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社的张书记

1969年下乡时，我回了原籍。并非选择，而是我们市里的专案组长叫的。我刚被释放，算是宽大处理，诚惶诚恐不敢有任何异议。另一方面，从小就听父亲说，我的家乡是如何如何美，又如何如何富足，早就被称为“河南省的乌克兰”。但又心存疑惑，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家乡饿死了很多人。我的本家中便饿死了十几口，如果不是一位修水利外出的堂兄写信求援，而且我母亲赶紧寄去50斤全国粮票和15元钱，恐怕还要饿死十几口。
    而我戴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帽子，今生是没希望了，在那样的地方，能过得下去么？为了弄清楚我这顶帽子的分量，查问一通，终于明白：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是这个结论，档案里就是这样写的。我跟他们成了同一路货了。连一线光明都失去了，那么还是回老家吧。 
    回到家乡，我们那个公社已经下了几百名知青。主要是郑州来的。新问题接踵而来，首先是我还能不能算知青？其次是算下乡还是回乡知青？这直接关系到切身利益：下乡知青有安置费，一百多块钱不是个小数字，还有一年的商品粮，这马上就决定了我有没有饭吃。甚至还有地位问题，下乡知青是要比回乡知青高一等的，因为我们还处在阶级社会，除了阶级差异之外，尚有阶层问题。即使是革命干部，也有个级别问题，那是马虎不得的，连党中央的文件上，每一份都注明了传达到哪一级的字样“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要差到一个阶层的地步！
 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出工了。到了这个地步，还要假积极，也算是“狗改不掉吃屎”了。活儿是挖塘泥，锹是借来的。干到晌午，队长说：“大蛮子！”这是刚获得的外号，社员们因为我从南方来，便命名了。“你还没到公社去，你们该有一些盖房钱。你一个人盖个熊呀，队里拨一间房给你住，队里落俩钱，马上开春了，化肥还没着落呢！”
    下午我就到了公社知青办，那儿已经围了一群郑州知青，管知青的蔡干事正跟那些知青们争个不休，言语中我听出来这些知青已经没饭吃了，找公社解决。咱的身份未定，不敢跟人家一样理直气壮，只好怯生生地坐在一边等候。约莫过了一个时辰，知青办进来一个干部，鼓泡眼，镶着一颗金牙，胖墩墩的。蔡干事与那伙知青几乎同时叫道“张书记！”所不同的，是蔡干事那毕恭毕敬的神态与知青们就像是抓住了小偷的神态。这位被称为张书记的气派，完全是农村干部：“又没饭吃了是不是？你们这些个小冤家。这样吧，明天上午你们来，让队里给你们记工，开个大会，我出面讲讲。老蔡，你通知一下，明天上午各队的下乡知识青年，都到公社来开会。就这吧！”知青们七嘴八舌一阵，散去了。
    他见我还没走，就问：“你还有啥事？”我把通知书、户口迁移证等拿出来，说了我的情况。蔡干事马上答复：“你这算下乡还是回乡，我们要请示县里。”我还没拿定主意是否申辩一下，张书记开口了：“还请示个熊呀？他爹又不是社员，家又不在这，回原籍不算下乡算啥？不给人家安置费他吃啥？就按下乡办，回头跟县里报一下指标不就完了？”转过身对我说：“你到民政室把户口迁移办了，再到这来找小蔡，办手续领安置费，然后去粮管所领粮本。去吧。”没想到这事竟如此顺利，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
    回到村里，跟队长一说，队长说“你亏着遇见张书记，不然至少得跑几趟。这下俺队里化肥钱不落空了。俺明天叫人把队屋整一间出来，队里派人给支锅、再支张床给你住，得几天工夫。没办法，你只好先住你三老子那。苦一点吧，不是你爹当年寄粮票寄钱来，他也早饿死个逑了，那时他都睡地铺了。现在该对你好一些。”
