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中国的脊梁是怎样断掉的？（2）——“思想改造”旧文录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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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中国的脊梁是怎样断掉的？（2）——“思想改造”旧文录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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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思想改造”旧文录 来源：五柳村http://wuliucun.ycool.com/post.3243827.html
中国的脊梁是怎样断掉的？ ——读《往事》“思想改造”旧文录
历史上，士从来是道的承载者，正如帝王从来是势的主宰。帝王之势需要士之道的阐释才能归于正统，而士之道需要帝王的认可才能成为官学。每逢王朝更替，士们或归附，或殉节，或反抗，或退隐，形式虽异，皆有道可循，道遂一以贯之。 及至民国，独立知识分子兴。生逢乱世，存亡之秋，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或合或离，总不脱“独立”二字。 抗战胜利，内战再起。国共纵兵争天下，血流成河，重陷百姓于水火。大批夹在中间的知识分子手无寸铁，所恃者唯道——道义，道理。他们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批评国共两党，却被罔顾，直到天下归属见了分晓。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虽受打压，但独立的声音始终不绝。政府无道，处士横议，甚至无惧坐牢杀头。 新政权建立，反复宣称，它是因正确而胜利，即因得道而得势。于是终结了几千年道势分离的历史，自此道势合一。 而知识分子发现，他们虽然尚得厕身“人民”行列，却被警示为“剥削阶级”的“皮上之毛”，其赖以安身立命之道，是“落后的”乃至“反动的”，需要“改造”——否则，随时出列。 “人民”（主体即所谓工农兵），这一改造知识分子的利器，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及传统中“民贵君轻”、“官逼民反”之民的混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义感。在它面前，出身及代表“剥削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负有“原罪”。尽管“人民”自身并无言说能力，需要被先进分子所代表，所领导，所服务（其内在逻辑是：这种力量代表着人民来领导人民并为人民服务），但它作为“国家的主人”，威力无比且无所不在——从国号、政权、军队、法院到银行、公园、街道、剧场……凡贴上“人民”的标签，就不容置疑，神圣不可侵犯。而一旦被贴上“人民的敌人”的标签，就成为不受法律保护不可接触的罪犯和贱民。知识分子陷入这个道势合一的符号和禁忌的汪洋大海中，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进步”， 就是“向人民学习”。 大势所趋。在自觉追求与强制逼迫之间，历来以启蒙为职志的知识分子被 “新启蒙”了——可以想见他们当时真诚与痛苦，惶恐与无奈并存的复杂心境；可以理解他们那些真真假假主动被动的忏悔和反省，自污与互殴。 当知识分子的道义感被毁灭，道理也就讲不通了。 老舍说：“我的政治思想，一向是一种模糊的自由主义：表面上好的便说好，表面上坏的就说坏，不加深究；不好不坏的（也许就是最坏的）就马虎下去。”连这种基于常识的是非观念也发生了扭曲——好的也许是坏的，坏的也许是好的，这就是辩证逻辑取代实证逻辑的结果。 当道义和道理都被毁灭的时候，道也就式微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整肃，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人格尊严日渐蜕化为求生的本能。除了陈寅恪和吴宓等极少数还在坚守，其余的只剩下山呼万岁了。 本期内容辑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见于报刊的四位知名学者的言论。重温旧文，文明之道的崩解令人唏嘘。回首几十年的坎坎坷坷，又如何收拾这世道人心？
·费孝通·
