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除了思念老爸老妈和兄弟姐妹之外，还更深深思念早已仙逝的奶奶……
    我奶奶的身世，前半段她自己也不甚清楚。只记得自己是出生在南洋，老家大概是广东梅县，有一个哥哥(后来死于日军刺刀下)，其身世的后半段，即在嫁给我在印尼邦加勿里洋经营胡椒园的爷爷后，才有较完整的记忆。我奶奶是我爷爷的继室，嫁过来时，我大奶奶的儿子比她小不了多少。我爷爷当然很疼我奶奶，我奶奶也很深情于我爷爷。据我考证，当时的家政大权似乎是掌握在握我奶奶手中。这个局势似乎是由我爷爷和我奶奶两人的性格使然。我爷爷为人厚道敦实，我奶奶则甚是果断干练，加上我爷爷对我奶奶的疼爱，权力的转移便很自然而然了。那是一帧十分珍贵的照片：爷爷、奶奶和他们的六个年幼的子女(大奶奶的儿子不在内)。照片中我爷爷慈眉善眼温文尔雅，我奶奶则目光炯炯气宇轩昂，二人的主从地位一目了然。 
    我爷爷在印尼经营胡椒园颇为成功，除了家庭生活美满外，还不断寄钱回广西老家，委托在老家务农的弟弟置买了不少田产，其弟弟也因此沾光而成为殷富人家。1941年初，在日军进军南洋前夕，我爷爷变卖了在印尼的一切，举家(除大奶奶生的大伯父外)回返中国。乘船经新加坡、南中国海(俗称七洲洋)，抵达香港，又历经艰辛，乘船在雷州半岛登陆，再雇了几顶轿子北上，没想进入老家境内后，竟遇上土匪拦路抢劫。我爷爷和我爸几兄妹身上的钱财以及衣物细软全被搜掠一空，奇怪的是土匪们居然不敢搜我奶奶的身。按说我奶奶是个美人胚子，更为危险才对。奶奶这个奇遇，使缠绕在她腰间的大笔钱财得以保存下来。数年之后，我老爸作为粤桂边纵政工队长到一支新收编的游击队视察，竟然看到那些游击队员身上穿着他们兄弟从印尼带回来的衣服，方知这支新收编的游击队就是当年抢劫他们的土匪。我老爸当然不会追赃了，只是要求那些前土匪告知为何当时没搜我奶奶的身。前土匪们招认，说是我奶奶那出奇的镇定、凛然以及不怒而威的仪态，致使他们知难而退。 
    我爷爷带领全家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老家，拥有长年置买的大量田产，可谓富甲一方，虽然当时日军也已打到广西，但乡下相对安定没受多大破坏。按说应该可以“从此过上幸福日子”，但很不幸的，我爷爷在回到老家次年却病逝了。爷爷病逝后，全家的担子就落到我奶奶肩上。可恶的是，我爷爷的弟弟很快就翻脸不认亲情，将我爷爷名下的田产家产尽数霸占，并把我奶奶及其子女(我老爸六兄妹)赶出老家。我奶奶不争辩也不求饶，当即率全家迁往县城，用她为数不多的私房钱租了间临街店铺，靠做小买卖为生。这种世态炎凉的刺激，致使我老爸兄妹几个都更为早熟发奋。我老爸更在中学时期成为地下党员，以至在高中快毕业时因躲避追捕而逃往游击区，临走时，告知我奶奶说是到山区小学任代课老师。我奶奶始终沉默不语地为我老爸收拾行装，除了衣物铺盖，还为我老爸准备了大量药物，尤其是防治疟疾伤寒甚至刀枪创伤的药物。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老爸走后，不管是对政府的人还是亲戚朋友都一概告知我老爸是到山区任教。一直到1950 年初，我老爸带一个通讯员骑着高头大马回到家门口，我奶奶也只是平静地上前为我老爸掸拂衣服上的尘土，就像我老爸刚到街上转了一圈回来。 
    解放后，我爷爷的弟弟的报应来了：作为大地主被游村斗争，最终被宣判死刑给枪毙了。我爷爷的弟弟死后，他家人还一时不敢去收尸，我奶奶居然全然不顾我老爸的激烈反对，雇人去将尸收了。后来我问起这事，我奶奶依然一脸平静地说：“他毕竟是我小叔，也是替我死的！”葛优主演的电影《活着》，有个情节说皮影戏班主霸占了葛优的家产，解放后被枪毙，葛优吓得尿裤，认为若不是当年好赌失去家产，被枪毙的就是他自己了。这也正是我十多二十年后所后怕的想法：若不是我爷爷的弟弟的横蛮霸占，土改时死的就是我奶奶了。 
    我奶奶就是这么样荣辱不惊，凡事处之泰然。 
