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桦：我在白洋淀的知青生活（1969—1972）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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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桦：我在白洋淀的知青生活（1969—1972）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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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白洋淀的知青生活（1969—1972） 杨桦 来源：《天涯》2009年第4期，第76-85页。(民间语文资料：口述实录019 号)
我所在学校，京工附中（现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是个“左”得出奇的学校，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急先锋。1968年5月的一天，我被革委会、保卫组拳打脚踢地抓起来，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学生”、“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手捆铁丝、脚缚铁镣，推进了群众专政的“班房”。那时，我这个心理学的爱好者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恐惧”的情绪。记得当时盼望能进公安局的正规监狱，以便生命能有保障。可上帝没给我这个“福分”，让我在群众专政的风暴中，饱受数十次的大小批斗会和长达八个月的“劳改”。后来因为有比我更大的“现行反革命”和有“历史反革命分子”陆续被揪出，我才有了点喘息的机会，目睹他们在批斗会后被打得血肉模糊，不具人形，真令人备受恐惧的煎熬。 被群众“专政”八个月后，1969年初，我被获准周末回家一天，并让我准备赴山西，同本校学生一同插队，“继续接受群众专政”。就在我周末获准回家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家附近的隆福寺商场巧遇清华附中的朋友周舵，他也同我的“案子”有些瓜葛，家里也“出事”了，处境一直很危。他告诉我通过间接关系，认识一个同学，名叫张乃池，家住安新县城，可以接受零散投亲靠友的插队学生。安新县即白洋淀，是个鱼米之乡。他劝我一同去白洋淀插队，一来可以躲开与学校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共同插队，二来鱼米之乡生活不会太苦，又有离北京近便之利。对于我来说，去白洋淀插队是从群众专政中逃命，干系更为重大。听到消息后几天，乘着学校大部分人将去插队的纷乱，我就去了白洋淀。 可巧到达白洋淀那天下起了鹅毛大雪，虽已是近三月的时节，却到处是白茫茫一片，白洋淀地区当时正在武斗，分为“斗批改”和“反修”两派。“斗批改”占领了县城，各村在县城都有“斗批改”的办公室。我同李庄子村的代表商议好，可以带我妹妹同来插队。办完手续，我急于想看看白洋淀什么样。我跑到码头向前望去，只见白茫茫一片。冰还没有化，茫茫冰原上盖了层白雪。但我依旧感觉气势磅礴。因为自小在北京长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冰雪平原。虽然没有见到白洋淀，但此一行收获重大。手里拿着王家砦公社、李庄子大队开出的比手纸还糙的同意来插队的介绍信，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当时有个规定，只要有公社一级的介绍信同意接收插队，北京知青就可以迁出户口，这样我就可以从学校的群众专政的魔掌中逃出来了。 