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树魂》——

   想家 

当刚下乡的新鲜感过去之后，大家就开始想家、想学校、想念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开始考虑前途问题。而当时正值宣传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最盛期，人人感到前途无望。除个别想在政治上博点彩头、成为陈永贵式的“先进人物”的“假知青”在口头上宣布要当一辈子农民外，绝大多数知青，只要思维正常，肯定不愿意毕生去“修理地球”。

每个人小时都有过长大要当各种各样的社会栋梁的梦想，却没人会想到要当八亿农民中的一员。到不完全是歧视农民，而是传统观念所致。知青们与农民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对农民的境遇感受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八亿之众的农民群众，理论上享有仅次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却连话语权都没有，知青们是看得明白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剥夺了一代青年人学习的权利，打碎了他们儿时的梦想，从生活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城市里被赶到相对闭塞落后的农村。而在不久前，他们还积极响应他的号召，狂热地起来造反，糊里糊涂地受人利用，干下了破坏文化传统，摧毁道德良心的坏事。到了文革后期，当那个至高无上的领袖意识到，这些“红卫兵”已经不容易利用了时，就决定让他们去接受“再教育”去吧。说是接受再教育，这些年青人实际是有家而不能回，跟监督劳改几乎没什么区别。

农村生活的艰辛，缺少文化生活，都让知青们的思想开始变化。当时各级革委会实际上正忙于夺权，根本无暇顾及这些20岁不到的年青人。与家人长期分离，无人安抚他们身体的伤痛，疏导他们心中的苦闷，知青们的精神状态陷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常到外地出差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与家人、亲朋好友分离的感情忍受期限最多100天，也就是3个月左右，超过这个时间之后，人就会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难受。大多数知青已经离开家人近8个月，早就超过心理极限了，如果不是与同学们在一起，互相安慰，同病相怜，再加上傣族从未将知青当作什么再教育的对象，多少减轻了点精神负担，否则早就忍受不住了。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要回家还不容易，买张车票不就行了？

当时，买车票要县知青办的证明和边境通行证。要办这些证件，必须有家里寄来的直系亲属病危、病故证明，或是县医院开据的本人已病入膏肓，需要到昆明就诊的证明。路上，至少有3个关卡要检查这些证明，其中一个，当年连日本鬼子都没打过去。

不少知青想方设法闯关冲卡，大都以悲剧告终。曾发生过知青躲藏在油罐车中闯关，被活活闷死的事。也有知青低估了自己的体能，想游过汹涌的怒江，惨死江中，连尸体都找不到。还发生多起想家心切的女生，被知青办那些披着军装的色狼借机侮辱的事件。更多的人想靠装病来骗取病退回昆明的证明：或由昆明的家长装病，找熟悉的又敢担风险的医生开假证明；或自己装病，骗县医院的医生。两种方法难度都很大，成功者极少。老地知道的人当中，只有糠麸装病成功。他的手法极简单但却极其痛苦，将碘酒涂在一支烟上，点燃抽完。当夜他即咳嗽不止，痰中带了大量血丝。第二天到县医院去看，医生听了听他的肺部，当即给开具了建议长期病休、回昆治疗的证明。他的成功事迹传遍全县，但却无人敢步其后尘尝试。

有不少知青控制不住当时如流感般传染的精神颓丧情绪，走入极端。到边境对面参加反政府武装当兵打仗，就是当时的一项选择。受当时“解放全人类”这类极左宣传的影响，许多知青抱着打赢了，就能掌握政权，一展抱负，打输了，就当革命烈士的单纯想法跑到边境那边去当兵，不少人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老地和老龙曾经一时冲动，差点就去那边当兵。本来俩人已经约好了出走的日子，恰好头一天邻寨有个知青刚好从那边逃了回来，听他说那种反政府武装实际上跟土匪没两样，当官的贪赃枉法，而且搞的是一套比王明还左的路线，当地的人民根本不支持他们。如此一说，俩人才打消了去当兵打战的念头。

当农民固然差点，总比当土匪强。知青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老老实实地继续当农民算了。

中秋节当晚，众人借酒浇愁，喝得晕晕糊糊的把小时玩过的游戏，比如斗鸡、斗牛、跳山羊、瞎子抓跛子、老鹰扑小鸡、丢手帕、跟我做等等，全都玩了一遍，输了就罚酒，直闹到东方发白，人人酩酊大醉。

