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来了，是该写些有关老师的纪念文字。写什么呢？我以前的小学老师和后来的大学老师都很有得写，都应该写，但二者似乎不太好放在一起写，只因前者的情调太灰暗了。还是分开写吧。这里我就只写我小学的老师了。 

                    一、X老师
　

去年底回到阔别二十年的老家，在短短两天内见了不少久别的亲朋好友，而最令我欣慰的是，见到了三十多年来未能谋面的X老师。是在伯父家吃晚饭时，偶然得知X老师就住在附近，迫不及待便去登门拜访。X老师是我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班主任，想起来那时也只是二十多岁的女教师，很美，是端庄仁慈的美。印象里，没跟我们凶过，总是和颜悦色，极有耐心，温温柔柔的样子。她教语文，听她的课很享受，还常能很有创意地教导我们。有段时期，每次上课末尾总留下些时间给我们“讲故事”，而且是讲长篇小说，连续地讲，像“连续剧”般的。记得讲过《小布头遇险记》、《小矿工》等。为了听故事，我们上课就特认真，纪律特好（否则就不能听）。这个形式对我直接的影响，就是让我更爱上了读书爱上了文学。有一次，我们班上一位农村来的女生父母患病，家境甚是艰难，X老师发动我们全班同学捐款，并组织到该同学家帮忙做家务。这事放在当时学雷锋做好事的大背景中看，似乎有些形式主义，但我们确实做得很真挚很自然，对我来说，确实是影响蛮深的一次爱心教育。 

那时的我大概属于乖孩子类，X老师对我似乎特别好，我也似乎没让X老师头疼过。但有一次，是在中午午睡时（全班同学睡在课室的桌子与条凳上），我作为班干部负责巡视。当时我们都特不喜欢这种午睡方式，尤其是男孩子，于是，午睡期间有两位男生偷偷溜出去玩，我睁只眼闭只眼就当没看见。没想X老师得知后，很是严厉地批评了我，放学后还让我留下来训喻了半天。这认真劲，令我印象深刻，也很令我感动。 

文革来了，X老师因“出身不好”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剪阴阳头、斗争批判、劳动改造等遭遇接二连三。那时她也只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呀！斗争会我是参加了，也似乎挥拳呼口号，但心里实在没法将X老师视为“阶级敌人”。或许我父母也同样受到冲击吧，我很快就“逍遥”了，或者说是被革命排斥了。这样反倒对X老师的感觉更“好”了。一次在路上遇上，还主动上前打招呼，却一时找不到话题，匆忙间说：“上次的作业做好了，要交吗？”什么时候了，居然还说这样的话？我肯定当时是窘得满脸通红。X老师却认真想了想，说：“先留着，终要交的。”那是我三十多年前跟X老师讲的最后一次话。过后不久，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她全家被“扫地出门”回山区老家了。当我得知这消息，头脑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那作业怎么办？ 

文革后，七八年复习高考时，我遇上一道作文模拟试题《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我第一反映就是：写X老师！那是我已经十一年没见过X老师了，甚至没有她的任何消息。她在哪里？她的处境怎样了？我实在想知道。于是，我在这作文里，写我对X老师的回忆，写我在今日“春暖花开的时候”（文革后）对X老师的思念。虽然是应景作文，但我的感情却是真实且真挚的。没写完，我已泪流满面。我这作文很快被送到地区的文学刊物，当作“小说”发表了。发表时被改了个题目《春蚕》，大概是取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看到这“小说”，即刻明白我写的是X老师（我在文中用的是化名），也碰巧他跟X老师是同乡，于是，很快就跟X老师取得联系，再跟我接上关系。于是，我便跟X老师通上信了。从信中得知X老师回乡后遭受更大打击、更痛苦的遭遇，但她坚强地活下来了。也重新回到学校（不是我们母校，是山区的学校）当老师。由于我在外地工作，高考后又进了外省大学，之后再出国，越行越远，一直未能跟X老师见上面。 

