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中国的脊梁是怎样断掉的？（1）——“新闻改造”旧文录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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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中国的脊梁是怎样断掉的？（1）——“新闻改造”旧文录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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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新闻改造”旧文录 来源：五柳村http://wuliucun.ycool.com/post.3243827.html
——读《往事》“新闻改造”旧文录
但随后“报人们发现，在新制度下，人们终于可以公开痛骂倒台的独裁政府，公开赞美新生的民主政权而不必担心受到迫害。不过，报人们又发现，你不能反对或指摘新的民主政权，连不拥护都不成。因为不拥护就是反对。于是，报界客观中立的标准不灵了。”。。。这些当时留下的史料，留下了历史，也留下了给后人的思考。---2009-04-04 往事第八十一期编者的话：所谓解放，意思是推翻独裁专制制度，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新制度，当时的人们寄希望于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北平益世报社长马在天先生证实，在旧社会一直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报人们“对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所号召的民主、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有着相当的幻想，期待北平解放以后，新闻能有个真的自由天地……”。 的确，报人们发现，在新制度下，人们终于可以公开痛骂倒台的独裁政府，公开赞美新生的民主政权而不必担心受到迫害。不过，报人们又发现，你不能反对或指摘新的民主政权，连不拥护都不成。因为不拥护就是反对。于是，报界客观中立的标准不灵了。觉悟以后的罗道庄先生说：“如果说过去你的‘中立’有利于人民解放大业，那你现在的‘中立’当然无疑地是有利于国民党反动的活动了。”因为以前的政权是“反人民”的，而现在的政权是“人民”的。 清末民初以来，知识分子办学办报办出版，在战乱频仍风雨飘摇之中惨淡经营，挣下了一些产业。它们虽然不能使知识分子们发财，却使他们摆脱了读书做官的老路，获得了独立的身分。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它们不但是饭碗，也是精神自由的保证，使他们能在专制制度的压迫下不仅保持了独立的人格，而且获得了生存与发展。进而言之，这些独立的文化产业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们的存在有赖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 新政权建立后对报界的清算和整肃，不仅出自控制言论自由的考虑，也有“剥夺剥夺者”的意味。在毁灭新闻自由的同时，也摧毁了它的基础。在实现财产国有化的同时，思想也被国有化。正如马在天笔下的那位民主人士所言：“大家都是在吃人民政府的外交饭，穷得很，哪儿还有钱来办报？同时大家又都是以马列主义为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思想，又以八项和平条款为共同的对国事主张，又何必办报！” 当成舍我先生把中共抨击他的行为归入“任何朝代均有其制造污蔑异己之天赋特权”，叹息“政治道德之愈益衰落”之时，他是在用老眼光看新事物——同“任何朝代”相比，一切都不一样了。 马在天的文字让我们得知这一“解放”的过程。除一枝秃笔别无长物的 “无冕之王”斯文扫地，沦落到沿街摆摊的地步。 除了剥夺外在的自由，还要剥夺内在的自由。各种效忠、反省、批判、自污充斥了版面。 真正意义上的报纸被消灭之后，只剩下“笔杆子”主持的“喉舌”。没有新闻，没有消息，因为喉舌“最基本的任务乃是教育人民”，在于给“国家的主人”洗脑。
新闻改造旧文录之一：
中国历史走到了四千年来最彻底，最伟大的变革时期。这种变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以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的力量来推动，来发展的。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全部完成。几千年来骑在人民头上的罪恶统治已经是在土崩瓦解。在解放了的广大乡村和大小城市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到处翻身，抬起头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正是在这样一种震动历史的人民运动中间，才能够产生。前天津大公报全体同人睁开眼睛，站立起来，检讨自己，改革自己的光荣事业。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行动，恰恰也证明解放了的天津是人民自己的天津，解放后的全中国将是人民自己的全中国。 