髙天厚土（连载二）
作者：戎马小子
|
|
|
|
| |
|
|
| |||
|
|
| |||
|
髙天厚土（连载二）
作者：戎马小子
|
|
| ||
|
| ||||
|
| ||||
|
髙天厚土（连载二） 从全国的形势看，自一九三八年台儿庄会战结束后，蒋政府重新调整前线部署，把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调到河南周口整编，蒋政府为了逐步消灭异己力量，改东北军甲种师编制为乙种师编制，从每师三旅九团制改为每师二旅四团制，并分驻日军已占领地区，号曰苏鲁战区，于学忠任司令，驻防区为胶济路南，津浦路东。这两个战斗力很强的东北军部队经一年无后防支援的流动作战，战区总部率五十一军终于在现沂源县一带依托沂山安顿下来。而胶济路南地处平原无险可守，五十七军一一一师经过一段流动作战也在莒南甲子山地区稳定下来，五十七军军部率一一二师驻扎在鲁南地区，这是为了保持与蒋政府的后勤供应通道畅通，而这两个军的后防留守人员及家属住地在四川省万县。以甲子山为根据地的一一一师，装备精良，人枪一万，按当时中国军事装备的标准，是现代化的部队装备，以进口的捷克步枪和沈阳兵工厂生产的韩林春步枪和少量重庆生产的中正式步枪为主，全师有轻机枪三百多挺，是一支连日寇都为之胆寒的“不怕一万，就怕万毅”的部队。“不怕一万，就怕万毅”的来历是该师三三一旅旅长万毅一九四〇年前后多次率部歼灭日军，日寇闻风丧胆。一万人如得良将，完全可以创建出一个重要的战略格局，可惜蒋政府消灭异己的政策断送了它们。 一九四〇年秋我带领一个工作队在莒南九区的良店镇开展新区工作，日照县委书记范景渠亦因受到县委其他成员的排斥而被调到工作队，负责管理伙食，同来的还有日照县新柳的一位年轻女子赵廷云，她文化程度低，我常帮助她补习文化，接触得比较多，相处得很好，虽然对未来也没有什么相约、相许和相托一类的话，但已产生了无法挥去的感情。忽然一纸来函，调其远去，送别途中，她那无法克制的哭泣至今犹历历如昨。这年年底，滨海我军在左山一带阻击日军，接着打败了古古洼村反对我军的民团。这样临沂城东部沿沭河东岸约百里地区就为我军控制，成立了临东县（即后来的沭水县），我也调到这里工作。新开辟的地区粮食供应较好，于是我党我军大量的部队和机关单位，像灾年的蝗虫一样集中到这里。最高领导机关有山东分局，书记为朱瑞，还有山东省委、战时工作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山东纵队司令部、抗大一分校、八路军一一五师等。分局原是四省边区的头衔，名称是苏鲁豫皖分局，在一九三八年郭洪涛任书记时却很难看到分局的工作活动。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各部队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连篇累牍地发出要求南下江淮，讨伐顾祝同的电报。而实际上只有一一五师的三三七团调往苏北，充实新四军三师，并在解放战争中发展成为四野主力之一的三十九军。 分局及各大机关部队从沂蒙山区、从青坨寺一带迁入临东地区后，其最重大的活动就是纪念一九四一年三八妇女节。集中了近千名机关干部，包括地方士绅、民主人士，由分局书记朱瑞做了两个报告，都是与妇女问题有关的。第一个报告是《论妇女解放运动》，第二个报告是《论恋爱与婚姻》。主要内容是欧洲的苏联和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妇女的贫困生活和争福利反贫困的不懈努力、十月革命后苏联妇女的幸福生活等，也讲了三八节的来历——世纪之初美国芝加哥妇女争自由争平等的游行事件。这对抗战开始后向往革命、向往共产主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报告人朱瑞年约三十七八岁，操着苏北地区的普通话，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略微隆起的鼻梁上架一副眼镜，目光犀利而表情温和，他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块表放到桌上，开始说：“为了纪念今年的国际妇女节，我准备了两个内容的报告，为准备这两个报告共读了三千余页的马列经典著作，其中有马克思的……、恩格斯的……、蔡特金的……、卢森堡的……倍倍尔的……李卜克内西的……。”我从未听说过这么多外国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著作，我拼命地记录，也只顾此失彼地记下了人名，对已经知道的列宁、斯大林的名字也从略了。当时年轻，记忆力还好，我竟记住了这些革命家的名字，而且久久不忘，还知道卢森堡不仅是个地名而且还是个人名，并且是一位女性。 报告的后半部主要讲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情况，报告人引用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从“关关睢鸠”、“木兰当户织”、“孔雀东南飞”到唐诗朱庆余的“三日入橱下，洗手做羹汤，未谙姑食性，先谴小姑尝”等，还有一首也是写妇女下厨房辛苦劳动的民歌体的诗，没完全记住，只记得其中两句是“大锅洗得光光亮，小锅洗得亮光光。”这样引证古诗文，联系到妇女受苦受压迫这一主题，似乎非常恰当，报告之后众口赞扬，啧啧称奇。有些听报告的士绅和民主人士也翘起大拇指说：“共产党真是有人才啊！”真是“临鞍制书，倚马万言啊！”第二天的报告题目是《论恋爱与婚姻》，讲了一些苏联以及欧洲的革命者地下活动中的爱情故事，还讲到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性混乱，列宁提出“反对杯水主义”的口号，以后报告人讲了自己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与俄语教师××娃的恋爱故事以及后来与现夫人陈若克恋爱、结婚的经过等内容。这个报告在几个月后出版单行本流传开来。 我认真地听了这两个报告。报告人知识丰富，有良好的文学基础和训练有素的演说才能，又是从革命圣地莫斯科取经回来的，还经过长征，感到其人确非等闲之辈。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一九四一年沂蒙山区大扫荡之后，我对形势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认为在残酷的战争中，大敌当前，包括妇女在内的全民族都处于危亡之中，抗日救亡是头等大事，绝对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另搞“专栏”，宣扬什么“妇女解放运动”。而我们的报告人出于个人的兴趣与偏爱，在日军扫荡频仍的关头召集千人大会不谈抗战，却借机卖弄和夸耀自己的经历和文才，有必要吗？战火正酣，国破家亡，位于“政由方伯”的封疆大吏，不言制敌之策而大论妇女运动及婚恋能有什么结果呢？令人莫名其妙，百思不解。 妇女问题的两个报告后，紧接着是滨海、临沂等地区八大剧团联合会演，现在能记住名字的剧团有战士剧团（一一五师）、前卫、抗大、抗敌（属抗敌自卫军）、二旅剧团（属滨海二旅），还有与妇女解放运动配套的姐妹剧团和儿童剧团等，演出的剧目有《阿Q正传》、《雷雨》、《日出》、《第五纵队》、《扫马大队》、《归队》、《路》和京剧《木兰从军》等。有大家熟悉的近代作家的名剧，还有揭露蒋政权反共的自编剧目。《路》是表现大城市地下斗争的，只有《归队》是反映我军艰苦敌后斗争，动员战士重返前线的。八大剧团的会演前后十多天，天天锣鼓喧天、夜夜汽灯高悬，日本人却不高兴了，驻临沂的日军兵分几路，直奔剧团会演的渊子崖村，弄得各路文艺大军作鸟兽散。 日寇驱散“八大剧团”会演后不久，一九四一年秋冬，又对沂蒙山区进行了一次大扫荡，这次扫荡不仅在山东，就是在整个华北敌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敌酋驻华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日军主力五万人对根据地进行分进拉网合围，实行杀光、烧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纵横反复犹如梳头，故称“铁蓖合围”，前后进行了两月有余。其间大量农民被杀或被抓为劳工，部队机关亦伤亡惨重，山东省战工会（省政府）主任陈明和夫人辛锐、宣传部长刘子超均壮烈牺牲，与我方合作的国民党抗敌协会省级领导人李澄之被俘虏，其部队抗敌自卫军被击溃。分局书记朱瑞夫人陈若克母婴同时被俘。就在这年年底或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军刚刚撤出不久，山东省《大众日报》即全文刊登了分局书记朱瑞悼念其夫人的长文《悼若克同志》，详尽褒述了她在秘密工作时期和抗战爆发后为党工作的事迹以及据我军情报人员所得到的被俘后关押在沂水城的陈若克英勇不屈，最后母婴双双绝食而死的情况。这篇《悼若克同志》的长文在《大众日报》以四个整板的篇幅连续刊载，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当时的敌后根据地经日寇三光政策的大扫荡，军民生计十分困难，人民无粮也没有食盐，一根火柴点燃的火种几个村庄传送使用。在如此艰辛的条件下，不合时宜地刊出如此恢宏的长篇悼文，究竟是为了什么？除了作者个人对爱情的执着和对极不适应时代潮流的关于妇女问题学术研究的痴迷外，还会有什么原因呢？ 就在日寇驱散八大剧团会演后不久，四月份我从临东县委被调回地委机关工作。这时滨海地区国共双方部队、机关大量集结，粮食供应十分困难，又加皖南事变后的不良政治形势，滨海部队正在打击刚刚叛变不久的朱信斋部队，作战部队也只能每天吃一点农民作为饲料的黑豆，而机关及后防人员的食物是由谷糠、花生皮加一点红薯粉和野菜制做的糠窝窝头，很难下咽，也很难大便。野外排便后，排泄物很快就随风飘去，这是因为全是糠皮。后来我发现自己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发烧，视线模糊，看人只能看到晃动的人影，日落后只能看见灯光，小小灯光被看成像篮球一样大的光体。继之连连吐血，躯体日见消瘦，无力走动，眼看快成死人了。领导决定送我去地处苏鲁两省交界处的莒南十区清水涧村的山东纵队二旅医院治疗。五月份我被弄上一头毛驴，由一个农民牵着，人瘦驴也瘦，经过三十里路的颠簸，我臀部的骨头与瘦驴的骨头硬碰硬地摩擦，屁股也被磨破了。这样上面吐血，下面流血，昏昏沉沉地躺在农民的炕上，不能动了，也不想动了。 第二天来了一位姓顾的医生，他详细询问了病情，并用手指在我胸部敲敲打打，他说我患了肺结核病，但也不要怕，重要的是加强营养，要乐观愉快。听了这话，我心想完了，要死了，一个人偷偷地哭了一场。当时旅医院条件简陋，没有治肺结核的药，卫生员给我拿来一瓶中药，味苦，据说可健胃。第三天顾医生又给我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书名叫《如何与肺病作斗争》，我像读圣旨一样捧着小册子反复阅读，知道了除药物治疗外，与肺结核斗争的方法有四条：第一是营养，特别是注意吃含蛋白质的食品；第二是乐观愉快的心情；第三是空气新鲜的环境；第四是阳光。当时已是五月份，麦子登场了，医院伤病员的口粮基本有保证，甚至隔三差五还能吃上豆腐，就这样吃了五六天的饱饭之后，我竟奇迹般的恢复了视力，可以披着棉衣到村头散步了。 我走到村外，村子周边景色秀美，一片翠绿无暇。被称为清水涧的小河由西向东缓缓从村前流过，河水清澈见底，有许多手指般大小的鱼儿穿游其间。北岸沿河绿草青青，颇有“池塘春草绿”的意境，南岸绿树成林，树下绿草成茵。北岸村边还有一片杏树林，它们是经过园艺行家嫁接的杏梅树，深黄色的杏梅果又圆又大，一个月后我品尝过这远近闻名的杏梅，非常甜。在这美丽的山村，我幸运地摆脱了死神的魔掌。我亲爱的故乡，你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如今又张开双臂，呵护关爱着从死神身边蹒跚而来的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认真执行与肺病斗争的“四条治疗方案”。每天清晨，我迎着朝阳，穿过薄雾走向村边，在河边散步，边做体操边深呼吸，饭后我拿上一领蓑衣到户外活动，当温度宜人时，我就穿着短裤，赤着上身，在浅浅的河水中抓鱼，用一束枝条抽打那鱼儿，把打昏的小鱼用柳条穿起来，回去用小锅烤熟，成为我中餐的营养食品。通过“打鱼活动”，我理论联系实际地实施了“四条治疗方案”的全部内容，即阳光、空气、营养和乐观，还有适当的运动。需要休息时，我就在果树下铺好蓑衣，或坐或卧，有时还小寐片刻，但我还嫌“乐观与心情愉快”得不够充分，于是从一位病号那里找来一本《革命歌曲集》，一首首、一遍遍地唱起歌来。我不识简谱，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先依照自己已会唱的老歌按调识谱，这样不多久就学会了识简谱。于是新歌老歌哇啦哇啦地唱个不停，连那些苏联歌曲也唱会了不少。记得有一首苏联歌曲《牧羊女》，曲调幽怨舒缓，没有节奏感，我也按谱唱会了，现在时间跨度已近六十年，还能记得这首歌的大部分句子：“……茫茫草原，浓雾渐渐消散。金色的彩云，浮现出曙光……牧女在羊群徜徉，祈祷上帝永远赐她平安。一只老羊它独自站在中间张望，深深地默想悲伤，那眼泪从它眼中簌簌落下，它黯然悲伤在黎明前的草原”。 就这样坚持了半个月，我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痰中带血的现象没有了，精力充沛了，面色也慢慢地红润起来。这时我的病房又来了一位肺结核病人，他名叫王祁庚，诸城县王家巴山人，二十多岁，高中毕业，会画漫画。三十年代受上海丰子恺漫画的影响，许多人习作漫画，抗战时需要大量的宣传传单，漫画亦大有用武之地。我为了欢迎这位一派文人风度的病友，主动让出炕，而我把小屋的门板摘下来，在门口处搭了个铺。那时条件艰苦，食品匮乏，更没有药物。患肺结核的病人很多，不久前地委宣传部长徐锦江就因肺结核病故了，还有一位妇委焦瑾女士，是城市富家女，也因肺结核回青岛治病去了。王祁庚家境较好，但家在敌战区深处的诸城之北，回不去，他只好与我一同“与肺病作斗争”。他知道的事比我多，说鲁迅在上海都治不好这病，更何况在此偏远农村，因此情绪特别悲观。对这位病友我以同病相怜的心情，天天宣传我与肺结核作斗争的方法和成效，劝他与我一起振作精神，一同去抓鱼、唱歌、晒太阳，但他始终不行动，已经是初夏了，他仍披着一件灰色军大衣偎坐在炕里边墙角处，无神的目光痴痴地凝望着门前。九月上旬我出院不久，就听到王祁庚病逝的消息。 这年初冬，在一个月冷风静的夜行军中做短暂休息时，与我靠背相倚的同志小声说：“你听这是什么声音？”我也听到了轻微的“唧唧”之声。环顾四周，树影婆娑；仰望天空，月明星稀。原来四野无物，声在我身。我张开口，声音更清晰可闻，那是随着心脏的跳动而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其他几个人也靠近听听，都说：“真怪，心跳这么响。”此后每当寒冷、疲劳、剧烈运动之后，我都可听到这像给自行车打气似的微弱的“唧……唧……”之声。一九四六年保卫四平之战结束后，在吉林敦化县整训期间，林彪总部卫生顾问加拿大人罗森?；特尔先生到三十八军为干部检查身体，营以上干部中身体不适者均可参加检查。特尔大夫给我检查之后，诊断是肺结核后遗症，结核钙化过程中形成了心包粘连。那年我二十四周岁，身体其它方面自我感觉良好，不影响冲锋陷阵等战地剧烈活动。一九五九年我调入北京的空军学院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有了自行支配的业余时间，我抓紧时间学会了游泳，三角钱买一个月票可以在颐和园昆明湖畅游竟日，到了冬季就参加滑冰。可能因为体育锻炼的原因，我心脏“唧……唧……”的跳动声消失了，那已是在患肺结核二十年之后。但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九日我在北京期间，突然感到心脏不适，走不多远就觉得胸闷气短，从此就戴上了冠心病或肺心病的帽子。我大哥今年九十岁，二哥八十八岁，他们俩均以村中长寿老人健在，而我的体检血液粘稠度、血脂、血糖、血压等各项指标均属正常，看来也没有家族病史，因此一九四一年的肺结核病是我晚年身体欠佳的唯一原因。
一九三八年台儿庄会战后我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又加入共产党，因为年龄小，只能做非战斗性工作、机关工作和群众工作。一九四二年病愈出院时，我已二十岁，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了，这年三月，我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如今我年近八十岁，已经过了孔夫子制定的“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之年。回忆往昔，确实有豁然开朗、历历在目之感，现在我恍然大悟我当年进入抗大学习是事出有因的：我是肃托运动的幸存者，是被另眼看待的有“托嫌”的人，那年头成为“托嫌”的虽不“明码标价”，但区分也很明显，被杀的三十多名“托派”多为胶济路南的诸、高、胶三县的青年学生，找不到理由杀掉的“托嫌”就成为不受信任的人，对这部分人的政策一是限制他们入党，二是把不重要的或危险的工作分配给他们去干。这类工作包括分到部队去直接参与作战，有的分配到刚起义的部队工作。起义部队多是反复无常的伪军或土匪队伍，有的经过起义后又二次叛变，如日照独立营朱信斋部起义后二次叛变时就枪杀了我们派去的政委何建华等二十多名干部，后来的郝鹏举军起义后又叛变，杀害我军派去的干部数百人。做敌军工作和前线部队工作是最危险和最容易成为“烈士”的，所以我觉得自己在这一阶段是倍受歧视的。我认识一位叫王新宇的女同志，诸城人，因新婚的丈夫被日军杀害，愤而参军，她文化程度高，人又漂亮，可就是因为是诸城人，虽参军时肃托高潮已过，但有人还是怀疑她是托派，就是不吸收她入党。直到抗战快要结束时的一九四四年，二十六岁的她被一位地委组织部长看中，因为要结婚，才入了党。而另一位叫桂华，是我在青年部工作时的同事，沂水山区人。他文化程度很低，是一位老实的人，因不是托派嫌疑，所以在我到抗大前就被破格重用，升为区委书记，并由组织介绍与×子英结婚。现在分析，当时的领导对有文化的干部持排斥态度。 进入抗大，也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千百青年长缨在手，朝气蓬勃，每天是高强度的劳动，一分钟也不停的体力活动，从早上五点钟起床，背包书包步枪全披挂在身上，起床时间五分钟，吃饭时间十五分钟。起床号一响，眼皮还没有张开就要翻身下铺，一面打背包一面歌声嘹亮，“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以班为单位，各唱各的，直到一声“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歌声才嘎然而止。在我的一生中，像这样的混乱、热烈和朝气蓬勃的大合唱场面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到了晚上哨音一响，脱衣上地铺，脑袋还没有枕好，就呼呼入睡了。 头年秋粮收成不错，又有力保主力部队粮食供应的政策，我们总算能填饱肚子，一日一斤粗高梁，这些粮要自己到敌区或靠近敌区的村庄去运输回来。我们开学时住在扁山村，运粮的地点在西北方向近百里的地方，于是组织起了独轮车队。