回京后，马上把好消息告诉妹妹，她说还有一个好朋友何京颉，也想同我们一块去白洋淀插队，请我也给她办一下手续。我勉强答应了，并说让何京颉来一下，见见面，妹妹却立刻说了一大堆担保的话，我才知道何京颉是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由于父亲受冲击，自己处境也很危，不愿同校革命派的同学们一块去插队。何京颉很快就到我家来拜访，见面之后我同意尽量努力为她办，不想她又提出，有两个经常到她家来玩的朋友，尚维虹、尚金华姐妹俩，也想一块去请我一同办理。尚家姐妹父亲也属受被冲击之例（列）。等我见到尚家姐妹后，她们又提出有几个同院的朋友也想去……于是，在1969年的三月，我在北京和白洋淀之间跑了两三趟，办了近二十个人的入村手续。 由于考虑到村里也许会派人到我所在学校外调，岂不是暴露了我“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所以在县里办完手续下村的路上，就嘱咐与我同去的几个伙伴，自己已把姓名改了，从此叫杨桦，不再叫宁润平，不要叫错了。当时隐姓埋名，为了逃出魔掌。不想名字再也没改过来，一下三十年过去，至今也就叫杨桦了。 我带的插队人已太多，李庄子不能再接受更多插队学生的时候，我在县城遇到了受专政时期同关一“牢房”的同校同学吴世陆。他也听到了消息跑来联系插队，但他来得晚了些，一时找不到肯于接受的村。几经周折，终于落在了郭里口村。 屈指一算，我所熟悉的同去落户的学生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革”中落难家庭的子女。其中最为典型的有周舵、吴世陆与何京颉。 周舵其父周达甫，是北京民族学院教授，建国初期满腔热情地从国外回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只因说了一些反江青的言论，就在江青授意下被逮捕，夫妻二人双双入狱，留下三个孩子，无依无靠，还要经常受到学校革命派与街道革委会的骚扰。周舵身为长子，只好一狠心，带着其妹周陲、其弟周琪一同到白洋淀。当时其弟才八岁。 吴世陆的遭遇更为戏剧化。其父在台湾，其母是德国突厥地方人。这样的家世，当然是很危险的。在“文革”前，就多次挨整。“文革”中，他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与我同关一“牢房”。吴世陆其貌是金发碧眼德国美男子形象，这在挨批斗过程中给他招来更多皮肉之苦。我几次看到他挨斗回来，被打得一身血土，鼻青脸肿，面目皆非。其兄是个医生，也因在“文革”中被批斗，含恨自杀。 何京颉的父亲是著名诗人何其芳。受冲击，去干校自不在话下。孩子们一人只发25元钱生活费。一段时间他家聚了许多青年朋友在一起聊天、喝酒、弹钢琴、朗诵诗、发牢骚。郭路生也常去何京颉家。后来，终因刘少奇的孩子刘平平的来往，引来警察，说这里是一个“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从此何家便是警方频繁袭击的对象。所以何京颉家境最惨，真是有家不能归，村里孤零零只留下我们二人。何京颉为了摆脱痛苦，什么都不想，一心沉入劳动中，在李庄子四队获得一致好评。公社还给我们评了先进。 开始我以为只有我带来插队的人和临近几个村的同学是逃难者，后来认识的人多了，发现各村北京的插队学生，属于“逃难者”的大有人在，而其中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占很大比例。其中不乏高干子弟与知识界、文艺界名人的后代。还有不少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他们更是在社会苦水中泡大的。由于这些人比当时一般学生见多识广和思想活跃，当他们汇聚到白洋淀，又经常相互走串拜访，便为日后他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朦胧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后来听说，北京学生白洋淀插队落户的，最多时达三百多人，也有说达五百人的。他们都采取单身插队的形式，即经一位投亲靠友的同学介绍，得到村里的同意后来插队的，从上到下没有专人和一套班子来管理他们，所以比集体插队同学有更多的自由。但也正因为这样，不少村子对学生缺乏起码的关照，使得这些村的学生生活比当地农村人已经很苦的生活还要苦得多，惨得多。
