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厚土（连载五）：

 

   双城岁月

 
（1）

双城在哈尔滨南约一百五十里，是当时东北我百万大军统帅指挥中心所在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挥所就在双城靠东北角一个旧官僚的私家住宅里，这个官僚名字叫张景惠，曾是张作霖的部下，当过满州国的内阁总理大臣，另一个也做过伪内阁级人物的叫于大头（不知他的尊名），他的故宅在双城街的西北角，也是一片深宅大院。在旧中国的东北，双城籍的政治头面人物很多，与沈阳南的辽阳不相上下，所谓南有辽阳，北有双城。

林、罗、刘的军事指挥中心所以设在双城而不设在哈尔滨，主要是双城地近前线，向南不远就是松花江，便于掌握情况，又避开哈尔滨国民党特务监控侦察，有利保密和安全。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开大城市繁华纷杂的生活对我指挥机关人员的影响。经过松花江南近两年的战争，哈尔滨和整个北满地区社会安定，经济也有了恢复和发展，已可以生产轻型武器供应前线，当时东北我们的最高领导机关东北局在哈尔滨，林彪全面领导，但分工主要是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发动群众土改等由高岗负责，还有陈云、李富春等一批中央委员，但在那战争风云密布和农村暴风骤雨式的土改运动正在残酷地进行之际，就已经开始风传高岗是“花花太岁”，是“小节无害论”者，喜欢夜晚组织舞会，偷偷摸摸地玩弄女性，这种传言应该是真的。全国解放后，高岗因政治斗争而自杀后，公开其错误中就有生活腐化堕落，用飞机从沈阳向北京运舞伴的内容。林彪为了排除都市生活的干扰而设指挥部于双城的，当时在双城指挥百万大军的林彪过着很清苦的生活。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被晋绥军哨兵开枪误伤，弹洞胸肺、伤及脊椎神经，伤情危重，一度用鸦片止疼，所以林染上烟瘾。经长期治疗，此后，林彪的健康状况一直欠佳。阎锡山得知此事后，将开枪惹祸的士兵绑了，欲军法从事，告知林彪，林道：“放了吧，哨兵也不是故意的。”一句话，救人一命。

伤愈后，因脊髓神经受损，林彪深受失眠之苦。他内向，自己寻本医书琢磨，开方抓药。一次服药后，大汗淋漓，竟晕厥过去！刘亚楼闻讯赶来，见势不妙，抱头大哭。经抢救醒来后，医书被刘亚楼没收。

林彪除了看书看地图，就是散步，别无爱好。在双城的小院里，他常常一个人低着头转。一次他散步，警卫员坐在门口擦枪，不慎走火，一梭子子弹打在院子里，一溜烟，险些伤及林彪！大家都吓傻了，林彪停顿一下，抬头看了看，没说话，又接着低头散步。

在双城，林彪常常在挂满作战地图的作战室中，骑着一条木凳，一面嚼着黄豆，一面思索，反复地看地图，上部看不清楚时，他就站在木凳上，这样坐着看，站着看，返返复复地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在一面看一面想，连嚼着的黄豆似乎也在帮助他思索。他反复估算敌我双方位置、距离以及山野、河流、交通、供应，敌军我军的兵力、装备、指挥员及其特点，把敌我数十个师以上作战单位与一壁作战地图完全融合在一起，而后喊一声“刘亚楼……记录……命令……”。在罗荣桓发表补充和签署命令后，千军万马的战役就全面展开了。

我东北野战军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一九四五年主要由山东以及苏北、冀东进入的共十一万老八路扩大到十二个纵队（军）、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十七个独立师、一万一千门大炮（其中野、榴、加重炮六百门），总兵力达一百零三万，兵源的补充一是来源于大量俘虏，所谓“歼敌一万，俘虏七千”，另一来源就是青年农民的加入，随着土改的完成，“分田到户，青壮入伍”几乎是政府与农民之间一种无形的契约。正是此时，林、罗、刘提出了“正规化、大兵团、攻坚战”的方针，这关系到一百万大军的组建、训练和今后攻占敌军城市作战方针的转变。按照林彪的本意，当时确实需要一段时间去完成百日冰期作战后的部队组织调整、干部任命和部队训练等一系列的任务，对干部的训练是这时考虑的重要任务之一，于是在制定攻克四平战役计划的同时，三月九日，正式宣布成立东北军区上干大队，任命原六纵（四十三军）司令员洪学智为大队长，十天内所调学员到双城报到，每个纵队调师团营干部十五人左右，我也在被调入学的名单之内，三月下旬由纵队司令部派车送我们去双城，因辽河冰雪开始融化，冰凌堵塞河道，河水外溢，我们经白城子转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三月二十四日到达双城，上干大队学员不足三百人，分编为两个学员队，一队就住在伪满官僚于大头的老宅内。我们二队的住地在县城内偏西大街关帝庙和与之相连的天主教堂院内，上大课则在双城影戏院，那时电影很少，戏剧更没有，影戏院成了我们的大课堂。主持开学典礼和主要的授课人是林彪和刘亚楼，谭政也讲过课，但只有三两次，内容是毛泽东所称赞和表扬的《七七〇团政治工作》的内容。林彪当时那种办学的劲头，真有当年他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的那种热情劲，无论谁授课，他每场必到，我感到他是非常认真的。

四月十九日，在林彪主持下举行了上干队开学仪式，第一段的内容是政治学习，即当时在党内军内长期实行的思想检查、思想整顿一类内容，国民党和外国人称之为“洗脑筋”。每个人谈对形势的看法，谈在完成任务过程中自己思想的变化，对错误思想进行自我反省、集体评议。整顿三风时是这样做的，在日常党内、军内生活中也是这样做的。

记得当时我自我检查的内容就有部队向东北进军时自己乡土观念强，不愿离开山东；到了东北曾派我接管和主政海龙县，我又不愿意离开军队；一九四六年四平保卫战后撤退，我营被分割在松花江西曾产生悲观情绪。我都进行了一五一十的坦白交待，小组所有人也都认认真真地发言分析，进行帮助，既往不咎，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正了就好，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受任何影响，不作任何处理。从我参军到在上干队学习，十几年中党与军队里都是这么做的，任何人都敢于讲自己的缺点错误，并表示以后努力的方向。可是全国解放之后，我们这一行之已久的做法在连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变味了。因为各单位都建立了档案管理，每人写在纸上或检查思想谈及的问题都有可能被列为罪行看待或处理，全国解放后的镇反、三反是这样，反右、文化大革命更是这样，许多人还因档案中自我批评的内容被定为阶级敌人。从此，大家在自己的思想检查或自我鉴定中就不敢再谈什么缺点或错误了。我们长期行之有效的传统的检查错误、提高政治认识的作法就这样消失了。

军事课是林彪、刘亚楼亲自任主讲人，每周一至两次，在哈尔滨的东北局会议或重要军事会议期间就暂停或减少亲自授课。那时要讲要学的内容很多，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发表不久，是首先要重点学习的内容，而且这个文件正是毛泽东总结了全国特别是东北地区两年来作战经验，自觉纠正了我军进入东北后第一年御敌于国门之外，占领交通要道，夺取大城市，保卫四平、长春的错误做法之后形成的正确的作战指导方针，大家在学习时感到特别亲切。先打孤立分散之敌，先取小中城市和乡村，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不打无准备之仗；连续作战；运动战中歼敌同时重视阵地攻击；坚决夺取敌守备薄弱的城市；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应善于在两个战役间隙休整部队。这些作战原则正是四平弃守后近两年中我军作战中的行动准则，现经毛泽东提出，感到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增强了每个干部执行正确军事原则的自觉性。毛泽东是善于走群众路线的，他认为是错误而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他总是立即回过头来，写成文件，通知全党执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就是根据原来他不同意的黄克诚的建议改写而成的。

