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之殇——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台湾大爷
作者：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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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之殇——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台湾大爷
作者：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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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之殇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台湾大爷
1976年文化大革命寿终正寝，父亲满怀希望回京申诉，在公安局的招待所住了一个月后，得到了十分明确的答复，文革前的反革命不在平反之列。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彻底批判了“两个凡是”以后，才得以平反。 父亲从来不愿说起挨整的事，直到十几年前北京日报上的一条讣告。 这个人死了。 谁？ 当初就是他把我打成的反革命。 我一向孤陋寡闻，只知阳间等级森严，不晓得阴间也要分出个三六九等，不是什么人都有上北京大报的殊荣。他整人他升官他享福，没想到，上帝是公平的，把整人的人的寿命给了挨整的人，他早早地跑到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麾下继续搞阶级斗争去了。 我多么希望听到一个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然而没有。没有人给我父亲道歉，为我父亲平反他都极不情愿。 父母从乡下回京落户后不久，街道转来一封信，是父亲解放前的一位世交，现居住在美国的周姐姐托人辗转送来的。“周姐姐”年事已高，她的先生曾是国民党的要员，幸亏我们家住在四川会馆这个大杂院里几十年不曾搬家，否则在北京城里大海捞针，想找一个人还难呢。谁也没想到，信是二大爷，父亲在台湾的亲哥哥写来的。 文革过去没几年，中国人一改家风，不像过去，谁家有个外国亲戚，藏着掖着唯恐让人知道。改革开放了，人们以有个国外的亲戚为荣，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港澳台的也好。 79年的时候中国人真穷不是假穷，几十户人家的大院里只有一家有电视，我们家更不用说。文革中我们家八口人，除了大姐二姐参加了工作，老祖母年龄太大侥幸躲过了一劫，其余五口悉数离开北京到农村去修理地球。平反回京了，家里人没房的没房，没工作的没工作，我弟弟一家三口回京落不了户，更惨的是他既不属于知青也不属于被平反人员，没工作没工资没住房没学历没技术没户口到是真。我干脆不敢回京起这个哄，乖乖地留在草原工作。 资料显示我国文革期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前苏联的做法如出一辙。不过，斯大林与他的学生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恐怕要甘拜下风了。苏共当局不顾数百万政治犯身陷囹圄，连他们的亲属也不放过，全家全家的放逐到西伯利亚。文革时期受迫害的人数不胜数，如再加上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恐怕是个永远无人打破的吉尼斯世界记录。看过许多文革反右三年大灾荒的故事后突然醒悟，我们家不是最倒霉的，比起那些枪毙的活埋的烧死的淹死的乱棍打死的上吊死的喝药死的全家死绝了的，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 文革过后，从外面来人就意味着美钞外汇卷日立彩电东芝冰箱飞利普剃须刀还有许多国内难买到的紧俏货。 解放前，父亲和他的二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二哥在西安参加了国民党的电台培训班，当了国民党兵，随国民党撤到了台湾，从此沓无音信。父亲跟着地下党，风里来雨里去，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直到北平解放。北平解放了，这些久经考验训练有素的地下工作者摇身一变，成了公安战线的主力军。 父亲那时年轻气盛，近一米八的个子，瘦溜的身材，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云集的歌厅舞会，说他风流倜傥也不为过。