这次中秋节是知青们在插队期间过得最疯狂的一个节日，以后过的几次中秋，以及元旦、春节、端午等其它节日，包括知青们自创的所谓“离家节”，都是随随便便地吃喝一顿完事。

 

  饭厅会谈

中秋节后的第二个街天，一大早，知青们还没起床，应该说刚睡下不久，老古急匆匆地赶来报信，说是弄迈的知青不知犯了什么事，惹恼了公社的头头，说要狠狠的整治一下，打了紧急报告给县里，听说县革委已经决定派人下来处理。老古满脸春秋，一副杞人忧天的样子，可老地看得出来，这小子骨子里正幸灾乐祸哩。他匆匆说完，再三叮咛别说他来过，一溜烟走掉了。

知青们将前段所做过的大点的坏事回想了一遍，够得上蹲监的似乎没有呀！

老地偷开县农机站的拖拉机，撞倒了公社粮站的门柱后逃之夭夭。此事除本寨知青外谁也不知道，公社的头肯定也不知道。

其次是为了进城看电影，大伙要强行搭车，老豆打了那个重女轻男的司机一耳光。大家认定，那司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搞报复。

再就是老八在公社邮电所找到一个逾期2个月，早已变质的咸菜包裹后，逼着那个所长吃了一大块榨菜。此人有点权势，但理亏的是他，吃咸菜时至少有100多知青在场，估计他不敢跟知青为难。

还有不久前为了弄迈毕少被农场的四川知青调戏的事，男生们去农场打了一架，但没打伤谁呀。那几个小四川也当着农场的头认了错，上个街天还来敬过一转烟。

对了，最有可能的是上次为送老八看病，大闹县知青办的事。

再不就是老超那次广播事件。但是老超上次已经将责任全承担下来了，要整也只会对着他，再说了，老超并不是弄迈知青呀。

说曹操、曹操到，老超急如星火的赶来了。他的情报就准确多了，据说是弄迈知青不交猪头税那事闹大了，公社打了紧急报告给县革委，刚好州革委的一个头头来瑞丽，听县里的头头汇报后，对这件“首例知青抗税案”极为重视，要亲自来处理，搞不好是要抓个典型。

知青们听后，要老令到其他寨子避一避，这书呆子头一扭，只说了句：“不去！”。

赶街时，其他寨子的知青们听说此事后，决定派几个代表到弄迈来，共同商议对策，应付危机。

晚上，大家一直在玩麻将赌烟，把商议对策之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直到躺在床上时，才由有人想起此事，大伙儿七嘴八舌吵吵了一阵，否定了无数个馊主意之后，老学究开口发言，他是老高二的，岁数最大，大家便静听他做形势分析报告。不等他说完对方可能如何、我方应当如何，鼾声四起，众人已然沉入梦乡。

一觉睡至中午时分，大家正围着井边洗漱，一个鹿旺仔飞奔来报，说有三辆汽车停在弄迈寨口，有一大群人朝这边过来了。

老学究宣布，大家尽管吃饭，等对方到后谁都别冲动，别先开口，由他与对方交涉。

老猫已经做好了饭，于是每人端上一碗饭，坐在那没有围墙的饭厅里吃，饭桌上只有一大盆辣椒炒蕨菜。

过中秋节时，知青们花天酒地的用完了最后一分钱。老平那几天一反她平素极其抠门的作风，显得特别慷慨，可能她以为留着钱也得给税管所，不如吃光花光算了。没钱了，就只能过紧日子，反正大家也过惯了。

刚开吃，一大群人呼拉拉走了过来。走在头里的人，身着军服，看架式就是个首长，可能是县里来的官。老地注意到，跟着他的另外几个穿军衣的，腰里显然别着“家伙”。县知青办、公社和大队的头头都来了，税管所的那家伙也在其中。老社殿后，不断回头赶开那些跟屁虫似的鹿旺仔。

知青们记着老学究的话，装作没事似的，只管埋头吃饭。

一伙人来到场院中站定，老古先走了过来，对大家说：“州里、县里的领导来看望大家了。”停顿片刻，见大家没有反应，又说道：“是不是请大家现在到社管会开个会，听州革委会的首长作指示。”那语气很是谦卑，像下级向领导请示工作那样。

