髙天厚土（连载三）
作者：戎马小子
|
|
|
|
| |
|
|
| |||
|
|
| |||
|
髙天厚土（连载三）
作者：戎马小子
|
|
| ||
|
| ||||
|
| ||||
|
髙天厚土（连载三） 大洼歼敌后的当天下午宣布部队整编合并，四月十七日开始具体工作，包括干部任命、干部情况的相互介绍、人员的分配、武器的调配、两到三个基数弹药的携带运输等等。那时我们武器唯一优于美式装备的是日式九二式重机枪，它性能优良，杀伤力大，很少出现故障，而美式重机枪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冷式马克辛机枪。为了充分发挥九二式重机枪的优越性，就需要保证弹药充足，一个基数的弹药是三千发，三个基数就近万发，除了马驮还要车载。 我们足足忙碌了好几天才大体就绪。四月二十二日我们开始向四平开进，第二天夜里通过四平市区，经过拐弯抹角的街道，前往四平东南郊，敌军远程大炮还呼啸着不断在市区爆炸，市内没有灯光，但炮弹过后的闪光接连不断，多少也起了照明的作用。 大约东出市区十七八里后我们在旷野里停了下来，按师团领导已勘定的地段，作战科和团里的参谋们与我们一起看地形、分配作战区域，其时下弦的残月早已西落，野外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幸亏参谋人员白天早已来看过，根据地形很快划分了地段，一个连队分有一千几百米长的防区，各连就马上开始挖掘战壕、构筑工事，在附近村庄农民的铁镐运抵后，挖壕进度很快。四平南面的炮声仍时断时续，我们这里奋力苦干，在夜的宁静中只有铿锵的挖掘声、指挥员低低的说话声。当太阳从东方雾霭中升起时，一条长长的蜿蜒壕沟已呈现在面前。四平城头战云重，十里壕堑一夜成，我们向着朝阳，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抢修成的战壕只能说初具规模，无论培土的厚度、壕沟的宽度和深度、土层硬度及防雨设施都需继续加工。每个连的战壕都是一横三纵，一横是主战壕，三个步兵排都修筑有布置重机枪和六○炮的火力点，三条纵壕是交通壕，各与主壕相通，一切生活用品的供应、弹药的运输及伤员下送皆依赖于它们。后来我们又继续挖掘，有的纵向壕沟竟能拉进胶轮大车。每连有三个主火力点，配备重机枪和其它武器，主火力点呈半马蹄形，中间不挖掉的部分成为中心土柱，搭上农家门板、木材、树枝、高粱杆，上面厚厚地培土夯实，也相当坚固，后来战士们称之为“碉堡”，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防雨，战士们就睡在其中。其它壕沟也盖顶铺草，既可休息又能防雨，成为火线上的家。我营四千米战壕初具规模后，敌人发动了几次进攻，每次都被击退，在这之后，为了防止意外，在主壕后面二百米处又挖了第二道横向壕沟，如果把全部战壕画在纸上，像是一道长长的篱笆。这就是我们的阵地之家，就是我们进行了二十多个日日夜夜苦战的战场。 从阵地高处向南看是一个通向辽源的火车站，车站很小，只有几间标有车站名称的房子，名叫“平东站”。平东车站北面约一百多米有五间大房，曾是日伪时期一个西洋粉丝工厂，生产的粉丝形扁而又有褶皱，在饭馆里称为“洋粉”，味道不错，不同于中国粉条。从车站到这工厂是敌人天天向我们进攻可利用的地形地物，厂房已被炸得破烂不堪，大量未被运走的存货成为我们战士的盘中餐：萝卜丝拌洋粉、猪肉炖粉丝等，吃了好些天。视线越过平东车站往南十一二里之外，小山冈北面有一个大村子，叫“半拉山门”，远远望去屋宇俨然，树木丛杂，大约有二百多户人家，那是新一军第五十师师部所在地。五十师是我们的老对手，四月九日我营在六家子歼灭的那个加强连就隶属五十师的一四八团，一般野战部队是弄不清团以下作战对手番号的，那次是全歼对方，而且记在我的“战时大事随录”上，故直到现在仍能找到和回忆起这些情况。半拉山门敌军的军车来来往往，扬着烟尘，终日不绝，望远镜里可以看到村外西北角敌人的炮群阵地，远程大炮伸着长长的脖子指向我方，习惯上我们称这种长管大炮为一五榴弹炮，实际上它的口径是十五点五厘米，有效射程达四十公里，对地面建筑物和有生力量的杀伤和破坏力很强。它的炮管较长，超过了榴弹炮的长度，应属于加农炮家族的成员。骄横的敌人知道我们没有远程炮火能威胁到他们，于是就这样毫不掩饰地进行炫耀，也企图起到威慑我军的作用，但在其后多次阵地争夺战中并没起到突出的作用，因为双方士兵混战在一起，只是在一次对支前农民运输队的炮击中发挥了作用，使大量的农民和马匹伤亡，演出了惨烈的一幕。 阵地北面千米左右就是下三台村，约二十多户人家，由于它接近城郊，加上土地肥沃，人民生活较富裕。因其位置处在我们阵地后面，很自然地成为阵地守卫部队的生活供应点。炊事员加工后的食物由此出发通过纵向壕沟送到主阵地，我们营部也住在这里，后来又有地方政府支前干部带来十几辆马车和上百人的运输队，村子后面的小树林中停留着大车和马匹。在我们壕堑苦战的第四天下午（四月二十八日），敌军五十师一五五炮群集中炮火对我进行近一个小时的毁灭性炮击，数百发炮弹顷刻间倾泻到那个小小的村落，转瞬间残垣断壁、瓦砾遍地、人马陈尸、街头喋血。当我从前沿阵地赶回时，几处燃烧的房屋大火已被扑灭，但带有血腥味的滚滚浓烟仍在随风飘荡，街头景物模糊。我进入村西一家院子，见到一个刚刚剖腹自杀的支前民工，二十八九岁的年纪，高高的个子，他的下肢重伤，一条腿被炸掉大部，痛不欲生，在我们到来之前，他爬到厨房，用菜刀从胸部剖到腹部，整个腔体撕裂开来，肠子在身旁流了一地，人已昏迷，但还有口气。在农家院子后面，看到一个从双眼以上脑壳被炸去大半的农民，白白的脑浆溅在附近，仰卧在地上的他双手正在松软的地上抠土，身边已挖了脸盆大的两个土坑，这可能是一种不由中枢神经支配的机械运动。村后小树林边，人仰马翻，尸体连迭，情况更加惨不忍睹。十几辆胶轮大车、几十匹农家骡马和所有的支前民工都被炮火屠戮，马尸、人尸堆压在一起，胸腹腔内的脏器被炸出，有的甩落在地面，有的挂在车架和车辕上，更有的被抛到槐树枝上……。这时另一幅人类大屠杀的惨剧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慢放的电影，一幕接着一幕。那是一九四一的欧洲战场，乌鸦成群啄食着战死者的尸体，乌鸦啄起的死人肠子挂在树梢之上，浓重的烟雾像溢出的水，缓缓地流向低洼处、流向四野，壕沟阵前交锋的战士操起了身边的铁锹，拼死搏斗，砍下对方的头、劈下对方的半个脑袋……。这是本世纪初德国作家雷马克在世纪文学名著《西线无战事》中描绘的欧洲大战人类相互拼杀的残酷场面，与我经历的下三台人民被屠杀的惨剧是何等的相似！在苍茫暮色里，我们搬运掩埋死者，炊事人员在断墙颓垣中依墙架灶，准备凌晨开早餐，否则哪有时间吃饭！ 敌人炮击下三台，造成一百多名支前民工、农民和战士的死亡，村中的房屋所剩无几，活着的村民都远走他乡，营部的人员也进入战壕。我们开始把废墟中的门板、房梁等趁夜运往阵地加固工事，壕沟内铺了谷草，春天少雨，战罢就睡在里面，而且一连几天战士们的菜盆里都有肉，虽然没尝出是什么肉，反正很香很好吃。当时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基层干部也毫无愧疚之意，心想这是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待到战争结束后，农民们会回来抬回他们的房梁、木材重建家园，至于死去的民工和炸死的马匹也会有个说法，政府会给予赔偿或褒奖，可惜四平之战的发展把我们这些想法推向了无影无踪的未来。 下三台阵地的知名度只是近些年才被解放军军史编撰者发现和挖掘出来，在四平保卫战百里长堑的战场上，黄克诚三师的北山阵地和万毅七纵的下三台和小红山阵地是造成敌军重大伤亡的重要防线。我营七百战士是这一防线的守卫者。现在想起来，我们像一群蚂蚁一样在武士蚁首的率领下爬上一头大象的粗腿，以后又爬了好久，开始了觅食生涯，我们用尽全力地啮、啃，但我们啃咬的是什么地方？是大象的腹、背还是臀？当时是全然不知的。 我们当时称四平之战为“四平保卫战”是因为毛泽东提出“保卫四平要像保苏军卫马德里一样”，其实现在回顾历史，从军事科学的意义上看，这种提法是不确切的。四平之战是若干世纪以来在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中首当其冲的一次重大战役，蒋军又是在以三比一的绝对兵力优势和明显的装备优势下与我军作战，战役进程复杂，时间跨度大，按双方力量及作战方式的变化，从四月上旬中长线阻敌、大洼八面城歼灭八十八师到我方逐步向四平集结，敌三个兵团向四平合拢应是第一阶段，即四平战役外围战，其作战方式是运动战。第二阶段是从四月下旬开始的阵地攻防战，军史上称为“对峙阶段”，其实在此阶段不是简单的互不往来的对峙，而是天天在攻守拼搏，双方赖于进行战斗的军力都受到很大的削弱，这是战役最重要的阶段，直到五月十八日从阵地撤退结束。第三阶段是战役撤退阶段，对整个东北全局说也是战略撤退，到六月一日全部撤到松花江对岸为止，总共将近两个月时间。即第一阶段四平外围战，四月八日至二十三日共十六天；第二阶段四平攻防战，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七日共二十四天；第三阶段四平撤退，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一日共十四天，总计整个四平战役历时五十四天。 四月二十三日之后，守卫部队先后到达位置，对阵地工事连夜施工，两天之内百里防线的战壕就已初具规模，在此同时敌军对我防线的进攻亦陆续展开。在漫长的战线上，敌军每日大炮轰鸣，企图对新修的阵地进行最大限度的破坏，之后又对我方火力进行压制，掩护其攻击部队于我阵地前集结，而后区分任务，下达命令，部队在支援炮火和步兵火力的掩护下利用地形地物前进，完成在我阵地前的“接敌”运动，到达阵前百米左右的冲锋出发地。敌人天天在做着同样的动作。当敌军在阵地前集结和进行“接敌”运动时，我军的作战任务自然是使用自己所有的武器——轻重机枪、迫击炮进行火力拦阻，尽最大的可能杀伤敌人，这是阵地守卫部队消灭敌人的最有利时机，有不少敌军在阵前集结和前进“接敌”时，因伤亡过大而败阵，只好再另选时机卷土重来，这是一种作战方法。但有的情况下敌军的阵前集结和“接敌”运动因各方条件配合得当或因我守卫部队指挥失误或火力配合不当，致使敌人到达了冲锋出发地，这时一场冲锋与反冲锋的恶斗就必然发生。在四平前线我们习惯于把这种反冲锋叫做“反突击”，并沿袭使用了数年直到战争结束。这是阵地攻防作战中最关键、最精彩的篇章，最能充分地反映官兵的机智、勇猛和顽强，场面也最为壮观。因为它是所有战斗行动的基础和序幕，一般情况下规模都不大，多是双方一两百人的撕杀。当向我阵地冲锋的敌军到达阵前数十米远的地段时，我方先是集中火力，轻重机枪、迫击炮、六〇炮齐发，先用密集火力大量消灭敌人，继之战士们跃出战壕冲向群敌，此时只有战士手中的近距离武器能发挥作用，狭路相逢勇者胜，一般情况下还没等拼刺刀，敌人就狼狈败下阵去。我营阵地及与我营相邻的五十五团阵地也曾发生过敌军冲进战壕的事，我们立即组织力量，利用黄昏组织反突击，都获得了成功。敌军习惯于白日战斗，而夜战是我军之长，我们夜间作战挥洒自如，无不成功。就这样，我们白天攻守激战，夜间修补工事，很快地度过了十五个日日夜夜，那时刚搬到海龙县的《东北日报》社经常以“四平防线，固若金汤”八个大字作为新闻报道的标题。 五月十日前后，敌人忽然一连几天停止了对我阵地的进攻，但远处的炮声仍隐约可闻，后来正式传达说我军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当时我们部队绝大多数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八路，对“开辟第二战场”这句话实在太熟悉了，一听到它就觉着悦耳，甚至会触动味觉，感到甜丝丝的。第二战场不就是诺曼底登陆吗？不就是希特勒要完蛋了吗？不也就是四平前线的天下第一军快要完蛋了吗？我们个个兴高采烈地盘算着一场大规模的野外追歼战即将开始了，其实这只是我们这些基层官兵对情况了解甚少得出的结论。从山东沂蒙山区八年抗战中成长起来的三纵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是第四野战军的四大主力之一，这个部队于五月中旬开辟了第二战场，五月十二日在威远堡莲花街一带与敌新一军五十二军展开激战给敌军以重创，但终未撼动敌军右翼兵团的阵脚，故敌右翼大军直指平岗，切断辽源运输线并对四平防线左翼构成严重威胁。正因为形势的严峻，五月十三日东北我军总部命令已完成长春、哈尔滨江北各城市接管任务的三五九旅从公主岭南下四平，参加四平保卫战。三五九旅的阵地与我七纵阵地相邻，在哈福车站以西的火石岭一带山地，居高临下便于防御。