我一直把白洋淀看成我的又一个受难地。我们所受的生活上的磨难，虽比不上活地狱，但也相差无几。本来以为是“鱼米之乡，人间天堂”，逃难而来，不想又在此地重新受难，也许别的村插队的同学感受会比我好一些，不一定会同意我这种想法，但大家有一点感受是共同的，即白洋淀美丽如画的天然景色。 我所要去的李庄子村是个小岛。淀内所谓各村，都不过是分布在淀内各处的小岛，这些小岛比苇子地的小岛要高一些，拥挤地盖满房子。我第一次乘船下村，从县城到村里水路十八里，当时正值三月，盖满湖面的冰层刚刚融化，柔和透明的湖水一望无际。老乡摇着小船，冷风不时从湖面上吹来，那风已带着春天的气息与湖水的湿气。到了四月，芦苇都发出了小芽，正是“蒌蒿满地芦芽短”的时节，望开去，一片新嫩的葱绿，视野十分开阔。“横无际涯”的湖水中，“岸芷汀兰，郁郁葱葱”。时而看到一些野鸭、鹧鸪之类，被过往船只惊起，拍打着翅膀冲天飞去。村民们放鱼鹰的小船，早已开始在湖上漫游。那些湿淋淋的鱼鹰也不怕冷，不时潜入水中，但很少看到它们抓上鱼来。据老乡说，由于修了海河工程，白洋淀没有鱼了。大概是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白洋淀的水极为清澈透明，比以前我见过的杭州西湖水和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水干净多了。那些水相比之下只能称作臭水、脏水。白洋淀的水，两丈多深，一清见底。坐在船上，水下的世界尽收眼底。这样好的淀水，可喜坏了我们这些爱游泳的少年。我们常借老乡的船出去游泳。有时进城办事，有的同学在船上划，有的就在水中游，跟着船一游就是数里。老乡则把我们视为怪人。他们常在水里干活，早就泡够了，那（哪）还有心思像我们一样游泳。夏天，苇子长高了，淀水中一块一块的苇地，上面密密的芦苇就像一道道雄伟的绿墙。这时视线看不远，但沿着苇地之间的空隙形成的河道前进，也别有曲径通幽的感觉，时而遇到没有苇地的开阔水面，我们就引吭高歌，让歌声在湖面上尽情回荡。 当时老乡也为家乡的美景骄傲，他们看到好风光，有时也唱些当地的小曲。有一支当地小曲，叫《送君郎》，我喜欢其旋律美，民俗味浓，常闲唱来解闷，歌词唱到：“送君郎，送到大门以北，一出门就遇上老王八驮石碑……”一次在家哼这支小曲，却被我母亲大骂一顿。她说这小曲是抗战时期二流子汉奸才唱的小曲。作为抗战干部的母亲，听来当然愤怒。这些事情真耐人深思，当年汉奸的流氓歌，到“文革”时期却在广大贫下中农中广为流传。 冬天来临，淀水开始封冻。这时冰很薄，不能安全在冰上行走，船也不能走，交通要完全阻断一个时期。老乡们称这时期为“上孱期”，春天开化，不能通航时称为“下孱期”。记得自己有一次“上孱期”的奇遇，就是当地人也不多有这样的经验。1970年初冬，村里只有我一个北京知青，不免感觉孤寂。临村郭里口的吴世陆邀请我去过“圣诞节”，说有一小块肉可以美餐一顿。我找老乡借了一个冰床子，准备划到三里外的郭里口村。所谓冰床子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大梯子，平放在冰上，两边框下装了长长的冰刀。人站在冰床上，用一个一端有锐利冰矛的长杆，像撑船那样扎在冰面上，向后用力撑，冰床便飞起来，速度可像自行车一样快。冰床上可以坐人，运粮草，是老乡们冬季重要的交通工具。讲究的冰床子，用很硬很重的木料制成，精刷油漆、清漆，很是漂亮。借床子时，老乡很不情愿，因为冰刚封冻，没人敢上路，老乡怕我们掉到冰下面去。等我上了路，才明白老乡说得对。那湖上的冰刚刚冻结，有的地方只有一厘米厚。