而独轮车没有稳定性，刚开始很难掌握平衡，完全依仗驾车人的膂力和拉车人的牵扶，刚上路时推空车都吃力，但年轻人有傻劲儿，一路扭着去，到达目的地时就已驾轻就熟了，往返两天一趟，而后每天下午一声哨响：“各班领粮脱皮”，于是就近取材，找到什么用什么，整个下午把领来的红高梁或上碾、或捣碓，只要把糠皮弄下来就行，到傍晚时分把捣过的粮进行筛选，连同糠皮一起上交司务长。 每天黎明即起，唱过歌后，就集合列队跑步进入村外操场。跑步、刺杀、班教练，或投弹，或讲军事课、政治课，我们队是部队现职指导员队，又是学员队中文化程度较高的队，不上文化课，但课程还是排得满满的。军事课不讲军事理论，讲战术条例，讲班进攻、排进攻和连进攻，野外演习最高做到连进攻、组织火力掩护、交互前进、佯攻主攻等，还有阻敌、防御、袭击、夜战、夜间方向判定等与实战联系紧密的基本战斗动作和技能。至于抗大教学方针中那三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要求，则通过教育及具体实践加以强化。通过抗大的严格训练，主要收获一是养成教育，是每一个战斗单位的基本成员得以发挥其最大战斗效应的全部技能的基本诸要素的养成，训练后的指挥员将成为其以后所属部下的表率。二是生存训练，而生存训练是在生存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条件下，求得保存自己的能力的训练，包括粮食的自运、自行磨碓和野炊。秋天，军衣经过一个暑季，绿色已褪为白色，一个命令“今天上午，把自己衣服染色。”什么东西也没有，各班想各班的办法，于是有的挖来了老百姓的锅灰、炕灰，有的挖来水沟的黑泥，把衣服搓染成黑灰色，目的是为了夜间伪装。冬天日寇又对沂蒙山进行扫荡，我们二队和高干队是全校重点保护的两个队，刚巧落进日寇的包围圈，夜里在山沟里手多冻伤，于是在一个山村吃完饭后，通知“两小时内每人做好一副棉手套。”几分钟议论后，每人从棉裤小腿部位剪下一块布，抠出部分棉花做成两只棉手套。棉裤下部就依靠绑腿加固在小腿上，解决了手部的冻伤的问题。 抗大一分校工作人员中有不少老红军，多为江西、湖南籍的中央红军老战士，文化低，因各种原因没有在战斗部队提拔为干部。西路军失败后，其两万五千红军主力几乎全部被歼，待到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红军被编为八路军时，这些留下来的年龄三四十岁的老红军战士多成为饲养、炊事、勤杂人员，在抗大号称“三大员”，他们经多年战争摧残，大多身体不佳，也没有适合的工作，情绪不高，表现多属一般，对人对事常常是处事不恭的态度，烧开水的炊事员为了省力尽量少烧，开水不到吃饭时不给，有的学员趁其不备用茶缸偷舀一缸，炊事员发现后则大骂“你嘴上生了杨梅大疮弄脏了开水！”理发员也多为老红军，那时都剃光头，理发时应先用热水洗头以方便剃发，但老红军理发员图省事，一盆热水洗若干个头，像凉水差不多，这样的理发跟杀猪刮毛差不多，学员忍不住说一声“好疼啊！”于是剃刀一歪给你割一个口子，有的人不识其中奥秘，老是“啊！啊！疼！疼！疼！”地喊，结果不等剃完，头上已伤痕累累，头皮上的血流在下巴处汇集成殷红的血滴，只好尽量少理发，或当“长毛兵”或请村中群众帮忙，再是借用他们的剃刀自己理。这个冬季沂蒙山区的大扫荡结束后，一次我在山上放哨回来到伙房吃饭，老红军炊事员老张在场，伙房大锅煮饭烧水，温度很高，我脱下棉衣往火炕上一放，就大口大口吃起饭来，回去之后发现我的那枝被称为日本派克的“皮拉蒂”牌钢笔不见了，我立刻去找炊事员老张说：“我刚才吃饭时钢笔掉在这炕上了，你还给我吧，我谢谢你了。没有钢笔，影响学习任务的完成。”老张说：“没有，没看见。”无奈我就每天到伙房去看一两次。第三天早上起床后我终于在火炕边发现了我的钢笔，但没有笔帽，我就耐心地对老张说你留个笔帽也没用，还给我算了，老张仍坚持说没有笔帽。我没有办法，只好找一段芦苇管当笔帽，直用到一九四四年冬滨海部队后勤的万利商号运花生米开展贸易，买回了大金星钢笔，发给营以上干部为止。 我们抗大同学中也有不少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干部，每班有两三名。在扁山村三月份开学后因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重新作了调整。我们二队学员文化水平较高，老红军同学多数调到另一个队了。我们班走了两个红军，只剩下一个陕北红军李庚焕，可能是一九三五年红军东渡黄河在山西入伍的。那时早参军三五个月都像是革命老前辈，我们很尊敬他们，他们一般也当仁不让，经常地不吝赐教。我们每周六有一个生活检讨会，他们往往做一些总结性发言，畅谈红军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英雄业绩，并联系实际批评我们非红军成员的缺点错误：有文化的人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生活散漫、爱面子、政治上右倾、具有动摇性等。开始挺新鲜，但每周一次说车轱辘话，大家就慢慢地不耐烦了，甚至有抵触情绪。因为他们自己常常言行不一致，说得不好听，做得更不好看。 我们队三月份在扁山村开学后就进入紧张的生活，加上运粮任务艰巨，十分疲劳，时间紧张得有时连大便都不能一次完成，撅着屁股，背着背包，左手扶着步枪，一听哨音，立刻提上裤子集合。全身酸痛、腿肿，每个关节都是痛的。运粮地临近敌占区，还要加强岗哨，防止敌人的袭击。运粮时的住地就在莒南县西林泉之东通往莒城大路边的一个村庄，一天早晨听说老红军李庚焕在站岗时抓了一个大汉奸送往队部，经队部干部审问，又看了证明，方知是我们专区政府派往敌战区为我军采购布匹的地下工作人员，搞清身份后立即放行，但他说他带的日本金圆券全被李同志拿去了，李庚焕坚称绝无此事，“不相信的话，三头对面，做全面检查。”于是面对面地把挎包、背包全部打开放在地上，而后脱下衣服，最后光着屁股亮相。检查毫无所得，这个地下采购人员只好目瞪口呆，无话可说地怏怏离去。 运粮回来之后又是照常的训练学习生活，每三天派一名学员以监督员的身份同厨师和司务长一起外出购买副食品。在集市上卖出加工高粮脱下的糠皮，老百姓作猪饲料用，而后再买回豆腐、豆渣、大葱和萝卜等。这天李庚焕在完成“采买”任务后说是要看一位熟人，晚饭后才回来，满脸通红，说话兴奋，说遇上了一位朋友叫谢汉三，请他吃了饺子，也喝了一些酒……回来晚了，说罢他就呼呼地先睡了，在这以后就出现一些不易察觉的反常情况。大概三四天后的一天早上，李庚焕躺在地铺上说头痛了一夜没睡，不能起床上课了。等我们上午结束操课回来后，他已很正常地坐在屋子里，但我隐约闻到屋内有食品的香味，此后食品的香味经常在屋内出现，有时是煮鸡蛋的残味，有时是炒花生的香气，但屋里从来没有发现鸡蛋皮和花生皮。转念之间我把他的病、屋内时常出现的香味与日本金圆券联系起来，我不动声色地继续观察。若干天后，他又提出因身体老是不好，请求退学回原部队治疗、休息，但未获学校批准。从此他天天称病罢课，屋内也经常香味飘动，有时他竟一个人到村外走走。这时我们从扁山村搬到何家店子村，他仍以老红军自居，对大家持不友好的态度，实在令人忍无可忍，于是我把自己对李庚焕与金圆券问题的想法向二支队指导员颜虹（原福州军区副政委）做了口头汇报。我分析第一条是李庚焕在押解“大汉奸”回部队时，把搜来的金圆券卷成纸卷塞入枪管。第二条，李庚焕帮厨当“采买”，找到十字路（今莒南县城）大商人谢汉三将金圆券换成北海币（我军在山东用胶东出产的黄金作基金出的货币，以代替贬值数千倍的国民党货币），李庚焕的失败在于他酒后失言，在班里说出了“谢汉三”的名字。第三条，换钱之后，他吃喝得意，罢岗罢课，但他自知终非长久之计，因之屡屡提出退学，以便消费余额，估计钱还比较多。我的结论是把所见所闻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推理得出的，颜指导员连连称是。 当时三千多人的抗大一分校是一个集中了上海等地大量知识分子的单位，用了三个多月时间也未能查清这个金圆券要案，在我提供“谢汉三”名字及分析结论的三天之后召开了全队学员大会，调查后的结果与我的推论分毫不差，宣布开除李庚焕的学籍，退回原部处理。在以后的若干年时间常常听到抗大同学的消息，但未听人讲起李庚焕。 逻辑推理破案这一方法是合乎科学的，不是主观盲目的猜测，过去曾看过用逻辑推理方法破案的影片，前苏联统治者斯大林在讲辩证法时，除从他的导师那里继承来“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条之外，把“事物普遍联系”的原则放在第一条，这是斯大林的唯一高明之处。其实三条说来说去还是一条，就是对立发展，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那两条，一条反映发展的过程，一条说明发展形式。斯大林关于普遍联系的原则很重要，是辩证推理即辩证逻辑的重要内容。从李庚焕的脱衣检查、卧病和空气中芬芳微粒的飘动，使人们即时认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以这样的本来面目作为推断依据，就会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这就是过去人们习惯称之为辩证法的辩证逻辑高于形式逻辑之处。 我在抗大十个月的学习中参加了两次战斗，结局都很惨。抗战中毛泽东批判“唯武器论”是对的，特别是对国民党军队而言，虽武器不如日军，但总可以用其它条件加以弥补，重要的是确立和执行抗战大计。而对我们抗大学员来说，我们所持的武器就太可笑了。每人一枝步枪，是部队无法使用淘汰下来的“土压五”式，大部分打不响，有的能打响，但却又往往炸膛，弄不好还伤人。但对我们也确实有用，可以练习瞄准、射击；可用于站岗、放哨。每人仅有五粒子弹，珍贵得像对金银首饰一样保存，子弹袋是空的，战士们把高粱杆截成子弹的大小塞在里面，老百姓看了，鼓鼓的像是有子弹的样子。近一年的抗大学习，我们天天有射击瞄准课，但从未进行实弹射击，就是因为子弹匮乏。每人四颗木柄手榴弹，弹体是生铁铸成的。手榴弹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优良武器，在它爆炸的威慑力和烟雾掩护下，战士们能冲上前去，端着刺刀制服敌人。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拥有一枝像样的步枪和充足的子弹。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占领区推行积极反共和对日寇妥协的政策，指使敌后主力与日寇秘密协定共同反共，士兵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汉奸。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发生了五十七军旅长万毅扣押军长缪澄流，粉碎其与徐州日军订立“共同反共协定”的阴谋。但蒋政府却以“犯上误国”的罪名逮捕了万毅，并多次秘令处死。在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肺结核病危之际，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宣布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这后来被称之“八?三”起义。起义后不久，常师长病故，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这一万人马的大军立刻陷入混乱，在特务控制下把主要部队拉走，剩下近三千人马，仍延用一一一师番号，后改为滨海支队，万毅任司令员。 没多久，原百十一师三三一旅旅长、顽固分子孙焕彩重整残部，打回百十一师原驻地甲子山区。我军于八月十四日组织了甲子山战役进行反击，孙焕彩只得退出甲子山地区。在甲子山战役中，抗大一分校学员参加作战，负责外围包围警戒任务，我们在甲子山东南面李家山一线曾抓到过十几名俘虏，但不是主力，是依附于百十一师的日照县土顽李延修的兵，而我们损失了整整一个学员班。班长冯文、副班长马荣芝带一个班放小哨，小哨是可战可守的战场了望点，结果黎明之前被顽敌包围，轰轰几声手榴弹爆炸之后就无声无息了。我们从队里得到的信息是他们全部视死如归，壮烈牺牲，但解放以后我听说冯文和有的人还活着，当时被俘，并有人在政治运动中调查过他们的历史情况。 这年济南的日寇跟我们开了个玩笑，他们故意泄露出将对山东滨海进行冬季大扫荡的假情报，于是我省级党政领导机关、重要单位纷纷转移到沂蒙山躲避。抗大一分校去沂蒙的单位有我们二队和一个上干队，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一一五师的炮兵连，我们每人还负责携带保存两枚炮弹，就插放在手榴弹弹袋里，说等到对日反攻时才可使用。十一月底，我们被日寇包围于沂水县城之西约四十里的南墙峪、崔家峪一带，幸有百十一师“八?三”起义后的部分部队，依靠其较好的武器坚守山头阵地，各单位才利用夜晚进行突围。我们从黄山铺突围到九山以北，三天后又被包围于沂山主峰附近的椎谷峪，日寇的拉网越收越紧，到处是憧憧晃动的人影。全队沿着一条陡峭山沟，穿过灌木丛，避开敌人搜索，横跨穆陵关南下沂水城的公路，到达莒北六区的杨家寨。当地是国民党地方军孟庆芝部控制区，队长立刻传大队政委杨大易和校部参谋王德的指示，对外自称是“苏鲁战区沂山大队”的队部也立刻用肥皂刻出了“苏鲁战区沂山大队”长戳，我们很快引起了老百姓的注意，他们看到这伙年轻整齐的军人待人礼貌、纪律严明，每人一枝“土压五”，根本不像国民党部队的样子，村外不远处有顽军监视。最后王德等领导决定派我队学员吴云翰带一名通讯员，拿着苏鲁战区沂山大队的假公函到顽军孟庆芝处进行联系。吴系上海人，大学生，知识面广，能言善辩，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上午八点前去联系，中午过后未能回来，显然是被发觉和扣留了，村东的大股顽军也围了上来。我们全队向杨家寨西北一小山撤退，四面枪声，敌人向我们发起进攻了。在双方实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交互掩护撤退，“土压五”也偶尔打响三枪五枪，最后一批负责掩护的三区队学员政治战士（相当于排的政治指导员）李洪林带领的一个多班最终没能回来，队里传出的说法也是全部壮烈牺牲。我们估计最后的结局与李家山放小哨的四班的命运是一样的，轰轰爆炸声后不死就是伤，再就是被俘了，但多少年来从没听到李洪林及吴云翰的任何传闻。 我们撤到山头，准备坚守到日落后突围西去，后来情况发展还比较顺利，太阳落山时顽军已撤去，休息一小时后我们就穿过公路返回山区，但日寇在椎谷峪的扫荡尚未结束，我们不能再钻进他们的包围圈。那时我军与人民的关系确实是军民一家人，半夜我们越过公路，走了几里不敢再前进，都隐藏在山间灌木丛里休息，又派人到附近村中联系党员和村干部，他们把我们安排在灌木丛下被冲刷得很深的的水沟里。我们弄些树叶铺着，躺在沟里很安全，也很暖和。群众偷偷把红薯尖送来作军粮，他们负责了望，第二天看到日寇沿公路向沂水城撤退，一路吵吵嚷嚷，声近可闻。在敌人眼皮底下两天两夜的隐蔽非常成功。我们向沂水城西南方向转移，那里十天前已经过日军拉网合围，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了。人民是我们的母亲，母亲的关怀使我们走出绝境，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这次沂蒙山冬季大扫荡较一九四一年的大扫荡规模稍小，据说有两万日军主力参加了行动，但我方领导机关的损失仍较严重：原省委书记黎玉负伤，是抗大学员刘斌背出来的，突围时扔了八颗手榴弹；另有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牺牲。部队损失比较严重的是山东省委警卫部队，山东纵队青年团全部被歼。 一九四二年元旦后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口号是“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说是斯大林提出来的，又说是美英开辟了第二战场，配合苏联反攻。年初滨海地委书记王众音也发表了《论两个战略的进攻与两个战略的退却》的论文，论证德日即将失败，反法西斯的各国即将胜利。但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敌人要一步一步地消灭，战争走向胜利也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这是世界规模的战争，卷进了十亿人口，战场上千万军队进行着厮杀，绝不会按照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而且联合战线因珍珠港事件才刚刚形成，同盟者内部从来都是尔虞我诈，借刀杀人，利用结盟削弱敌人及新同盟的力量，同时苏德战争刚刚开始半年多，决战还未进行，德军向南俄的战略进攻仍未结束，妄想把决战中付出的代价在同盟内分摊是不可能的，国家利益是所有政治家所遵循的永恒的原则，“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国家利益。”苏方提出的开辟第二战场，虽不是在英伦海峡，实际上已在意大利顺利进行，而太平洋逐岛争夺的海上作战正激烈进行。政治家们有什么理由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口号呢？这不是“伟大的空话”又是什么？十二月底我们从沂山椎谷峪反扫荡的废墟中走出来，住在沂南老区，抗大训练部一位姓刘的领导给我们做政治报告时仍坚持说“今年一定能打败希特勒，明年一定能打败日本人，因为这是革命领袖说的话，一定能实现。别看今年只剩五六天了，可是兵败如山倒啊！只有几天了，但也一定能胜利。”这些伟大的空话和豪言壮语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不良印象。 河流对于战争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天堑阻敌，也可以千里运粮，它可以雍土灌城，也可以半渡而击。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战争中，日寇利用河流对我军进行封锁、分割，便于其分区扫荡，各个击破，在滨海和沂蒙两个战区之间的沂河、沭河这对姐妹河，经常给我们的军事行动造成巨大的困难。沂沭两河中间相距六十里，两河岸外的接敌运动又各需二十里，这就是说如果要横渡两河敌区，需在充分掌握敌情后，一夜之间完成百里的跨越。隆冬季节，要完成这些又是何等的困难。两河冬日水深皆近米，夜渡时需脱掉长裤，破冰下水，而登冰后又需快跑，否则两脚与冰面结冰，脚底如胶似漆，步步难行。这个难度和艰苦程度，远远不同于《吊古战场文》中的积雪没胫，河冰夜渡的景象。为了避免下肢受病，在渡河之前我们往往在一里之外就早早脱去长裤进行准备。一九四二年底前我们终于跨越两河，回到滨海日照县，沂蒙反扫荡又“胜利”结束了，敌人没有完全消灭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的胜利。我们在碑廓一带安顿下来，已接近春节了，休息了若干天之后，又恢复往日五点起床，爬起来就唱的习惯，不过唱的内容与从前不同，有不少是自编自唱的。如经过南墙峪突围，就唱出了《南墙峪》小调。记得唱词开头几句有“南墙峪好地方，四面高山陡如墙”的句子。还给阮若珊在一幕反迷信道会门的话剧《黄沙会》中的唱词填了新词，就是传诵至今的“人家都说沂蒙山好啊，沂蒙那个山上好风光……”的沂蒙山小调。而最舒展我们心意的是《迎接春天》，我们渡过沂、沭姊妹河之后，对胜利抱有强烈的期盼与向往，而得到的却是无声无息的冷酷回应，胜利没有到来，但人们仍旧痴迷地向往着它。这样就七凑八凑地在我们队唱开来——“严冬过去，就是春天，争取胜利还需熬过困难，不要怕北风吹，雪花飘，困难重重，抬头望杨柳绿，桃花红，好景不远。看那反法西斯的斗争，像烈火一样烧遍，我们要坚持战斗，勇往直前，走向胜利的明天……”这支群众创作的歌唱来唱去，不知是校部还是抗大文工团的什么人稍作修改，就正式印在《抗战歌曲集》中，在部队、乡村红红火火地唱了开来。我作为不太会唱歌的人也受了这股自发的群众性歌咏活动的影响，利用我在清水涧养病时学会识简谱的基础，联想到我在严重的灾荒中几乎病饿而死的情况，竟也作词作曲，现在还记得其大部分内容。曲名是《春耕曲》——“初春新雨后，地湿土又松，乡亲们，快春耕，去年秋旱少收成，军粮民粮不够用，春耕要不多流汗，青黄不接多苦痛……（重复），第二段是反复唱，只有快春耕改为快播种。后来我把这个《春耕曲》寄给报社，在一副刊刊登并得到十元稿费，十元钱在当时可买三四十个鸡蛋。但自那之后，我带部队到胶济路前线作战去了，老区农村是否唱这首歌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春节到了，自然是大唱特唱热闹一番，而且还演出了自编的京剧，各种乐器俱全，男主角唐克，女主角范建文，内容好像是以兄妹二人对抗战不同的态度为主线展开的故事，须生花旦的唱腔悲壮凄婉，伊伊呀呀，还挺像那么回事。节日的伙食办得也好，利用沂蒙反扫荡中省下的伙食钱吃饺子、红烧肉。经济委员杜百川还从海边运来了海鱼，做了个名菜“虎头鱼”，我们高高兴兴地过了三天的好时光。春节后，一九四三年的二月初，我被调到不久前在甲子山起义的滨海支队工作，同时被调去的还有范天恩、黄增祥、张道三、王哲和冯愚五位同志。他们来校前都是很有才干的连队干部，有充分的理由被选派到原东北军这个战斗力强、政治情况复杂的部队工作，但我同时被调去，好像与破李庚焕的金圆案的出色表现有关。到政治情况复杂的原蒋政府的部队工作，确实需要对事物有观察分析能力。我们背起背包，听着战友们的歌声，走向新的战斗岗位。那熟悉的歌声唱出了我们的心声，歌词大体还能记住： 抗大， 你放射着真理的光芒， 我们投进你慈爱的怀抱， 接受你真理的教养。 我们是钢刀， 来到这里， 要磨快磨亮， 把锋利的钢刀插进敌人的胸膛， 在血泊里敌人死亡。 新中国在我们抚育下成长，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是新世界的主人， 走向人类解放的战场……
