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作者:凤栖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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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简历
17岁加入中共,并于当年结识一从湖北流亡至川的女子。在组织的干预下父亲与该名富商之女分手,之后进入山中收编土匪武装,宣传抗战。 1938年从巫山到重庆,经历重庆大轰炸,进入川东师范读书。就读期间屡闹学潮,给校方带来许多麻烦,其间参加戏剧演出,弹钢琴,指挥合唱,学习胡琴演奏。 1941年为生活所迫到渠县代课教书认识母亲。 1943年从重庆到成都,就读于四川大学教育系。 1945年成立中国教师社,并产生创办桂溪中学的想法。其间曾到昆明参加青年远征军译员培训班,因日本投降结业后返回四川大学。 1947年创办桂溪中学,尝试教育创新。 1947年1月18日建立家庭,1948年生下头胎男童,至1955年,共得3子2女。 1949年9月开始策反国军某兵团的工作,成都解放前夕该兵团起义。 1950年,共军取成都,父受命策反国军,并穿越前线迎接2野部队,汇报成都情况。 1950年后父亲先后任某中校长、某中学校长、1957年调某高校被划为右派。之后成为老运动员。 1982年落实政策。 1983年退休。 1986年恢复党籍和工资待遇。 2010年卒于四川成都。 我试图书写父亲的简历,但时空的错乱及大段的空白以及人物地点的缺矢让我困惑,以上为基本情况,1950年以前的内容经由父亲核实。
我不知道如何评价父亲,也许如老二所言:父亲6岁丧父,他没有得到父爱;我没有做过父亲,亦不知为父之道。我和他之间难于沟通和理解。老二无疑有他洞察人性的深刻之处。 父亲说:我不怕死,三岁那年,我就第一次面对了死亡的威胁。那次,农民武装包围了祖父的家,父亲藏在一口空闲的大灶中,嘈杂纷乱之后一切都安静下来,只有柴灶发出木柴燃烧爆裂的声音。父亲探出头来,看见三婶在灶头烧火,忙问:三婶,他们走了么?三婶用眼睛示意,已经来不及了,水缸前一个裹红头巾喝水的大汉转身看见了父亲,他放下瓜瓢赶来,父亲急忙缩回灶里,那汉子伸手抓住父亲往外拽,父亲死命挣扎,用脚抵住灶内的前壁,汉子竟不能得手,又走来一个貌似小头目的家伙,他可聪明得多,一伸手把父亲头上的大锅端开,象提小鸡一样把父亲提将出来,周围的人在喊:“正了,正了!”(意即砍头)在那一刻,父亲感受了死亡的威胁。 父亲第二次面对死亡大约在17岁那年,他已经加入中共,他染上了伤寒,在一片坟地里,高烧中的他感觉无法继续支撑,于是他在两座坟墓之间搭上一块门板,他睡上去,看着满天星光,准备迎接死神到来,第二天,他在青草和露水中醒来,他没有死去,高烧也已经消退------他没有讲完,或许还有若干次吧,完全有可能,当他被国党特务通缉,当他穿越火线,当他被划为右派以后在农村经历大饥谨。我不知道。但这一次,他无论怎样努力运用他的意志力,也无法逃匿死神的捕获,大自然的法则无情地束缚了他,他已然上路,不可更改,今后再也无法与他争执,也无法向他了解有关他的一切了。丕承是他的大学同学,青年时代可以穿一条裤子的朋友。丕承说过:你只要看过大洲指挥合唱,你就无法不喜欢他。 我为他书写了一幅对联,征求他的意见,他表示同意 求真理抛却荣辱身后事, 兴学堂珍视桃李故人谊。 抛却二字实则是二度抛却,一度是主动抛却,二度是被动的抛却,是被抛却。 珍视因历经苦难而珍视,因失而复得而珍视。亦是他对朋友豪爽慷慨所必然。 祝愿他一路走好!