刚刚解放的北平城内，国民党特务组织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很快一个个落网，父亲屡立战功，但他不会说谎，把二哥去了台湾一事一字不落地对组织说明了。主要因为这一条罪状，父亲很快被清洗出公安队伍，三年困难时期又被打成反革命，让我们一家堕入了无底深渊。 父亲年轻的时候披肝沥胆，入狼窟虎穴，是地下党的得力干将，是公安战线优秀的侦察员（政治侦察员），俗称间谍或反间谍人员。可是他的虔诚无法赢得党的信任，无法绕过英明领袖一手遮天为每个人安排的金光大道，他没想到最不情愿看到的是，因为他的不幸连累了我们家所有的人。 接到台湾来信那年，我奶奶年近九旬。她老人家年轻时丧夫，孤身一人含辛茹苦，把几个孩子抚养成人。二儿子上了台湾，生死未卜；小儿子好歹是个在公安局吃官饭的，文革中又死于非命；指望老三养老送终，这不争气的儿子先是被打成了反革命，工作工资全无，文革中一家四口又被轰回了四川原籍，在荒山野岭险峻的大山中，没吃没住没钱没粮食没地位没能耐，被人看不起，贫病交加，好似永无出头之日。 操劳了一生惊吓了一生的老祖母，从不敢流露出半点对亲生儿子的思念。也许她认为那个儿子早死了，也许她始终记得只要说出有一个儿子在台湾当特务，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二大爷与我们家取得了联系可谓是双喜临门。先是父亲平反回京，晚年总归有了保障，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生命复活了。他用几十年的苦难，终于证明了自己：他是人民的公安战士，而不是什么“反革命”。 1987年的夏天酷热难挡，老祖母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吃不喝，送到医院检查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几度病危，老祖母竟奇迹般地转危为安。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感叹一个九十高龄的老人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她享受了儿子寄来的美元和冰箱彩电，她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了，她要等待的是儿子。 二大爷与我父亲通了信之后，马上寄来数额不菲的美元。 父亲1960年被打成反革命，工厂毫不犹豫迅速地将他除名送去劳改，丈夫不是人，母亲的颜面扫地，在这个多半是聋子瞎子的福利厂里也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得辞职回家。说到平反，福利厂早找不到了，父亲没有一个单位落脚，退休时就算劳改局的工人。补发了几千块钱，虽然与他前半生遭遇的苦难不成正比，可也让一家人感恩不尽。 父亲退休后正赶上国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幸亏当年的老上级健在，能证明他是解放前的地下党，按规定解放前参加革命可以定为离休，他曾经魂牵梦萦战斗过的公安某处早升格为安全局，上级就把他离休的关系落在了安全局。 父亲离休后的工资一涨再涨，听说有规定，离休干部的工资最低比照科级，虽然父亲对曾经的徒弟们早成了高官一度耿耿于怀，可想想受过的罪，看看那些曾经威风凛凛的工人老大哥，也就很知足了。落实政策分了套房，地理位置不错，在陶然亭公园附近（或者说是在原第二监狱的边上）一栋旧的不能再旧的破旧楼房，五十多平米，在四楼还没有电梯。父亲听说老干部应不少于七十多平米，去询问，人家说你家的平房也要算面积，加起来就超了，所以不能补。人家公安说的没错，我家的旧平房确是我父亲的名字，可是人家才不管你当初多少人受牵连，多少人被轰被插队至今没房子。 好吧，不能补就不能补吧。父亲再也不去找领导的麻烦，整个公安系统很可能就我父亲一人住房面积不是超标而是缩水。父亲不会求人，不会撒泼，不会撒谎。如果会撒谎，就不会有一生的磨难，就会升官发财坐汽车，如果文革中昧着良心说老局长是叛徒，也不会轰到乡下，在党给予的一次次考验面前，我父亲选择了不撒谎。他至今坚持不让别人用他的名字开药，占公家的便宜，离休干部最好的待遇莫过于公费医疗。 在北京，普通职工的医疗保险一年最多支付十七万，也就是说不管你得了什么重病，只要支给你十七万，这一年就不会再给予报销。还有住院、门诊的起付线，按比例报销等许多清规戒律，一旦生病，患者负担不轻。离休干部没有起付线，全额报销，没有封顶线，从理论上讲看病不论花了多少钱都可以报销。 有人说老干部不知足，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不错，过去他们住牛棚，现在住上了房子；过去是劳改对象，如今算国家干部。 但是，谁愿意自己试试放弃那些高科技的侦听设备，为了信仰几天几夜站在冰冷的河水里；为了送情报，冲进枪林弹雨之中；为了党的胜利，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甘当卧底。