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把文革同互联网搅合到一起？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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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能把文革同互联网搅合到一起？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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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能把文革同互联网搅合到一起？
这块砖要劈的第一个去处，是“十年文革是建国六十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大鸣大放’、‘大民主’的时期”。老夫长杨君大约九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偏遇上文革，高考废了，该发泄青春活力的地方没了，于是享受了杨君所谓“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大鸣大放’、‘大民主’”，一不小心还成了头儿，受益理当非浅。却没那份闲情逸致享受过“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之乐趣。 马克思先生有话：“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我很憧憬这样的幸福，可也深深懂得：无论怎样的“大民主”，说错了话是要倒大霉的。文革中多少人就因为“说错话”遭殃甚至丢了小命，试想，连周恩来那样的高位，还有那么多“违心地”，遑论小百姓？而且妙就妙在，我们的社会文革恰是从救助一位“说错话”而入狱的工人邓承刚开始的。这位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贫农儿子，文革初期因赤红的出身被推举为单位文革组长，领着大家给毛像弯腰时口令喊错了，马上成“现反”下了大狱。“大民主”啊！我们就为之闹平反，所谓文革中的“冲向社会”就这样很无聊地开始了。我对文革的感激之情，就在于他们居然还讲了政策没杀掉我，只关了几年。到“平反冤假错案”时，任何申诉都懒得去找，缘由就在于，俺觉得还能活下来已属万幸，不想争那一万零一幸了。何况，能给你平反的权力一定还能把你打入另册，有多大的意义呢？ 所以我就弄不明白，何以总有人会把那时的“大鸣大放”、“大民主”说成“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跟杨君略同，俺也不时会读到文革那些大字报或刊印文章，除了“顺杆爬”，顺着马列主义毛思想的杆子爬，我没看到别的。即便是曾经崇拜万分的《中国向何处去》，也不过为老毛的革命“放屁添风”，替本来丑陋的“无产阶级专政”割肉补疮罢了。当年我们省报组织批判了七篇“大毒草”，有六篇是我们这个战斗队写的，其中一篇还被康生拍桌子大骂，楞说是“中学生写不出来”，有“黑教师爷”。可如今看看，哪有什么新意思啊？全都是“顺杆爬”，没爬到人家规定的路子上，挨了一巴掌而已。 远不如现在网上那些小青年，他们至少会玩点幽默，比如创造出“兆山羡鬼”、“秋雨含泪”这样天才的新成语；他们至少戳穿了一个又一个谎言；他们还仗义执言，颠覆了导致“孙志刚案”那样的法条；至于因为网民慧眼而陷“周老虎”、“周久耕”等于法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了。如此，一个巨大的差别摆在我们面前：互联网显示的，是官从民意，尽管还属“初级阶段”；而文革“大民主”，折腾的是民从毛意。难道可以同日而语么？ 要劈的第二个去处，是我没想到杨君也会持“两个文革”论，此论根本不需驳。试想，当初纳粹德国，高速公路、喷气飞行、核武器、火箭与导弹、奥运火炬传递，就连现在在哥本哈根争吵不休的环保理念，都是他们首先玩起来的！是不是也得说“两个纳粹”？以便将反动的纳粹与进步的纳粹区别开来？文革是一种独裁权力玩弄民主的惨剧，纳粹也是独裁权力玩弄民主的惨剧，两者没什么本质区别。现在的问题在于，既得利益者需要维持继承的合法性，所以文革“不准探讨”，因为一旦刨根问底，权力就会面临危机。而“两个文革”的说道，窃以为是在帮闲，任何为文革“讨说法”的鸟叫，都在搅浑水。无论初衷如何，客观效果只能是为权力的垄断尽力。 杨君拿“文革中的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尤其是那些付出生命代价者来替文革说事，窃以为不大合适。文革之所以反动而且丑陋，这些“思想者和行动者”竟至会有为此付出生命就是证明之一。纳粹时期德国也有“思想者和行动者”，甚至还有刺杀希魔者，我们难道可以用他们的血去洗纳粹的手？同理可证，对文革的彻底追究，不是什么“一棒子打死”，恰恰是为受害者张目！任何时代，都有为数不多的“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文革中似遇罗克、张志新那样的英杰，其醒目只因为文革太黑暗。不说远了，倘若《出身论》或《中国向何处去》刊印于香港，怕是连愿意读它的人都寥寥无几！ 按照杨君之逻辑，似乎“文革中的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全靠毛给的空间才存在，倘若毛没搞文革，人们就会浑浑噩噩不思考了。