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各自表述（高默波/党国英/徐友渔/焦国标）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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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历史各自表述（高默波/党国英/徐友渔/焦国标）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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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历史的各自表述 引自豆瓣网站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21102/
·高默波·
我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理论问题。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76年7月8日。但是，对这两个简单的“事实”也是有争辩的。台湾当局会说事件发生在民国八十七年；按照中国的阴历这两件事是发生在龙年……按照藏历是……等等。但这仅仅是史学方法问题的开始。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以上提到的两个日子本身孤立起来只是数字。这两个日子本身也可能提供一些信息，比如地震提供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信息，重要人物毛泽东的死亡将导致中国政局不可预料的变化的信息。但是，即使是这样简单的信息也需要进一步的阐述或接受数字的人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比如对后一种信息来说，至少要对毛泽东有一定的了解。对毛泽东一点儿不了解的人是感受不到毛泽东的离世影响中国政局这一信息的。所以简单的事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当有人把毛泽东去世与唐山地震这两个日期连在一起并用一种理论来讨论的时候，这两个日子才有意义。比如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民间有人说，怪不得唐山地震那么厉害，它预兆了毛泽东的死亡。解释这两个事件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就是中国传统的天命论。这样一解释就成了知识，我们也就为这两个事件写了历史。中国历史书上有很多这样的写法。
拙著《高家村》也是一种历史。我也在制造知识。本人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在写《高家村》的时候用了超学科或是多学科的方法，既有人类学的方法，也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算是为平民写历史。本书先简略地介绍了西方英语著作中研究中国农村的一些主要论著，然后介绍了高家村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从内容上来看《高家村》是讨论高家村从1949年到90年代中期的变迁，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根据主题而写的，每个主题自成一章。这些主题包括：土地、水域与地方政治，人口与政治，生活水平，农村卫生，农村教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风俗习惯的变化和延续，高家村与外部世界。 《高家村》的写作有助于说明第二个理论问题，即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问题。因为我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也因为我的父母一辈子是贫困农民，我写《高家村》的时候是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来写的。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农出身的人所写的历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场和观点。同样的道理，这也不同于过去的或现在的，受过打击的或没受过打击的中国共产党当权派的立场和观点。 自从8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中外文写成有关那段历史的传记、自传和回忆录陆续出版。国内出版的太多，所以这里只举几个国外的例子。有从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失去的一代》；有从农村地主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阁楼》；有从受过打击的当权派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发行量多达五百万的《鸿》。如果说，这些著作都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话，那《高家村》的历史与这些人写的历史是不同的。再以《高家村》为例。
