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录(续八)——王进喜和雷锋/鹿与狼/私仇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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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录(续八)——王进喜和雷锋/鹿与狼/私仇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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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录(续六)——
在电视上看到，一群年轻人举手宣誓：我们以王进喜的名义集结，我们以雷锋的名义集结，我们宣誓：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看到这些年轻人，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想到我的好朋友王JT在1991年被判刑13年的当天写给律师的那封著名的信。信中说：“我并不过分重视政见分歧，政见总是可以变化的，而且经常变化。我最看重虔敬、真诚的追求精神，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多少有系于此。” 我感到欣慰，体现在王进喜、雷锋，以及许许多多老知青身上的那种“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虔敬、真诚的追求精神”，又在一些年轻人身上体现。这种精神，对于“维系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确实是至关重要。我相信，这种精神会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基本信念是：人只有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才有最大的动力和最丰富的创造力。 爱因斯坦曾经多次明确反对这种信念。爱因斯坦和许多科学家都用自己的创造性活动表明，某些人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可以来自功利之外的精神追求。 我又想到几年前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俄国数学家佩雷尔曼。他拒绝了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他说：“如果我的证明是正确的，别种方式的承认是不必要的。” 他的信念是：“你要做伟大的工作就必须有一颗纯洁的心。你只能想数学。其他一切都属于人类的弱点。”他还说：“发现本身给我的奖励就足够了，我不再需要其他的奖励。” 我相信，伴随温饱问题的逐渐解决，类似王进喜、雷锋、爱因斯坦、居里夫人、佩雷尔曼、邓稼先、王JT那样具有虔敬、真诚追求精神的人，会越来越多。
日前，一位朋友对职业选择问题感兴趣，我从网上找出了自己发表于《百科知识》杂志1989年第11期的《关于职业选择科学化的探索》一文。我重读20年前发表的文章，发现对于今天仍具有启发意义，并不过时。 日前，一位朋友在读了我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现代心理学……意义》（参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8gjh.html）之后。在给我的信中说：“你24年前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过时，对很多人，甚至对一些所谓的专家和学者来说，都还具有启蒙作用。” 我回复说：“老、庄、孔、孟、韩、墨的一些言论，历经两千年仍然耐人寻味。我那不过是启蒙水平的一些文字，24年仍不陈旧，实在是思想禁锢、言论管制的结果，实在是‘不争论’的结果。国家不幸言家幸，万马齐喑雉成凰。” 记得1985年文章发表后不久，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在读了我这篇在内地城市武汉写成的文章后，曾对我说：“观点很好，但支持观点的资料不够新。有许多80年代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更有力地支持你的观点。”
我常常建议学生在论文写作中避免过长的句子。在电视上，却经常听到有些滑稽的长句：“在马列主义……思想……理论……理论……观的指导下……”。我想到，一些人的言论，不要说几十年以后，不要说身后，即使是发表的当天，就让人感到索然无味、了无新意。
有色人才交流中心丁学全总经理在分析“企业找不到人、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时指说，这是由于“行业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高科技了，一些大学还在用20世纪的教材，讲授20世纪的知识”。（参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7zac.html）在21世纪的课堂上讲授20世纪的知识，在今日中国并非偶然现象。然而，让我困惑和不安的是，我的学生们在课堂上学习的许多比较新的技术，如项目反应理论、等值、因素分析、及格线设定等，在毕业以后却常常并无用武之地。不是由于陈旧，而是由于对于中国的现实，太超前了。
由于在网上看到关于群众游行方阵设计的争论，看到关于幕后政治较量的猜想，我把相关方阵的视频又看了一遍。看后，心中竟然升起了许多希望：“一蟹不如一蟹”的趋势太明显了，尤其突出地体现在音乐方面。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到“歌永言”的魅力。 我的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同学在给我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感受：The most ridiculous things were the big portraits of the leaders. That's really out of date. After Mao, no one has achieved the "great leader" status.（最荒唐的是那些领袖大画像。实在是太陈旧了。毛之后，没有人达到“伟大领袖”的状态。） 他是反毛派，对毛并无好感，他只是说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这使我想到，中国的繁荣不应归功于CCP，而应归功于中国人民，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农民（包括农民工）。农民们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健康以至生命。（此话题可以参看我2002-2003年间的一篇旧文：