可是这个颇有名气的三五九旅于五月十七日在敌军五十师的进攻下败下阵来，丢掉了三五八高地，固若金汤的四平防线就这样被敌军撕开了突破口。现代解放军军史对这段历史的行文颇为别致：“在三五八高地，我军受到十倍敌人的进攻，地形不利，伤亡过半，我部队撤离。”但当时我们听到的正式传达是林、罗、刘严肃地追问了三五九旅旅长刘转连只守阵地三天就无命令撤退的事，刘旅长辩解说：“我部都是延安时期的老战士，每一个战士都是将来的连排干部，实在舍不得过大的伤亡。”于是林彪决定三五九旅从主力部队降为地方部队，到黑龙江剿匪锻炼，直到辽沈会战之前才被恢复为四野十二个军的主力之一。 五月十八日是四平保卫战的最后一天，是最不平常的一天，所以不平常是敌人进攻的规模大，进攻空前猛烈。从火石岭以西直到我营阵地也可能是整个七纵全部阵地都受到攻击。第二个不寻常处是炮火不同，除了过去用的一五五榴炮外又增加了数十门重炮。这种新品种的重炮被称为化学迫击炮，我们也不知为什么加了“化学”二字，也有的说它叫做一二〇重迫击炮，据说炮管长，炮弹长而重，其爆炸装置是延期引信，炮弹落地后在引信推迟引爆的瞬间内深深穿入土层三四米后爆炸，达到对工事最大的破坏效果，特别对四平郊区土层很厚的丘陵性平原的摧毁效果更加明显。因炮弹深入土层后爆炸，故爆炸声小而低沉，而一五五榴炮射程远，只对地面建筑物破坏力强，对地面活动目标杀伤力大。在五月十八日敌军对我阵地的大举进攻中，步炮和不同性能炮火的协同都恰到好处，这与敌人对四平久攻不下，从而对我军有了更全面、更充分的了解有关。八九点钟，在密集炮火震天巨响的轰鸣之后，敌军对我阵地的进攻仍重复着以往半个月的作战模式，阵前结集后，在火力掩护下到达进攻出发地，而后又进行阵地争夺，在我军反突击之后敌人扶救伤员败下阵地，再进攻再次败阵，连续反复数次，整个上午我营阵地岿然不动。中午时分风云大变，天昏地暗，这是敌人突然使用大量重炮后造成的。那二十多门重炮在一天前攻击我纵队阵地三三一点五高地时首次使用，次日又集中用于五十师眼皮底下的下三台阵地，这种并无震耳欲聋响声的化学迫击炮只发出“噗呲，噗呲”声音怪异而深沉的爆炸声，造成阵阵暗黄的阴云雾蔼，沙漠风暴般的漫天扬尘，日色无光，伴有刺鼻的毒气，深穿土层数米后才爆炸的后果是战壕土堡立刻形成多个巨大的土坑，周围是火山口一样的堆积土，最惨不忍睹的是几分钟前还生龙活虎的战士躯体随同土块和枪枝的部件一同被炸向空中。我与营长张振山当时一起在战壕里，事后我们议论说，十多年来大的场面见过不少，从未见到过这种把人的躯体抛上天空的情况，特别是我营八连一个土碉堡里的重机枪火力点被重炮击中，近一个班的战士及枪枝弹药随着泥土一齐抛向空中的场面至今仍在记忆中留下永恒的伤痛。我注意到，它不像海上飞机投弹后所击出的浪花是扇形的，顶部有一条弧形曲线，而是形成一个两边相等约有三十米高的倒立三角型，顶部是一条笔直的横线。对此我们都百思而不解，全国解放后我曾多次向懂得物理的知识分子询问，可谁也没有给过我一个明白的解释。 在连续一个上午重炮的轰击下，我营阵地壕沟土堡被夷为平地，弹痕累累的松土地上出现了三百米宽的无人地带，大量的敌人冲进曾是一线战壕的地段，于是在一线战壕与二线战壕之间展开了激战。敌重炮停止轰击，一五五榴炮开始向纵深攻击，目的是阻断部队的后退和后撤伤员。这时一簇簇头戴钢盔猫着腰的远征军士兵冲上来了，机枪、冲锋枪枪声大作，密集的手榴弹炸起滚滚的烟尘。遍地死尸狼籍，血泥粘稠，机枪射手一蹦一跳地越过死尸，将机枪架在尸体上扫射。过去战士们流传说，对付炮击的办法是不断地从一个弹坑跳入另一个弹坑，说是炮弹不可能再落到前一个坑弹内。我当时做了两次实验，发现这种说法不可信，因为当你跳入一个新弹坑的时候，泥土的高温还未散去，热不可耐，而且那种白中带蓝的烟雾呛得你根本无法呼吸。在反映二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原苏联作品《日日夜夜》中，沙布洛夫上尉在两军自动火力对射时曾想：总会有敌对双方射出的子弹在空中对头相碰。从理论上说，这种可能确实存在。同样，第二炮落到第一炮坑也只是概率极小但并非绝无可能。 一个多小时的短兵器的拼杀后遗尸近二百具，下午三时我们进入了备用的二线战壕。这是我营一个多月来伤亡最大的一场恶战，阵亡者中还包括了一些未下火线的轻伤员。在两壕之间的混战中我也负了伤。当时我伏在一个坟头的后面指挥部队，一颗榴炮炮弹在我左后方七八米处近距离爆炸，只听“嗡”的一声，之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弹片击中我的大腿，伤口血流如注，我的驳壳枪木匣也炸得稀碎。简单包扎后我躺在二壕内的谷草上，旁边还躺着数十名未下火线的轻伤员和下不了火线的重伤员，这些整整一天滴水未进的战士们有的正在默默无言地啃着冰凉的玉米面饼子。我的耳朵仍翁翁作响，很费力地与营长商量着守卫二壕的安排。几天后右耳基本恢复了正常，而左耳就像有一只知了永远不停地鸣唱。半个多世纪来，每次体检，五官科医生都千篇一律地写上：左耳膜内陷。它连同我腿部的伤疤成为四平保卫战永恒的纪念。 在深夜里，在短暂的战壕寂静中，我暗自思索着，从形势上看，四平战役行将结束，这是我军建军后一场规模最大的真正意义上的阵地战，持续时间之长、投入兵力之多、双方武器的现代化程度之高在当时是空前的，我军伤亡也是巨大的。据后来《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资料》一书记载，黄克诚三师、梁兴初一师、邓华保一旅损失都相当严重，特别是七纵万毅部队原有一万三千人，经四平郊区运动战及其后阵地保卫战至四平撤退之后，只剩下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但他们在近百里的防线上曾担负将近一半的阵地防御。怪不得在国民党中央台的新闻广播中经常可以听到喋喋不休的咒骂“东北共军”万毅的新闻。四平撤退后除多次广播万毅外，也经常广播乌拉街一带的曹里怀部，以后关内外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中央台的新闻广播又花样翻新，在我党我军高级将领的名字前加上“共匪”或“奸党”，而我军各野战军司令的新头衔则更加特别，如“凶悍的陈毅”、“狡猾的刘伯承”、“温文尔雅的林彪”等等。国民党就是这样念叨来念叨去，直到南京总统府的狗牙旗落地。
五月十八日凌晨一时许，团部的通讯员来向我们传达立即撤退和向公主岭集结的命令。通常，重要军事行动的命令都是上级军政领导当面交代，同时介绍战地情况，一般性任务是司令部参谋亲自到前线传达，像这样由骑兵通讯员来传达命令的做法是从未采用过的，这使我们立刻意识到情况的紧急。当时团机关已经先我们而去，我营成了掩护机关撤退的殿后部队。我们也来不及多想，立刻准备，半小时内完成了班排的合并、基层班排长的指定等事项，面对数十名伤员的下运任务，我们把剩余不多的弹药发放到连队，腾出大车运送伤员立刻出发。从此我们与营运输队失去了联系，他们在后防机关部队撤退的洪流中过了松花江，一个月后归建。 按通常情况说，历时五十天或阵地守卫三十天的四平战役应当结束了，但根据我的亲历和我的战时记录，四平之战是有一个撤退阶段的，还有一些虽不太重要但仍值得深思的事应当加以评说。 我们率领部队从阵地撤出，沿着小道穿过田野找到了一条北去的公路，立刻命令全营全速前进，但大家个个浑身酸痛、力不从心，原来是多日激战中食品供应不上，战士们都饿坏了，体力不济，又加上多少天来睡在潮湿的战壕里，腿脚都有些不听使唤，还有就是未下火线的轻伤员只经简单的包扎治疗，步履艰难，到早上八点，七小时只走了三十里。这时几架敌机呼啸而过，随后两辆坦克沿公路驶来，一边行进一边扫射，于是我们迅速进入公路西边的田间防护林。在日寇统治下，吉林的田野早就插柳为树，造就了成片相连的“囲”字型防护林带，时下已郁郁葱葱、一片嫩绿。我们在无路可循的松软的田野里艰难地前进，远远地看着沿公路驶来的敌军坦克，敌坦克跑到我们前面去，我们也不理会，因为后来的困难已不是来自坦克，而是来自反复飞来的敌机。敌人双机编队，低空扫射，我们也反复使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它们，部队沿防护林隐蔽，用机枪对空射击，抑制住敌机的肆虐。但空袭的次数太多，不断重复的分散、隐蔽、对空射击、集合，大大影响了我们的行进速度，从下三台到公主岭一百五十里的路程竟用了三天的时间。赶到公主岭时正是夜间，原先听说毛泽东命令在公主岭再次进行阵地防御，阻敌北上。我们一到就上了公主岭南面的小山，立即挖掘工事，黑夜里什么也看不见，不了解地形，也不知道挖的是不是地方。正在这时，忽然团里来了一位作战参谋，说敌人追上来了，无法在此立足布防，还得赶快去保卫长春。那时刚刚消灭了长春国民党地下军“铁狮部队”，我军占领长春才四天，于是半夜三更，我们又向长春进发。以后从历史资料中才看到这是源于毛泽东五月十九日的电报“长春要立即守城作战，独立守城一个月。”这时的毛泽东还指望东北和谈成功，他想保住大城市以提高和谈的砝码，不管条件是否具备也要“化四平为马德里”。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又走完了一百华里，部队拖拖拉拉、歪歪扭扭地好歹到达长春东郊，我们在路边喘息了半个小时，又传来命令不进市区，要改变路线向东到吉林市去。后来才知道，那时一切保卫大城市的妄想都落空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建立哈尔滨、牡丹江、延吉、通化一带的东满根据地的设想之中。这样我们从四平撤退，先向北而后向东，经过九十度的一个大转弯，五百华里的路程竟走了十天的时间，五月二十七日夜间好不容易到达吉林市西郊宿营，一路上没见到一位团领导，他们都疲于奔命地跑在我们的前头，与我们打交道的“传令官”都是骑兵通信员或团部的参谋人员。这天深夜通信员又来了，命令五月二十八日九时前，部队从小丰满坝上过江，计划九时炸坝。当天夜里我们就紧张地进行过江的准备。
五月二十九日黎明之前，我们提前出发继续向桦甸方向前进，这是为了防止敌军的追击和避开敌机的袭扰。山间的小型公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弯弯曲曲，越走越窄，尽管走了好久，但从地图上看并没有走出应有的直线距离，好在整整一天既无追兵又无飞机空袭。我们费力地走了大约上百里，夕阳早已落山，正是山高林密无路之时，忽见碧波环绕有渔家，在山势逐渐平缓地段，山间缕缕炊烟升起，常山屯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顿如倦鸟投林，转瞬间消失在散落的农户木制的小屋里。这种原木修成的小屋被山民称为“木克楞”，不知是哪个山林民族的语言。 常山屯地处山势平缓处，东临松花湖，既适农耕又利养鱼，我们估计渡江问题好办了。天刚亮我们就派出干部协同保长沿江寻觅动员渔船，很快就有了着落。为了保证日本大洋马安全渡江，我们尽量找大号的木船，将马牵到船上，沿着江边进行适应性的训练，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更大的喜讯是林彪总部和纵队司令部派出的侦察人员竟过江来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在丰满水坝我营即将过坝的同时发现后面敌人追来的汽车，只得提前炸坝，之后他们乘船沿江岸向南搜寻，终于找到了我们，至此我才知道在野战军主力部队中我们是唯一未能过江的一个营，林彪得知此事颇为关注。 寻觅动员渔船和对洋马做适应性训练进行了两天，这也是多日来战士们生活最幸福的两天。首先是每餐都能吃得饱饱的，农历四五月正是东北地区春耕播种季节，农民把最好的食品供给田间作业的壮劳力，每家农户用大黄米和红小豆蒸制粘豆包，以便随时加热后送往田间，村保长征集了很多这种香甜可口的粘豆包，保证了我们的食品供应。更意想不到的是有经验的东北籍战士会炸鱼，一枚手榴弹投下去就可捞到二三十斤鱼，最多的一次超过五十斤，那鱼体形短而扁，有少量斑点，状如松花之鲈，当地人称之为鳌花鱼，味道鲜美。于是户户炊烟，家家吃鱼，军民共享鳌花鱼，粘豆包也放开吃，经过数月艰苦鏖战的战士的体力得到很明显的恢复。 在渡江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后，才有了时间和心情欣赏常山屯周围这北国河山的壮美景象。常山屯东南一二里的湖边小山是桃花山，山边水畔泊着我们动员来的大小渔船，从桃花山向东望去，碧波浩淼中岛屿萦回。那岛屿如翡翠色的玉，如蓬莱阁的山，山原本就郁郁葱葱，是丰满大坝留住的清澈之水汇成了如此碧绿的湖，绿树青山就变成了湖中的小岛，我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赞叹长白老人的精心雕凿。