知青们仍然吃饭，谁也不吭气。

老古还想再说什么，那首长模样的人向他摇手示意，开口说：“别说了，让他们吃饭”。说的一口北方口音，口气似乎很平和。

他这么一说，来的人中再也没人开口，全都站在那儿，身后则围满了几乎全寨子的人，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知青们吃饭。

州革委的首长面上现出微微的笑意，步出人群走向知青们。人人都看着他，全场陷入静默。

那首长似乎没有查觉知青们的敌意，很随便走到知青们身边。他先挨个看看知青们，又走进饭厅，看看桌上，用两个指头从菜盆里挑了点蕨菜尝尝。尝过后便咧着嘴直吸气，显然也是个不会吃辣椒的。接着他又走进厨房去，没多久就出来了，站在一旁。

知青们没管他，仍然吃饭。

弄迈的知青们不清楚今天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没想到连州里的人都惊动了。他们把种种最坏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这些人很有可能要把老令带走。知青们已经作好了准备，除非把大家一起带走，否则休想。

知青们相继吃完放下饭碗后，有的仍坐在饭桌旁，有的则靠着柱子站着，有人开始将草烟袋传来传去卷烟抽。

那首长走到桌旁坐下，掏出包“红山茶”牌香烟，先抽出一支叨在嘴上，然后将封口全部撕掉，将烟放在桌上，大声说道：“会抽烟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足有几分钟没有反应。

首长掏出个“五星”牌打火机点着烟，动作不紧不慢。那烟雾飘向身边的老猫时，老猫忍不住了，他一伸手把整包烟拿起来，一支支扔给知青们，还借花献佛地扔给围在饭厅外的傣族汉子们。一包烟很快就没了，好些人没轮着。

那首长抬手召过一个当兵的，只说了一个字：“烟”。那当兵的忙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给他。他接过来，撕掉封口，在手上一叩，让烟支露出头来，然后站起来，转着圈让大家拿烟。

大家纷纷点烟，全场“咔嚓、咔嚓”响起各种打火机的声音。

老地突有所感，觉得这场面仿佛曾经历过。

想起来了，有一次知青们在街子上跟一伙农场的北京知青不对劲，双方约在饭馆“谈谈”。当时对方为首的也是这样，过来发了两次烟，结果握手言和。

但愿这次也能握手言和。

那首长扔下烟头，站了起来，他清清嗓子，大声说道：“同学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州革委向你们问好。”

老地的心忽地抖了一下，“同学们”，这个称呼已经离知青们似乎很远很远了，今天却再次听到。既然如此称呼，可能暂时不会有什么事了。不过还是得小心，知青们见过那些面上笑咪咪，却冷不防就下辣手的家伙。

他接下来说的，却让知青们心头的石头基本上掉了下来。

他说的大意是：他们是来了解知青目前生活、劳动情况的，刚到县城就听到了公社反映知青抗税的事，就专门来弄迈看看。

他说：弄迈的知青能自食其力养猪，是好事，是值得提倡的。知青杀猪交不交屠宰税，现在先不做决定，以后交不交，等他回去找有关部门讨论后再定。

他还说：大家来到这里快一年了，有什么困难要反映的，可以对他说，他一定带回去，研究解决办法。

知青们松了一口气，敌意顿时消失许多，议论纷起。

老学究突然举起右手，像小学生上课要求发言似的。大家立刻敛声，等他说话。

“有些事我们有看法”。他声音不大，却很清楚。

“说吧。”那首长答的很干脆，不愧为军人。

老学究慢条斯理，一条一条地说了起来。

头一条就说了把犯错误知青当反革命批斗的事。

听了几句，那首长脸色凝重，眉头紧锁。县里、公社和大队的头头们一直站在场院里，被大太阳晒着，脸色十分难看。

接下来老学究说的问题是，到邻国当兵回来的知青被审查、强行抽调知青到电站、水库工地干重活、对知青不同工同酬、知青看病难、有病不能回家治、家里有事比如峨山地震死了人不让回家探望、百货公司不卖收音机等凭票商品给知青、家里寄的信件、包裹、汇款单时有丢失、文化生活贫乏看不到电影、书报等等。

