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了快100年的社会主义到底主义些什么？

从1919年五四运动李大钊们宣传憧憬社会主义算起，中国人为社会主义奋斗都有快100年了。

然而，著名杂志《财经》说，“一场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社会各界认识到，民生和社会保障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对于社会底层民众的救济，更是保持一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今年的“两会”经历了这场危机的教训，社会保障问题再次得到了参会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真是迟到的春天，过了近100年了，才知道民生的重要，社会保障的重要！谢天谢地，中国人经过30年的阶级斗争，30年的改革开放，总算知道社会主义到底主义些什么。

对于中国人来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是外来语。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要义，就是货币与劳动力相结合，获取利润，资本主义使竞争活跃、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迅猛增长，资本主义使财富泉涌，资本主义也使贫富分化，贫富对立，社会动荡。

社会主义思潮和理论由此产生，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要义，主张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包括医疗保障、住房保障、教育公平、劳动力保护等，主张社会群体的收入公平，坚决反对社会成员的巨大收入差异。

但愿从此开始，咱们的社会主义能够保持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作品无数，读过一些，都记不得了，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这句话印象深刻。理论确实经常蒙了一层灰色，我们的理论说，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头雾水，让人不知所云。我们的理论经常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还好懂，生产关系是什么？说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雾水一头。后来上徐禾老师（七八十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课，他解释说，生产关系是什么？就是过日子的方式。家庭有家庭过日子的方式，妇姑勃溪，叔嫂斗法，婆媳不和，是一种过法；敬老爱幼，互谅互让，举案齐眉，是一种过法。生产关系就是一个国家过日子的方式，你阶级斗争天天讲，大锅饭天天吃，资本主义尾巴天天割，是一种过法；你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一种过法。这一下子给解释明白了。那些林林种种范畴概念，还不如这一句话。

生产关系就是一个国家过日子的方式，真有道理！你选择的过日子方式合适，社会就和谐，国家就稳定，人民就富足，政府就廉政。我们老说一些西方国家是万恶的私有制，百姓受欺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改革开放后可以走出国门去看看了，到了丹麦，哥本哈根街头上安徒生的铜像看着游人们，而《卖火柴的小女孩》所描述的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生活早就不见了。所到的丹麦、芬兰、瑞典三国，是有名的北欧福利国家，那里堪称社会公平，政府廉洁，居民收入差距极小。政府办公楼免费向公众包括外国游人开放，当地华人介绍，那里政府部门的开支和官员的收入都对公众开放，官员们公务宴请的费用和出差的报销清单可以在有关网站上找到，以便接受民众和媒体的监督。怪不得他们的首相下班后赴私人宴会，只能开自己的私车去；丹麦的一个女部长出差带上了家人，被媒体批评公费旅游，结果居然谢罪辞职下台。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早期资本主义阶级矛盾激化的阶段后，特别是记取一战和二战的教训，为避免贫富急剧分化导致社会崩溃，纷纷实施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政策，其国内政策极具社会主义色彩，即突出社会公平，公正，保护劳动阶级的利益，既保持了竞争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获得了社会的稳定。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国家是在二次大战后的废墟上，陆续向福利国家转型，劳动阶级的利益得到保障，社会财富在国民中得到比较公平的分配，人民生活堪称富裕，政府廉政，社会稳定。

到德国去过一回，德国同样是个例子。1949年阿登纳出任西德第一任总理，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社会保障的经济模式，放弃战后美国占领军对经济体系的严格控制（很有意思，美国人1945-1949年居然对西德也实施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开放市场，又对资本的权利予以若干限制，同时实行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普及全民教育。随着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显现，西德政府继续推行扩大政府支出、保障社会公正和加强福利保障等经济政策，建立强制性社会保险（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及社会救济、社会津贴等社会福利体系，战后数十年，德国从二战废墟上崛起，创造“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人民生活同样堪称富裕，政府廉政，社会稳定。

你必须承认，一个国家过日子的方式选得合适，其效果还真不错。

咱们这里，当然一直以生产关系公有制为自豪，咱们国家过日子的方式当然也有他的道理，党和政府的统制力极大，想大跃进就大跃进，想搞文革就搞文革，后来想通了，又一举转向经济建设。这些年来GDP超英赶美了，国力强盛了，值得赞扬。但，咱们过日子的方式，也造就了社会贫富差距居世界前列，官员腐败程度居世界前列。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却没有建立，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严重，令人叹息。这是社会主义？还是权贵主义？抑或特殊利益集团主义？咱们的公有制缺乏民众的监督，缺乏媒体的监督，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和官员们可以随意挥霍使用纳税人的钱财，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比比皆是而没有公开监督，三公消费一年耗费达一万亿元之多，可以抵上2010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刚刚宣布的赤字预算数目了！！！今年“两会”有记者问财政部长谢旭人：“现在政府行政开支年年大批增长，我们想问问到底用于行政开支的是多少？而且公开预算方面您有什么措施和考虑？”谢旭人对此问题的回答却是太极拳：“要继续深化预算管理的改革，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严肃财政纪律，加强对行政经费的管理。”看来跟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一样，政府财政公开制度也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让人不好理解的是，在万恶的西方国家却不是难题，你在网上可以查到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到法院可以查到任何人的住房资料，你官员要拥有几套房，就要查查你的财产来源了。