其实，之所以存在“文革中的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仅仅因为文革太黑、太残忍、太荒唐，而不是存在什么“自由的空间”。如果杨论成立，那么无妨反推一下，是否现在仍需来一次文革，我们的民族才会涌现更多的“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呢？或者没完没了地搞下去，所有人都会成为“思想者和行动者”呢？ 要劈的第三个去处是，杨君称：“文革中民众走得很远，同样走得很远的是他们中那批思想者对制度、特权、官僚、腐败等的思考。”恐怕过于理想化了吧？文革中人民根本没“走”，遑论“远”？大家都在权力的手心里兜圈子，如同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心里一样，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构成那张巨大的手掌，它翻过来是云，覆过去就是雨，二十年前不就轻轻抚摸了金水桥畔一下么？例如顾准先生，他的思想并非因文革而起，可谁知道他究竟还有多少思想随着纸灰使大便器堵塞而永远消失了呢？又有，我或许孤陋寡闻，并不知道文革中有哪一篇大作涉及过这个“制度”。所有的涉及，皆沿着权力的指向，而稍有越雷池者，自有专政侍候。杨君挖苦说：“你恶搞官员，能够像文革中把国家主席王光美都弄到台上，戴上乒乓球项链？”有点莫名其妙。那举动只是因为更高的权力需要如此，谁敢把、谁又能把万民共愤的江青“弄到台上，戴上乒乓球项链”？顺着主子的指向，撕咬落魄者，却以为神勇，大概只能算狗的属性。 今日的互联网无疑是一项伟大的贡献，甭说别的，倘若没有互联网，草根一族就没有哼哼的机会。若无网络，杨恒均是谁？指不定《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我们向何处去？》还在不知哪位编辑的抽屉里，等待着下化浆池还是上清样的裁决。而现在它已经被我们阅读了，这就是自主决定的效果，怎么能说没进步呢？还有，互联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甭说别的，我就从别人也包括杨君的许多文章里获得启迪，它们促进了我进一步思考，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如今有人已经而且还在设法破坏这个平台，恰恰说明它令他们不安了。文革时，谁怕你写大字报？怕的只是老毛的意旨。上海不是有人“炮轰张春桥”么？还组织了“联络站”之类，老张怕了么？北京不是有人写老周的大字报了么？结果成“五一六分子”下大狱了。林彪没人写他的大字报，结果又如何呢？一宣布他的事迹，无数人竟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劝君莫夸文革，那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是49后历次运动的必然发展，也是毛氏专政的必然恶果。对于它哪怕有些许的容忍，都是对人性的亵渎。 我或许应该赞同杨君之忧虑，只可惜那种忧虑出自“九斤老太”似的思考。“在过去十年的互联网空间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年轻人在这个层面上继承前辈的思考，回答当时无法回答的问题”。倘若，现在的年轻人果真“继承前辈的思考”，我们这个民族大约确实没戏了。我们自己，当年就是“继承前辈的思考”而拼命折腾的，中国的悲剧恰在于“忧国忧民”者太多了！美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E.A.罗斯在1911年出版的《变化的中国人》里说：“纪念死者的坟墓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人们不敢轻易断言，中国是属于活着的人，还是属于死去的人。”愚见是更多属于死去的人，而不是活着的人。看看那广场上排着大队瞻仰死人的阵势，看看他当年考察中国时那种“异常沉闷、压抑，缺乏中华民族早期发展阶段那种蓬勃的朝气”，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种集体的意识压倒了个体意识，家族的观念偷换了民族的观念，坏事就从这里坏起。今天的年轻人，不是继承少了，而是继承太多，压得他们直不起腰来。我们这些前辈以往的思考是无聊而且有害的，我自己还苦于自拔之难却必须努力自拔，这也恰恰是我乐于上网阅读年轻人心声的缘由。 但很可惜的是，我看见太多年轻人如我们当年一样慷慨激昂，这大约不是孩子们的错，错在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以磨灭人性为宗旨，它剿灭个性，腐蚀精神，训练工具。黑格尔在评价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纪实》之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于是就有互联网的另一个好处：它使国民方便地了解世界了。想当年，为了满足了解世界的欲望，我们这代人不知有多少成无线电爱好者，为的往往是“偷听敌台”。可这也是一项罪名，一旦被抓住“鸡脚”，就算没判你，前程肯定完蛋。算了，那个毛时代，现在想起来都心寒，何况它至今还被供奉着。
(2009.12.18)
附文： 杨恒均：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我们向何处去？