我听了觉得这说法太抽象，不容易明白。他又补充说：“进步也是个包袱，你明白不明白。进步的包袱是从自以为进步中得来的，愈压愈重，最后会把你压倒。”我还是摇头。他有点性急了：“你自己反省反省好了，我说的就是指你呀！” 这样刺激我，当时真是不好过。但是我得感谢他，给他这样一说，“进步的包袱”这个形象化的名词常常在我脑中起伏。 让我们打开这个包袱来看看吧： 第一件是“报功领赏”。在反动统治下，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人，多多少少是受过压迫的，甚至领教过特务的威胁，冒过生命的危险的。这些确是事实。他们在革命事业里是尽过力的，有过“功”的。胜利之后，这一点小小功绩却成了“进步的包袱”。——现在是自家的天下了，有“功”的，苦了这多久，总得照顾一下了。以往被反动统治迫得东走西跑，现在该有个安定的生活了。进一步的，“功”也比较大一些的，就想要个“官职”，这才算不是白革命，老来圆得好日子。 其实不甘压迫，要求解放，原是应当的事。而且中国人民百分之九十都是这样干的，要不然，革命也不会胜利了。论压迫，谁也比不过农民所受的那样深，《血泪仇》里所演出的都是农民日常体验的事实。论贡献，血汗所结出来的粮食且不说，抛头颅，丢性命，成千成万，还不是农民占绝大多数？论功行赏谁也不该超过他们。但是知识分子中的“进步分子”似乎很不容易这样想。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功劳”特别大呢？原因是在他们觉得农民要革命是当然，而他们呢，却稀罕。稀罕在那里呢？说穿了就是：“原是可以不革命的，现在居然革命了，不是稀罕么？”骨子里还是跨在人民脖子上的心理。 说进步分子没有“功”，那是不对的；可是这点“功”早就得到了“赏”了。以往受压迫，现在有了自由，还不是最大的报酬？但是为了自视特殊，要求特殊报酬，那就是落后思想了。把这个落后思想捡出来在太阳里照一照，真是十分丑恶。 第二件是“自足自满”。中国社会要从封建买办的旧传统中进入新的社会主义，必需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过程。旧势力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习惯，不及时把它清洗，这个祸根还是会春风吹又生的。因之，凡是从旧社会里生长的，多多少少都不得不下一番改造的工夫。但是进步的包袱却阻止着一部分自以为进步的人进行这种改造。 “我还需要改造么？我在你们没有觉悟的时候已经革命的了，早已改造过了。”“这些书，我早就看过了，还是在被禁止时，冒着险看的。现在看起来就没有那时有劲。闭门雪夜读禁书，方有味。你们没有尝着这种味，真可惜。”“还不是那一套？我是过来人呀！” 他比别人先觉悟，先接触进步的思想，那是不错的。但是觉悟有程度，理论有深浅，要是说现在已不再需要深入求精，那就不对了。当我们在反动统治下，蒋介石那样独裁，那样媚外，凡是有一点民主思想、民族观念的人都会起来反抗的。在反蒋这一件事上，可以统一许多思想不太相同的人，一起革命。狭义的国家主义者，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者，都有反蒋的可能，虽则他们是会动摇的。加上反动统治的盲目压迫，可能偶然的对某些人打击了一下，甚至可能因反动统治阶级中内部的矛盾，引起了对蒋的不满，这些“可能不革命”的人也革起命来了。在参加反对反动统治这一点上自然是为人民所欢迎的，甚至可以承认在革命事业上有了功的。但是却绝不是说这队伍里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彻底革命的。如果认为凡是在胜利之前，同情过、靠拢过、参加过革命队伍的人全是搞通了思想的，那就和事实不合了。 要建立新中国，要我们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个长期的过程 ，现在还是刚开步走。如果我们还存在着封建、买办、以及旧民主主义思想，即使现在用进步的包袱紧紧的藏着，不立刻暴露出来，总有一天，会把我们拖住，上不上前的。那时候，不但是落后，而且会成为反动的分子了。 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在一群曾被称为进步分子中的确是很普遍的。这有它过去社会的根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又受过几十年英美的教育，如果说骨子里没有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那才是怪事。当然，被艾奇逊一号召，这些思想在表面上是不再容易暴露了，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见解上，在具体行动上，这种思想还是很有力的支配着这部分的人。我们不容轻视这事实，因为只要这种思想存在着，还是会不自觉的被敌人所利用的。 客观上有这种思想存在是事实，但并不是说，有这种思想的人最后必然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因为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主观上是可以努力的。如果能不断的自我批评，把这些思想从包袱里抖出来，见见太阳，暴露暴露，就有可能把它消除了。如果紧紧的藏在包袱里，那就危险了。这样是个定期的炸弹，不掘出来是要毁灭自己，也要害人的。进步的包袱的危险，就在这里。 第三件是“妒忌别人进步”。背上进步包袱的人时常有一种“排队”心理。在他前面的就永远在他前面，在他后面的也就永远在他后面。他望望前面的队伍，自己安慰自己说：“这是赶不上的。受着他们领导就得了。”为什么赶不上呢？理由也就多了：“我老了，怎能和青年竞赛？”“我身体不好，入了共产党，一年就拖死了。”“自己包袱多，得慢慢来。”“怎能和他们比？我还得照顾家庭。”——这些理由背后就是一个舍不得的“自己”。反正不是反动派，共产党不但宽大，而且还善于照顾，何必拼命呢？于是可以在“统一战线之下，逍遥一番。”——这是一面。 