长白老人的子孙们携手同行，辛勤劳作，造就了处处冈峦叠嶂的千里林海；长白老人的女儿们摇动婉柔的手臂，收挽黑色长发，化作涓涓溪流。叮咚溪水流出幽谷，越过飞瀑，冲出浅滩，终于投向松花江大峡谷。长白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松花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于是在长白之西、南楼山之东，一个明净晶莹的松花湖向人们展示出迷人的风采。 时维农历五月，桃花山的杏花早已化作万点飞红随风飘去，可惜我们从战火中姗姗来迟，否则还能看到类似迎春花模样的常春花遍地金黄。枝叶粗壮不怕风寒的山丁香也在林木稀疏处夺得一方净土，紫色和白色的花穗散发出阵阵幽香，碰巧在山间小路旁，你也会见到野芍药大红大紫地在春风里摇曳，你不禁会问：“这是城市人家的花圃吗？”“不，这儿是我们的家。”向高处望去，椴木林展现出像山丁香一样的白色花穗，形成一片花的海洋，为千万蜜蜂王国的女王及其臣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蜜源。可当我们去的时候，一切都晚了，连那开遍山间的映山红也收起了花团锦簇的春衫，迎接着充满生机的夏日。背对松花湖向西望去，只能看到像泰山一样高大的南楼山，那无尽的绿色长卷铺展在你的面前。无论红松、白桦、落叶松还是山杨、紫杉和老椴树，它们的习性不同，各按其所需要的海拔、风力和光照选择自己繁育家族的地域，春天枝叶萌生，不同的树穿上各色夏装，有的针叶、有的阔叶，单从颜色而论，有的嫩绿、有的翠绿、有的墨绿，远远看去是一幅大自然无边无际的斑斓绿色长屏。有时山中悬崖突屼处，会出现一个山峦竞秀、傲视群山的峻峰，峰畔流水潺潺，其声叮咚，伴着林间啄木鸟的声响，像是为驱除山间寂静而奏上的一曲“长白山森林的故事”。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有一部东北农村题材的电视片上映，我的孩子们怀疑那山川秀美的景色不是东北，而是江南，我说那是东北，那是我当年到过的松花湖畔，那正是我熟悉的松花湖边美丽的大自然景象。
长白驻军 我们全营顺利地渡过松花湖，从东北方向的蛟河县注入松花江的支流因松花湖湖水的倒溢形成宽广的河面，便于行舟，于是又继续登船航行，傍晚我们的船队浩浩荡荡直达王家岗村宿营。这一带地处长白山麓，西临松花江，远离四平、长春战火烽烟处，虽有战争传闻，仍是一派和平景象，加之是沿江地带，山麓平缓，水源丰富，稻田连陌，盛产东北最优质的稻米，人民生活富裕，但在这里生活的农民大部是朝鲜族人，是亲日的朝鲜族人，有的是日本人组织起来的朝鲜开拓团成员。在这秀美山川中生活的朝鲜族妇女也显得标致俊俏。 第二天继续在阡陌纵横的朝鲜族居住区行军，我那匹乘马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故，当这匹大型的蒙古利亚种马走上一座土桥时，一条马腿突然踏空插进了桥面的小洞，陷在桥上，人拉马拽也拔不出马腿来。这一带地近长白山，乡间无石桥，所有桥梁用材都是以林木为主，小溪上的木桥更加简单，随便在村头河边找来一些树木搭建，而后在上面培土踏实即可。谁知我的马个大体重，一下就踏漏了，我们无法救出困境中的“战友”，只好赶快去请老百姓帮忙，但想不到的是请来的朝鲜人除几个老汉外几乎都是衣裙飘动的年轻美貌的女人，这是为什么？一位东北籍的战士说：“他们是二鬼子，是满洲国的一等国民。”原来在日寇占领东北之后，朝鲜人，特别是具有日本“开拓团”身份的朝鲜人，与日本人密切合作，几乎不分彼此，他们熟练地说着日本话，骂起人来也是一口一个“八格牙路”。在经济上他们享受满洲国一等国民的待遇，与日本人以及哈尔滨和其周围地区八万白俄人一同享受着吃大米的待遇。那时中国人吃了大米属于政治犯罪，日本人很有创造地称之为“国事犯”，国事者即国家大事，当然属于“政治犯”的范畴。中国农民在秋后收稻谷脱粒时偶尔也担惊受怕地留下少量稻谷，以便给生病的老人喝几口大米稀饭，但一旦被日本人发现，病人也照样要进“笆篱子”（监狱）。日本人等级森严，能享受吃大米待遇的二鬼子自然是权力与义务对等，于是他们的青壮年就成为日军主力关东军的成员，驻扎在北满前线。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红军参加对日作战，北满前线华西列夫斯基的远东红军在空降伞兵的配合下，全歼日军，数十万日本鬼子和“二鬼子”全部成了苏军的俘虏。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奉行扩张政策，他们是最善于侵占邻国领土而又最不善于生产粮食的民族，对稻米生产更是不敢想象，他们也知道稻米是用禾本科草类植物的“草种子”种成，这种草种子做成的白米饭是人类最可口的主食，听说朝鲜人是最会生产这种草种子的民族，于是大批战俘就被留在西伯利亚种水稻，以满足克林姆林宫官员的需要，直到八十年代这些在西伯利亚种水稻的朝鲜人的消息还时有所闻，近些年来才杳无音信，大概他们已安安静静地回归大自然了，这就是我们救战马时找不到朝鲜男人的原因。 六月三日、四日又连续两天行军，一直向东，目的地是苇塘。这时我们已与主力部队取得了联系，我们先去苇塘而后去威虎岭，是归还建制。我们一直沿着长白山东北角千余米高的牡丹岭北麓向东行进，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原始森林，时有沟壑低湿积水地，故生小咬，不知昆虫学分类中它的正式名称叫什么，它们有吸食人畜血液的超常本领，所以山区人民称之为“小咬”。每当它们袭来时如烟如雾，驱之不尽，人和马匹都深受其害，故两天的行军倒不如说是两天的战斗，而且是血腥的战斗。当小咬遮天蔽日地袭来时，人与马匹暴露的皮肤立刻落满一层吸血作业的小咬，弄得人马骚动，大家立刻穿起在前线缴获的风衣或雨衣，有人还把面部有毛巾包起来，在眼睛的部位开个洞，这时最令人同情的是那些战马，它们被咬得摇头摆尾，很想咆哮奔跳一番，但苦于驮着机枪和弹药，只能高频率地摇头摆尾，以保住头部、臀部皮肤的完整，一个上午下来，每匹马的腹部都处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状态，腹部血淋淋、红乎乎的毛已大部分脱落。我们向正在锄玉米地的农民请教，他们指着田边正在冒烟的火堆说：小咬最怕烟火熏，我们在上风处点燃几堆草，借着烟才能干活。我们从农民的经验中受到了启发，立刻点火冒烟在路边休息，拆被子，用被单为马匹做了防护服，腹部一条长被单、脖子和后部各一块披肩大小的布，用绳子系好，保证行军途中马不挨咬，战胜了小咬。当地农民告诉我们说，一头牲口在山崖上摔坏后如无人去救，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小咬就会把一头牲口吃完，留下一堆白骨。经过两天长白林区的行军经历，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六月五日我们继续东进，到达长白山区北部敦化县威虎岭宿营。敦化县地处长（长春）图（图门）铁路东段，长白山北麓牡丹岭高原台地中部，海拔近千米，几乎与牡丹岭高度相等，注入镜泊湖之水的牡丹江就发源于此。敦化在明清时代称建州卫，从明代开始，“卫”与“所”都是国家的陆海防要地，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建州卫女贞族的领袖，敦化城之西南有朝鲜古堡敖东城，现已荒废。约在五世纪初五胡乱华后，西晋政权南迁，在司马氏政权无暇北顾时，高句丽人乘机分裂立国所建，清代末年废为卫立县，第一任县太爷赵敦化以自己的名字立县。当时林海茫茫、荆榛丛丛，户仅数百，丁不满千，熊虎成群、蹒跚衙城。世上事物复杂纷纭，因此也总有巧合，六月十日我们全营乘火车进驻敦化县城后，我住在一个八十多岁的菜农甄老汉家中，有关敦化县的历史就是他讲给我听的，他说大清皇帝的吉林将军封赵敦化为县长，是他用轿子把赵敦化抬来的。当时他们一共不到二十人，四五名轿夫马夫，十几名士兵，还有师爷等人，足足走了一个月才来到敦化，老汉当时只有三十多岁。按甄姓老人讲的敦化建县经历推算，它的建县时间应在光绪三十年前后，至于说到五十年前熊虎成群逛县城，我们到达之后还古风犹存。我们营驻扎威虎岭车站的第二天，在村子西北对敌警戒的哨所附近忽然枪声大作，我与营长跑到那里才知道，哨兵忽然发现距离十几米处的大树树叉上坐着一只大个头的黑熊，他也来不及和班长商量就仓促向大黑熊开枪射击，大黑熊跌下树来跑进树林深处。有经验的村民笑话我们，多好的美味！死熊被你们打活了。这年十月下旬，我们纵队刚从敦化坐火车到榆树县和大岭，准备在冰封江面后三下江南作战，部队离开的四五天后，一只头牌大虎到了县城北关，一个朝鲜战士将其击毙。东北人称最大个头的虎为头牌虎。大白天老虎进城是很少发生的，甄老汉随即对我说：“老虎进了城，四方不太平”。当时美丽的头牌大虎皮挂在商店里标价只有二百元，竟无人问津。那时有钱的城里人怕共产，怕被人认为是富人，而战士和干部的每月津贴也只有东北币一至三元。这些仅半个多世纪前长白山森林的故事一定会令当代环保工作者心驰神往。 我们这个伤亡过半、与师团失掉联系二十天的步兵营到达敦化县威虎岭车站时，团政委张和政治部主任王都前来看望我们，一个班一个班地同战士们交谈，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这也算是对全营战士的慰问。这时历经了长期苦战之后，部队的任务自然是休息、整顿、补充兵员，进行操场及野外的军事训练，但直到六七月份部队还未能换装，天天穿着破旧的棉衣进行训练。日寇投降后我军接管的所有军需物资和弹药全部丢在松花江对岸大小城市中，听说总部正派人与苏联进行以粮食换夏衣的谈判，但远水解不了近渴，驻军长白山城，夜间虽很凉爽，但白天穿破旧棉衣训练终非大雅之举，正好这时我营在过小丰满大坝之前掉队的那两名连队政治指导员P和Z回来了，师的领导把他俩调到教导队学习，作为对他们离队单独行动错误的处理，要他们检查思想、认清形势和提高必胜信心等。这时我那位个性豪放、憨直的山东老乡Z竟演出了一幕滑稽剧，他穿起了皮大衣，长长的羊皮朝外，招摇过市，在沿街商店饭馆进进出出，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共产党军队连军衣都解决不了啦！”所到之处引来围观的人群。这件事影响极坏而又长久，文革时期我在三十八军当兵的儿子还听人讲到此事。我的这位山东老乡的表现是在战争失利困难情况下不满情绪的自然流露，并非别有用心。抗美援朝时，Z作为我的副手在一起工作，二次战役中他负重伤被送回东北治疗，伤愈后成了跛子，再也无法在部队工作了，于是他又诚心诚意地学雷锋，天不亮就背起农家粪筐去野外拾大粪送给生产队，这些事迹被登在《解放军报》学雷锋标兵的专页上，我们的山东老乡到底是名副其实的李逵而不是李鬼。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林彪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总结一年来工作和自卫战争的经验教训，通过了对形势的分析与今后工作任务的决议，提出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方针，从此东北战场摆脱了长期以来执行的错误的作战思想。“化四平为马德里”与一九四八年四月毛泽东提出的要粟裕率三个主力纵队过长江进行游击战，以分散蒋军兵力一样，都是错误的决策。粟裕采取的做法是亲到西柏坡痛切陈辞，指出决战中原是歼灭敌军主力的难得良机，自古夺取国家政权都是中原逐鹿而不江南水乡作战，毛被说服并同意了粟裕的建议，他经过此事进一步领悟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一兵家名言，于是提出成立由刘、邓、陈、粟、谭五人组成的前线工委，同意不必事事请示中央，可以先战后报，这对中原作战和淮海决胜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对“化四平为马德里”的作战方针，林彪采取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组织服从态度，导致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和全线溃退，敌军占领了松辽平原全部城市及交通要道，在中线长春北进的敌军越过松花江，攻占江北岸铁路重镇陶赖昭。在东线，从吉林市东进之敌则越过松花江和老爷岭，前锋抵达哈蛟（哈尔滨至蛟河）铁路枢纽新站。