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默波：起程——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作者：海宽搜集
|
|
|
|
| |
|
|
| |||
|
|
| |||
|
高默波：起程——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作者：海宽搜集
|
|
| ||
|
| ||||
|
| ||||
|
起程 ——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高默波· 本文载北岛、李陀编《七十年代》（三联书店，2009） 来源：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660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6602.html 高是农村长大的孩子，现在是定居海外的大学教授。高在文中谈到：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博主从1967到1978生活在农村。退休后，应像高一样，也写一点儿“农村人的记忆”，写一点儿“农民的历史”。）
要说七十年代，还得先从六十年代末我刚上初中时说起。 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经了不起了。拿我们两百多人口的高家村来说，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孩子上了中学，其中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父亲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继续升学。那时的初中离高家村有十几里地，不可能天天来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亲省钱买了个搪瓷脸盆，生怕把农村人用的木盆带到学校丢人现眼。 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虽说才十几岁，但也该是挣工分的劳动力，可上学非但不能养家，还得由家里负担学杂食宿费。三寸小脚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贴补家用。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学校突然就宣布停课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但高年级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地理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被抄，他单身多年。大字报上说，他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他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车坐在一个女人身旁，贴着她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证据是，他嫌公共厕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学校旁的树林上厕所。 什么是资产阶级？我们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老师的确有点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间，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为什么身体接触一下，就会激动得写进日记？让人不可思议。 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说单身者，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得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骨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对老师很尊敬，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那时候农村学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从家挑一担大米和柴禾到学校，交给管理员过秤，再根据重量给我们饭票。他过秤时总是偷奸耍滑，饭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饭又比饭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怀疑他贪污，但又找不到证据，文革终于给了人们发泄的机会。 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什么，为什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对。 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星期，白天写检讨，晚上接受来自各村老师的批斗。不过，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对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妨碍。1973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还被推荐去厦门大学读英文——而我并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如果仅仅从世事的环环相扣上来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实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样的年代里，我有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污点”，但却又因为“政治可靠”被推荐上大学。只是事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个“四清”运动，那次运动中，徐家村人徐从旺因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很快，文革给了这个徐家村人一次机会，他立马起来造反，要打倒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常银。于是高常银被炮打靠边站了。 高常银正好是我们这个族系的人，为了寻找罪名打倒高常银，已经在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权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队，要我承认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银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中心小学的徐校长也恰恰是徐从旺的妹夫……到1973年时，徐从旺造反没成功，高常银也没有官复原职，高徐两人的争斗悄然成为历史，没翻出什么浪花。 恩怨永远纠缠不清。此其一。再说我被推荐上大学的事，那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公社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名字叫高常艳。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艳把我推荐到县教育组时，负责人竟然误以为我是高常艳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艳在上饶师专的好同学。