首先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说起。从物质上看，高家村人的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确实很低。在最困难的时候比如960年高家村人的生活比1949年以前任何人们可记得的年代还差。我自己在高家村住了23年，一直买不起做梦也想买的一双雨靴和一个手电筒。但我一脱离农村户口时就可以买得起了，而那时我已经不需要这两样东西了。80年代以后，我的乡亲的生活水平确实有很大的提高。现在高家村人不但穿雨鞋，还穿皮鞋。年轻人穿西装，扎领带，戴墨镜。自行车、手表和电视机也不稀罕。那么我们应怎么解释这种对比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写这一段历史呢？ 最流行的解释就是，农民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低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大锅饭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这实际上是说农民偷懒的学术词。这种解释很逻辑地下结论说，80年代以后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因为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是这么说的。这种解释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理性主义。这种解释是多么方便和轻松啊。 问题就在于太方便太轻松了。我的解释与这不同。人民公社制度挫伤了高家村人的积极性了吗？经济理性主义的一个假设是，只有产权分明才能带动生产投人的积极性。即使我们同意这假设，什么是产权分明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根据我对高家村的观察和研究，对一个只有十几户的生产队里的农民来说，他们对生产队的拥有权意识是很明确的。生产队里有一整套的评工记值和质量监督措施。在熟悉了这一套机制且能预料自己行为后果以后，高家村的人干活是努力的。有没有平均主义？每个人都是评工记分、评投入（包括能力和努力的程度）记值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平均主义的。只有从生产队每个成员都必须分到同样的基本粮食（叫作口粮）这一点上来说平均主义是存在的。 那么投人多与投人少的生产队员之间的差别是怎么处理的呢？到每年年终结账的时候，投入多于所得的家庭叫长钱户，投人少于所得（比如说主要劳动力长期生病或孩子太多）的家庭叫短钱户。一般情况下是：短钱户的家庭付给长钱户一些钱或实物（比如用来过年的猪肉），如果生产队年终有钱就分给长钱户而不给短钱户。但在不少时候，短钱户拿不出钱，而生产队也没有现金给长钱户。在这种情况下，长短户的账就都挂在那儿，这叫无法兑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似乎存在“免费午餐”的问题，但高家村的农民并不一定是这么看待挂账的。长钱户把挂账看成是投资；短钱户把这看成是借债。这个账挂在那儿，有时一挂就是几年。因为长钱户说不定明年会变成短钱户，谁能保证你家人不生病？短钱户的孩子大了就会有更多的投人。还有其他的办法处理长短钱户之间的差别。比如长钱户平时可以向生产队借些现金买东西什么的，短钱户就不能借。还有如村前的水塘里抓的鱼只分给长钱户而不给短钱户，因为鱼不是基本口粮。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没有简单的大锅饭，也没有简单的产权意识，因此也没有简单的理由说在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不积极投入。那么怎么解释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别呢？怎么解释80年代前的定量供应和80年代以后的物质丰富呢？基于我对农民的了解，我认为农民没有偷懒，所以不认为大锅饭的理论是令人信服的解释。我立足两个问题来解释。一个是资源与人口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国际环境与中国经济发展策略问题。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高家村的资源除了人力以外只有土地和水域。从1949年以后，这两种资源不但无法扩大反而逐步缩小，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使水域资源减少。可是同时人口却增长了一倍多。也就是说，仅仅保持1949年同样的生活水平，产量就要提高一倍多。高家村是这样，全中国也是这样。高家村要依靠越来越少的资源来养活本村越来越多的人。不但如此，由于中国城市人口也在成倍地迅速增长，高家村的人和全中国的农民一样还要为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家强行规定，不管高家村生产多少粮食，除了每人的定量外其余全部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于是，农民投人是多了，生产量也提高了，可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 当然，我这样解释还远远不够。有人可能会提至少三个问题。第一，80年代以后每年有近亿农民出外打工，而农村生产倒比80年代以前好。这么多剩余生产力只能说明大锅饭没有发挥农民的积极性。第二，80年代以后总的来说全国农产品年产量是比80年代以前多。如果不是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原因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全中国的资源与人口的关系并没有在80年代以后变得更好，可物质丰富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怎么解释？ 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剩余劳力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因为高峰时期出生的孩子那时还没有长大。其次，毛泽东时代的大兴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利用了大量的剩余劳力。再者，就高家村的情况来看，现在留在村里的老幼妇“残”对农作物的时间投人大大地多于同类农村居民在公社时期的投入。因为年轻力壮的人出外打工了，他们不得不日夜苦干。所以，80年代前后农村居民对农业的工时和精力投人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谈第二个也就是农产品年产量的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说，80年代以后产量比前期多是不能同前期的发展和努力分开的。第一个方面是，前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后期的产量提高打下了基础。第二个方面是，80年代后期产量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靠新的技术投人，即化肥和农药的投人。