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队长  

我下乡那个生产队的队长，个头矮小、干瘦却干练，脸上的皱纹如千沟万壑，显赫且深刻，倒三角眼本来就不大，还常半眯着，透着狡诘与精明。队长大字不识俩，但口才极好，开起会来滔滔不绝，这在农村可不多见。最绝的是在会上的“报告”中，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引述“毛主席说”、“党中央说”。比如在村里欢迎我们下乡的讲话中，便兴致勃勃地说：“毛主席说了，你们到咱队里来，咱就要欢迎。毛主席的话不听听谁的？毛主席叫给你们盖房，钱一到手马上就盖……”你甭说，老毛的话还多少有点这样的意思，因此也没人跟他叫真。而实际上队长也真的是拿到知青安置费后，很快就给我们盖了八间一天井的知青大院。又如，“四人帮”倒台后，队长在村里批判会上义愤填膺地批判道：“四人帮祸国殃民，腐化透顶，中央文件揭发了，江青那坏婆子，每天早餐都吃豆浆油条……”对这个“中央揭发”我们是很有疑问的，当村里人却坚信不疑，大概“每天吃豆浆油条”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不可思议的“腐化”，或者就是习惯于绝对相信队长讲话的权威性吧，总之，大家都跟着队长一起义愤填膺地高呼打倒四人帮。

其实，我们知青一直以来都对队长十分不满，而且是在当时最尖锐的问题------阶级斗争大方向上。别看表面上队长左一句“毛主席”右一句“党中央”(他本人也是党员)，但在平时却完全是我行我素。比如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他居然能顶着大队公社乃至县的重重压力，坚持不让撤掉队里的猪场、鸡场、砖厂和烤烟炉；在队里的农活安排上，公开倚重全村最大的”地主户“老安，老安的几个儿子也被他视为队里的生力军；对待知青，别看他说得好听(见上)，但当我们在分口粮的问题上跟村里人闹冲突时，他却"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一边，恶狠狠地骂我们是下“抢口粮”……为他这些表现，我们不少在自己的日记中甚至给上面的材料上一再呼吁“阶级斗争鏖战正烈”、“警惕两面三刀的走资派”云云。但队长的位子始终稳稳当当。很简单，村里人多护着他。到我们知青全部返城时，仍然扳不倒他。这的确是一大遗憾。

                    　　(二)会计  

会计身材矮胖，团团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在队里的，会计可算是最“新派”的人了。典型的事例是，他是唯一一位让儿女叫自己为“爸爸”的人。哥们，不要以为我在说昏话，我们下乡那带，农民们从不让自己的小孩叫自己“爸爸”，而是叫“叔”、“伯”，甚至“哥”(父亲的兄弟则按辈分排名叫七伯八叔等，同理，小孩的弟兄便称七哥八弟等)。我们刚到农村那天，村里人问我"叔"干什么的，我爸只有哥哥没弟弟，所以我不假思索回答没叔叔，村里人大笑，说没“叔”你哪来的？在这种“民俗”下，会计让他儿女叫他“爸爸”，的确很见“文明”新潮。而实际上，他也常跟我们来往、聊天，乃至讨论国内外大事，时时刻意表现出与一般村里人不一般之处。可有一次，他相当少见地跟村里人保持了一致。那是我们跟他讨论村里的“阶级斗争”问题时，他却跟一般村里人一样维护队长，当我们激烈地反驳他，并指责他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时，他沉默良久，一反常态地阴着脸说：“农民贱过狗！还怕不让做农民么？”据此，我们认定会计的思想，仍然囿于传统小农意识。

                    　　(三)老安家

  我们村不算小，却只有两户“地主”，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老安家。老安本人就是旧社会过来的，即顶着“地主”帽子进入新社会的。但老安这个人，这么看也实在不像“南霸天”、“黄世仁”之类，而是耕犁翻耙等“大把式”农活样样精通，春种秋收的全盘式农活安排更有一手，还独具木匠、烧砖、盖房等绝活，更让我们惶惑的是，他总是保持着一脸沉静、不卑不亢的神态，尽管被游村斗争时仍然如此，令人难以产生面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激情。队长倚重的就是他！下乡初期，我们还试图跟他交锋，在斗争会上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但围观村人中响应者却寥寥，很令人沮丧。平心而论，如果不是他的出身成分，他倒是蛮像当时电影中的老农形象的。老安那几个儿子，更是抢眼的角色。老安有六个儿子，除外最小一个还在上小学外，其他五个都在队里干农活，而且是个顶个的一流强劳力，同样让人不安的是个个都是精壮帅哥，其中老三阿光简直就具备“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外形与气质。然而，由于他们的出身，都已到成家年龄仍找不到老婆(经济上他们绝对不成问题的)。虽然我们知青跟老安保持距离，但跟其几个儿子却关系满好，关键是他们都颇有知识文化(皆是中学毕业)，待人处世甚是得体，跟我们交往也是落落大方，全无一般地富子女那种自卑畏缩状。到我们下乡后期，老安家为老大“买”进了媳妇，是个瞎子。不久，村里传言纷纷，说既是瞎子，怎认得老公？言外之音不言而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青反而意见一致，认为传言无稽且无耻。近三十年过去了，老安家的情况应该已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凭老安与他的儿子们异于一般村人的神情、气质乃至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