六月三日中央同意放弃哈尔滨，进行游击运动战，然而天赐转机，马歇尔的“东北调停”活动促成六月七日东北停战生效，我军像一头沙漠奔突的雄狮，回望远方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我营正是在这个时候进驻山城敦化的。 根据我的“战时大事随录”和对当时情况的回忆，六、七两个月，吉林省委和纵队领导是在全力贯彻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精神的，省委书记陈正人、省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和纵队领导万毅等人也在敦化召开的吉林省委扩大会议上做了一年的工作总结和形势分析报告、布置今后的任务，在传达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对我们支队一九四五年进军东北最大的一次作战——梅河口歼王连部之战评价为“首战梅河口，威震东边道”，另外的工作就是在东满地区开展斗敌伪恶霸、肃清土匪、动员群众参军等活动，派机关工作人员分赴附近地区观察地形、熟悉农家村落，为日后部队进入山区农村长期作战进行准备。我们也补充了新兵，其中有不少朝鲜族战士，一个步兵营又增加到五百多人。因忙于部队整顿和训练，我们直接带兵打仗的干部不能去熟悉地形，只在家里熟悉军用地图，山川河流村落，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较大的村庄地名当时记住了不少，牡丹岭一千多一点的海拔高度和敦化县城海拔九百多米的数据都是当时读地图时记住的。 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全军全党最重视的节日是七?七抗战纪念日，后来改为七·一建党纪念日，经半年紧张残酷的战争之后，纪念七?一更具有现实意义。怀念死者，仰慕英烈，认清形势，以利再战。这时纵队领导机关组织了纪念七?一，追悼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殉难烈士大会，在会场周围张挂了不少标语口号，还有一些挽联和悼词，那时没有军乐队奏哀乐，只有反复唱《国际歌》，那悲壮哀伤的旋律久久回荡，感人肺腑。当时我营的一个政治指导员反穿皮大衣逛大街的恶劣影响尚未消除，我们的团政委张异结合教育部队官兵的需要，给追悼大会送了这样一幅挽联： 吾辈革命，非为取利，或多或少，何足挂齿。 壮士赴敌，马革裹尸，早死晚死，死而何惧。 这幅挽联把当时老Z反穿皮大衣逛大街之事与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的爱国豪情作了艺术的对仗，颇为新颖，而我起草并和张振山营长共同署名的那幅挽联就显得平泛无奇，但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心态： 泰山麓，黄海滨，八年苦斗，烈士英名垂青史。 长白旁，黑水南，半载纵横，英雄事业画凌烟。 那次追悼会上还有不少单位送了挽联和短短的悼词，既像朗诵诗又像散文，名目繁多，在当时没有任何出版物的情况下，这多种多样的文字形式可称之为“悼念文学”，确实表现出苦战中战士的心声，抒发着军武豪情，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乐发和，诗言志”、“言为心声”。战士们忧愤的心情得到充分的发泄，从而心境得以净化平和，为下一轮的奋勇杀敌做好了精神准备。 在东北地区暂时停战的这段时间里，民主联军总部做的第二件大事是进行部队全面整顿，组编成新的战斗序列。一九四六年八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宣布成立，由山东滨海地区一师、二师和万毅七纵组成，分别为一、二、三师，司令员万毅、政委周赤萍，我们三师师长是彭景文、政委黄一平，一纵在辽沈战役后统一作战序列为三十八军，朝鲜战争二次战役中给美、英、土三国侵略军以歼灭性打击后，彭德怀在嘉奖电文中有“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的文字，故从那以后常被尊褒为“万岁军”。在民主联军一纵成立后，相继以苏北黄克诚三师组成二纵，以沂蒙×部组成三纵，以胶东吴克华部组成四纵，以苏北七旅及山东杨国夫部组成六纵。第五纵队缺编，是因为一九三六年内战时它是法西斯首领佛郎哥军事组织的名称，至此组成五个主力纵队后，还编成四个独立师，最后又组成以朱瑞为司令的炮兵部队和两个骑兵师，总兵力达十二万人，这时我部也从敦化开赴松花江地区的蚊河、五常、榆树等地区，准备冰封后渡江作战。 十二月份在大军即将出发之前，林彪总部的医学顾问罗森?特尔到纵队给营以上干部体检，有人说这位共产主义的国际友人是北美人，是同白求恩大夫一起来的，也有人说他是欧洲人，总之他是来支援抗日战争的。我因在四平前线常常吃不上饭，在饥饿与疲倦交困中又往往喝几口行军壶里的高粱酒，严重损害了健康，当时身体消瘦，胃部不适，特别是心脏跳动时的摩擦音大得连对面站着说话的人都能听得见，过去从来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罗森?特尔大夫检查说这是心脏的毛病，是肺结核引起的心包炎造成了心包粘连，应该休息一段时间，不宜于剧烈活动，这样就使我失去了即将参加的作战行动而被留在敦化，后来又迁到图门的留守处休息，其间还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服用了十次左右的中药，其效果当然是不明显的，但得到了休息，又安安静静地吃了几天饱饭，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二十多天后重返前线。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过分低估了我军的作战能力，他玩弄政治伎俩，在美国介入的军事调停、国共两党和谈等政治烟幕的掩护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完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军事战略布署，利用美军的军舰、运输机等现代化运输工具，把抗战期间在重庆大后方保留下来的精锐部队和在印度缅甸作战的远征军调到各战区集结。蒋介石对东北地区尤为重视，这是因为从一九一二年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后，对东北就从未取得过真正有效的控制权，好不容易在一九二八年末张学良拥护全国统一，停止军阀内战，东北三省算是回归了，但好景不长，只有两年多的时间，日寇就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全境，成立了日寇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机遇，蒋介石政府得到了接管全部东北的权力，这无疑是极其光彩的大事。但东北三省情况极其复杂，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忙于剿灭共产党而放弃东北，共产党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人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却一直在白山黑水间抗击日寇，而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山东和苏北的共产党军队又及时进入东北地区，占得先机，而且接收了不少日军的武器装备。更使蒋介石担忧的是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消灭关东军后，不仅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发战争财，同时按照国际协定的条款还占有旅顺、大连和中长、中东两大铁路的控制权，而且根据情报，这些苏军与东北“共军”还有些“勾勾搭搭”，这一切都促使蒋介石下决心把在缅甸抗日战场战功赫赫的全部远征军和其它精锐部队调到东北，这近五十万精锐之师与当时林彪不足二十万的土八路相比是占有绝对优势的。然而在战争中，战略方针的灵活运用是一门指挥艺术，它可以挽狂澜于即倒。两年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把这五十万大军战败，使他们衣冠楚楚的二百七十六名将军进了我们的战俘营。说到“打狗”和“捉鳖”似有些粗俗，文雅一些可称之为“扼喉战略”，查阅三千年的中华战史，在一个战略区域内扼住敌军的咽喉重镇，全歼敌军五十万的战例，应属首次。 一九四六年十月，在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签字后，已经完成全国范围内军事布署的国民党军队按计划向共产党军队发动全面进攻，我军所称的“自卫战争”正式开始。十月十二日蒋军攻占塞外要地张家口，当时人人都关心着时局，我们收听到的一则南京新闻广播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恶劣记忆。蒋政府中央台的女播音员操着应该在娱乐服务场所才会听到的软绵绵、拖着长音的语言播放国军攻克张家口、鲁南的峰县和南满的析木城的消息，那个女播音员识字不多，竟把“峰县”读成“择县”，并解释说是“选择之择去偏手，左面加个山字”，把“析木城”读成“折木城”。那时国民党政府官员都喜气洋洋地返还故地，招聘社会贤达和知识精英涉理政务，怎么会把不识几个字的烟花式的女子弄去做政府喉舌的播音员呢？可见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低能从抗战胜利后就开始了。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执行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集中十万以上的兵力对我南满辽东军区发动进攻，而我军在四平撤退和长春弃守之后，有的领导干部未能从被动防御作战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我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所统率的三纵、四纵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却在杜聿明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敌人占领了辽宁全部城市及交通要道，十月中旬虽有韩先楚所指挥的宽甸附近新开岭歼敌二十五师的胜利，但未能阻止敌军的全面攻势，我军继续撤退，进入当年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主要活动的地区长白林区四县：临江（今白山市）、蒙江（今靖宇县）、抚松、长白，而四县仅有四万户人家二十三万居民，临江县城最大，也只有二百八十户，且全区多为伐木工人，农业人口少，粮食长期依靠外地输入，我六七万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在十月下旬进入，几天后就发生粮食危机。那时我作为部队直接带兵的干部有阅读《情况通报》的机会，了解到四保临江的部队在二十天内从陷入困境到走出困境的细节。十月下旬部队进入长白林区四县后，发现粮食短缺，想到的第一措施是由北满经过朝鲜运粮，但这一计划只实施一两次后即告停止，因为牡丹江南面的老爷岭铁路坡度太大，每趟列车只能挂不足十个车皮，前后两个机车推拉才能通过，另外北朝鲜也长期缺粮，他们趁火打劫，收取百分之九十的“过境粮”，这样十车皮的粮食运到长白县附近就只剩一车皮，对六七万大军是杯水车薪，难解饥肠辘辘之苦。我记得我们内部文件对当时北朝鲜的“非国际主义”做法的解释是：朝鲜北方政治情况复杂，除劳动党外还有一百三十个大小党派，收粮食过境费都是那些小党派干的。运粮行不通，第二个措施是部队向北满转移，一条路线是经朝鲜至延吉以南地区，行程六百华里，因大军无粮和担心引起国际纠纷而不能执行。另一条路线是从蒙江经长白山北上敦化，由一纵南下接应，此处路程较近，不足四百华里，但全是原始森林，于是派出一个先遣团，带上伐木工人的大锯和斧子，从原始森林中开出一条北上敦化之路，但先遣团苦干一天，密林中只清出一华里的道路，真是长白山中行路难，难于上青天。