这次终于能见到X老师了！当握着X老师的手时，我一时间“竟无语凝噎”。X老师也泪眼盈盈了，一再说，见着了见着了。三十多年了，那端庄还在，那仁慈还在，但确实是历尽沧桑的容颜了。三十多年了，多少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纷纷乱乱、叨叨絮絮的话题，却也总纠缠着那三十年前的时光，那三十年来的思念……回来后，我给X老师寄去一本我新出版的学术专著，在扉页上，我端端正正写上：“敬呈X老师－－一份迟交的作业”。 

                      二、L老师

L老师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一位和气慈祥、满头银发的老头子（当时大概是五十多岁吧）。L老师也是教我们语文，但确切地说，他并没有完整地给我们上过课，不是他不愿上，而是不能上－－那时正是文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实际上，L老师刚接任我们班主任就被打倒了，由于他教过林子，林子对他满欣赏，于是虽然L老师没怎样教过我，我也对他有了几分尊敬。一次，我正在往大字报栏贴一批“图文并茂”的漫画（大致是“百丑图”之类），那是我的“杰作”，感觉挺得意的，恰好L老师在附近扫地，便唤他过来，让他欣赏。L老师倒是挺认真看了，也挺认真想了会儿说：“你姐姐学习很好，读过不少书，你也应该多读些书。”我本期待他夸我的，没有，很扫兴。 

不久我成为“黑崽子”受革命冷落了，开始逍遥了好一阵，后又不甘寂寞，于是跟其他四五位“黑崽子”一起拉扯起一个“群众组织”来。其实也没有什么作为，只是跑到其他正儿八经的大组织要些标语上街贴，或者要些传单去撒，过过革命风云的瘾头。没想到，待众多群众组织分化、归类为两大派时，我们的组织被归入其中一大派XXX。不久这XXX派声势越来越盛，对立派XX的人以及其他逍遥游离者都纷纷加入了我们的派别，我为首的组织很快就成为我们学校最大的群众组织（大半学生和过半老师）。但确实是乌合之众，或者说是我们这几个头头根本没有驾驭那么大组织的能力（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开始只是为了自己几个朋友过瘾哪）。分成两大派后的形势发展就是迅速趋向武斗。看这形势，我老爸决定让我们到乡下避风头。临行前的一个晚上，我约了一位同学回学校图书馆“借书”，其实是偷书－－图书馆早就被封闭了。我们颇为艰难地从窗口爬进，借助手电光挑选了一批书。我那同学忽然说：“我们不是学校最大的组织吗？干脆公开接管图书馆得了，何必那么辛苦来偷书？”我在黑暗中吃吃笑起来，觉得很滑稽，也不知是觉得我们的偷书行为滑稽还是同学的想法滑稽。当我们抱着书走出校门时，却遇上了L老师。我想我们是很狼狈了，但L老师却似乎没注意我们怀里的书，反而是语无伦次地对我们说：“我是组织的人了，我加入你们了，我也革命了……”我看他真的有点激动了。 

L老师加入我们的组织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一是我们的组织本来就以解放被压迫者为号召，故特多文教单位的人，另外L老师的儿子也是我们大组织XXX的成员。大概当时由于作贼心虚的缘故，我跟L老师多说了几句以后并肩作战干革命之类的训词，L老师亦蛮认真聆听了。昏黄的路灯下，他那头银发特别刺眼。过后，我也没有更深刻思考L老师加入我们组织的重大意义与深远意义。当然这对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事业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深远意义的，但对L老师他本人，确是有我们谁也没有料想到的重大意义深远意义——令人发指亦令人追悔莫及的悲剧意义！ 

过后不久，L老师似乎革命意志过早消退了，便也转入农村，当然不是开辟根据地而是跟我这个头头一样避难去了。但厄运却残忍地纠缠上了他——大约半年多后，我省形势大逆转，我所属的XXX派受到全面镇压，在一次乡村扫荡中，L老师不幸被对立派捕获，并被当众活埋了，据说执行人员中就有他的同事——我的体育老师与数学老师。对此，无论是对立派给L老师宣布的罪状还是我们这派的控诉，都有一个共同点——都视L老师是我为头头之一的组织的成员。我惊悸了！我拉扯起来的组织竟然成为L老师受害的陷井，我居然成为自己老师死亡的间接“引路人”！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眼前还不时飘忽过那一头刺眼的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