十年文革结束的时候我才十岁，和我到今年为止的十年网龄刚好一样长。正如文革十年对于我来说是懵懵懂懂的，十年的互联网经历，也几乎是浅尝辄止。但既然到今天还是没有看到类似的题目，我也就勉为其难，权当抛砖引玉。但敝屣自珍，所以，愿意作为2009年终重文推荐给读者，希望大家一起思考。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却不是简单地重复自己。历史一般是在一个更加高的层次上重复。随着科学技术、人文哲学特别是人自身的觉醒和进步，重复的周期有越来越短的趋势。 以前，地球上的改朝换姓动不动就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但近两百年的历史显示：历史循环重复的周期在缩短。最近有网友讽刺我为“文学中年”，本人将以极大的荣誉感，像当初接受挖苦我的绰号“民主小贩”一样，接下这一顶“文学桂冠”。下面就以“文学中年”的心态先抛出我最近感悟到的一个历史重复的现象。 这个现象是我在思考建国60周年的时候，看到大家都把建国60年分成前30年（1949-1979）和后30年（1979-2009）时观察到的。我发现，中国后3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前30年的历史在一个更高层级上的重复——或者用通俗的说法：折腾。 1949和1979这两个年头是建国后两个30年的开始，而这两个年份之后共和国的相似之处不用多加笔墨了：万众期待，政治相对宽容，思想比较开放，知识分子像迎来了第二春一样活跃了一阵子，百废待兴的经济开始恢复……中间虽然有些曲折，但结束的征兆最终分别出现在八年后的1957和1987：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面一个我老爸受冲击，后面一个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亲历）…… 接下来的三年里，发生了类似的拉锯战的抗争，尤其表现在思想和宣传领域，结果造成了下一个惊人的历史重复： 1959年，成为共和国历史上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1989年则成为后30年中发生了较大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年份，而且，这两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都仍然是共和国的秘密。这两年，也因此而成为历史分水岭。 翻过了分水岭后的几年里，在比较注重经济发展的领导人领导下开始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经济有所恢复，民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政治体制改革则基本原封不动，接下来，就发生了我今天要讨论的两个十年：文革十年和互联网十年。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和对大多数来说将近十个年头的互联网，从文革的“大鸣大放”、“大民主”，到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网络维权与网络民主，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更深层的思潮与思想层面上，这两个十年，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历史竟然在我们有生之年里，在我们眼皮底下下如此循环和重复，而我们却不写一篇文章评论一番，实在不应该啊……
十年文革是建国六十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大鸣大放”、“大民主”的时期，当时是以青年学生（甚至很多高中生）为主，知识分子中大部分已经从1957年的反右中吸取了教训，少部分没有吸取教训的从一开始就被打倒在地了。 互联网十年里，也是以清一色的青年人为主，在虚拟的空间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这时期的知识分子们一边从文革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打骨子里认同了沉默是金的理念；一边从改革开放中收获真金白银，忙于改善自己的生活，从物质和精神上都向官员靠拢。结果，青年人主导思考和言论成为十年文革和十年互联网最大的共同之处，同时也彰显了我们民族的困境：急需知识分子们启蒙和引导青年的时候，思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子竟然落在了涉世未深的青年人的肩膀上。 把两个十年放一起谈论，碰上的最大挑战是来自对文革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朋友，他们会指责我怎么会把“十年动乱”与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互联网相提并论？对于这些朋友，我想弱弱地说一句：你知道互联网在多少掌权者眼里，几乎是和文革一样的“动乱”和“混乱”吗？你知道他们要加强管理互联网的“理论基础”就是不能让互联网沦落成虚拟的“十年文革”吗？ 我得承认，在这几年集中阅读了文革的手抄本、大字报、（给国家领导人的）上书、当时的内部印刷和后来的回忆录之后，我倾向认为文革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大革文化的命”的文革，另外一个是青年人利用相对开放的有限的空间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的文革。 