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不少网友在谈论当年考大学的种种艰辛，令人不胜唏嘘。由此，我也不禁想起当年自己上大学所走过的路程。先请看下面一段日记： 
  

1977年10月21日 

……睡前听到中央广播，教育部召开高等院校招生会议，新规定：在工农兵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20岁左右、不得超过25岁，未婚、高中或相当高中文化水…… 

这是我获招工离开农村到工厂途中所记的一段日记。当年激动了无数青年、尤其是知青的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我的笔下，却像记成流水帐一般，平淡得很。我并非故作矜持，更不是什么稳重成熟，而是根本上就不把这事当一回事，确切地说，不当跟自己有关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只有小学毕业的学历，做梦也不会往大学方面梦，能有个工厂收留就烧高香了！准确地说，我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完整教育，刚上四年级那年文革开始，五年级那年，为武斗后“群众镇压”时期，我是我小学最大的群众组织头头，该组织拥有全校80%学生和过半数老师，武斗后属于被镇压一派，因此，整一年我都逃学不去学校以避免被批斗，直到六年级时经校革委会再三“最后通牒”才硬着头皮返校接受班级批斗(因风潮已过，故逃过全校批斗)，毕业时获宽大处理得以毕业但失去了升学机会。虽然失学在家以及以后下乡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文史政哲类的书籍，但只是为了解闷消遣，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强奋斗之类的意识，更没有将之与日后升学发生什么联想。所以我对恢复高考消息处之淡然是非常正常的。 

到厂后的第一次新工人大会上，工厂领导开门见山宣布：今年进厂的新工人不能参加高考。此话一出，喧哗顿起。要知道这批新工人大部是知青啊，压抑了十年的理想啊愿望啊……当然我除外，我只是对接下来宣布的消息倍感重视：新工人必须经过半年集训，重点是业务培训，须通过多次考核方能分配工种。而业务培训所需要的基础，就是我一无所知的数理化！ 

在半年的集训其间，不少新工人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了高考复习——今年不能考就为明年准备啊。我也积极参加了这股高考复习潮，并且是“复习”理科。其实我对高考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只不过是“暗度陈仓”——借“复习”高考，啃下初、高中的数理化，以通过工厂的业务集训考核。说老实的，能来到这个工厂(本省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当工人，我是十分满意的了。于是，在准备高考的幌子下，我将初、高中的数理化课本像看小说一样“通读”了几个来回，有疑难问题就请教一起复习的同伴，或请教给我们上培训课的老师。几个月下来，不仅跟其他初、高中毕业的同伴有了“共同语言”，几次业务考核还都拿了八、九十分的好成绩。至于数理化的基础呢，化学没有任何实验机会啊，就靠想象，整个就稀里糊涂；物理因在工厂多少有些实践，似懂非懂啦；倒是数学，似乎学上瘾了，到后来还可以去“辅导”别人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半年后，分配工种，我分配到锅炉车间检修班，虽然脏累，但好歹算是技术工，也就无悔无怨了。至此，我的“暗度陈仓”计谋算完成了，照理说可以停止“复习”了，但我最后却报名参加了七八年的高考。原因就是，我试着作了几份不同省份的理科高考试卷(七七年是各省自行出题)，居然都能及格以上，于是自信心无原则地膨胀起来，头脑一发热就斗志昂然投入了“真正的”高考复习。结果当然是嗝屁了，但也接近了体检线，在落榜的同厂考生中，也还算较“体面”的，使得我还不至于信心崩溃。而确实将我信心刺激起来的是，那年我姐居然是以小学毕业的背景考上了省外大学！我姐历来是我的榜样，她行了我也不能不行啊！于是，我重新抖擞起来，再次投入高考复习。 

我还是继续复习理科，我实在是应该弃理从文的，好歹读过不少文史政哲类的书啊，数理化就靠那几下子就能糊弄？我之所以继续准备理科，一是不甘心放弃已经糊弄了半年的东东；二是三心二意，认为考不上也通过高考复习多学点数理化知识，对日后工作有益；三是当时大都考生重文轻理的通病，尤其是搞文的在文革最倒霉的前车之鉴－－我父母就是实例。然而，舞文弄墨毕竟是我的拿手好戏，就在复习其间，每次作文模拟习作，我都写得挺漂亮，其中两篇还弄成小说在地区文艺刊物上发表，都是当时时兴的“伤痕小说”类型，一篇还是写知青的。于是，我的亲朋好友(他们都十分清楚我根本不是考理科的料)便极力动员我改考文科。 