学习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后，军事课的主要内容是林彪主讲的战术原则，就是其后一个时期被称之为“林彪战术原则”的内容。他采取口诀式的表达方法，主要包括“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还有“三组一队”、“三猛战术”、“稳、准、狠”和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林彪的这些提法概念的口语化，便于记忆，按序数词排列的句子，没有文化的战士也能朗朗上口，在紧张的战斗中也起到指挥行动、充分提高战斗力的作用。“一点两面”所说的“点”是指敌人，一般是指据守之敌，“两面”是指对敌进攻不少于两个方向，即一个方向主攻，一个是助攻，也称之为主攻和佯攻，这正符合兵家奇正思想的精髓，即孙子所述的“以正合，以奇胜”。在我们作战中佯攻就是正，主攻是奇，使敌人无法判断我之行动，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三三制”是战术动作，是对每个战士作战行动的规范要求，又是对一个班（包括排）战斗队型的设定，即一个步兵班分为三组，每组三四人组成，或另加一个火力组（轻机枪）共四个组。正副班长和一战斗骨干各率一个组，班长统一指挥全班的战斗行动。这看起来是一个班的小事，实际上是数十万上百万的大事，比喻来说，起到了把全部作战力量以絮成线，以线成网的作用。战士是整个部队最基层、最活跃的战斗细胞，经过“三三制”的规范组合将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个“三三制”又被林彪称为“三组一队”或“四组一队”，通俗易懂易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四快一慢”是战术原则要求，也是战时座右铭式的“警句”。“四快”一般是指接敌运动快、进攻突破快、分割包围快、追歼残敌快。“一慢”就是做进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要细，要求指挥员在行动之前再好好想想，好好检查一下还有什么该做的工作没做，这时可以加以补救，以便发起攻击。其它还有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战术”和“稳准狠”的战术要求，这些既是战术，又有战场鼓动的作用，都是无可非议的。有一次例外，三十八军刚赴朝鲜作战，因不了解敌情，行动太慢，使熙川一个美军黑人团撤逃，彭总曾批评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你们搞什么‘四快一慢’？我看你们是被黑人团吓破胆了。”梁当即表态，今后服从命令听指挥，保证完成每次战役任务，不久取得了二次战役痛歼大批美军的胜利。

上干队军事课的教学方法是强调密切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结合，讲述战术原则和战术思想时，都联系具体战例，把成功的、失败的每一战斗双方情况变化及其结局展现在人们面前，提供给学员分析的资料，引用林彪提出的战术观点，作出正确的作战行动方案。我记得常以冬季作战时二纵的沙后所战斗为例，这次战斗伤亡大而战果小，就是因为指挥员只凭士气旺盛而莽撞蛮干造成的，而一九四六年冬季作战开始时其塔木之战伤亡惨重，一小时二千冻伤，就是只有四快而没有一慢，即没有战前细致的准备工作，也没有攻击开始前的检查工作，结果炮兵未到位。当攻击其塔木，冲到敌军围墙下，无法登城，等待炮火支援时，发生大批冻伤。而刘亚楼讲课主要内容多涉及大兵团作战内容，大概就是属于兵团战术一类范围的，象讲历史故事一样，他讲过拿破仑战争，讲过鲍罗汀战役，也讲过库图左夫转败为胜的战略撤退，这与我军在东北两年的战斗历程相类似，无疑增强了我们必胜的信念。他的讲课方法同样与东北几年的实战相结合，结合具体战例总结经验教训，炮兵的使用、步炮协同问题和大兵团在战场行动的组织调动问题。他曾几次讲到在一个大战役开始时所发生的“三次行军，两次叉队”问题。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冬季战场，虽无河流沟壑之阻，一旦发生行进途中两个军在路上十字交叉，会造成混乱，贻误战机。因此，参谋部门必须注意错开行军时间、指定行动路线等措施。刘亚楼是抗日初期派到苏联学习的一批红军干部之一，当年延安想通过干部培训获得“国际主义援助”，但结局很悲惨，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这批中国工农红军的留学生全都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大部战死异国，葬身无名战士墓，尽了“国际主义义务”，而刘亚楼特别幸运，他不但没有战死，而且还当了少校军官，一九四五年苏军进入东北时，他随苏联远东红军进入东北，以后做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刘亚楼与林彪的关系密切，长征开始前，刘是林彪十军团一个营长，一次林彪看见一个小青年营长在给全营训话，林摸着这个小青年的脑袋问：“你多大了，就当了营长？”刘说：“报告军团长，我十九了，你不是也只有二十四岁吗？”从那之后，他们就熟悉起来，长征途中刘亚楼当了师长，到达陕北后，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林彪任校长，刘任教育长，以后刘就到苏联军事学院学习去了。刘亚楼是带着苏军情报部门的电台回来的，按后来的说法，就是与“克格勃”有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刘亚楼当年秘密电台台长翁杰夫曾揭发了这件事，但那时刘已去世，事情不了了之。

林、刘无论谁讲课，他们两人都是同时到场，林是一副知识分子的风度，衣着朴素、神态自然、沉默寡言、文静多思，眼睛不看场内群众，而只看面前两三米内的地板，默默地在想，不知在想什么。而刘亚楼的形象是一副高级指挥员所具有的精明干练、多谋善断，另加一些霸气，还与众不同地带有欧亚文化混合出来的诙谐，有时他倒很像一位相声演员，那时我们天天打仗，不知相声这个词，可是刘讲到精彩处简直就是现代相声表演。一次他讲到苏军步兵军官到炮兵部队去联系步炮协同问题，他一人扮演了三个角色，从双方军官的见面敬礼、握手、拥抱，到勤务兵拿来行军壶，两人仰首饮酒的动作都由他一个人不断变换位置表演出来。而且是俄语与汉语混杂并用，土洋结合，妙趣横生，引得全场捧腹哈哈大笑，笑得人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此时的林彪仍无动于衷，眼睛看着地板，在默默地想，是在想即将进行的作战？还是在心中默默欣赏刘亚楼的表演艺术？与他文静形象不相符的是他那又浓又黑的双眉，那道本应长在叱咤风云、粗犷豪迈的将军们脸上的双眉怎么会如此不协调地长在他儒雅的脸上？

 