在刚刚弃戎从笔时，我以一棒子打死人的方法（其实也是官方灌输的结果），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也对文革中推出了各种思潮和观点的年轻人一概否定，甚至冷嘲热讽，现在，我借这篇文章的一角，向文革中的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道歉，并向那些利用有限的空间争取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青年人致敬。他们身上被时代和统治者打上了烙印，但那不是他们的错；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因为独立思考和对“真理”的执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十年文革中被当局处死的青年思想者，比互联网因言获罪的总数大概还多好几倍！ 也许有人会说，互联网是很自由的，网民不受操控，是真正的独立思考；而文革只是当局操纵下的“独立思想”和“言论自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或者说，他们不管如何“言论自由”和“独立思考”，前提是不能反对毛主席和他亲手缔造的体制。 这话说对了一半，言者对文革中青年人的思想局限性没有说错，然而，却高估了当今“互联网”的独立性。你以为目前你亲历的互联网就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平台？对于大多数中国的网民来说，互联网上的“局限性”并不比文革时候那种自上而下的控制要小，文革中很多大字报和上书，只有中央下令才能定性，当今互联网言论则是层层官员都有“把关权”。也许有一个相同之处：现在网民和当时的文革思想者一样，都认为他们是在百分之百地“独立思考”与“自由言说”。 两者还有一个共同之处，无论是文革中利用大字报、上书、手抄本、内部出版物，还是当今网民在虚拟空间的众声喧哗，都并不是社会的“主流”，主流始终控制在政府手里。例如，文革中的主流媒体从来没有发表那些青年思想者的思想，而当今互联网上的异端思想，仍然被主流媒体排斥在外。 然而，从林彪坠机到四五运动，文革中少数思想者的思想终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注意，就在这些“异端”即将侵入“主流”的时候，文革结束了，拨乱反正开始了。30年后的今天，同样的情形好像也在发生。经过过去十年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互联网的使用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即将让互联网从一个少数人使用的平台变成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大众媒体”的判断标准好像是占总人口的20%，电视、报纸和电台都是“大众媒体”，互联网一直还称不上），这就是说，互联网上“少数人”的自由言说，将会成为大众媒体的一部分，卷入越来越多的民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开始担心互联网的影响。互联网上的自由言说会结束？历史又在重演？ 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找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的相同之处，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然而，最大的相同之处应该不只是在形式上，而是在于青年思考者们的思想。
当我把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相提并论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从活跃在这两个舞台上的青年人对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借助各自时代的平台的自由言说和行动。我对文革的各种思潮和思想并不陌生，早就从冯崇义、杨小凯、朱学勤、印红标、徐友渔、胡平、陈子明等老师那里吸取了很多，但直到最近在我关注走过了十年之路的互联网的命运的时候，我才直接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而当我一旦把这两个前后相差30年的青年们的思想和言论做一比较的时候，我是悲喜交加的。 喜的是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文革中比我们学历低很多、年纪小很多的红卫兵、左派、造反派和知识青年们早就给出了答案；悲的是三十年前我们一度鄙视的青年们提出的有关政治、社会和思想领域的问题，我们至今还在互联网上吵闹不休、莫衷一是，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历史难道竟然在同一个层次重复？即便我们有了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物质生活也大大提高，精神生活也愈益丰富，可我们还得在历史循环中苦苦挣扎。在自由言说和独立思考上，我们至今甚至还无法把三、四十年前文革中的青年思考者抛在后面。 我们当今在寻求答案的问题，那时的青年思考者们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答案。例如，农民工的地位？看看遇罗克的文章就明白了，那应该是最早的中国特色的民间版的人权宣言。