青年时代正值抗日运动高潮,父亲在家乡巫山参加抗日演出十分活跃。后因组织被破获,父亲坐轮船到重庆,先后在川东师范和其大学先修班就读 。这期间他见到了秦怡等一批因抗战进入内地的艺术家,这才见识了正规的话剧艺术。父亲可以演正反两派人物,甚至可以演女人,戏路甚宽,也很受观众欢迎。 我见过父亲弹奏钢琴,虽不规范却也气势磅礴和声丰富,据说,那段时间,父亲与一个王姓的女子相恋,那个女子的钢琴弹得十分出色,或许父亲获益于此。后来有朋友力劝父亲,说该女子出生富贵人家,不是同道中人,父亲遂冷淡了她。此后父亲拜名师学习二胡演奏技巧,其二胡演奏达到独奏水平。父亲的《空山鸟语》和《病中吟》一快一慢,令听者动容,后来成为四川大学民乐团的精彩节目。 据说父亲的胡琴教师曾亲笔一书,推荐父亲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任职,由于政治倾向不合,父亲又听说乐团可能在宴会中伴乐,遂未成行。 父亲亦善指挥合唱,据父亲的朋友讲,父亲当年做指挥,激情四溢,到高潮处,双脚踮起,双手向上、再向上,似鸟儿飞翔有无限伸展之可能性,带动人心仰俯、激越澎湃,丕承说:只要你见过大洲指挥,你就不可能不喜欢他。这样的表达,余完全能够领会其中的含义。 1957年以后,父亲成为右派,偶有闲暇,仍演奏胡琴自娱,余得以聆听《空山鸟语》之天籁、《光明行》之丈夫气概、《赛马》之欢乐。父亲再也没有拉过《病中吟》,至少我没有听过。 父亲对音乐的热爱甚至使他动手改良胡琴,希望使之音域更加宽广。他尝试用双音筒和四根弦自制胡琴,乐此不疲。更将自己的设计告之在中央音乐研究所供职的学生,希望得到专家的意见。反馈的消息大约不妙,父亲才终止了实验。 文革后,大专院校师生统统发配到军垦农场劳动改造,父亲又玩起了用牛皮纸替代蛇皮做胡琴的把戏,照样能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的氛围。直到老年,父亲仍喜欢音乐,尤其喜欢胡琴和琵琶,并且喜欢动手改造乐器。有时候,好好的一件乐器会被他改造致残。父亲犹说:某部分音色变好了,某部仍有不足。 在余之想象中,父亲更适合做一位音乐人,他具有音乐的天赋,如果他从事音乐事业,或许能够创作出美好难忘的佳作。他的人生也会更加的快乐。
父亲去年4月手术即发现直肠癌已经转移,且癌细胞为最厉害的印戒癌和腺癌。告诉了他是癌症,但未明说已经转移。 父亲出院后,多次提醒他平常的日子已经十分可贵,抓紧并珍惜,老二甚至在给他念活检报告的时候篡改了部分内容,把已经转移的结论变为不排除转移,目的还是希望他预先有个心理准备。 父亲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对于我们释放的信号他能够过滤,有利的他顺利接受,不利的信息便似耳旁风吹过,一直坚持医生说他没有发现转移。 术前父亲弯腰能用手掌接触地面,平时走路喜欢跳跳蹦蹦,有时上楼一冲而上,70多岁时骑自行车撞了个60多岁的老头,好不容易才处理完麻烦事。术后他顽强的相信癌症没有转移 ,频繁去医院就诊,弄得保姆屋里屋外疲于奔命,十分不满。大家心知肚明却不能对他说,因为说了就是对他宣布死刑,不说他就不断折腾,稍好一些,脾气很大,专横独断,与保姆弄到关系极其紧张的地步,几次回家调解,焦头难额,真是难为人啊。 到11月下旬,一个礼拜不见,突然发现他又黑又瘦 ,心知情况不好,劝他住医院,他去了,情况有好转却因为医院的病友彻夜呼号夜不能寐,看护也不能让他满意。种种原因导致他逃回家中。之后毛叔叔来探望他,大约是2010年1月间,他又一次出现黑瘦的状况,他却再不愿意去医院,说医院黑得很,进去就是一大堆检查,由不得人。只得托周医生购“人血白蛋白”注射,先后两次都是请周医生来家,第一次效果很好,第二次就差强人意了。父亲倒床但仍然拒绝住院,固执地请中医吃中药,中药不能吃够量,又占了很有限的纳食空间。效果自然不好。这期间,他偶然头戴帽子,穿睡衣拄拐棍从卧室缓缓走出,样子十分滑稽,象农村竹林盘里走出的老人,或者是安徒生《老单身汉的睡帽》里的老安东。到春节前夕,他已经极少进食了。 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在家里无疑就是等死,送医院他又拒绝,送医院其实也是死,不做手术、不做放化疗是他和家人既定的策略。周医生的父亲也是患癌症死去,据说临上医院抓住一棵小树不放。老人面对死亡宁愿在家而不愿意去医院,说明医院的服务确实让人恐惧。与其在医院痛苦挣扎,不如在家中平和赴死啊。父亲大约也在矛盾中做如斯选择。 父亲还有一个愿望,即等待四姐梅的回来,一起在家中过年,剩下不多的日子里这是他期盼的最后节目。姐在腊月28回来了,除夕的鞭炮照例震天动地,初一的聚会相当热闹,父亲甚至从屋里出来为孙儿孙女朗诵了他的诗作《森林与小鸟》,扬子把爷爷的诗谱成了歌曲,做成CD后放给爷爷听,爷爷竖起耳朵听: “你是森林,我是一只小鸟, 因为有了你,我不再飘泊,不再流浪。” ------ 扬子在钢琴伴奏中用带有外国口音的国语纵情歌唱爷爷送给奶奶相濡以沫的黄昏恋歌。 爷爷凑近音响认真听完说:“很有朝气。”但是那天爷爷已经只能饮入极少的水。 正月初二,爷爷还是同意去了医院。 初九:他已经不能认识来人,只能一律说:周主任,周主任------那是昨晚抢救他到深夜12点的医生。一个极温柔耐心的女医生。他的肾功能已经完全丧失,全天无小便,出现潮式呼吸,(即进气短少,呼气缓长)
2010-03-05
二哥好友发来的悼词 悼黄大洲老伯
敬爱的黄老伯, 一路走好!
晚辈 清泉, 秀浦, 西林, 金静 敬悼 二零一零(庚寅)年二月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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