（2）

在解放战争时期，打仗是残酷的，但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否则因政治言论牵连而被淘汰的人多了就会减少自己的战斗力。一次刘亚楼讲到在贵州三渡乌江和四渡赤水后，梁兴初给毛泽东送肉包子的事。这件发生在长征途中的小事之所以使我念念不忘，是因为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类言论就可以定罪为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梁兴初年轻时在江西参加红军，长征时他任连长，红军从贵州突围向云南北部行军时，梁兴初的连队是先头连，他首先与滇军相遇，梁率领连队猛打猛冲，消灭敌人一部，并缴获敌军机枪两挺。战斗后，梁的部队继续前进时，发现了大路边有一饭铺卖肉包子，梁兴初买了几十个包子送给首长，包子是用几张报纸包的，当毛泽东吃完了包子后，发现报纸上有蒋介石军队围攻陕北刘志丹部队的报道，而且可以看出陕北红军的兵力不少，这是当时江西红军和中共中央所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于是毛泽东提出并决定向陕北进军，与刘志丹部会合，开始了真正的长征。后来把撤离江西和流窜贵州及进军西北这三段合在一起，称之为两万五千里长征。但全国解放后特别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出现学毛泽东著作运动高潮后，统一了宣传口径，江西红军反围剿和长征的胜利都说成是毛泽东自领导和早就计划好的，甚至说井冈山也是毛泽东年青时代就从地图上选定了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的功绩。我真为刘亚楼讲“吃肉包子”一事担心过，好在刘亚楼死得早，可是另一个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此人名叫李建彤，属十三级地市级干部，刘志丹的弟媳，她写了一本反映陕北共产党地下工作干部的书，书名《刘志丹》，毛泽东一见，勃然大怒，发表“最高指示”，这就是数十年后人们犹念念不忘的那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以当时的时代语言，反党就是反革命，就是敌人，就是被专政劳改、监禁判刑、就是死亡。这位文弱女性李建彤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

“吃了肉包子而决定红军长征”这件事对我的思想影响巨大，我开始知道篡改历史如此轻而易举并且长时间地延续下去。后来，我又知道了毛泽东自称会变魔术的事，这是全国解放后我曾因与工作需要查阅了中共中央档案，阅读到真实无误的历史文件，近些年来此类文件已经解密并可见之于影视作品中，但因采取羞羞答答地掩饰，局外人还是看不明白这些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这是造神运动给时代留下的疮疤。当时我读到，一九三五年的秋天，在中央红军即将过草地前的一次中央领导人会议（好像是毛尔盖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兴高采烈地说：“我毛泽东就是会变魔术，我们军队现在没有机关枪、没有大炮，但是只要过了草地，到达陕北、到达陕甘宁，我毛泽东就能变魔术，机枪、步枪、大炮我都会变出来，需要多少就有多少。”毛泽东发现和决定进军刘志丹所在地区后，他就注意观察研究西北情况，后来在某一学校的中国地图上发现了陕甘宁北部的边界线与外蒙古接壤，外蒙古于一九二四年在乔巴山领导下名为宣布独立，实则是并入苏联，成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这给率领红军进行苦战的毛泽东带来美好的希望，我军只要到达中蒙边界，苏联的汽车就会把机枪大炮运过来。可是到达陕甘宁近一年，几经周转，一枪一弹也没有见过，毛泽东变魔术的事也没有了下文。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年前与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分道扬镳南下天全芦山的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屡经失败后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并继续北上，到达甘肃会宁地区，毛泽东把张国焘调离红四方面军，让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职务。十一月毛泽东宣布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担负打通远方通道（即企图与苏联相连的国际通道）、进军新疆的任务。毛泽东给驻第三国际代表王稼祥的电报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两万五千人（对斯大林报告时可以说为三万人）已向新疆进军以打通与苏联直接联系通道。”以后毛泽东继续指挥西路军的西进行动。本来红四方面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十二月上旬就很顺利地到达新疆东部。正在这时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兵谏扣押蒋介石，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致西路军的电报只寥寥十五字，但内容重要：“中国革命的中心在西安，西路军速归。”就这样，西路军在天寒地冻、无衣无粮的困境中回军东下，在数千里的归途中，被西北马鸿奎回族骑兵全歼于甘肃、宁夏一带，只有徐向前、李先念等几位领导人和少数部队辗转逃回了延安。不久，周恩来到西安协同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统一战线和共同抗日的政治外交活动，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向蒋介石政府要求释放战俘，当时中央档案中记载，仅甘肃省张掖（当时称肃州）一地即关押红军战俘八千余人，蒋介石回了南京，战俘问题也没有解决。全国解放后，不少被俘并已被迫作了马鸿奎部队官兵妻子的红军女战士找到北京要求归队，都遭到拒绝，也很少见诸于报纸或政策文件，将之做了保密和不为人知的低调处理，而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不久，于一九三七年元旦被蒋介石审判处以十年徒刑并长期管教。中外一片哗然，在西安事变时表态坚决与张学良、杨虎城保持“三位一体”的毛泽东在张学良被宣判后，在延安召开了“声讨张学良大会”，而且是一箭双雕，既声讨张学良在西安扣押蒋介石，破坏抗战的“罪行”，又宣称张国焘“悲观主义，失败主义、右倾逃跑主义，秘密组织、指挥、控制西路军行动而遭失败的罪行”。毛泽东的讲话约七八千字，而规定阅中央档案又不准文字记录，现在只记得大意。但讲话开始几句的印象却很深刻。毛泽东说：“南有西安，北有延安，最近出了两个大坏蛋，都是姓张的，西安的大坏蛋张学良，延安的大坏蛋叫张国焘……”张国焘在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与中央红军闹分裂是错误，应当另作定论。但张学良呢？张学良确实是为了国家民族和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举行兵谏，是共产党的恩人，我们怎么会落井下石恩将仇报呢？

一九三八年我参军之后就不断听到关于西路军覆灭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红军战士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兵们说：张国焘作了边区的副主席，西路军去新疆，他不知道。还说：西路军失败后，留在延安的部队曾发生军心不稳和混乱，一部分干部要搞“延安暴动”，后来毛泽东发现了，对他们谈了话，稳定了剩下的四方面军，他们的各级干部也都分配了适当的工作，部队才安定下来。另一种说法是部队按组织传达下来的，讲得就不一样了，说是张国焘组织和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也有人提出：张国焘任陕北边区政府副主席，他怎么会指挥四方面军？得到的答复是他的右倾逃跑主义的影响很大，同时张国焘是进行秘密的反党活动。就在这时，毛泽东写的油印版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在部队和党内广泛流行，经常组织学习，并对照检查思想或检举批判。其主要内容是：“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斗争，一团和气，不负责任，背后乱说，自由……放任。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不争辩，听了反革命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因为经常用这些内容对照检查，相互批评，果然统一了认识，加上一九三八年张国焘借祭黄帝陵而叛逃武汉，以后就形成标准的说法了：张国焘反党、右倾逃跑，秘密分裂党，分裂军队，组织西路军逃往新疆，导致红四方面军主力被歼。现在当回顾这段历史时，似乎才明白了一点，《反对自由主义》的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它是处理与评定一九三六年红四方面军覆灭的专用“宪法”，用这个“宪法”统一认识，处理大政，教育部队，教育后代，中国从来没有第二部能在半个多世纪时间里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且人人坚信不疑的历史文件。据传一位当年逃回延安的西路军老战士在去世前曾用断断续续、模糊微弱的声音说：西路军失败的事是应该弄弄清楚的啊！可是没有人去弄弄清楚。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有一位当时曾在第三国际任职的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文章，讲到：一九三六年秋天，中央军委组织红军精锐二万五千人，经河西、新疆打通所谓的远方通道，开始进展顺利，已抵新疆，后双十二事变发生，军委急电西路军速回，导致西路军在地冻天寒中全军覆没。这篇文章的信息是在纪念“八·一”建军节五十三周年这个重要的日子，郑重地为西路军覆灭的责任问题平反，但它并没有明确说出谁应当对此负有责任。

张学良为抗战兵谏，同时也帮了红军。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京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时，周恩来评价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铁血男儿”。在这次小型纪念会上，张氏家族在大陆的成员张学铭、张学思及原东北政坛名人高崇民、闫宝航等二十余人在场，会上高崇民即席诗：

