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追访河南'知青岁月'”系列报道
作者：戈弋搜集
|
|
|
|
| |
|
|
| |||
|
|
| |||
|
大河报：“追访河南'知青岁月'”系列报道
作者：戈弋搜集
|
|
| ||
|
| ||||
|
| ||||
|
“追访河南'知青岁月'”系列报道 记者：孟冉（文） 李康（图） 来源：http://www.dahe.cn大河报A13解密档案2007年12月24日
开栏的话 “上山下乡这件事，涉及面广，影响很大……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否定和肯定……对知识青年在建设农村、边疆事业中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充分肯定，对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继续予以鼓励和宣传……”对那场肇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终结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曾长期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１９８１年，国务院做出上述定性和评价。 自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始，截至１９８０年年底，２５年来，中国先后有１７００多万名城镇知青通过插队、支边、到国营和知青农场等方式，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倾洒在了祖国广阔的农村和边疆地区。中国知青运动的各个历史时期，河南都紧跟形势，近百万河南知青全面经历了那段轰轰烈烈的岁月。 从今天开始，本报与省档案馆联合打造的“解密档案”栏目，将陆续推出“追访河南'知青岁月'”系列报道（共四篇），与您共同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山下乡”就被写进了中共中央确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了“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的青年，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 追根溯源，知青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提出来的一项战略决策，是“党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次大实验”，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只不过此事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指导思想出现偏差，上山下乡运动的声誉遭受损害，才给人们带来了认识上的偏颇和错觉。 上山下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最初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呈现了怎样的精神风貌？
“追访河南'知青岁月“之一： "上山下乡"初衷是解决城镇就业难
１９５３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四年。 “那时，由于扫盲运动和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建设的速度，很多高小毕业（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的农村青年大量拥入城市，造成城市里的就业出现了紧张。１９５３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萌芽。”刘君福，今年７０岁。作为上世纪６０年代初郑州一名老知青，关心时事的他侃侃而谈。 刘君福提到的《人民日报》社论，是１９５３年１２月该报刊发的《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内容是号召在城市上学、老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城市就业问题。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中学毕业生无法升学，很大一批已到就业年龄的高小毕业生等处于待业状态的情况。记者查档发现，在１９５５年４月青年团中央（注：此表述依照当年档案记载）提交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城镇学生状况：“１９５４年，全国未升学的高小毕业生有２１０多万人，绝大部分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城镇学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加之国家又处在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之中。由此，党中央开始考虑动员一部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这个“动员”，因青年团中央发起的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而变得更加具体和明晰：１９５５年８月初，为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３８６８万亩开荒任务，北京青年率先响应青年团中央组建远征垦荒队的号召，许多人捐款捐物表达支持的心愿，仅１０天就收到近７０００元捐款。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这五位北京郊区青年代表，还受到了时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的接见。很快，这支由６０名青年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男队员４８人，女队员１２名）奔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支垦荒队。 就在北京青年远征垦荒活动如火如荼之际，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指出当年暑假全国将有５７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和２３６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都要求解决就业或学习问题。然而，国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满足这种愿望，而农村正在大力开展农业增产运动，需要大量吸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 “这篇社论，在倡导知识青年回乡生产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问题。”