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寻父记

    那一年我十七岁，在西昌冕宁县农村当知青。在繁重的农业劳动、匮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煎熬。最大的安慰就是亲人的来信，特别是爸爸的信。他在离我一百多里的西昌牛郎坝一个叫经久的地方劳动，（成都市级机关五七干校）生性乐观的爸爸经常洋洋洒洒写上一封长信给我，信中充满幽默睿智，是我那个时期的精神食粮之一。

一次，正在路边大田里埋头苦干，大队会计叫我，他手中扬着一封信，那鼓鼓囊囊的信封一定是爸爸来信无疑，我跌跌撞撞跑过去却被水渠挡住，大队会计把信向我使劲一扔，却被风刮进了水渠中！我手忙脚乱地挥舞着竹筢顺着水渠追了好一段路，终于捞起了信，喘着粗气展开湿淋淋的信纸……

又一次，还是在路边干活，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公路上走过，用成都口音问路，我得知他是五七干校的，就请他给爸爸捎个信，他抚平一个香烟盒，我在上面写了几句话交给他带走，激动之余忘了问人家姓名。好想去看看爸爸，已经一年没有见面了。

终于在一天下午，我和同一生产队的一个女生在大队石灰窑爬上了一辆运石灰到西昌的卡车，一阵颠簸后抵达西昌县城，已是黄昏时分。开往经久的班车早已没有了，只有一辆到岗窑的车，从岗窑到经久谁也不知还有多远。住旅店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没有公社证明。暮色降临，眼看就要露宿街头。忽然听到家乡口音，一个老头说，他住地附近有干校的人，可以帮我们找到爸爸，于是跟着他上了去岗窑的车，之后是步行，没有表，不知时间，没有月亮，四周漆黑，我们三人在公路上疾行……老头和我们拉家常，他是放蜜蜂的人，带着蜂箱到处流浪，他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下乡，就跟着他放蜜蜂。他言谈之中对我们颇表同情，对上山下乡政策直摇头。老头背着手，拎着从县城买来的包子，还不时哼着小曲。路过邛海边，他摇头晃脑吟道：“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那是宋代张孝祥的词，真美！可我的雅兴立刻被焦虑淹没：“还有多远啊？”老头说：“不远。”过了不知多久，老头建议从山坡上抄近路，我们一下紧张起来，要知道我们正跟着一个陌生人在走啊，可现在不走又能怎样？心中七上八下跟着走，我还特意拉开一点距离，万一他是歹徒，我就扑上去掐他脖子！胡乱想着到了坡上，一看，果然灰白色的公路绕了一个大弯！心想老头真好。

继续走，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湍急的河流，我们越走越快，脚板发烫……隐隐听得说话声，接着是手电筒的光束，听清了，是成都话！老头把我俩交给了那群人，他们是五七干校的。我们激动地告别了老头，又忘了问人家姓名，真不懂事！

跟着那一群人向他们的营房走去，他们是报社和妇联的，连队番号我记不清了。他们一路关切的询问我们，并说：“你们两个小姑娘真胆大，连爸爸的具体地址都不知道就跑来了，万一遇到坏人……”我当时确实很天真，听爸爸信上讲，他们出来办事经常在西昌县城茶馆喝茶，我认为到了县城茶馆一定能碰到认识的叔叔。

营房到了，是在山沟里，他们用沼气照明和做燃料。听说干校的娃娃来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出来看望，已经睡下的炊事员立刻起来为我们做饭。我们真饿坏了，狼吞虎咽之后被安排在女宿舍，没有多余的床，但是地铺很不错。像困倦的小动物，我们不久就睡熟了。只记得当时那些女干部聊天的内容是：当年谁谁谁朗诵着普希金的诗歌拜倒在谁谁谁的石榴裙下……

第二天一早吃过饭，一位叔叔送我们到路口，很抱歉不能送我们太远，因为连队要开大会，不准缺席。（不知又是开什么最新指示传达会还是批斗会）他说：“翻过山向右拐，往前走看到铁路，再顺铁路走到一个写有“经久”二字的标牌处，进入一个山沟就是你爸爸所在的连队”。