谁愿意自己试试战功卓著却被送进牢狱；平白无故被五花大绑批斗；连累一家人几十年如一日吃不饱穿不暖忍饥挨饿朝不保夕。 “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殷秀梅甜美的歌声绕梁三尺余音不绝。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您不觉得对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兵们（绝非高官和现役）亏歉点什么吗？当这些风烛残年的老兵们统统走光了的时候，您不会痛哭失声后悔不迭，子欲养而亲不在，抑或是，上哪儿再找这样忠心耿耿的一代人！ 父亲一生挨整吓破了胆，但他不撒谎。虽然五几年就离开了公安战线，几十年后仍旧牢记党的纪律，赶紧找到当初地下党的老上级，现今的老局长，如实认真地汇报了二大爷的情况。领导们特意派人来家探访，叮嘱不要泄露国家机密，做好统战工作云云。我们私下里暗自发笑，父亲在骨子里一直认为自己是共党的老间谍，莫非还真知道一些党和国家的机密不成？ 父亲老了，要是早几年，他会不会还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趁着访亲问友的机会到台湾，打入敌人内部，为解放台湾再拼一把老命。 从69年到79年，父亲一人在四川大山中整整生活了十年。 一家四口刚到四川，借住一间八面漏风的农民房，上面住人下面是猪圈，屋里冒烟咕咚，熏得人受不了饭却煮不熟。过了些日子，亲戚朋友都熟了，有人教烧柴火做饭，有人领着我十六岁的弟弟上几十里外的高山上砍柴，有人教种地，也有人教他一项更重要的生存本领：偷。偷菜偷柴偷红薯偷粮食偷猪肉，只要能到手。 一家人的生存全靠至亲好友邮寄全国粮票，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每人每月定量不过二十几斤，给别人粮票自己就得饿肚子。四个大活人每月要上百斤的粮票，又有几人肯为别人饿肚子呢。 做饭没粮食，炒菜没油，十四岁的妹妹疾病缠身。望不到头的困苦使母亲心灰意冷，不断地埋怨父亲。母亲生在山西的大户人家，自从嫁给了我父亲，好日子没过几天，担惊受怕成了家常便饭。抗战时期，唯恐父亲被凶神恶煞的日本鬼子抓去杀头。临解放又怕残暴的国民党给抓了去蹲牢、正法。好容易盼来了当家作主，没几年的功夫又成了这样。 翦伯赞夫妻文革初挨批挨斗轰出家门，却能唉声叹气忍辱负重苟且偷安，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特别恩准他们住回了自己的家，好吃好喝好招待，有专人为他们站岗，夫妻俩却双双自杀身亡。还有大翻译家傅雷，不就是批了你斗了你污辱了你吗，干吗两口子想不开，同时“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结束自己的生命？ 绝望，他们都源于精神上的绝望。何况我母亲那时不但在精神上，在物质上也彻底地陷入了绝望。 1960年一家人陷入绝境母亲没想到死，为了一家八口人她豁出去脸面外出找临时工，没白没夜地加工纸盒，急需钱的时候就去卖血。如今在酉阳老家，出门见山，农民祖祖辈辈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耕作一年要缺半年粮，四口人，手无分文，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恐怕永远走不出偏僻荒凉的大山。贫穷与疾病是双生子，小妹数度病危，据说有一次拉了一脸盆的蛔虫。在母亲几度自杀未果后，为了度命，我把母亲和弟弟妹妹从四川接到了草原谋生，将就着一家人没在贫困中饿死冻死急死。 父亲同父异母的大哥一直生活在当地，尽管听说他大学毕业却一生郁郁不得志，但好歹挣着工资，十年之中却从没给过我父亲一粒米，一把柴，唯恐与反革命兄弟划不清界限，从来不登他的门，哪怕是装模作样在精神上表示慰问一下。 住在成都另一同父异母的胞兄，我们称为德骝大爷，自从我们家倒霉以后，一直力所能及地给予我们一些帮助，其实那时的人都很穷，能帮什么呢，一句问候的话也会让人感到温暖，后来他拼命地攒粮票，五斤十斤一直不间断地邮给我父亲。 那是怎样的十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二十年）啊，一年年望一年年盼，一天不如一天，望眼欲穿，不知何时是个头。后来我们已经绝望了，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不想回城的美事，也不想挣工资的美差，什么都成了奢望。我娶了个农村姑娘，总算没打光棍；母亲又着急地托人张落，好歹给弟弟也找了个农村人，娶妻生子，在草原上扎了根。找农村媳妇的后遗症多年后显现了出来，北京知青结婚后一方是当地人的回不了北京，何况我弟弟连知青都不算。 家里有了冰箱彩电外汇，父亲不用再到外面打工补贴家用。1987年台湾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二大爷第一个报了名。