刘君福说。 《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青年团中央组织的一场垦荒活动，被视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但真正开启上山下乡运动闸门的，却缘于毛泽东那句振聋发聩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时至今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仍是包括广大知青在内的许多中年人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 这八个浓缩成经典的台词式字句，是从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三句话里提炼出来的，原文是“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这句话，被收进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出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是他为该书中的一篇文章《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所做的批示。 文章中的“一个乡”，指的就是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即现在郏县广阔天地乡。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中共河南省委曾隆重举行纪念毛泽东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光辉指示２０周年活动，并在《河南日报》刊发长篇通讯，热情讴歌战斗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知识青年的光荣事迹。 如今，被誉为“知青文化发源地”的广阔天地乡，已成为河南中西部地区一个知名的红色旅游景点，展览室陈列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演变历程，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地方曾经的辉煌。 “一个乡”究竟做了什么，让毛泽东如此重视？几乎所有的历史档案都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１９５５年，郏县几名高中毕业生自愿回到大李庄乡，参加农业劳动，推进合作化进程，后来此事写成经验上报，从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的这个批语，实际肯定了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个精炼提纯的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迅速在全国广大知识青年中叫响并流传开来。 遗憾的是，记者几经努力，终未寻找到当年自愿回乡的几名高中毕业生。档案中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青年学生自愿回乡务农，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尚的感染。”刘君福说，虽然那时报纸不如现在普及，但学生们可以通过校方的党组织学习讨论，政治氛围非常浓厚，加之领袖批示“推波助澜”，自然成为当时一些热血青年的自觉行动。 那个时期，因政府尚未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河南到底有多少城镇知识青年回乡劳动，已无从考证，相关档案也没有此方面的数字，档案中只有“到１９５７年底，全国城市下乡青年已达７．９万多人，回乡的更多”这一简单记录。
事实上，知青上山下乡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的萌芽，除了当时中国城乡人才供求矛盾突出和舆论的宣传引导，一部分青年的主动请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１９５５年８月，北京青年“下乡垦荒”行动得到肯定后，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纷纷向边疆、荒山挺进。档案记载：“天津、河北、湖北、山东、哈尔滨等１０多个省市的团组织，也相继组织了５０余批、约３７０００人参加远征垦荒。１９５６年一年，全国就有近２０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时河南没有组织大规模的青年垦荒志愿队，但是城市的中学甚至大学生已出现了“回乡干革命”的苗头。 关于上山下乡的起源，许多受访知青认为来自“文化大革命”，记者查档发现，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事实是，“下乡上山”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出现在１９５６年１月发布的《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在当时，愿不愿意上山下乡，成为考验知识青年是否有社会主义理想，是否有革命觉悟的试金石。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１９６１年，刘君福大学肄业回乡务农。这一“回”，就“回”了４６年，至今没有返城……
“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这句话，出自《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４月８日发表的有关“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第三篇社论。 此篇社论的发表过程有个细节：１９５７年３月，刘少奇视察豫、湘等中南五省，他沿途调查了城镇不能升学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后，提出“必须动员一部分人到农村去”。《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的这个意见，发表了两个“主要”的社论，从此，全国兴起城镇知青回乡、下乡高潮。 然而，这个高潮并没有持续多久。１９５８年，由于农民大量进城，全国职工总数一下子猛增到４７５０多万，回乡、下乡活动停止。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的到来，城市的２０００万职工被动员回乡，知青上山下乡又被提上日程。 这种变革同样波及城市高校。１９６１年秋天，正在郑州建筑工程学院（后该校合并到郑州大学）化工系硅酸盐专业读大三的刘君福，突然接到学校通知，全校停课放假。