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文革实事 还历史真相

    ——读吴焱金文革回忆录《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吴焱金文革回忆录《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电子版早已拜读，最近又收到他寄来的书，细读之余，使人不由得回到了文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勾起了一幕幕记忆：

一、文革中相识

吴焱金在文革中是武汉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算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我作为一个跟随在聂年生身边的小人物，也许见过他，但却一直只是闻名，而没有接触过。在我的记忆中，首次真正的接触应是在1967年《二八声明》之后。针对《二八声明》的争论使工造总司内部出现了分裂。面对分裂，吴焱金通过新华工驻工造总司联络站向新华工进行求援。而新华工驻工造总司联络站的负责人黄东却是新华工红反团的人。他回校后即把这消息报告了原红反团的负责人聂年生和赵延昌。因我和赵同班，聂年生和我也很熟，而当时红反团在大联合后已解散回各教学班了，聂和赵自然就想到了我，要我和黄东去工造总司。

我和黄东来到工造总司司令部后，就直接见到了吴司令。当时的吴焱金比当时的我也大不了多少，应该不到30岁，个子高高的，在我的印象中，颇有一个司令的气慨。大概由于我是新华工派去的吧，他对我很是客气，也很信任。他安排我和黄东住一起，并要我和黄东一起参加他们司令部的头头的会议。通过会议，知道他们内部有一个头头正在从事分裂活动，而要求我们做的就是帮他们整理有关材料。在处理好分裂事件后，随武汉局势不断严峻，聂年生利用赵延昌动态组组长的身份，把原红反团的成员调回学校，建立起一套在全国收集情报的系统：一办、二办、三办和综合组，我被调回学校到综合组当组长，从此离开了工造总司。没想到下一次的见面却是到了四十二年之后了。

二、出书的经过

四十二年后，二OO九年清明节前，汉阳三中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司令谢保安来电子邮件，说发现了聂年生的墓，约我在四月十八日到武汉为聂年生扫墓。在到了谢保安处，我再次见到了吴焱金，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年迈的脸上布满了苍霜。由于在学习班中跳楼摔断了腿，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治疗，他走起路来有一点跛，可是丝毫掩饰不了当年的英气。

在坐车去墓地的路上，我和他坐在一起，谈了很多很多。既谈到了过去，但更多的却是谈他的现在，谈他如何老年学上网，学着在电

脑上写文章；也谈到他的苦恼，那就是不知如何到网上去发文章。当他知道我在这方面还可以的时候，就提出要求我帮他在网上发文章，当我答应他之后，他显得很是高兴。在车上他还拿出了他写的悼念聂年生的对联，上联是：史无前例冲在前列，下联是：满腔激情壮怀激烈，横联是：聂年生同志永垂不朽！也许他认为在参加扫墓的人中，我是属于聂年生的红反团的，且和聂关系比较好，于是他把对联交给了我。以至后来谢保安还以为这对联是我写的，其实老吴也应算是一个书法家，我可是写不来那么好的字的。

扫墓回来后，我和他有了联系，他经常寄文章给我，我则帮他发到《中国文革网》《华岳论坛》《主人公认坛》《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六十年代》等网站上。正是在这期间，他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回忆录的电子版。而同时，《中国文革网》的管理员在QQ中和我谈到他们想出版一些造反派的回忆录，于是我向他推荐了老吴的回忆录。并介绍他与老吴直接联系，此后他亲自来武汉和老吴他们进行联系，并具体达成了出版的具体事宜，同时也还联系好了原“钢二司”司令杨道远和“新一冶”头头曹承义的回忆录的出版工作。后二本书也正在出版之中，有兴趣的同志们不久应可看到了。