    第二天，在公社的会议室里，几十名知青挤得满满的。还有一些根本就没进来，赶集去了。老蔡主持，武装部张部长、公社李副书记先说了一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道理，接着宣布给各知青点一些春荒粮指标，自己找钱去买。最后是张书记讲话。他开门见山：“俺不会说多少大道理，跟你们这些个大学生比，只能算文盲。俺们说些实在的。刚才李书记他们说了不少知识青年跟生产队、大队的矛盾，有的还打架了。在这我要批评你们，你们跟大队生产队干部吵啥？他们说是干部，其实不还是老社员哩。一无粮本，二无工资，都是些拿工分的，啥时候不当了，还不是回家。你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按理说，觉悟应当比他们高，你们说说，要是队里有粮食，不给你们吃饱，那是队里的不是。可现在你们都看得见，社员标准一天只有七大两！一多半生产队能达到，其他的还达不到。咋办？俺们原先考虑到这个问题，尽力把你们安排在好一点的生产队。是不是？没有一个知青安排在穷队的。你们自己肯定知道，队里的社员吃些啥。有困难可以反映，我们解决不了的，我们再向上级反映，尽量让你们吃饱，闹啥子，解决不了问题嘛！”
    有一位知青站起来：“张书记，你刚才说我们的觉悟比老社员高。请问，既然如此还要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怎么接受？”张书记接着说下去：“你在抓我的辫子。这没啥，毛主席说了：‘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们觉悟那么高，毛主席说这话干啥？让你们来，干活干不好，身体又吃不住，吃苦又吃不了。让你们来干啥？说白了，国家有困难，政府养不活你们，让俺们来养。俺们也不愿意养！你们一汽车一汽车地来，我希望你们一汽车一汽车地走！一个都别留下。我们并不欢迎你们，只是毛主席说了：‘在农村工作的同志要欢迎他们’，俺没办法，只好欢迎。我说了，信不信由你们，国家松活了，你们都得走，回你们老家去，回到城里去。到那时，俺欢送，真心真意地欢送。”
    这时会场里竟然响起了掌声，而且越来越响。知青们其实很喜欢说实话的人。从那以后，张书记挺受知青的欢迎。我后来听说，以前他曾经到一个青年点去，表现一下领导关怀。没想到那个大队书记进门就喊：“快站起来，张书记来看大伙来了。”一位高干子弟问：“哪里的张书记？”大队书记说：“俺们公社党委书记。”那位仁兄躺在床上：“哦，我爹的警卫员还比他官大哩。”翻过身去，把个屁股冲着门口。张书记下不了台，只好把大队书记给熊了一顿。又接着，我知道张书记是老干部。他在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还没开始时就参加了革命，在解放区搞地方农村工作。硬是学不进文化，也就上不去。“四清”时任县里的工业局长，说了句错话：“俺是个文盲，只会写九个字：毛主席、共产党、张永昌。”结果被人揭发说他把自己和毛主席、共产党摆在一起，有野心。好在他的老上级、老战友都是地委一级干部，知道他的为人放了他一马，就下到公社当书记，68年初调到我们公社来了。但他的工资拿98块，比县委书记还高。多少有点有恃无恐，并不怕什么。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秋天。那一天，大队书记找到我，说公社张书记让去一趟。到公社一看，有一部军吉普停在公社，我知道大事不好。进了办公室，两名军官正和张书记说什么，见我来，张书记开口道：“根据上级指示，你原来在的地方需要你回去协助搞清楚一些问题。你要实事求是，有啥是啥，争取快一些了结。”两名军官也说了些类似的话。就在上汽车前，张书记送两位军官出门，居然过来跟我握手：“没啥，贫下中农的后代嘛，又是红卫兵小将，犯点错，改了就是了。快点回来，我们还欢迎你。”我当时就很感动，可也感到他似乎话中有话，我猜不出来。
    这一去就是四年，虽没有挨打，但折磨得也不轻。一个人关在黑房子里，一连13个月我没见过太阳。从黑房子里出来，我的身体很弱。长期低烧，找不出原因。伊红球细胞高出正常值几十倍。撒尿必须扶着墙，不然就尿不出。还有就是，在黑房子里是尿在一个痰盂里的，我发现，只要那尿凉了，就会漂浮着猪油一样的凝块。也查不出原因。走起路来，别人说，风一吹就倒。而且，听父亲说，老家的知青早都走完了。他着实不想让我再回乡下，去求专案组给安排工作，专案组告知，让他下乡已经算便宜他了，还想得寸进尺，这绝对是白日做梦。父亲只得死了这份心。 
    未己，专案组限定回乡下的前一天，我忽然又得了脉管炎。左腿从股沟处到大脚趾，一条像红珊瑚般的线，弯弯曲曲有枝有杈，每天变一个走向。这条腿碰到任何东西都会疼痛钻心，根本不能走路。医院的外科主任是父亲的老朋友，他给找了省级权威专家会诊，用了日本出的红霉素都没法解决。医院甚至说要锯掉这条腿，否则将有可能转化成败血症，那就会有生命危险。专案组派人了解到这些情况，也就不来催我下乡了。