四十年的骨肉分离，真是少小离家老大还，年愈花甲的大爷早已是满头白发。那一天，我们一家人含泪激动地望着母子俩四十年后的重逢。大爷磕过头后，老祖母拉着他说话，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没娶太太。老祖母头脑异常的清楚，她望着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眼泪已经流不出来了。 二大爷精神矍铄略显削瘦，我们惊叹他与我们冷家人长的如此的相像。说他长的像我父亲，不如说我就是他年轻时的翻版，或者说他把我老了以后的模样提前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父亲高我半头，年轻时要比我魁梧多了。我与二大爷一般高，身条体重惊人的相似，连爱好习惯也别无二至。他不抽烟喝酒不打麻将，我也如是。他喜欢音乐，我从小对音乐情有独钟。他爱好体育，喜欢打球，更是与我不谋而合。后来说起他十七岁离开的北京，离开的家，竟然让我目瞪口呆，天下还有如此的巧合——我也是十七岁远离北京远离亲人去内蒙草原插的队。 文前的相片是台湾大爷六十年代照的，二大爷神采奕奕，置身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树林里。另一张是我八十年代的留影，那时的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堪称风光无限，插队时家徒四壁，如今站在没膝的草丛中，终于成了身后这偌大一群牛的统帅。 二大爷在北京的日子里，老祖母与他天天聊过去的事情。解放以前住在什么三眼井啊，东四啊，鼓楼啊，家中的亲朋好友后来的命运如何啦，说到伤心处，母子俩一块落泪。四十年，那是怎样折磨人的四十年啊。那一年冬天，奶奶格外的精神，多少年来一直沉默寡言的老人对几十年前的事竟然记忆犹新，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二大爷要去祭奠早已故去的父亲。我依稀记得童年时每年的秋天，老祖母都要拉着我的手，到德胜门外北太平庄一带祖父的坟地上扫墓。墓地宽敞讲究，据说当年占地好几亩。中间是高高大大的坟堆，前面一个大石碑，左右两大排松柏像是排列整齐的卫兵，树林内外种满了庄稼。解放前的看坟人依旧住在这里，是一家朴实忠厚的农民。老祖母拿不出工钱，人家却客客气气地说没关系，我们会给您看好。老祖母每年去扫墓，顺便拜访感谢人家，有时送包点心，有时是一两瓶酒。记得看坟人院里有棵枣树，每次去人家都要摘几颗枣子送给我。六十年代国家征用土地盖楼，我跟着老祖母一起去迁坟，许多工人吊起了一口硕大的黑漆棺材，几十年过去了，棺材完好如初。老祖母紧紧攥着我的手在一旁垂泪。我胳膊上戴着队长符号，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疑惑地望着奶奶。 我体会不到老祖母紧紧拉着我的手时的心情。如今，当我紧紧拉着小孙女的手时，我才感到，一位老人对孙男弟女的爱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我爷爷是清朝末年张之洞从四川选派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从日本陆军学校毕业，清末民初也曾显赫一时。他在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遭遇伏兵，不幸身亡，死时不过三十几岁。 那年迁坟后，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家人轰走的轰走，插队的插队，各奔东西，郊外安葬爷爷的墓地不知何时被夷为平地，后来再也找不到一点线索了。 父亲对二哥说自己是一名工人，现在已经退休。至于如何挨整，如何轰回了乡下，几十年的坎坷经历闭口不谈。那些年国门刚刚打开，一名台湾人的到来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二大爷对自己的经历也是轻描淡写，更引起了父亲的怀疑。他以侦察员敏锐的目光察言观色后，不安地猜测说，估计二大爷不是中统军统也得是国防部情报局一类的特工人员。 一个是共产党的侦察兵，一个是国民党的大军官，亲兄弟俩貌合神离，惴惴不安。 毕竟是亲兄弟，后来二大爷看到父亲疑心重重，详细地对他说起了到台湾后的变化。当年在军队时学的是电台发报，后来因为军队大裁员，他以校级军衔六几年转行到一家印刷厂当了高级职员。二大爷简单扼要地说了他的履历，闭口不谈为什么不娶妻生子。文革初期，二大爷的照片是我亲手烧毁的，我清楚地记得穿着国民党军服戴着大盖帽的二大爷是何等的英俊孔武。 父亲对自己的身份讳莫如深，早嘱咐了家里人不要说漏嘴，连老祖母也没泄露出一个字。其实老祖母只记得他一直挨整，不是打成了反革命就是成了劳改犯，从来没把他当成什么无比荣耀的公安战士。 二大爷不愿意去我叔叔，也就是他的亲弟弟家。