起义后的百十一师为保持稳定仍保持原番号不变，师长万毅，副师长郭维城，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下有一旅部，旅长孙立基，近两千人的战斗部队分别编为六六二、六六五、六六六三个团，每团六百人左右，我们六人都被任命为上尉军衔的连队政治指导员，冯愚与我同去六六二团任连政治指导员，我到九连报到。 连队成员有东北军老战士，此时多为连排干部，其次是西安事变前后入伍的河南人，还有来往于前后方领运弹药的安徽籍民工及在山东征集的新兵，他们都是地方各乡各村用一千多斤小麦雇佣来的。九连长马占元是老东北军人，张家口煤矿职员家庭出身，为人老实，生活俭朴，处理人事关系还好，只是工作方法生硬、欠缺灵活性。“八?三”起义之后，部队从专区宣传队调来一些宣传员到连队教唱革命歌曲，一段时间后，身体较好和工作能力较强的人被任命为副指导员，身体一般的就当文化教员。当时九连的文化教员名字叫任杰，是日照沈疃一带人，十七八岁，年轻、办事灵活、机敏，只是文化水平不高，受农村二流子的影响较大。来了以后，他教战士唱歌，两个月后，会唱的十几首歌教完就没事干了，于是就伙同战士开始赌博。纸牌、骰子、麻将、牌九全都利用起来，把连队搞成了赌场，乌烟瘴气。那时起义部队还保持发薪金，上尉的工资为一百四十元，班长、战士也有二十元左右的工资，赌博有一定的条件和市场，但毕竟是军队所不允许的。所以我到职后的几天，发现了问题，将任杰调到机关工作了。就是他，几年后创造出在整个东北野战军轰动一时的政治新闻。 全连干部战士共七十多人，有机关枪六挺，步枪也不短缺，但政治思想方面比较复杂。“八?三”起义是具有政变性质的突发事件，毫无准备，缺乏有计划的安排，部队成员多迷惑不解，因此很多战士借混乱之机逃亡回家，留下来的人以后才知道这是脱离蒋介石的领导与共产党合作抗战了。又因其原部队绝大多数人思想上对共产党持怀疑态度，不相信共产党军队的土枪手榴弹能打胜仗。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能胜利等根本思想问题，如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稳定部队、停止非战斗减员等问题都无从谈起。 我作为政治指导员一个人来到连队，也没有上级领导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没有任何人能共同商量问题，自己只具有一个连队领导成员的身份，而且这个身份不少人只是口头承认，内心里还嘀嘀咕咕，存有戒心，所以一切工作都要自己思考、自己决定、自己去干。我与连长商议好恢复了操课制度，先把时间安排满，杜绝赌博耍钱，我负责安排每天的政治课，像我刚参军听到的那样，讲十年内战、讲红军长征、讲游击战运动战、讲西安事变，一直讲到统一战线后的抗战，特别是讲部队人员都很熟悉的西安事变，使大家提高了听课的兴趣，解决了不少思想问题，部队思想安定了。操课之余，我坚持“走门串户”接触战士，通过闲谈了解了他们的家乡、家庭成员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没多久就把全连人员的情况记得清清楚楚。我发现多谈善记的做法非常有利于我的工作，以至后来在作战执行任务时，我都习惯地喊着班长和战士的名字下命令，而一喊到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感到异常高兴，执行命令也特别爽快。我想，此时他们的心里一定是在想“领导心里有我。”我知人善记的习惯是职业性的，直到现在我仍记得自己一生中曾工作过的单位人员的详细情况。在对全体人员基本了解后，我就能观察出他们内心活动的微小变化，如懒人的变勤，勤的人变懒；多言者变木讷，木讷者变多言；喜唱者变沉默，沉默者忽心欢；甚至黄色脸皮的人增加些许红润等等，皆可判断在他们身上可能将会发生些事情。一天早上连队出操练习爬山头，这是模拟战斗进攻动作的体能锻炼，登到山顶后一个战士遥望西方，默然片刻，怏怏下山，我看到后告诉他们班长从当晚开始注意，他可能要逃跑回家。班长按我指点的方法留神观察，果然发现他准备潜逃并及时阻止了他，因为我知道他家就在他张望的那个方向三十里外的敌占区。就这样，很快地扭转了逃亡之风，同时我又进一步想出了变减员为增员的办法。 我利用对驻地周围熟悉的有利条件，了解和掌握了百十一师一些逃兵的情况，亲自到逃兵所在村庄个别动员他们归队，特别是用一千斤小麦雇佣的那些逃兵，村长和村民也都支持归队。有的归队兵提出一大堆困难条件，我也请村长设法解决，如帮代耕、农忙时先帮军属耕种收割，有的安排每天为老年军属家挑水，有的帮助军属解决冬衣。一个月时间我动员了十几名雇佣逃兵归队，与我一同做动员工作的老兵也学会了这些方法，我就叫他们继续干下去，到五月底我们向诸城、五莲山区出发前，我们有三十几名战士归队，其中有的二次逃亡，我们也做二次动员，加上与伪军作战的俘虏，连队始终保持着一百二十名员额。兄弟连队的逃亡风潮仍在继续，有的连队只剩下三十几名士兵，出于无奈只好两个连队合并为一个连队，但到一九四三年底，这个刚刚合并后的七连又发生半个排向诸城县黄牛山云母矿的日军投降的事件，并带去中正式机枪一挺和小炮一门。七连发生严重叛逃后，连的两位领导调到滨海军区“整顿三风”去了，说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没有做好部队团结和制止逃亡。 莒县到日照石臼港公路是日寇对我进行封锁的重要防线，顽军孙焕彩在控制甲子山区失败后就撤到莒日公路之北，叛军朱信斋又通过孙焕彩投降了日寇，在莒日公路上的石沟崖安了个大据点，据点是日军设计的，修建得十分坚固。五月底正当我动员逃兵归队工作颇有成效时，在公路之北的孙焕彩顽军向沂山西部转移。这时滨海支队奉命进军莒日公路之北，控制五莲地区，建立根据地并向胶济路以南地区发展。日寇的反应也是及时的、强硬的，除公路两端的莒县、日照、石臼港原军事设防重镇和中段新建的石沟崖据点外，又于中段陈疃、颜东设立据点，并一度攻入街头驻军。五月末当我北上部队进到公路沿线时，日军于三庄一线阻击我军北进，于三庄、陈疃、颜东一带激战数日，我们从抗大同时分配来的六名同学中的黄增祥、张道三阵亡。当时黄增祥已由政治指导员改任连长，在陈疃与日军作战时，一老兵临阵动摇下了火线，黄制止并讲了一句“打完仗再说”，该老兵在战斗进行中放冷枪打死了黄连长。战后立刻公审处决这个叛徒，我们同去的六位同学之一的范天恩愤恨不已，愣是用铡刀铡下这个叛徒的头颅，此事曾受到上级的批评，认为此种处决方式影响我军的政治声誉。经过一周的作战，部队完成了进军路北的转移，在五莲山区之南的九仙山区驻扎下来。 公路以北地区经顽军孙焕彩的长期盘据和国民党地方军的骚扰，人民的生活十分贫困，但此地青山绿树，景色十分秀美，不懂地质科学的人亦可一眼看出，这里的地质构造完全不同于泰山山系的鲁中山地。沂蒙北部之山多砂砾，有山必崮。沂蒙之山，每山山顶部必有一巨大的突屼陡峭的山顶，像帽子一样立于其上，被称之为“崮”。崮上有平地，有的可以避乱，有的可作小型农牧场，如鲁南抱犊崮，可放小牛犊于其上牧养，往北之岱崮、孟良崮都曾名垂战史，大败日寇和痛歼蒋军主力。而滨海区公路北之五莲山及其姊妹峰九仙山，则多由灰色花岗岩组成山体，奇山矗立、险峻多姿。苏东坡称之为“南有雁荡，北有五莲。”而蒲松龄又屡把五莲山作为场景写入《聊斋》，记述狐仙鬼神的故事。我们驻地坊子村东面的拖罗山，高三四百米，南北长约三里，竟是一块平平整整的巨大石板直插云天。我历经征战，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从未见过与其相似者。我曾好奇地从其南端山神庙处爬向山顶，见其巨大石板顶部宽不足十米，确实是一块巨石板山体。山顶狂风呼号，难以移步，手挽山树才勉强立足。远眺四野，顿感宇宙之浩大，天地造化之无穷。更有奇者，我曾带骑兵路过支队后防医院所在山村，其村东有一石柱形山体矗天而立，其状貌颇像一条粗壮的黄瓜或一根棒棰，但此地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更乏名人学士到此一游为其命文雅之名，百姓竟以公驴之生殖器为之命名，大煞风景。
这年冬天我们继续北上，活动地区扩大到整个诸城以南，我们有了相对安定的驻地，两周调换一次到敌区周边作战。我还是经常走门串户到班里找战士谈话，有时坐在地铺上常常听到铺草里沙沙作响，年轻人耳目口鼻各种功能灵敏，低下头看，可见许多虱子在爬动。年后春天到了，要把穿了一冬的旧棉衣收集拆洗，以便来年再用，我在司务长的小库房里见到已拆未洗的棉衣长短不一的线头上爬满饥饿的虱子，一串一串地令人肉麻。 我们的团部住在莒县、日照和诸城三县交界地的长城岭，大概是属于莒县管辖，地处马耳山正面，其东南和西南各有一条山间石头河，至前长城岭合二为一流向西北。长城岭正处于东面马耳山与西面高山之间的缺口处，北望诸城平原，地势十分险要。早操时间我们照例进行冲击山头的训练。一天，当爬到马耳山西侧较高处时，我发现了石砌蜿蜒而上的旧城堡遗址，都是些较大的石条筑成的，排列整齐，底宽三四米，残墙高约两米多，我想应该是齐长城。在中学读书时，历史课本中有战国时各国建有长城的记载，我也读到过乐毅伐齐，田单火牛阵和莒城太史敫之女君王后私定终身，辅政齐国五十年的故事，因为是家乡的历史轶事，我格外关心。观察中我发现有两点文化现象可证明地处齐楚交界的人民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一是诸城人呼年轻姑娘为“蛮姑子”，是对南方少女的褒义美称，这一用语保留至今。二是从莒城北部开始，居家正房都睡大炕，而莒城及向南一带却以木床为主。楚灭莒至秦统一约六十年，竟留下如此明显的文化烙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齐长城的被发现成了重大考古新闻，我估计四十年前我看到的齐长城原貌不一定能完整地留存至今，大跃进时期农民搬石弄土修大寨田，一定会使其遭到破坏，如能被发现，可能会是在山势更高处的地方。 这年秋天，贫困的五莲山区的羊群第一次为军队作出了贡献。有经验的老东北军军需人员，收集起山羊的绒毛，制成了首批山羊绒毡军帽，式样标准漂亮而又保暖御寒，帮我们度过了严寒的冬天。在环境较为安定后，支部召开了政工会议和后勤会议，决定建立政工制和取消薪金制实行供给制，因之连队建党提到了第一议事日程。在坚持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拥护共产党领导这些基本方针明确后，发展党员和成立支部都比较顺利地进行。到年底，几十名党员的支部就成立了，虽还处于秘密状态，但人人都知道，像公开活动一样。 部队从进驻五莲地区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作战任务一直是明确的，这就是坚持边沿斗争，粉碎日寇蚕食。敌人控制城市和重要交通要道，日军和伪军联手修据点，力求扩大占领区面积，以夺取粮、棉、矿产品和人力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后来罗荣桓又提出翻边战术，敌进我进，这无论是从战术上和战略上都是制敌良策。这片地区内伪军势力强大，有伪二师张步云、胶县伪军张洪飞、泊里守备司令李永平、顽军青岛市长姜黎川等。我们的作战方式是部队飘浮无形，夜驻一村，有时也一夜两变驻地，使敌人无法掌握我部行踪。特别是诸、胶、高地区多为平原，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村间道路、阔叶或针叶的野外林木、村外的坟茔、村边的小庙及山泉、水井皆有十分清楚的标志，半夜转移时，我常根据地图找路，不用村民作向导，天明之后村民才知道军队已经转移。夜里行军有时直越原野，北方多晴空，用北极星测定方位方向极其可靠。我托村民去青岛购买蜡烛，解决了在野外看地图的困难，后来又买了手电筒，十分方便。连长文化水平低一点，所以这个携带和查看地图的事全由我来完成。我们战斗的前线在五莲山之北地区，是西起许蒙、银兰两大村镇，东至日照公路线上的东山头约四十多里宽的战线。一九四三年冬季，我们又越过诸日公路，到达诸城东十几里的瓦店、辛兴，战线扩大到八十里。此地是一片平原沃土，只有靠南部的石牛埠、东西树山子一带有一座三四百米高的障日山可作依托，障日山南行数十里就是藏马山区支队司令部的驻地，再往东就是秦始皇东巡刻石的瑯琊台。反日寇蚕食、坚持边沿斗争的另一种有效方式是派出深入敌区的武装工作队，他们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兼有武装作战双重任务的组织。武工队员穿便衣，每人配一枝驳壳枪，也有少量的马步枪，马步枪挂在肩头可以用便衣长袍遮盖而不被发觉。武工队一般由二十人以上的年轻体健的连排干部组成，多有作战经验，与敌人遭遇时可形成一个小型的战斗集体。他们活动的特点是在边沿地区昼伏夜出，深入日伪据点附近散发抗日传单和处决汉奸敌特，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进行夜间突袭，抓住之后就地枪决，并张贴抗日政府的布告，对日伪敌特汉奸有巨大的威慑作用，对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我的一位抗大同学王丕争就是武工队的成员。抗战后期，在敌占区建立表面应付敌人、暗里为我军办事的乡村政权起了良好的作用，这种乡村政权被称为两面政权，他们可以把武工队员带进城去侦察敌情和购买药品，特别是抗日战争后期，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日寇越来越不利，我军对敌区工作提出“身在曹营心在汉”和“日寇快完蛋，留下后路保平安”的口号，几乎把大部分敌区农村的村长、保长都争取到我们这一方面来。 一九四三年夏秋我们驻军长城岭、马耳山之北和一九四四年夏转到诸城以东至胶县附近坚持边沿地区作战，对粉碎日伪蚕食、打击敌伪抢粮、保卫麦收秋收、压缩敌伪活动范围、争取两面政权的建立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的作战形式多采取袭扰阻击、设伏，也有夜间攻击和攻坚作战，如夜攻常山神殿，歼敌一百余。常山即为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处。我参加了火烧日军即将完工的常山五里猴子大据点行动、桥上村保卫麦收战斗、东山头阻袭日军车队战斗、辛兴反迷信道会武装之战、庞家沟伏击战和讨张（步云）、讨李（永平）战役，还参加了一九四五年滨海支队攻克胶县城全歼张洪飞旅之战、一九四五年三月奔袭和攻坚诸城十里铺之战。在一九四三年夏彦东岭作战前，我收了两个贫苦农民的孩子参军，身体较健壮的那个叫张成君，身体较瘦弱的那个叫张成聚，是一个村子的同姓家族的兄弟。那时新兵要进行操场队列训练。一进操场，身体强壮的张成君就大出洋相：“开步走”口令一喊，他就挺胸凸肚，大步前进，但双臂是一起前后摆动，全连人员哄然大笑。班长告诉他开步后不能双臂同时前后摆动，而应该一左一右，走一步摆动一个，他好像是听懂了，可是班长再喊出“开步走”的口令后，张城君又来了一个迈左脚时出左臂、迈右脚时出右臂的表演，又是一场哄然大笑。班长反复告诉他什么也别想，就像平常随便走路一样，张说：“行，行。”但他不是忘了“开步”，就是忘了“立定”，而且不是同步摆动双臂就是脚臂同步摆动，足有几天操场上老是哄堂大笑。实在没法，张成君只好当了炊事员。而身体瘦弱的张成聚经一年多的军队生活，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战士，身体也健壮起来。奔袭十里铺之战，他主动报名送炸药包，干得很不错。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我们攻进围墙，与敌人展开逐屋争夺，虽未全歼伪军，但毙伤大半，并缴获小炮一门。我们计算了敌人据点间的距离，确定两个半小时后撤出战斗。当撤出战斗时，我感觉到我穿的海州麻鞋内非常黏滑，当我们急行军到齐沟西面一村子休息时，感觉右脚疼痛难忍，一看那结实的鞋壳内装满了凝结的血，是我的血，原来我负伤了，被子弹擦伤了右脚，中枪时我竟毫无知觉。于是救护组很快将我扶上担架进行消毒和敷药。这个已记不起名字的村子，地处平原的稍高处，在晨光雾霭中，二十里外刚刚激战过的十里铺村犹烟尘弥漫，村里的老百姓送来了饮水。村边一农家院落墙下，一簇簇红芍药正在无拘无束地开放。我躺在担架上，脑海中下意识地响起了“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的歌词，无言的思绪、无声的歌在脑海反复，久久不能散去。从进入抗大学习到坚持诸、胶、高地区的战斗，虽以小规模作战居多，但算起来，参战的次数已有数十次之多。那时干部登记表内都有作战次数和负伤情况及伤残等级的登记栏，经回忆和计算之后，我在登记中写了“大小战斗七十余次”。一九四四年初，我的工作调动，离开连队到二十七团（原单位新番号）做分支书记，是营级干部，有了一匹自己使用的马，生活吃小灶，每月有两条香烟的待遇。那时部队没有党委，团级建党总支，营建分支。滨海支队二十七团原六个连，因部分战士逃亡和战斗减员，经合并只有四个步兵连和三四十个伪军起义后组成的“义勇队”，实际上全团只有一个营的军事实力。