我们的改革过程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全馆二百三十余同人分组对大公报的基本政治立场和政治作风进行检讨，同时并了解大公报内部统治机构的不民主和腐化，与它所服务的反动政权有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这样进行了一周之久。第二阶段是全馆同人代表开会，研究如何改革大公报，使它对外成为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的报纸，对内成立真正民主机构，成为对全馆同人负责，受同人监督爱护的具有民主作风的报纸。这个阶段历时大约为一周。最后经全体职工大会决定将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呈报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部核准出版。 全部改革过程进行之迅速和完备，首先应该归功于新中国领导阶级的天津大公报全体工人。他们在解放前后坚定不移的保护了工厂设备，使机器和器材，除了被上海大公报先期运走的一部份以外，完整无缺。他们忍受着进步日报出刊以前半失业状态的切身痛苦，耐心的和其他同人进行检讨,揭发了前大公报的许多弊病，使同人能够深刻的认识到，一个代表反动阶级的报纸，其对内的压迫和它对外的反动是不能分离的。工人们在严重的切身痛苦中，曾经表现了极大的工人阶级的纪律性，和全馆同人一心一德争取改革，争取出版。工役和编辑两部职员，由于解放后的自发热情和对于解放事业的初步认识，在全部改革过程中都自动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自动集会，自动讨论，选举代表提出意见。在进行改革检讨的两周期之中，展现了全大公报四十七年来第一次职工同人高度的自发精神。这种精神，使进步日报顺利的产生，它也将保障进步日报的进步和发展。
这一个阶段从二月三日开始。先是编辑部原有的联谊会如今召集了一个扩大会。编辑部各课室同人自上而下全体出席，包括徐盈、杨刚、高集总共三十六人。由胡邦定主席，钱家骏记录。发言者共二十余人，情绪甚为高涨。过去在国民党反动卖国政权和大公报内部统治机构的双重高压之下，一般职员在开会时向来是鸦雀无声。这种现象现在完全是没有了。同人中间有的在大公报多年，如张琴南、赵恩源、曹世瑛、徐盈等，有的时间较短，但是无论工作时间短长，所有同人都要求以解放之后新的人民的眼光来认识大公报的过去。他们都从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这张报纸的反动立场和政策。 在一次会中，大家首先指出了大公报起初和安福系北洋军阀的关系，其后经由吴鼎昌而变成了政学系的机关报以及蒋介石政权的在野代言人。他们举出了大公报反人民反共以及其千方百计支持蒋介石法西斯政权的事实。比如民国十八年后言论中所主张的“剿匪”“防俄御赤”，九一八后的“防共第一，抗日第二”，抗战胜利后的“宁要坏而能改的政府，不要好而不能改的政府”（国民党政府虽坏，还是要它；共产党政府虽好，还是不能要）以及埋没蒋介石政权在下关殴打人民代表的消息，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及其被打被杀的消息等等。从自己的经验，他们把大公报镇压同人，压迫同人跟着它犯罪的情形讲出来了。比如范长江之被迫离职，进步的编辑记者同人之常受责骂和警告，文字之被删削窜改，对重庆八记者之被捕表示不负责任等等。他们更举出大公报自己承认是小骂大捧，如社论中说大公报在一切大问题上都帮政府说话，小事情上若还不许批评，要弄得和中央日报一样，大公报还有什么用处等等。他们更说出大公报领受蒋政权二十万美元，是党报都不能享受的卖身价格。 检讨之中，不少同人都更进一步的承认自己个人过去在反动政策下面所犯的罪过，特别是徐盈先生和赵恩源先生非常坦白而诚恳的检讨了自己，认识自己的错误是大公报坚持反动立场和政策下面的结果。 在纷纷发言之中，有的人认为既要谈新计划和今后具体做法，更要深入的检讨天津大公报本身，有的觉得大公报这张报要不得，须从头再来，有的认为为了将来出报，检讨还不够，应该在全馆扩大检讨，有的还认为应该用一个文件来表示大家对于过去大公报的认识和今后的新看法新作风。在这样热烈的发言中，有人更举出上海大公报在危急中抛弃天津同人的事实。解放之前天津大公报存上海的金圆券二三十万元被扣住不给，并且在天津围城之前，把津馆铜模运走了十二付，把全部大公报合订本的资料也搬走了。 在许多意见之中，张琴南先生认为检讨过去是基本工作，应该多多进行，新动向应该征求全体人员的意见。 杨邦麒先生认为大公报还是要多多清算自己。 马士英先生认为仅仅清算还不够，还要改革旧制度，建立合理的民主制度。 李光贻先生认为应该扩大检讨，在全馆各研究学习小组里面展开检讨。 问题集中到了扩大检讨，最后全体同志由全馆小组会进行深刻检讨。 小组会的扩大检讨包括了全馆二百三十余位职工同人分别检讨，为时三天。以后再由各小组组长举行组长会议，集合各小组的意见。二十二个小组讨论了三天的结果，除了关于大公报反动政治立场和反动政策的检讨之外，又分别进行关于报馆过去的不民主，官僚态度，上级工作无报告，财政不公开，对工人及下级职员的不合理待遇等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省。多数小组中提出了发布宣言，取消大公报三个字，代以新名，进行出版的问题。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工作态度。一般的小组都提出要改变生活与合理待遇，暂时要求出卖一部分报纸解决眼前困难，要求改革制度，工作公开报告，有几个小组并要求加深学习工作，并廓清内部特务份子。 经过组长会讨论之后，决定凡有关改革的要求都保留到能够出报时的馆方管理机构去进行。关于暂时的生活问题，决定依大家要求出卖报纸一百令，每人平分一千元作为暂时生活的费用。 为了便利产生管理机构，以达到早日出报进行工作，我们并提出了管理委员会的人选，请求职工大会通过。 最后，大公报四十七年来第一次的临时职工大会于二月十九日召开。全体职工二百余人聚集在营业部展台外站立了四个半钟点，举行了中国报业，也许是除苏联和东欧国家报界以外，全世界报界从来没有的职工同人全体大会，通过了我们的宣言，章程和进步日报临时管理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其中尚有职工会的代表二人正待选出。大会在全体欢唱鼓舞的歌声中闭会。
