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除夕

    自从“吃”从节日气氛中淡出，我对长假的概念就是朋友聚会。要说出外旅游，没兴趣去人挤人；要说登门拜年，我历来就是不喜欢。然而年三十和初一是没有聚会的，长久以来我都会自告奋勇去上班。今年初一排了我值班，年三十还非要我休息不可。于是一个人在家冷冷清清，只好与电脑做伴。外孙女出世以后，老伴就移情别恋，丢下我去整天围着小家伙转了。虽然女儿也叫我住过去，可我还是觉得在自己的窝里自在。今儿是大年夜，还是得过去，吃一顿四二一合伙的年夜饭。

1957年

家里人同往年一样忙碌，包蛋饺、磨糯米粉、做豆沙……我看着黄澄澄的蛋饺好嘴馋，忍不住趁人不备拿一个放进嘴里，却不料那里边的肉是生的，不好吃。我转身来到阳台，眺望对面15号三楼的窗口，看见人影一闪，就赶紧招手。那扇窗打开了，阿三探出半个身子，指指她自己又指指我，做了一个类似飞吻的手势，就关窗进去了。我赶紧到楼梯口，把门打开，一会儿阿三如约而至。玩什么呢？我俩商量着，放炮仗吧。虽然压岁钱还没有发放，我口袋里还是有几角存款的。于是我俩走甲字13号旁边的小门，穿过北仁智里，到武昌路的烟纸店去花二角钱买了一小挂小炮仗。这一挂有差不多一百个，虽然难免有几个是坏的。要是拆零卖，每分钱可以买三个，保证好的。那时候，我们这帮孩子，口袋里往往只有几分零花钱。点炮仗的线香要一分钱一根，我一般不买，总到佛龛上去拔半截香。我俩把一挂炮仗拆开，一个一个轮流点放，一会儿插在土里，一会儿插在门缝里……其乐无穷。

1977年

已经正式恋爱了。但是不想到丈母娘家吃年夜饭。于是就选择上班。那是个福利的年代。食堂里为单身职工提供的年夜饭只要五元一桌，还供给啤酒呢！我在岗位上，不能喝酒，食堂送来的饭菜几大盆，随意取用，只收五角。那时候我们平时在食堂就餐，每顿花费在三到五角之间。结果我装了满满两饭盒菜，吃了两三天。

1997年

女儿高三。这几年，家里的一切都以女儿学业为中心。就咱既没社会背景又没经济实力的人家，只好去同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三口之家的年夜饭并不复杂，饭桌上也是一家人唯一聚在一起交流的时间。两三年来，我同女儿的谈话，都是刻意的引向辅助教学，这三十晚上的题目我就说到了Spring Festival中festival与中文里“节日”的区别。晚饭后看电视“春晚”，算是偶然给女儿放松一下。

1987年

请了若干由于种种原因而孤单的朋友到家里来乐一乐。我正脱产带薪学习，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读书就是快乐。市场上副食供应已经改善，我要制造一些机会，让妻子显一显伸手。

1970年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由于地处边疆，不论是去内地还是从内地来，都要办理《边疆通行证》，所以不是每一个想回上海过年的同学都可以成行的，再说，对于家庭困难而生产队工分值收入又不高的同学来说，五十多元的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虽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我心里还有些许安慰——父亲从牛棚出来了！我盘算着，初一到食馆去，那里肯定会聚集一伙知青，打听打听，如何突破封锁线，回去，去看看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