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潜规则”。 首先，政策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我当时受的指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的运行。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看不出谁会长赢谁又皆输。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1969～1972年间，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看戏难”问题，当时的文革派决定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由谢铁骊等执导，将样板戏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 也是由此机缘，我学会了欣赏和演唱京剧，特别是它的唱腔和台词，由此得益一辈子。现在还时不时唱一两段，使我在需要的场合能出个节目。国内外的朋友，包括京剧专业者，都会对我这个没有师从的农村京剧爱好者的水平大吃一惊。 所以说，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版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而且，样板戏普及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变客体为主体，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就是证明。 事实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移植工程。我们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几个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学既当导演又当主演，给大队也演了一出京剧。这些活动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 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之间自由恋爱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过介绍人而达成的。而戏剧移植的活动，让各乡邻间走动得更勤，两对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而且他们的婚姻打破了阶级成分和族系门户。主演阿庆嫂的就是高家村一个富农成分的女孩，她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扬眉吐气，大大风光了一番，得到很多年轻人的羡慕。 我们把这种活力带向了周围的各个村落。高家村还建了个篮球场，还组织各村之间的的比赛。在那个年代里，这种公共交流给年轻人带来了无比的欢乐。
1968年9月14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1968年10月5日的《人民日报》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编者按，引述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家属被下放到了农村。 就在那时，两个机关干部家庭从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机关下放到了我们大队。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侯家是一个女孩。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怎么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开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条件的不便。对于习惯电灯的城里人来说，每天晚上漫无边际的黑暗是无法忍受的，即便他们两家都点着很大很光亮的煤油灯，在其他农村人看来着实浪费，但他们还是不习惯。再就是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上来，担回家储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学的条件也自然没有城里好…… 但最令他们烦恼的，恐怕还是前途的不确定。 我们农村人都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到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离开农村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一年年过去，他们还在农村呆着，那种不确定似乎就要演变成确定。他们孩子也越来越农村化，没人敢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农村人都很尊敬他们，但大多是敬而远之。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员，大队的领导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还请他们开会、出主意、提建议。到后来，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动和决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参与。他们被认为是很有知识和教养的人，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就是从老李那儿学来的。 另外，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很富有。他们衣服的料子（什么毛料和“的确良”）和做工好得我们看都不敢多看。他们照样拿在省城的工资，他们所在的生产队还分给他们粮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钱，有的则很便宜。我们农村人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东西，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农村人那儿买鱼，不但很新鲜而且很便宜，农民还给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些服务那时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们显得那么高贵和优雅。 我尤其欣赏李先生的女儿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脱俗，皮肤很白很柔滑，没有丝毫的斑点和纹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势都是那么的文静和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对我来说，她是那么的高不可攀。 当时，我并没有上完初中课程，但因为文革时农村中小学扩展的需要，我当上了初中老师。有的学生跟我年纪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连跟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抢球的机会碰了她一下，如此就心满意足了好一阵子。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家人再见面时，我谈起当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经上中学的李倩如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样。老侯对毛时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更虔诚，更投入。他们都不需要参加劳动，但老侯却像个普通农民一样，积极参加一切农事。最后他结实墩黑，成了个道地的农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则很少参加劳动，有的话也是一些轻松活，意思一下而已。对此也没人有什么异议或批评，只是偶尔有人说他们架子大。对此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所谓，架子大又怎么的？