    但我坚决不同意锯腿，政治生命已经完了，再搞成残疾，宁可死了。反正我的同学中，文革中武斗已经死了九个，另一位同学参军后排哑炮牺牲了，还有一位才子插队时上山砍柴失足坠山而死。我到他们那儿去也不孤单。但我父母亲却急坏了，四出寻医。有一天母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到了一位民间草医那儿，这位老太婆从床底下弄出几个罐子，把调制好的几味药膏搅合了一下，涂在一片伤湿止痛膏中间，然后贴在我的股沟处。交代要等它自己掉下来才能去掉，并开了三副煎药。真没想到，回家后，第二天一早就不疼了。第三天那“红珊瑚”都消失了。等这片药膏脱落，我已经行走如常，没一点事了。医院的陈主任还专门去找那位草医，老太婆闭口不谈。陈主任对我说，还是住进医院，反正医药费都是专案组负责的，把身体彻底检查一下，什么病都治好再说。我又回了医院。 
    有这次经历，我父亲决心把我留下，找了不少关系，都没用。他忽然想到：让老家方面拒绝接收我回去。于是给大队书记写了一封信。没多久，大队书记回信了，寄了一张公社的公函，大意是说：本公社知识青年全部已招工，所有知青机构都已撤消，因此无法接收我，让本地另行安排。大队书记的信说，他去找了公社张书记，张书记积极支持，主动说必须以组织的名义，发公函。否则没用。还说，给我们这份是征求意见的，尽快修改后寄回去，并提供专案组地址，由公社直接寄挂号信。我父亲连夜修改了那份文件，第二天寄给公社张书记亲收，还给他写了一封感激不尽的信。 
    一切伎俩都落空了。专案组收到了那份公函，复函称：此人户口在河南，这次来只是协助党组织完成政治任务。现已结束，本地不能安排任何外地户口的人员指标，必须回原地安排。如贵地有难处，请向河南省政府请示，由河南省政府向本省政府联络。更没想到的是，这一折腾，专案组马上行动，先是通知医院立即让我出院，否则不承担任何费用。接着派出所天天晚上来查户口，勒令我尽快离开，否则将按照盲流人员处置。就连我父母的单位、住地居委会也没闲着。这几天，我亲身体验了政权的强大力量。只好乖乖地随着两名专案组人员回老家去了。 
    回到公社，张书记外出没在家。公社的人见我，也还亲热。我和专案组的两位住在公社惟一一间招待室里。他们找公社干部，谁也管不了，只能等张书记。过了三天，张书记回来了。却没时间，说要传达"批林批孔"的重要精神，还有双抢的许多事，等几天再说。于是每天都由专案组出钱吃饭。公社食堂的老何悄悄告诉我，别理他，好好补补，看你已经成什么样子了，原来多精神。让他们出钱供养你一阵再说。一天我听见这两个的谈话，说要去打电话请示。原来张书记已经见了他们，要求专案组向他们那边要钱，因为所有的知青点都撤了，现在必须按照知青安置另外拿钱，盖房子、一年的生活费，另外现在正双抢，没法盖房，得等20天以后才能张罗。我在公社招待室住两个月的住宿、伙食费。否则他不接有关材料。
    但那时政治运动是不计成本的。他们打过电话以后，款就汇过来了。听公社财政助理老张告诉我，那边连一分钱也没少，总数一千多块。老张说：“乖乖，看来你还是个人物哩，要不，你们那都不还价。跟你来的那个姓王的说，要不是周总理保了你一句，早就枪毙了。要是真毙了也就没这么多麻烦。妈的，他们怪恨你哩。”
    这天黄昏，专案组的人次日一早就要走，于是在公社小院里，张书记、专案组两位和我，坐在室外水泥的圆台旁，办理交接。张书记说，让你们等了这么久，也没办法。俺们这穷，不象你们要啥有啥。不解决好，大队安排不下去，公社也难办。现在都了了，看你们还有啥要交代的。王副组长把一个大信封，胀鼓鼓的，交给张书记。张书记说，这个我不能接，明天一早，我叫管档案的同志来签收。王组长希望马上签收，因为明天一早班车是六点的，恐怕来不及。张书记就叫来一个公社干部，让他带着去办交接手续。另一位便拿着这玩艺跟他走了。圆台边只剩我们三个。 