冰床子压上去，裂纹便向四面八方伸开去。走得慢了，真怕冰碎了掉下去。走得快了，心里更虚，不知前面什么地方冰更薄，自己是否在向陷阱里跳。冰刚刚封冻时，各处厚薄不一，这与水下地形有关。因为白洋淀实际上是几条河中途的水洼，水总在向下游流动。水下地形变化很大，使各处水流速不一。流速快的地方结冰慢，冰就要薄许多。等到了郭里口，惊魂未定，我们又决定返程。因为吴世陆那里没有足够的柴火，屋里很冷，所以我们又决定回李庄子，到我那里过“圣诞节”。吴世陆带上那一小块乒乓球大小的肉，他坐在冰床子上，我撑起长杆，就向李庄子进发了。但出村不远，就突然发现我们进入一个很危险的薄冰区域，那冰冻得还不到一厘米厚，水下世界看得一清二楚。小草、散落的苇叶、小鱼、水下地形的起伏……我们便加快速度，试图尽快冲出这个薄冰区。但越走越发现冰薄，水的深度也越来越浅，只有一两米深。水下一草一木，清清楚楚。那冰薄得很像一层干干净净的薄玻璃。我们似乎是水面上行走。这种奇特的感觉我真是终生难忘。这时我才明白，冰在刚开始封冻时，都是像明净的玻璃一样平滑，后来由于风吹、日晒，才变得粗糙起来。由于越走越危险，我们只好往回走，绕过薄冰区，但还没有转身，那冰就从冰床下裂出许多长长的细缝，我们便不敢再坐冰床，生怕床上冰刀压破薄冰，更怕那带尖的撑杆扎破那薄冰。两个人下了冰床子，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向回走，但脚下的冰依旧向四面八方裂开去，同时发出咯咯的巨大声响。我们吓坏了，不敢相互靠近，生怕重力集中，压破薄冰。又走了两步，就发现，只要脚一落在冰上，冰就从脚下向四面开裂，同时发出巨大声响，但并不破裂，也不漏出水来，只是像裂缝的玻璃，依旧摆放在那里。我俩谁也不敢挪步了。每挪一步，都要经受冰裂声响的考验。等慢慢挨近了李庄子，早已惊魂飞天外了。正当我们到村边，要松一口气时，突然咔嚓一声，脚下的冰真的破裂开来，冰床子竖了起来，我掉到了河里。吴世陆连滚带爬上了岸，只有鞋湿了一点，而我怕那冰床子掉到冰层下不好向老乡交代，所以动作迟缓了些，让水淹到了脖子。村边老乡看到了，立即用长杆把我搭救上来，不然的话，很有可能被那深而黑的水流冲到前面大坑的冰层下面。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生活上遭受的苦难，是插队学生和兵团学生的一大话题。但我们在白洋淀遭受的苦难，比一般集体插队和兵团插队，除自然条件艰苦外，有更多的人为因素。今天听来甚至感到离奇和难以理解。 刚一到白洋淀时，就听老乡常说一句口头语：“白洋淀是窗户眼吹喇叭———鸣（名）声在外。”不出一两天，立刻就有体验。原来所谓“鱼米之乡”，是外在名声，其实是“无鱼无米”之乡。主要收入全靠芦苇和织席。苇地少的村庄自然要喝西北风。没有米是自然的，白洋淀是水乡，哪来的土地种粮食?没有鱼，则与修海河工程有关。自从大跃进以来，农田水利基本（础）建设一直热火朝天。白洋淀属海河水系中的一汪积水，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库沿海河水系不断修建起来。白洋淀许多老乡也都参加了这些属于旱地的水利工程。但自水利工程陆续竣工以后，在不少旱地的农田受水利灌溉之益的同时，白洋淀的老乡们发现，他们淀里的鱼越来越少，以致近乎没有了。昔日生产队派出一条打鱼的船，两个劳力在船上忙一天，等夕阳西下归来时，这条大六仓船总要载几百斤鱼回来。鱼卖不完，老乡们就用晒、烤、熏等各种方法，把鱼制成美味的鱼干。可是我们去白洋淀的时候，两个劳力打一天鱼回来时带回那点可怜的鱼都不够半个洗脸盆。我们只能在老乡们所谈的昔日辉煌中去精神会餐那美味了。 第一天到村，我们还没条件做饭。老乡们请我们到家中吃饭，吃的是蒸白薯干和高粱米粥，外带一点咸菜。后来才知道，高粱粥是奢侈品。因为高粱米磨制时出麸多，100斤原粮只出60斤米，煮粥才汤粘味香。为了节省，老乡们干脆就吃百分百的高粱面。那黑红色的高粱面，蒸出饼子来同石头般硬，吃两天准大便不通。那白薯干是最难吃不过了。白薯干是旱地农民收获白薯时，就直接削成片在地里晒干，再大扫帚扫在一起收回家。