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打着农村孩子的旗号反对高考改革

 
    1998年我曾在杂志撰文说：“承担责任的大学校长们争得招生权之日，就是应试教育寿终正寝之时。”近年来，伴随教育改革的深化，大学校长门已经表现出争取招生权的积极性。几年间，行使“自主招生”权力的高校已经从22所扩大到80所。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启动了“破冰之旅”，通过面试录取部分考生，部分绕开了高考。2009年，清华大学、中国科大等5校宣布举行招生联考。北大、川大等启动“中学校长实名推荐”。武汉大学允许高一、高二学生参加自主招生面试。为了争取高质量的新生，大学校长们积极争取招生权的可喜局面已经出现。我们欣喜地看到，摧残中国亿万儿童的僵化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蚕食”。

在这种可喜的局面中，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说什么这些改革“对农村学生毫无意义”，“基本与农村考生无关”，“对农村的孩子不利“。我认为，这种论调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打着农村孩子的旗号反对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毫无道理。

大学中农村孩子比例下降是事实。这一事实是发生在高考“岿然不动”的情况下，而不是高考改革造成的。引起温总理关注的“农村孩子上大学比例下降”的问题，并不是高考改革的结果，而是僵化、陈旧的高考制度造成的结果。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在1977恢复高考之前，大学中农村孩子的比例很高。如果真是想为农村孩子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就应该主张取消高考，而不是反对高考改革。

必须想清楚，考试是追求效率的工具，考试所追求的并不是公平。多数情况下，考试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今天，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小学和初中入学中采用考试？为什么？就是因为采用了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就是因为采用了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都应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尽管我本人是靠考试吃饭的，这种禁止小学、初中招生考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我的“饭碗”，但我一直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教育部禁止小学、初中入学考试的政策。为什么禁止考试，就是由于考试导致不平等。

我反对在小学、初中采用入学考试，却支持在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招生中采用考试。支持采用考试，主要是出于提高教育效率的考虑。借助考试，可以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可以提高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效率。1977年恢复高考以前，我们已经得到了反面的教训。由于取消了招生考试，大学无法“因材施教”，教育效率难以提高。

30年前，我们为什么要恢复高考？显然是为了“效率”而不是“公平”。与原来的“推荐方式”相比较，考试方式明显有利于城镇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与“推荐方式”相比，恢复高考以后城镇居民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明显提高。

科举考试是一种形式上非常公平的考试，许多保证考试公平性的措施今天都很难做到。例如，科举的“单间”施测，进场搜身，誊录（为了避免阅卷人根据笔迹作弊将所有答卷全部重新抄录），等等。但是，形式非常公平的科举却遭到近代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的切齿痛恨，严词挞伐。在朝野的一片声讨声中，清廷终于在1906年取消了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为什么遭到进步人士的攻击？科举为什么最终被“改革”掉了？并不是由于科举不够公平，而是由于科举没有效率。清廷是迫于“文无经世致用之臣，武无统兵御敌之将”的局面，迫于“圣阙涂炭、祖陵震动”的局面，才取消了科举。

我们必须想清楚，我们今天进行高校招生多元化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公平，而是像百年前废除科举一样，像30年前恢复高考一样，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

我们今天进行高考改革，第一是为了保证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是为了挽救教育的“传道”功能。第二是为了改变青少年的普遍厌学状况，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好奇心和发展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对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把学生从“死记硬背”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是为了使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正心修身”是为了使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格物致知”，是为了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

农村的孩子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得到更多的机会。这应是积极推动高考改革的原因，而不是反对高考改革的理由。

 

（此文已经发表于2010年1月18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