新闻改造旧文录之二： 大公报新生宣言
大公报有将近五十年的历史，创办于清末开明贵族之手，民国初年曾落入安福系政客的掌握，一九二六年大革命开始之年续刊，一部资本出于官僚，政治意义渊源于封建政客及新兴资产阶级。大公报的根源如此，它的政治属性自然不会跳出这个范畴。蒋介石背叛了大革命，十足显现了买办资产阶级窃夺政权的本相，帝国主义向他垂青，官僚地主争相奔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间”、“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但是，历史上所有改良主义者在实质上无不成为反动统治的帮闲甚至帮凶。在过去二十几年的人民革命浪潮中，大公报虽然不断若隐若现的表露着某些进步的姿态，而细加分析，在每个大阶段，它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在大革命破裂之后蒋介石的“剿匪”时代，大公报是跟着喧嚷“剿匪”的。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大公报是主张缓“抗”与“攘外必先安内”的。在对日抗战初期，大公报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为抗战尽了些力，但是由于它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力宣扬“国家中心”论，把蒋介石捧上独裁的宝座，经常宣传“军令政令统一”的说法，以压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因此，在抗战中期和后期，大公报的领导思想在抗日问题上有些摇摆。到抗战已近胜利之时，大公报还不赞成联合政府的理论，而想替国民党维持独霸的局面。大公报曾赞成政协的决议，但到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决议时，大公报的负责人反而参加伪“国大”去制“宪”。蒋介石既撕毁政协决议，又勾结美帝发动“戡乱”内战，人民解放战争已于东北开始之时，大公报却发表了“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为蒋介石也即是为美帝撑腰。当人民革命浪潮已把反动势力震荡的摇摇欲坠之时，大公报又提倡所谓“自由主义”、“中间路线”，以自别于反动统治阶级，其实人民与反人民之间绝无所谓“中”，而所谓“自由主义”既根源于买办资产阶级，这“金外絮中”的外衣更是混淆是非，起着麻痹人民的作用。 以上检讨，不过是大者，而一向看似开明进步的报纸其内涵竟也如此，与过去的反动政权是难以分离的，总的方向是跟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走的。它的基本性格既然如此，因此在国际关系上，基本上是亲美反苏的。无论在阶级感情上，或在政治观念上，大公报都属于亲美型，在抗战中尤其表现出了这一特色。直到两年前，他们亲眼看到了美帝是那样明目张胆的扶持日本反动势力，它才从民族观点上开始怀疑美帝，而尽力于反扶日运动。在抗战初期，大公报也曾有亲苏之名。但它的亲苏姿态，绝非发生于倾向社会主义的感情，尤其谈不到阶级的观点，而完全是基于纵横捭合的强权政治的看法，要苏联牵制强权，甚至更想借着亲苏的路线以压制中共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由于此故，大公报在基本感情上，非但不是亲苏，实际是反苏的。它远在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抢夺中东路时，也把苏联看作帝国主义者。尤其在近年的旅大问题上，弦外之音，也把苏联看成侵略者。殊不如苏联之借用旅顺港，正是防止这远东要隘落于美帝与蒋匪的联合阵营之手，这正符合于中国人的利益，尤其符合于中国人民解放革命的利益。假使旅大与中东路落于美蒋联合的掌握，不用说中国东北人民暂时不易解放，整个人民解放战争都要遭逢大困难，而从太平洋全局看，日本、南韩、东北，全放美帝之手，形成对苏联的东方包围，世界和平将受更大的威胁。从此分析，并加深思，便知苏联之借用旅顺港，非但不是侵略，而且是一种和平的定力。这非但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从正确立场上看这个问题，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力量的运用，而在民族立场上，这正是援助被压迫民族，以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反动势力的侵略与挑衅。但过去的大公报，却没有这样去了解，也不可能有此理解的。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业已完成胜利，全中国业已基本上获得解放，帝国主义的势力就将退出中国，反动政权业已灭亡，官僚资本就要普遍没收，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诞生，旧的过去，普遍新生。