想来想去，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时，早在四平保卫战开始前林彪就提出的“不以保卫城市而以消灭敌人为主，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的主张就再一次被迫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真正扭转南满战局的七道江会议召开了。 临江在全国解放之后改称浑江市，近些年为开发旅游业又改称白山市。临江在日本满洲国设县之前是一个居民点，被称为八道江，离此不远处的另一居民点是七道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上中旬，南满分局扩大会议就在这里召开。林彪在十万火急中派陈云和肖劲光主持召开七道江会议，宣布改组合并辽东和辽宁领导机关，组成陈、肖为首的新的南满地区领导，改变原军事指挥机构，而最重要的是在撤出南满还是坚持南满斗争问题上统一了思想，开始多数人主张撤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经过几天的讨论，大家认识到撤退的种种困难和我军的现有条件，逐步统一了认识，看到继续坚持南满斗争的有利条件，插向敌后作战总比穿越原始森林北撤容易实现，这就为继续坚持南满斗争奠定了基础。 七道江会议后的第三天，蒋军东北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亲自坐镇通化，以五个师的兵力对临江我军开始第一次大举进攻。人人都知道士气对部队的重要性，但士气并不一定由优势条件而产生，有时不利因素同样可激发出无坚不摧的高昂斗志，这就是兵家所说的“哀兵必败”和“陷之死地而后生”的涵义。经历八年抗战的齐鲁子弟兵六万大军在不明智的指挥下陷入了冰天雪地、难以生存的原始森林中，这不就是“陷之死地”吗？地冻天寒，身无御寒衣、食无果腹粮的士兵眼看战友的鲜血染红白雪、染红山冈，哀伤复哀伤在战士的心中积聚，如火山中滚滚熔岩，等待着喷发的一刻。 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个战区相互拉动有机配合的两方面，敌我双方动用可能投入的全部兵力，历时一百天，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最艰苦的战役。根据杜聿明南攻北守、集中兵力聚歼南满我军的计划，林彪总部的作战方针是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迫敌顾此失彼，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之中，通俗地说，林彪执行了“拉大锯”的战法。敌人虽使用当时现代化运输手段调兵谴将，来往奔驰于松辽平原之上，也没有逃脱大量被歼的命运。在四下江南我军进入反攻时，在中长路的范家屯火车站，我们亲眼看到美国制造的当时最高速度的亚细亚号机车，就是这种机车所牵引的铁甲列车，可以在一夜之间两次往返于南满北满之间，把一个装备齐全的主力师运到其攻击集结地。这个牵动东北全局的大战至四月三日结束，共歼敌五万余人，包括三个整师，至此东北战区攻守易势。不久之后的夏季作战是东北战区我军的反攻，而且很快又进入对敌进攻，其起点就是四平攻坚战。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是在东北地区严寒的冬季进行的，我军大量地歼灭了敌人，但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特别是从西伯利亚进入的“严寒将军”给缺少防寒知识和条件的我军造成了大量减员。东北地区因气候寒冷不适宜种植棉花，当地唯一可供织布的农作物是黑龙江地区出产的亚麻，但产量极少，棉花和棉布的供应历来都依赖于关内。但在日本发动战争后，棉花来源断绝，于是日本人开始推行“更生棉”和“更生布”，把用过多年的旧布片、布头用机器制成纤维状物，把好纤维纺成灰蓝色的毛线般粗细的粗棉线，而后织成像麻袋一样的布，称为“更生布”，其余较差的纤维就是“更生棉”。四平撤退、城市及铁路沿线全部弃守后，我军所接收的日本关东军的优质被服全部丢弃，立即影响了当年的夏季换装，到了七八月份才穿上夏服，而棉衣直到十一月份才陆续下发，但质量很差。棉衣的外层布是用东北的粮食从苏联换来的亚麻布，里子和棉花则是“更生布”和“更生棉”。战士们稍不小心，身上的棉衣就会裂开一个口子，那“更生棉”就从口子中冒出来，越来越严重，到一下江南作战开始时，棉衣已经完全不是棉衣了，不知该怎么称呼它，只好称之为“更生衣”。 从这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三月末是东北我军进行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作战的时间。在强攻敌军江南重镇其塔木和张麻子沟伏击战中，我纵队冻死冻伤士兵多达三千余人，而当时对冻伤的界定标准是很严格的，即以是否需要做外科手术为准，我曾在纵队图门后防医院见到动员伤员重返前线的情况，制定的标准显得很“残酷”：缺少脚趾和一只手臂者必须重返前线；即使只存左臂者，亦可作为前线的运输力量。这是多么残酷的场景！当时这些独臂、独腿甚至失去双足、双腿的还有几人存活至今？他们还能“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吗？大量冻死冻伤的事件引起了所有参战人员的注意，相应的措施是避免在雪地里埋伏待敌，避免发起攻击前近距离地阵地前集结，坐下休息的时间不准超过十分钟，原地休息时任何人的双脚都必须不停地动。在踏遍辽河千里雪的作战中，我亲身体会到这些防冻措施的重要意义。我部队二下江南撤回江北时发生了第二次大批冻伤。杜聿明命令丰满水电站放水，轰炸机在江面投弹破冰，松花江冰面上水深一米。我部五十五团徒涉过江，战士穿的“更生衣”立刻冻成冰甲，雪地里躺着大量冻僵的战士，雌性军马特别是怀驹马全部冻死。此次破江放水致使我军伤亡的总数无从知晓，我军所发表的战报都是宣传胜利的捷报，对于自己的失败和重大伤亡是避而不宣的，因为这样会影响士气、影响人民的情绪。当战争结束时，这些悲壮的往事就被遗忘了，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严寒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影响和改变了我军的作战指挥，我军尽量避免阵地据守和阵前长时间集结以及夜间埋伏待敌，多进行野战、运动战，迂回侧后或梯次冲锋，这些战术动作的变化使敌人与我军处在相同的条件下，按照相同的“游戏规则”进行战斗。与我军相比，敌军缺乏士气和勇气，在野外和不设防的村落里作战，敌军无法抵挡我军的冲击。三下江南作战，我军再次歼灭敌七十一军大部就是在长春以北的野外运动战中进行的，作为王牌的新一军也受到重创，成团成团地被歼。战后战士们回忆说：“野战运动战就像猎人抓兔子一样，谁跑得快谁就占便宜”。那天我们忽然看见雪地里有两辆吉普车跑来，我们大喊“停车，停车！”它不停，拼命跑，一梭子冲锋枪子弹射过去，它还是跑了，抓住个俘虏，问：“车上是谁？”俘虏说：“孙立人，是新一军军长。” 三下江南之战后，我经常回忆起它，每想到这段历史，总是联想到一八一二年和一九四一年莫斯科城下的两次世界规模的大战役。一八一二年，一只眼睛的俄罗斯大军统帅库图佐夫说：“是‘严寒将军’与我们一起战胜了拿破仑。”一九四一年，俄罗斯的报刊新闻又齐声宣称：“又是‘严寒将军’帮我们战胜了希特勒。”俄罗斯民族两次在战火中获得新生，确实是风雪严寒发挥了威力，挽救了危机，但几经思索，“严寒将军”对我们的三下江南之战帮了什么忙呢？严寒对我军的胜利毫无作为，相反它却帮助杜聿明大发淫威。蒋军有良好的防寒物资保证，有充足的粮食供应，而我军将士饥吃炒面，渴饮冰雪，身穿“更生衣”，在风雪严寒中拼力死战，大批战友在雪地里倒下，大量战士的肢体在手术的刀锯下被切割，然而我们却战胜了杜聿明，这简直是个谜。而且人所不知的是，西伯利亚乘风南下我国松辽平原的“严寒将军”与北极巴伦支海南下莫斯科原野的“严寒将军”大不相同。巴伦支海虽地处北纬七十度，但受到大西洋注入暖流的影响，气温并不像想象的那么低，位于该地的摩尔曼斯克港是俄罗斯的天然不冻良港，至今仍是俄罗斯最大舰队——北海舰队的母港。而从西伯利亚来到中国的“严寒将军”则不同，在黑龙江北面俄罗斯雅库特共和国的奥伊亚米康村虽地处北纬六十三度，但最低气温是摄氏零下八十七度，与南极洲最低温度仅有零点六度之差，由于该村地处巨大的北向山口的马蹄形区内，挡住了寒流冲向太平洋的通道，因此“严寒将军”就只好长时间地徘徊于黑龙江南北。三下江南时的最低气温是零下四十度，而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六十万大军覆灭时的最低气温不过摄氏零下二十八度。
进军中的见闻 一九四七年四月初，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作战基本结束，我军稍事休息、整顿补充后，即开始“四下江南”了，这已不是我军为粉碎杜聿明的进攻而采取“拉大锯”式的机动防御战，而是变防御为反攻。在冬季的各大战役中，大量歼灭了敌军主力，敌人处于对大中城市和重要交通线防御的境地中，因之在战史上“四下江南”被称为“夏季作战”，其实四五月间东北的春天刚刚开始，松花江的冰凌才漂去不久。 当时东北我军的总部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几个主力纵队分别布署在松花江北，沿江东起舒兰、乌拉街、五常、榆树，西至扶余一线地区。这时我从图门返回前线。师部驻在榆树附近的大岭，部队已相继出发过江。我军避开正面战场，在偏西的扶余县城附近架起了过江浮桥，部队过江后就开始沿中长路一线作战。我回师部几天后，就与机关及一部分后勤人员一起坐大车从扶余过江，整个行程约二百五十华里。大岭之西的榆树沟一带当时有近百里的疫情无人区，我们依靠马车很快通过。有关这段无人区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根源是日本的“七三一”细菌部队。一说是日军散布鼠疫菌种进行细菌战试验；一说是鼠疫菌种失控泄漏。当时上上下下都全力以赴地忙于战争，谁也没有时间去调查这件事。且不管是有意试验还是无意泄漏，近百里疫区有十几万人死亡是事实。解放后，在对哈尔滨地区日本“七三一”部队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之后也没有公布有关材料，可能是日寇的罪行太多，罄竹难书。 这个疫区地处吉林省西北部，居民以汉人为主，再向西去蒙古人越来越多。疫区内的传染病是鼠疫，现在我国称为“一号病”，这是因为“鼠疫”二字令人恐怖，一旦公布会影响我国外贸和旅游等对外活动。当年，被鼠疫菌感染后，病人的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开始人民群众还依据讲信修睦、守望相助的良好民俗，一家有丧事，邻居众人出面帮忙，但鼠疫开始流行后他们立刻发现凡参与处理丧事者无一不很快死去，他们的家人也无一幸免。所以老百姓中流传着“拉门不拉人”的说法，就是指邻居如被传染，不能去救，应紧闭自家门窗，不接触任何外人，才可能保住一家人的生命。在日寇的统治下，在对医学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大量善良的人民就这样无辜地死去。当我们坐着胶轮大车赶路时，偶尔也需找个人问问路，但家家门户紧闭，呼喊许久，杳无人声。当我们爬过农家矮墙，就会发现全家惨死的场景：一家老小七八口，有的较有顺序，有的则横七竖八地卧在炕上或倒在房间的角落里。无法知道他们死亡的时间，应该是在冬季，东北的冬季气温低，是一个天然的大冰库，冻僵的尸体慢慢地脱水干瘪，一家男女老少都变成了“木乃伊”，一处处农家的房子竟成了“太平间”。有的村民了解到这种病是经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染的，于是每个村子周围都挖有笔直的深沟，防止病鼠窜入。我们在疫区行军时，见到村村如此，也不知其防疫效果如何。 在继续向扶余行进的途中，蒙族农牧人家渐多，从地名上就可以看出郭尔罗斯、哈拉尔、哈刺茂都王府等都是蒙古语，从接触中我们知道了不少蒙族人的生活和流行病的情况，这些情况令人非常吃惊。