一直到80年代初，高家村的化肥和农药都是要靠国家计划定量供应的。而现在呢，只要有钱，要多少有多少。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几个大型化肥工厂都是在80年代以前建立的。这说明，80年代后期沾了前期的光；同时也说明，如果公社时期有足够的化肥的话产量也会更高。 以上这一点正好与回答第三个问题有关。在中国人口与资源关系并不是更好的80年代以后却为什么物质丰富呢？这是两个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策略的结果。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国家环境和中国经济发展策略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49年，中国是个一穷二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的国家。在朝鲜战争后的冷战世界环境里，中国不但得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援助，而且还受到各种各样的制裁和排斥。与苏联交恶以后情形更为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尽快地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最容易被选择的经济策略。发展工业的资金从何而来？来源于对农民最大限度的剥夺。这剥夺是靠一整套措施来实行的：户口制度、商品的定量配给、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而又不需增加工人工资，国家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利措施，包括廉价粮油供应、免费住房、医疗和卫生、终身职业、职工退休金及全部就业。 到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变，更由于国内重工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经济发展的策略很容易有新的选择。这就是大规模发展轻工业的同时吸引外国投资和技术。于是国家为发展工业而对农业的剥夺就可以减轻了。于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开始缩小，这表现在80年代初对农产品的大规模和大幅度的提价。这种经济策略的战略大调整马上带来两个明显的后果：一个是生活日用品的越来越丰富，一个是农民的收人提高。这种战略大调整的经济后果可以说与分田到户这种不伦不类的私有化没有关系。 正因为这样，农村的好景不长。1985年以后，由于其他生产资料产品价格随着上升，农产品提价的好处很快就被抵消了。加上农村基层官员对农民的剥夺和各种类型的苛捐杂税，现在在农村靠种田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那么，高家村的人是靠什么维持着比80年代前好的物质生活水平呢？是靠出外打工的年轻人的血汗钱。在《高家村》一书有关农民外出打工的一章里，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打工农民生活是多么辛酸，他们的汇款对他们老家的经济又是何等关键。 我在对高家村的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表面看来很矛盾的现象。那就是，在当地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提高很多的情况下，不论是基层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怀念毛泽东。对这现象，自由主义的精英教导我们说，那是因为农村人封建愚昧。农民不知好歹，不知什么是自由，他们需要皇帝来效忠等等，等等。 其实，情况正好相反。我的研究和我的经验证明，“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过激的愚昧的行动既不是农民发明的，农民也没有跟着去做。高家村的人没有跳“忠”字舞，也没有搞早请示晚汇报。打老师也是所谓受教育的人干的，农民是反对的。农民对村里的地主富农也是同情的。他们对阶级斗争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消极抵触。他们对从城里下放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非常地尊重。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也吃了很多苦。比如，农闲时寒冬腊月他们被动员去搞水利建设；他们的风俗习惯被称为封建迷信而受压制；他们的家族宗谱被烧掉；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多少，而且在大跃进时闹了饥荒。高家村虽然没有死人，但那饥荒却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怀念毛泽东呢？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好多少。世代贫苦的生活使他们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总是那么顺利的。跟精英相反，他们不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好日子是靠辛苦劳动所得的。所以他们看问题看得比较全面。毛泽东时代给很多人带来了尊严。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下层贫苦人社会地位提高了，妇女地位提高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健康水平提高了，国家意识提高了，社区意识提高了（因为人民公社体制使他们知道，人们可以组织家族以外的生活），文化意识提高了。 这一切跟精英们的历史是不同的。在精英们制造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文革”却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人学。“文革”时也是卫生的最好时期之一，因为赤脚医生制度使农民看病方便且便宜。