“同学们都感到很意外，好好的为啥要放假？校领导开大会说，停课是因为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知识青年应回乡参加劳动，搞好农业生产，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刘君福说，他班上有５６个学生，一大半家在农村的人统统返乡，不走也得走，户口都由学校迁回了原籍。 “我们这批人属回乡知青，是带着把自己的所学用到农业生产上的任务回去的，跟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有本质区别。”刘君福回忆，当时学校说放假一年，一年后再返校。可是没想到，１９６２年学校合并到郑州大学，化工系容纳不了所有学生，又出了“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回校，农村户口的学生留乡”的新政策。“我那年２３岁，大学还没毕业，也不可能托关系走后门返城上学，只好办了肄业证，扎根农村了。”家在郑州市二七区侯寨公社尖岗大队的刘君福叹了口气，说他在这件事上最对不起父母，“他们在世时老问我咋不回校上课，我骗他们说放长假了。这个假真长啊，一放４０多年……” 刘君福回乡后，当过大队会计、公社干部、工厂厂长，但农民身份始终没变。“没上完大学，是挺遗憾，可我在农村干得也不错，也没啥后悔的。”刘君福说，他在农村办夜校、搞发明，培育的科技田受到过省领导的赞扬，带领的乡村集体化工厂红红火火，他还曾经作为河南化工专家出访俄罗斯。如今，年届古稀的刘君福晚年生活舒心，儿女们事业有成，家有三部汽车和三套房产，“只要有知识，愿意干，农村就是个广阔天地，确实是大有可为的，哈哈哈……”老人爽朗大笑。
“追访河南'知青岁月“之二： 常规工作如何演变为政治运动
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城镇知识青年，但在实际操作中，在“一心完成知青安置任务，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的指导思想下，也出现了安置混乱的情况。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知青赴京“造反”事件，已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随后领袖发出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使这项原本常规的工作，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在亲历者眼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是什么模样？
１９７４年，郑州知青葛存海下放到淮阳县曹河公社，成为当地农村的一名插队社员。１９７８年返回郑州后，他和当年同一插队点的知青伙伴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我们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称呼，叫‘插友’，意为‘插队的战友’。”葛存海说。 在大量有关知青的文学作品或影视剧中，“插队”是一个出现最为频繁的词。插队分集体和成户两种类型，前者是将一定的知青整体安排在某一农村生产队，和当地农民一样从事劳动生产；后者是将分散的知青编成家庭样式，派出一个知青当户主，算作某一生产队的家庭单位。 据了解，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知青到农村和边疆参加生产建设，正式开始于１９６２年下半年，当时还成立了中央安置知青下乡领导小组，专设了办事机构，各地也成立了相应机构。 １９６４年以前，知青的安置主要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后来转向以到人民公社插队为主。那么，是谁提出了知青的插队安置？为什么要以插队为主？相关档案披露了这一内幕：１９６４年１月９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上山下乡问题时，邓小平说：“安置城市知青下放，要以插队为主。用插队的办法，每人平均给的安置费不到２００元，如果建场队每人则要１０００多元。如果１００万人到农场的话，需要１０亿元，这怎么得了？” 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的意见，得到了当时主抓知青工作的周恩来的赞同，他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知青安置问题要从这里出发。”可以看出，当时采取插队这个办法，是从我国国情和国力考虑的，是想在农村探索出一条解决城镇知识分子就业的路子。 ２５年来，河南有多少插队的知青？记者通过走访并查阅档案，并没有得到详细的数字。不过，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公布的《河南省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情况》记载：“据统计，当年，郑州、开封、洛阳、新乡、安阳、鹤壁和焦作７个城市中，１６~２５周岁、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知青总数是６８９６人，全部按集体或成户的形式予以了安置。”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前上山下乡的城镇青年中，并非全是知识分子，也有不少社会闲散青年。
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６岁的初一学生张国鑫从郑州二十三中学辍学。当年６月，政府号召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劳动生产，他执意下乡。 “我是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５日被派到祭城公社黄庄（此地现在归姚桥乡）生产队的。那天，郑州市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市长王均智亲自欢送我们，６００多名知青坐着汽车经过南大街、二七路、金水路，接受沿途群众的鼓掌欢呼，风光极了。”对当天下乡的情形，张国鑫历历在目。 张国鑫坦言，按照１９６５年的知青下放政策，像他这种退学的青年是算不上知青的。档案中的记载印证了张的说法：“对家居农村从城市毕业或退学回乡的学生以及国家机关、部队和企事业单位退休到农村养老的人员，不列入安置计划。” 张国鑫之所以被作为知青下放，是因为“政府一心要完成知青安置任务，减轻城市就业压力”。“我好歹上到了初中，同时下放的不少人小学都没毕业，有的根本没上过学，甚至还有劳改释放人员，标准的社会青年。”他说，在生活上，那些闲散人员享受着和知青一样的待遇，如第一年国家供应７０％的杂粮和３０％的白面，每人每月４５斤口粮标准，发９元钱生活费，但到了第二年就跟当地农民一样，吃饭靠挣工分了，也不再发放生活费。 “黄庄靠近黄河，我们住在生产队腾出来的草房里，没有窗户，每天起床被子上都落一层厚厚的黄沙。我有些后悔了，想回家，裹着被子哭。可户口都迁过来了，带队干部也不允许离队，只好待下去。”张国鑫说。 生活条件艰苦，农业劳动繁重，这让在城市里习惯了饭来张口的闲散青年苦闷不已。“时间一长，他们就暴露了游手好闲的品性，有一群快３０岁的小伙儿经常三五成群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当地群众对这些人又恨又怕，撵又撵不走，没办法。”据张国鑫讲，好在那些“准知青”们干起活来毫不含糊，多少给真正的知青挽回了些颜面。插队期间，大家在黄河边的２０００多亩盐碱地上培育出了亩产三四百斤的稻子，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寒冬腊月，大家穿着短裤跳进结满冰碴的沟渠，清理渠道，引来黄河水灌溉稻田。 插队两年后，几经周折，直到１９８１年，张国鑫才被郑州市安置办和劳动部门按照返城知青就业政策，分配到郑州市蔬菜公司下属的向阳商店上班。
