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年代填的表格，有一栏是“何时参加革命”。这让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真是不知所云。可我们这代人都知道，那是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职业人士的。在那个“革命年代”，不管你干的是什么工作，都一概被视之为“革命”，就像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是否愿意，都被称之为“同志”一般。大概出于“共产”“平等”之意吧。这个作法有利有弊，有利者，让人恍惚觉得天下大同了；有弊者，会让人无意中犯错误，尤其在文革中，看到个陌生人，还真不敢贸然称之为“同志”呢，若对方是个“五类份子”咋办？说回“参加革命”罢，这里说的“革命”非一般意义的“革命”，而是更多指“职业”（如当时中小学生再积极投身文革也不算“参加革命”），有工作不分贵贱之意，“五类份子”等的“工作”属于“劳改”性质，当然不在“参加革命”之列。但这个“参加革命”又跟现在的“就职”“挣钱养家”不太一样，比如说我老爸的“参加革命”是在1947年，也就是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那年，虽然没挣钱，却是名正言顺的“参加革命”；我老妈的“参加革命”则是在1950年她大学毕业到我们老家县城任中学教师，跟今天的“就职”差不多了；但也有另类，典型者如“知青”，知青下乡，虽属“革命”，却难说是一份“职业”，因此，文革中我们填表时若还没有被招工或参军，在“何时参加革命”一栏中，只能悲愤莫名地填上“无”，总有被革命抛弃或“不许革命”的感觉。文革后，1978年中央终于正视这个问题，将知青下乡确定为“参加革命”。这就使得大量知青出身者的工龄长了好几年甚至上十年。 
     我自己的情况却是更为另类。我是1973年下乡的，但在1971年，我就曾经在正儿八经参加了“上山下乡学习班”之后，以“知青”身份佩戴红花被送去开发红水河工程。去年底，华知网曾经对 “下乡是自愿的吗”展开讨论，秋实认为：“下乡，使一些人从贵族或平民变为‘次贱民（农民）’，使一些人从‘最贱民’变成‘次贱民’，感受不会一样。”我的情形就属于后一类。我68年小学毕业后，由于“立场问题”不被获准升初中。当时我老爸老妈被“集中”在学习班（后到干校），长期不挨家。于是，我这个“失学”问题也就得不到家人的重视（其实是无法“重视”），我便“乐得逍遥”地在家协助奶奶干家务以及四处捡破烂（换钱）等，反正跟“革命”关系非常遥远。就这么混了两年后，忽然省悟不可长久如此不务正业。但到哪里找适合我的“正业”呢？这时候，县高中就是我老妈单位一个主管杂务的头儿找上我了，说组织考虑过，认为我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此打算提供一个工作机会给我，即是在学校做校工。我内心一阵狂喜。那头儿却又说，必须要给我六个月的“考验”（不是“见习”），在这考验期的工作，就是让我看牛，没有薪金，但每个周末学校教工加菜可免费给我半份。我心满意足也信心十足接受了这个“考验”。从此，我就起早摸黑地看起牛来了。学校让我看的是一头黄牛，脾气蛮温顺，就是较骄气，时不时又爱耍性子，因此，尽管我像供老爷哄孙子般地伺候它，却眼睁睁看着它日渐苗条，才四个多月，便已经落得个脱毛长癞瘦骨嶙峋的模样。那头儿来视察工作发现这情形，大怒，叱责一番，当即宣布撤了我的“职”。于是，我还没“参加革命”便又“不许革命”了。我心情沮丧自不待言，更要命的是我当时面临着一个日渐迫近的“危机”：我当年的小学同学，很快就要进入高中就读了。当他们进来后，看到我这个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样子，该会怎样笑话？我的尊严何以维系？于是，我积极向有关部门申请下乡插队。但申请却被无情地拒绝了。理由是我才小学毕业，不算是“知识青年”。说的也是，主席号召的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人，我根本就没这个资格。这时期，一股被革命拒绝、被社会抛弃的巨大恐惧感笼罩着我的心头。我开始没脸没皮地到处找门路托关系，处心积虑就梦想着成为“知识青年”。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得以参加“上山下乡学习班”－－成为“知识青年”的必经途径。我终于被革命承认了、终于被社会接纳了、终于可以成为光荣的“知识青年”而走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了。那确实是一段很让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日子。于是，在学习班上，无论是学文件写决心书还是购置下乡行装，我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以致学习班的领导一度欲将我树为标兵，但在弄清我的背景后又煞费心思地猜疑我的“不良动机”。 
     正当我憧憬、期盼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生活来临之际，一个突发情况出现了。县知青办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求每县组建一个知青排参加开发红水河工程。时间紧任务重，县知青办灵机一动，将我们这期上山下乡学习班作为知青排送往开发红水河工程。由于仍然是知青的身份，而且还有工钱拿，我更是开心不已。 
     谁想两年后从开发红水河工程回来，我们的知青身份却又不被承认了，因此未能参加工作分配，而是要重新下乡。这次下乡，对我来说已没有上次那种吸引力，尤其这次下乡知青的“主力”是县高中应届毕业生，这对我来说是颇为难堪的（事实上后来跟我同一个知青组的知青便都是高中应届毕业生）。所以，这次下乡我倒是在百般无奈中成行的。最成问题的是，到了1978年知青下乡获承认为“参加革命”后，我们参加开发红水河工程却被视为是“参加革命”前的经历。这么一来，我们的工龄便无端地掐掉了两年，这无形中就防碍了我们这类人日后工资的增长与数额。当然，在我出国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不是问题了。渐渐地，也就几乎忘了在我的经历还有这么一个“历史问题”。直到近来上华知网，当我在登记“知青名录”报填下乡时间时，才发现这个问题又成为问题了，我当然不是在乎“参加革命”的时间长短，也不是为了纪念我“参加革命”的真正开始，而是实在不甘心71到73年间参加开发红水河工程的经历被剔除出我的知青生涯，尤其是当时我为了那么个知青身份的获得，是如何的心潮澎湃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