当此重大时代，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公报是具有政治与文化两重机能的私营企业，它检讨过去，开拓未来，也正是扬弃旧污，开拓新生。大公报有一部分官僚资本，这留待人民政府清查处理。大公报同人对过去的错误，内心是愧疚的，今当新生，提高警惕，痛感责任，勖勉前进，努力为人民服务。从今天开始，上海大公报从机构到版面，都经过重大改革，内容固期崭然一新，机构也已民主化。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大公报全体职工同人，业已郑重确定了工作方向与目标：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并郑重确定了工作态度：向人民负责。言论、记事、以至广告，都要向人民负责。一字之错，一语之非，都不许含糊，都要勤于检讨，勇于改过，尤其方向，不许有错。我们必努力而小心的这样做，更诚恳请求广大读者给我们帮助，给我们督责。今后的大公报，已不是官僚资本的了，也不单是我们服务人员的，而确定是属于广大人民的了。 中共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还大都限于军事的胜利，今后还大大需要政治、文化、经济、生产各方面的建设。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农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民主义国家的建设！
新闻记者是中立的吗？ 罗道庄
不过，有些住惯黑暗房子的人，对于光天化日下的阳光还不太相信，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下长期作新闻记者的人，除反动分子外，好多人虽已被压抑，被毒害了，思想胡涂了，甚至有不少反对这点的人，但因为做记者，在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中，比较容易活动，比较容易有些旧的社会声望，因此，也容易自以为是，对于自己的认识最不容易客观。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过去我在主观上是不肯承认我竟会如此下贱，作了反动派的帮凶；但在客观上我确乎做了帮凶的事。当然我可以说：“环境压迫我，我不得已。”然而如果人人像我一样把罪恶推给环境，自己不挺起胸膛来战斗，那今天的胜利局面，就能从天上凭空落下来么？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就不像我这样。
自然，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也有过一些抗拒的，譬如——过去在蒋匪统治下的许多记者中，有些人很反蒋，可是环境压迫着我们，不能不把老蒋的放屁发个头条。日子一久，为了得到阿Q式的内心安宁，就说：“我们是为了新闻而新闻。老蒋虽在放屁但总是个新放的屁。”在当初是一种内心抗拒的自圆之说，但这一观念残留至今天就无意中变为反人民了。譬如，在今天竟提出要求说：“我们应该多登点南方新闻”甚至主张收听《中央社》。 这虽然不见得就会使自己被《中央社》俘虏；但登出来则必然是帮助造谣社欺骗读者无疑，即使抽空了内容，也还是不能忘怀那批王八蛋的“冠盖往来”的罢了。因此，我以为除了正确分析批判过的敌方消息外不能再登，是完全必要的。 有人以为过去我们收听延安广播，得到了许多独家新闻，现在何妨收点“中央社”呢？ 这一思想是一种自以为是中立派的“同等观”，无区别地把国民党与共产党同等看待，以为一切都是这些“党”自己的事，而我们只要“独家新闻！”
这种中立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自然并不太坏。到了今天老百姓自己的党自己的军队来了，仍然继续驮着过去的一层蜗牛硬壳说：“我中立！”我搞“独家新闻”，虽是谣言也好，根本不知道应该“对读者负责”是件什么事。这样是你见弃于人民呢？还是人民见弃于你呢？如果说过去你的“中立”有利于人民解放大业，那你现在的“中立”当然无疑地是有利于国民党反动的活动了。非彼即此，哪儿有“中立”呢？ 这一“中立思想”有极其显著的有害的结果。譬如有些编辑们在过去是尽量避免在标题里标出“共匪”字样的，因为他们的良心知道共产党不是“匪”。今天因为心里残存着对“匪”字的一惯厌恶，或者觉得标出“蒋匪”或“伪代总统李宗仁”，那不过是共产党的看法，因此也替蒋李忌讳起来，这是拥护真理吗？请问：“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是一帮匪？他们的头子是不是大匪头？原不是“匪”的被人强迫你说是“匪”；而真是“匪”的你倒不说了。
再譬如：过去为了避免写出“中共”胜利字样，常常用地理名词代替，例如：“开封情况不明”，“张家口激战中”，这一老习惯保留下来，竟有同行在卢汉屠杀昆明人民的时候，标出来“昆明屠杀人民”。在匪帮西南备战的时候，竟标出“西南备战”。请问昆明的人民屠杀人民吗？还是西南的人民在备战吗？在过去，“含混”还可能给读者以某些有益的暗示，在今天“含混”又是为了什么？ 如此的例子是说不完的，例如：过去我们确是讨厌国民党的标语口号，因为都是不会兑现的欺骗。我们确是讨厌国民党“大员”们的长篇演讲与文章的，因为都是毫无内容的陈腐谎言。但是今天我们区别没有区别国共的标语与演讲及文章的内容呢？如果你讨厌国民党口口声声所说的抽象的“同胞”，因之你也讨厌共产党口口声声所说的真正的实有的“人民”，你同那反对一切不论是亲人或敌人的疯子又如何区别呢？