三、历史的真象

吴焱金同志的回忆录最重要的就是用自己所经历的文革的实践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多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吹鼓手们在文学领域中大搞“伤痕文学”，用所谓的“切身体会”来咒骂文化大革命，污蔑革命造反派。在电视、电影等各种宣传手段中，文化革命成了“浩劫”，造反派就是专搞“打、砸、抡”，专门“杀人放火”的“恶魔”。但事实真相又是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来看在伤痕文学中屡见不鲜的抄家、打老师的现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在文化革命中，此类事件在各地确实都有不少，可这类事都是谁干的呢？参加过文化革命并能尊重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事都是发生在文革初期（1966年的8月）的“保爹”“保妈”派红卫兵（即造反派红卫兵所说的“三字兵”）的身上，而这些“保爹”“保妈”派红卫兵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贯彻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形“左”实右的路线，以此来转移“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而当时还没有造反派红卫兵，文革中后来出现的造反派，在这时，一部份还处于被整的状态。如北京的蒯大富、武汉的朱洪霞等，自己都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又怎么可能去抄家打人呢？而另外还有一些造反派，这时也都还没“逼上梁山”。吴焱金就应属于这后一类。他当时还是工作队在内部指定的文化革命初期成立的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副主任，是工作队重用的依靠力量。只是在担任江汉区万松街万二居民委员会的妇联主任的母亲被居委会的一个个年轻的女干部纠集一帮“三字兵”把把母亲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子游行。在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后，吴焱金为了向她老人家有一个交代。将他母亲被“三字兵”游斗之事告诉了新华工的造反派，新华工的造反派找到万松街派出所。在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压力下，市政府办公厅来了一位干部，在派出所长的陪同下，在居民委员会开了一个大会，宣布给他的母亲金玉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是错误的，予以公开平反，收回影响。他也正是从此事后走上了造反之路。

就拿我自己来说，文革前，我当时是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大三学生，在班上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三名之内，当时正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而我的二个介绍人刚好是我班上二派的头头，一个是系总支书记的刘××（此人后来是华工铁杆保皇派“乌兰牧骑”的头头，文革后大红大紫，却被车压死，算是报应吧！）另一个是后来红反团头头的赵延昌（此人在69年的“学习班”中被逼跳楼而亡）。尽管当时我们二派都是三字兵，可他们那一派主要是班上的干部，有团总支副书记、班团支部书记、班上的团宣传委员和文娱委员等，有权有势，抄老师的家、打老师的事就都是他们干的。而我们这一派出身也都很好，文革前表现也都不错，所以虽然受压，但还没被打成反革命，我们所写的大字报都是按十六条要求指向院党委的。至于那一个挨整被整“黑材料”的人是只能老老实实的了。另外有一个家庭出身不好但因表现还可以没有挨整的学生则只能是游离于二派之外，用“独立营”的名义一个人写大字报，当然也不会去抄家打人了。老实说，我们无线电系可能是因为是半保密系吧，家庭出身都比较好，在华工老造反派中势力是比较强的。新华工在文革初期，造反派很快就在校内占了优势，应与华工绝大多数学生的家庭出身好有关，那些说造反派家庭出身不好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有讽刺意义的是，在68年复课闹革命时，我们班上去南京无线电厂实习时，没有通过保密审查的二个人却恰恰是当时保守派中的团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因为他（她）们家中有家属在台湾。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电视、电影中出现的在文革中抢枪、杀人的“恶魔”吧！他们真的是造反派吗？文革中武汉的抢枪、杀人都应是发生在1967年的“7.20”前后吧！在“7.20”前，特别是六月份，在武汉军区“六.四”公告之后，在陈再道之流幕后指挥下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对武汉造反派进行血腥屠杀。在吴焱金的回忆录中就列举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屠杀事件：

6月5日，百万雄师制造多起流血事件。

6月6日，汉阳六六血案发生，中央《六六通令》（《六六通令》：1967年6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 ，严令制止打、砸、抢、抄、抓等武斗歪风）发表。