这时我计算了一下，两年前从抗大调来的六位同学，在莒日公路沿线作战中牺牲了两人，调去整风学习两人，只剩下我与二十五团的王哲二人。 在五莲山区和诸、胶、高前线的长期作战中，我深深体会到反动会道门和反动迷信武装是较难对付的敌人，他们利用迷信骗得对无知群众的精神控制，用大刀长矛对我们发动潮水般的冲击，给我军造成极大的危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在诸城东北与杨家河村道会武装遭遇，若不是最后我部退入辛兴村，依围墙居高坚守，情况会十分危急。就是这个杨家河，直到抗战胜利我军挺进东北之时，它的反动道会武装仍未被铲除。当然对付这些疯狂的叛乱者，必须使用强大的武力来制服，但抗日战争时的我军枪枝弹药匮乏，只好提高警觉，对这些会道门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幸亏我们没有犯政策性的大错，没有发生一九四〇年莒北“万仙会”那样规模巨大的暴乱。 日寇作为入侵之敌，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也是我们战场上最难对付的敌人，首先是因为其装备精良，其次是其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射击命中率高，狙击手毙伤我指挥员的事屡见不鲜。重罗山之战，万毅司令员刚举起望远镜就被敌人发现所击中负伤；青口战役获胜的一一五师主力教二旅政委符竹庭亦为日军狙击手击中身亡。而且日寇作战中善于制造声势威慑对方，我军夜间作战从来都是肃然无声，衔枚疾走，力求保密。而日军不论大部队行进或一个几十人的小队行动都是大喊大叫，力求先声夺人，压制对方士气，把《孙子兵法》的精髓“奇正”思想贯彻到每一军事行动中。一九四二年沂蒙冬季大扫荡中采用的声东击西就是很典型的，而每次小战斗，其战术动作也是这样，如火烧五里猴子战斗，像往常作战一样，正面打响后，日军从侧面迂回进攻，并使用军犬解决夜间侦察能力不足的问题，迅速形成对我军的侧翼包围，从而致胜。如日军失利，报复性袭击几乎是必然的。青口战役几天后，我部从红石崖过胶日公路时对四辆日军汽车进行阻击。战斗本是遭遇性的，我们撤出战斗西行四十里宿营，第二天凌晨日寇照样进行报复性袭击，其军犬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掌握我军的行军路线及宿营地点，全依仗军犬的嗅觉跟踪。 不管人们对战争如何议论，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或“战争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掠夺”，这些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战争的每一实际活动的必胜或多胜，这是永远令人向往与追求的。抗日战争后期罗荣桓司令一元化领导山东地区后，提出和执行“翻边战术，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变被动为主动，屡屡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倒是很符合《孙子兵法》的“奇正”致胜的思想。那时在日寇占领区攻克敌占城市很不容易，但山东军区曾连续攻克郯城、赣榆、莒县等县城，全歼日寇草野清大队，特别是抗战中后期对日伪军进行多次歼灭性的打击，每次作战，多数是歼敌万人以上，如两次讨吴（吴化文）战役和后来的讨伐赵保原、张步云、厉文礼、李永平、张洪飞等战斗。延安《解放日报》在一九四三年后两年多的时间内就先后发表了《论山东大捷》的评论，从一论直到七论。这段战史现在加以回顾和思考，可以发现翻边作战和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与中国传统的“奇正”作战的军事思想是十分密切的，孙武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正者当敌，奇者傍出”。而孙膑的阐述更形象具体，他归结为“形而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回想以往作战中的体验，发现江西内战中“十六字诀”并没有体现“奇正”思想，后来东北王提出的“一点两面”战术思想中有所体现，又没有完全体现，因为它的两面只能被看作是同等的两个面。而“奇正”是以奇为主，所谓以奇致胜。在日军中，这个“奇正”作战思想是贯彻于小队一级的，而成千上万的小队则构成了日军的全部军队。战斗中日寇的“声东击西”也屡屡得手。从战略全局说，日军偷袭珍珠港之战，也是以“无形而形型”。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八月六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八月八日夜，苏联向日本宣战，兵分三路向我东北、内蒙的日军占领区挺进，八月九日，美国在长崎又投下一颗原子弹，当天日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研究接受《波茨坦公告》问题，深夜十一时，天皇决定接受《公告》，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是在此前的八月七日或八日，据说消息是从外台听到的，是瑞士大使馆人员传出的。支队司令部骑兵通讯员把消息传达给我们以后，我们团的领导经简单商量，即在一个树林中召开全团大会，宣布日寇投降，群情激愤，呼了好一阵子口号，战士门把枪枝举起来呼喊，而后鸣枪，步枪、机关枪乱打一阵，在十里铺缴获的那门小炮也放了几炮，像过春节时放鞭炮一样，平时作战注意节省子弹的话也都忘了，好像留着子弹也没有用了，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在此之前的七月份，胶县的一个伪军旅旅长张洪飞曾与我军谈判举行起义，开始谈判很顺利，条件是起义后编制不变，仍是一个旅的编制，可驻解放区进行整训，可后来张洪飞又反悔了，取消了与我滨海军区已达成的协议。日寇正式宣布投降后，八月十八日滨海支队进攻胶县城获得成功，城北三里兰村车站的日军未敢支援城内的张洪飞，当滨海支队二十五团从南、西两个方向突入市区后，胶县城北门成为张洪飞突围靠拢日军的必然通道，而我军集中了九二式重机枪和多挺轻机枪封锁北门，大批伪军尸体一层一层，堵塞了城门的圆洞和雍城，足有四五百人，共毙伤敌伪军近千，其余俘虏，两千余人的一个伪军旅全部被歼。战后大量伪军尸体没有及时掩埋，在炎热的高温下快速腐烂，到处血水流淌，受重伤的伪军士兵沿街到处爬，伤口处的蛆虫在烂肉上翻滚，这种令人目不忍睹的惨状长久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整个支队全部参战，驻军五六天，并以滨海支队司令部和胶县卫戍司令彭景文的名义张贴了布告。近些年来看到有的单位写的解放胶县的军事历史资料，竟把滨海支队的番号全部换成另一部队的番号，也是十分可叹可悲的，以后我将再次谈到这种争功诿过，篡改历史的可卑行径。 八月十一日延安八路军总部宣布了发起对日进攻和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并命令吕正操、万毅、李运昌等部立即向东北进军。我们从胶县附近出发，五天行军四百余里，到达烟台附近的河北崖，把全部枪枝弹药移交给山东部队，另外领取了胶东农民赶制的黄棉衣。这批军衣质量好，布料结实耐用，人称“山东黄棉袄”，到后来“山东黄棉袄”成为山东老八路的代名词。回想从抗战开始，军队服装的颜色几经变化，开始是灰色军衣打绑腿，据说是德式的，从北伐军一直到一九四一年没有变化，一九四二年为适应青纱帐和山林作战的需要改成灰绿色，抗战末期开始用黄色，看到日军都是黄色，特别是日军的黄呢军装对人有很大诱惑力，最后我们穿起了以黄为主要色调的服装。
进军东北，内战全面展开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我们准备进军东北，我预感今后的斗争可能更加艰苦复杂，所以我开始把重要的经历做记录，在小本子的扉叶上写下“零星”两字，以后自己感到这两个字不恰当，就改为“战时要事随记”，一直记到朝鲜战争结束，其中只有一九四七年冬季作战因天气奇冷，贴身的钢笔墨水都冻住而中断了一段。在自己参与的军事活动中，记录是准确的。那时军师两级作战部门没有记录或保存军事行动资料的做法，作战和机要部门只掌管作战及军事行动的电报一类资料，一旦用过即行销毁，其它就是掌管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像我做的基层部队的记录在当时部队里没有。全国解放后一切都按总参电报为标准存档，它不免有其缺陷，一是把许多规模较小的行动合并到大的行动中，二是文革运动中，因历史人物的沉浮而改写与他们有关的军事活动，也失掉了一定的真实性。我的记录涉及范围虽小，但是真实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傍晚，我们从蓬莱附近的栾家口乘船起航，准备经长山列岛向北航行，相机在庄河附近登陆。但航行极不顺利，所乘的机帆船吨位很小，每船只能载运一百余人，也没有天气预报可供参考。夜间十时，海上突然狂风巨浪袭来，小船不断地被抛向空中，人人都躺在船板上动弹不得，呕吐不止。当一轮红日升上海面，小船还在长山列岛附近的海面上翻滚飘摇。船舷外，能看到巨大的鲨鱼在游动，船老大紧张得很，说它就是海龙王，如果龙王爷发怒，轻轻一动就会把船弄翻，不能开枪，不能乱来。船老大在船舱里忙着烧香磕头，并要我们把馒头倒进海中给鲨鱼作早餐。在这紧张的时刻，更意外的情况出现了，几艘开往天津的美国军舰，黑压压的像海上的孤岛巨石的影子，劈波斩浪而来，这时船老大在我方指令下掉转船头，狂风又把我们吹回了莱州湾。船在海上翻天覆地地折腾了一昼夜，每个人都吐着黄色的苦水，连二十五团团长在攻占胶县城时缴的一头日军军犬刚生的几只狗崽也都晕船昏迷不醒吐着狗奶。又经过一两天的漂流，在海风的帮助下，九月八日凌晨，我们总算在辽宁省兴城县东之钓鱼台登陆，步履蹒跚地走向县城。但数十小时海上强烈的颠簸感仍久久不能消逝，老是感到摇摇晃晃，地在动，山在摇，远远望见了青石蓝砖砌成的兴城。城门楼飞檐高耸，赭瓦红柱，保留了当年宁远城边关重镇的威严和神韵。这里曾是爱新觉罗?；皇太极于十七世纪中期与明王朝决战决胜之地。 抗日战争胜利了，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在短短的几天中似乎翻了个底朝天。我们这帮年轻的齐鲁男儿，也都傻乎乎地目瞪口呆，睁大了眼睛在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咋搞的？不但我们处处感到无所适从，就连当地群众也在以惊异的目光观望着。我们到达兴城之后在北宁铁路西侧的村庄里住下，当天派人到锦州了解情况，以确定下一步行动计划，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帮助群众干农活。农田中主要作物是高粱和玉米，我们的到来正巧是秋收的时候，主要任务是掰玉米棒子和割高粱穗，把作物秸秆打捆和集中成堆，一连干了两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老百姓对我们非常不热情，远远地以惊奇的目光看着我们，妇女都藏在屋里不敢出来，只有老人一面张望，一面讲几句收割庄稼方面的话。我们也听到老百姓在小声议论：什么八路？八路是什么？生辰八字，文王八卦，八仙过海……俺都听说过，怎么从没听说过八路。老百姓也从未见到过一帮穿着军衣的年轻人到庄稼地里干活。 翻天覆地，世界翻了个底朝天，三天之后，我们也亲身经历到了。在参加了几天秋收后，大约是九月十五日前，我们第一次乘火车，中午到了锦州。下车之后就忙着休息吃饭，车站不远就是一条街，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开始远远望去还没有看到什么异常情况。那天营、团干部是在饭店包伙就餐，当我们从车站去饭店的途中，那混乱得无法想象的情景出现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苏联红军，看到他们从路边餐点上抢拿酱肉和烧鸡，一面大口吃肉，一面狂饮白酒，还不断地高喊歌唱。一个满脸胡子的苏联红军战士把抢来的烧鸡包进自己的船形帽，塞进怀中，一面喝酒，一面耍酒疯，随手打砸路边摊点。群众以为戴大盖帽的“格比旦”（对其不满的叫法为“狗屁蛋”，据说俄语是大尉军官的译音）能制止他们，于是赶快请他来，可结果是“狗屁蛋”与这个醉鬼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并轮番把对方抱离地面，声嘶力竭地喊“乌拉”，在一阵俄罗斯见面礼之后，两人又狂饮抢来的酒，一直到像死狗一样地躺在地上，这是我们到饭店吃饭那一个多小时见到的情况。吃完了饭有一列车苏联红军要从锦州去沈阳，我们这些干部们集合去欢送他们，每个人的心里还是怀着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红军的崇敬心情去向他们送别。有不少人还主动交换了礼物，把抗日战争后期作战缴获的手表送给他们，这在当时是我们最稀有和宝贵的东西了。我送的是一块很新的日本精工牌手表，红军军官们也以礼相待，用一些手表回敬我们。火车拉笛了，火车铿铿锵锵地开动了，我们不停地招手，火车喷出缕缕蒸汽远去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几点钟了？”低头看表，看这与苏联红军交换来的礼物，结果没有一个会动的。有的摇一摇放在耳朵边听一听，滴滴答答一会儿又不动了，后来才知道那是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后从日本投降军和老百姓手中收集来的，一个人口袋里有好几个。把不走字儿的拿来作礼物！伟大的苏联红军！那些抢夺酒肉、醉倒路边的红军和乘车远去的红军像影子一样拼凑在一起，原来的光辉形象立刻翻了一个跟头，都变成了可憎的形象。但这也应该客观地加以区分，十一月份，我带领全营到吉林市住了几天，苏联红军正在撤退，苏美《租借法案》刚刚颁布，从美国运来的十轮卡车装满日军在东北的粮食被服、枪枝等物资，一辆接着一辆，相距十五至二十米，整个车队整整走了一个昼夜。那里很少发生苏联红军抢劫和强奸妇女的事件，他们都很遵守纪律，据说那支军队是从远东海参崴地区来的。而进驻西满和辽宁一带的部队则是从欧洲战场来的，战争中不断补充附庸国的俘虏和新兵，供应困难，这些都是败坏纪律的温床，破坏了苏联红军的形象。全国解放后，开始用“反革命”这一名词管制人民和所有干部，其中有一条就是谁讲出了苏联红军抢劫和对妇女无理的行为的事实，就是反革命或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定为右派的六条标准中就有一条为反苏言论，一九五八年初赫鲁晓夫反华，才把这条标准抹去了，因这一条而定为右派的人无罪释放。历史就是这样胡作非为。 苏联是八月八日对日宣战的，日本人也早知大难即将临头，做好了疏散家属的准备，故北满前线打响以后，日军文武官员的家属以很快的速度向南满集中，其成员多为妻女老人，基本上没有男孩子，这是因为在战争的后期，娃娃兵已上前线，不能当兵的也在做各种各样的“勤劳奉仕”。家属的两大集中地一在锦州，一在抚顺油化工厂工人宿舍，据说两处各有万人左右。在锦州集中家属的原因，可能其一是靠近关内，气候较暖和，如运气好，以后由中国接管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再一个原因是锦州靠近葫芦岛，如果能按国际公约遣返的话，回国也比较方便。另外通化、敦化和延边一带还有些日方家属，可能来不及撤退集中，有不少被当地没钱结婚的贫困户领去作了媳妇，有些漂亮一点的在店铺和饭馆里当售货员或招待员，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还有不少弄个木板托盘挂在脖子上沿街卖香烟。我们在中小城市也有机会去澡堂洗澡，光着身子躺在木椅上搓背，可是日本妇女竟敢挂着托盘进来卖香烟，把我们羞得够呛，大有无地自容之感，赶快要条毛巾单子盖起来，搓澡的服务员说：不要紧，日本人从来都是男女在一起洗澡，不必在乎。留在沈阳市区的日本零散家属较多，经过苏联红军占领这一段难熬的时光后，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国民党的军队就来了，接管政府和工厂的接收大员来了。他们大都没有带眷属，于是那些日本妇女有不少作了蒋军和蒋政府官员的“胜利夫人”，成为抗战胜利的纪念品。虽然实质上也是靠提供性服务来求得生存，但比起红军强抓日本妇女来，在表面上文明多了。我忘了遣返日本人回国的具体时间，大概是一年以后，连同在农村的日本开拓团一起回国的。锦州和抚顺这两大家属集中地我都亲眼目睹过，似乎锦州的苏联红军纪律更坏，糟蹋日本妇女的事更普遍。他们抓到日本妇女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拖进民房。我们在锦州就看到不少脸上和脖子上抹着锅底黑灰的日本女人，留着短短的男式头发，这是她们可怜的自卫措施，防止被红军抓去。其实她们的样子我们中国人一眼就能认出来：罗圈腿、习惯于穿木屐的双脚走着快快的碎步、锅灰没有抹到的脸和脖子的皮肤还是很白的。一九四六年春节后，我们开赴辽阳，准备与新六军作战，全营装备齐全，有日军军马三十匹。一天我们根据地图确定在抚顺矿附近的老虎台村宿营，但我们找来找去，怎么也没找到这个村子，后来我问了一个年近七十岁的退休煤矿工人。他很惊异地说你这图真是宝贝啊！我年轻时候这里确实是老虎台村，二百多户呢！可是千金寨（抚顺）的煤矸石越积越多，就把这个老虎台村埋在地下了。你们还是到油化工厂去住吧，那里厂大房子多，是日本鬼子家属住的地方。于是我们住进油化工厂宿舍，满满地都住着鬼子家属。他们有“日本人会”的组织，负责人是一些老人，带着袖章打着小旗，在他们的指挥下，很快合并了宿舍，给我们腾出些房间，房间里都铺着“蹋蹋米”草席，一个房间可住一个班。那时营的干部都骑着日本大洋马，穿着日本军需库里得来的丝棉大衣，挺威风的。营部几个人正在吃晚饭，两个手持日本小旗的老人带领四个穿着日本和服，并进行过一番化妆的妇女进来了，说她们是来侍俸太君的，不够可再来几个，弄得我们营部干部、医生、书记、粮秣员和通讯员哄堂大笑，大家说他们要与我们耍美人计呢！老人说红军一少校住在这里时，每天要四个妇女来作陪，这时我们才明白，日本人会这个组织是用主动奉献“马达姆”的办法取得少校的欢心，以换取少校约束部下的“骚达子”（士兵），以小的代价得到多数人的安全，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在沈阳附近驻军时，对群众讲到抗战时日寇在山东烧、杀、虏掠物品、强奸妇女时，他们都不相信，说日本人很守纪律，士兵也很有礼貌。日本人在东北这么久，他们和那些被称为“二鬼子”的朝鲜人都没有娶东北人作老婆的记录。一方面他们自诩大和民族优秀，另一方面确实是在执行争取民心的怀柔政策。