还有些有点“清高”癖的记者，认为：昨天还口口声声蒋大总统李二总统，今天你就“贼蒋”，“ 伪李”的，似乎转弯太急了，有点投机！于是不免束手束脚，不敢勇敢的承认过去的错误与接受不可争辩的真理。我们最初十分明白“蒋大总统”、“李二总统”是怎样“选”出来的，可是日子一久，又觉得“蒋”“李”真的像起大二总统来了，新环境到来，我们生锈的头脑想转又害羞，倒露出自己永远摇摆的真面目来了。同时反而指责别人为“投机”。请问人类选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不是一种投机呢？是不是投太阳光的机呢？“认识真理乃得自由”，是不是可以说成投真理的机呢？投到黑暗的怀里取私人的利益是投机，投到光明的怀里作不可告人的卑鄙事是投机！正大光明地投到光明怀里作光明事业难道也是投机吗？
这种自觉孤高而实际动摇观望的个人主义者，甚至有时竟说：“阎锡山不肯投降有骨气”之类的话。实际上这等于喜欢颂扬杀人杀得最彻底最残酷的大特务大卖国贼了。不管他是杀了自己的父母或亲兄弟，只要他杀得最残忍，就一律喊“好”，就称赞他是“英雄”——这不是奴隶观念吗？ 我们如果是心甘情愿作反动派，到也罢了，否则现在正是区别自己，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
我自己是个旧记者，我自己反省。我更希望朋友们认识这个真理：过去我们所标榜的“独立”与“自由”，在蒋管时代虽然很不够，但还能有某种微小的进步作用。但是在人民政权的新社会里，如其仍然标榜他们个人的“独立”与“自由”，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了，是盲目地反权威者，他们既不同情法西斯独裁，又反对人民大众对反动阶级的专政。这种态度，现在只有对反动派有利。我们真正愿意洗心革面的旧记者，应当学习苏联名作家法捷耶夫的名言：“在西方有些属于反动营垒的人，他们非难我们底文学底‘顺从主义’，非难它变成国家的奴隶。是的，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底国家是劳动人民底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当认为给他服务是一种光荣。” 同样，我们应当认为给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是一种无上光荣。
新闻改造旧文录之四： 看报觉得“乏味”请大家讨论讨论 ——本报对一部分读者来信的答复
（一）由于我们受了旧社会里反动报纸长期的影响，对人民的报纸无形中会产生若干不正确的观点。过去国民党统治下的报纸，其首页及中心地位，总是被一些“大人物”的活动和言论所填满的，而现在，却常在这些地方刊载群众的活动或某个工人农民的故事。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时代前进的主力是群众而非个人；人民的报纸把握了这个真理，选择了它该刊登的，对现实做了真实的反映。相反的，资产阶级却认为：历史是个人创造的，群众是“群氓”，只能跟着走，所以在他们的报纸上就找不到群众创造历史的事实，而集中注意到上层统治集团的活动。这是仅抓住了现实的片面（错抓的一面），所以是歪曲了历史的。群众的活动是朴实无华的，我们看惯了摘写绅士淑女们庄严堂皇神气活现的特写，会觉得报导群众活动的新闻“太平凡，单调乏味”了。殊不知，这里存在着我们思想上严重的障碍。
（二）旧社会的反动报纸，充满了中央社式的谣言乱语及虚伪宣传，它的新闻，往往是夸张过分不负责任的。例如：合众社报道过史大林和莫洛托夫吵架；“原子笔大王”雷诺探险积石山的骗局，就经过美联社来煞有介事的铺张；明明这个人好好的活着，却用特号字说他突然死了，这种种谁都还能记得一二。不管它是真是假，只要能达到某种政治上或其他目的；或只求吸引读者争取销路压倒竞争的同业，他们是什么“新闻”也登的。人民的报纸，是必须对人民负责的，不但半点谎不能撒，且须就事实求是：一是一，二是二，决不允许夸大和歪曲。我们习惯了旧社会的报纸的报导作风，假使仍想在今天读到“惊人消息”或“出色的新闻”，那是要失望的。
（三）除了上面所指的这些“新闻”之外，资本主义社会的报纸还到处把低级的尽情的出于空想的戏剧性的场面，什么黄色的粉红色的新闻来刺激读者，企图无形的麻醉和毒化我们。我们过去经常在第三版第四版读到一些凶杀、阴谋、奸情、心理变态、失恋、自杀的消息，这些是在反动统治下的社会的最脏最臭的渣滓，只有资产阶级才乐于把它们越多越好的捧出来喂饲他们的人民，散布毒素来阻碍社会进步。而人民的报纸它要多多报导社会的积极面，因此要报导工厂增产或农场改善耕种方法，要报道群众日益趋向觉悟的现象。并且，新闻记者的笔不能停留在现状的表面，还要给读者以深入的分析。所以，假若仍习惯地寻求低级的刺激以为消遣，或见了深刻的本质的分析而头疼，那就值得商榷了。
（四）最后，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报上消息很少”，这句话中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即认为报纸的任务就是报道消息，而忽略了它最基本的任务乃是教育人民。只是猎取新闻，不曾悟到从报纸上进行学习，无怪我们常忽略掉若干内容丰富，意味深长，基于理论和实践之统一的某些文件如决议之类。譬如关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若拿它来集体学习一下，够我们讨论个二三个星期的，会解决许多我们思想上的问题，可以防止今后行动上的若干错误。但是，我们也许是看厌了蒋介石式的又臭又长的，满纸荒唐空虚透顶的文告，很易徒凭经验地结论出，大概文告总是些官样文章，因而置之不问。这岂不是主观？ 上面这些，都是由于过去环境而产生的若干对报纸的不正确的印象或“历史的错觉”。挖根到底，是与我们的思想方法，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学习态度有关连的。把它们先解决了，建立起对报纸的新的认识来，读报乏味的问题，就能解决大半。 我们这个意见，还不是完全的，可能其中有错有误，因此要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新闻改造旧文录之五： 中共查封世界日报 ——成舍我发表声明说明该报创办经过及立场
