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鸣大放大字报”是大民主吗？

            ——就“两个文革”与杨恒均先生商榷（一）

    日前，杨恒均先生一篇09年的压轴博文，把互联网和文革相提并论，引起轩然大波，钱文军先生和亦工农先生已著文发表异议。

我想，依杨先生的认识水平，断不会把文革和互联网扯到一起吧？读罢大作，方知问题出在“两个文革”上。

扬先生说，，“我倾向于文革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大革文化的命’的文革，另外一个是青年人利用相对开放的有限空间，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的文革。”

而杨先生之所以认为有两个文革，立论的论据主要有两个：

其一，“当我把文革和互联网相提并论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从活跃在这两个舞台的青年人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借助各自时代的平台的自由言论和行动。”“青年人主导思想和言论，成为十年文革和十年互联网最大的共同之处”。

其二，杨先生说，”文革十年是建国六十年甚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大鸣大放大民主时期。“

现在我想就这两个问题和杨先生商榷。

一 文革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大民主吗？

何谓大民主？在我有限的视野中，最先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毛泽东。其他工具书和学术文献中的解释都是在此基础上的生发和拓展。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些东东，并不专属于资产阶级，它是全人类绝大多数人所信奉所推行的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毛氏在这段话中以否定的口气说到的“大民主”，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民主”。通观杨恒均先生的这篇文章，他提及的大民主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是大民主吗?

1966年11月，正值文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中，笔者大串联来到武汉，在湖北医学院门前看到一场大辩论。那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人头攒动，人们一小圈一小圈的围在一起，激烈的争论着，我挤进较大的一圈，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带着红袖章，大声阐述着自己的看法，不时和周围的人辩论。稍稍停息时，旁边一个男生很节制很温和的讲了几句话，她女生听见了，转过身来。杏眼圆睁，用手指着那男生的鼻子，厉声呵斥道：“你是个黑五类！你是个黑崽子！不许你乱说乱动！”那男生也就脸涨得通红，瑟缩的低下头去，仿佛偷了东西被当场抓住的贼一般……

这不是个别现象。文革中的“四大’，一开始就把一大批人的言论权力给剥夺了。”四大“的大门，一开始就排斥了一大批’贱民”,所谓”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是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也。（混蛋是什么蛋？是不许乱说乱动的蛋）

这句口号中涉及的”右派“，已是一个泛概念，它已不单指1957年被阳谋引出来的317万右派，它的外延要大许多许多，它包括法定的反革命，即’地富反坏右”，包括非法定的反革命，所谓21种人，包括许许多多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许许多多家庭有着样那样问题的人……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并不是由法律或者政府的文件划定的，而大量的是由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深入人们骨髓的主流意识形态几乎是随意的认定，甚至想象的，是在“有罪推论的前提下被假定的……所以，文革一开始，一大批本来享有公民权力的人就成了贱民，他们是没有权利，也不敢去玩什么四大的，假如他们中的某些人，按捺不住，斗胆去试，那么轻则遭受羞辱（像那个男生一样），重则堕入更黑暗的深渊。

亲爱的，你会说，你怎么尽举些坏人或疑似坏人（这说法咱可不认同，这问题复杂了去了，你这么说，说不定哪天就会发现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你敢说自己从没有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你敢说你的九族就一定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例呀，我可是正牌的革命群众。”革命群众就真正获得了民主权利，真正的言论自由么？

这可以从四大当初使用四大的目的来看。四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干净彻底的揭露敌人，一开始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来是“这次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都是在这统一的目标下进行的。因此，大字报的内容，都是检举揭发，攻击谩骂，在对怀疑对象有罪认定的前提下，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采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上纲上线越高，大帽子扣的越大，就被认为越革命。甚至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检举揭发……

大字报主流内容，和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不要事实依据、不讲逻辑推理。到后来，连形式都有了大体固定的格式，以《毛主席语录》或引用两报一刊社论开篇，以呼革命口号或咒骂被指控者结尾。大字报的天头、地脚经常充满了辱骂和威胁的字句。

那被指控的人，完全不容置喙，面对各种歪曲诬陷百口莫辩！就写的人而言，也完全是在一个规定的框架下说事，完全是争先恐后的去诠释和实践“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什么独立思考可言！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

相反，假如真有人说出一些自己独立思考的话，无论是以大字报形式，还是传单形式，还是在辩论当中，只要稍有出格，哪怕只是玩笑话，甚至只是口误，都会遭受残酷打击，使你陷入灭顶之灾！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笔者读中学的那座城市，一位根正苗红的工人在带领大家给毛主席致敬时喊口令说错一个字，被判刑八年；一位放电影的工作人员，放电影前因精神紧张，喊错了一句口号，被判十五年，其妻子因此发疯；笔者下乡的地方，一位农民在把牲猪送食品站时遭拒收，因而耽误了工时，说了一句发牢骚的玩笑话，被判十年；笔者所在的红卫兵组织，一位同学在大联合中写了一篇《今日的哥达纲领》，康生发话要抓黑手，广泛株连，致使许多同学老师，机关干部被抓捕，关押，斗争，毒打，受尽种种残酷迫害……（这篇文章的观点正误且不说它，不是有四大自由吗）

至于杨恒均先生用来说明文革十年是大民主时期的，遇罗克和杨曦光两个例子，恰恰说明了文革在钳制自由思想，打击言论自由方面的严酷！杨曦光因为一篇文章（同样，这篇文章的观点正误且不说它，不是有四大自由吗？）以一个中学生的身份被重判16年；遇罗克因为一篇《出身论》，加上日记被查抄，被处极刑……（他的日记曾四处隐藏，终被查抄，罗织成死罪。一个私人日记都无处安放的时期，谈得上什么民主！）

那么，文革中的四大，延伸至我国历史上的四大，是个什么东东呢？对号召使用大字报的统治者来说，大字报只是一个工具。反右中，使用大字报，是为阳谋，引诱不知天高地厚的知识分子掉入陷阱，以便焚书坑儒；文革中使用大字报，亦是意在诱使少不更事的青少年“感想敢干，敢冲敢闯，”最终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国家主席，成为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的工具。大字报是掌握公权力的政客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是孟子所说的“网民”的罗网！在使用的实践中，它也是一个挑动群众斗群众，干涉个人隐私，践踏公民权利的工具。尽管对文革的反思仍远远不够，我们国家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已渐次地认识到大字报这种邪恶事物的罪恶。

在1980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谭震林在书面发言中深刻指出了大字报这种“大民主”的本质。他说：“‘四大’根本没有民主的意义，而是文革小组强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组需要打击谁，一夜之间满城大字报。受到大字报揭发、批判、打击的同志，个人任何辩论的大字报，不管写了几张，是贴不出去的。即使贴上了，也立即被别的大字报所覆盖。因此，不能说它是‘大民主’，不能说取消‘四大’，就取消了‘大民主’。”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讲到“四大”问题时，他指出：“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这年4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一个星期的会议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这些人大常委中，对“四大”的危害可谓有切身的体会，谈起当年那些“炮轰”、“勒令”的大字报，委员们会依旧心有余悸，不寒而栗。在发言中，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

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同取消“四大”，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决定。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所谓“四大”的规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有关“四大”的条文彻底消失了。

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综上所述，大鸣大放大字报绝不是大民主，文革十年绝不是大民主时期。这是一个不容混淆的问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