6月7日，百万雄师拔（造反派）据点作战计划形成。

6月8日，百万雄师发布《反逆流紧急动员令》，（设在武昌二机床厂的）“八一七”司令部被血洗。

6月9日，“三字兵”包围红色据点，（武汉部队）“支左”宣传车袖手旁观。

6月10日，三千农民袭击钢二司华师（华中师范学院）总部，中央文革批示制止新武斗。

6月11日，（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由市人武部交部队掌握。

6月12日，百万雄师武装攻击汽配（位于汉口宗关的武汉汽车配件厂），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的简称）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简称）提出“文攻武守”。

6月13日，部队发出《制止武斗紧急呼吁书》，老百姓为战地造反派送茶水。

6月14日，陈（再道）、钟（汉华）与新华工聂年生谈判。

6月15日，8201首长召见百万雄师头头，分头派军队干部单线联系

6月17日，六渡桥大屠杀。

6月18日，昨夜直通电话记录。6.17后作战方式和规模急剧升级。

6月19日，二司小将高喊“打倒陈再道！”

6月20日，校园形势会，辩论文攻武守。

6月22日，《革命造反报》改名《武汉钢二司》，发表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6月23日，血案、血案，还是血案。

6月24日，百万雄师武装血洗工造总司，杀死24人，伤60余人。同时攻打汉阳轧钢厂和（位于武昌杨园的）铁四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6月25日，长办危急！（长办联司打电报周总理）要求武器启封。总理回电：那个东西（指民兵武器）不能动！

6月26日，百万雄师包围新湖大，中央通知严惩杀人凶手！

对于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血腥屠杀，在1967.06.26，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电报中明文指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学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对于这段情况，周总理在67 年10月陪谢胡来武汉去新华工，在新华工露天电影院的报告中说得很准确。他说，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新华工的革命小将的。在7.20时,我和毛主席正在东湖宾馆,听到对面新华工的广播时,主席就说,造反派只有新华工了，你以后到武汉时，一定要代表我去看看新华工造反派。

至于对此后的“7.20”事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也明确指出：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

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查办。”

在中央文件中，点名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 他们“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的人并不是造反派，而是陈再道之一流幕后指挥下的“百万雄师”的成员。

在这段时间内，百万雄师开始也没有枪，后来，他们有枪了，他们是没有抢，因为他们不需要去抢，有8201部队给他们发！至于造反派，除了新华工有民兵用的卡宾枪和附属工厂自制的手榴弹、燃烧弹和地雷（因百万雄师没能攻打华工没用上）外，其他造反派都是没有枪的。

在“7.20”后，造反派有过“借枪”，虽然这种“借”有点强迫的味道，当然也有的是自愿的，但都是打有借条的，至于借的过程中也有过冲突，但还没听说过有死人的事。比如，我们红反团中，个别人有枪，但不是我们去“借”的，是华工附中红反团的人组织了一个“红色暴动营”，他们自称属红反团，但绝大部份都不是红反团的人。据说他们的枪可以武装一个团，但在工宣队入校后都按“借条”一一还清了。

至于自1968年后直到1975年底，造反派一直处于受压被整状态，根本就不可能去抢枪、杀人了。

再来看看伤痕文学中常见的所谓“牛棚”吧！这是反动文人写得最多的东西了！多数人所说的“牛棚”，应该说的是“五.七”干校吧！在1968年，按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五七干校”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不讲具体内容，只是这种把“五七干校”污蔑为“牛棚”的说法，实际上是把贫下中农骂为牛的同时，也在骂自己是牛了。