“经报载陕北广播，知余辛勤手创，在华北具有悠久历史之北平世界日报，已于本月二十五日，被北平中共军管会查封。余于去年九月底离平，十二月共军突攻天津，交通隔绝。共军入平，留平同人，以安全关系，未能自动停刊，二月以来，平市秩序渐定，共军控制全局，以无强令原有报纸‘伪装进步’之必要，故全市报纸数十家，逐一被封。而世界日报之躯壳，竟独获延至最后，此余对中共查封世界日报，不特不应表示怨愤，且能体恤其优异。尤其于对封闭一切民营报纸中，独对世界日报不惜辞费，发表此文广播，申述若干理由，如此重视世界日报，更令余有不胜受宠若惊之感。世界日报自民国十三年出刊，数十年间，在任何朝代之下，几无不遭受迫害。所谓查封，先后已不下数十次。而余个人之被捕下狱，数亦相等。二十六年北平沦陷，报社为日寇掠夺，后胜利复刊，余于署名之复刊宣言中，曾痛告国共双方谓：共产党者不改变政策，仍如政府所传，专以杀人放火，斗争暴动为能事，则政府用兵，无法阻止。若国民党不能痛切觉悟，彻底改革，而仍蹈故袭，因循泄沓，贪污腐败，则人民革命，势所必至。胜利以来，世界日报之每一主张，即无不适此原则出发。即在今日对此原则，余仍未能发现应向任何朝代之枪口刺刀下，感觉忏悔。如中共认此为‘无党派的假面具’，则余亦宁愿戴此面具，以此终生。所幸，世界日报过去言论，一字一句，公正良善之广大华北人士，久有定评。初无待余之辩论，亦非任何人所能歪曲。而余于二十余年前之一介书生，以仅有之数百元，作为资金，独立创办世界日报，迄至今日，被中共查封止，向在华北民营报纸中，具有广大规模，拥有广大读者，原因何在，众所共见。世界日报不特从未接受任何朝代之任何支持，与其发生任何关系，甚至国民政府统治下，各地例有之低利文化贷款，亦向来谢绝。中共所查封世界日报资产中，每部机器之齿轮，每块铅版之字粒，皆为余及数百同人绞脑汁，流血汗以获得。世界日报今虽暂时不能再向华北广大读者供献超然独立之社论，迅速确实之新闻，但过去数十年来，华北广大读者所给予世界日报滋育成长之鼓励，正可坚弥余及无数新闻战士，为新闻之自由继续苦斗之信念。回忆抗战时期，不特余之北平世界日报，为敌摧毁，所有余主办南京上海香港之其他报纸，亦先后悉遭掠夺。汉口桂林则未及出版，即告沦陷。而余终于胜利前夕，在重庆复刊世界日报，余深信天地之大，中共能封闭余北平之世界日报，而无法封闭余毕生献身新闻事业，发挥正义，抵抗暴力之意志。 至中共广播兼指余为国民党××份子，此纯属恶毒的造谣，不特无庸余一词辩正，即作此广播者，苟不自毁其谍报工作，执称卓绝之惊人成绩，则对当前各种派系情形，及余向不参加任何派系之铁的事实，稍加思索，亦自必哑然失笑，好在任何朝代均有其制造污蔑异己之天赋特权。国特、匪谍，其他皆然，此为古今中外不易之定律，而在今日为尤甚，余亦惟有叹息政治道德之愈益衰落而已。
解放后的北平新闻界 前北平益世报社长马在天
自从共产党军队二月一日下午一点钟由西直门进占北平，五日在黑风黄沙中举行号称两百万雄师入城式，十二日召开的所谓庆祝解放大会，胜利者的姿态，征服者的威武，不可讳言的，把文雅著称的北平人吓呆了！每个人心头上开始压了万钧重的石头，美联社记者麦基，合众社记者施米斯，美国天主教杂志代表霍根，及其他二十多个外国记者，既因忠于报导，对共军失敬，而遭受到停止活动驱逐出境的处分，只就这一点颜色，已足够北平报业报人迷惘惶惑了！ 当北平在十二月十三日，才开始被围那日子，报纸还有十四个单位。除益世报首先在圣诞节夜晚停刊后，英文日报及其他三数家亦相继于共军入城前停刊外，其他多家都缩小篇幅苦撑出刊，一则是骑虎不下，工人要挟不准停刊，一则是若干比较负责社务的人在无可奈何中，对共党政权怀抱着或多或少试试看的期望，对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所号召的民主、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有着相当的幻想，期待北平解放以后，新闻能有个真的自由天地，因为北平报业这两年来实在苦痛得很，时代风的吹荡激动，背后必有人领导印刷工人整天闹工潮，党官又兼社会局长温崇信，不愉快于一般报纸平素对他局中事儿报导过于详实，譬如：办理评价有弊端啦，办理配售有弊端啦，这一些事儿自然会使温一遇到事故，便阴阴阳阳地给工人鼓励。报业公会有一次因工潮推举成舍我几位去找温交涉，说到节骨眼的当口，把温弄得满面通红，用二指头指着自己鼻子说：工人是老爷，我温崇信是孙子。老爷、孙子环攻下，罢工、警告停刊、封门，可真把报业搞惨啦。所好的是随着政府和平声音，报人们歌颂拥护，认为变，总比较是能通的，且在意识上要立志从新学习。但是，快得很，经不起一连串的事实，大家渐渐醒觉，明白新民主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共军进占北平，当天把华北日报拿到，改为人民日报，中央通讯社改为新华社，在表面上对任何其他一家报社和通讯社都没有动。几天以后，报业公会几家会员商讨之余，推了四个代表，去拜访那时北平最高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叶剑英，及该会属会文管会的钱俊瑞请教，看他们对北平报业有什么指示？何以新华社拒绝对任何一家报纸发稿？结果叶钱二人都拒绝会见。大家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去找范长江，希望从范那儿能得到一点官家的意见。范当时是人民日报的主持人，和几位代表在过去有点私人友谊。但谁也不会料到经两次求见才看到范氏冰冷的脸说：这几天只顾夜晚稿子，外面的事情不知道。就送客了。从此以后大家开始各扫门前雪，料理自己的后事。 世界日报在共军进占北平前后，本来已经亲切表示：向人民靠拢，但是终不免以坚持内战戡乱为己任的国民党反动份子违反人民利益而遭受武装封闭。事前，晚九点钟，该报吴范寰经理，还曾电询文管会负责人士，世界日报晚报的命运究竟如何？