反对利益集团和特权阶级，要求公平合理与“还权于民”，听听扬曦光（原名扬小凯）40多年前在《中国向何处去》中说的：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比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现在有些网友认为自己很会恶搞，很能讽刺，经常能够人肉一些官员，并让他们下不了台，他们一定没有见过文革的场面，你恶搞官员，能够像文革中把国家主席王光美都弄到台上，戴上乒乓球项链？痛斥她在洗手间使用的那些高级毛巾？你人肉那些允许你人肉的级别低到不值一提的周久耕们，能够和文革中的红卫兵冲进陈良宇们那个级别的高级领导人的家里查抄黄金和字画相比？ 如果现在把文革中有些反腐败反特权的大字报和手抄本打印出来，换几个当今领导人的名字，把“特权阶层”换成“利益集团”，放到互联网上，说真话，那理论水平，那遣词造句，那情真意切，那义愤填膺，现在的网络写手还真没有几个可以相匹敌的。现在有人谴责激烈言论、不讲道理的文体的时候，动不动就说你在搞文革，使用文革语言，注意：他们说的主要是文革时期主流报纸上的文革。当时存在于青年思考者之中的非主流思想，并不让现在的人那么反感。 文革中民众走得很远，同样走得很远的是他们中那批思想者对制度、特权、官僚、腐败等的思考。 文革是一个“解放思想”和“怀疑一切”的年代——当然不能怀疑毛泽东思想和他建立的制度。文革的大民主，用林彪的话来说就是：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的民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林彪讲话，1966.11.3） 其实，关于互联网上热门话题诸如贪污腐败、官员财产、社会不公等等问题，文革中的青年思考者几乎都有答案，和现在浮躁的互联网不同的是，那时的青年动不动就是长篇大论，而且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有心的学者不妨找来一一对照。我最近在研究文革大字报时曾经试探着全部引用大字报中的段落来回答网友来信对当今社会问题的提问，得到的反馈是：杨老师，你说的真好，没想到你这么有水平。 而我这最有水平的回信竟然是省掉了作者名字的三十多年前的文革大字报！我应该感到郁闷，还是感到悲哀？当然，更让人郁闷和悲哀的应该是：文革的青年们虽然有很多局限性，但他们也在艰难得随时丢掉性命的环境里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还仍然在思考，没有答案，例如，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实行民众投票的民主，如何实行言论自由、如何实行权力监督，如何实现公平的社会…… 信息时代的互联网代替了工业时代的大字报，可上面言说的问题和答案几乎还是大同小异，历史难道在同一个层次徘徊？
我希望我们这十年在互联网上的言说不只是简单的重复文革中的青年思考者们走过的路，为此我想尽量找到两个时代的不同之处，而不是那些让人吃惊的重复。 首先，当时的青年人积极思考认真读书，但绝大部分几乎都是以读毛主席和马恩列斯的书为主，虽然有少数青年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冲破了毛著的束缚，但冲出列宁思想的还真不多，说到能够丢开马克思主义来思考问题的，就更加稀少了。这就是他们的最大局限性。 现在的青年人拥有比当时青年人更加优越的条件：世界各国在过去四十年里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而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胜利以及独裁专制一个又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地球上大多数国家逐渐积累起来的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都是历史给与我们互联网一代的特别礼物。可惜的是，在过去十年的互联网空间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年轻人在这个层面上继承前辈的思考，回答当时无法回答的问题，让历史在一个更高层次上重复——这有客观的原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教育，对信息与互联网等的管制和控制），也有主观的原因。 其次，当时的青年人思考问题虽然大多是从自身处境出发（例如，很多思想者的家庭受到过迫害），但着眼点却都是国家、民族甚至全人类，例如《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获得全人类的幸福”等等，这么多大字报和上书，很少是从个人（自己和他人利益）出发。那时也有上访，但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不是为了自身利益受损而上访，而是去揭露党中央里的坏人，去为毛主席“清君侧”的。 那时很多青年人的思想活动可以说是“护国运动”。而当今互联网则是从“以人为本”、关注人权、以维护个体权益为出发点，由此而来的互联网上的青年思考者喊出的不再是“中国向何处去”，而是：我们向何处去？ 这种变化是否是“更上一层楼”，我还无法下定论。但让人担忧的是，十年文革中普遍存在于青年中的那种真理在握，缺乏宽容与和解的精神，绝不不妥协的调子，还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在当今互联网上并不陌生，甚至一度成为主流。