从１９６２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６年上半年，全国总共有计划地组织了１２９万名知青上山下乡，４年间的知青安置工作正常有序。 和中国其他省份一样，河南的知青上山下乡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成绩喜人。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６日的《河南日报》报道称：“近两年来，我省１．２万多名知青到农村山区落户，满腔热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上山下乡之前学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决心把根子扎在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不仅学会了插秧、割麦、放磙等农业技术，而且不怕脏，不怕累。两年来，植树造林２万多株，种果树１．２万多株；为农家子女办农耕小学和中学，仅在息县，就办了２６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有近５００人参加。”正当上山下乡踏着稳健的步伐向前推进时，到１９６６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红卫兵运动冲击着各级党政机关，打乱了正常工作秩序。而在此期间，北京发生了下乡知青回城“造反”事件。 采访中，郑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知青告诉记者，１９６６年秋天，他曾作为郑州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串联到北京，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疯狂场面。 “我们乘车不要票，吃饭不要钱，下乡青年也和红卫兵混在一起，大批返回城镇。当时全国各地拥向北京的下乡青年有六七万人之多。”他回忆，一些人在红卫兵的影响下，成立了各种形式的“造反”组织和“联络站”，鼓动更多的下乡青年回城“造反”。最厉害的是从广西等地去北京的７０多名下乡知青，他们“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宣布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办公室被占后，中央安置办的工作人员被迫转入“地下”办公。在他的回忆中，“上访人员中更多的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 知青回城“造反”，惊动了中央高层。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要求“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当年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明文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联，并发出通告，称“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经过这一系列工作，在１９６８年夏季之前，上山下乡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既没有大批新的知青上山下乡，也没有大批返城知青上访、“造反”。然而，正是这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却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１９６８年２月８日，５５名摘下袖章的红卫兵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首都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应该说，它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大潮来临的前奏。” 河南知青联谊会出版的内部刊物《知青》杂志总编辑刘建生接受采访时说，自１９６８年４月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分配原则以后，上山下乡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声势最大、进度最快的是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江西、河南等省、区。 据当时中央安置办公室编辑的《上山下乡简报》记载：“整个城乡的工厂、机关、商店、学校、街道和解放军，像一部大机器全部发动起来了……河南省革委会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为当前中心工作之一，许多领导干部亲临前线，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道，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浪潮。郑州市两批中学红卫兵下乡时，省、市革委会均组织二三十万军民夹道欢送，震动很大。” “真正决定千百万知识青年命运的，是毛泽东作出的那个著名的最新指示。”刘建生说，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验，该报在编者按语中转引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仅成为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后的又一句响亮口号，而且给广大知青到哪里去，干什么指明了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相隔１３年作出的这两个重要指示，一脉相承，对中国知青运动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新指示”就是动员令。它明确了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各级革命委员会遵循毛泽东“来一个动员”的指示，大造上山下乡的革命舆论，迅速把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推到了顶峰。 