某氏尚答称：想无问题。事后才晓得，就在这“想无问题”话声中，人民的军队，已经出动向世界日报进发了，因为他不是官僚资本，所以只能在名义上称封闭，而不是接收。事实上比接收还来的那个！工人要求清算，职员要求清算，工人职员一起要求清算，三次清算之后，人民日报又出面要求清算。据说华北日报账面上有笔账，曾拨交给世界日报六十多吨报纸，又据称这批纸原是中央宣传部三十四年饬令华北特派员划割的。现在人民日报一口咬定要讨这笔纸账，六十多吨纸按两千令计算，北平市价每令约合二十五个袁大头。干脆说：世界日报把一切所有的都卖光，也绝对交代不出这将近五万个袁大头的硬账户。新生日报社长李诚毅，早在围城前把大部分物资出卖，带着一部分器材向西南转移了，将社务交职工代表负责。编辑部某君是潜伏的城工干部，对报馆的内情十分了解，所以在这是杜聿明的官僚资本的说法下，该报很快的被接管没收了。 北平时报，是在北平副市长张伯谨，借用前北平时报全部资本出刊的。河北省府秘书长姚子和，北平市参议会秘书长张象山，都曾先后担任过该报社长，张氏任董事长的身份，时常还亲自写写文章，依此这段，中共当然要理直气壮地加以接管没收，之后，还清查张氏东四九条私人住宅，清查张氏岳母住宅，清查经理住宅，把经理私人存的几包大米给抬走了，这就是中共所喊的保护私人财产。带领中共办理清查点收的，也是编辑部的一位某君，而这位某君正是张氏平素赏识的后进，中共的城工干部。 尽管平明日报和傅作义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但它确是傅氏的一张代言报纸而毫无疑问。社长崔载之在绥察河套搞文化工作十年，与傅氏私人有着相当的渊源，这次北平和谈，邓宝珊一月十三日出城至中南海正式签字的微妙几天中，崔氏始终参与其盛，直到四月底，我离开北平，他还在中共与华北剿总合组的临时机构里，负着某些联络工作。就在这样的场合下，平明报才能独特的平善的关门，遣散员工，保有财产。而员工在工会的指导下，鸦雀无声，没有发生任何事端。 北平益世报馆址原是向平津敌产处理局洽购，尚未完成手续，还算是属于租赁的。该局既被军事管制委员会地产部接收，地产部自然的就变为这房屋的新主人，他大可光明磊落的将这所房屋退租收回，官家自用，而他偏偏不这样做，反转过来说：你们不自动退租，我们是不强逼你们退租的。结果呢，他写封介绍信介绍人民日报来向我们借房屋用，是一个二十多岁姓殷的干部，乘势极凶，口气百分坚定，非借用不可，楼上楼下，前院后院整个都借！只准留下三间堆存东西外，马上就要腾出，整个装修也借，全付家具也借，识时务者乃君子，我们一一都答应啦。最后，又要借整个工厂机器，这我们才向他们——人民日报——提出请求，说明三项理由：1工厂大部分不是益世报自有的。2益世报本身亏空，很多外债待还。3报馆还有八、九个未曾遣散的员工需要生活。基于以上三点，希望把全部东西，廉价卖给人民日报。那个姓殷的，又来个姓王的，两位干部同志回答道：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谁买！斩铁断钉，干脆利落得很！就恰在这时候，地产部通知我们说：一草一木都不要搬动，因为我们正在从事清查，从前处理局租给你们房屋的时候，里边曾带有些什么东西？机器啦，家具啦，共产党人爱讲坦白的，北平益世报的一切，就是这样坦白从宽之下轻轻的完啦！一位老解放区的人对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做扫地出门吗？现在对你们仅是让出门，没有让扫地，还是好的呢！
前面讲到的六家对开报纸，是怎样完结的。下面再看看几张四开报： 北平日报和华北日报，在做法及关系上有兄弟报之称，不过他是属于私人拿钱经营的罢了。但是这些人都是被中共目为官僚的，所以直截了当的被接管没收。社长季乃时哀哀声辩说：是官僚的该没收，我季乃时这个纯职业报人的一点点股份不应该没收吧？中共答复道：且慢，待查明以后再讲。事经两个月还没有一丝半点消息，今天范长江主持的解放日报就是北平日报的全底。北平新闻报社长窦培恩，曾在国民党中宣部做过事，又是北平市参议员，所以并不因他报小而被放松，起初他个人先自动的把报馆全部财产交给员工去干，个人脱离关系走开。结果员工经营赔钱，窦氏被逼还账了事。员工再继续经营又赔钱，这次不但要求窦氏负责还债，并且还要求他再补发三个月的遣散费，理由是：当他交出报馆的财产的时候，并没有发给遣散费呵！窦氏无奈逃往天津，后来经人把他找回去，由人民的政府出面调解，所谓调解，干脆讲，就是再拿钱出来。 孔效儒是大公报记者出身，也是益世报的老同事。胜利后赤手经营明报，艰苦支撑，博得社会不少好评，三年来担任着北平报业公会的总干事，热诚勤劳，从各方面都称得起是一位纯洁报人，但是他经不起中共的考验，员工们贴着标语要打倒他！要清算他！最后还是人民的政府及工会出面说和：明报把整个印刷出卖，发三个月遣散费，关门了事。 第十个要谈到现在仅存的新民报，也只有这张报是叫人百思不解的。无论从版面内容各方面看，也已和无产阶级农工大众站在一起，已经向人民的政府靠拢，已成为全人民解放斗争的武器。他曾在报头上刊登了一个启事，声明和其他各地新民报及总社脱离一切关系，要独立。并由总编辑王达仁写了一篇将近万言的文章，把陈铭德、张恨水、张蒲野、张万里等痛骂一番，当做革面洗心，对中共的誓词。但是在表面上并没有赢得中共领袖们的谅解，直到四月底还没有获得中共的合法登记，而仅是被默认的一个私生者，北平市残留的唯一报纸。据说有一个姓某的，是陈铭德氏的心腹人物，一位姓某的原是邓季惺氏家里的勤务，而被提拔到报馆工作的，这两个人原来拒绝参加王达仁等不道义的行为，尤其是那个勤务同志，还痛哭流涕的讲：别人都能不讲良心叛逆，只有我姓某的深受邓家三世厚恩——指祖父、父亲都曾在邓家做过事——绝不能叛变！经不起几天诉苦运动，穷人翻身教育，姓某的很快就觉悟了，背转身来参加王等的独立运动，并且还起着中共所称赞的带头作用。 赵超构从香港到北平之后，曾以新民报老同事的身份，到报馆看望几次。并且还表示：有什么事情愿意从旁帮忙。竟没有想到大家怀疑他替在香港的陈铭德负有什么使命，反而对他大加冷眼，并且警告他少进北平新民报的大门。马彦祥听到这些消息，就去向同仁们委婉劝说，何必如此这样。结果到被同仁们到军事管制委员会控告一状：告他多管闲事，仗势欺人。 中共真的会让新民报员工把报馆财产占有吗？我相信绝不会。因为这和新民主主义及保护私有财产说法不合，面子不好看，一定会想出来另外一套把戏，有另外一个门道。（本报按：关于本报北平社自北平易手后仅收到过一封北平社职工会的脱离关系电报，自此以后迄未得到北平社任何信电，故本报北平社如何，本报一无所知）