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我那刁钻刻薄毫无人性的婶子百般虐待老人，先是不给赡养费让老人住到她家，短短的一个月，老祖母忍气吞声忍饥挨饿，实在受不了她的虐待，又回到了我家。我们家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她竟要把每月十五元的赡养费减到十元。 九十多岁的老祖母把这些事一一告诉了她的儿子。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婶子听说台湾的哥哥要来，一直在做美梦，金戒指金项链彩电冰箱或是美元港币。等了数天未到，请了数次还是没来。婶子让刚刚结了婚的儿子儿媳找上门，几乎是强行架着二大爷上他们家吃了顿饭。 她哭诉道，那死鬼一走，我们孤儿寡母过的什么日子呀，这个死鬼坑死人了。饭也吃了，苦也诉了，话里话外就想要钱。二大爷临走从兜里掏出了一百美元，当时差点让贪心的婶子背过气去。她心说，您一个海外的大富翁，一出手怎么也得万八千的……她想起我父亲一再叮嘱不要透露他的身份，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暴料道：你知道他三大爷是干什么的吗？我们那死鬼是公安局的，他也是公安局的！ 回来后，着实让我们家紧张了一段日子。那一刻我们感觉国共斗争了几十年，这分歧一直延伸到了我们家。 好在二大爷没太较真，回来后听我父亲简单地解释了一下。父亲搪塞说他是在公安局领导下的一个工厂里上班。其实这话一点不假，只不过那是个劳改工厂，我父亲是个劳改犯。二大爷虽然当时没说什么，可是后来在来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满：原来我是在替共产党养活你们一家。 不知老祖母是不是几十年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终于放下了心，她在第二年的夏天以九十有五的高龄无疾而终。 说归说，二大爷的汇款还是源源不断，从根子上扭转了我们家这么多年来的贫穷危机。 二大爷再来北京是1990年，那年我们一家也从内蒙草原迁回了北京，当我们夫妻俩走下火车的时候，没想到二大爷亲自来接站，他把一枚金戒指戴在我媳妇的手上，算是给未曾谋过面的儿媳的礼物。 深夜，躺在老祖母睡过的床上，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她的呼唤：明儿，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我从草原回到北京，没房住，在郊区一直租住农民的平房。一位远房表亲大爷听说了我的情况，好心好意要帮忙。这老爷子回忆起过去的事情说，那时候你爷爷家有一百多间房子呢，就在鼓楼，挨着段起瑞，我们家穷在北京没房住还借住过一间呢。老人可能想起了我爷爷的种种好处，知恩图报，一定要让在郊区的儿子把自己小院里的一间小偏厦子无偿地借给我们住。房子看过了没住成，人家儿媳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怕我们不给房租赖着不走，找辙把我们打发了。 时光荏苒，回到北京转眼快十年了，我们惦念着二大爷，他更惦记着我们。我曾写信劝他回到北京长期居住，他说不习惯，台湾温暖潮湿，已经受不了北京的寒冷和干燥。说话他就要到八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写信又不敢深说，怕亲戚朋友说我财迷心窍惦记他的财产。 终于有一天他来信说要回来。 他近二年住在荣军养老院，经常要回到台北板桥自己的家里看看，但走远道已经有点力不从心，因为心脏有些问题，住过几次医院。 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对老兵的政策也比较优惠。据说退休老兵都是一次性发足一生的养老金，再加上各种军龄职位等补贴，数量相当可观，足以让一个老人舒舒服服地颐养天年。二大爷在台北有一套房子，有相当可观的存款，他生活俭朴，说军方每月发给老兵的补贴基本就够用了，但在一年前他却含混地说，他的存款被人劫去了大半。 二大爷的机票已经买好了，按航程我们商量去广州接机还是在首都机场接机。中间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大女儿为我们买了一套三居室楼房，同时在一楼买了一套两居室，从投资的角度说这套房子后来赚回了两套房子的钱，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年轻人的眼光。我们一大家人商量好让二大爷住在那套两居屋里，正好由我爱人照顾起居。 兄弟媳妇发话了。她说让二大爷住她们家里，由她来照顾。 这突然的变故让我一楞。我们从来没想过怎样多占二大爷的便宜，总觉得他老人家救了我们一大家人，人总得知恩图报，即使是亲大爷，人家不管你们又怎么样呢。 兄弟媳妇是农村人，却与农村人有天壤之别。一惯好吃懒作，来到北京后几乎天天让我母亲做饭伺候着，她心安理得地打麻将，从不做饭，从不干家务活，我父亲分的一套楼房给了他们，她也从不回去吃住。这样一个人说变就变了。 我一言未发。随她去吧。