兵谏功成卄五年，乾坤扭转话凌烟。

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

这个心意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南京政府代表团到北京和平谈判时周恩来总理对南京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多次讲的：“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不能再对不起第二位姓张的。”其中含义就是指没有没有制止住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也许更重要的“对不起”是“延安各界”声讨张学良的大会，但作为共和国的总理，他那时是不能说出来的。台湾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徒刑加管教直到一九九一年春天才结束，整整半个世纪又加五年，这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这时张少帅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人，他的旧部万毅将军为祝贺他九十一岁华诞而赋诗：

先生徐步出龙潭，五十五年茹苦寒。

发难弭兵改烛史，创勋下狱法无天。

淫威毒计砺高节，正气丹心斥劣顽。

造物无私褒善士，赐公长寿冠人寰。

自张少帅于九十一岁时蒋家王朝结束了对他五十五年的监禁之后，他先后接见过日本记者和到美国与家人团聚，我国政界、民间及东北军旧部要人吕正操、郭维城等都先后到台岛探望少帅，国内也为迎接少帅回乡进行准备，东北地区修葺了张作霖、张学良沈阳大帅府和沈阳东的元帅陵，哈尔滨东北大学及在沈阳、长春的分校都冠以东北大学的校名和张学良校长的名字，中国京剧界也派员为嗜爱京剧的张少帅多次演出。凡去探望的人都提出请他回国、回东北故乡看看，他都未加拒绝，只说等待健康条件允许。他的健康条件可以远渡太平洋，而且选中夏威夷修建陵墓，而不是将辽宁的元帅陵作为他生命的归宿，对一位爱国主义者，是无法理解的，也许与一九三七年一月毛泽东延安声讨张学良的大会有关。

双城的学习生活对我们也是个休整。

那几年的部队生活基本上是无休止地在战火硝烟中过日子，在战斗间隙吃上热饭、饱餐几顿红烧肉、在村镇的酒铺里买上几行军壶白干，还能抽上几包美国产的“咖啡牌”香烟，就感到身心舒畅、心满意足。

在部队对我还有更称心的事，那就是利用中午休息和晚饭后的空隙时间，可以骑上我在辽源征集来的那匹蒙古利亚骏马，到田野里尽情驰骋，全身得到松弛，心情得到平衡，每一个骨关节都感到舒服。

但从三月份离开部队、离开战友、离开对我摇头晃脑的那匹蒙古利亚马，过起了十分不习惯的新生活，物质生活保证倒是丰富的，雪白晶莹的大米、哈尔滨工厂据说是德国机器生产的“沙子面粉”，天天吃了睡，睡了吃，开会学习。没有几天，这恢复了活力的腿脚就自动有了不安分的要求，在空闲的时候，老想出去走走逛逛。双城大概是四五万人口的小城，影剧院早就停止营业并成为我们的课堂，全城连个公园也没有，街上几家商店和照相馆也很快参观过了，后来又发现城东南角有一所中学，学生不少，晚饭后我们不少的人去看他们打篮球。粗壮的东北青年抢起球来象横冲直撞的坦克车，我们这些丘八，只是傻瞪着两眼呆呆地看。学校还有女生排球队，对多数人来说，排球是从没见过的运动项目，而且都是女生，高高的细长身型，穿着白衬衫，印象颇深。直到现在在电视里看女排比赛，我就会想起当年双城的女排。

双城东北角有一位老人喜欢种植花木，能嫁接改进新品种，他把山间的野芍药挖来进行嫁接，大大地提高了质量和增加了花色品种，单色的野芍药经这位老人的手术处理后，就开出多姿多彩的似锦繁花，粉的、红的、紫红的，而且都从单瓣花变幻为密密成簇簇的多层复瓣。老人住房周围，郁郁葱葱，红红火火，大有姹紫嫣红和灼灼其华之感，更有那适于寒区生长的丁香花几乎形成为院子周围的篱笆，不论白色的紫色的都开放出的较常见丁香大几倍的茁壮花朵，而且清香阵阵。一次因为我拿回一大束丁香花插瓶置于书桌上，同居一室的杨存中开玩笑地写了一首旧体诗云：

好花只可枝头看，春风摇曳多鲜妍。

折枝插瓶虽供赏，纵无风雨亦凋残。

我去了几次老人的花圃，随着天气转暖，它也由万紫千红到绿肥红瘦，很快地又变成一片葱绿，站在老人的宅边高地西望，不远处就是林彪、罗荣桓指挥部的大院，那位老人说，张景惠家这个深宅大院中住解放军已经一两年了，从来没见到他们出操练兵，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可见那时的保密工作搞得很好。有四五万人口的双城在当时已算较大的县城，我东北部队百万大军的神经中枢长期进驻，竟没有被发觉，当时的保密和社会治安可称得上是第一流的。

 

（3）

在战争年代的军队里，干部与战士之间存在着朴素而深厚的友情，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与下级之间，也是融洽和友善的，没有那么等级森严、不可一世的气氛。我在双城这几个月中发生过两起违纪事件，而且都是与林罗指挥机关直接相关的，但得到的处理都是颇为友善的，如今想来仍感叹不已。

寂寞的双城学习生活对爬山跑路习以为常的军人实在难以忍受，后来忽然想到，我何不到郊外去玩。这就想到了打猎，打野兔。当我来到双城郊外，看到的是一片黑土地，极少高地丛林，连个小河流水、远村近树也难以看到，无聊到了极点，只好悻悻而归。在双城的西大街，有大群鸽群飞过。啊！鸽子，大群的鸽子。没有野兔可打，就打打鸽子吧！于是第二天晚饭后，我和通讯员张金斗带上卡宾枪，沿大街向东打起了鸽子。鸽子不落草房，沿街的商家全是砖瓦水泥建成，每一商店门面之上有一段女儿墙，从外面看上去象是一层楼房，常有三三两两的野鸽子落在上面，卡宾枪轻便好用且精准，我记得当时真是弹无虚发，一粒子弹即有一只飞鸽落地，也有个别的在女儿墙上翻了一下跟斗，落到房上。我忙着开枪射击，张金斗就忙着捡鸽子，周围跟着一大帮市民百姓，他们不断地议论着：“好枪法，再来一枪！”就这样打了一个多小时，张金斗点了一下数目，总共十八只，两手提着，沉甸甸的。

我们住的小天主教堂北面有一片不小的菜地，小张把鸽子送到种菜的老人那里，当晚煮了一锅鸽肉，我与菜园老人和小张同班的警通人员们共同举行了“鸽子宴”。那时调上干队学习的干部除了战马不能带来之外，警通人员及枪枝皆可一同带来。警通人员也编了一个文化学习队，我们上军事政治课，他们上文化课，平时负责打开水、星期天帮助洗衣服、打扫整理卫生等，另外还管理枪枝武器。

我的二十响竹笋驳壳枪照例横挎在小张的肩头，“闷机”二十发卡宾枪也挂在他的床头，我腰间别着自己的手枪，床下的马搭里存放着特小号手枪，按个人武器装备而言，当时我应该是一流的，这种情况更加助长了我打鸽子的兴趣，当时想抓紧机会好好练练，我还要打麻雀呢！在部队时见到有人用卡宾枪打麻雀，我曾试过，可是技术不到家，十枪九空，现在有机会了，一定抓紧时间练习，但我这个愿望很快就被粉碎了。