    我老爸兄妹六人，我老爸上面是两个哥哥，下面则是三个妹妹。解放后，六人各散东西，我奶奶虽然也时而各处走走，但始终是随我老爸在一起，于是，也就成了我们家的总管。虽然我们五兄弟姐妹都有保姆，但我奶奶始终掌握着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小时候，对奶奶的印象更多的是，她那种让你摄服而又依赖的威仪。我奶奶不识字，但记忆力出奇的好，心算也棒极了，因此也成为我们家的知识权威， 督促我们学习上有极大的威慑力。生活上，更是严加管理，如吃饭要有规矩，不许在饭碗上插筷子，不许剩饭，不许撑着脑袋吃饭，晚上八点就的上床睡觉，且睡前不许说话，诸如此类，每每很让我们怀恨在心。但若有谁问我们跟谁最亲，我们都不假思索认定是奶奶！就那么矛盾。 
    我奶奶跟我们的亲情关系，在文革中得到极大的升华。文革中我老爸几兄妹虽然都不同程度受到冲击，但最倒霉的还是我老爸老妈，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派性武斗时又深陷其间，武斗后，更因“站队站错了”而被斗打得死去活来，而后，又先后又被关进监狱、进学习班及干校(变相劳改)。这时期我奶奶本来可以投靠其他不那么倒霉的伯伯或姑姑们，但她却不离不弃地带着我们这几个孙子女。其实文革初期，我奶奶也受到冲击，被指为“漏网地主”，要扫地出门赶回乡下老家。当时我老爸就劝她到我北京的姑姑家(我姑丈是军事院校教官)避风，但我奶奶坚决不走，理由很简单：你们三头两天被揪斗，小孩谁管(当时已不许请保姆)？于是我奶奶自甘被“扫地出门”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回到乡下，避开县城那闹烘烘的局势，乡下老家的人也十分敬重我奶奶，因此我们反而能在那里度过几个月的清静日子。67年中，派性武斗升级，双方由拳脚相加变为枪炮对攻。我老爸老妈所属那一派形势吃紧，要求接家属进县城总据点。进据点前，我老爸再次要求我奶奶离开我们，我奶奶却固执地随同我们进了日夜受攻打的据点，在三个月的枪林弹雨中，日夜伴随保护着我们。武斗后，为逃避血腥的“秋后算帐”，我奶奶又陪伴我老爸和最年幼的小妹与小弟到桂林华侨农场，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日子。 
    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老爸老妈都被“集中”到学习班和干校劳动改造，长期不在家。于是，我奶奶更成为我们家的主心骨了。那时，正是我失去升学读书机会的时期，心情的恶劣不言而喻。我奶奶却非常“现实”地开解我：“正好，你爸妈不在家，你就帮我搞好这个家罢！”于是，在下去的两年时间里，我就与我奶奶相依为命，照顾弟妹(我姐则在十五岁时就下乡了)，共同支撑着一个破碎的家，一直到71年底我争取到以“知青”的名份离家到开发红水河工程…… 
    好不容易，熬过了文革，我们家算是在“政治”上喘了口气，但在经济上仍深陷窘境，因为从77至80年，我们五兄弟姐妹相继考上大学，虽然那时上大学不用自费，但五个大学生的费用，都要靠我老爸老妈的150元工资也委实吃紧。这时，我奶奶相继到省城姑姑、北京姑姑以及澳门伯父处各住了些日子，最后却又再次回到我们家“常驻”，宁愿跟我们一起过清贫的生活，只是要求伯父姑姑们每月给些“补贴”。我知道，其中一些“补贴”是转移到我们身上了。81年寒假期间，我们家没电视，作为超级足球迷的我和我弟，蹭在对门邻居门口，装着要上下楼梯，倾听邻居家门内的一次重要国际足球赛电视实况转播，被奶奶发现了，二话不说，当即掏出自己的储蓄，让我们去买了一个十四寸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第一件豪华级的家用电器。 
     82年，我大妹跟大姐相继毕业参加工作，家里的经济条件大为舒缓。我们的愿望便是要让奶奶不再辛苦，不再操心，好好过上舒心适意的晚年。但是……忘不了那一天，我接到同学转告的电话匆匆赶到我姐单位，一进她宿舍，就看到那揪心的黑纱……奶奶走了！就在我们策划寒假首次陪伴她出外旅游前夕走了！就在我们的生活正步上正轨之际走了！她伴随我们、保护我们，走过艰辛、走过清贫、走过苦难、走过屈辱、走过黑暗，在幸福来临之际，她悄悄走了…… 
    奶奶！奶奶！ 
    十九年过去了，我仍深深地思念我的奶奶。虽然我的其他亲人也都对奶奶深怀爱意，但我仍固执地认定我跟奶奶之间有一种冥冥中的特别关系，因为我奶奶的忌日是11月20 日。这日子，正是我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