赶上阴天下雨或地上潮湿，薯干上自然结满绿色的霉点。这样的薯干不同蒸熟之后再凉（晾）制的薯干，它不但毫无甜味，而且苦涩干硬，难以下咽。它就是我们在白洋淀插队时期的主要食品，当然，也是中国北方农村地区五十到七十年代初农民的主要口粮。 由于我们算“单身插队”类型，不同于集体插队，从县里到生产队，都有一套班子来管知青的事，所以尽管生活苦，但有基本保障。而我们这些单身插队者，就如逃难的流浪汉，有人要，没人管。我们这些知青经村里同意，在县里办了插队手续，然后县里拨给每个知青所在生产队250元安家费就算了事。至于知青到村里后吃住有无着落，就没有人管了。我们村的安家费，被挪用了两年多。等到知青大多数都走了，才在村中央水井的后面盖起了三间单薄的小房子，而又在一场大雨中淋塌了，可见房子偷工减料的程度。据老乡估计，我们村知青的安家费，够盖三间大瓦房。但我们能回忆起来的用安家费买的除一口锅，一把铁勺之外，再有几把锄头，其余生活用品，都是我们自己带来的。 由于没地方住，村里主事的人就把我们带到了小学校。小学校由于武斗，学生都不上课了，门窗也都不翼而飞。老乡给我们找来稻草和席子，我们就在地上打起地铺。门框挂个床单也就算门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改天换地”的生活。 小学校地铺的日子最难忍受的不是没有床，没有桌子和门，而是蚊子和炎热的进攻。春天到的白洋淀，转眼夏天来了。老乡们家中都安上了纱窗和纱门，用土制的蚊香驱蚊。一到傍晚，灯光引来无数蚊子，由于没有门窗，蚊子长驱直入，白洋淀的大蚊子，隔着长袖衣裤照样咬人。我们只好在大热天穿着高腰雨鞋，长衣长裤，还不断拍打身上。最可怕的是睡觉，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自然困倦了，可是蚊子不停攻击，我们只好用单子蒙着脑袋，全身盖严。 盛夏，就是光着身子，还是热得汗流浃背，所以根本无法入睡。后来就到老乡房顶上去睡。白洋淀是水乡，没有场院，收的一点粮食，老乡们就拿到房顶上去晾晒，所以房顶都是平的，很结实，房顶起了场院的作用，其实房顶与室内的高度只两米之差，一样热，蚊子一样多。我们只是被咬得没办法，想到房顶上能透口气而已。第二年从家带来了蚊帐才免受蚊子的刑罚。那蚊帐，在我离村回京之前，也被老乡偷走了。蚊帐是很贵重的，在当地算奢侈品。 入冬后，天气很冷，房里不生火。老乡们家里人口多，把每人分得的8斤煤积攒起来，做成煤球，到春节前最冷的日子烧。入秋时节，老乡们捞晒了大量的柴火，平时烧饭、暖炕，都有足够的柴。老乡大多住的是向阳的房子，而我们后来借住的两间小南房，由于从来不生火，阴冷难耐。白天冻得熬不住了，就到老乡家暖炕头坐会儿。只有做饭时与晚上睡觉前舍得烧点柴木，屋里稍有点暖和气。 由于学生们是朋友们凑合到一起，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一群散羊，生活起居、做饭，全无人安排。上工都走了，没人干后勤。下工后大家回来一块饿着肚子做饭。我们的锅灶和炕，是老乡马马虎虎给修建的，炕很快就塌陷了几个大坑，所以灶冒烟大，不上火，熏得眼睛通红才把饭做熟，通常已是晚上8～9点钟，早“饿过劲了”。吃完那些粗糙的饭，洗一洗，就10点或11点，又要和蚊子战斗了。午饭一般在地里吃，老乡们每人带一点贴饼子，一点咸菜。讲究的还用瓶子带着凉开水。我们就惨多了。由于黎明都出工了，回来吃早饭要现做，等上午8点多出工的喊声又响起，我们的早饭还没有熟。所以只好将半生不熟的贴饼子铲下来，揣在怀里上工。在船上马马虎虎地吃两口，算是早饭，留点中午再吃，算是午饭。那饼子两边是熟的，中间夹着层生面，吃完后经常令人呕吐。不出半年多，我村知青的胃全坏了。我得了严重的胃炎，时常胃痛，吐酸水，不敢吃饭，很多年以后才好。 由于生活没有安排和管理，人为造成知青的生活条件大大低于已经很苦的老乡的水平，知青们的身体都顶不住了。我村知青得肝炎的一半以上。我也在劫难逃，几乎命丧黄泉，回来后二十多年，不能恢复。