另一面，却不乐意有人超过他。排着队，自己不动，人家怎会等你呢？于是原来没有他进步的，一努力，却认真改造了，表现得处处比他积极、进步。这可使他不舒服了：“看，投机的人！”“何必这样热中？想想去年不还是反对共产党？”“朋友，性急不得的呀，看了叫人肉麻。”但是群众却并不这样看法，人民欢迎每一个人进步。有的甚至入团、入党了。怎样说呢？于是又有一套：“他不能不如此呀，不然就没有出路了。” 在这里又有一种唯心的“好人论”出现了：凡是没有做过亏心事的，就不必燥急，稳稳当当做人，不必闹进步。心虚的才需要坦白、求救。杀人杀多了，老来会信佛。原来就是本着良心做人，半夜敲门也不会怕。闹改造就因为不改要不得过了。我们是好人，只要不是乱世，总是不要紧的。 这种论调骨子里是要找另一个标准来安慰自己。以往以进步来胜过别人，现在既然别人比自己走得前了，就用“好人”的标准来自慰，自己还是比别人强。而基本上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从以进步历史来报功求赏，到妒忌别人跑到前面去，都是把革命看成了个人的出路。在这种人的心目中，没有人民的事业，不但自己可以很得意于比较安定的生活而自足自满，而且不会因为革命队伍里多了一个人而感觉到高兴。 第四件是“怀才不遇”。上面所说那一种人还承认有比他更进步的人在前面，而且对他们是买账的。还有一种人的包袱更重，就是觉得自己是在最前的一行。他觉得革命阵营里没有比他更强的了，至少在共产党之外的进步人士中该是最前进的了。比资格，比本领，比这样，比那样，总觉得自己都不差。谁，谁，谁都做了什么事，而自己没有，心里就气不过。“别人还可以说，×××能做什么，真是不服气。”既不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又不相信政府是大公无私的，更谈不到服从组织分配，在不同岗位上各尽所能，为人民服务，而是斤斤在名位上计较，不满现状。 这样发生了怀才不遇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极不好的，不但影响了自己工作的积极性，而且稍稍动摇一下，就很容易给敌人俘虏过去。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没有建立起来是基本原因，个人主义往上爬的心理使他不能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帮助别人，反而从妒忌别人而自甘消极。自高自大地把自己的长处夸大，把自己的缺点抹煞，结果自然不会进步了。 打开了进步的包袱一看，真使人吃惊。我那位朋友的话——“我说的就是指你呀！”——把我一棒打醒。不错的，多多少少，深深浅浅，我的确背着这个包袱的，虽则不打开看时，不那样清楚。 这个包袱是哪里来的呢？是不是“进步”出来的呢？我觉得不是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背的包袱的一种形式罢了，骨子里就是民主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往上爬的心理，和革命的动摇性。一切的想法都没有脱离“个人利益”，甚至“革命”、“进步”也都可以从个人利益出发。个人主义者在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是有参加的可能的，因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是不利的：束缚了他们个人的发展，爬不到大资产阶级里面去。在这时期，在这程度上，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一旦封建主义打垮了，帝国主义打退了，小资产阶级如果不加以改造，他们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的个人主义使他们只看到个人的利益，而看不到时代的方向；他们要求自己小事业的发展，而反对计划，要求“自由”。因之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所以小资产阶级有它的落后性。当革命进行到了要积极的向社会主义发展时，这种落后性就暴露了。表面上看来是落后追随进步而来，本质上说这落后性早就存在了。 当落后性暴露的时候，却因为它的前期曾经有过一度进步作用，这个面貌却回过来掩护了落后性，使他们在主观上不容易下决心改造自己，因之，在这种情形下，过去的进步历史成了阻碍改造的力量了。“进步的包袱”就是这个意思。我那位朋友所说的“规律”也只适用于“以过去进步掩盖当前落后”的情形。这不应当说是必然的规律，因为进步的人应当更有基础向前进步：客观上有更大进步的机会和鼓励；主观上也应当有更大向进步走的勇气和决心。如果不利用这些条件，而故步自封，保守着原有的落后性，让它去发展，结果以往这段历史反而成为包袱了。 进步并不是荣誉，而是每个人应有的生活方法。社会的生产力在发展，社会关系必然要跟着改变。我们的生活方法也就得随着改变。生产力发展遇着阻碍，我们要冲破它，发生革命，是应当做的事，大家在做，没有什么可以居功的；冲破了以后大家有好处，没有什么其他报酬可求的。革命不是为了别人，可以向别人领赏；是大家的事，大家得到自由。进步不是往上爬，而是跟着时代走：克服矛盾，心安理得，做起事情来有效率，做人有意义，这才是进步；决不是争名夺利，向人民讨好和卖弄的玩艺儿。 确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才是丢掉一切阻碍进步的包袱的唯一道路。