原来在清王朝后期，特别是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德、法、日、意、英、美、俄、奥地利）占领北京后，不仅掠夺国宝、焚烧了圆明园，还带来了当时无药可医的梅毒，同治皇帝即患此洋病而死，蒋委员长有脱发和牙齿脱落的毛病，那是因为他在浪迹上海滩时染上梅毒所致。幸亏近代的上海有了治疗此病的药，但梅毒的初期有一个民间叫作“梅毒升天”的阶段，其结果就是脱发掉牙，看来蒋介石就经历过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治疗不及时，就要烂掉整个鼻子，在脸部中心形成一个黑窟窿，像一个活着的骷髅。抗战时在农村还可以见到这样的老年妇女，她们弄一块破旧围巾包着脸，不敢见人，十分痛苦地走完余生，这些人就是年轻时因种种原因从事色情业，患病后得不到治疗而留下了痕迹。三十年代有了治疗此病的特效药，这就是德国人经六百多次试验而制成的注射剂“六〇六”，但价格昂贵，一般人无法承担。记得一九四八年我们部队有一位女同志入伍，她的父亲是沈阳医大毕业的医生，因当时还没有规范的货币，就给她带了四支“六〇六”，以便急用钱时卖出使用。 我们到达扶余后，听说蒙古族受梅毒所害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在清政府移交政权后的中国，长城以北地区建有热河省（省会承德）、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绥远省（省会呼和浩特），这三个省的蒙古族人与汉人共同居住、和睦相处。蒙族人有二百万人左右，而外蒙地区的蒙古人则多达四百余万。作为我国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之一的蒙族，与内地的经济交往最为密切，正因为此，外国列强的梅毒病才迅速地传染到蒙族地区，出现了梅毒性不孕症，大量的死亡和不孕使这个草原民族人口骤减。在我军进入长春附近作战时，塞外三省的蒙人只剩下百万左右。而外蒙古由于一九二一年乔巴山成立“革命党”闹分裂，当时北洋政府各地军阀忙于打内战无力北顾，于是外蒙沦为苏联未公开宣布的第十六个“加盟国”，这种传染病不但未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泛滥成灾。人口从四百余万减少到九十万左右，据说近年来才恢复到一百三十万。而我国北方三省改制为内蒙古自治区后，立即在全区县、旗政府领导下成立了各级医疗组织——驱梅站，使用特效药青霉素，只经一年多的时间就使梅毒传染病在全国范围内完全绝迹，蒙族人口增长到三百余万。在医治此传染病的同时还取缔了妓院和鸦片馆等丑恶场所，这是全国解放后政府为人民做的几件大好事。
春季攻势和四平攻坚战 经过艰苦的冬季作战，一九四七年春天的东北战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敌军在冬季作战中占领了广大地区，也付出了巨大伤亡，占地多，包袱重，兵少而守备之地多，因之无力发动新的进攻，不得不采取战略防御的作战方针。而我军与之相反，我南北两大集团作战部队，不仅守住了前线要塞，而且站稳了脚跟，建立了解放区，南面作战部队还深入敌后占领了部分地区。在我解放区发动群众参军，又有部分俘虏补充后，部队有了很大发展，在数量上已形成我军四十六万与敌军四十八万之比，相差无几。而我军没有据守铁路要道和大中城市的包袱，处于随时可对敌发动攻击的军事态势。因之当时延安总部指示东北我军南满、北满两个拳头向敌人对打，歼灭孤立分散之敌，收复广大城乡，而后在敌纵深机动作战，相机夺取中等城市，最后达到“解决两路”（中长路和北宁路），孤立沈阳、长春、锦州、吉林的作战目标。实践证明，这些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五月初我纵队全部渡过第二松花江后，大军从郭尔罗斯地区沿中长铁路两侧对敌进行远距离奔袭。十一日敌军溃逃，我师攻克哈拉海；十四日我师攻油房，在油房之东激战；次日开始公怀沿线之战，亦称怀德战役，至十八日结束；二十一日攻克长路重镇范家屯。这时我师作战主要是在长春与四平间铁路沿线的公主岭与黑林子一带进行。二十八日我师进行了莲花街之战，随后一纵部队完成了对四平的包围，几天后开始攻城。 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季，我军在漫天飞雪中浴血苦战，聚集在内心的豪情壮志一直被压抑着，一旦时机到来，四十几万大军便像汹涌的狂涛，奔向东北原野，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向敌军营垒。仅二十几天时间，东北我军歼敌八万二千，攻克县以上城镇四十五座，收复铁路两千五百公里，扩大解放区面积十六万平方公里。东线我军收复梅河口，切断了敌军沈阳至吉林的通道；西线我军占领中长铁路、北宁铁路大部分路段，杜聿明麾下之国军精锐已无力对我军攻势作出有效反应，只好收紧麇集在沈阳、长春、吉林、锦州、大石桥几座孤城中。他们的城防司官们已开始十分担心部队的后勤保障了，几乎每天要问：“我们还有多少粮食？” 五月二十三日在二十家子我师直机关遭受敌机空袭造成重大伤亡。当天夜里行军中，由于缺乏实战经验，空袭中伤亡的指挥员又没有及时补充上来，师后勤部门的供应部和卫生部竟稀哩糊涂地跟在几百名败退的敌人队伍的后面走了二十多里路。当他们发现走错了行军路线，便停下来，找到当地农民作向导，重新寻路前进。可在漆黑的深夜，向导也有些迷失方向。当太阳从东方升起后，大家才发现，走了几乎整整一夜，只是在那七八里地面上转圈子。这真是个险象环生的夜晚，一会儿误敌为我，跟着行军，一会儿又原地转圈，白费工夫。于是师领导决定，分配我不再回五十五团而到师警卫营工作，他们营教导员裴达几天前刚刚在空袭中牺牲。领导把后勤机关这一伙人交给我们，即要负责他们的安全，也要负责组织好他们的夜晚行军。接着，我在五十五团三营的老伙伴张振山营长也调来一起工作了，此前的冬季作战中，他在我纵队的图门后防留守处当主任。真是巧合，我们又一次成为搭档。 东北我军经过一个月的作战，由对敌防御转为反攻。到五月下旬，我军弃置孤立的吉、长、沈等城市于不顾，集中于松辽平原中部的东北战略重镇四平周围，待机对敌发起攻击。从军事观点上看，这又是我军从完成对敌战略性反攻后的又一次转变，又一次跃进，即东北我军开始对敌发起战略进攻的尝试。七月延安总部宣布中原部队南下大别山，标志我军已全面进入对敌战略进攻。东北地区与中原我军对蒋政府军的战略进攻是同时（或稍早）开始的，就像一年之后三大战役敌我双方的大决战先从辽沈开始一样。就在对四平市合围形成之前，延安总部就已指示东北局要准备打阵地战。在当时夏季作战连连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的阵地战自然不同于一年前我军在四平被动防御式的阵地战，这次是对敌长期经营的现代化防御工事主动发起的阵地进攻。 五月末我军已完成了对四平市的包围，并已开始扫清外围的战斗。我营驻军在四平城外西南约十多里路的城子沟村，村里有上百户居民。四平周围属多丘岭性平原地带，土层深厚，经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有的地段形成沟壑，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像西北黄土高原那样的两岸笔直的深沟，最深处可达一二十米。平时无流水，岸壁有杂草和灌木丛，“城子沟”就是因此得名。天刚蒙蒙亮，一个放哨的战士气喘嘘嘘地跑来向我报告：“教导员，深沟里发现了敌人……”，我来不及等后续连队上来，随口喊：“通讯班，咱们先去看看！”于是我们顺着深沟的右沿抄小路向西猛追，跑了一里多路，就插到了逃敌的前面，于是步枪和汤姆冲锋枪齐发，给逃敌一个拦阻射击，并齐声大喊“缴枪……缴枪！”。逃敌顿时在沟底乱作一团，没等连队战士到，我们就一五一十地把武器收缴完毕。对这伙敌兵，我们判断他们不是战斗连队的成员，因为不是每人有枪，而且步枪少，冲锋枪与卡宾枪多，总共四十几人，也只二十多件武器，我们真是毫不费力地发了小小的“战争财”。若是在对敌军设防阵地的攻击中，缴几枝枪、毙俘几十名敌人，是要付出不小的伤亡代价的。小规模阵地战中的攻防对打中，从来碰不上这样便宜的好事。在这次收缴军用物资发的“战争财”中，发现了一个崭新的美式望远镜，立刻挂在了我的警卫员的肩头。几十名俘虏兵被押回营部，把收缴的卡宾枪、汤姆式冲锋枪等先分配给营部通讯、警卫人员使用，也分发给连队。因一年多的战争中多有所缴获，汤姆式冲锋枪除在连队战士中还有人喜欢外，一般人嫌重，都不愿意要。卡宾枪还是热门货，机关警通人员、连队班长排长都喜欢使用这种武器。它既轻便又有一定的射程，还能连发，打起来“嘟……嘟……嘟……”像一挺小型机关枪，方便又实用，同时令人感到很神气、很威风。我们把俘虏清点登记后就立即押运到师部。因为师司令部作战和侦察部门都需要通过审讯战俘了解敌情，但在审讯中审出了那副新式望远镜。据说这望远镜的原主是敌一师级干部，它被开小差的勤务兵带了出来。很快，师部的骑兵通讯员来了，说政委黄一平要我把望远镜上交，并由骑兵通讯员带回。我说：“要上交？可以可以。”但我很快与我的老伙伴张振山营长商量了一下，我提出把老张原有的一个旧的日本望远镜冒名顶替送给师首长，并说：“以后咱们两个人共同使用这个新的。”我们就这样打发走了通讯员。但这副崭新的优质美式望远镜一直挂在我那警卫员的肩膀上，直到我的这位老战友调动离开，他也没讲什么。一九五〇年我军进军云南解昆明之围回来，此望远镜还是归我所有，而且在全师这么多的师团干部所使用的望远镜中，还没有一副能超过我这副的水平。就按其包装说就很不一般，咖啡色的主体，牛皮外壳由里外两层组合制成，里面一层牛皮鞣制得像档案袋纸一样薄，并用机器碾压出像芝麻点一样的花纹，在镜盒盖子的内侧，还有机器碾压上的几行英文，当时没人认识这些英文字，只听说U.S.A是代表美国。后来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们军又入朝参战，美式望远镜不利于我军不想暴露志愿军真实身份的做法，于是它被留在了后方留守处我的行李箱里，后来竟丢失了。现在想来，当时假如我带上这件战利品，与骑兵通讯员同去师部，把这美式镜子交给师政委，顺便提出把营里原有的那副旧的给我使用，这种两全其美的交换是完全可行的。后来偶尔念及此事，我也常常感到愧对我的老战友、老营长张振山同志。他年长我七八岁，为人厚道，个性纯朴，有长者风范，我们平时工作配合默契，性格也很合得来。在那戎马倥偬、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我们相处时间之长是少有的，在四平保卫战的战壕里、在抢渡松江的木船上、在长白山深处、在行军途中，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地克服了无数困难，度过了艰险，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而想起当年我导演的这出“小骗局”，叫人多不好意思。老营长是河北人，平津战役后他就被调到地方政府工作了。我三十八军继续过长江、进云南，歼李弥兵团，从那以后我多次打听过他，都是音信杳然。老战友情深意厚，实难忘怀。老伙伴呀，你现在何方？你还好吗？ “血流成渠”、“血流盈沟”、甚至“血流成河”，这是战争历史题裁的文学作品中表现残酷战争场面的用语，人们平时读历史故事或听讲这些故事时谁也不会去注意它、细想它。实际上，那实实在在的“血流成渠”的战争惨烈景象确实能久久地震撼人们的灵魂。凡参加过一九四七年六月四平攻坚战的人们都看见过，都亲身经历过，只是为了保证人们对战争的热情，当时不可能作任何见诸文字的记述而已。待那些亲身参与者、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或先或后地回归我们的星球本体之后，也许有人怀疑：“能发生这样的事吗？”另一个声音说：“不会，不会，这只是文学的夸张而已。 事实是：四平真的曾经血流成渠。一九四七年六月之初，我们纵队即完成了对四平的包围，六月四日我军又攻克四平附近唯一不利于我军攻城作战的大据点开原城。这时，我军主力全部聚集四平城下，按林、罗六月三日的部署，开始对四平守敌发动全线进攻的准备。即从六月初至攻城的十三天时间，主要作战任务是肃清四平外围的敌军，同时，攻城部队进入预定位置。我军四平攻城部队由一纵、六纵和西满三个独立师的邓华部队组成，约十万人，但不是一次性地投入战场，而是采用后来颇受争议的所谓“添油战术”的办法先后投入战场。开始攻城及进攻陈明仁核心工事的作战，只有一纵参战，一周后六纵十七师投入战斗，三天后即二十一日六纵另两个师参战。二十四日沈阳杜聿明集中十个师北援四平，至三十日敌军靠近四平附近时，我攻城部队撤出四平，前后共一个月。