血吸虫病第一次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婴儿死亡率第一次大大地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对精英来说，“文革”使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但对高家村一带的农村来说，“文革”是当地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因为农民把样板戏翻了个版，用本地的传统曲子和语言来改造样板戏，并自己登台表演。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设计服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村民也能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村与村的年轻人组织篮球之类的体育比赛，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民兵训练的时候农民第一次拿到了真枪实弹。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绍人地谈恋爱，因为集体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 所以，农民对过去的怀念不是因为他们比精英们愚昧。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根基于深刻的社会基础的，他们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那样的打击和迫害，他们的思想感情当然不一样。同样，他们对80年代以后的思想感情也是根基于深刻的社会基础的。的确，80年代以后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比以前高，而且农民现在有更多的行动和宗教自由。但随之而来的也有更多的新问题。比方说，越反越厉害的官员腐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而制止不住的苛捐杂税，令人不安的社会治安问题。农民是这些问题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有出去打工的自由，可那是一种没选择的自由。十几岁的孩子远离家门，很多在没有安全和卫生保障的条件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挣得十几或二十块钱。这是什么样的自由？ 在这篇文章里，我先讨论了写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理论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事实的问题，一个是历史由谁来写、为谁而写的问题。对第一个理论问题，我的观点是，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对第二个理论问题我的观点是，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写不同的历史。然后我介绍了拙著《高家村》。此书虽然不是正宗的历史书（就像很多目前流行的传记和回忆录不是正宗历史书一样），也算是为中国农民写历史，算是“草根”历史的一种努力。接着，我以农民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对比为出发点，就生活水平差别的原因、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等问题提出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解释。我的解释是基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策略这两点的分析而成立的。由此我就谈到了高家村农民对毛泽东时期，对“文化大革命”不同于知识分子及政治精英的态度和思想感情。这种不同也反映在目前打工农民的遭遇上。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精英是要有界定的。对“文革”的态度和思想感情是指受过打击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中国农村形势的估计（包括人民公社和现在打工农民的遭遇）是指一些知识分子、政治官僚和主流派经济学家。我们必须看到，很多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包括受过打击的）也为农民说话。
（本文是学者高默波的新书《高家村》的序言，高默波现在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教授。）
·党国英·
高默波不算大账，算小账，算高家村的账。他说人民公社制度下高家村的农民有积极性，甚至还享有做人的尊严，真让我开眼。不过在我插队的地方看不到这种景观。那时，家乡农民一年四季劳作不休，却填不饱肚子。农民被逼无奈，偷跑到数百里之外的子午岭山区垦荒种地，为躲避政府的打击，日子过得像打游击一样。县城里居民也不好过，吃一顿饭，要接待十几拨讨饭的农民，而城里我辈的饭碗里也不过是陈玉米面挤压的面疙瘩而已。“学大寨”的运动要榨干农民的最后一滴汗，哪怕寒冬腊月，农民也要披星戴月挣扎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谁敢不“与天斗”，就要遭受“与人斗”的惩罚。天公作证，那时农民何曾有什么“国家意识”、“社区意识”，他们有的是噤若寒蝉，苟且偷生。 也许我的经历归于我的命运，这小账不算数。那么拿《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算算大账吧。1978年，我国３亿农村劳动力约播种18亿亩土地，产了6000亿斤粮食，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少说是300天。1996年，我国农村实际上是2.5亿劳动力（大多为妇女、老人）约播种了16亿亩土地，产出粮食为１万亿斤粮食，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不超过80天。劳动效率天上地下。这都是化肥的功劳么？没人相信。