那首长时不时问些细节，众知青也不时插嘴补充些实例。

说到看病问题时，老八刷的一下将裤管拉起来，他那双脚杆，布满了铜钱大的硬疤，那都是插秧时下了痒水田后皮肤生疮留下的。当时，老八被脚上那些红色的大疮折磨的苦不堪言，一股股脓血顺着脚直往下流，连路都走不了。知青们曾背着他一直从乡卫生所到公社医院直到县医院，那些草包医生都是随便看看，给几支治一般皮肤病的药膏了事。知青们到县知青办要求送他到芒市去，县知青办却不给办通行证。大家一怒之下，大闹县知青办，知青办的头干脆躲了起来，还叫县公检法的拿了枪来抓人，好在县公检法的头是个好人，他把知青们带到一位傣族和尚那里，由老和尚用民间草药治好了老八的脚。只是永久留下了那些有如火烧过似的疤痕。

听了老八的叙述，众人默然不语。

正在此时，躲在人群后面的老方突然痛哭失声，转身跑回宿舍去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询问。

弄迈知青们当然知道她的事，也知道她为何痛哭。

老方挺着个大肚子，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她至少已经有8个月的身孕了。也就是说，她下乡时已经怀孕了。

老方是弄迈唯一的女高中生，知青们都叫她老大姐。“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刚发表，她家里就匆匆忙忙地将她嫁给了个工人，以为这样一来就不用下乡了。谁知还是躲不脱，跟她弟弟一起下来了。

雨季时，她染上疟疾，打摆子打得昏死过去，知青们赶着牛车连夜送她上公社医院。公路桥让洪水冲断了，是知青们搭起人桥把她抬过去的。晚上10点多出发，4公里路走到凌晨3点才赶到公社医院。知青们几乎是以武力将那个医生从被子里拖了出来，为老大姐治疗。幸好当地的医生治别的病不行，治疟疾却十分在行，把老大姐给救活了。那医生说，如果送来的再晚点她就没命了。

也就是那天，医生说，老方已经怀有5个多月的身孕了。

她提出申请让她回昆明生孩子，从大队到公社都批准了，唯独县知青办不批，说为什么非要到昆明生，到县城医院生不也一样。

算起来，再过个把月，她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不知何时，来的人都进了饭厅，坐在傣族老乡们拿来的小竹凳上。老地注意到，好多人的眼圈都红了。

陪同首长的知青办负责人头垂在胸前，不敢看人。

这场饭厅会谈一直持续到日近黄昏。

走前，州、县、公社、大队、小队五级领导班子参观了弄迈知青的宿舍、菜地。老豆的杰作——那副麻将，所受到的好评胜过了酋长的菜地。

税管所那位仁兄私下向老令打听，说他很奇怪知青们怎么能在一个街天（5天）就吃掉一头猪，老令说：“怕你来拿走，大家就拼命吃，只两天就吃光了”。他看看瘦如枯柴的老令，觉得实在不可思议。他后来跟老令成了朋友。

老令没被带走，州里的那个首长把老大姐给带走了。后来接到她的信，说她已经回到昆明。

不久，有些事有了改变。

老八被抽到大队去当邮差，弄迈的信总是最先送达。

知青到百货公司买东西不再受限制，傣族老乡们想买什么就托知青帮买。

省里来的巡回医疗队专门在知青们公社医院设了个点，那位医生经常到弄迈来，但不一定是来看病出诊，多数时间是来找知青们玩。

没多久，老沙办病退回昆明了，回去后，来信说她已经被安置在一家工厂当学徒工，每月工资18元。随后老平、老蒜相继步老沙的后尘，办病退回了昆明。一个进了家街道工厂，另一个则到一个郊区小学校当教师。她们来信说到，诺大的城市，却见不到多少同龄人，因而很想念众知青。老地联想起有个童话故事中，一个魔法师把全城的孩子都带走了，整个城市陷入恐慌。大家便顺着老地的思路试想，全国数百座城市，突然之间不见了从17岁到23岁的所有年轻人，那会是什么景象？是有点可怕。

老帕本来没什么病，但县里突然来了个通知说批准他办病退回昆明，那病因是什么谁都搞不懂的“帕金森氏症”，知青们估计是那个北京军官做了什么手脚。他所在生产队的傣族认为他戴着手套割谷子，披着棉垫肩挑东西那模样着实可怜，而且居然说他拉琴也不好听，（当时老帕已经拉完《大顿特》，正在苦攻《帕格尼尼》）对他要走没加挽留。

至于“猪头税”是怎么定的，由于知青们再也没养过猪，税管所的那位老兄也就没说，那4元钱也一直没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