当我沿街打飞鸽进行了两次时，在饭堂就餐时就听到了通知，不准任何人随便鸣枪，这是总部机关的指示。也是针对我对打鸽子而讲的，我只好暂停打鸽子的活动。但经过几天的观察之后发现还有空子可钻。城东有一个停工已久的亚麻布纺织厂，一排一排的砖瓦结构厂房，是野鸽子的栖息地，那里地处偏僻，厂区像深宅大院一样，小口径的卡宾枪声，外面不容易听到。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与小张偷偷摸摸地进入麻纺厂大院，乒乒乓乓地打了好一阵，战果可观，但捡到手的鸽子只有半数，鸽子被击中后，往往落到房顶，令人遗憾。但更遗憾的是，三个持枪战士在一名干部的带领下向我走来。他们军容严整、表情严肃，是总部机关的警卫部队。那位干部不加思索地对我说：“是你打的枪？走，跟我们走！”看他们那凶狠的劲头，我明白麻烦来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故作轻松说：“是我打枪。”说着，马上掏出古塔牌的香烟递给他。然后小声说：“这是战友刚送给我的卡宾枪，我试一试，看看好不好用，就到这里打了几只鸽子，我原以为在这个大院里，外面听不到枪声，谁知……。”

经我这么一讲，带队的干部的表情就缓和了许多，他们虽是东北我军最高指挥机关的警卫人员，因为没有到前线的机会，也摸不着新式武器，他们对美式卡宾枪也很喜欢，轮流拿在手里掂着、抚摩着，翻来覆去地看。我看透他们的心态，趁机说：“卡宾枪原是美国草原牧民使用的枪枝，既轻便准确又火力猛。”我指着枪说：“特别是这种最新式的‘扪机’卡宾枪，既能点射，又能连发，在近战中就是一挺轻机关枪，太好用了……。”经我这么一讲，他们完全放弃了前来抓违纪军人的那种态度，竟同我热情友好地谈了起来，临走时羡慕的看着卡宾枪，说了句“可不能再随便鸣枪了。”

就这样，问题得到了和平解决，否则我会被带往总部，要经过保卫部的七嘴八舌的审问，而后通知上干队来领人，而后队前严厉批评，会上检查……还好，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在双城学习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要在哈尔滨召开，报纸上公布的山东代表名单中竟有一位是我熟悉的枣庄煤矿工人张福林，在抗日战争时我们高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时我们认识的。于是在星期天我坐上去哈尔滨的对军人一律免费的火车，到招待所去看望了张福林，以后就到处观光，霁虹桥、一曼街、道里、道外以及俄罗斯人集中居住区的南岗区，一天跑了个大概，感到哈尔滨实在太美了，三下江南时虽来过，但匆匆忙忙经过，而且又是经过苏联红军对哈尔滨大肆掠夺之后，市面萧条破烂，人民面黄肌瘦，现在可不同了，全国战局已稳定下来，我军已转守为攻，哈尔滨已成为我党我军所掌管下的最大、最美丽的城市，而且是沙俄修建中东铁路、设立火车站和光绪皇帝于一九〇五年批准设埠建城后从未经过战争破坏的城市，社会稳定，经济已有了恢复和发展，文化事业也出现升平中的繁荣。特别是不久前，中共工会领导人刘宁一在此主持召开了全国工代会，市容得到美化和整理，所有街道楼房都进行装饰性的粉刷，米黄的、果绿的、蛋青的、淡蓝的，异彩纷呈，相映成趣，显示出共产党人不仅有夺取城市的能力，同样有管理城市的本领。影剧院中也是一片百花齐放、蝶舞莺鸣的景象，我新政府主政后第一部“革命”影片《赵一曼》已开始上映，京剧武生李三胜领导京剧团，模仿延安《将相和》、《三打祝家庄》剧目而改编的《水泊梁山》已上演到第四十集，那些草莽英雄、义士豪杰们天天都在战斗、在武打，换着地名地打，在《水浒传》中找不到的地方打，反正是表演阶级斗争，好人打坏人就行，你们就好好地打吧！还有北方平民大众所容易接受的评剧也不甘落后，名演员秦友梅和朝鲜族女演员吴帼英也演出了《九件衣》，并久演不衰，因为此剧有歌剧《白毛女》一样的具有提高阶级觉悟的功效。两三年的和平环境，工人的就业、工资、居住等生活条件都得到大大提高，衣食足而后思美容，特别是受欧洲生活影响较重，文化与身体素质较高的城市女性也大胆地化妆起来。一位从山东省来的部队作家白刃，看不惯那较为开放式的新女性工人的形象，在写文章批评了几句，竟受到《东北日报》的严厉批判，文章批评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怎么能这么恶毒地攻击我们的工人阶级呢？”这是我见到的带有意识形态性质政治批判的开始，其实白刃所谓攻击工人阶级的言论只是几句顺口溜讥讽而已，全文如下：

老绵羊尾巴样的头发，猴屁股样的嘴；

捞鱼的胳膊，过河的腿。

哈尔滨城市的出现是俄罗斯侵占我东北领土的结果，哈尔滨的发展却与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关系重大。十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彻底失败，虽有无限辽阔的领土也没有立足之地。大量的俄罗斯人越过满洲里，进入黑龙江地区留了下来，紧接着，他们就大兴土木建立新居，开展经济活动及文化宗教活动，于是一条条的商业街、一座座的别墅生活区得以建立起来，其建筑风格自然是欧式的，若干年后，一座面貌焕然一新的城市出现在松花江南岸，不少人，当然更多是俄罗斯人，称这个新城为“东方巴黎”。当我们多次从双城去哈尔滨游玩时还经常听到人们以“绿都哈尔滨”一词来大加赞美它，特别是南岗区的层层楼宇，苍松绿树，片片民居与棋布的别墅相连，组成现代城市的美丽图画，令人心旷神怡。高大的东北榆树是绿都哈尔滨市的主要绿化树种，木质坚硬，耐寒抗风，生长较快，树型多姿，可称得上城市绿化优良树种，而且木质坚硬，是制造北方硬木家具的主要材料。

大量俄罗斯贵族带着他们的巨大财富在哈尔滨安定下来，定居后商业经营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他们是从狩猎进入农业经济较晚的民族，从事农业的几乎没有。据我当时了解所知，十月革命使大量白俄到达东北后，有的继续南下，去大连、旅顺，又转赴北美，有的去天津、上海谋生，哥萨克骑兵给中国军阀当雇佣军，不久也就销声匿迹，有钱的白俄贵族则在哈尔滨过起了富裕的休闲生活，据说以哈市为中心的这一带，东起尚志县西至安达（今大庆一带）有八万白俄定居。安达草原是他们的肉奶供应基地，尚志一带青山绿水，风景秀美，有他们的乡间别墅，是狩猎和冬日滑雪之地。他们开始使用的货币被称之为金卢布，他们出版自己的报纸和印刷品，开办自己的学校，办起了俄罗斯人饮用的白兰地和伏特加酒厂。他们更没有忘记修建东正教堂，著名的喇嘛台大教堂就坐落在南岗区中部的十字大街上，那是一座罗马式的巨大建筑，气势恢宏，装饰精美，在我记忆中，其造型极像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只是其主要色调不同而已，这应是在中国存留的罗马建筑艺术的精品，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全面内战所毁，

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最热衷于对人类文化成果的破坏，越是古老的、稀有的、宗教的、或与外国有关的，破坏得越加彻底，因为这可与“封、资、修”挂钩，文革后期我曾因公出差，途经哈尔滨，昔日“东方巴黎”已满目创痍，一片瓦砾，这是造反派各路诸侯长期交战的结果，喇嘛台不仅夷为平地，而且挖地三尺。