对河南知青上山下乡的热烈场面，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３日至２８日的《河南日报》不惜版面，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道，如“周口镇（即现在的周口市）知青争先恐后奔赴农村”、“洛阳２０万居民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掀起声势浩大的到农村安家落户高潮”、“革委会干部主动将子女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等等。 根据档案记载：“１９６９年１、２月，仅仅两个月时间全国就有１５５．６万人下乡落户。其中河南３２．９万人，湖南２０．１万人，四川１６万人，湖北１３．５万人。到当年年底，全国共下去２６７．３８万人，加上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下乡人数，总数有４６７万多人。其中到国营农场８０多万人，到人民公社插队的３８７万多人。” 采访中，刘建生向记者透露了一个足以表现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革命精神”的事件：１９６９年，上海市组织３０多万人去黑龙江、吉林两省，考虑到单靠火车运输太慢，就动用海军军舰把该市知识青年先运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去黑龙江和吉林。“在今天看来，这事简直不可思议！”刘建生感叹。
“追访河南'知青岁月“之三： 只有一个选择：向农民看齐
“历史的年轮／把我们带到农村／那一副副沉荷的重担／磨肿了我们柔嫩的双肩／那一座座山冈一条条小溪／留下了我们坚实的脚印……”这首题为《啊，知青》的诗歌，道出了河南百万知青所经历的苦辣酸甜。 那些稚气未脱的学生娃，不管出身普通工人家庭，还是高干子弟，只要到了农村，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向农民学习，向农民看齐，承担劳动重负，掩藏内心理想，将一腔热血倾洒在“广阔天地”里，等待未知的前途安排。 知青的生活是贫乏的，他们得到了安置经费，但无法自由掌握；知青的精神是坚忍的，所以造就了一批风云人物；知青的纷争又是复杂的，他们中的一部分曾跟“贫下中农”产生隔阂和怨恨，甚至酿成流血冲突……
１９６８年深冬时节，正是全社会落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伟大指示的高潮时期。１２月底的一天，李新生告别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和他正上高一的１９岁的二姐一起，随着省会知青下乡大潮踏上了落户农村的道路。 “早上６点多，天很冷，我哈着气，缩着脖子，背着铺盖卷在市十一中门口集合。不一会儿，市里安排的大公交车到了，临上车时，忽然听到学校广播里传出我和二姐的名字，是表扬俺俩放弃城市优越生活，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当年离开郑州的情景，今年５６岁的李新生仍历历在目。 李新生的父母都是老革命，解放后一直在省委工作。“父母坚决支持我们下乡，说向农民学习有好处，不可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我和二姐算是‘根正苗红’，当然响应国家号召，也服从父母的意愿。”李新生说。 破旧的公交车载着李新生姐弟走了一天，到天黑走到唐河县。“所有知青被安排在县城最好的招待所，可还是睡不着，房间四处透风，太冷了，想烤烤火连干柴都难找。”第二天清晨，唐河县郭滩公社几位干部亲自迎接他们。还没进村，就听见锣鼓喧天，路边挂着“热烈欢迎郑州知青插队”的条幅。当天上午，公社礼堂举行大会，知青代表登台讲话表决心，之后是文艺宣传队表演的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节目，会后，他们被分到了该公社的尚庙大队。 李新生和二姐以及两名１９岁的女知青被分在第四生产队。“我们属成户插队，我还是户主呢！”李新生拿出一个购粮本，指着户主栏里他的名字说。因为住房紧张，李新生等人先在村妇女主任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生产队提供了一间会计室给李新生住，他姐姐和另外两个女知青住进了队里的仓库。 艰苦的农村生活，让１７岁的李新生从一名文弱书生，一下子变成了肩负重担的男子汉。半年过后，烧锅做饭，劈柴打水，深翻耕地，撒粪扬场，他样样都会，一招一式与当地农民无二，完全没有了高干子弟的影子。 李新生在农村干的最重的活是脱坯烧窑。１９６９年夏，生产队烧砖搞副业，他每天和泥脱砖坯。“那泥必须和得跟面一样细，不能有任何杂质，不然烧出的砖不结实。脱坯最累，开始我一次只能脱两个，后来加到４个，一天下来整个人都虚脱了。” 李新生姐弟俩在唐河农村待了一年，１９７０年春节过后，他们依照有关政策，随父母迁到长葛县八七公社（现为和尚桥乡），开始了新的插队生活。“那段经历，是所有插队知青的生活缩影。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那时的作息习惯，早上６点起床，听广播，看新闻，先干一阵活儿再吃早饭。”李新生乐呵呵地说，“这种生活状态，挺好。”
据李新生回忆，他刚下乡插队的时候，每人２００元的安置费不交给知青，而是由生产队掌握，知青需要面缸、水桶、农具等生活生产用品，跟大队领导打个招呼，他们就会送过来，买这些东西的钱都从安置费里出。 对于知青的生活安置，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日，国家计委曾下发《关于处理回乡插队落户问题的协商意见》，意思是城镇知青要求回到外省区原籍插队落户的，事先须征得接收地的县革委会同意，路费由迁出地区发给；安家落户有困难的，由接收地按回乡标准予以补助；建房补助款直接拨给安置地区，不交给本人。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２年任河南省知青办副主任的高冠英说，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河南给每位知青拨付的安置费是３００元，后增加到５００元。“当时，这笔钱在农村建房都没问题。因为是专项资金，直接分到市、地、县和公社，所以没人敢截留或挪用。”他说，“当然，我听说有些地方也发生有贪污现象，被发现后处理是很重的。” １９７０年，以红旗渠闻名全国的林县，曾因创造了一套成熟的知青生活管理模式，被作为“标本”在河南推广。做法是：把粮食分配到组，经济结算到人，吃粮按国家规定标准，由生产队保管，逐月发放；因病、因事请假的，每天给一斤粮票，擅自离开的、长期不归队的，不再发放；吃菜和社员一样，盐、煤等其他开支由知青本人解决；住房方面，生产队公房较多的，可合理作价给知青，借住的民房，大队负责维修，不要房租；看病和社员一样，实行合作医疗，头一年按社员标准，从安置费中支出，一年后自己负担。 庞大的知青群体，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据了解，郑州市从１９６４年开始对下乡知青拨款扶持，到１９８２年总共支出了８３８２．７万元（对口单位支援的经费不在其内）。