北平市报馆通讯社新闻从业员经记者公会登记的有三百八十来人，现在几乎全体失业或转业了。中共的基本看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摇摆不定，封建的小资产阶级靠不住，要不得！ 华北日报被接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内外勤统统免除，一个没有留用。詹辱生氏一家老小生活不了，回南方原籍也走不动，最近靠着典卖衣物，向朋友们零借度日。汪松年在家苦坐，生活也开始发生恐慌，心上最喜爱的两个照相机已经卖掉了。 中央通讯社编采人员也都被遣散，黄卓明虽被目为进步（以下脱漏） 张恨水在家闭户读书很少出门，写东西的时间少，画山水画的时间多，把画弄去可能马上换几个钱，既不惹是生非，也满现实的。十一口之家，还有五个孩子在学校读书，确实不易维持，全家大小都吃小米面，只有他一个人还能尝到碗把灰面。北平民主人士中的某些老朋友，闲得无聊的时候也会去看看他，地方政府干部也时常去访问他，问东问西。书架上的二十四史四部，要那些种书是干什么用的？他都能细心的向他们解答。张氏最近曾表示，忙碌半百，三十年来难得有如今日清闲，两鬓班白。××部长去他家访问的时候，看见他恰恰在洗衣，于是愉快的拍他臂膀说：你很进步，希望你好好学习！ 北平新闻界一般都认为方奈何这位湖南朋友，在气质上热情，在思想上激进，北平易手前后，还在帮忙编世界晚报，对民主亦歌亦咏，谁也不会想到中共对他的批评竟是思想顽固。新民报闹独立的时候，王达仁曾写有很长一篇东西，要大骂他一顿，后经马彦祥劝他，才算没有发表。他现在弄到两部丝袜子机器，家庭生产，太太在家里织，他到外面卖。 左笑鸿曾一度在司法部街某条胡同口上，造了一个小木棚子卖纸烟，因为不够开销，就又顶出去了。之后，约着朱镜，两人去疏通，才算准予候补入学，中共的说法技巧，做法更技巧！ 张慎之这位从事三十年新闻工作的老报人，因中共说他老顽固，不堪造就的批语——华北大学，坚决不收他！他生活既无路，就在西单牌楼附近摆个地摊卖纸烟，据说还不曾摆到第五天，因腰部受寒，不能行动了。 季乃时走出北平日报的时候，接收者什么都不准他拿，甚至私人做饭的锅碗也没准他带着，暂在东四牌楼吴秋尘家借住几间房子，太太亲自用新买的煤球炉子做饭吃，两个女孩子还在读书，生活已经陷于无从维持。他现在准备鼓起最大勇气，向中共交涉，希望把他本人财务，弄个清楚（以下脱漏）不算数，只以前门外，三牌楼到天桥五里地长的一条大马路来说，路东路西三五步一个摊，哪儿不是被肥皂塞满口，这种行道已经供过于求。 孔效儒夫人凑着关门的明报原址，开了一个慧英产科医院，传达处，挂号处，接电话，拖地板，扫院子，替住院产妇出外买点零碎物品，都由孔氏一人包办，在过去的报人里，今天要算他是唯一的忙人。
北平市合乎中共政府颁布的新闻纸审查登记规程，出刊的报纸，只有三家：1，代表华北政府的人民日报，2，代表北平市政府的北平日报，3，代表工会的工人日报。这三家报纸刊登的是，（一）苏联新取得的成就，是苏联帮助的中共把日本鬼子打跑的一篇文章，连续刊载。（二）新闻消息篇：真正的国内外要闻，乃至社会上一些正经的消息，在中共报纸上很难找到，偶尔有几条的话，不是解放区人民自动参军献粮便是痛骂国民党、美国人。在北平和谈两星期，北平人民竟在纸上看不到半句消息。但中共反而整天喊着要南京向人民靠拢。 在要使报纸成为解放斗争最有力的武器的号召下，中共的负责人物，对新闻政策、作法确是十分注意，某个单位有被指定的通讯员，某个机关单位的某个广告，应该刊登在某个报纸，他都有明白的规定。以人民日报来说，总编辑、社长每天要看报纸大样，并且再经由中共组织部长兼北平市党部书记的彭真亲自看过后才能付印。若干文电及重要新闻稿，毛泽东还要亲自动手写作，其慎重可见一斑。所以与其说中共是在编报纸，勿宁称他们是在编每日教程，因为在中共的各级文武干部，团体学校——华北大学当然在内！每天都有指定的读报时间，同时每天也就以这张报纸作为检讨国内外问题的中心。 当一个中共干部去你家里访问的时候，他若能看到有一份人民日报，他必会对你点头微笑！反之，假使他发现什么报纸也没有的话，他必定要问你为什么这样不进步！ 若一定要在北平找出一份给中共三张官报凑数的报，那只好说是还未办妥登记手续的新民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都是新华社、塔斯社一个样的消息，市面又是在日趋萧条，即便把登记办妥，他究竟能够维持几时呢？
有一天我特意去请教一位民主人士，问他是不是听说有人最近要办报？他丝毫没有迟疑地答道：大家都是在吃人民政府的外交饭，穷得很，哪儿还有钱来办报？同时大家又都是以马列主义为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思想，又以八项和平条款为共同的对国事主张，又何必办报！你办报多年，请教你现在怎么能办报？办出来给谁看？果如此公所谈，则平津最近是不会有什么新的——民间报出现的。至于由中共拿钱，穿着民主人士外衣的则当别论。本来这种年头无论在什么地方，爱说老实话的老实人都不容易办报，尤其是在中共解放区更难！要知道：中共在过去整天要求新闻自由，现在他既已征服大半个中国，他当然更知道新闻自由的厉害，更要禁止新闻自由（以下脱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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