我在2008年出版的《考试研究文集》（第4辑）前言中曾经写道： 30年来，中国确实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这种主要凭借劳动密集、廉价劳动力、低人权标准、高污染容忍等方面“优势”带来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能够在高科技领域中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相反，距离还在继续加大。 （参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9u4t.html） 为廉价劳动力、低人权标准、高污染容忍“优势”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的主要是农民。CCP集团是既得利益者，不仅没有作出多大贡献，而且攫取和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由于没有能够在高科技领域中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们，作出的贡献也是有限的。
借用陈ZM的概念： （参看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7732/page-1.html） 关于中国的繁荣 宪政左派归功于农民（包括农民工） 宪政右派归功于资本家 专政左派归功于毛的CCP 专政右派归功于邓的CCP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是：人人都是“为集体干活磨洋工，为自己干活不要命”，这是普遍人性，所有的人概莫能外。 这确实可能是多数人的特点，确实可能多数人都是如此。以我大半生对人的观察，尤其是对“有信仰人群”的观察，我不认为这是“普遍人性”，我认为这仅仅是“无信仰人群”（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可能是多数人）的特点。 即使在今日中国这样信仰迷失的社会中，即使确实存在许多为金钱而“干活不要命”者，但我仍然很欣慰地看到，还有一些人（包括我的一些学生）因为不愿辜负别人对自己的一份信任而“干活不要命”。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是为了金钱，他们不会付出如此的辛苦。
确实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可以自身的行为支持“为集体干活磨洋工，为自己干活不要命”的普遍人性假设。但是，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者陷入逻辑困境，他们自身的行为就不支持这种“为集体干活磨洋工，为自己干活不要命”的普遍人性假设。我发现，我的许多自由主义朋友，身上都存在着这种逻辑矛盾。
在20世纪初，在美国西部落基山脉的凯巴伯森林中约有4000头野鹿，而一群群凶残的狼，威胁着鹿的生存。为了这些鹿的安宁，1906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决定开展一场除狼行动，到1930年累计枪杀了6000多只狼。灭狼后，却出现事与愿违的局面，鹿群虽曾兴旺一时，但急剧陷于饥饿和疾病的困境，走向衰败。原来，鹿在狼的追逐下，经常处于逃跑的运动状态，促进了鹿的健壮发育。由于狼消失了，鹿没有天敌，“懒汉”体弱，鹿群退化。 美国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制定了“引狼入室”计划，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未及时实施。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引狼入室”计划终于在1995年得以实施。时年从加拿大运来首批野狼放生到落基山中，森林中又焕发勃勃生机。（资料来源：人教课标版小学六年级语文（上）） 为了中国的健康发展，不仅经济上需要“引狼入室”，思想政治上也需要“引狼入室”。不仅贸易上要反对保护政策，思想政治上也要反对保护政策。在保护政策下，只会成长起一些弱不禁风、不堪一击的“驯鹿”。
许多在世界上旅行的中国人都感到，中国护照不如美国的好使，方便。一种人，感到护照不好用，就换一本；另一种人，感到护照不好使，就决心使其变得好使起来。我欣赏后一种人。
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大多是不尽人意的。越是志趣高远的人，往往对生存环境越不满意。一种人，不满意自己的生存环境，就换一个环境。另一种人，不满意自己的生存环境，就努力将其改造得好一些。即使是面对“无力回天”、力不从心的时候，也可以结交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为自己创造一个舒心一些的小环境，也可以和几个朋友协力建造滔滔洪水中的一叶扁舟，同舟共济。
刘再复在《独语天涯》卷首的“独语自注”中说： 漂流之夜。没有圆月，没有星斗，于幽暗中我甚么也看不见。然而，因为独语，我感到肉眼看不见的兄弟姐妹就在身边，百种草叶与万种花卉就在身边，远古与今天的思想者就在身边。黑暗企图淹没一切，但我却听到暗影深处和我共鸣的轻歌与微语。于是，我在虚无中感到实有，在乌黑中看到薄明与亮色。 读刘的这段话，我羡慕他可以独语，可以在暗影中与远古到今天的思想者对话，可以去欣赏“百种草叶与万种花卉”，可以去和“轻歌与微语”共鸣。这些，对于我都属于奢侈和放纵。偶尔放纵一下，都有负罪感，都感到内疚。因此，我今天对于退休的期待，就像一个筋疲力尽的马拉松运动员，咬紧牙关跑向终点。
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不能出MZ，出宪Z。只有牢房中才能出MZ，出宪Z。 MZ和宪Z，只能靠前“捕”后继地坐牢坐出来。 （参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bxpx.html）
文Ge、已巳的教训是：群众运动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好方式。真正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是准备承担责任的“单挑”，而不是心怀侥幸的“群殴”。
在小学和初中入学方面： “择校入学、权钱开路”的入学方式，既无“形式公平”，也无“实质公平”。 “考试入学、择优录取”，体现了“形式公平”，符合自由主义者的理念。 “就近入学、电脑派位”，体现了“实质公平”，符合社会主义者的理念。
我并不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参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bhpi.html）但是，与专制相比，“宪政”是中国更好的选择，同时也是最现实的选择。“维宪（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中关于结社、言论权利的规定）”是今天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民主宪政没有能够阻止希特勒成为独裁者并给人类带来一场浩劫。对此，主张“民主”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派，需要做出能够令人信服的解释。