档案显示：“郑州市１９６３年到人民公社插队的知青，每人发安置费１００元，１９６４年每人平均２２５元。１９６５年的知青安置费（包括建房、旅运、生活补助、农具和家具购置）是，单身插队的２５０元，成户插队的人均１８０元。１９６９年单身插队，跨地区的每人２４０元，本省县市的人均２３０元，本地郊县的每人１１０元。１９７５年对安置费做了调整，无论跨地区和本地区，每人一律补助５００元，到外地插队的另加差旅费２０元。” 据统计，１９６２年~１９７９年，国家财政共支出知青经费６５亿元，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间支出近５０亿元。“不清楚河南花了多少钱，肯定是过亿元了。”高冠英说。 优秀知青投身“广阔天地”后脱颖而出 “田头，地头，那年头，日子稠稠，思念稠稠；旧友，新友，皆朋友，岁月悠悠，回忆悠悠。”在河南省知青联谊会出版的内部刊物《知青》杂志创刊号的封面上，除了这几句煽情的表白，还印着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薛喜梅、卢忠阳等１０位知青的照片。当年，他们都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４日，郑州市首批７１名知青被下放到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这批人中，我们郑州十八中共有７名同学，薛喜梅是其中之一。”《知青》总编辑刘建生说。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知青，４４年前就从城市回到家乡——郏县大李庄乡的高中生卢忠阳，走在了薛喜梅他们那批人的前面。卢忠阳的名字曾写入河南省委常委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但他却坚持留守在“广阔天地”。 “１９７０年我们在郏县插队时，已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书记的卢忠阳，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水利系。１９８０年，他被批准从省里回到郏县，担任县领导职务，直到１０年前退休。”对卢忠阳，刘建生怀着深深的敬意。 一批河南知青在广阔天地很快成长起来，记者查阅档案发现，１９７２年，除当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薛喜梅外，还有王传禹、祖守国、赵登太、冯秀英、拜梅芹、史树芬等人，他们或当选省革委常委和人大代表，或被推荐上大学，或被选为地区党代表。 １９７５年，河南省召开知青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据统计当时全省已有３６万多名下乡知青，有３２５４人在农村入党，５８３５４人成为共青团员，１１８８４人进入生产队以上的各级领导班子。 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８０年，薛喜梅在广阔天地乡待了整整１２年；从１７岁到２９岁，她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这片热土。薛喜梅是郑州首批下乡知青，却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农村的，回到郑州后她选择了河南农学院。“我这辈子是离不开农业了。”薛喜梅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表现优秀的知青，也有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知青。后者在农村不好好劳动，东流西窜，有的任意拦截车辆，有的到社员地里偷瓜摘果，趁夜偷农民家的鸡狗。“这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大都发生在领导力量薄弱的知青插队地点。”高冠英说，农村基层干部对这类知青又恨又怕，个别地方用武斗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结果酿成了悲剧。 １９７４年春末，发生在潢川县新里集公社（今改为魏岗乡）和平大队的一起伤亡案件，震惊全省，损害了知青的声誉。 当年５月１日，中共河南省委接到潢川县委紧急报告，称下放到该县彭寨大队的郑州知青夏建新和郑州市政公司工人吴贵山在向和平大队社员买米时强行压价，引起该队社员的不满，双方发生武斗，造成５名知青死亡，９名知青受伤。省委极为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由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卢忠阳带队，前往事发地。高冠英和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也在调查组之列。５月２日，中共信阳地委、信阳军分区等领导以及中共郑州市委派出的领导也先后到达潢川。 经过几天的查访，调查组做出了处理意见。档案如是记载：“一、劝阻彭寨知青不准到外地串联，教育外来知青不许前来‘支援’；二、教育大队干部和社员，对不听从管教者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三、无论是何原因，用武力将知青打死打伤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四、动员躲到外地的干部、社员迅速回到大队，搞好春耕播种；五、由县法院、公安等部门对下令开枪射击知青的大队干部，立即依法拘捕审讯，以待判决；六、对死伤知青家属，由郑州方面做好抚慰，潢川县医院负责精心治疗受伤知青，待伤情稳定后接回郑州进一步治疗。” 高冠英说，这场惊心动魄的惨案，是一个血的教训，既教育了农村干部和社员，又教育了全省知青。此后，全省再没有发生知青损害社员财产和基层干部打骂知青的事件。
知青运动历时25载无声落幕
终结“插队”、下乡不再搞“一刀切”……到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随着国家对知青政策的调整，历时２５年之久（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９８０年年底）的上山下乡逐渐落下帷幕。但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被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上山下乡成了一场教育人、改造人的政治运动”的反思，却并未消散。 从轰轰烈烈，到渐行渐慢，紧跟国家形势的河南知青运动，最终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脱离上山下乡的轨道，无声无息地画上了句号。