具体说从十四日攻城开始历时十七天，而从完成对四平全面包围到肃清外围的战斗共十三天，所以是整整一个月。但几十年后我有关部门在公布或使用四平攻坚战的有关资料时多不准确。无论从时间计算、敌我双方参战部队数量特别是伤亡数字，都被大大地缩小了。原因很简单，即我军在沈阳十个师的援敌驰援后撤出了四平，最终没有完成攻克这一东北交通枢纽、战略重镇的任务。 怀德战役（在公主岭附近的黑林子、陶家屯一带）五月十八日结束。在蒋七十一军八十八师被歼和九十一师大部被歼的有利形势下，如乘其残部败退四平之机，尾随其后，一举攻克四平是完全可能的。当时没能这样做，因为对战争形势发展得如此顺利没有思想准备。当时预定的作战计划是完成对中长路两侧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的占领和控制，进攻四平的设想是后来才形成的。同时，另一种担心可能也存在，这就是四平周围的辽源、郑家屯、开原、甚至长春守敌说不定会倾巢奔突、辐辏合兵出援四平，那将是一场难以预料的大混战。以用兵稳健而著称的林彪是不会冒此危险的。于是陈明仁残兵回到了四平，争取到了一个月的宝贵时间。 杜聿明于一年前攻占四平后，同样认识到四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四平乃扼东北全局的交通要冲，战略重镇，因之在夺取四平之后，即全力经营。敌军用钢筋水泥构筑核心工事，分布市内的五个守备区的每一处防御工事都挖有暗壕与其外围支点工事相连通，这样每个守备区工事就成为各据一方的地下城堡。而七十一军又是一个擅长于城市巷战和城战坚守的部队。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该军的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谢晋元团长因此被誉为民族英雄，他们军一直念念不忘地以“八百壮士”教育全军。七十一军是一纵的老对手，野战并不是它的强项，在此前一年多的交锋中，其以师为单位的全部被歼或大部被歼的战斗就有数次之多，但这个部队的再生能力很强，被歼之后，剩下些零零杂杂的人员仍旧保住了番号，又很快地合并它部，补充新兵，恢复了战斗力。这次从公怀沿线作战的残兵败将逃回之后，立即把暂编三师和一部分地方团队等可用的人力资源合编进来，于是这大名鼎鼎的七十一军又能够以堂堂军阵雄据战场了。四平戮兵中我军被迫撤出战地，其主要教训有二，就是兵骄和轻敌，这二者又相互联系，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此前的连续胜利，我军从上到下都有松弛和自满情绪，都急于洗雪一九四六年四平撤退的仇恨，对攻城没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认为可以一蹴而就，三到四天即可结束。因之对攻城部队和巷战部队任务的区分、准备、甚至集结到位，粮食弹药的供应、伤员的抢救和后撤、后勤供应线的组织建立等都未完全落实，就开始了攻城。当部队突破城防工事进入市区，对付现代化防御工事正是要形成拳头大打出手，致敌死命的时候，才发现我军后续部队不足，敌我数量对比上我军并未占绝对优势，这时六纵才以“添油战术”的形式，分批进入巷战。兵骄与轻敌本是同一件事，但四平攻坚战役中轻敌危害至大至深，应是另当别论的大问题。首先对正规守城敌军力量估算太少，只有守敌二万的数字概念，后来才知道这几乎只算了一半。这是因为敌军利用难得的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整编合整、调整组织、熟悉阵地、查看地形等战前演练。当时还忽略了另一股敌人，这就是敌人在占领东北中心地带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残存在已被我军攻克的近五十座城市中的旧政府机关人员、警察特务以及他们的军队建立在各地的兵站医院等为其服务的各色人员，他们麇集到四平、长春等城市。还有，在我政府控制区为发动群众而进行的农民翻身和反恶霸运动中，因我地方工作人员的“左”倾错误，使农村较富裕阶层的农户也因人亡家破而自动逃入四平，此类力量被称之为“还乡团”。他们不是蒋政府的正规军，但战斗力却超过其正规军，后来发生了一件很典型的事例。一个叫王凤岗的“还乡团”营长率“还乡团”几次消灭了我地方县区政府，被蒋介石派飞机接到台湾，升官授勋成了反共英雄，他的照片上了一杂志的封面，只可惜他胡子拉碴，形象凶煞，倒像是《水浒传》中那个冒充李逵的李鬼。还有一股反动势力与四平战场“血流成渠”关系重大，这就是辽西及与之比邻的内蒙逃入的那两千多名骑蒙古马的散装骑兵。这几股势力汇集四平，有的由陈明仁收编合并充实正规作战部队，有的就按原编制统一在四平守军指挥下遂行战斗任务。他们都具有拥蒋反共的使命感和自觉性，就算没有陈明仁军官的指挥和督战，他们照样能拼命地战斗。在攻夺核心工事、五大守备工事和争夺大中街与小巷以及居民院落的逐屋争夺中，他们都是与我军拼杀的重要力量。这一部分人的总数到底有多少呢？一万？两万？或许更多一些。 在我军突破四平城防和攻打市区永久性工事仅仅三四天以后，我们驻地距市中心将近二十里的城子沟就开始闻到残酷战争的气味了。夏日风热雨急，浓重的尸臭味随着不同的风向时断时续地飘过来。这难闻的气味越来越重，漫布在市区和城郊，笼罩着附近的大小村庄。战士们都像开始怀孕的妇女，呜哇呜哇地呕吐不止。我们很快从民间殡葬的经验中学到了用白酒浸泡口罩的办法，于是分发白酒。大家用白酒浸泡口罩，再缠上毛巾。市内白酒不足，运送伤员的担架队加入了向市内抬酒坛子的行列。这办法只用了几天就放弃了，长久的浓浓的酒精味使呼吸很不舒服，迷迷糊糊，昏昏然然。吐就吐吧，反正多日粮食供应不上，肚子里也没什么东西。后来人人都得到相同的经验：不去想它。只去想：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大家照常送炸药、炸地堡，一个院落一个房间地挖墙穿洞，战斗不止。 四平攻坚战那惨烈场面，如果没有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也是我军无法向世人宣示的。刚开始时还能把尸体运下，在市外空地掩埋，以后伤亡骤增，担架队连运送伤员都来不及，哪有力量运送烈士遗体，就只落得原地不动，死者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垒满街头巷角。天气炎热，又加多雨，成群的大个儿绿头苍蝇和有胎生本领的大个麻蝇嗡嗡作响，一两个小时后，那些蛆虫就开始在尸体上翻滚，一两天后尸体发酵膨胀，尸体腹部鼓得很高，大个的蛆虫和生有细长尾巴的蛆虫很快又穿透膨胀的软组织，于是出现一堆堆尸体遗骸，下面流着血水，上面翻滚着白色的由蛆虫形成的小浪花。更有甚者，我还几次看见前一天刚刚死去的人，尸体虽已开始膨胀，但五官还清晰可辨。只见他们脸部胀得圆胖，两眼圆睁，眼珠还不停地转动，好像对人怒目而视。细看才知是眼眶内众多的长尾大蛆在蠕动而转动了眼球。这样大量的尸体停在院内、停在街头巷尾，血水在流，血水和着雨水在流。这血流的更重要的源头，就是那数千匹蒙古马。陈明仁命令，每撤守一个院落，马匹要全部杀死。于是一阵冲锋枪响就出现一大堆战马的尸体，这些马尸又成为更大污血的源头，与雨水混合一起，流向路边、流向低处、形成小渠、形成水沟……。最后几天，市内蛆虫阶段之后，空中是黑压压成群成片的苍蝇，地上到处可见与军衣残片搅和在一起的人头骨骷髅，鸟笼状的是人的肋骨骨架，而马匹的肋骨架则像江南地区上市卖猪崽的竹笼。我军撤退之后也不知陈明仁是如何灭蝇防疫防病的，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战场景观，这就是战争场面中的“血流成渠”、“血流成沟”和被夸大形容的“血流成河”。 在这“血流成渠”的第二次四平之战中，双方军队的无情拼杀到底使多少军人牺牲，有多少平民死亡，其数目是无法弄清的。七月一日林彪、罗荣桓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军俘毙伤敌三万余人，我伤亡一万余人”。而当时蒋介石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则每天喋喋不休，像股市行情一样变幻的数字天天暴涨，宣称“四平街国军大捷，消灭共军两万……”后来竟涨到了六万、七万、一直到十万的数字，真是一笔糊涂帐。后来攻克国民党各大城市后，在当地旧报纸上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统计数字。敌人的新闻是胡说八道吗？我们上报延安的数字是准确无误的吗？都不是。我方呈报延安的电报的六月二十六日到我军撤出四平还有五天的时间，这最后紧张战斗的五天还会有大量伤亡。再从敌军方面看，蒋介石在抗战中把自己军队的大撤退都称为“战略转进”，现在内战中好不容易碰上一次所谓空前的大胜利，自然更不会去公布自己的伤亡了。实际上，林、罗上报延安的敌军伤亡总数还是比较可信的，但是它没有包括集中在四平的非正规地方杂牌军在内。这些杂牌军反动得很，他们为效忠蒋家王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至于国民党公布那“十万”的高额数字应是敌我双方伤亡数字的总和，外加两万左右伤亡的平民百姓。这几个伤亡数字的总和才形成“血流成渠”。在过去多年的战争经历中，一个形成已久的习惯是公布战绩战报和发布新闻时，都是不讲本身而只讲敌方伤亡的。这是为了振作自己部队的士气和消灭敌人的威风，树立人民必胜的信念，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后来在战争结束后若干年甚至几十年后，在解密历史资料或撰写回忆录时再隐瞒篡改真相就是不应该的了。一纵和七纵都是后来三十八军的原番号，他们组织参加了四次四平战役，当中这两次都伤亡重大，丧失了战斗力。在战争中，丧失战斗力的概念是直接作战人员三分之二以上的伤亡。按当时一纵的建制，一个步兵团有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战防炮和迫击炮），全团十五个连以上的编制二千五百名战斗人员（机关在外）。那么失掉战斗力的概念是什么呢？我记得四平攻坚战撤出之后，我原在的五十五团连队战士的总人数只有千人左右，而该团一位尚健在的红军干部在八十年代给中学生做革命回忆报告时说“我团伤亡三百人，失去战斗力。”这不是明明的报喜不报忧的假话吗？多年来我知道，按要求撰写回忆录都要写那些不够真实的事例；要加上一些美化某人或歌颂阶级斗争合理的事例；甚至还要篡改历史。所以我从不看它们，更不参与写。并且我下决心，将来若有机会或有兴趣需要写一点什么时，我一定要写出真实，写出往事的本来面目。 八十年代有人在撰写东北战争有关文章中写道：在辽沈战役前成百上千次厮杀中，都没有四平的两次较量更能决定国共两党的命运。蒋介石本人自然也念念不忘四平之战的胜利结局对他的安慰和鼓舞，直到淮海战役中杜聿明从徐州撤出，陷于我军重围，即将被全部歼灭时，蒋介石独自哀叹地说：四平国军大捷是出乎预料的胜利，徐州撤出的溃退是出乎预料的失败。在陈明仁坚守四平为国民党政府赢得了一点喘息时间后，蒋介石确实刮目相看他这位昔日不听使唤、傲气十足的黄埔一期学生了，于是陈明仁被升任为第一兵团司令官，又把一颗青天白日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前。像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家政权新旧交接一样，时间本来是缘于物体的运动而产生的，但在其时，时间的持续似乎特别短促。一九四九年四月之后我二百万大军渡过长江，这时驻军长沙的兵团司令陈明仁在湖南省长程潜与我方共同商定的长沙和平起义的机遇中颇为踌躇，决心难下，自称四平之战造成共军损失太大，难辞其咎，后来得到毛泽东既往不咎，站过来就好的保证，才于八月初在长沙宣布起义。不久他出席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陈明仁成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后来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兼五十五军军长，上将军衔，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在一次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同政协委员游天坛时邀陈明仁合影留念，并说多洗几张，送给陈的黄埔同学。