文革前，高家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学上学，一天要来回六趟：早上去早读然后回家吃早饭，然后去上上午的课，中饭回家吃完午饭后去上下午的课，傍晚再回家。那时农村人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能买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泞，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风雪，对孩子们着实是种折磨，再加上其他的困难，不少农村孩子想读书也没法读，失学现象十分普遍。 文革两年后，教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高家村办起了本村的小学，我返乡不久就被选任为本村小学的第一任老师，同时教一年级和二年级。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我这样的老师没有工资，而是用上课来挣工分，而且农忙的时候也得赤脚下地干活，所以就称为“赤脚老师”。 在我任教的两年里，每个学龄儿童都入学了，老人们说这在高家村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一、二年级学生人数的急剧增加，上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人数也直线上升，于是原来的中心小学就升格招收中学生了，我也因此被“提拔”到中心小学去教初一和初二的数学。实际上，那些内容我自己也没学过，只能边学边教。虽然只是个“赤脚老师”，报酬只有一般老师的五分之一，还得教比他们更高年级的课，但我却乐在其中，更不会考虑什么公平不公平。 所以，虽然有被群众批斗的“政治污点”，我还是被“重用”了。这固然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但同时也说明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是简单的害人和被害。我自己可以说是文革的受害者，也可以说是受益者。这些事，当时想想挺孤独和失落的，现在却只觉得惆怅。 有时想起高家村来，竟会莫名奇妙地满眶泪水。当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些摸鱼捉虾的农村孩子有些格格不入，很多时候，我都用读书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一直到后来我开始教书，还硬着头皮啃能找到的哲学书，大多时候半懂不懂，有时看得都犯困了，但还是那样坚持下去，仿佛是种排斥环境、保护自己的本能。这样的生活，一直到后来被推荐去读大学。 上大学，我是先搭车去县城，然后坐班车去鹰潭，再从鹰潭坐火车去厦门，这样辗转了几天。我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一只旧木箱，一头挑着一床有补丁的被单，就这样走进了厦门大学的校门。 厦门本来就是座漂亮的花园城市，座落在海滩上，宽敞的校园大道和幽静的小径都是柏油或是花岗岩石铺就的，干净而美丽。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说，感觉像是一脚跨进了天堂。 虽然是乡巴佬，倒也没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那年去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实习的时候，感觉出这重身份的被轻鄙。瞧不起我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我所谓的同胞，百货商店里那些穿着时髦、皮肤净白的上海姑娘，她们的眼神和姿态都在告诉我：不会说上海话，一看就是个乡巴佬，还敢进来逛，买得起吗？ 我确实买不起。 大学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虽然当时的伙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差得不能再差。早餐是稀饭馒头加咸菜，中晚饭是季节菜加几片肥肉，有时会有带鱼或巴郎鱼。米饭是黄的，那是几乎发霉的陈年大米，居民不会买，就给大学生吃，因为是免费的。但对我来说，这样的伙食已经够好了，每个月的免费定量常不够吃，女同学总是把她们的饭票让给我。 虽说是工农兵学员，但从我们1973年那一届来看，真正的农村人就我一个。大部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其中上海人最多，大多是从国营农场选拔上大学的。他们很多是工人家庭出身，去了农村后，既工又农，说他们是工农学员也有道理。至于兵学员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学外语的很多学生是从部队来的，大多是高级军官的孩子。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就入伍，大学吸收工农兵学员时他们就上大学，不少人养尊处优，缺乏学习的动机。比如从福州军区来的卢晓俞，很少跟我们这些人来往，人倒很和气，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咪咪地笑，胖胖的，厦门夏天热，他穿着一件很花哨的游泳短裤在宿舍凉台上冲澡，还用仅会的几句英语和我们打招呼。真是我想象中的花花公子啊！ 不过那时革命意识强，公子哥儿们还不敢公然玩弄女性。我们那一届有个家住上海的高才生，进厦大后就休了在插队时结婚的妻子，妻子一告，负心汉就被大学开除了。 我们班有个叫张东华的，父亲是福州军区的高级将官，母亲是厦门市外事局的高级干部。他很会享受，我第一次听到《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就是他拿来的，当时觉得美极了。1976年毕业后，张东华留在了厦门，后来听说因为玩弄女性太多太放肆，民愤极大，在八十年代严打时被送到新疆监狱里去了。 当时有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学校管理大学，后来军宣队撤了，工宣队还留着一直到我们毕业。毕业分配的大权就掌握在工宣队的老蔡手里。毕业前，风闻有关分配去向的幕后活动、人情关系行走及讨价还价。我对此类事向来反应迟钝，没有介入，也就没有经历过任何不眠之夜。后来，工宣队既把了政治关，也考虑到专业水平，留校的都是踏踏实实的共产党员，或是真正的工农子弟。虽然不是所有留校的人成绩都是最好的，但都是愿意认真教学的。从上海北京来的学生很少愿意留校，他们更想去这个部那个部。 有件事我到现在还晕头转向：杭州来的一个女孩姚晶静，分配工作前她贴出了一纸声明，说是志愿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要去西藏。可结果她却高高兴兴地留校了。有人说姚晶静很有一手。如真是那样的话，那个工宣队的老蔡要么是利用了她，封住讨价还价人的口，要么就是被她利用了。 我也留校厦大。 一年后，我去英国留学。比我高一届留校的上海人林美文说，姚晶静有意跟我谈恋爱。在转道北京去英国的途中，我顺路造访了在杭州过暑假的姚晶静。姚晶静的父亲送我去北京，并给我买了几十块香皂带到英国去用。我在英国跟姚晶静稀里糊涂地通了一年的信。两年后，姚晶静从厦门回杭州，就再没有了她的消息。 三年后，等我回国的时候，七十年代已经结束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