在河南近百万知青中，一个名为“老三届”的特殊群体，格外引人注目。 所谓“老三届”，是对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统称。按照惯例，对应届毕业生要及时组织升学或分配工作。但是，由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学校既未招收新生，也未组织毕业生升学、就业，学生一直留在学校停课闹革命。全国多达千万人的老三届学生，仅家居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就有约４００万人。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这部分人的出路只有一个：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虎俊峰，郑州铁路局车辆北段退休职工。１９６９年年初，在经历了大批判、大串联和红卫兵组织之间的无数次纷争之后，他作为１９６７届高中毕业生，从郑州一中下放到荥阳县（现为荥阳市）二十里铺公社赵家庄大队后姚岗生产队插队落户。回想近３年的知青岁月，虎俊峰最憷的是三种活儿：一是割麦子，二是挑大粪，三是剥玉米叶。不过，最让他难忘的是，那些日子收获了爱情。 后姚岗生产队是个只有２５０名社员的小村庄，村里有６位郑州其他学校的知青，虎俊峰很快“注意”到了其中一位女知青。她很漂亮，梳着大辫子，说话温柔。虎俊峰主动找她聊天，得知她叫王幼玲，是郑大附中（现为省实验中学）的“老三届”。两人很快熟识，整天有说不完的话。一天，虎俊峰鼓足勇气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没想到王幼玲说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心情灰暗的虎俊峰请了一个星期病假，治疗“受伤的心”。后来，虎俊峰觉得只要她没结婚，自己就有希望。于是返回村里后，一边积极劳动，一边狂追不舍。大队书记姚国俊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劳动中有意给他们创造“机会”。最终，王幼玲被虎俊峰的痴情打动了。 １９７１年，郑州铁路局招工，虎俊峰第一批返城。随后，王幼玲也调了回来。４年后，他们结为连理。如今，两人都已退休，还经常回荥阳，重温当年的甜蜜。
“眷恋”、“热爱”、“怀念”、“痛苦”、“财富”，这是众多受访河南知青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这些词汇，包含了知青们对那段非常生活的感受，以及对非常生命的领悟。 前几天，郑州市民彭天增组织数十名知青重返当年集体插队的青年农场，记者受邀随队前往。１９７１年，彭天增就读于郑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初一年级。当年１月１６日，他和２００多名同学被派往该市古荥五七青年农场（现属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姚湾村）劳动，１９７６年返城，进入公安机关工作。 农场位于黄河南岸邙山一片阔大丘陵。如今，那些由千把号男知青挖掘的窑洞宿舍，以及一块块平整出来的农田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别墅群。彭天增感慨说，他们那会儿只知道在“广阔天地”里割草、养猪、种麦子（麦子亩产不到１００斤，连他们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大把金子般的青春就是这么度过的。 彭天增所在的知青农场按部队建制，６个连队的知青全是没毕业的中学生。１９７３年夏天，彭天增他们在地里干农活，一个叫元宝的同学负责送饭。那年雨水特别大，邙山是黄土高原延续下来的丘陵地带，经水浸泡后，土质松软，极容易塌陷。 一天，元宝挑着饭从村里的伙房出来，步行近５公里前往农场。此时，大雨倾盆，昏天黑地。元宝跌跌撞撞，走过一片水洼时，他本能地迈大步子，想跳过去。不料，一只脚刚着地，轰隆一声，前面塌出一个大坑。元宝身体失去平衡，一头栽进去，旋即掉入和水洼相连的池塘，没了踪影。 数十名老乡和６名水性厉害的知青无数次轮番潜水，当晚午夜，才找到元宝僵硬的身体。 第二天，元宝的父亲从市里工厂来到农场。老人尚不知儿子已离开人世，他带来了一堆食品，想给儿子改善生活。带队干部吩咐大家倾尽所有摆了一桌丰盛宴席。老人思子心切，说饭就不吃了，见到儿子就走。干部好言劝慰，说不急，吃了饭再走不迟。正说着，彭天增和几位同学从市里买花圈赶回农场。他们扛着花圈推门而入，领导大骂“滚出去”时为时已晚。看到挽联上元宝的名字，老人当场昏厥。 当晚深夜，同学们将元宝抬上殡仪车，连夜拉到郑州火化。１６岁的元宝，就这样匆忙告别热火朝天的人世，去了另一个世界。
“组织知青上山下乡的目的本来很明确，就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被搞歪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被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上山下乡成了一场教育人、改造人的政治运动……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其方针、政策、措施和方法都发生了错误。”在《２５年来知青工作回顾与总结》中，国务院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青运动，进行了上述反省。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１９６８年之前，知青上山下乡主要靠政府号召，虽然也有动员，但基本上是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如身体有病的和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留在城市。可是从１９６８年年底开始，随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的落实，留不留城，就不是知青本人和家长能左右得了的事情了。“下乡最光荣，留城很可耻。再说了，户口都被学校先迁到农村了，还咋待在城里？”李新生说，特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两年，根本不考虑本人条件、家庭状况，一律都要下，所谓“一锅端”、“一片红”。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据统计，１９６８和１９６９两年间，全国下乡知青超过４６０万人，达到历史最高峰。 河南省知青联谊会内部刊物《知青》杂志总编辑刘建生说，虽然从１９７３年以后，国家规定了下乡和留城的政策，不搞一刀切了，但仍然偏重用行政手段动员，“有的地方甚至用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发工资等措施，迫使知青下乡”。 “文化大革命”过后，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中央决定统筹安排解决知青就业问题。知青命运迎来转机。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发出第７４号文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做出规定：矿山、林区和分布在农村有安置条件的企事业、小集镇、一般县城等单位以及地区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凡是独生子女，父母双亡的，归侨学生，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均不列为下乡对象；参军的下乡知识青年，退伍后不再回农村插队，原则上由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不再对知青插队安置，全部转向国营农场等等。 