我以为只有一道山梁，结果是连绵起伏，心中不禁开始打鼓，硬着头皮走吧。寂静的山道上只有我们咚咚的脚步声，一人高的茅草湿漉漉全是露水，弄湿我们的衣服，划破我们的手、脸，这都没啥，倒是西昌的山上时而有狼出没，使我心有余悸，因为我曾经在生产队后面的山上与狼相遇。一路胆战心惊终于看到了铁路，我们几乎在铁路上小跑，在标牌处进入山口，听到电锯的声音，一些干部系着围裙戴着手套正拉着板车搬运木头，疲惫而愤懑，灰头土脸斯文扫地！那是成都市东城区机关的连队。

再往里走，经过一个干部们自己修的水库，远远看见几排黄泥垒墙的平房，那便是爸爸所在的统战系统十一连了。几位叔叔在朝这边张望，直至走到跟前我叫他们，他们差点没认出我，因为我实在像个小叫花子。我的爸爸不在，他是炊事班的，进城买东西去了，直到太阳偏西才回来，父女相见无比激动，执手叙谈不题。

在十一连住了三天，有时在炊事班帮忙，看到爸爸站在锅台上炒菜，那锅铲就像工地上铲沙石的，巨大的铁锅几乎可以放进一头牛，百余人的伙食就在这里面制造。油水是很少的，劳动是繁重的，干部们仍不忘调侃。有一天，王叔叔告诉我今天要吃百鸡宴，惹得我口水长流，急忙跑去看杀鸡，原来只有一只鸡！王叔叔说“一百人吃一只白鸡，难道不是百鸡宴？哈哈！”

干校营房周围山坡上种满蔬菜、果树，只是果树尚未长大，引我无限遐想。清晨我独自转悠到远远的水泵房，小房子里一位伯伯伸个懒腰，长长的哈欠声调很滑稽，像动画片里的妖怪，他向我打招呼：“你好，小姑娘！”他的扁担上写着自己的名字：朱青六，他的乐观幽默，他的有趣的名字几十年一直留在我记忆中。

远处高坡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坟茔，朝着成都的方向，那是一位姓许的干部，在犁地的时候从手扶拖拉机上摔下山沟死去。他以前就住在我们院子里，方面大耳，为人温和，看相的书上讲，这是福相，谁知惨死异乡！他那远在农村的妻子前来奔丧，痛哭之余无法带走夫君遗骨，只好让他长眠在此。

在这荒山沟里，爸爸和他的同事们凭自己的双手，种地、挖水库，修房子，爸爸告诉我，当泥墙筑到三米高的时候，大风刮来，连人带墙都在晃悠，一次，两只狼在下面研究了他们好半天，悻悻地离去。我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想起文革前政协礼堂举行的周末舞会，想起舞步优雅的机关干部们，那个叫沙丽文的舞厅已恍若隔世……

爸爸带我们去看望村里的老乡，房子修起之前他们住在老乡家，干群关系很好，西昌农民很多人有从军和经商的经历，见多识广，知道这些干部是好人遭难，不会永久这样。那是一个叫“五棵松”的地方。村里的年轻姑娘拉着我们的手，问了好多城里的事，眼里充满憧憬。房东王大爷留我们吃晚饭，取下梁上的老腊肉，真香啊！那天我撑坏了，晚上睡不好，爬起来坐了半夜，真丢人！

该回生产队了，爸爸去校部为我们开证明买车票，被那些“根红苗正”的左派扎扎实实刁难一番，让我心里十分难过。

刘伯伯和爸爸用自行车载我们去西昌县城，一路颠簸。我长期做农活，全身很僵，几次从车架上摔下来，让爸心疼不已。

父女话别在小旅店，我强忍内心酸楚不停说笑话送他们出去。回到房间大放悲声！不久，爸他们折回，原来是县城两派群众组织打起来了，路口被封锁，无法通行。看到自己女儿泪水滂沱，爸爸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几年后回城，刘伯伯告诉我：“那次你一哭，你爸爸在回连队的路上三次停下来坐在路边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