1950年6月24日《进步日报》（注）
·老舍·
自抗日战争起，我就成了个职业的文艺工作者。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我没法写出我的心腹话来。国民党的官僚与特务不许我，或任何写家，写出真情实话。这样，写作就由愉快变成痛苦：写真话吧，便有杀身的危险；写官儿与特务爱听的话吧，就又失了气节与人格。干脆不写一个字也不行，先不提生活如何维持，特务就会去报告：“他已停笔，想是要武装暴动！”一个作家不是应当得到些尊敬么？我却变成个小偷儿似的，随时随地要留神，好不教特务抓了去！ 那时节，“闭门家中坐”都有“祸从天上来”的可能，更不要说社会活动了。参加一个小小的文艺座谈会，就许招出天大的麻烦；而且最痛心的是特务也许不抓作家，而抓去旁听来的青年们！到学校去讲演也是危险的事，我有一次到一个大学校去讲话，就看到几支手枪在台下发着光。作家，在那时节，即使不入狱，也是变相的囚犯，连在那儿喝茶、吃饭、和在家中接待朋友，都有人给作报告。当我住在北碚的时候，忽然由重庆来了两位文艺界的好朋友。没有钱买别的，我只蒸了一屉包子招待他们。好家伙，第三天，连“最高国防会议”都知道了——不是吃包子，而是我们已准备好了五百架机关枪，将要大暴动！那是什么世界呢！ 现在，我是住在解放了的北京。在这新的首都里，我得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得的尊敬与重视。共产党使我又恢复了作家的尊严，政府照顾到我的生活、我的疾痛，也照顾到我的心灵。我的政治思想，一向是一种模糊的自由主义：表面上好的便说好，表面上坏的就说坏，不加深究；不好不坏的（也许就是最坏的）就马虎下去。我没有最坚定的立场，因而也就不懂得什么叫作斗争。对什么事，我都愿意和平了结——也就是敷敷衍衍——不必咬住真理不放。我虽不是党员，可是共产党教育了我。现在，我有了充分的机会去参加各种集会与活动，去听去看，并发表意见。在这各种集会与活动里，我慢慢的明白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也明白了真理是不接受敷衍的，幸福是用血泪争取来的。明白了这些，消极的，我在文艺写作上不再机巧的只在文字技巧上找出路，不再以写文章当作笔墨游戏；积极的，我要把我所能了解的政治思想放进文字里去，希望别人也明白起来；而且要把我的这点思想放到通俗的语言、形式中，扩大影响。共产党使我明白了政治思想在文艺里的重要性，和文艺是为谁服务的。以前，我写作，是要等着虚无飘渺的灵感的。现在，我高兴的“赶任务”。任务就是灵感，任务也是责任。我明白了，文艺作品是要拿到人民中间去的，不再是给自己与几位知音去欣赏的文字把戏。这么一来，我也更重视了自己。以前，我若是一把刀；这把刀现在是被共产党的鼓励给磨出刃儿来。 党的思想教育也教我懂得了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在学习思想上，我是“半路出家”。有时候，我想不通；有时候，想通了而不肯那么写出来，怕别人笑我，说我鼓着腮帮充胖子。没想通的，写出来，自然要受批评。一受批评，我就觉得丢了脸，心中老大不高兴。想通了而不肯写出来呢，又使我难受，觉得自己没有勇气，没有自信心。现在，我才慢慢的明白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是使人坚定与坚强的利器。只有接受批评，才能有进步。只有能自我批评，才能堂堂正正的作个知过必改、力求进取的人。是的，共产党使我坚强起来，不再作无聊的自傲、自卑、与徘徊不定。想不通的就去请教，想通了的就热情的写出来；写的不对就认错儿，而且要追寻到错误的根源。这难道不是个好态度么，不是爽爽朗朗的态度么？我要抱定这态度去作人，去作文艺；我相信，我已摸到门儿，这门儿是共产党给我打开的。 上边的话都是我的心腹话。为什么在现在才说出来？因为过几天是党的三十岁的生日，我不能不拿出心腹话来向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致敬，致谢！
1950年6月24日《进步日报》（同上注）
·冯友兰·
我底思想在以前是不通。不通在什么地方呢？近来学习底结果，我发现我以前的思想是反帝而不反封建。 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底地位，当然我也感受到一世纪以来中国民族所受到的剥削、迫害与侮辱。所以我有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及爱国主义底情绪。我是生长在一个地主家里，虽然近三十年来，我都是靠教书生活，但是原来的阶级出身，使我看不见要使中国富强，有反封建底必要。 因此提到共产党的反帝口号，我就完全赞成，提到反封建的口号，我就觉得，这是“节外生枝”，不必要，而且自己不团结，妨碍反帝的工作。 我底思想既然是这样，我对于共产党当然不会有完全的认识。因此对于共产党底政策，在有些点上，特别是在严厉镇压地主阶级这一点上，感觉到别扭。 新社会是一个大学校。新鲜的事物不断涌现，时时刻刻在打通人们的思想。我也是这些人中之一。尤其是在京郊参加土改中所得的经验，使我慢慢地也有了反封建底思想与情绪。看见农民翻了身，也替他们欢喜。不过这样的欢喜，还是间接的。 