人民公社是不是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本来有良知的人们凭直觉就可以判断。如果书读得多了，没有了直觉，该有记忆吧？但凡有过务农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自留地”的庄稼长得比生产队的好，好过几倍。农民的积极性什么时候才焕发出来，这不是很清楚么？再说，当年打破人民公社制度的束缚，是农民自己先行动起来的，时过几年，中央政府才正式予以承认。 道理摆不了，就拿道德说事，时下很风行，但在我看来这不管用。农民该偷懒时就偷懒，扯不上道德不道德。在基本行为上，城里人，包括城里的知识分子，与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偷懒，那不是理性之举么？是的，当然有反例存在，但那是个别现象，是某种宗教情感支撑下的异常表现。当年就有过宣誓“扎根农村”的英雄豪杰，他们现在在哪里？现在还有那么些个人民公社的最后堡垒，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那里上演的是禹作敏式的“庄主经济”。庄主们能量不小，他们不仅在找知识界的代言人，更在找政治上的保护伞。高默波就像是他们的代言人。但高默波一定错了，就像浩然写《艳阳天》那样错了。 农民广泛崇敬毛主席兴许不假，但这不代表农民要回到人民公社时代。农民怀念过去的平均分配制度，并把它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这也可以理解。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的确不意味着农民主观感受到的福利水平提高了，因为决定福利大小的主要是物质财富的相对量，而不是绝对量。现在贫富悬殊扩大了，并有其不合理性，普通农民不高兴。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平均主义制度具有降低农民生存风险的价值，农民向往它，也是农民的理性表现。但不能说平均主义制度永远是合理的，当中国农村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终归会摒弃平均主义，到那时，高默波想一想，农民会崇敬什么呢？ 我们当然不能回避现在的问题。农民的确需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面援助。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正是这样一种努力。但在我看来，目前的所有问题加起来，也比不上人民公社制度复辟可怕————如果它还有可能借尸还魂的话。现在有不少人说自己在为农民说话，但我仔细一看，不禁想起马克思的一个精彩评论。19世纪中叶数路人马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但其中一路人马的屁股上烙着一记封建主的纹章！跟在他们后面的无产阶级们一哄而笑便散开了。在这个时代讲这件事情决不可笑。我体会到的是沉重。我想对农村的朋友们说：对那些说要把你们引向天堂的理论，可得警惕啊！
·徐友渔·
但现在突然有人著书立说（见《读书》今年第一期：《书写历史：〈高家村〉》），称以上看法是“精英们制造的历史”，据他自称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写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却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达到最好的黄金时期。作为文革的经历者和研究者，我倒想和这种看法辩驳一番。 如果要辩论的话，作者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极其有利的地位：他说的是自己居住了２３年的村庄的事，他只是说高家村的历史证明文革好。谁有那功夫去高家村住上２３年，再来摆事实、讲道理？幸好，作者还是道出了他的理论立场：“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写不同的历史。”看来，我和作者还是有一点共识：对同一件事，立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作者说：“‘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这不禁使我想起，文革中隔三差五地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把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成（都）昆（明）铁路的通车、氢弹爆炸成功等等都归功于文革。但事实上，这些事情是早就可以完成的，是文革使计划的完成一拖再拖，经费再三追加，工伤事故恶性加剧。作者为什么不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建国近２０年，高家村竟然连小学都没有呢？我们不是一直在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作者不是反复讲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如何使教育水平提高了吗？除非你认为高家村的人只配当文盲，儿童能读一至三年级纯属锦上添花，甚至皇恩浩荡，才会把这件事当成文革的伟大成果来宣传。我疑心作者确实持有这个标准，因为他说，高家村的村民“不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下乡时（１９６９年，正值文革期间）见到农民一贫如洗的震惊，但开忆苦思甜会时，一个老农妇歌颂“幸福生活”竟说：“感谢政府每年发一丈布票给我，使我有衣穿。” 提起忆苦思甜会还使我想起，开会前书记使劲打招呼：“这次是忆１９４９年之前的苦，千万别忆成１９６２年的苦！”但几乎每个老农都要说到公社食堂化时期他们吃不饱，饿死人，说这是刘少奇使他们受苦了。只是文革之后我们才知道，正是刘少奇为矫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触怒了毛泽东，使他在文革中被打倒。可见，吃不饱是农民的亲身经历，不会错，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农民却可能大错特错。现在，作者说高家村的人认为文革有多么好，是每个人都这么说，还是一些人这么说？说这种话的人明不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是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农民头上？ 作者把文革说得样样都好，而把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说成是“不伦不类的私有化”，对提高农民生活毫无助益。我倒想和作者打个赌，问问高家村的农民：“你们愿不愿意把分到手的土地交回去，重过‘一大二公’、学大寨的日子？”这位自诩为站在贫困农民立场的人，敢和我赌一把，拍胸脯说乡亲们一定愿意回到文革，回到他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吗？