受难地的生活虽然苦，但知青们的思想依然很活跃。逃难者们以为找到了世外桃源，那些思想活跃家里又有条件的人便带来了大量书籍，准备在革命风暴之中找一块能读书的净土。读西方古典小说，这在知青中流传比较普遍，当时的禁书成了可贵的精神美餐。由于我父亲是搞文艺批评的，家中颇有藏书。全套的“文史资料”、“鲁迅全集”、“沫若文集”、“契诃夫”等。大量的西方古典名著，最可贵的是全套的“文艺黄皮书”。这些书在知青中广为流传，许多书借来借去自然下落不明。 我初到村里时，行李除了一个被卷，就是一大手提箱的书。其中除人文、自然、外语等书之外，仅医学书籍就一尺厚。一是因为自己喜欢钻研医学，二是想白洋淀缺医少药，学医还可防病治病。后来我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摸索了一些效果很好的手法，居然给许多老乡扎好痼疾，周围村的老乡们，也纷纷划船来看病。村里干脆让我当赤脚医生，在医务室工作，不用下地干活了。 我们村插队的，大孩子式的人多，读书的人少。我同外村爱看书的人往来多。一次到寨南村，认识了崔建强、宋海泉等插队知青。崔建强喜欢哲学，父亲是科学院的高知。他们的书让我叹服。四个人把带的书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图书馆。用厚木板条，钉成一个大箱子，长一米多，宽也近一米，满满的全是书。书箱从侧面打开，便于拿取，常看的放在外面。我信手拿出两本，有康德的《辩证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司汤达《红与黑》、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我高兴极了，忙问谁在看这些书，刘满强回答说：“我们都看，老强看得多些。”我忙问：“谁是老强？”他回答：“老强就是崔建强，那不他回来了。”随着他手一指，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知青，身穿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蓝上衣，旧蓝裤，裤腿挽到膝下，赤着沾满了泥土的双脚，带（戴）着眼镜，一副典型接受再教育知青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后来索性站着、靠着门框看。我对他做了自我介绍，便问他看什么书，他手里书是黑格尔的《小逻辑》，是我当时相当崇拜的一本书。他说下地干活离家不远，中间歇息，就跟着船回来了，所以赤着双脚，一会还要马上下地干活。认识建强，我非常高兴。他的哲学功底相当雄厚，几乎饱览了西方主要的古典的与现代的哲学名著。我与建强立刻成了好朋友，冬闲回京之后也经常来往。当时我深感自己的哲学阅历远在建强之下，而各村的诗人们与建强比起来，在哲学上则只能以门外汉的身份洗耳恭听了。 知青们在白洋淀相互走串，寻找朋友，谈古论今，其中不乏哲学、政治上有远见的人物。这样的思想交流、共鸣和气氛，为后来成名的诗人们创造了最为良好的知识与思想的环境。 周舵插队在赵庄子，我插队在李庄子，两个庄子都是小岛，但只有一桥之隔。他们村民风较李庄子淳朴些，知青去后不到一年，就用安家费给盖起了两间砖房。由于他那里住房条件较好，所以我去他那串走比他到我处来更频繁。一个冬天，天气较暖，我到周舵处聊天。我们开着门，以便让阳光进来。这时看到有个人从结冰的湖面上走过来。他头戴一顶旧栽绒帽子，一条青色花格围巾紧紧缠绕在脖子上，身着一件旧蓝袄，很像当地农村中质朴的知青。他微笑着自我介绍自己叫栗世征，从寨南村过来，表明来做善意串访，了解各村知青生活，寻求共同语言，并让我们继续谈(栗世征后来笔名多多，外号毛头)。 当时我与周舵正在讨论中苏关系。当时中苏边界局势紧张。我们对中国、前苏联的政治利益、军事实力、两国关系的历史、两个民族文化的特点以及中、美、苏三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变化，谈了各自一些看法。栗世征听得很吃惊，很高兴，睁大眼睛问：“你们经常这样谈话吗?”我与周舵表示这不过是随便聊聊。