    张书记笑眯眯地问王副组长“你们给他个啥结论？”王回答：“基本上维持原来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还有，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如果不行，就可以戴上，作为敌我矛盾。”张书记说：“这倒是个新鲜说法。咋叫不行？啥时候戴哩？”王副组长来劲了：“这个家伙很反动。他写的文章已经被康生同志定了性，是反革命文章，68年就在全国批判。这次回去，表现很不好，坚持反动立场。你们随时都可以把帽子给他戴上，比方说，现在就可以戴！”张书记的笑容没有了，看着姓王的，一拍台面，声调却并不高：“我说王同志，你这是说的啥话！现在就可以戴。你们为啥不给他戴上，让我们来戴？你这不是借刀杀人么？他是俺们贫下中农的后代，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你不是告诉我，说周总理说他是中学生，是认识问题。你这不是跟周总理唱对台戏吗？你们那边组织上没叫你这样说吧？一点政策水平都没有，我们党好些事就是叫你这样的同志搞糟的！行了，到此结束。”姓王的还想解释，张书记打断他：“不用谈了。从现在起，他就不归你们管了，你已经交差，走吧！”却把我给留下了。
    张书记把办公室锁好，对我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咱喝两盅。”
    到了公社小饭厅，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碗筷。一会，老何端上来三菜一汤，还上了大半瓶洋河大曲。说道“张书记是好人呐。起68年到俺们公社，上上下下都夸哩。你回来是回对了。”张书记说：“你别给我戴啥高帽子。戴了，我也不会照顾你。”然后斟了酒，说：“上次他们把你弄回去，我才知道你。后来你们大队书记来办不接收你的证明，先声明，不是为了帮你，我是确实不想接收。只是他们找到县里，县里叫我必须接收，所以你还回来了。你不要以为是为你才这样，不是这回事。前几天我到县里，查了你们那儿69年转过来的材料。所以今天请你吃餐饭，跟你聊聊。你还不简单呐，年纪轻轻的，弄出那么大的响动。说说看，你咋就能想起来给你的狗起个名字叫‘黄永胜’的？那会人家可是总参谋长那！”于是边吃边聊。他又问：“那会还是68年，你咋就能说：‘别看林彪摇语录本呼口号那么凶，将来叛变可能就是第一个。’说说看，你根据啥说这句话？”我告诉他，那时没有什么根据，只是看不惯他那些过头话。随便说说，没想到被揭发了。他说：“年轻人敢想敢说，可也容易栽跟头。看看你，江青、康生、张春桥，哪一个你没骂，连毛主席你都敢说什么‘到了斯大林晚期’。那个王同志说的不假，没有周总理保你那句话，枪毙你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林彪垮台了，可别的还在，不能说你就是对的。得改改。”扯了一阵以后，他很认真地说：“今天算是了解你，但你必须面对现实。什么招工了，都别想了。先在公社住一阵，你们大队书记找过我，说了你家祖祖辈辈都是贫下中农，本质还是好的嘛。可以给公社广播站帮帮忙，你不是会无线电么？给小崔传授一些技术，农村很需要你们这样有知识的人的。错误还是要改，改了就好。当一辈子农民也不是不可以的嘛，扎根农村，还是可以做一番事业的。身体要注意，那是革命的本钱。我看你现在不咋样，调养一阵，我帮你跟他们要了两个月的生活费，就住在公社接待室。另外还有一年的补助费，还给你那个生产队要了几百块盖屋的钱。反正铁路局有的是钱，多闹几个以后少些麻烦。你住一阵，然后再回生产队。”说完站起来，握握手，走了。
    此后，虽然住在公社，也常见到张书记，只是打个招呼而已。然后回了生产队。大队书记对我说，张书记给他打了招呼，叫大队尽量不要给我安排重活，身体太差了，把身体养好些再说。于是大队那些写写画画、修理钟表扩音机之类的活，都归我干。基本上就没有见过张书记了。
    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我一直自学，已经完成了如樊映川的《高等数学》，清华大学的《晶体管电路》，北京铁道学院的《电工学原理》等课程的学习，又有老高三的底子，该不成问题。可是政审却没办法。又只得去找张书记，他表现出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答应请示县里再答复。县里的答复很简单：回原来给我做结论的地方办。于是我知道没戏了。这时原来插队在我们公社的几位朋友叫我去帮助复习，我即去了信阳。他们后来都考上了大学，这使我感到欣慰。1978年依然没过政审关。原来想再找一下张书记，但他已经调到地区任局长，接着离休。原来是照顾性调动。
    仔细想想，假如那时没有他的同情和照顾，我会怎样呢？至少没那么多时间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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