至于“五七干校”是不是伤痕文学中的 “牛棚”那样呢？本人在1971年也曾以“北、决、扬”分子的身份进过咸宁的“五七干校”——贺胜茶场。说起这个“五七干校”的生活，可能是刚建起来吧，住宿是很差的，男女分开在地上打统铺，下面铺稻草。吃的可是不错的，每人每月粮食定量45斤，其他供应比老百姓要优惠，特别还有很多特权，比如说，吃肉除了正常供应外，还可以由原食品所所长出面多拿肉票，甚至还可以把从农村收购的猪按收购价买来，由原粮食站站长出面去粮食站开后门买米糠来喂猪，猪都喂得肥肥的，肉价比凭肉票买来的还要低。其他各种紧缺物资都可以通过相应的关系弄来，生活比普通老百姓可是好多多了。至于每天的劳动就是在果园中剪桃树枝为桃树整枝，每天上午8点上班，剪1-2 个小时，然后把剪的树枝堆起来烧火，围在一起烤火，烤得差不多了就收工回去吃饭，中午可以休息，下午重复上午的工作，每天就是劳动3-4小时，如果下雨，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写学习心得。

这是咸宁的二级干校，成员是区和公社级的“走资派”和干部，县级成员在更高级的“五七干校”。当地的造反派好像还没有进干校的资格，我这个从省里分来的造反派算是优待了，不过也只呆了一个多月，就又被赶走了。如果硬要说这是“牛棚”的话，那在这“牛棚”中受的苦却绝对与造反派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时的造反派不是被办“学习班”，就是在劳动改造。至于“学习班”或劳动改造自然比这样的“牛棚”是苦多了。

从老吴的回忆录中，就可以看到：

1968年下半年开展的“斗、批、改”，“自军队干部掌权以后，斗、批、改就变了味儿。斗，是斗造反派；批，是批造反派的所谓资产阶级派性；改，是改造新生的各级革委会，把造反派的代表改下台，将走资派扶上去。”

1969年初，武汉造反派被迫开始了“反复旧”。虽然中央在办学习班后，定性此行动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可是在贯彻中央“五二七”指示中，特别是在贯彻执行“九二七”批北决扬的文件中，把武汉造反派几乎是全部打成了北决扬，抓北决扬分子一直抓到1970年。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军代表却说“吴焱金，你要放老实点，你的后台林彪倒了，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揭发林彪，争取从宽处理。”这时林彪死党及下属曾、刘、方、张等到做贼心虚。反而倒打一耙，先发制人，变被动为主动，办造反派头头的学习班。此后不论中央有谁倒台，必定是造反派的后台，造反派就是这样不断地被掌权的当权派反复折磨，颠倒黑白，任意打击。

至于“学习班”又是什么呢？吴焱金写的是中央和省级的学习班，算是较文明的了，像我本人所经历的学习班则就更惨了！

1970年，我从军垦农场出来后，即被从华工来的工宣队（一个工人和一个解放军）带回华工当时所在地——咸宁的农村，开始了为期近一年的学习班。每天是三点式活动：宿室——学习室（或说审讯室）——厕所，除了主持学习班的人外，不能与任何人接触。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学习”，学习内容只有一篇文章——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其它“学习”就是交待问题。每天“学习”时间一般是16个小时，采用“车轮战术”。主持的人是二个人一班，一个工人，一个学生。学生是轮流的，有的人今天是主持人，第二天就变成了“北决扬”，成了学习班的对象。在所谓关键时刻是不分日夜的，我所经受的最长的一次是三天三夜没睡觉，就这么一直站着，有时还得90度弯腰。主持人则是每班4个小时，换了一批又一批。到了最后，整个人完全昏昏沉沉，主持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什么“北决杨”呀，什么“马列主义小组”呀，什么编写反林副主席的书《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呀……什么都承认了,就可以休息了。第二天，清醒过来了，就又说什么都不是呀！结果换来的就是又一轮车轮战术。如此反复，直到最后，人也麻木了，对什么都不在乎了，反正框框都已画好了，主持人把什么都说得清清楚楚了，照样画葫芦就可以过关了，学习班也就毕业了。

学习班“毕业”后，就被分到学校和地、富、反、犯、右一起劳动改造。这种劳动改造肯定比那些反动文人的“牛棚”苦多了，但在我看来，比学习班却是强多了。虽然出校门要请假，但还是比现在学生的“封闭式管理”要自由多了，因为一般情况下，请假都是可以批准的。至于喂猪的劳动，虽然有点脏，但比军垦农场的劳动轻松多了，特别是厨房的工人对我比那些地、富、反、犯、右可是好多了，在吃喝的待遇上，比学校老师还要优待。我至今还与当年那个管我的工人头头有着很好的关系。