如果前30年是贫穷的社会主义，那么后30年改革开放，社会财富巨大涌流，流到那里去了呢？可惜主要部分没有流向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部分没有流向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而我们社会一向提倡和宣传的是社会公平和正义。“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这是温家宝总理最近与网民交流说的一句话。

也许，咱们的领导人正在考虑咱们国家过日子的方式吧？但愿如此。理论灰色点不要紧，让生活之树常青吧。

 

  屁股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

首先要称赞这个时代的进步，现在开“两会”，什么人说了些什么雷人的、刺激的话，立马就在网上能看到，到底开放多了！报载3月7日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政协会上说，“实际上老百姓的住房条件比过去改善得多了去了。老是说老百姓的住房痛苦，现在造成什么印象呢?就是老百姓感觉必须人人都有房。”在黄孟复看来，“人人都有房”的观念十分可怕。话音刚落，新华联集团总裁傅军对他的观点表示声援，“老想大学一毕业就买房，不可能的”。黄主席还有高论：高房价跟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关系。傅总裁也继续高论：“中国的房地产，媒体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现在媒体的主力记者几乎都是80后，他们正急需买房，写新闻都带有他们的主观性。”傅军认为，房地产商被骂成万恶之源，主要是媒体抹黑的。

看到此，想起最近媒体广为流传的一个报道，透露了个中玄机：“物业税一百年也开征不了”，一位平日稳重低调且以田野调查见长的知名专家作出上述表态，因为该专家参加一个内部座谈会，国家一个核心部委对征收物业税提出反对意见，担心富人财富转移到国外，造成中国税源损失。该专家设问：中国的房子多在谁的手里？除了富人，恐怕就是官员。有许多官员，收入并不高，但是房子有N套。

所以，中国的高房价是有来历的，富人们官人们有三五套房，公务员有权购买低价还有完全产权的经济适用房，他们当然希望房地产越热炒越好，房地产越投机越妙，永远也不要对二套房以上的房产加以控制，永远也不要对二套房以上的房产征收房产税，永远也不要对二套房以上的房产交易所得征收所得税，空置率高，那是我愿意，房价高，那是愿打愿挨，从小里说，那是我富人们官人们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大里说，高房价还能大大拉动GDP，让土地财政永远盆满钵满，让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三公消费永远财源滚滚。人人想有房，这才是很可笑的想法，老百姓你又没权又没钱，还想买房，要么让你爹妈和爷爷奶奶们一起凑钱去买吧，要么租个房住，至于高房价赶着房租越来越高，而且还没有一个保护长期租房的制度，那我们管不着！孙中山要活到现在，也该收起他“居者有其屋”的念头呢！

这就是中国权贵的逻辑，这就是中国房地产商的逻辑。“人人都有房”十分可怕，富人们官人们有三五套房，倒不可怕。所以，确实是屁股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

不过，我还是有疑问，自由如美国的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对房地产过度炒作、过度投机加以控制，对房地产交易征收房产税，对房地产交易所得征收较高的所得税，以使房价比较稳定。我们这里怎么就放纵房价飙升，放纵炒房团到处兴风作浪，可以几套、十几套、甚至整层地买卖住房，放纵房地产商撮取暴利？怎么就放纵满嘴权为民所用的官员们拥有多套房、炒房牟取暴利呢?曾经去瑞典参观过他们的议会大厦，当地人介绍说，他们议员开会都公开转播，每个议员发言席都标有姓名，议会过程中，老百姓就知道某议员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能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由此就能决定下次议会选举，该议员值不值得老百姓继续投他的票。我想，如果黄主席和傅总裁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委员，那么下次“两会”选举，许多老百姓就不会投他们的票，恐怕就当不了政协委员了。

好在现在还轮不到老百姓投票，二位可以继续当他们的委员，不必担心屁股坐得稳不稳。

 

附报道全文：

工商联主席：人人想有房很可怕

连日来，全国政协工商联的委员们对房价保持了高度关注，尤其是涉足房地产的大佬，更加急于为房地产商的形象辩白。7日上午，在北京会议中心的政协工商联界别讨论会上，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高房价跟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关系，大学毕业生租40平米的房子结婚生子就挺有尊严。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实际上老百姓的住房条件比过去改善得多了去了。老是说老百姓的住房痛苦，现在造成什么印象呢?就是老百姓感觉必须人人都有房。”