接受日军武器装备 日本投降，苏军进入前后，沈阳市也和东北其它城市一样，自动地组成了许多保安团队，这些部队有些只知道亡国十四年现在胜利了，要拥护中央政府了，有的则是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组织的保安部队，他们以中方代表的身份与苏联红军联系，并说三道四，而斯大林又是从国家正式关系的角度出发，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将武器仓库交国军一方，所以我们的接收搬运是混水摸鱼的行为，于是就出现了二十六团亓道泉带领的一个连被苏军俘虏的事件。这是国民党唆使苏联红军制造的事件，他们挑唆说：“不得了啦，土匪在仓库偷运枪枝了，沈阳要大乱了”。于是苏联红军立刻派出部队，将亓道泉指导员这一百多名战士抓了起来，关进一个仓库，不给吃饭、喝水，也不让出来大小便，弄了一天。由于语言不通，部队派人寻找也无音信。到了夜晚，亓道泉想出了办法，说：我们不会讲苏联话，但我们会唱苏联歌，会唱《苏联国歌》，于是他们全连就唱起了苏联歌，一支又一支地大声唱，惟恐别人听不到。我实在惊奇抗战时期部队年轻人的歌唱才能，战士们能唱几十支抗战歌和苏联歌是很普遍的事，我自己在一九三八年就曾经在一个晚上与一同伴对歌，他唱一首歌，我唱一首歌，唱到十点多也没唱完。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苏联的国号又加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头衔，这些歌已很长时间无人唱，歌词也记不全了，但大体不会错，如《到远东去》的歌词是“明天我们要飞向东方，飞机一清早就飞走，那里有伏尔加的姊妹河。我的深深的贝加尔湖，我的宽宽的黑龙江，我的遥远的苏维埃的……东方。”《我们祖国》的歌词是“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世上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从莫斯科走向遥远的大地，我从南俄走向北冰洋，我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我们是自己祖国的主人。世上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这样自由呼吸。”当时最拿手的歌是《苏联国歌》，歌词多为政治口号的堆砌—— “俄罗斯联合国， 自由加盟共和国， 造成永远不可摧毁的联盟……。 太阳穿过雷雨， 放出光明， 沿着新的道路， 领导我们有列宁， 各民族意志， 创造了团结的强大的苏维埃国家永生。 啊！我们的自由祖国啊！ 她的光荣永无疆……。” 这支歌一九四四年才在报纸上公布，那时苏德战争正激烈进行，我们及时地教会战士这支歌，而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士兵不少人反而不会唱他们的国歌。亓道泉带领着士兵一遍又一遍地唱，声音越唱越洪亮，红军“葛比旦”们当然是会唱的，半夜三更他们听到国歌的旋律传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他们走进仓库，亓道泉立刻走上前去，拍拍胸脯，又指着全体战士翘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这位红军军官终于明白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他们不是坏人，不是土匪，他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最后的结局是亓道泉带领全连战士又进行了一次的枪枝军火大搬运，满载而归。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亓道泉却因此被揪斗、被毒打、被关押，说他带领一个连的战士叛变，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投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于是这位司局级干部被下放到山西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亓道泉得以平反昭雪回到北京。一九八七年我有机会去看望这位老战友，只见他齿豁、发白、背驼，老态龙钟，难以辨认。他是我的抗大同学，当年一米八的身高，那风华正茂、勃勃英姿已无处寻觅。腰腿因遭毒打而留下残疾，走路摇摇晃晃。因长期劳动改造形成了习惯，他把研究院办公区花坛路旁统统栽上玫瑰，他很得意他的玫瑰园计划。我当时看着他，立刻想到电影《秋翁遇仙记》，大概内容是秋翁爱花种花，赢得花神仙女光临的故事。此时的道泉兄也颇有秋翁风度，只是电影里的秋翁是仙风道骨的秋翁，而今道泉兄所扮演的秋翁是步履蹒跚的秋翁，跛跛而行的秋翁。
首战梅河口 部队完成武器接收之后有了新的番号，由一九四二年就开始使用的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改为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司令员万毅，下辖十九、二十两个旅，彭景文任十九旅旅长，刘杰任二十旅旅长，他们都是原张学良的部下，每旅两个团，团的番号有五十五团、五十六团、五十八团、五十九团，渡海之前胶东军区警卫营和鲁中军区警卫营随支队同时到达锦州、兴城，编成五十八团，其实部队番号的变化并不重要，大多数人并不记得，他们仍使用老番号。取得沈阳兵工厂武器之后，立即兵分两路，十九旅沿沈阳、吉林铁路向东北开进，到达清原，指向永吉、通化、梅河口；二十旅沿沈阳、哈尔滨铁路北进铁岭，指向四平。部队沿铁路一面前进一面作战，作战对象是地方的保安团，他们大多是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对他们的作战方法也十分简单，采取夜战、奔袭、击溃的方式，抓俘虏以充实兵源。十一月份，纵队已发展到一万三千余人，这是我团原五连指导员洪涛告诉我的，他在纵队机关工作，在基层连队长期打仗的人大多不习惯、也不愿意做机关工作，他来看我时满腹牢骚，说：“我现在的事可多了，一万三千人马全归我管，我是军务科科长，每月还要统计上报，麻烦着呢！”十九旅到达清原后的十月二十日夜，二十六团即进行荒地沟战斗，全歼一个保安团。这时各地保安团队纷纷逃窜集中到东部交通要道，有的团队成份较好。在当时清原县长瞿云阁的协调下，把一个以窑工为主体的保安团和清原县大队组建成十九旅五十七团，召开了成立大会，团参谋长凌楚生和县长瞿云阁主持大会并讲了话。一两天后驻清原的苏联红军少校也举行了欢迎大会，有一队苏联红军战士参加，这时我们已招聘到了俄语翻译。欢迎大会开得有声有色，我第一次看到开大会使用翻译官的场面。 梅河口是辽吉地区重要的交通要道，几条铁路在这里交汇。从荒地沟战斗后，附近地区具有反共倾向的保安团纷纷向梅河口集中，有番号的没番号的集中了两千多人，成为一股不小的反共势力。梅河口最大的保安司令王连是惯匪出身，有四百余人的土匪部队，大多是猎户出身，抗战时期，每逢日本人讨伐，他们就销声匿迹成为农家猎户，日本人稍放松，他们又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成为匪徒。他们练就了很好的枪法，可以不用瞄准，随意举枪甩手击中飞鸽甚至小鸟，队伍也有连排进攻正规作战的训练基础。十月七日（或八日），支队统一组织了全部力量围歼王连保安军。夜九时许战斗打响，三个团从不同方向进入梅河口，支队指挥所在梅河口西面山坡。证明王连部具有一定作战训练基础是他们竟然判断出我指挥所位置，对我进行连续冲击，当时上弦月的月色昏暗，可听见土匪头子的呼喊声。大约百多米的距离，支队首长警卫员的驳壳枪响了，我操起一挺九二式轻机枪端枪立射，非常顺手，一口气打了大约二百发子弹，当我左手无意中握紧枪管时，突感一阵剧烈的疼痛，原来枪管的罗纹散热面已被打得微红，我的左手掌被烫伤，二十几天后脱了一层厚厚的皮。经过这次实战，证明日军九二式轻机枪是性能较好的武器。这次作战我军有百余名的伤亡，在抗战时期我所带的那个连有近二十名同志牺牲。战斗结束后全连集合，政治指导员姜彦生讲话时放声大哭，全连战士也都跟着大哭，此事被传为笑料，并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梅河口之战歼俘敌千余，王连主力半猎半匪的那四百人伤亡不大，天亮后他们坐着胶轮马车撤退，我军追击无所获，因为胶轮马车速度快，又加猎匪枪法极好，弹无虚发，只好何任其逃逸。十月八日，我与政治部组织科范建文同志负责处理俘虏。五百多俘虏排成纵队，我与范建文每人一张桌子，像现在公司招聘员工一样，一个又一个地把俘虏名字记下来，而后对家乡住处、家庭情况、文化程度、个人经历等进行提问。在简单的交谈中，做出去留的决定。把那些油腔滑调、毕恭毕敬和“长官长官”不离口的兵油子筛选掉，在表情憨直、语言木讷、老实淳朴的名字旁打个记号，留下当新战士。我忽然看见范建文仓惶逃离书桌，在十几米处回头张望，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问：“怎么啦？”建文说：“你看，你快看！”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俘虏脱掉了裤子，立在桌前，用力地腆着肚子，把生殖器露出来，说：“我有花柳病，长官看看，是杨梅大疮。”我们听说杨梅大疮是很厉害的性病，立刻决定道：“走开，你快走！”在随后的面试中，我们又增加一个项目，注意审查健康状况，有无恶疮恶疾。梅河口之战是进入东北后我军进行的重要战役，一九四六年夏季，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在敦化进行本省一年来工作总结时用了“首战梅河口，威震东边道”来评价此次作战的重大意义。 旅部搬回清原县城，部队三个团布署在梅河口山城镇沿线，第二天我去执行一个新任务，带领二十六团一个步兵连，进驻梅河口之北的海龙县县城。具体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并负责与磐石县政府的联系，动员他们派代表协商，欢迎我军进驻磐石。纵队司令部发给我一张长方型俄、中文两种文字的护照，俄文在上，中文在下，内容是：“陆军上校陈剑羽先生带领部队在海龙、磐石、烟筒山一带执行任务，望沿途苏军及原地方政府予以协助。”后面的署名是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书记、东北人民自治军七纵队司令员万毅。我率领连队乘车当天到达海龙县，在一个学校住下。接待我们的是县长那玉昌、警察局长赵光炜、卍字会长刘定西，还有一个管财政的人名字已难以回忆起来。第二天早餐是在饭馆吃的，一个连队在饭馆吃饭很不方便，小米饭、大锅的白菜粉丝猪肉片等，那玉昌讲话表示欢迎。当天下午我们接待了手持小旗的朝鲜人会的代表，他们提出满洲人抢他们的稻谷和耕牛，我派出半个班的武装宣传组进行宣传，制止抢劫，还召集几个朝鲜人会的代表们在一起，那玉昌等人也在场，像举行记者招待会一样进行讲话，大意是朝鲜人也受日寇的统治压迫，朝鲜人在东北的开拓团在农业生产方面是有成绩的，不准哄抢他们的财产。现在回顾往昔，我在会上讲的这些话还算得体，先求得地方安定，消灭匪患，保证部队粮食供应和部队发展是我们当时的首要目的。我们在海龙县紧张地工作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肖华所领导的辽东军区的邓参谋带领五六名工作人员来接管海龙县政府，我的任务算是告一段落了。我带领部队回到了清原。 回到旅部后，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带领的山东后防留守人员已到达清原。他们顺利渡海，一夜之间在庄河登陆，现在已建立起以肖华为首的辽东军区。这时苏联红军仍驻扎在铁路沿线各主要车站，忙于军需物资和稻谷、牲畜的运输。清原县城也驻有苏军，只是因我纵队及旅机关部队驻扎，我军数量上处于多数，故苏军公开劫持妇女等无礼之举已大大减少，偷窃抢劫、酗酒闹事、醉卧街头的事仍时有发生。清原县城不大，两条东西向街道和一条南北大街相连，形成一个“工”字型，其西南角有个市场，蔬菜鱼肉、油盐酱醋、日用百货什么都有，是苏军经常光顾之处。他们把抢来的衣物在此出卖或换烟换酒，甚至用转盘枪子弹换东西吃，因这种子弹与当时流行的驳壳枪子弹的口径完全一致。我曾亲眼看到一个天天喝得醉熏熏的苏联红军，胸前的冲锋枪上挂着一双牛皮鞋，每走一步碰得转盘枪叮当作响，但这是双小脚女人的专用鞋，穿这种鞋的人在城里已很少，因此这双尖嘴皮鞋没有卖出去的机会。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极其荒唐、极其巧合的事。随肖华主任从山东来的人员中有几位女同志，其中有支队政治部李主任的未婚妻张妃和张副主任的未婚妻杨洪波，这晚要在饭店里举行婚礼。那时所谓的婚礼也就是在饭馆里吃一餐饭，由一位首长讲几句话，而后喝几杯酒，年轻的参与者说一些调皮话，大家热闹一番。那晚参加婚礼的是原支队的几位领导和政治部的五六个营级干部，总共十几个人。婚礼开始，首长讲话之后吃了饭就因当晚有重要会议，连同两位新郎匆匆离去，只剩下新娘和我们几个人继续喝酒、说笑，还要新娘介绍恋爱经验等，正七嘴八舌讲得热闹，忽然门帘一翻，进来两个大个子，原来是两个胸前挂着冲锋枪、喝得满脸通红的苏联红军，他俩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一进门就直盯着两个新娘，而后不约而同地扑了过去，嘴里喊着“马达姆……尚高……普鲁毛斯……”，后面的一位正是转盘枪上挂尖皮鞋的那个苏军。他俩膀大腰圆，又是酒后正在兴头上，我们几个人凭体力制住他们是困难的，弄不好他俩的冲锋枪还会“走火”，这时尤琛同志反映敏捷，他喊：“剑羽……剑羽，苏联骚达子就怕他们的葛比旦……你那张陆军上校证明，快拿出来叫他们看一看！” 一句话提醒了我，我赶紧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护照在他们面前一晃，交给前面那个红军，他稍为镇静地看了一下，而后怯怯地退了几步，举手行了一个军礼，连忙退出了饭店。至此婚礼的热烈欢快气氛荡然无存，稍事休息后我们护送二位新娘回到住处。这使我回想起一九三九年冬天我莽撞地闯进日本皇军华北治安军军营，在其南大门站岗的哨兵对我行军礼致敬的往事，巧的是这两次“军礼事件”都属于涉外事件。我对所经历过的惊险往事总是念念不忘，八十年代我陪老伴儿回佳木斯探亲，路经长春，看望了老战友王凯、冯愚、刘维政。在几杯茅台酒落肚后，王凯同志忽然感慨地说：“剑羽，你还记得一九四五年在清原县张妃的结婚宴会上，你那张陆军上校护照吧？要不是有那张护照可就热闹了，说不定会闹出什么洋相来。” 一九九〇年我曾去北京看望我们三十八军第一任军长万毅。岁月无情，当时他已是八十五岁的耄耋老人。一代名将，虽然双目失明，但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得好，几十年未见面，他仍记得我的名字和那些战争往事。当我提及“陆军上校”护照的故事并讲到老人应是光复东北后第一任吉林省委书记时，老人豁达而平静地说，当时一切都是为了方便工作，那时彭真到沈阳与苏联红军接触，也是用了陆军中将的名义。在看望万毅老人几天后，我又去看了清原婚宴上的新娘张妃，讲到苏军那次无礼的事，她微皱眉头，茫然不知地说：“我怎么记不得这件事了。”并反问我一句：“我的婚礼是在清原举行的吗？”真令人难以相信。想当年这位如花似玉的济南姑娘，白里透红的皮肤，亭亭玉立的身材，一双明亮的眼睛，是当时山东滨海地区有名的漂亮女性，经肖华介绍与李主任成婚。当时这对战争年代的战友与伴侣曾引起多少人的羡慕甚至嫉妒。而眼前刚过六十的她，身体瘦弱，皮肤蜡黄，昏暗而又呆滞的目光，哪里还有一丝往日的风姿！岁月无情。在她家餐桌旁，我边吃边想：这是为什么？忽然我明白了，我想起老战友告诉我的关于文革中张妃遭受折磨的事。五十年代中期她即随丈夫从事外交工作，先是西德波恩后是英国伦敦，历经十年，文革中被调回国内接受批判，她的罪行倒也稀奇，一是“长发披肩”，一是“洗脚后揩香水”。在到底是揩香水还是揩脚气水尚未调查清楚之前，张妃就被定了案，成为修正主义份子。这是历史，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磐石冬训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下旬，国军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等部由美国军舰运抵东北，原东北三省在光复之后被蒋政府重新划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九省，除了在四平市建立过辽北省政府外，其它虽都任命了省长，但仅仅是纸上的任命。当时人民都不知道这东北九省的名称。我是较为关心时局的军人，故还记得蒋政府派往东北的军政大员。一九四五年间是熊式辉和莫德惠，一九四六年四平保卫战期间是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一九四七年春我军从松花江对岸反攻胜利后是陈诚，最后一任主政东北的是卫立煌，时间大概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当时东北蒋管区只剩锦州、沈阳、长春、吉林几个孤城，记得人民群众都说：卫立煌、卫立煌，老蒋快黄了。这个“黄”是完蛋的意思。这时我方情况是：山东滨海区原一一五师主力经抗战发展壮大，编为一师和二师，沂蒙部队编为三师，已从陆路到达东北。苏北新四军黄克诚三师、山东渤海军区杨国夫和胶东吴克华的部队都已到达东北。十一月底，三五九旅也过了山海关，此时歼灭日军关东军的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坐镇哈尔滨，南下苏军驻长春，统帅是马林可夫斯基。十二月，在长春的蒋政府代表蒋经国与苏方进行交接东北的谈判，承认外蒙古独立，大连为自由港，旅顺为苏联租借地，中长铁路由苏中共同管理。蒋经国与苏方长春谈判时有一段小插曲，挺有意思。十二月蒋经国来长春谈判时，万毅部队不知接到哪位东北局领导的指示，到长春机场，以保安部队的名义执行对蒋经国的警卫任务。司令员万毅手头的兵力只有我们五十七团和纵队警卫营，于是我们顶风冒雪急行西进，在双阳县附近碰到一股头目叫“滚地雷”的匪部，也没时间去消灭它。我们赶到机场附近住下，先由范天恩带纵队警卫营去执行“警卫”任务，大家知道这一任务的特殊与重要，范营长布置了各处的卫兵，在蒋经国住地不远的楼上，架上了重机枪，蒋经国办公室门口卫兵的步枪上着刺刀，他出来时士兵端着步枪怒目而视，蒋经国看到这些身着黄棉衣的士兵说：“这是什么保安部队？这明明是关里来的老八路！”从此蒋经国搬到了市内。这时候，我方领导人彭真也以八路军中将的身份与苏军进行接触，苏军经三个月忙碌，东北地区工厂设备、军需物资、粮食牲畜已搬运殆尽，星散收缴的武器在点火焚烧，因蒋政府要求苏军不能把武器交给八路军。我们的二十旅在铁岭发现他们焚烧日军武器时上前交涉，苏军不给我们，说是斯大林的命令。后来说服了一位苏军战斗英雄，才把武器转交我方，后来才知道，卫国战争中的战斗英雄享有免死罪的待遇。大约在过年前苏军完成了撤退，听说其重型坦克从西满铁轨上通过，把白城子至满洲里的铁轨压弯或压断，至一九四八年秋才修复。以上是一九四五年秋冬我所了解的东北这一战略要地的形势，战争的棋局已大体排定，等待严冬之后在东北大地上的一场厮杀。 梅河口战役之后，纵队首长派遣亓道泉带领全连乘火车去哈尔滨执行一件重要任务，护送一位神秘人物去见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亓道泉连队被委此重任，与其在沈阳军火仓库唱苏联国歌取得苏军信任，完成军火搬运任务有关，因为这在当时也算独出妙策，妥善处理的涉外事件。他护送的人叫孙光，原在抗大一分校任军事教员，近期从山东到达东北。他是一位颇具戏剧色彩、经常成为人们谈笑对象的人物，因为他有极其不平凡的经历。