朝鲜战事底胜利，伍修权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使我真正的直接的感觉到翻身，殖民地人民从帝国主义剥削与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翻身。 从朝鲜战事发生后，我感觉到地主阶级的人确实希望美国胜利使台湾的反动派复辟，以便恢复他们底地位。在我们人民志愿军加入作战以后，我又看到我们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战绩，是史无前例的。劳动人民翻了身，为保护胜利果实，显出了无比的智勇。若不是这样，朝鲜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了解，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确是在一条战线上的。反帝反封建是分不开的。劳动人民底翻身与殖民地人民底翻身是分不开的。 反帝与反封建底思想与情绪结合为一之后，我觉得我底思想通得多了。大事如镇压反革命，小事如学校底课改，在以前的思想上，看着是别扭的事，现在都觉得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了。 在爱国公约上，我们写“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同纲领，拥护人民政府，拥护人民解放军。”这都完全是必要而且应该的。 在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底日子，我说：我现在真正了解我们所常听见的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本文转载自北大大学报
罗先生一起头就直截了当的说：“我是一个典型。我需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我自己。但今天，我不能把五十一年来的全部生活历史都一下讲完，详细而全面的检讨等我申请入党时再做吧！这里，我只简单的谈谈这一年来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 “我有两个绰号，其中一个叫罗文直公（另一个我不希望那样，所以也不说它了），的确，我是一个直性情的人，今天我愿意发挥我的‘直’精神坦白的谈谈。”接着，他说他虽然也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当时也买过《共产党宣言》一类的书，但是他却愿意老老实实的承认，他只是一个“不积极的参加者”，他没有接受马列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他一直存在着超阶级的思想，背负着奇重的包袱。 去年他从美国回来，这里罗先生说：“很不巧，我是在八一九那天跟着金圆券一道回国的（笑）。为什么我要回国呢？在美国吃面包牛油不舒服吗？但是我一定要回来。回来的目的呢？说起来一点不堂皇，共有三个：一，家庭团圆，二，稿子重圆，三，完成著作。如此而已。” 在那时，罗先生对于革命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对于共产党很不了解，但是他也厌恶国民党，因此回到北大后，就闭门家中坐，整天读书，研究，写他语文方面的著作，不参加任何活动，无论谁要他写文章，都一概拒绝。用他自己的话是：“那时我是不左不右，想超然于世外，但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前进，北平的局面日趋严重”，罗先生当时是怎样看法呢？“当时我发生了这样一种心理，‘殉节’，可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北大，为我的稿子。在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我是把在抗战时期对付日本人的‘殉节’办法，拿来对付共产党了，我以为共产党一进城，中国的文化也就完了，所以我要为北大，为我的稿子‘殉节’。校庆那天，炮声隆隆，人心惶惶。但我仍旧在图书馆里照旧披览校史的工作。当时，我谢绝了国民党的‘招魂’（笑），也曾为了北大的安全而参加了安全理事会的应变工作，但是我也在这时，安安静静的完成了《语言与文化》，我想北平解放后，就怕不会有可能写书了。由此可见，我当时对革命的认识是多么模糊，多么可笑。” 北平解放了，整个政权起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但思想上的变化比起来就要缓慢许多，罗先生也就表现得颇为消沉。他关起门来，不与人来往。有一次，一位共产党的老朋友来看他（本报记者按，罗先生曾对记者表示过，他在这时是不出去拜访朋友的，尤其是对从老解放区来的朋友），两个人谈了许多话，到最后，罗先生还是一个中间路线，他对这位朋友说：“我过去既无革命的成绩，也没有反革命的罪恶，我过去是专门研究学问的，现在，将来，也希望如此。”他又说：“记得当我当初出国的时候，有人劝我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去受训，说这样可以得到一张护照，在轮船上可以乘高等舱位，我当时坚决拒绝了。过去我不愿意受国民党的训，现在，我希望共产党也不要强迫我‘学习’（笑）”。 