在双城上干队学习期间，周日游哈尔滨最引人入胜的去处是南岗赛马场，我曾多次去观看赛马，兴趣始终不减，其原因可能是年轻好动而马又接近我们多年的军旅生活，特别在进军东北后，我几乎以马为伴、以马为友，骑术不断提高，自我感觉良好，但玩了南岗赛马场后，就为自己的骑术而自愧弗如、望尘莫及了。

俄罗斯贵族的赛马活动是以健身、竞赛或商业盈利为目的，后来听说也有人赌博，就是现在所称的博彩业，反正不收我们的门票，经过入口处就有人点头、请进，在椭圆型周边的台阶上自寻座位，当然都是一般的位置。主要座位是正面以起跑线为中心向两面展开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俄罗斯贵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片成片地坐在那里，在白人女性中，相比而言俄罗斯年轻女性个个都可以称得上是合格的美女，都生得长颈细腰、皮肤洁白、身段修长，她们的衣着多是下身紧缩，上身宽松，就是在寒冷的冬日，多是红色毛裤黑色长靴，我们去看赛马时已经是初夏，艳阳高照，阳伞飘举处，长裙临风，无数美丽的笑容和晶莹的目光在闪动。在看台上形成名副其实的美女如云的画面，这些如花美女会在不久的岁月流逝中，很快地面目全非。那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俄罗斯女性，都变成硕大无比的胖妇，高胸巨腹，四肢粗大，外露的臂膀上还生出黄中带白的汗毛，最可观的是一些老妇人，上嘴唇上竟能生出胡须，这给她们造成困窘，刮掉吧，它们又毫无愧惧地长出来，还是黄黄的，而且更加粗大，只好无可奈何地任其生长。后来我听一位熟悉俄罗斯生活的人讲，这与高纬度的严寒气候有关，因此俄罗斯人嗜饮烈性白酒和饮食中消费大量白糖。高寒地区甜菜产量大，白糖供应充足，一个数口之家一年可消费上百公斤白糖，过量的碳水化合物积淀体内，快速地形成厚厚的皮下脂肪，越积越多，于是全身都像泡沫化一样，中年以上的特别是有闲阶级，不分妇女夫男，都一律大腹便便，而那些以大量烈性白酒抗寒取暖的男性劳动者们的平均寿命总是处在较低的水平，另外就是出生了较多的痴呆儿。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我们进军东北后，有了较多的机会与苏联红军接触，可看到他们任何单位的炊事人员都是清一色地由痴呆士兵组成，他们干粗活不受影响，一个连有十几个炊事员，多余的则放在班排当战士，同样可为战胜敌人而献身，但在和平环境中，痴呆儿的比例过高，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观光哈尔滨赛马场是我一生中看到的规模最大和最精彩的马术表演。我至今也不知这些贵族们对赛马有什么规定和要求，只从直觉中感到南岗赛马场很不一般。首先，参赛的马匹似乎有统一的资格审查规定，可能包括马匹的品种和马匹的年龄，我们看到的所有马都是纯黑色、都同样皮毛光亮、都同样是大中型体，而不是我在部队中使用的大体型的日本关东军军马。我怀疑他们对参赛马都作了体型、重量、品种和年龄登记。参赛马都是相同的装束、同一式样的牛皮马鞍马辔，每匹马的四腿都捆着相同的白色绑带，我猜想这一方面是为了对赛马的形体美化，因为骏马中有一种四腿下部纯白叫“雪里站”。另一原因就是参赛过程中，每一匹马的四肢动作，在望远镜里均可利用其黑白反差看得清清楚楚。其第二个不同是除了距离赛和跳障碍等技术性比赛外还有驭车赛，每辆小型双轮车由一中年俄罗斯贵族亲自驾驭，一般是四车一组，绅士们扬鞭亲征，颇为惬意，看台上掌声雷动，驭车人趾高气扬，这种绅士赛车是要押上大量赌注的，否则不会引起那么多人轰动。参加距离赛的骑士们都是高薪雇请的中国青壮年，他们真称得上最幸福的人，赛马结束后还是与马为伴，与马为友，反复练习骑术，提高技艺。他们干这一行日久天长，技术熟练，一般不会落马发生摔伤。还有一点与我们所见十分不同的，就是开赛枪响之前，八匹黑色曲颈骏马与八名骑士并肩一字排开，当枪声一响，各骑士飞才身上马，在一两秒钟内作完双脚入镫、曲身、空裆等动作，以最快的速度、最美的骑姿飞驰向前，这时看台上掌声热烈、齐声呼喊，绅士、名媛美女们顿呈鲜花灿烂一片，场内骏马如黑色的流星、黑色的闪电掠过眼前，与欢呼声融成一片。这就是年轻时在哈尔滨南岗赛马场所见。

一天上午到双城影剧院开大会，林彪、刘亚楼等一大帮人已在台上坐得满满的，原来林、罗、刘带着东北军区十几位军长（纵队司令）来看望学员，都带来了学习用品和数量不多的东北币，在林彪作了短短的致辞后，我纵队司令李天佑和其他几位司令也都讲了话。从这会上，我们才知道正在召开东北军区军事会议，我们通常的叫法是作战会议，军、师的军事领导参加会议，军、师政委则在部队主持练兵及后勤战备等工作，当时已是七月份，看样子新的战役快开始了。就在各纵队司令来看望学员后没几天，在我周日游哈尔滨时，又发生了一起更加严重的违纪事件，而且就发生在林彪、罗荣桓的眼前，所幸的是一向以语言尖刻著称的刘亚楼并没有训斥我，又顺利地过了关。

 

（4）

哈尔滨经过几年的安定生活，歌舞升平气氛浓浓的，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从上海请来了著名花旦李香匀，从报纸上我们也知道了京剧中的四大名旦，也知道了四大名旦最优秀的弟子被称作四小名旦，其中有李香匀、张君秋、李玉如等，这位李香匀是荀慧生的弟子，他的拿手好戏也是《红娘》，饰演张生的是姜妙香。报纸上介绍使我们一心想看看这些著名演员的演出。星期天我和往常一样，急急忙忙地乘火车来到哈尔滨，到了军区招待所，找到我师住招待所会计张树萼，又看了报纸，知道当天下午确实是李香匀、姜妙香演出的《红娘》，于是抓紧时间准备，张树萼很快把招待所管理员叫来说：“我们首长来了。”他也没介绍是什么级别的首长，管理员恭恭敬敬地领我们到食堂吃了午饭，弄得我挺不好意思。

两点钟，我与张树萼赶到哈尔滨戏院，一看，傻眼了，门口的台阶上支着一块大牌子，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两行大字：今日有堂会，京剧《红娘》停演。但我转念一想，有钱人家办堂会不可能这样的突然，不会把已经登了报的演出突然变更，一定是政府或军队大单位的临时包场。于是，我和张树萼绕到戏院的后门，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到后门，果然不出所料，美式吉普车一辆接一辆地到来，我们俩也与众人一同进入剧场，都是军队干部，卫兵无任何反应。我俩在后排坐下。

不一会儿，门帘开处一帮首长带着他们的夫人进入剧场，走在前面的是风度儒雅的林彪。进场后刘亚楼轻步快走，引领林、罗和东北局领导成员入座，照看着林、罗等领导人的夫人们，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只是好奇地看着她们蓝色的身影，薄海军呢外套上衣，在当时是十分名贵的衣料了。以前听传说，刘亚楼多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他的夫人是一位具有俄罗斯血统的大连籍妇女，看她那蓝色上衣外套下细长的身材和白白的皮肤说明传言非虚，首长后面是东北十四个军级单位各师的师长，另一些就是领导机关部门领导了。我与张树萼的座位选择不妥，离开主座区孤坐在两排空座之后，十分显眼，这时，负责场内安全检查的保卫部长带领一干部来到我的面前，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答：“双城上干队学员。”