·焦国标·
可是高的一些具体观点，我不能赞同。一些例证得出的结论，似嫌简单。比如“文革是教育最好的时期，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这是事实，我老家也是这样。但是那时小学都教什么？我大约是1970年入小学，语文课前四课还能背：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高说：“没有简单的理由说在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不积极投入（生产）。”实际情况是“投入”了，但“积极”是被驱赶的。高提到那时“大兴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农民十冬腊月是被“投入”到结满冰碴子的河里挖河的。我的一些叔伯们因此留下终生的腿疾！去年八月去甘肃天水，看见西部连绵的大山全部被公社社员修成精美的梯田，真是又感动又悲伤。人力之大如帝力之大，造化造山的力量有多大，社员修梯田的力量就有多大。可是在这旷古未有的改天换地工程中，有多少父老压弯腰累断腿落下五劳七伤！而今西部要封山了，要恢复植被。几十年过去了，转一圈又要回到原先的大山面貌。等到恢复成功，一百年过去了。 高说：文革过激行动，不是农民发明的，也没跟着去做；农民对村里的地主富农也是同情的；他们对阶级斗争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消极抵抗云云。高这些结论太轻松了些，起码在我的文革经历里不是如此。回忆起农村文革期间打派仗，至今心惊肉跳。我是1963年生，文革早期的东西记忆不深，有件最伤心的记忆就是斗地主。地主“赵猴儿”70多岁了，极瘦极佝偻，真的像个老猴。每晚去挨斗，常常吊起来打。有一天晚上，他又“自动”挪着去挨斗。乡村街道高低不平，“赵猴儿”走到我们胡同口不小心歪倒，再也起不来。我妈看猴儿经过，将他扶起来。老头问：“你是胡同里的媳妇吗？”我们这个胡同很大，而且是一大家族。我妈不敢多说话，只让他快走，怕给胡同里添麻烦。我们那里文革期间换亲（两家）、转亲（三家及以上）的很多，多半都是地主的女儿给自己的兄弟换媳妇。有一次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悄悄跟我感慨说：“没有改革开放，我儿子哪里找媳妇！”他家是富农。 文革期间农村有些文体医疗建设，不说高默波先生特别肯定，我本人也有神往的东西。比如合作医疗，我父亲1970（或1971）年在我们开封地区医院住院四十多天亡故，基本没花多少钱。他去世后留下500多块钱的遗产，母亲把它藏在房顶二檩子上，我们孤儿寡母好像花十年才花完。搁现在，当场就得家庭破产。
来源：乌有之乡
这次，高默波先生利用回国开会的机会，与头绪万端中挤出半天时间来和乌有之乡的网友交流对毛泽东及大跃进、文革的看法，机会难得，万勿错过。 时间：12月13日星期六上午9：30）
1、史学方法问题。 在中国研究当代史、研究毛泽东，很突出的史学方法是传统史学方法。即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把毛泽东当成皇帝。所有毛泽东时代的问题坏的都怪毛泽东，好的都归功于“忠臣”，即刘少奇,，周恩来。这种方法不讲社会和经济的状况，不讲生产关系，不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讲权力斗争。用报告文学的方式，不标明消息来源，把小说当作历史，偏离了历史真相。写中国文化大革命，写毛泽东大都用这种方法。 第二个史学方法是机械历史唯物主义，庸俗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认为1949年革命是封建的农民起义，毛泽东的军事革命是诗人的浪漫，是个人的狂想，是不科学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根据这种思想我们不能超越历史，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与*、胡耀邦、邓小平、刘少奇是一脉相承的。反对农民集体化，反对城镇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对工商业的国有化，认为剥削有理。指责毛泽东在共产党领导下还有阶级斗争，认为毛泽东对知识的改造是农民的反制，不懂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甚至还有人提出心理上的解释，认为毛泽东是报复知识分子。毛泽东的思想社会科学在共产党中水平是最高的，中国精英只能反驳说毛泽东的东西都不是毛泽东写的。胡乔木在毛泽东去世后文章再没有毛泽东的气魄。 以上是两种攻击毛泽东的概念框架，如果不仔细考虑，他们是很有说服力的。 2、革命问题 法国革命以来，虽然革命暴力遭到谴责，但革命意志的崇高一直是人们向往的。然而20世纪80年代革命概念受到从未有过的谴责，中国精英提出新启蒙，要告别革命。资本主义在冷战中胜利后，知识分子更加认为革命要彻底埋葬。为此中国的右派精英努力找证据想要证明中华民国经济比毛泽东时代好，印度比中国好。 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起义不是革命，因为没有完整的改造社会的思想体系。而1949年的革命将中国带入了新社会，开始更理想、更健康的生活。1970年以后由于西方物质水平丰富，中国精英认为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获得同样的发展水平。这样的想法看似有诱惑力，但实际上是浅薄的。 首先，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那些国家或地区的黑暗面。 其次，没有看到这些国家发展的历史的原因。例如香港，中国政府有意把香港不解放，作为窗口和中间商，香港的发展来源于此。