以后陈明仁在广州军区任职的这一段颇为凑巧，广州军区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除叶剑英外，都曾是原东北一纵即四野三十八军的干部，与陈明仁的七十一军是多年兵戎相见的老对手，更是在两次四平大战中拼红了眼的老对手。当时另一副司令梁兴初是原三十八军军长，政治部主任后又任政委的梁必业是原三十八军政委，第二政委刘兴元是原三十八军一一二师政委，就是陈明仁兼职的五十五军政委王振乾也是原三十八军政治部主任。昔日叱咤战场，今日济济庙堂，亦可称之为军中佳话。 我们的军长万毅是四平攻坚战的前线总指挥，全国解放后的资料中与万毅有关的部分常有不确和遗漏，故在此加写一段，以作补充。六月三十日我们从苦战一个月之久的四平市区撤出战斗，驻军西安市（现吉林省辽源市）进行休整训练补充兵源。当时农村已进行土地改革，发动农民参军，并有俘虏兵的来源，部队编制和战斗序列又很快得到恢复。西安市区并不大，市北几公里外是煤矿区，据说有几万煤矿工人。市内一条南北大街土马路，南端又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街，两条马路组成一个丁字型，纵队与师的机关单位都住在这里。从我营驻地向东三五百米处有一数十米高馒头状的小山，按现代城建的观点是应该修筑亭台，广植花树，再觅一位古代文人雅士到此一游的故事，成为休闲旅游景点的。但那时烽火遍野，炮声不断，地方当局根本无暇顾及。馒头状的小山仍像七八岁男孩子的秃脑袋，每天迎着朝阳，屹立于市井闾阎之间。就是这个秃脑袋小山，东北司令长官杜聿明却在他的军事行动计划中安排了用场。八月初，蒋空军双机编队，飞临馒头山的上空，不分三七二十一，向几处院落投了大量的炸弹。原来四平攻坚战结束后，作为四平前线总指挥的一纵司令员万毅在部队到达后就住在小馒头山西侧的一个院子里。而一九三二年张学良东北军奉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退到关内后，万毅的前夫人无法忍受长期颠沛流离之苦，就在北京一所学校留下来当了教师。她对万毅的下落不用鸿雁传书也能知之甚详，因为蒋介石的宣传工具每天都有关于万毅的报道，当那几天蒋介石报刊和广播新闻连续鼓噪“共军万毅，进攻四平，伤亡惨重。”时，她万分焦急，终于通过秘密渠道来到丈夫的身边。这可惹火了蒋介石，也是特务情报人员的卖劲，仅十几天后，就来了飞机，投下炸弹，不过万毅夫妇安然无恙。所以要写此几句，是为了纠正这些年来所公布的有关军队历史资料的缺漏和错误，因为有的资料中把两次最重要四平战役中一纵队司令员兼前线总指挥万毅写成为后一任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写这一段文字权作更正而已。 另外，蒋介石各大报纸和新闻广播经常大骂“共军万毅”的原因，是万毅的一纵队是当时东北我军的主力部队之一，这支部队是敌军的主要对手，四次四平之战，一纵队都参与作战，特别是二、三两次四平之战都是空前规模的阵地攻防大战，对战争全局有重大影响。第二个重要原因，万毅又是蒋介石怀恨已久的政治对手，他念念不忘“西安事变”和一九四〇年发生在山东的“九?二二锄奸运动”。西安事变前，作为东北军一〇九团团长的万毅是东北军有名的少壮派军人，参加了张学良组织的抗日同志会，事变发生后又被张学良亲自召见，布置渭南防务，而万毅所在部队的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却不同意张学良的政治主张，他于事变前一天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向蒋通风报信说“少帅受坏人的包围”。待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一月下旬缪澂流致电卫立煌表示反对“杨赤”（即杨虎城与红军），并下令“万毅言论激烈，在此撤兵之际，恐生意外，着于撤职，收监候审。”直到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万毅仍身陷囹圄，随军东下，转囚于河南商水县监狱之中。待万毅狱中上书请缨杀敌，缪澂流的“言论激烈，鼓动抗日”，收监万毅的“原罪”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只好放出万毅，以后任六七二团团长。
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在西安事变时就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一九四〇年蒋介石又任命其为热河省主席，这在当时虽属一张没有实际权利的空头支票，但也是级别较高的政治诱饵，蒋不断要求缪澂流全力消灭莒日公路以南地区的共军。在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大会上，缪澄流大着胆子按照蒋介石的调子诋毁张学良说：“……什么西安事变，八项主张？中国的事情全部坏在他的手里。要是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早被消灭了。”缪澂流这样一个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败类很快地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是必然的。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三日，缪澂流派遣鲁南游击战区总指挥部上校课长于文清和六六五团团长董汉卿为代表与日军徐州兴亚建国军苏鲁战区总司令李亚藩进行共同反共谈判，缪澂流对于文清交代说：谈判的目的是与日方达成局部妥协，以便腾出手来打八路，这件事已与中央政府派来的政治部主任宋迪玺商定。于文清立即与董汉卿到达徐州东北的桃林镇与日本鹫津师团顾问新君幸雄、代表辛修三和司令李亚藩会见，因协定的条款早已在双方之前的多次密谈中拟定，于文清、董汉卿此行只是履行最后的签字手续。《共同防共协定》的主要条款一是互不侵犯。今后双方表面敌对，实际携手合作，日方不再在我区增设据点，双方现驻地也不撤兵，双方上峰命令之行动前要相互通告；二是共同防共。共产党是双方的共同敌人，在各自防区内自行剿灭。双方保持行动自由，互不指挥，其他在驻军地区建立联络站、通讯战地信号联系方法等都作了规定。作为军人，于文清是以服从为天职前去谈判的。归来后，他的心情十分痛苦，向老友万毅表达了离开当地到后防找工作，否则就回东北当义勇军的意愿。万毅当即与师长常恩多密议，于九月二十二日在临沭县的东盘镇趁缪澂流观看演出的机会逮捕了缪，这就是“九?二二锄奸运动”。后因看管疏漏，缪买通警卫越狱逃跑，立刻使苏鲁战区形势复杂化，万毅将军再度身陷囹圄。 一九四〇年十月上旬，蒋介石获悉“九?二二锄奸运动”情报后，再次陷入“西安事变”的梦魇之中。他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这是西安事变兵谏的重演，而且主要当事人之一的万毅正是当年发动西安事变时的骨干分子。蒋介石立刻发电进行责难：“虽云忠党爱国，亦难逃犯上误国之咎，细加沉思，当恍然昨日之非。”随后即进行阴谋策划，待一九四一年一月初发动皖南事变，随即命令一一一师消灭山东滨海地区八路军，并趁常恩多师长卧病，参谋长陶景奎代职之机，在会议上逮捕万毅。此时蒋介石发来电报“万毅通敌叛国，着就地秘密处决。”因处决令未得到立即执行，七月蒋介石再次来电“万毅通敌叛国，确有实据，着即秘密枪决，否则以违令治罪。”蒋介石两次电报所称的敌人是指共产党八路军，并派来了苏鲁战区中将、政治部主任周复监督执行。此时于学忠不敢公开抗拒，但想拖延时日，他忽然想出一条妙计，就公开说：“秘密处决不是光明正大之明政典刑，如真有罪也应公开审判。”国特政的周复无法回绝，只好组织法庭公开审判。万毅利用这一机会大讲几年转战苏鲁战绩，大谈缪澂流在桃林与日伪谈判的投敌叛国罪行。主审李文元被驳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只好拍案大叫：“这是上面定的。”这一下把蒋介石推上了审判台。但万毅意识到敌人恼羞成怒、无计可施也正是其下毒手的时机，于是积极准备，在八月二日夜越狱成功，进入滨海解放区。随后病重的师长常恩多与战区秘书处主任郭维城发动了“八?三起义”，提出与共产党携手抗日，挺进东北，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在部队混乱中，国民党特务谣言惑众，煽动逃跑，他们放冷枪击毙进步军官，士兵大批逃散，结果一个由北方汉子组成的人枪一万的正规师，只保住近三分之一的力量进入解放区，保持原部队番号约一年时间以后成为滨海军区滨海支队，进军东北后几经苦战，组成三十八军近一半的兵力。另一半是原中央红军发展起来的一一五师和滨海军区原二支队与九支队合编成的二旅。万毅这次因抗战除歼之罪下狱前后共十八个月。“八?三起义”十几天后我曾有机会到甲子山西麓的张家石旺村，瞻仰关押万毅的监狱囚室。当时室内空无一物，唯见白色墙壁上万毅所书信国公文天祥《正气歌》诗句尚存：“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在甲子山区常恩多部队举行起义后的三两天，战士们就唱出一首新歌，反映出人人期盼团结抗敌的心声。时经近六十年，只记得开头的第一段是： 双十二，在西安， 九月二二在东盘， 一个是为了团结抗战， 一个是消灭投敌大汉奸。 两个日子都伟大， 团结抗战更是八三。 八月三，八月三， 八月三在甲子山…… 四平攻坚战后我军驻军辽宁省西安市。敌机轰炸万毅住所后不久，大约是九月份，一九四五年留苏回国的李天佑被任命为一纵队司令员，万毅改任一纵队政治委员。万毅是七届中央委员，任政治委员也是恰当的。当时我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听分析形势的政治报告时，记得万毅讲过的几句话“美帝国主义站在蒋介石一边，假惺惺地表示公正，搞什么国共和谈，联合政府，停战协定，三人小组，军事调处，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垂死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不久即将到来。那时，美帝国主义只好背着它的实用主义的包袱来面对中国的现实了。”时至今日仍犹言在耳，这些话不正言之有物地预计了蒋介石政权全面崩溃后的现实吗？大概是一九四八年春季，万毅到南满组建一个新的纵队，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万毅任司令员。全国胜利后，万毅在一九五九年任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职务时，作为彭德怀访问华沙条约诸国的军事顾问，随彭总出访，回国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万言书上书毛泽东，反对祸国殃民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毛泽东一怒之下，定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万毅在总参工作，又是出访华约时的顾问，也被牵连成为反党集团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大时代的弄潮儿，都被关入“牛棚”，受尽牢狱之苦，直到毛泽东去世两年后，彭、黄反党集团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前后二十年，万毅才正式结束监狱生活，平反后分配的工作职务是总后勤部顾问，只是给了个名分而已。八十年代后期我曾去看望万毅老人，八十多岁高龄的他，也还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谈及战时往事仍历历如昨，只是双目已失明。老人的失明与一次对日作战有关。一九四四年春天，在青岛南面沿海崇乐山战斗中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子弹正从两腮贯穿，与眼部靠近，损伤了视力，到了老年便失明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