肆虐，往往伴随着反科学反常识的浊浪翻滚。大跃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谁相信区区60平方丈的土地上，能产出十三万斤粮食？可声名显赫的泰斗级科学家都被裹挟了去为之造势；谁会相信，共和国的主席，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可数千万红卫兵就是跟着摇旗呐喊，毫不犹豫的为暴君去拼，去打，甚至去死……几亿人的民族，只有几颗清醒的的头颅。淫威之下，谎言被打扮成美丽的仙女，常识和理性都在革命的名义下被颠覆，荒谬和狂热成了不可一世的潮流，整个民族都被绑架了。

假如在那时候，你，我，他，国民的主体都能坚守常识，保持理性，恪守科学精神，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因此，批判专制，推进民主，就伴随着对一切非理性行为的摒弃，对科学精神的大力弘扬。而这，应当从以国事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自己首先做起。因为，集权的意识形态曾是那样强大，对国民的浸淫是那样久远，当我们看到地狱一般的毛时代被人美化成天堂的时候，当一些不谙世事的青年又被裹进民族主义，或又开始新的青天崇拜的时候，我们理应要求自己做得好些，更好些，理性，更理性。只有尊重事实，讲求逻辑，客观，公正，宽容理性的科学精神能够帮助我们走上前面的路。假如我们情急之下，不知不觉之中，奋力推进民主的时候，却顺手拿起的是违背科学精神的“传统”武器，事情是否有可能变成一场混战？李悔之先生的这篇荐文之后，反对的点击率那样高，我想并非“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据说，胡适先生在北大任教的时候，以他那样的泰斗身份，凡和学生谈话，打交道，一律称对方“先生”。这是怎样的风范！试想，这样熏陶出来的学生，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会不懂得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吗？

当温总理沉重的说到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100年的时候，谁不感到国事维艰，任重道远！一直很尊重博客中国的这批民主知识分子。因为尊重，故而期待。期待他们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率先弘扬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理性的态度，因为这也是批判专制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年纪大一些的人们，还面对着许多不谙世事的青年，他们还没有机会完整地认识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