春节过后，我终于决定改考文科了，这是基于以下考虑：一，端正思想，从战略的眼光认识到高考是改变自己命运的“空前绝后”的历史性机会；二，放弃三心二意的念头，全情投入高考；三，“真的”想考，就只能考自己有把握的，别再装模作样玩酷去“考”理科；四，次年我二十五岁，即是高考年龄大限，这年再不考上，次年压力更大。有了以上认识，我的高考复习采取了甚为惨烈的做法：首先是把自己逼进了一个“破釜沉舟”的绝境：四处扬言：今年一定考上！令自己没个退路，考不上不仅没面子，以后在厂里也不好呆了，力图使自己“置于死地而后活”。至于复习，更是拼了老命，工余时间，除了每天坚持打球以保证体质，其他一切娱乐消闲活动皆停止了，复习资料占据了我的全部时空。复习的关键时间在临近高考的四、五、六月，而那段时期正是我们火力发电厂停机大检修的时期(因是涨水期水力发电厂可提供充足电力)，也正是我们检修工最忙最累的时期，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检修，能利用来复习的时间只有深夜凌晨一二个小时以及早晨一二个小时，每天睡眠就只有三四个(甚至二三个)小时了，为了不妨碍同宿舍的工友休息，还往往得到路边路灯下或灯光球场读书，那些可以背诵的东西就留待上班期间以“抓革命促生产”的方式进行了。于是，在车间看到谁一边干活一边嘟嘟囔囔的，就是我们这些“高考迷”了。我们的师傅还挺通情达理，只是叮嘱我们不要因此忽视安全，并不多干涉我们。厂团委书记在多次遇上我们路灯苦读的场面后，特别开恩允许我们每周四下午政治学习可以利用来复习。 

那种艰苦、那种压力，现在想起也不寒而栗。我还多了一层压力，本来我自己一直不肯正视的，却被一位朋友挑明了，他说：“你这样的背景(指小学毕业)，即使比别人高一截分数，也不一定能录取。”我真的为此彷徨了几天，但很快就稳定了情绪，主要也就是有我姐的先例鼓舞，此外就是当时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录取不录取自己无法控制，自己能做到的只有比别人多倍的努力！ 

高考了！三天考试！考毕，我足足昏睡了三天，吃不下东西，一吃就想吐，只能喝少量的水。医生给我浑身上下查个遍，也说不出毛病在哪，只能含含糊糊地说：“虚脱了。”之后，便是体检；之后，便是等待。漫长的等待，焦心焦肺的等待。这期间，我绝口不提有关高考、录取、大学的一切字眼。我的朋友们也默契配合绝口不谈类似的话题。 

那天，在五十多公尺高的锅炉顶上抢修排汽管道，高温、危险且是没膝的煤灰，休息时，大家都走出车间透透气，我下意识来到收发室，收发员淡淡说：“有你一封信。”一看，一阵头晕－－省外某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年我们工厂一百多考生，只三人考上，都是我们锅炉车间的同年进厂的工人(都曾是知青)，另外还有几位考上电大和代培生，其中一人是跟我同公社插队同年进厂的知青朋友，现已是该厂副厂长。 

  
那时，我的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象的、更是可以理解的，当很快的，我的身上却发生了难以想象、且不可理解的现象：愈近入学我就愈感觉到莫明的彷徨、焦虑、恐惧，以致我父母送我到地区转车去广州时，我居然哭丧着脸对老爸说：“不想去……”真个把我老爸气糊涂了：“你到底怎么啦？！人家都喜气洋洋去，你却像上刑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么一路彷徨、焦虑、恐惧地往广州去了。以致在广州下车后，来接车的老姐瞪大眼睛看我半天，才惊咤道：“你怎么像个劳改释放犯呀？！”过了很久后，我才对当时我那种失态有所理解：一是我离开学校太久了，而且是跳过初中高中来到大学，根本就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事实上后来我确实是有一个颇艰难的适应期)；二是想着自己如此“大龄”，跟同学如何相处？其实，我多少有些给自己吓着了：文革十年，有谁能在学校好好读了什么书？还不是靠自己拼上来的？至于年龄，后来才知道，虽然我们班最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十六岁，但年龄最大的却已是三十岁(从北京到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像我这段年龄层的比例最大，而且几乎都是当年的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