罗先生自我检讨说，当时他不但仍然抱着超阶级思想，而且丝毫不懂“发展”的观念，他以为过去研究学问，将来也只能如此，好象一切都固定了，不能改变了，不用说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在他说了这话不久之后，思想就开始动摇了。这位朋友送了他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他当天一气读完了九节。他说：“二月二十日，北京饭店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我参加了，听了很多人讲话……觉得共产党不但并不是那么可怕，同时也很近人情，这很不坏哩！这时我才了解国民党反动宣传都是虚伪的，骗人的。” 罗先生就这样继续讲下去，他详细地描写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认真地剖析了自己如何犯了错误，起初如何不了解民主集中制，在北大接管会上主张校委会“民选”。如何不懂得统一战线，口头上，笔底下，不留情的批评人，并且是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同时缺乏发展观点的看法，以及后来他又怎样得到了朋友的帮助，认识了并批判了这些错误思想，怎样读了《毛选》、《整风文献》，怎样听了周恩来、艾思奇、周扬、范文澜等人的讲演，思想上逐渐转变了。他特别提到某一次会上，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宣布了“凡是从事脑力劳动，依靠薪金生活的人都属于工人阶级，教育工作者也属于工人阶级。”这一句话对他发生了严重的作用，他从此决定了自己的方向，确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他说：“我觉得我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是革命动力的一部分，我下定了决心，转向了革命，跟着共产党走！” 给罗先生影响更重大的是他后来参加了群众活动，从脱离群众到接近群众，以至成为群众工作中的积极份子。他参加了教授会、教联、教职联、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委会等一连串的工作，在这里，他说：“我跟群众接触了，尤其是跟一班年轻人在一起工作，这班年轻人以行动影响了我，改造了我。”后来，他说：“感谢群众又给了我机会，我参加了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人民政协、亚澳工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很凑巧，开会那天正是我五十岁生日。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人民，包括政府首长、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少数民族、妇女等，无论哪一类人都有代表，大家聚会在一起开会协商，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这时我才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了解了什么是民主集中制。”他又说：“参加了亚澳工会，我深感工人阶级的伟大，我第一次觉悟到知识份子的毛病，我觉悟到懂得什么‘帮滂并明’，会几个国际音标，写几本书，并不值得骄傲，仅仅有这些是无用的，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一个工人念错了一个字，你不要笑他，他说话的内容比我们知识份子要强几倍，他们讲得‘通’，说得准。工人阶级的实际行动，他们的思想意识教育了我。” 最后，罗先生总结了自己的思想改造过程说：“半年来，我了解了‘发展’的观点，我觉得人是可以改造的，吴玉章先生说过鲁迅是有革命的素质的，但他也不是生来就革命而是受了瞿秋白的帮助才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的，因此我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即使过去有过反动行为的人，也是会发展能改造的。其次，我了解了群众观点，懂得了民主集中制与统一战线等问题，我的意识影响了我的行动，我时时刻刻的都在努力的改造自己，我愿意遵照周恩来先生所说的不骄不躁，努力学习，改造自己。同时，我愿意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和全校同人同学一起，共同努力，把北大改造成一个人民的大学。”罗先生更兴奋的说：“有人认为一个人积极是如何如何，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看法，前面说过，我有一种性格即是‘直’，虽然因此得罪了人，但我不顾，我对我的地位、名誉毫无所惜，我坚决的要为改造自己，为改造北大而奋斗。” 罗先生讲话完了，面对这位白发青年，尤其是他那认真学习，努力改造的精神， 下面坐着的年青人都受了极大的鼓励，大家一致喊起：“向罗常培先生学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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