两个亚洲人口大国，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发展指标上，民主的印度都不如专制的中国。对此，主张“民主”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派，需要做出能够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廉政反腐方面，一党独大、民主程度不算高的新加坡，廉政水平高于一些民主程度并不低的国家，如菲律宾、印度、日本，印尼等。对此，主张“民主”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派，需要做出能够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没有受到所谓“文明”侵袭之前的草原上，大牧主的儿子与雇工的儿子相比，在择偶方面（无论是正式的婚姻还是非正式的情感关系），不具有任何优势。同样，大牧主的女儿与雇工的女儿相比，在择偶方面，也不具有任何优势。青年男女看重的是郎才女貌。看重的是“才”，而非“财”。才者，套马、摔跤、下棋（国际象棋）、唱歌，等等。女也要看“才”：挤奶、剪毛、缝纫，等等。同样早晚两次挤十几头奶牛，对于“才女”可能轻轻松松，对于“拙女”则可能是不堪重负。不论男女，“幽默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我偏爱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认为，一些人因为自己本人的德、才、貌而在择偶中具有优势是合理的。但是，一些人因为父母甚至祖父母的德、才而在择偶中具有优势,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
理性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对当政者持善意的批评态度，都致力于宪政取向的和平演变，都致力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区别在于，前者批评当局搞资本主义，后者批评当局搞社会主义。我感到，批评当局搞社会主义似乎有些无的放矢。说今日中国搞社会主义，就像说今日中G代表无（！）产阶级一样，是很滑稽的事情。
2009年10月28日下午，我邀请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外语教育主任、维多利亚州汉语教师培训中心负责人Jane Orton 博士与我的研究生们座谈。她的演讲题目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和中澳教学风格中的文化差异 （Learner-centered teaching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hinese-Australian teaching styles）。演讲非常精彩。Jane强调了“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而不是老师为学生负责、父母为孩子负责”的基督教传统，强调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的哲学基础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如果译为“个人主义”，并不准确。有的字典中译为“利己主义”，更是与本意相去甚远）。 讲座后的饭桌上，“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成为谈话的主题。我校一位资深汉语教师谈到她在美国教汉语时的情况，讲到那时每周4节课中必有1节是“以学生为中心”。 我问她：您在美国教汉语时4节课中有1节课是“以学生为中心”，在北语呢？有几节课是“以学生为中心”呢？ 答：在北语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一个单元10-12节课以后，也会安排一次以学生为中心的讨论课。 我问：为什么在北语不能像在美国一样每4节课中有1节是“以学生为中心”呢？ 答：有统一的课时进度安排，很难这样做。 于是，我问Jane：我校的这位老师在美国教汉语时每4节课中有1节课是“以学生为中心”，其他3节课是“以教师为中心”。在北语教汉语时每10-12节课中有1节课是“以学生为中心”，其他的课是“以教师为中心”。您作为一位汉语教师，您会怎样来安排二者的比例呢？ Jane 回答：我基本所有的课都会安排为“以学生为中心”。
Jane 在自己的演讲中谈到，教师的主要责任不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思想方法。课堂的主要目标不是覆盖教学内容（cover the content），而应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试错”的机会。她说她恨“覆盖（cover）”这个词。 2008年夏天，我曾请一位在美国多年从事汉语教学的老师与我的研究生们座谈。虽然她的演讲主题是“怎样成为一名优秀的汉语教师”，但她的演讲主要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展开。她在演讲中曾谈到，她恨“训练（drill）”这个词，因为学生不是马戏团里的猴子或小狗。 我想到，与“（内容）覆盖”相比，“（技能）训练”已经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遗憾的是，在今天中国从小学生到博士生的课堂上，大量存在的是“覆盖”，“训练”已经属于难能可贵，“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则属于凤毛麟角了。
我与毛是有私仇的。我4岁时，34岁的父亲被捕，我童年最早的记忆就是兄弟姐妹陪着妈妈哭泣，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都充满屈辱。父亲34岁到44岁被关在监狱中，45岁到59岁是戴着帽子接受改造的反革命分子，59岁被摘帽，67岁才获得彻底平凡。这些，与毛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我不认为“私仇”可以成为妖魔化毛的理由，更不认为“仇仇相报”可以带来任何社会进步。
在王光美先生的主持下，毛、刘两家后人欢聚一堂，相逢而笑。这是最让我感动和欣慰的场面。我认为，这是王光美先生留给后人最靓丽的记忆之一。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11/1105_335_285013.shtml
我期待将来的一天，毛蒋的后人可以相逢握手。 2009年11月17日补记： 没有想到，我乐观其现的毛蒋后人握手，这样快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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