孙光是哈尔滨的富家子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很快占领东北地区全境，近二十岁的孙光出于爱国反日激情而流亡苏联，他幸运地得到苏联官方的帮助，得到进学校受教育的机会，大概因表现好，又是远东地区可能有用的人，因此苏联政府对其进行了重点培养，进入了苏联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学习了当时苏军的各种军事学说等军事课程。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期间，他认识了作为军事教官的华西列夫斯基和马林诺夫斯，而华西列夫斯基后来为镇守满洲的军事统帅。我记得孙光是一九四〇年前回国，因为中共中央定鼎延安后，毛泽东积极倡导打通远方通道，争取苏联支援，从红军中挑选了上千名优秀人员去苏联学习。在一九四一年保卫莫斯科之战中，这些中国红军的优秀军人大都为保卫莫斯科而战死它乡，孙光如未在一九四〇年前回来，可能也成为莫斯科保卫战的牺牲者了。抗战中期，我们经常可读到延安总部机关出版的《军政杂志》，其中有多篇是孙光的军事论文，因为那些论文所讲的内容与当时的抗战没有直接的关系，谁也记不得文章中讲了些什么。孙在延安工作一段，后来被派往山东，当时苏鲁豫皖地区的我军在敌后抗战取得很大胜利，部队有很大发展，于是罗荣桓率三四三旅以东进支队的番号进军山东滨海地区，与苏北新四军几乎连成一体，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亦将其主要教学力量抽出，组成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进入山东，这时孙光作为苏联高等军事院校培养的军事理论干部，也来到了山东。那时常常可看到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和他编写的抗大讲课材料，记得有论兵团战术和苏联红军战斗条令一类内容，还有克劳维茨论战争，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类的话。苏德战争爆发后，还像讲战争故事一样讲到拿破伦、讲到奥斯特维茨战役和火烧莫斯科以后库图反攻，战胜拿破伦等。我那时没有机会听孙光讲军事课，都是从报刊中看到和人们谈论中听到的。后来却常常听到议论说苏联训练出来的军事理论家不会打仗，孙光只会讲兵团战术但不会打游击战的说法，这确实是事出有因的。因为抗战中后期毛泽东领导的整顿三风运动在全党全军开展起来，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倡导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每人都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分析，以克服主观主义，使思想与行动一致，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是正确的做法，也可以说是以后取得胜利的思想基础。这时孙光的军事理论却受到考验，大家一想，他经常写和讲的兵团战术和外国的战争故事确实与我们当时分散的游击战争和适时攻坚歼敌作战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孙光受到的非议就越来越多。为了使他在苏联所学军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孙光被分派去当一个主力营的营长，以发挥他的军事才能，可是日本人并不客气。一天拂晓，鬼子在莒县的马坡村对他进行包围，把孙光这个营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孙光逃跑时竟把自己佩带的驳壳枪跑丢了，而且还丢了当时十分宝贵的电话机、电话线等通信器材。那时只有蒋政府的中央军才可能配备作战电话，我们配备主力部队的电话都是在作战中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日积月累好不容易才能配备一个营，从马坡突围后孙光会讲兵团战术而不会打仗更成为笑料而人人皆知了。 孙光谙熟俄语，又由一个装备精良的山东老八路连队护送，顺利地到达哈尔滨，拜会了老师华西列夫斯基，几天后就在新成立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合江军区司令部开始办公，司令员孙光到职视事，民主自治、保持地方安全、建设新东北的布告到处张贴，孙光家人及亲朋纷纷前来祝贺，在日本关东军被歼后，黑龙江各地土豪富户所成立的保安团或保安司令等各路“诸侯”纷纷前来晋见，并取得合江军区孙光的任命和新编制、新番号，据说团级单位就有二十余个，但这些部队成份十分复杂，有的是十四年前抗日联军小头目，有的是呼啸山林的满洲胡子，有的是孙光家族的亲朋好友，更坏的一部分是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组成的部队。日军占领东北后，国民党地下活动仍为拥护“中央”的“正统统治”保留了基础，一九四六年春，哈尔滨就发生了暗杀共产党领导人李兆麟的事件。这部分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组成的部队在弄清孙光的来历之后就纷纷叛变，并协同那些成份颇为复杂的部队进行合并组合。这时的孙光如果依据我军政策和传统治军思想，争取团结积极的力量，孤立落后反动的部分，局面不难打开。但孙光却以接收大员的身份聚敛财富，竟日宴饮、花天酒地，本来在山东时就已有了结发之妻，但他此时却又不断大办婚事，并娶了多名不同国籍的妻子，分别建立公馆。当时人称中、苏、英、美为四个战胜国，而孙光也有了中、俄、日、朝的四国夫人，日本妇女和朝鲜妇女都是战败国的，选拔美妇十分方便，哈尔滨白俄中有不少交际花，孙光俄语地道，选择妻子亦颇顺手，妓院中选一名妓更不在话下，这样孙光在日日宴饮、夜揽众妻的温柔梦乡中生活了几个月，新的情况就发生了。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宣布建立以林彪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主联军，二、三月间大批延安老干部、老八路到达，还来了一二十名中央委员，分别到达各地各县，决心建立以“社会主义苏联”为可靠依托的北满牢固大后防。这时的孙光如梦方醒：“我怎么办呐？”不久就接到林彪的通知，要他前去面谈。孙光惶惶不可终日，一再拖延，在其原配妻子的劝说下才勉强成行，带了一个警卫排，以防意外。孙光到达哈尔滨后，天天愁眉不展、忧心忡忡，老愁着如何过此险关，还是妻子知理，天天劝他：认真检讨，承认这半年的重大错误，回心转意，痛改前非，上级会给改过的机会的。一天，他俩正在哈尔滨道外的江边散步，忽见对面驰来两个骑兵，孙光大喊：“不好，是来抓我的。”于是扔下妻子，夺命而逃。两个通讯兵一看，以为是市内经常出现暗杀行凶的国民党地下匪徒，大喊：“站住，站住！”孙光还是狂奔，两士兵于是开枪射击，孙光一命呜呼。这是一段成为笑料的历史。 磐石冬训是在梅河口战役结束之后的十月下旬进行的。那时我已调到五十七团二营任营政治教导员，营长黄作村是一位江西红军，本姓蒋，参加红军后有了政治觉悟，说：“不能跟蒋介石一个姓，我要姓黄，跟我们的首长一个姓，我们的首长好。”他当时因年龄小，只有十三岁，当了黄克诚的公务员，于是他改姓黄，“作村”二字也是首长给起的。长征中的许多情况我是听他讲的，他讲了许多在江西“土地革命”时期的事，特别是关于毛泽东的生活情况，我多半是从他那里知道的。他说毛泽东行军喜欢乘坐滑竿，就是两根毛竹竿与一个竹椅制成的像担架一样供人乘坐的交通工具，上面有一方布棚可遮阳光，毛泽东可以在上面一边休息一边看书，大概就像峨眉山抬游客上下山的滑竿一样。他还说道：“有一天我们首长被罚劳动，去为毛泽东抬了一个星期的滑竿，听说是因为首长犯了思想右倾的错误。”当时听了这段谈话感到惊讶，像听故事一样，后来在文革当中，我经常挂念此兄，心想这话如被人揭发出来了，岂不有杀身之祸吗？在一九四九年我们从云南作战后来时，听说我的这位个性淳朴、待人诚恳的好伙伴从留守处调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他的消息，我对他的担心也没有成为现实，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十九旅五十七团是由支队一部分山东籍老战士与东北地区新成立的部队组成的，虽是新成立的部队，但成份好，我们二营的大部分士兵原来都是日本的一个什么株式会社砖瓦窑的窑工，他们个个都是身体健壮、吃苦耐劳的好小伙儿。六连连长是一个劳工小头头，记得连队政治指导员与他商量，要召开班排长“联席会议”，该连长老是没把“联席会议”这个词学会，每次会议开始该连长讲话，他总是称：“今天召开全连的联官会”。他创立的“联官会”这个叫法一直沿用了很长时间。其他也有一部分从海龙、辽源、东丰、西丰一带县城及城郊参军的居民，还有个别的国高学生。日本人奴化东北，占领十四年而不办教育，大一点的县有一所学校可读到国高，国高相当于关里的初中，全东北最高学府是吉林师导，培养国高一级的师资。参军的城乡居民中只有十个八个的曾在县乡机关中工作过的人，他们是唯一一部分要加强思想教育的对象。到磐石县后，纵队司令部驻县城，五十七团团长侯越率机关驻磐石南关，我们二营驻磐石火车站。车站附近，运输及商业活动频繁，胶轮车队多，因之车马客栈多，一个客栈可住十几辆大车的车马及顾客，一排筒房内，两排火炕，可供两排战士使用，火炕烧煤，室内温暖如春，这是部队进行冬训最理想的地方。在冬训中，进行提高部队对寒区的适应性训练，实际上是锻炼部队寒区作战生存能力，同时进行熟悉日式武器装备技术训练和班排制式训练。既有操场动作的训练，又有野外投弹射击、排进攻阵势的训练，良好的驻地生活是完成冬训的保证。那时从日军仓库搜集了大宗武器，我营下属四个连，其中一个机枪连，九个班，九挺九二式重机枪，二十多匹骡马，一百六十余名战士。还有三个步兵连，每连九挺轻机枪，每班机枪组三人，持步枪战士九人，从武器装备上讲可以说是三个九的编制，就是日本人自己，武器装备也达不到这个程度，这是日本投降时期所出现的特殊情况，一个七百多人的步兵营要使用和掌握这么多的装备，不留出一定的人力机动是行不通的，一旦发生伤病和战士逃亡，就只好把无法载负的武器送到营部大车队去。
军马 到达东北后，我自作主张干的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到农村征集日本军马。日本军马，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日本洋马，实际上不是源于日本本土的马种，而是日本侵占东北后用科学方法选种杂交而培育成的良马品种，体壮、个大、俊美，主要用于炮兵的挽马和军官的乘马，比电视中香港赛马场上的马匹高大约四分之一以上。据记载，日本在东北十四年的统治期间，总计繁育了三十万匹良马，主要是用蒙古马和阿拉伯马杂交。阿拉伯马即汉武帝曾作诗赞美为“天马”的西域大宛马，亦称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原产地土库曼斯坦，国际上称阿哈尔捷金马。军马是重要的战争物资，年轻的军人无不向往着飞身上马，扬鞭驰骋，去领略和享受一番“所向无不开阔”的壮美境界。天地间的曲线美只存在于骏马和女性胴体中，这已在古希腊维纳斯等石雕中表现出来。 我到达磐石后没有用多长的时间（大概前后不到一个月）就征集了近二十匹关东军的高头大马。之所以这么顺利，是因为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个是“乱”，日本投降后，无论城市和乡村，社会动乱，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梦想着满洲会成为大和民族的永恒领地，万万没想到成为战败国时又老老实实地回到他们的本土四岛，要是没有一九〇四年日军对俄战争的胜利，也许满洲将永远不为华夏民族所有，而成为哈巴洛夫子孙霸占的荒原了。因为日军全面控制满洲，三十年代后从本岛、从朝鲜迁来大批移民，圈占肥田沃土，建立了成百上千的日本开拓团和朝鲜开拓团，一个开拓团就是一个小型农场，生产世界上最优质的稻米，也承担着繁育“皇军”军马的任务，各开拓团在军马繁育官员的技术指导下，把分配下来的幼马养大，而后雄马上交，牝马到马种交配站怀驹，不断繁育，幼马集中后由日军进行军训、进行知能训练。日本大马通人性，叫停就停，叫跑就跑，骑马人夜间瞌睡从马背掉下来，大马立刻停步；作战时枪炮火力密集时，喊卧倒口令，它就立刻卧倒，不像桀骜不驯的蒙古马，有点风吹草动就狂奔不止。日本投降后，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东北人都对日本人不讲礼貌了，他们到开拓团抢来大米，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十四年来中国人不准吃大米，如被发现就定为国事犯罪坐牢，病人看病时呕吐出大米而被关监狱的事时有发生，现在东北人也可以吃大米了，不但吃大米，而且把开拓团的牛群也宰而食之了，最后就是拉走“皇军”的大马，有的也不幸遭到宰杀，太可惜了！当然大部分被保留下来，因为这些马太漂亮了，耕田不行，可训练它拉车嘛！十月份我带一个连队在海龙主政的时候，天天有“朝鲜人会”派代表前来上访，请求保护，我深知乡村的混乱情况。第二个有利条件就是搜集日军装备、被服等军用品，为军队服务是合乎我军当时政策规定的。那时政府才刚刚或准备成立，有谁能顾及农村的外籍开拓团？我代表军队征集使用军马，是合乎政策原则的。部队的新兵大多来自附近各县，情况熟悉，信息灵通，经常可听到某村某屯某户“有一匹日本马”的消息。于是我就派一管理员带上几个战士去把大马牵来，不费口舌，“得来全不费工夫”。征集来的大马越来越多，我就进行分类，最好的作为我们营干部的乘马，其次分到重机枪连，一挺九二式重机枪需马两匹，一匹驮枪身，一匹驮两至三个基数的弹药，用机枪连替换下来的马匹和骡子组成营部的胶轮大车队，营部通讯班也得到了特殊待遇，他们有乘马五匹，虽都是国产蒙古马，但并不影响其快速与方便。至此我们营成为由七百余人和数十匹骏马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可惜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办法用影象记录下来，军人的戎装尊容像花季少女一样，经过几番风雨、几度飞雪、几场战火纷纷之后，就变得面目全非，血污满面，执杖跛行了。风猎猎马萧萧，壮士貂裘欢颜的景物全消，只留得铮铮铁骨、剽悍身影于我们的战地生活中。 我征集了“皇军”大批的军马，又从中选了匹最好的骏马自己使用，这使我特别关心军马的事情，首先我要改变过去长期使用国产马的方法，学会和熟悉对日军高头大马的乘骑和驾驭的技巧。抗战后期我有了两年骑马的经历，但主要用于驮带衣物，活动地区较小，乘用的时间少，更谈不上长时间奔驰。而且国产马体形较小，上下方便，易于控制驾驭，而现在日军洋马是体形最大的一种，比当时哈尔滨南岗赛马场的马和如今从电视节目中看到的香港赛马场的马都要大至少一个型号，从马的前蹄站立处往上量大约有一米五五左右高度。乘用这种马，上马的动作就不好完成，特别是冬天，穿棉衣行动不便，如想采用一跃而上的动作就很难。我往往是找地形高低不平处，利用高度差上马。再就是国产马体小动作轻便，小步快跑为其长处，称之为“走马”，因为动作幅度小，颠簸轻而缓，骑者感到舒适。而日军洋马个大腿长，几乎很难找到小步快跑的“走马”，它的基本动作是大步大颠和扬蹄奔驰。因多年来我方很少缴获这种日军混血大马，我们都以为骑这么个大家伙四蹄扬尘地奔驰起来一定很不舒服，其实这纯系误解。当骑马人两脚踏镫、悬胯离鞍时，宽大的马背确实像一个气垫船前后漂浮前进，此时任何一位骑士都会有飘飘欲仙之感，而且其最佳之处是昂首奔驰，而不像蒙古马卤莽地低头奔突，稍有不慎就摔下马来。通读一下中国古代史就可知道，从马背摔下来而被斩的军事统帅和皇帝大有人在，如骑兵最盛行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前赵皇帝刘曜等四五个皇帝都是作战时从马上摔下来而被杀的，特别是淝水之战，前秦王朝三十万骑兵和六十万步兵统帅苻融落马被杀，全军大乱，败于谢石谢玄十万东晋军之手，成为中华战争史中的千古奇谈。我从征集军马开始喜欢上了军马，抓紧时间每天练习骑马，主要是利用中午那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开始在野外小路上颠，以后在旷野雪地奋力驰骋，开始几天浑身的关节都感到酸痛，可见赛马是一项十分剧烈而又讲究技巧的运动，渐渐地我的骑术已很熟练了，我沿着公路赶火车，与火车比赛，磐石到海龙相距三十公里，地势平坦，铁路公路大部分是平行的，我一路赶去，车马可相视而行，快到海龙时回来，往返不到两个小时，这算一次成绩考核，以后每天中午赶火车，跑上十里八里就回来，天天如此，此活动成了当时生活内容的一部分，我这段时间的军营岁月因此过得十分潇洒。营部的书记、粮秣员和文书小金都是东北人，我托他们找一些关于日本人养马的书来看，其中有一本书是《爱马必读》，这是日本军官的读物，但这本书里除了中国字，还加了一些十分不顺眼的日本字，有的懂个意思，大部分不太懂，我在这几位东北青年的帮助下边读边议，知道了书中的内容。从这本书中知道，“皇军”军马是经过日本专家长期选种杂交培育而成的优良马种，用于军中乘骑、挽车和驮载，其中还讲到种马场的授种交配事，讲到雄雌马在交配时，环境条件对小马驹的优劣有很大影响。在蒙古或新疆，发情的马交配，有时是在遍布各色鹅卵石的场地，出生后的马驹就可能有鹅卵石花纹的美丽毛色，因之日本种马场的马棚中都画有许多骏马图象，以期望生育出体形、毛色具佳的军马来。这个说法颇似现代优生学对怀孕妇女的要求，比如注意环境优美、精神愉快，还有的在腹部放置录放机，请那小生命听音乐，有利于生下聪明、健壮、漂亮的娃娃。但日本人讲的配种站对新生驹的影响是否经科学验证，或其成功率有多大，都不得而知。从《爱马必读》中我弄明白我骑的那匹马是属蒙古利亚种，是蒙古马与阿拉伯马的混血种，红马黑鬃，胸部宽，前裆宽，这都有利于大呼吸量的奔跑和弹跳，是一匹十分优良的乘马，从颜色上看，我们征集的近二十匹军马中栗红的居多，其次是黑色。而在栗红色马当中，那种浅栗色深黄马鬃、颈部曲线较平直的较多，不如红马黑鬃的好看。战马的形象美，也像年轻女孩美的标准一样，要讲一点黄金分割律。身材苗条是基本美，几根线条的位置、弧度、比例适当也很重要。骏马最美的一条弧线是从两耳之后直到马尾根部的那条纵贯的弧线，而颈部是小弯曲的弧线即人们称美的马颈像木梳背一样，而尾部上的马后部弧线除纵向的外还有一横向弧线，弯曲度较大，这样就构成马后部滚圆丰满的造型。其次是前胸较宽，后腹稍细，如唐代李世民的昭陵六骏图，就显现出骏马通常的体态美，而出自汉代造型的飞廉铜马（即郭沫若错误地称为“马踏飞燕”铜马）就没有突显骏马的曲线风韵。因为那汉代铜马前后一般粗，像一只横放着的圆桶，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那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造型。其次马的毛色也很重要，是评定名马的重要标志，如两眼之间有一块白色，被称之为“玉顶”；从两眼向下有一片直到嘴巴的白色，称之为“勾鼻”；四只马腿下部有一段白色的被称为“立雪”，民间称为“雪里站”；后来我读《诗经·鲁颂》才知根据马匹的毛色不同竟有十六种骏马的专用名称，比日本人这书上说得更多，其中主要的骊（马）是纯黑色马；骝（马）是黑鬃红马，即我当时骑的那种马；骓（马）就是文艺作品中讲的乌骓马，楚霸王骑的那种毛色青白相间的马；驼（马）是黑斑鳞纹马。