栗世征非常感兴趣，一下子就与我们成了朋友，不仅在白洋淀来往，回到北京也邀请我和周舵去他家畅谈。他也常到我家或周舵家去聊天。当时聊天抽烟是少不了的，一边吐（吞）云吐雾，一边高谈阔论。栗世征还邀请我们一块去参加芦仲南等知青们的画展（芦也是白洋淀知青）。 栗世征把他们村插队朋友们也介绍给我和周舵，有岳重、何伴伴等，并让考取了中央乐团的岳重给我们唱歌，于是岳重浑厚的男低音使栗世征的小屋振动起来。 栗世征说自己也在练习声乐，但无奈先天条件不好，不能考取乐团。但我感觉他嗓子控制得不错，共鸣也到位，就把自己很喜爱的一本书，林俊卿写的声乐教程送给了栗世征。他非常喜爱。一次去栗世征家，他突然对我说他在写诗，根子(即岳重)也在写诗，并把自己写的两大本诗集给我看，还告诉我他对波德莱尔的崇拜和理解。他的诗，我一看就懂，一读就通，并不觉得朦胧，更万没想到后来人们会对这类诗贯以“朦胧”之名。 由于白洋淀的北京知青相互走串，大家变得熟悉起来。这种熟悉带来了更多的知识、文化、艺术、政治态度上的交流和共鸣，也带来更多的相互启发。许多朋友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名字与绰号早已熟悉起来，最常听到的有张建中（林莽）、孙康（方含）、潘青萍、陶罗诵、牟志京、姜世伟（芒克）等等。 不仅白洋淀的知青们相互串访，而且外地的知青们，也常到白洋淀来玩。因为我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比其他“逃难者”更惨，所以回家最少，常住白洋淀，便常以主人身份接待来访的知青朋友们。来访过的与地下文学有关的朋友有郭路生、甘恢里等。他们都是来看何京颉的。 郭路生来时，我们划了一条小船，到李光村去接他，要走十二里水路。郭路生到村后，与当地农民诗人李永鸿谈得极为投机。李是著名农民诗人，五十年代到北京参加过群英会，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做（作）诗可以张口就来。郭路生与李永鸿讨论各自写作的一些手法，特别是比喻的手法。李永鸿把自己的一些名句背诵出来，告诉郭自己的创作过程和思路，其实李永鸿的诗并没有超出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的范畴，但郭路生与其谈得兴致勃勃。我只感觉李永鸿写诗来得快，张口就成句，并且押韵，这功夫是植根于劳动中的。李现身说法地讲述了在挖河过程中，在千万民工的劳动场地，如何用喊出精彩的号子来驱除疲劳，调动力量。因为在打夯时，几十个人的动作全由一个领号子的调动。那号子全凭当时即兴创作，要合仄押韵，又要有比喻借代手法才能精彩。那号子描写劳动场面，讲述历史传说的故事，时而指挥打夯的动作，有时还针对某些劳动者开个善意的玩笑，以便让大家放松一下。听着这样的号子干活，才会觉得劳动的情趣。但领号子的人一直在高度紧张的创作之中，一个节奏没有跟上，就会使大家的动作失去协调。后来在读英国文学史中知道，英国诗人彭斯，早期田间劳动时也用唱诗来减轻劳动的疲乏单调，也许从此培养了快速押韵的能力。但郭路生是否从中吸收了民歌的营养，不得而知。事后何京颉说她对他们的谈话，早就听得不耐烦了，而郭路生还是那么兴致勃勃。郭路生能与文化趣味、教育背景、政治思想诸方面都与他反差极大的农民诗人谈得那样津津有味和持久，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广泛学习、热爱诗艺的真正诗人。 我从白洋淀回来后当了老师，身体始终不好，又遭遇到属于个人与家庭的极大不幸，这就不是白洋淀插队同学们共有的了。自己又一次几乎濒临死亡边缘。这第三次打击，使我与同学、旧友的联系渐少。但我仍旧应邀参加了一些活动，比如在玉渊潭公园的诗歌朗诵会，有芒克、赵振开、舒婷等人参加。
（资料写作者：杨桦，大学教师，现居北京。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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