在黄孟复看来，“人人都有房”的观念十分可怕。话音刚落，新华联集团总裁傅军对他的观点表示声援，“老想大学一毕业就买房，不可能的”。

黄孟复显然意犹未尽，继续讲道：“北京房价2万还是3万，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有痛苦，他们有什么痛苦呢? 2万我买不起，涨到3万我还是买不起。跟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关系。除非降到3000元，可能吗?”现场委员一听，纷纷小声议论。

等到杂音消停，黄孟复支出他的药方。“舆论感觉房价出了大问题，实际上把保障性住房解决好就成了。”黄孟复认为，公共租屋在每一个城市都要有一定比例，使大学毕业生能够租一个房子，体面尊严的生活。

黄孟复继续自问自答，对“有尊严的生活”作出阐释：“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给他一个适度的房子，而不是一买就要求90平米或100平米。四十几平方就没尊严了?我觉得四十几平方就挺有尊严的。”

“你就安安稳稳租个40平米的房子，结婚生子，小两口过过日子，不是挺尊严，挺快活的?现在还有那么多农民工在温饱线上挣扎呢，你就要求在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弄个大房子，你要求太高了吧!”黄孟复对当下大学毕业生的购房心态作了持续批判。

80后记者“唱黑”房地产

“我们在会场外一坐下来，所有的记者第一个问题都指向房价。”新华联集团总裁傅军以这样一句话开始他的发言。当别人以为他要谈房价的时候，他却话锋一转，先指向了媒体和记者：“中国的房地产，媒体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现在媒体的主力记者几乎都是80后，他们正急需买房，写新闻都带有他们的主观性。”傅军认为，房地产商被骂成万恶之源，主要是媒体抹黑的。

“骂”完80后记者，傅军转而“骂”政府。他说，政府要有主见，不能追随媒体，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像洗桑拿一样，热了到冰水里泡一下，冷了又去蒸一下，蒸了又去泡一下”。委员们被他绕口令式的妙论逗得大笑不止，傅军却叹了一口气，“哎呀，房地产热的时候，我们都是禽兽，要打压，打压得不行了，又要救。”

                                                            （转自《南方都市报》）

 

  越俎代庖的“两会”记者们

要说现在“两会”引人关注的亮点，不是朗诵歌德诗篇的代表们发言，也不是学唱胡松华赞歌的委员们讨论，而是“两会”上记者们逮着各种机会向政府官员们提的问题以及官员们对提问的各色各样的回答。正是这些问和答里面，或许有着老百姓关心的事情和期盼的愿望。但记者们很不容易，要么你逮着机会问到人家了，人家却不愿意回答，或者人家还反问你：你什么单位的？要顾全大局，要建设和谐社会，你怎么问这种问题？？？要么在记者招待会上好不容易获得提问机会，人家却顾左右而言他，你还不能追问。这次有记者问咱们财政部长：“公开预算方面您有什么措施和考虑？”咱们财政部长谢旭人却回答个太极拳：“要继续深化预算管理的改革，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严肃财政纪律，加强对行政经费的管理。”是不是武林高手？让你近不得身也。

记得《人大组织法》里规定人大代表有质询权，可以就所关心的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质询，该部门有责任和义务向代表当面公开地回答质询，质询过程可以有问有答，反复质询辨析，有利于双方深入沟通，深入了解问题所在，有利于问题最终的解决。质询过程公诸于代表们和媒体，也有利于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可惜这么些年来，很少有报道“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向政府部门提出质询。咱们的人大代表怎么不行使法律赋予的质询权呢？

倒是咱们记者们越俎代庖，代替代表们行使起质询权来，“两会”上到处逮着官员就提问。可惜记者是不享有质询权的，你问官员，官员可以不回答，可以半答不答，可以绕圈子回答，你还没脾气。开记者招待会，有提问机会了，但没点你的名，你还是没有提问权，就是你运气好点到你了，人家回答个不痛不痒，你也没有追问权，去问个明白。

所以还是要人大代表们行使质询权，才能更好地代表民意，想问就问，问必彻底，及时发现问题，探明原因，追究责任，监督政府。高房价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心中的痛，而中国房地产价格走势如何，政策变量起很大作用。因此我就希望有人大代表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质询：

为什么我们制定的政策要把房地产价格越炒越高？

为什么我们制定的政策要鼓励房地产投机？

为什么公务员可以购买低价的拥有完全产权的经济适用房？

为什么高层官员易地做官，在当地可以购买低价的拥有完全产权的住房？

为什么对二套房以上的交易不给予严格控制？

为什么迟迟不能建立官员个人财产公布制度？

为什么迟迟不能建立财政收支公布制度？

有人说，嗨，这些是问题的爷爷了，有哪个代表会去提出质询？没见2000多个代表中，有几个不是当官的？

于是我想，如果有个记者出身的人大代表出来质询就好了。有人说，嗨，那记者当上了代表，也不质询了。

真是“一阔脸就变”啊！那就由着记者们继续越俎代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