这使我毛塞顿开，原来《木兰词》中的“愿借名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中的“驼”不是指木兰姑娘要求骑骆驼，而是要北魏皇帝赐给她一匹黑斑鳞纹骏马。 这本书上还讲到这些混血马聪明、有记性、通人性、对人有感情，比人们生活中讲的“老马识途”的评价高得多，可以看出那些体形毛色都比较优美的骏马，大概也像漂亮健康的青年男女一样，美丽与智慧总是相辅相成的。那时每天晚饭后，我总愿去看看在马槽“用餐”的伙伴，拍拍它的背，摸摸它的鬃，它会高兴地停止“进餐”，扬起尖耳，双蹄拍打着地面，一副领情的乖模样；当我吸烟时，它也会迎着烟雾，扬起嘴巴，鼻孔微动。在换毛季节的一九四六年春，为了生出漂亮的新装，饲养员为每匹乘马准备了五十斤芝麻作为营养辅料。春天来了，新毛生出，果真是油汪汪、亮晶晶、光滑漂亮的毛色。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冬季作战中，我因在马背上打瞌睡而落马，穿的日式大头鞋，左脚卡在马镫中，人被悬空倒挂，那匹马立刻停步，我毫无损伤地被人解了倒悬之危。辽西冬季作战几乎每晚宿营后不久，师部总是召开一次营团干部会，传达新情况或确定新任务，当我随同骑兵通讯员赶到指挥所参加会议后，一般都在夜晚九点后返回，在地冻天寒的旷野雪原，狂风漫卷，无任何足迹可寻，而我的马儿却能准确无误地原路返回，去的时候在某一田边有一陡转的弯路，回来时保证还是在那里突然转弯，这已不仅仅是“老马识途”的水平了，不过这些军人的伙伴们也有缺陷，那就是对饲料的要求高、数量大，一匹日本军马每天的饲料是高粱（部分豆饼）十二斤，国马八斤，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这是一家农户两三天口粮的用数，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日军对东北地区的长期控制，在远东地区就不会有繁殖三十万匹优质军马的记录。现在偶尔能看到的良种马只存在于体育运动场上和有些国家庆典活动的仪仗队中，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气势上都没有达到当年东洋马的水平。 一九四五年冬季在磐石冬训期间征集军马后，一九四六年我军与蒋政府争夺东北的战争真正开始。蒋军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及因谢晋元团长率八百壮士英勇抗敌而得以保持原番号的七十一军都已运抵东北。我军经中长路沿线作战，苦战四平，五月我军撤往松花江对岸，敌人侵占江北的陶赖昭和江东的新站拉法地区。这年冬季，我军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在敌军主力遭受严重打击后的一九四七年五月，我军进行全面战略反攻，又夺回松花江对岸除沈阳、长春、四平等城市之外的全部城乡。六月末四平攻坚战因轻敌冒进而未获成功，我部撤驻辽源（当时称西安）进行休整补充，这时我已被调到师警卫营工作。那时直接作战的营以上干部调动工作时，如离开本团，只能带警卫员一人和手枪、驳壳枪及卡宾枪三件自卫武器，马匹不能带走。我只好向我生死相托、朝夕与共的战马告别。到了新单位一时又找不到称心的马，不久出现了一个机会。本地战士信息多，有人告诉我，辽源北七八十里的孤山子附近，有一个农民两年前牵了一匹日本军马，他偷偷地在山沟陡坡处挖了一个山洞，把马藏在里面喂养，洞外用树枝遮蔽起来，蒋军来了也没被发现。我当即派人前去，这样又一匹蒙古利亚种的骝马来到我的面前，无论体形还是毛色都不亚于我那前一匹骏马。这匹马的到来令我兴奋不已，它实在太美了。如不是绝美的骏马，那个农民也不会担这么大的风险、费这么大劲去挖山洞、费这么多的粮食去喂养它，这位农民一定也是位爱马的人。这匹马刚到来时对环境很不习惯，因为它在窑洞里过了两年与世隔绝的日子。秋季作战开始的那个傍晚，当我们队伍同炮兵车辆同行时，这匹马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竟一阵蹦跳，几乎把我摔下来，几天后就正常了，那年冬天，我就是骑着这匹马夜里行军时，打瞌睡掉下来，被挂在马背上的。 军人热爱军马，农家人也爱马，实际上只要有机会、有条件，人人都爱马，唐代的中兴皇帝李隆基由爱骑马而创立了马球运动，流传至今。 古代许多帝王都修建马球场，像现在修建体育馆一样，皇帝及其文官武将都参加马球比赛，皇族贵妇骑马击球者也不少见，虢国夫人“平明乘马入宫门”的诗句就是例证。不仅军政界要人，文人爱马也是早已有之。东晋六朝时代，金陵的早春三月，文人雅士、名媛淑女骑马春游踏青，曾留下“落花与马蹄齐飞，春旗共杨柳一色”的诗句，经数百年传诵和中华文化的滋润，不断萌生新意，到了唐代，王勃又把这脍炙人口的佳句的艺术境界推向新的顶峰，吟咏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绝唱。无论是雕刻、绘画、诗歌等文学作品都反映出战马与文学艺术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北野战军的大批战马在参加一九四九年渡江后的各大战役中，绝大多数都为战争所殉灭。原因是江南山高坡陡，路窄而崎岖，另外高温酷暑，部队粮秣供应困难，马瘦力衰，多数死于中暑，可惜可叹。从那时起日本军马渐渐绝迹。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听说美军有一个骑兵第二师，我们都非常高兴，心想要是碰到这个师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们一下，弄些大洋马使唤使唤，以后也果然凑巧，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碰上他们了，还有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和土耳其旅的部队。打了几天，一匹马也没有看到，原来“骑兵第二师”只是美军历史延续下来的一个番号而已。从球场、介川到军隅里南北百里内，全是美国人扔下的十轮卡车、坦克、大炮和履带牵引车，共有四五千辆，三天之后美国飞机查明这些装备确实无法收回，于是投下大量汽油弹，将其全部焚毁，我们什么也没得到，只得到彭老总一句悦耳的褒奖：三十八军万岁！
磐石冬训中部队政治教育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部队成员虽有部分来自山东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但后来东北籍新战士占绝大多数，因此必须将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到重要的位置，通过思想教育提高战士对八路军、共产党的认识，提高他们对新番号“民主联军”的认识，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加强纪律教育，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以巩固部队实力，准备春季作战。那时部队中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还没有发展到有计划、有指导的阶段，只凭干部的水平、能力进行，打仗的空隙进行行政管理，搞卫生、洗衣服、改善生活、吃饱吃好，恢复体力，而后就投弹刺杀、操场训练。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组织战评、表扬好人好事、记功、整顿党组织、发展优秀战士入党。而我们的冬训是在部队武器装备更新和新成员多的情况下进行的，具体做法与过去也有所不同。 我把驻地附近原日本人生产榻榻米工厂的厂房作为课堂，把榻榻米有序地在地上铺好。榻榻米是日本人的生活必需品，是用稻草编压成的室内铺垫物，厚约五六公分，外敷中国草凉席，非常精致干净。那时日本经营者已不知去向，有不少存货。上课前先点燃三堆劈柴，四五百名战士在里面一坐，非常暖和。我负责上大课，每周两个上午，主要是连队战士参加，大课之后连队组织讨论。凡不能参加大课的各单位值勤战士、炊事、饲养人员，都由连队政治指导员再按同样的内容上小课，这样保证较高的听课率。政治课的内容都是从经验出发，由自己确定，有个大体设想后，每次上课前写个提纲，都是亲身经历和熟悉的事，容易讲。先从“九?一八”日军占领东北讲起，对战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后讲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全民动员、团结抗战，再讲我军抗战大事，首战平型关、敌后反扫荡、皖南事变、反顽作战、《论持久战》中讲的抗日战争三阶段，讲我党我军奋斗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最后从抗战中对蒋军的反磨擦斗争讲到即将到来的东北战争，保卫和建设东北民主根据地，为以后的自卫战争进行思想准备。在冬季整训的政治教育中，学唱抗战歌曲也是一个重要内容，蒋介石不抵抗而丢了东北，这时教战士唱抗战初期的《流亡三步曲》，那哀怨而悲壮的歌声深深地打动新战士的心，后来还教会战士许多抗战歌曲，如《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抗大校歌》、《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等，每首军歌都鼓舞着战士的士气。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把我军的纪律告诉了大家，使人人有所遵从。我深深体会到，每唱一首歌都是对部队进行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歌曲的内涵深深地留在战士们的心里，鼓舞战士们前进。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农历正月初八），我们全团及纵队司令部从磐石县出发向沈阳附近的辽阳进军，全程六百余华里，十天后我团在辽阳附近的小烟台车站一带驻扎。此时蒋军主力新六军与我山东吴克华纵队的沙岭子之战已经结束，苏军开始撤退，蒋军急待接管中长铁路及东北各大中城市，因此全力北进。三月十八日我们在小烟台经十多天休整后，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急急忙忙返回抚顺，准备立即北上中长路。三月二十日我十九旅在抚顺西之连刀湾阻敌后迅速北撤，向四平方向进发。连刀湾有一蒋军占有的日军武器仓库。四月一日我部到达开原东部山区的惠元堡，后又到昌图附近，在铁路西沿线丘岭展开，准备抗击中长路北上之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之敌，这是我军四平保卫战外围战的开始。当时集中营以上干部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由旅部首长传达彭真的讲话，内容是：“双十协定后关内和谈、裁军，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现在的形势是关内小打，关外大打，蒋介石要接管苏军撤退后各大城市及铁路交通干线，坚持武装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我军采取要地坚守战略。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坚守东北中心地带战略要地四平，要像苏军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四平。因为只要守住四平，我军即可控制苏军撤回后的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这是和平到来之前的最后一战，一定要打好。关里和谈后很快就将开始东北和平谈判，以后再想打仗也没有了。”这些讲话内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为多年来都是讲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从未讲过“和平民主”、“和平谈判”、“最后一战”一类的话，这次讲了这么多新内容，而且说这是中央的精神，是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深信不疑。只是眼前的形势严峻，敌军从缅甸战场调回的全副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和七十一军的精锐部队正沿中长路北上，摆出与我军决战的架势，三月下旬新一军主力已到达铁岭，军长孙立仁在印缅作战时因营救了即将被歼的七千英国军队而到伦敦接受英国女王授予的皇家自由勋章还未回国，敌军士气高昂，装备精良，从脚上穿的半高筒靴、身上穿的闪光咔叽布军服到头上戴的钢盔，还有军人最引以为自豪的武器装备都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著名的六家子歼灭战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展开的。 八月八日我营布署在昌图县双庙车站西面的高地上，准备迎击沿铁路线向四平方向推进的敌新一军主力，当夜得知其五十师一四八团一个加强连进驻阵地前三里远的六家子村。十时，五十五团三营向敌人发起进攻，机枪、手榴弹响成一片。那时部队装备精良，又经冬训，求战心切，可以自行寻找战机，我与营长黄作村商量，他指挥重机枪掩护，我带一个连下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的，为什么到了拂晓还未结束战斗。我与五连连长宋巨生、指导员于宝元简单交代了几句，就越过村北的小河，冲到了村子东头，原来情况不妙：战斗发起时三营长张福全、副教导员陈辉选择了从村北正面冲锋的方案。村北是一片平坦耕地，连个田坎土沟都没有，敌人占据村子西部几个农家大院，利用土墙构筑防御工事，村北的平坦地段正好便于敌人发挥其火力优势。我军应避开正面，在村北广阔平坦地段进行佯攻或助攻，把主攻点选在两翼。小村的东头有以短土墙隔开的农家菜地，村西有高低不平的土沟，都是选择主攻的好位置，即使在没有时间勘察地形和没有农民可咨询的情况下，仅凭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亦可确定有利的攻击点，因为那种地图清楚地标明了河沟、小路、坟地、小庙、水井、林木、独立的农家宅院、湿地、高坡等等，非常可靠。张福全抗战时任排长，文化程度低，没有使用军用地图的习惯，于是六家子之战就变成典型的人海战术，一次攻击失利后再组织第二次……第三次……，当部队伤亡过半或接近半数时，即处于丧失战斗力的边缘，因为火线抢救和运输伤员将大大减少作战力量，同时士气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冲到村东头时，三营正处于伤亡过半的情况，营长张福全已经壮烈牺牲，副教导员陈辉不知听了谁的“经验”，正在给“飞鸡”加油，准备上演“火烧六家子”。把抓来的五六只大公鸡的腿上绑上棉布条，而后油浸、点燃，向敌阵地抛去，期望这些公鸡能点燃敌人的防守大院，创造我军乘乱进攻的机会。这个想法颇具想象力，但不易奏效。黎明之前的昏暗中，不知五连的什么人忽然想到了山炮营的副营长老代。老代是当地人，当过满洲炮兵，我们在沈阳拖出的大炮组成了炮营，但没人会用，于是他参加我军后立即当上了副营长，我营的本地士兵也都认识他。代营长立即传令，拉来一门山炮，我们和三营的剩余部队，迅速做好冲锋准备，敌人一粒子弹擦伤了代副营长的手腕，他用手帕绑了一下，带领战士把炮拉到土墙边，在晨光熹微中，山炮震天巨响，农户大院中那棵古老的大槐树被炮弹击中，拦腰折断，发出刺耳的断裂声。部队从炮弹炸毁的缺口中冲进院内，高喊着：“交枪！交枪！院里集合！”一百二十余名敌军官兵蹲在院子里，双手举在肩上，是一个连又加一个六〇迫击炮排，所以称六家子之战歼新一军一四八团一个加强连。 战斗结束后对缴来的武器处理得很得当，因为这是我们中长路作战第一次缴获成批的武器，大家都想看看美式武器是什么样子。旅领导的警卫员来了，我们送给他们卡宾枪，汤姆式冲锋枪留通讯班使用，另外的一些武器分给未能参与六家子战斗的三个连。其它的战利品如怀表模样的指北针、可以折叠头部的军用手电、美国军用地毯，有的给干部使用，有的送给熟人作纪念，从那以后，我的通讯员罗宝文的肩膀上又多了一枝二十响连发卡宾枪。这样，直接带兵作战的干部就开创了自带三枝武器的先例。 对一百二十名战俘的处理，这次也开创了先例。当时苏联红军正在撤退中，在北面的几个大城市，我军在那里活动不是名正言顺的，也不公开进行，只有我们七纵（万毅部队）有一个可靠的后方，这就是现在的辽源市。不知是谁想出的好主意，把这一百二十名俘虏押到辽源，叫他们在共产党的解放区参观。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天天步行，但见一队服装整齐的“国军”天天从大街上通过，街边站满了参观的人们。这个做法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信念。四月中旬我军相继收复哈尔滨、长春、齐齐哈尔等大城市，于是这批战俘又加上胶东吴克华部队在沙岭子抓到的几十名新六军的俘虏，组成了更大的“参观团”，相继在这些大城市参观，当时的《东北日报》每天都以此为重要新闻进行报导，我们是当事人，所以印象极深。部队作战歼灭敌军，有阵地之前歼敌，这种情况下敌方可进行掩护，将死伤人员和武器运回，还有运动战野战歼敌，可以收缴武器和装备，抓到俘虏，看到击毙敌人，但有少数轻伤员及指挥人员逃走，最为令人向往的战斗是包围或攻坚，干净彻底地歼灭敌人，一个不少。六家子就属于后一种，所以战士们每每谈起来都是眉飞色舞，得意洋洋。 四平攻防战全面展开前，蒋军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他们集中了全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和到越南作战并接受日军投降的六十军以及蒋军主力五十二军，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当时蒋政府主政东北的熊式辉所拟定的收复东北的计划在三月份即开始逐步执行。首先把蒋军在沈阳、铁岭及辽阳以北铁路沿线的部队集结，四月初蒋军开始沿中长路北进。以夺取四平为目标的新一军三十师、三十八师、五十师以及六十军组成由孙立人指挥的中线兵团，由正面北进；西线左翼兵团七十一军由陈明仁指挥，经法库、康平、八面城向我右后方迂回前进；东线右翼兵团新六军十四师、二十二师、二〇七师及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五十二军一九五师由郑洞国指挥，向莲花街、西丰方向前进，以迂回四平左翼，切断我军辽源、梅河口的后勤补给线。因苏军正在准备撤退，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还未解放，我军唯一的补给线是辽源、梅河口一线，故蒋军投入大量兵力。另外蒋中线兵团六十军担当开原、昌图、铁岭铁路沿线护路任务。我军四平守军由七纵即山东滨海的万毅部队及滨海一师、二师（以上部队于一九四六年冬合为一纵，一九四八年番号为三十八军）、苏北黄克诚的三师（一九四六年番号为二纵，一九四八年番号为三十九军）、渤海区七师（一九四六年番号为山东渤海区七师，一九四八年为四十三军××师）。