“哪个部队的？”

“一纵队的。”

“一纵队的？”

“是，我纵队首长李天佑就坐在前面，他前几天还去看望我们。”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从后门，同大家一同进来的。”

保卫部长看我对答如流，毫无隐晦。便小声说：“好，你们先坐在这里吧。”因为看戏的人不多，只有两三百人，都相隔不远，我看见保卫部长到刘亚楼的座位前，低头说了几句，刘亚楼还向后排瞥眼一望，像是点头示意，似乎是说“叫他们看吧！”于是我就心安理得地欣赏起荀派花旦李香匀扮演的红娘。李香匀是男性演员，是四大名旦之首荀慧生的得意门生，他当时表演技巧和所表达的少女风韵与后来在北京看到的荀慧生扮演的红娘几乎一模一样。我第一次看到李香匀表演用京剧韵白，假意拒绝张生送信给莺莺而作科的动作，绣鞋一踢，回首侧目，用略带责备和贴近现实生活的口气说：“你这个人真有点叫人讨厌啊！”，好一个惟妙惟肖的活泼女性。

开办东北军区上干队训练干部是林彪在冬季作战攻克四平后进行整训部队计划的一部分，按林彪当时的打算，部队经过整整一个冬季的长期作战，需要休整，大量战士进入部队，需要训练和补给。与此同时，将敌人包围于各大孤立据点和城市之中，其重点是围困长春，并相机消灭长春之敌，而后大军南下，全歼东北之敌于辽沈地区。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及军事态势，这个行动方案应该说是正确的、可行的，但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还是在一九四七年冬季作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就指示林、罗、刘，待冰期作战后派八纵、九纵两个纵队到冀东、天津、张家口一带作战。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冰期作战正在进行时，毛泽东又致电林、罗、刘要打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把敌主力封锁于东北。毛泽东这个两千里大跨度越过长城、越过山海关、越过塞外沙漠的作战构想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短期内难以克服。经过多次请示报告和建议、电报往返，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总算同意了先打长春，但也是不得已而同意的。在表示同意后，他又对林彪、罗荣桓大加批评：“……不是因为先打它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你们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此后毛泽东仍念念不忘他的大跨度远距离冒险盲动的战略构想。五月三十一日又对林、罗提出“为主力出锦州、山海关、天津、北平充分准备粮食。”从上可以清楚看出，从冰期作战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与东北野战军在战略作战方向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当时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刚刚从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控制交通要道、占领大城市、保卫四平、保卫长春的错误作战指导方针下解放出来，好不容易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创造一个大好的局面，实在舍不得在条件不具备和无把握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冒险。这是陕北统帅与东北野战军对以后作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的原因。最后林、罗只好在六月十五日上报陕北，执行毛泽东四月二十二日的指示，即先行围困，而后相机进攻长春的构想，这就是哈尔滨作战会议的主要议题。

这个时期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对全国军事战略的决策确实是“左倾”冒险主义性质的，近些年来以及建国五十周年所公布的历史资料证实了这一点。就在对东北进行错误的战略决策的同一个时期，另一项错误的战略行动计划也在进行之中，这就是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命令华东野战军组成以陈毅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的东南野战军，由粟裕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即叶飞、王必成、陶勇）执行宽大机动作战，渡江南下，进入闽浙赣地区，以吸引中原国民党主力一部回防。先就现态势休整，二、三、四三个月照原计划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休整，然后渡江，以七八万之兵力去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再以转圈子和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闽、浙、赣，使敌处于被动地位，疲于奔命。按照这个计划，就会把经过多年经营组建起来的江苏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主力组成的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重新化为游击队，丢掉来之不易的重型武器，到江南的山林中同敌人周旋打游击。按毛泽东当时安排的时间表计算，要用一年半到两年以上的时间方可到达闽西。如按此计划，我军取得胜利至少要推迟到两三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要推迟三、四年了。看看当时全国战局，是什么形势逼迫毛泽东又化整为零重上井冈山呢？其实当时的形势对我军是十分有利的，东北我军刚粉碎敌二百里扇形攻势，攻克辽阳、鞍山和战略重镇四平，长江以北、中原和西北地区也是攻城夺地，捷报频传，三月份一克洛阳、四月再克洛阳，而后豫东战役攻克开封。山东方面，周（村）张（店）战役歼敌四万，而后又是潍县战役。西北方面在宜川战役后不久，于四月收复延安。综观全国形势，没有理由化正规部队为零星部队去进行游击战。而且中原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历代强大的军事集团最后进行决战的场所，而熟读历史的毛泽东为什么自动放弃这军事战略要地，而绞尽脑汁、费时劳力地暝思苦想，要到江南打游击呢？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就是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也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这时，华东野战军陈毅与粟裕像热锅上的蚂蚁，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方面要保住从洛阳至山东一连串的胜利果实，一方面还要作大兵团渡江、进行分散的游击战的准备，陕北一个电报一个电报地催促，他们实在为难。到四月中旬，我军收复延安，毛泽东也已东下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四月二十七日，陈毅、粟裕迅速赶往中央新驻地，向主席汇报，主要内容是提出大军不宜渡江南下的建议，他们向毛泽东提出：一兵团离中原较远，出江南有利，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无地方政府及群众配合，不易保密，易丧失战机，补给困难，伤员难以安排，今后攻坚战将是作战的中心问题，如不要重武器，不仅难以速战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敌占城市。南进后华野现有的重型装备将变成拖累。新区作战最困难的是粮食问题，大军往返拉锯，直接与民争食。现蒋军整编第五军和整编十一师是中原敌四大主力军，我一兵团南下如不能调该军出中原将长期僵持。并建议依托陇海以北（后防）作战，求得夏季打几个较大歼灭战。粟裕还讲了历代大规模的决战都是在中原地区进行，因为战场条件好，便于大兵团运动。当时毛泽东同意了粟裕的建议。但时隔不久，即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电林彪、罗荣桓准备主力出锦州、山海关、天津、北京作战的同时，又指示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抽调十个营，组成渡江先遣队，由孙仲德、谭启龙分任司令、政委，开展东南游击战争，从这段历史资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前线将领反复陈述和建议下并没有放弃其宽大机动作战的冒险主义战略计划。孙子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不久，华东的济南战役和东北的辽沈战役相继打响，来自主战场的决定性胜利使毛泽东忙着阅读一个接一个的捷报，也从周恩来主持的作战室收集材料，在为前线写“××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没有时间去想他的远距离的宽大机动作战了，形势的发展与毛泽东的意志相反，辽沈、平津战役聚歼和不战而屈敌之兵总计百万以上，而中原淮海也对敌形成战略合围，决战在即，国民党处于四面楚歌之中。渡过长江发动游击战的主张也被永远尘封。

 