台湾、日本和南韩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原因。如二战后美国保护日本战犯，扶植其工业发展，对其投资，开放其市场，日本的发展有很多历史原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好。 第三，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贫穷落后，认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好，没有看到其历史的复杂性。澳大利亚与中国国土相近，人口只有2100万。澳大利亚已经发现的矿产出售可保证国民完全部工作的情况下维持最高生活水平200年。中国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一些人不考虑。中国经历了8年抗战，3年内战，是在废墟上发展起来的，而且有外国封锁。 第四，国与国之间不能简单比较。如中印，印度于1947年独立，有很多铁路、英语人才，但生活水平不如中国。 第五，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经济基础为后来起飞的作用。毛泽东时代已经使中国达到工业大国之列，打造了健康的教育产业大军。改革后投资轻工业物质生活丰富是很自然的。中国最早留学生1973年就派出了，舆论有意回避事实，以说明改革开放前中国一团黑。“乒乓球外交”就是为了打开和国际的关系，但因为冷战西方不让。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打开和美国的关系，是因为美国希望中国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越南问题等。美国一松口，局势迅速改变，中国与日本等多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恢复大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从西方引进先进设备。大跃进时期农民是有积极性的，但技术不足，没有杂交水稻技术和充足的农药化肥。
1、杨曦广（杨小凯） 杨曦广的父亲是湖南高级干部，所以政治上成熟比较早。文革时写《中国向何处去》，提到比毛泽东、江青更激进的思想。五一六杨曦广被抓进监狱，坚持学习。80年代到普林西顿大学学经济，现已去世。受到经济学教育后极端右转，主张立宪和彻底私有化。杨曦广说毛泽东搞文革是权力斗争。但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排名已经下降，为何毛泽东还要发动那么大的群众运动。杨曦广认为仅从名声打下去还不够，还要从正义上大下去。杨曦广得肺癌后，加入基督教。好转时认为是主救了他。 杨曦广的经历说明中国精英改变的过程。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经济理性主义认为每一个人为自己的最大利益化而努力，按此推理到极至就是动物，用于国际社会就是丛林法则。杨曦广找不到精神支点只好信仰上帝。 2、赵/紫/阳* 传说赵/紫/阳*是地主出身，土改时其父被镇压。其思想方法是庸俗的机械唯物主义。他和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毛泽东。他认为中国要先走资本主义，对西方崇拜。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有针对性的，但有些事处理过激。没有从理论上充分导论，过早以至于有些工人无法理解，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现在工人下岗，被剥削、被压迫，再认识到问题已经太迟。
1、大跃进时期国外左派对文革有同情的地方，但已不能原谅大跃进。 对大跃进的研究有什么问题？ 首先，有饥荒、挨饿是事实，但是有多少人是饿死的很难说。饿死与非正常死亡不能等同。反对毛泽东的人把死亡人数越提越高。一种流行算法根据58年到60年出身人死亡人算出人口增长率，但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人在挨饿的时候可能会减少生育，所谓非正常死亡可能“未出生”。中国人口基数大，统计数据稍有不慎易造成大的偏差。有人用县志去调查，但县志是中国精英80年代所写。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是先立论，在为它寻找证据。 第二是谁负多少责任的问题。据传统方法，毛泽东是“皇帝”，一句顶万句。但是大跃进说亩产达到万斤的人并不是毛泽东。有人说写毛泽东传难，是因为写涉及的相关人员难。 大跃进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走什么道路的大胆尝试，是失败的，但有经验。1958年前中国走的是苏联模式，但苏联模式是有问题的。毛泽东想缩小工农差别，将工业分散，使广大地区“城市化”，农民变成“工人”，成为城市公民但不到城市去。中国农民现在有一到两亿在城市流动，找工作。西方学者认为他们是“二等公民”“非中国公民”。中国的城市无力容纳过多农民，城市居民的生活上有困难。中国精英从美国引入隔离观点，认为中国人太多。只为精英花钱，不为人民花钱，认为农民素质低。乡镇企业的思想在大跃进后被压下，文革是有腥气。 2、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国左派对文革还是能接受的，文革时教育卫生都有很好的发展。世界上有良心、有同情心的人都认为文革时对农民有好处的事情都应称赞。 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学生打老师、焚毁书籍、破坏文物的行为只在短期存在，很快文革小组同毛泽东就将其制止，实际上与文革无关。最初对知识分子镇压最厉害的是刘邓小组。毛泽东针对的是党内当权走资派而不是知识分子。中国由于文字特殊形式，识字的人受人尊敬，知识分子太高高在上，自以为了不起，脱离工农，应该对其改造。毛泽东的改造有些过激。文革时“要文斗不要武斗”，很多事情被知识精英颠倒。 对传统文化，中国精英和西方反毛分子把破坏扩大化。事实上有毁掉的但都迅速恢复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中国人是最有创造性的同时也是最有破坏性的，现在破坏依然在继续。最早的红卫兵是高干子弟，是为了保护其父母而打击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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