最让知青欢欣鼓舞的是，这个文件照顾到了知青返城后的切身利益，在农村劳动那段时间计入了工龄。记者查阅档案看到，城市企事业单位在对知青的选调上，“要合理解决下乡知识青年招工后的工资待遇问题。分配到技术工作岗位的，在考核定级前，下乡满二年以上的，享受学徒第二年的待遇；满三年以上的，享受学徒最后一年的待遇；满五年以上的，享受一级工待遇”。 １９８０年，我国已有１０个省、市停止了上山下乡。但在郑州，这场活动并未彻底结束，知青仍在下放。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０日，１８岁的吴新田将自己的户口从郑州铁路新村，迁到市郊沟赵乡知青农场，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最后知青岁月。 吴新田是郑州铁路局子弟，郑铁第九中学高中肄业生。“我想当兵，可没有高中毕业证，接父亲的班也不够资格，又不想在家吃闲饭，只好下去了。”吴新田说，他所在的农场是郑州铁路局于１９７０年创办的，只接收本单位的知青，有几十个连队，２０００多亩耕地。吴新田分到第十九连，有４０多个人，受国家知青政策调整影响，管理比较松散，人心涣散。“我们每天一觉睡到晌午头才起床，并不真心干农活，倒是经常出去承揽电缆铺设工程，挖３０米电缆沟可得５分钱。”他说，当时农场每月还发１５元生活费，算是很高了。 在吴新田的记忆里，自己的知青生活没有太多悲喜，印象深刻的是那些上世纪７０年代初下放到农场的老知青，“他们回不了城，待在这里又没有出路，颓废得很。有的人到１９８６年农场撤销时才离开，年龄大，没文化，又没有职工身份，到处打零工维持生活”。１９８２年，吴新田通过考试被铁路局录用，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农场，从此再没回去过。 实际上，在吴新田到知青农场的前两个月，中共中央已于１９８０年８月７日发出了［１９８０］６４号文件。这个《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明确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安置方向，主要思路是，今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采取在城镇郊区发展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厂）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办法。 “这种以知青为主的集体企业，在当地政府统筹规划和扶持下，可以由城乡有关单位集资兴办，实行城乡互助、工农两利的政策。”据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２年任河南省知青办副主任的高冠英介绍，搞得好的，工资福利允许知青自己做主，其城市户口及粮食关系不变。留场（厂）队就业的，从入场（厂）队之日起计算工龄。新办的知青场（厂）队，五年内不交税，不上交利润，不负担农产品的统购派购任务。 “１９８１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这种机制办理。”高冠英说，当时我省知青办和劳动部门合署办公，专门安排知青回城就业，解决知青子女入学、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情况很多，有的知青参军了，有的考取了大学，有的被工厂招工回城。直到几年后知青办被撤销，基本没发生大的波折”。 历时２５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无声无息地画上了句号。（追访河南“知青岁月”系列完）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成为日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１９５５年８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首次提出了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问题。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中指出，“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上山下乡运动最著名的口号。同年，共青团中央组织青年进行东北垦荒。 □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首次使用了“下乡上山”的提法。 □１９６０年９月，天津下乡女知青邢燕子事迹发表后，引起全国知识青年热烈反响。 □１９６２年下半年开始，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范围有计划地展开。 □１９６４年１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知青领导小组成立。 □１９６６年，下乡知青返城“造反”风潮涌起。 □１９６７年，北京的红卫兵主动申请到边疆插队落户。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掀起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空前高潮。 □１９６９年５月，各级上山下乡办事机构成立；当年８月，上海知青金训华奋战山洪时牺牲。 □１９７２年２月，中央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作为城市招工对象。 □１９７２年５月，杜恒昌等６９名知青在内蒙古救火时牺牲。 □１９７３年６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当年７月，辽宁知青张铁生高考时交“白卷”。 □１９７５年，全国有２３６万名城镇知青下乡，为“四五计划”期间人数最多。 □１９７６年５月，国务院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陈永贵任组长，知青代表侯隽任副组长。 □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央决定统筹安排解决知青就业问题；当年１２月，云南农场知青请愿、罢工要求回城。 □１９７３年３月，邓小平批评知青闹事；当年４月，知青安置经费使用权调整。 □１９８０年５月，中央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当年８月，城镇就业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知青政策调整。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中旬，中央决定由劳动部门统管知青工作，解决知青遗留问题。
网络版编辑：祝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