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明的联想（杂思记之三）

 
    关于文明与文化的说道很多，以《百度百科》所给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就是文化。”所谓文明，则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这两个定义基本与我的理解相仿，所以，也可以如此诠释：文化乃是一个可以界定空间范围的概念，文明则没有这样的界定，它可以视作文化精华的积淀，只有时间而无空间的界定。由此而及，我们可以说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却不应该说东方文明或西方文明。文明是人类共有的，因而也就是普世的。亨廷顿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应该随着它的创建者一起上天堂去了。

回望茫茫史海，我们该如何给文明设定时间界定？需要声明的是，这个时间界定仅表述文明之程度，而不涉及其属性。太久远的文明很难精确地探讨，无妨归之于原始文明；再往后，西方也好东方也罢，都经历过农牧文明的养育。在这个文明阶段，我们的祖先无疑对人类作出了伟大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当年欧洲人视中华为翘楚，并不离谱。但有思维模式上的差异：西方文化里那种谦恭好学的精髓，是东方文化或者干脆说汉文化里所不具备的。即使是《西游记》这部赞许“拿来主义”的大作，也暗喻“拿来”之种种艰难险阻，亦无法摆脱汉文化之优越感，唐僧师徒一路教化诸蛮国就显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到了文人学者那里，唐僧就不再是“拿来”，而是帮助佛教升华到更高境界了！

农牧文明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也可以美誉其为田园牧歌。作为奠定这个文明的基础，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都曾经有对于耕地及牧场乃至顺民的占有欲望，以及伴随这种欲望而产生的征伐。古希腊时期我们也逢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争鸣对应着那边的学术争论。“秦王扫六合”建立秦帝国之前，波斯帝国曾经显赫两百年；在其之后，古罗马也建立起五百年之帝国来。这就是说，虽然老死不相往来，那个阶段的人类文明进程颇为接近。还有，区别还是存在的，那边的争论趋于逻辑思维，这边的争鸣趋向于形象思维；那边的思维核心日渐趋向民主，这边的思维核心信守于君主。所以就有“西方那一套”与“中国特色”至今没完没了的争执。

或许是古希腊土地贫瘠，没多少沃土可供农耕，他们才聚集城邦，形成游手好闲的市民群体，吃着船运来的粮食，闲聊扯淡侃出哲学，而巫术横溢又滋生出科学，所谓古希腊文化就此应运而生。那里的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沃野千里，耕耘出来的文化字正腔圆，精雕细琢于形式之美感，无暇顾及内涵之深邃。故，没有产生哲学与科学。例如教育，伊奥尼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都清晰地意识到：教育就是在教师指导下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而孔夫子的教育理念则是守旧，使学生变成先生以及先辈的奴才。古希腊的哲理是创新的符号，孔夫子的哲理则是守旧的符号。

肥美丰饶的中华大地，或许不能撇开印度，马克思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些田园诗般乡村社会尽管看上去谁也不会伤害，却一直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它们把人的心灵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变成迷信的不知反抗的工具，把人变成传统下的奴隶，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马克思的论断是一针见血的，它确实道出我们悠久文化的本质。马克思的理论，倘若剥离其主义之歧道，只取其批判精神，是不失睿智的。只是那样一来，也就皈依西学主流，为东方文化所不齿。何以至今我们的主流文化坚持阉割马克思的民主要素，如坚决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巴黎公社原则、每个人的自由等等；夸张地弘扬其方法论，如暴力革命、党派专政、排他主义等等，皆属于文化本能的驱动，狗肉照卖，羊头挂哪一种而已。

于是我们又可以看出：西方的帝国尽管存留时间比秦帝国漫长许多，它们覆亡之后帝国就化整为零了。可短命的秦帝国却化作长寿的汉帝国，分分合合，中国始终围绕一统征战，无怪乎黑格尔要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西方文化里弥漫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气息，东方文化里弥漫的则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民主的精神滋生于尊重他人权利的氛围里，专制的精神滋生于剥夺他人权利的氛围里，滋生与剥夺之间，形成两种文化的鸿沟。

就连神话之演绎也昭示鸿沟的存在。古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从火神那里偷来火种传给人间，自己则忍受着折磨。崇奉的是对离经叛道者的尊敬；我们的古代神话里，火种是火神赐予万民的，神恩浩荡，却惹来水神共工妒恨，去跟火神打仗。打不赢就撞破大天，害得女娲氏辛苦补天。崇奉的是邪不压正，正统之正。普罗米修斯成英雄之形象，共工则是“四凶”之首，就连“洪水猛兽”里也排在前面。所以，顾准先生断言：“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因为“中国的思想是贫乏的”，它“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参阅《顾准文集》，P348-P353）

沸扬开来，西人那里“个人英雄主义”泛滥成灾，每一个领域里都充斥着标新立异之人物，拾人牙慧为文化所不齿。我们这里恰相反，“群体至上主义”笼罩四野，“四海之宾莫非王土”，每一个角落都必须归宗，古时归于儒统，今之归于党统，其实都是禁锢思想的紧箍咒。古时文人皆以诠释圣人之言为宗旨，拾孔孟牙慧为忠；今之文人皆以诠释党义为职责，拾领袖牙慧为诚。毛先生最杰出之贡献，就在于把传统专制之魔爪伸进一切领域，几乎没留下任何死角。那些浸淫在传统文化中遗老遗少崇拜他应属事出有因，只可惜，毛道不过是人类文明早已唾弃的垃圾，迟早会因中华文化融入世界而销声匿迹。其实，就在现在，即便御用文人们除了还可以数数他老人家的霸道业绩之外，也数不出什么“思想光辉”来了。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任何文化，它若想进入文明的圣殿，普世价值是唯一的入场券。一切坚持“中国特色”之说道，尤其是那些否定、批判普世价值之叫嚣，无非抵制人类文明的宣言。一点新鲜感都没有，至少从明末起，朝廷都是如此干的。如果我们真的爱惜自己的文化，重要的是创新而非传承，努力创造具有普世价值的新意思，而不是自娱自乐的陈词滥调。

 

                                                              （201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