至于那些反动文人的“牛棚”生涯，是否因为那些负责的工人、贫下中农看不惯他们故意要难为他们也难说，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要控诉也应去找准对象，去找当时那些得势的走资派。那时的造反派们都在“学习班”里甚至在劳动改造，又有谁能去迫害他们呢？

四、我们的责任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40多年了，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自杀的、逼死的、病死的不说，剩下而健在的都已过了花甲之年了。面对被全面抹黑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抢救历史则成了我们这些人的首要的责任。在这方面，吴焱金、曹承义等同志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一定要通过对文革的回忆写出真实的历史，使后来人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文革，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回想当年，我们班上三个人一起跟随聂年生，加入红反团。可能是因为鲁礼安在搞“决派”时，我们三人和低一年级的另外一人柳书论四人一起在写一本反华工郭保安等人的书《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而“决派”中的骨干程琳又与我们住在一起，且关系密切（但我们是反决派的）。因此，在学习班中，我们所写的书变成了反林彪，并说是“北决扬”的纲领。我们也都成了“北决扬”的骨干、红反团的“四大金刚”。而在我们三人中，赵延昌在69年办学习班时受迫害而跳楼自杀；吴××则先是惨遭走资派迫害，后又饱受病魔折磨，三年前有过联系，近已联系不上，是否尚在人世确不可知；三人中我可能是唯一剩下的人了。加之，我们红反团的头头聂年生已于17年前英年早逝，其他人也未见露面。而个别露面的红反团的人却又是当年鲁礼安的亲密战友，现在据说继承了鲁礼安的衣钵，成了反毛、反文革的叛徒。看来，要想真实地还原当年新华工红反团的历史是非我莫属了！

在书写文革历史时，我们应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参加过文革的人，包括那些原“百万雄师”中曾受蒙蔽的人；但绝不能依靠那些靠污蔑文革去投降走资派的人，如鲁礼安之类的文革叛徒；也不能去相信那

些通过否定文革而获得利益的人，如俞文斌之流。

文革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而后被复辟了呢？不管是说文革失败了也好，胜利了也得，究竟有哪些经验呢？教训又是什么呢？对于文革的经历者来说，总结文革的经验和教训应是我们的另一重大责任。

对武汉造反派而言，钢新之争应是造反派的一块大心病。先是钢派中胡厚民等人的“以我为核心”搞出了一个“二八声明”，分裂了武汉造反派，后是新派中郭保安之类在为工总翻案和抗暴反陈（再道）斗争中大搞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加上，鲁礼安之流所谓新派中比钢派还钢的一伙人从中挑拨，当然，更多的是广大造反派没有真正做到“斗私批修”也有很大关系。吴焱金同志的回忆录中应可说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段历史，值得借鉴。在这点上，武汉的造反派相对全国来说还应该说算是做得比较好的了，因为虽有争论但基本上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武斗。而在现时的斗争中，左派内部的思想分岐是正常的，内部争论甚至开展一些批判也是应该的，但目的应是为了团结。而有些人不搞对敌斗争，热衷于公开打内战，和武汉文革中的“二八声明”应是没有什么区别。

毛主席死了！“四人帮”被捕了！文化革命被否定了！几十年来，与其说是批“四人帮”，不如说是批包括毛主席在内的“五人帮”。作为“五人帮”手下的追随者——革命造反派几十年来饱受迫害，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迫害后身体受损病死了；有的人隐姓埋名不问世事了；当然，也有的人背叛了当年的初衷而成了文革的叛徒；也还有我们这些不改初衷、矢志不渝的革命造反者，像吴焱金同志一样为毛主席未竞的事业而了此残生，绝不言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