二大爷初次来京，被婶婶的儿子儿媳绑架的一幕出现在我眼前。唉，都说人情似纸薄，如果亲情也薄似纸，只能让我们心寒。 第二天台湾荣军养老院来了电话，说二大爷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噩耗传来，一家人无语。 又过了数天，一个自称是二大爷生前战友的孩子来电话，一再说老爷子的钱有的是，房子你们没法继承，钱由我来办，准能让你们得到。后来通过荣军寄来的死亡证、户口本等分析，二大爷的死存有许多疑点，而这凶手多半就是这位亲密战友的孩子。 这名男子说二大爷心衰死于医院，死亡证明上明明写着他家的地址，他不能自圆其说。联想到二大爷生前曾说存款被劫一事，我们分析多半是这人穷凶极恶，或者是雇凶，或者自己下手，把二大爷的一部分存款先搞到了手。听说二大爷执意要回北京养老，眼看到手的财产化为乌有，借着请老爷子吃饭送行的机会，先下手为强。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如果想加害于他，不需吹灰之力。 这男子后来又多次来电话，反复说一定要由他代理我父亲办理继承遗产一案。虽然我们高度怀疑，可惜台湾与大陆来往不便，想告他，想复仇，鞭长莫及，只得作罢。父亲坚决拒绝了他的请求，让他想独吞二大爷遗产的梦想总算没得逞。 老街坊马思影生来眼睛高度近视，基本上就是睁眼瞎。三年困难时期我母亲看他可怜，没少照顾他。为他烧开水，点蜂窝煤炉子。马思影的父母兄弟姐妹全是大学教授，文革中被整得不亦乐乎，文革后全都移民去了美国。他听说了父亲正为继承遗产一事着急，自告奋勇说，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台湾总统陈水扁作儿媳，他可以让他哥哥找他们帮忙。我们起初将信将疑，不相信会攀上总统先生。电话打到美国，果真如此，人家陈家大公子还真是开车跑到荣军养老院联系咨询了一番。答复是确有其事，但台湾的继承都要走法律手续，都要通过法院判决，当中的手续一点不能少。看来总统的面子人家也不给。 为了办理继承手续，父亲跑遍各处寻找故去的兄弟姐妹的证明。 四川老家上过大学的大哥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在困苦中离世，证明不难开，可因为有钱财的诱惑，引来了他的后代的一番争斗。先是来信咄咄逼人，说二大爷的遗产必有他家一份，否则法庭上见，见无人答理，养子大老远的跑到北京，一个乡下人笨嘴拙舌自知理亏，不敢说什么继承的事，父母招待他几天，自觉没趣，要了我父亲胳膊上的一块手表后，回到老家再也无声无息。 以前从未听家里人讲起父亲有过一个姐姐，知道她还是最近几年的事。父亲说，你们的这个大姑是冷家最有能耐的才女，人长的漂亮不说，北京大学毕业，敢说敢道，兄弟姐妹中谁也不如她。父亲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大姑就好似来无踪去无影的仙女，虚无缥缈若隐若现。 父辈五人，两个大爷一个姑姑大学毕业。到了我们这一代，包括叔叔大爷家的孩子足足有十几人，文化最高不过初中。小弟小妹刚上初中，就被轰到了乡下，充其量不过小学的文化水平。北大毕业的大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为了找到大姑的死亡证明父亲颇费了一番周折。在四川遍访亲友，探听到了她的一些信息。大姑大学毕业后嫁给了一位江南才俊，那青年工作努力才华出众，在四川某地为官不几年，成绩斐然，国民党政府推崇备致，特授予他模范县长光荣称号。解放了，不知这县长为什么没跑，也许他以为他是工作狂，是抗战的功臣，是爱民如子的好县官，没有什么血债民愤。他错了。像他这样的国民党大官怎么能不在镇压之列。丈夫死后没多久，身为中学校长的姑姑不知何故也被枪毙了。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德胜门外北太平庄的庄稼地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寸土寸金，在命运的轮回中我们竟奇迹般地回到了这里。站在宽敞明亮的书房里，我望着窗外爷爷当年曾长眠过的地方，默默地说，爷爷奶奶还有二大爷，我守护着你们，你的子孙永远守护着你们。 老祖母的墓地四周栽满了梨树，每年的清明节，一家人前来祭扫墓地，悼念已逝的亲人，远远望去，那一团团云絮般绽放的梨花，好似飘飞的漫天雪花。 今年因了这春寒和一场场遮天蔽日的沙尘梨花是否会姗姗来迟？清明这一天，天空是否清朗洁净还是会洒下几颗伤心泪？ 花开花落，历史的规律任凭谁也阻挡不了。 二大爷就这样去了，没能让我们为他尽一份孝心。他孤身一人，别无他求，他把全部的爱都留给了大陆上他的亲人。他说过，如果死在台湾，就把骨灰抛向大海。二大爷，还有那些没能留下一座坟冢的亲人们，你们刻在了我的心上，也让我明白，那浩瀚无垠的大海也许才是每一个人最后的归宿。
写于201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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