（5）

在毛泽东与全国主要作战地区军事将领的战略思想没有完全统一的时候，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军事决策层进行了人事改组，把一个长期做陕北农村地下工作，当时负责东北土改的高岗任命为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原政委罗荣桓为第一副政委。这个任命非常怪诞，虽然它是利用建立军区机构的名义进行的。多少年来司令员和政委是平级的军政领导干部，在王明到第三国际任职并主持中国国内党政工作一段时间内，政治委员曾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甚至被夸大到“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的程度。而这次任命又出现奇怪的近乎颠倒的职称，即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要参与军事作战大计的决定，而且又有政委的职权，保证军事决策更大的合法性，这十几个文字的内涵十分耐人深思和回味，因为当时对毛的远距离宽大机动作战没有形成上下一致的认识，现在任命一个第三者进来力求统一认识，决定今后军事大计，其用意非常明显。回想一九四六年初错误的作战方针导致失败之后，也是进行了一次政治委员调动。那年三月，我们在昌图车站，亲自听了彭真政委传达的毛泽东关于坚守交通要道，坚守大城市，像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四平，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四平撤退，长春弃守。六月三日毛泽东也只好同意放弃哈尔滨进行运动战、游击战，那一次毛泽东免去了彭真的政委职务。之后的两年多，林彪司令兼政委，罗荣桓则是第二政委。现在高岗成为政委，罗荣桓只好被称作第一副政委，但东北野战军又不能没有罗荣桓的领导位置，因为红军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正式编为第八路军以来，因西路军红军主力被歼，七凑八凑好不容易编成三个师十二个团。林彪的一一五师两个旅，每旅各两个团，主要由江西中央红军编成，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实际上担任一一五师政委的是罗荣桓，因蒋介石不准设政委一职，只好称政治部主任，平型关作战后不久，林彪负伤离开部队，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及三四三旅号称东进支队进军山东，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并逐步把黎玉、张经武领导组织起来的几万地方部队锻炼提高到正规部队的战斗力水平，这些部队就是山东纵队，曾达到十个支队的规模。皖南事变后罗荣桓又把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派往苏皖支援新四军，以后就通过合并和扩军，发展为新四军黄克诚为师长的三师。抗日战争胜利后，十万老兵进军东北，其主要部分就是罗荣桓所统帅的山东军区的八路军与苏北原一一五师有关的新四军部队，经三年多的战争锻炼，发展到从三十八军到四十三军六大主力作战部队，由于这些部队都是在罗荣桓长期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他就留下来任副政委了。但这不平常的人事任免为历史留下了巨大的不幸，为十几年后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尽管对东北下一步作战方案还没有统一认识，是进关作战封存敌军于东北，还是先聚歼敌人于东北而后进关呢？哪个方案可行呢？当时已明明白白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舍近求远的方案是不可取的，因为百万大军，千里运粮，榆关南北不足三十华里的海边通道都是大军行动难以逾越的难点，另外处于绝境的敌人在窥知我军的实情后如立刻冒险行动，倾巢出动，实行围魏救赵，北过松花江，西出辽西，后果将难以想象。林、罗方案的可行性是稳扎稳打，不搞轰动效应，不搞引人注目的花招，条件不具备时就先北后南，围困攻打长春，条件大部具备时就断敌咽喉，决战锦州，经过反反复复的电报往返，经过东北野战军领导层多次作战会议研究，经过对作战物资的充分准备，八月二十九日，林、罗作出决定，“大军南下决战辽沈”，九月七日，刘亚楼亲自到上干队传达辽沈作战的命令，他讲话内容简明扼要，至今仍清楚地留存在记忆中：西满千里铁路现已全部修通；-辽西秋粮成熟，百万大军的粮食有了可靠保证；我军经数月整训，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充分作好了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和后勤保证工作。这次辽西会战将有十万农民、四万辆大车、一万副以上担架支援前线。我们听了刘亚楼的毕业典礼讲话，这时，林彪不可能来参加我们的毕业仪式了，他一定在挂满了军用地图的作战室里看一会地图又来回踱步，走走停停、停停看看，从一面墙下走到另一面墙下。我们赶快收拾行装，进行准备，大队长洪学智忙着去哈尔滨后勤部为我们办理军需用品，其中最受欢迎的有饼干和哈尔滨生产的建设牌香烟。九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几十辆苏制嘎斯车载着我们奔赴前线，那时，廖兵团西援锦州，占领彰武，于是我们的车队改道西行进入内蒙沙漠草原。林彪的指挥所也同时出发，是火车专列，只有专列才能布置电台通讯系统和放置作战图。至此我们结束了在上干队的学习。双城故乡情，留居近半载，秋风扬晨帆，再送我远征。不久，我们到达前线，参加那近代史上著名的辽沈战役，十一月初战役结束，简明的军事统计数目是歼蒋军四十七万二千名，俘敌人将军二百七十六员，加上以前毙俘敌方将领十二名，合计二百八十八人。在长期战争中，蒋介石天天念口诀一样教诲他的部队“不成功便成仁”，可是这次在辽西，成仁者极其罕见，在辽沈所见的却是蒋介石东北地区战争机器操纵者——二百八十八名将军。这时我军连续胜利，我军统帅部的军事统计也多有缺失，按“辽沈战役”一词的标准含义是包括在锦、长、辽、沈所进行的各次战斗的总和，长春敌人的不战而降未被统计在内，如把郑洞国统计在内，那么辽沈战役歼敌总数应是五十五万以上，因为会战之前敌军总兵力就是五十五万以上，战役中敌军葫芦岛东进兵团从关内调入的七个师也在塔山前线留下大量尸体，仅有五十二军率二十五师两个团从营口逃跑，充其量也只万人左右，另外还有曾泽生的六十军起义的三万人没有计算在内，这是按政策办事，起义不能列入被歼的行列。

我军的有生力量来之于人民也来之于前线。五十万敌军伤亡和被俘，大量的解放战士编入我军，使我军各级战斗单位人员大大膨胀，一个步兵连队有二百人左右的在编士兵，过去是没有的，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今后战争还会有兵力的消耗，这样层层超编，到了纵队军务部门，粗略一算，全纵队人员竟接近八万，简直是历史空前。在我军连续胜利，攻城克地的大好形势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央军委通令全军，统一军、师部队编制序列，东北野战军一纵从全军统一排列的番号为三十八军，下属一一二师、一一三师、一一四师，另加一个独立师一一五师，这样从一纵到十二纵队都是军师按编制序列排列，另加一个独立师，每军都有七万人左右，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另外还有炮纵、铁道兵纵队及初创的工程兵纵队，全部东北野战军的兵员共一百三十万，是我军战争历史上最庞大的战争机器。就在这时，我所在的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做了一件极不合时宜也显得不懂政治的事，我不知道他俩在决定做这件事之前是否请示过林、罗，但林、罗可能是知道或未表示反对。三十八军是原江西中央红军为基础、抗日战争时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部队发展而成的，李天佑当时就是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的团长。梁必业当时在师部工作，为了保持“首战平型关”的威名，取得一一五师的番号，李、梁两人致电毛泽东，要求三十九军番号而出让三十八军番号，因为三十九军按编制序列的第一个师就是一一五师。但毛泽东没有批准。

有关我军在东北战区作战的历史可以到此告一段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沈阳医学院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庆祝辽战役战胜利和东北全境解放。林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第二位讲话的是从重庆来的反蒋民主人士闫宝航，他原是张学良的高级幕僚，他在讲话中给人印象颇深的语言是：东北百万大军即将以摧枯拉朽之势直下平津，打到南京去，推翻蒋政府。

部队经过短时间准备和休整，我部即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始向平津前线前进。当时一切交通线路均未恢复，部队在塞外群山中行军，山海关左右的几路大军共进，通过长城各大隘口，十二月十五日我部过铁门关喜峰口，十八日到达北京市东玉田县，开始进入了新的战斗历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