这可能是以青年为主的政治运动与思想活动中很难避免的致命弱点。 第三，文革青年的思考除了忧国忧民之外，几乎都深深的打上了当时党内斗争的烙印，很多青年的思想几乎都是从反驳、反对中央某派开始的，从与刘少奇的斗争到针对林彪，又到集中火力对付四人帮；他们在保卫毛主席的斗争中发展毛主席思想或者最终走上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被抓被打，甚至被枪杀，很青年成为斗争的牺牲品，更多青年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在客观上使得当时他们那些闪烁着独立精神的思想也大打折扣。文革中的青年思想者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文革发动者的利用（真正摆脱的青年被判刑处死刑了），毛泽东领导下的文革“大民主”，本身就是他用来解决党内斗争的工具。 过去十年中，也有些人多次尝试要利用互联网作为宣传自己，打击对手的工具，我也观察到，只要有些开明的领导人向普世价值迈进一步，总有关于他们后人“贪腐”的消息及时从网上披露出来。然而，信息时代的互联网毕竟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大字报，要想借助这个新兴的意见平台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很可能会玩火者自焚。 最后，文革青年思想者虽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然而，总体来说，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文革青年思考者的悲剧在哪里？毫无疑问，就在于他们的局限性，文革的大部分时间里，青年们的思想能够走多远，和他们能够找到多少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中的文字并对其借题发挥到多大程度成正比。当时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还如火如荼，他们充其量可以用“左”的方式“形左实右”，却不能在根子上靠拢当时逐渐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他们在马克思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求根本无法变成现实的言论自由、权力监督和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
桑塔雅娜说：历史的重要意义不在于那些缺乏历史知识的人必将重蹈覆辙，其价值还在于它所赋予人们的视角。 我今天把花了五个小时才写出的文章作为2009年的年终重文推出，是想请大家在回顾历史的时候认清现实，并能够以此而创造未来。如果说1979年后的30年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重复了1949年后的历史，如果说互联网十年的“大声喧哗”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重复了文革十年的“大鸣大放”的话，那么，从明年开始，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入到一个新的30年？历史会不会上到更高一个层次？ 当我们把2009和1979拿来比较的时候，历史的相似之处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1949年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站起来后的中国人顺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迈步前进，结果，差一点走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文革无疑是一个民族的大灾难，但对于青年思考者，却也是独立思考和再出发的开始。现在回顾文革中青年人的思潮与思想，不难发现，1979年之后30年里我们走过的路，包括经济改革（例如“包产到户”）、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都有着文革中涉世未深的学生们在艰难的环境下生存、思考和斗争的影子。 现在，在经过30年“摸着石头过河”后，特别是经过十年的互联网上的探索、思考、言说与实践，“中国向何处去”依然困扰着我们，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再把这个问题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 其实，没有人能够替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应该是：我们向何处去？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了自由、公平、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当我们都能够自问自答“我们向何处去”的时候，“中国向何处去”将不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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