我守备部队有的称师、有的称旅，总计有六个师的兵力。主阵地由滨海部队守备，蒋军五个美械主力军扬尘卷土，浩浩荡荡向这只有六个师兵力的防线疯狂进攻。无论在兵力或装备上，敌军都处于绝对优势。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九月从蓬莱附近渡海开始，我做了行军、作战笔记《战时大事随录》，对保卫四平的战斗记录得较为详细，与近年来我军事机关公布的资料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我军统计资料时把整个四平战役的进程分成了三个阶段而已。 在我军抗击敌军中路兵团新一军（六家子之战即其构成部分）的同时，敌西路兵团七十一军等部队从法库、康平继续北进。四月十一日，我七纵全部到达辽河东之通江口地区，为了在野战中阻敌前进，展开了名副其实的运动战，一夜之间，部队一会儿接命令向动东，一会儿又接命令向西，部队行军队列几次相互交叉，千军万马的队伍在辽河东面的平原上转来转去。四月十五日，我七纵全军在四平西南的大洼、八面城一带终于捕捉到了战机，阻止并合围了敌军西线主力七十一军，于是展开了大洼之战。从下午四点开始，打了整整一夜，十六日早上才结束。这次野战歼敌打得生动活泼，节奏铿锵，平原旷野里只有土坎筑壕，工事简单，或攻击地阵或村落争夺或旷野追俘，使用了火力掩护、步炮协调等野战中能想到的各种作战方法。在这威武雄壮的战地交响乐中，也有极其惨烈的悲壮场面，这就是两个连队与数目相同的敌军的白刃战，在火药与长管射击武器结合后的新兵器出现后，这种冷兵器时代才有的战地肉搏是很少发生的。这次白刃拼杀后的战场留下了横躺竖卧有着不同面部表情的尸体，鲜血已变得紫红，流淌在破碎的军衣上，尸体的分布没有规律，多数是相互叠压，成片成堆，这说明在白刃拼杀中，战友们相互支援、同仇敌忾。大洼之战是四平保卫战的组成部分，是四平之战的前奏曲，是四平阵地战之前的大兵团平原野战运动战，它的实质是完成战役阻击任务，一切在于阻击敌人前进，为守城者赢得时间。大洼之战歼敌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大部，击溃九十一师并歼其一部，共歼敌五千余人，缴获榴弹炮六门。这是在东北战场首次弄到的美国人制造的新玩艺，于是把它送到牡丹江后防，组成炮兵营，把我们团的团长调去负责组建、训练，后来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发展成为纵队炮兵团。 戎马倥偬，瞬息万变，在战场上，时间是最不可琢磨的魔术师，这位尊贵的大师给人们的感觉是忽儿来去匆匆，忽儿姗姗来迟。大洼之战的下午接到通知，营长与我立刻到大房身开会，我俩纵马扬鞭，奔驰东去，途中忽见一个小村村东头的一棵已生出嫩黄柳丝的大柳树被一架坠落的飞机撞倒在地，树根高高地翘出地面，机体并未燃烧，飞行员已被运走，是死是活不得而知，村民躲避战火，村内空无一人，只有几匹支前农民大车上的马在跑动。我栓好我的马，从降落伞上解下一根白色尼龙伞带留作纪念，这根留存至今的伞带常常勾起我对往昔战场的回忆。当我俩赶到大房身时才听说，刚刚被击落的是P-51型敌机，又称“蚊式飞机”，是我军用步枪击落的。会场设在大房身小学，司令员万毅做简要讲话，大意是经一周激战，部队有较大的伤亡，今后要完成作战任务就要握紧拳头，集中优势兵力才能制胜，因而经总部批准，纵队决定五十七团与各团合并。这样我团三个营就分别编入三个山东滨海老团，六家子作战时的五十五团三营因伤亡过大，我带领我们营的一半与他们合并，这样一个六百多人的拳头又可以跃跃欲试了。合编之后的新伙伴、营长张振山原是西北军军人，淳朴豪爽，有长者风度，我仍任教导员，副教导员陈辉因患眼病，不几天就到后方治疗去了，合编前的老团长侯越、政委汪瑞先、主任刘国英、参谋长徐英立、副参谋长林楚生及我的伙伴黄作村营长和其他两个营级干部统统去牡丹江后防留守处，和我同行的有新缴获的那六门大炮。老战友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前线，我感到很孤单。
军营轶事 军营夜惊，旧军队称为“诈营”，也叫鬼闹营。它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残酷激烈的战斗之后出现的精神亢奋，一般发生在敌我两军短兵相接，特别是白刃战之后，战士们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战斗结束后的第一个或连续几个夜晚，已经熟睡的战士忽然一跃而起，大喊大叫，甚至抓起步枪，做出战场格斗的架势。所以为了避免出现意外，残酷惨烈的肉搏战后，有经验的基层干部都会加强生活管理，改善伙食，尽快恢复体力，安抚受创的心理。武器枪枝要集中存放一段时间，防止意外发生。大洼战役结束后，我纵队参加白刃战的众多战士就连续几夜发生军营夜惊的事。第二种类型的夜惊是只喊不动，从开始微小的呻吟声发展到失声痛哭，这多发生在战争形势极端不利、部队连打败仗、日夜不断地行军转移、粮食供应困难、体力高度消耗的情况下，这时战士夜里最容易梦见亲人、梦到与家人进餐的情景，于是身体疼痛的呻吟变为痛哭，声音由微弱变为洪亮，一人开始，全房共鸣，还会发展到邻房间的人同声哭泣。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进入抗大学习后，吃不饱饭，又紧张地爬山行军，体力不支，浑身酸痛，宿营农民家时，这钟“夜惊”就时有发生。有时在天亮之后战士们还互相问：“昨夜里你哭什么？”答曰：“我没有哭，听到大家哭叫，把我也喊醒了。”看来他们还很不好意思，不愿意承认，其实这种夜惊，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残酷的战争对人的精神和肉体造成的巨大痛苦使人们在梦中出现呻吟和失声痛哭是正常的事。 大洼战斗之后没多久，在我守卫阵地后面的小村头，我就亲眼看到了一个经受不住战争考验的干部从部队中逃跑，几年之后其人其事竟成为东北地区的头号新闻。这个奇特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伙同战士赌博的文化教员任杰。聚赌在当时是我军严禁的事，因此事发不久，任杰就被调动了工作。大洼作战时，任杰是当时旅司令部机关勤杂人员的政治指导员。他虽从未直接参加过战斗，但大洼八面城战斗中惨烈的白刃战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无法解脱的恐惧中终于决定逃往辽源后防留守处。当他逃跑时恰巧被我遇到，他亲口对我说“有事要到辽源去办”。四平战役期间，辽源、梅河口是前线大军唯一的供应线，蒋军P-51型飞机天天在辽源、四平之间的铁路沿线低空扫射，任杰在去辽源的途中据说是腿部负了伤（后来案情暴露后，他承认是用手枪自伤），然后爬上了去辽源的火车，住进了医院，在伤员登记表上他改名换姓，职务一栏填成了团政治处主任，从连级干部一跃成了团级。五月中旬我军从四平撤退的同时，辽源的后防机关和医院也在混乱中仓皇撤退，任杰又避开了撤往松花江北的火车而撤到了通化，出院后就成为肖华为首的辽东军区的政工干部。战时是用人之际，任杰的这段工作大概很顺心。一九五〇年秋朝鲜战争爆发，我军以志愿军名义介入战争，当时士气高昂，兵源充足，从蒋军手里缴获的美制十轮卡车牵引着新喷了绿色油漆的大炮，千军万马、浩浩荡荡，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但好景不长，我们不了解对方，美国人对我们打的是现代战争，十五天以后他们就把志愿军的数万辆汽车全部炸掉了。那时团以上单位发了一台收音机，能听华语广播，美国人宣称：“消灭的汽车相当于亚洲现存汽车的总和。”我部队供应尤其是重型武器行动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后来经多方努力才从苏联买来了嘎斯汽车，沿途广布防空哨所，当敌机临空时，就鸣枪灭灯，保证嘎斯车队夜间通行，就这样形成了朝鲜战争中美国飞机无法炸断的钢铁供应线。一九五一年十月份志愿军后勤部召开志愿军后勤部长及有关干部二百多人的会议，交流经验，制定保证前线供应的工作规范和措施，主题发言后一位年轻的某汽车运输部队团政委登台发言，报告的标题是“炸不断的千里钢铁运输线”。当时我的战友邢正平同志刚从三十八军调到志愿军后勤政治部做宣教工作，他曾是任杰当宣传队员时的分队长，一眼就认出了任杰，多年不见，很是激动。会议中他写了个条子递给任杰：“马德里同志牺牲了，你知道吗？”马德里曾是他们共同的战友，邢正平想先用这个条子与任杰联系上，等会议间休息时再与他畅谈。没想到对方把条子退了回来，用责备的口气答复说：“我不认识马德里，你是哪个单位的？你认错人了吧！”热情的邢正平顿时目瞪口呆地站立了良久，目送着匆匆走出会场的那位团政委的身影，随之眼前浮现出四平原野烽火连天，战士白刃拼搏的惨烈景象，在战地一角飘动的浓烟之中，一个年轻人正在快步急行，走向远处……。对了，是他，就是他，是那个四平战役中的战场逃兵！ 在战时的朝鲜，为了减少敌机轰炸的威胁，越是职务高的领导就越要住在远离村子的地方以保证安全，白天村子的中心几乎很少有人，开会要选独家院或防空洞内。第二天早上，邢正平沿着小路走向村边小溪，见处处青山绿树，溪水潺潺，如琴声悦耳，当他在小溪边洗漱时，忽然发现在水溪的另一边，任杰正带着一个手拿洗漱用品的警卫员走来，他们在相距十几米的两岸边站着，相视片刻，谁也没说话。任杰也是来晨间洗漱的，但气氛太萧杀了。朝鲜战争中敌人常把一些化装成我方人员模样的人从空中、海上投到北方，搜集情报，搞破坏活动，我们也经常传达敌方特务被发现和被击毙的通报。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中，邢正平想到：眼下天刚拂晓，四野无人，假如对岸那位团政委突然下达命令：“警卫员，开枪，那人是敌人派遣的特务……”，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呢？邢正平果断地用毛巾擦了一把脸，也没有回到自己的住房，径直奔向志愿军总部政治部，把这位年轻团政委的以往经历对领导讲了一遍。第二天尽管会议在继续，但那位运输部队的团政委不见了，他到哪里去了呢？ 此后，任杰的事就成为大案要案了。共产党的习惯做法是凡大案要案都严格保密，听说他在朝鲜被逮捕后就立即押回沈阳，交由东北军区保卫部负责审理。当时全国已统一，交通方便，没用多久案情就清清楚楚了，“战场逃跑后又混入部队，冒充领导干部”的罪行得到核实，只是谁也弄不清最后是如何处理的。三十八军的军师留守单位都在沈阳附近，不久后志愿军凯旋回国，很多人都想知道任杰的下落，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有人说肯定被处决了，也有人说从他逃跑到被破格提拔有好几年的时间，组织上也有责任，他可能死不了，多数人估计他会被判无期徒刑，送到西部地区劳动改造，永远不会被放回来了，我认为后种可能性大。记得任杰的年龄小我三岁，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也应是垂垂老人了，他的晚年生活不会有什么辉煌可言，但也许是较为平静的。 任杰事件毕竟没对我军造成危害，可算做轶事。但谷中蛟投敌却给我军的白马山之战带来了重大伤亡。 1952年10月初，38军与南韩9师在白马山鏖战，此役，白马山24次易手而韩军9师宁死不退，守住了白马山战略要地。38军虽大量杀伤南韩军有生力量，但反击281.2高地失利，反击394.8高地久战不决，未能巩固已夺取的阵地，在付出了伤亡6700余人的代价后，不得不退出曾经到手的白马山。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麻烦来了，一切都变了。突击部队的一个干部投敌了!10月2日，第340团第7连文化教员谷中蛟投敌了这家伙早就存了逃跑的心，乘着干部们往来查看道路之机，从前沿阵地悄悄地跑到韩军9师的阵地上，后被美军直升机运到后方。 谷中蛟叛逃后，韩军9师迅速对白马山防守做了相应调整。 调集炮兵，增强火力。除了师属第30炮兵营和第9重迫击炮连外，韩9师还得到了韩军炮兵第50营、第51营、第52营和美炮兵第49营、第213营、第955营等9个炮兵营和两个坦克连44辆坦克的支援，美坦克第73营主力也从铁原向白马山驰援。 师属炮兵群及支援炮兵群完成对白马山北侧前哨阵地前方弹幕射击和对志愿军第114师进攻部队集结的火力突袭计划和准备。 全师投入战前准备，增派部队加强白马山防御力量。调第30团第三营开进394.8高地，支援第一营加固阵地，至10月4日4时20分，彻夜完成掩体150个，设置障碍等应急设施，并以山头为单位，配属一个连的兵力，仓促编成环形防御，加固掩盖壕工事，将交通沟挖至一人多深，以减少伤亡；将营、连、排之间的电话线全部埋入地下，保证战斗中有线通讯不受影响，前方阵地与后方指挥机关通讯畅通；阵前铁丝网由3层增至7层，同时设置了大量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照明雷和凝固汽油弹雷。 调韩军第51团配属韩9师，增强步兵兵力。 美远东空军第5航空队也从10月3日(白马山战斗是10月6日黄昏开始的)起，出动大批战斗轰炸机向中国军队后方炮兵阵地实施集中轰炸。 这一来，第114师所有的精心准备全部化为乌有，而白马山之战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 10月5日夜，38军突击部队6个连又4个排进入敌前潜伏，6日17时30分，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配属第38军的炮群发出轰鸣，白马山高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火力突袭足足进行了27分钟。刚一结束，突击部队从潜伏区一跃而起。第340团4个连又两个排，分5个突击方向向394.8高地发起攻击；第339团第3连两个排、第7连一个排向281.2之地发起攻击。但由于志愿军的炮火并没有对韩9师阵地构成重大影响，而韩9师的炮火却令攻击部队吃尽苦头，成连的部队生龙活虎的上去，一顿炮火砸下来，几百人无一生还！这在以往的战斗中绝无仅有。 无奈，第342团第2营于7日投入战斗，但仍然没有拿下主峰，与韩军第30团增援上来的部队形成对峙，一整天，谁也奈何不了谁。黄昏后，第342团其他两个营陆续投入战斗。血战至半夜，才将主峰拿下来。 韩军第30团兵员损伤过半，被迫撤出休整。韩第9师师长金钟五少将很及时地将韩9师主力团第28团投入战斗，与第342团你来我往在主峰上来回拉锯。 主峰的几次易手，使江拥辉急了眼，他当即拿出第38军的头号主力团第112师第334团，于8日零时再向主峰奋力一扑。只两天功夫，第334团两个营就伤亡了一大半，而韩9师援兵还在源源不断地扑上来。第334团部队伤亡过大，兵团司令部只好命令他们撤出战斗，阵地交由第342团防守，而第342团本来在进攻时伤亡就很大，又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面对韩9师源源不断的生力军，当然更难以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了，结果韩军第29团一个反冲击打上来又把主峰抢了回去。 394.8高地打粘糊了，281.2高地也出了问题。 6日晚，第340团这边发起反击不久，第113师参谋长范天恩就兴高采烈地打电话给江拥辉，报告说第339团2个连又3个排的突击部队已经占领了主峰。江拥辉一听很高兴，东方不亮西方亮，两只螃蟹老子总算还是夹住一个。可还没来得及笑出声儿，范天恩又来了一个电话，说攻击部队把次峰当主峰了，281.2高地还没有拿下来。江拥辉当时就想给范天恩一顿臭骂，这误报情况真不是时候，还不如就直截了当说没拿下来呢。不过这会儿生气也没办法，江拥辉也看出处于281.2高地次峰的第339团部队态势极为不利，遂命令他们撤出战斗。这一撤，无形中又加重了对固守394.8高地主峰的第342团部队的压力，韩军的所有支援炮火毫无顾忌地泼到了394.8高地上，结果是394.8高地进攻打得粘粘糊糊，攻占后防御也摇摇晃晃。 战至14日，经过连续9天201个小时的争夺，虽然白马山大部分高地仍在第38军手中，但394.8高地就象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翻来覆去地左摇右摆，始终站不稳脚跟。韩军第9师陆续投入4个步兵团的兵力，第38军也相继投入13个步兵营又两个连，白马山之战成了“添油战”。 白马山之战打成这个样子，反倒使江拥辉冷静下来，还继续打下去吗?撤还是不撤?他冷静地掂量了一下形势：虽然第38军已经占领了白马山地区大部分高地，但韩军第9师早有准备，已经夺得先机，且集中了强大的支援炮群，对第38军已占各点进行反复覆盖射击，后面还有美步兵第3师部队随时准备增援，若继续与之争夺，付出的代价太大，阵地也很难巩固。既然现在志司下达的两个目标已经完成了一个，不如断然撤出战斗，以保持主动。经请示兵团司令部同意后，江拥辉大手一挥，果断地下达了撤退命令。事实证明，这个撤退命令不仅下达得及时，而且十分正确，足见江拥辉判断战局的机智和把握战斗的冷静。 败还是不败大多战史学家认为白马山之战对于志愿军来说是失利的，那么衡量战役胜利以什么为标准?有学者认为主要应看是否实现作战目的。他们分析，白马山之战，38军的目的有二：杀伤敌人5000人以上；占领并巩固白马山阵地。最终目的是否达到一目了然。也就是说，如果38军发动攻击的目的是攻占山头，最后守住山头的是韩国人，38军的战役目的没达到；如果38军的目的是消灭守军，其结局顶多是“杀人一万，自损七千”，因为进攻与防御作战本身就是消耗战，这也不是桩好买卖。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38军的白马山之战确实是一场失利的战斗。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笔者认为： 一是由于谷中蛟的叛变投敌。谷中蛟投敌后，韩军预先有了较为充足的准备，而且谷中蛟还给金钟五提供了一个4日左右的大概进攻时间，所以韩9师前沿部队从4日起神经就一直比较紧张。6日整整一个白天，枪炮一直向两军中间地带扫射，从来没有消停过，密切注视中国军队动向，不断地以值班机枪和冷炮向潜伏区盲目射击，给突击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在之后的攻击作战以及防御作战中，38军处处打得极不顺手。谷中蛟这颗老鼠屎坏了一锅好汤，遗憾的是江拥辉没下决心把这锅汤断然泼掉。白马山战斗，我军死伤七千人。38军元气大伤。 任杰逃跑升官的故事已经够怪诞离奇的了，他的案发后不久又出现了一桩情节相似，但却影响更大的冒充某军副军长的“李万铭事件”，哄哄然闹了几年。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国民党的兵痞，是西部地区原国民党部队的士兵，大概有了若干年的军队生活经历，西北解放后他就成了国民党军队瓦解后的散兵游勇。但他体格健壮，人也机灵，对旧军队的那套拍马吹嘘、阿谀奉承颇为熟悉，国民党军官装模作样的气派与风度他也模仿得惟妙惟肖。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有关志愿军的新闻报导比比皆是，他又开始研究和模仿解放军军官的生活习惯、言谈举止，模仿得十分神似。当时报纸经常宣传最伟大的军队最可爱的人，最受人尊敬的战斗英雄等等，他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他把用不正当手段弄到的军衣军帽穿戴起来，以自我介绍的方式住进了一个城市的军人招待所，自称是志愿军某部干部，回国探亲。在军人招待所又不断偷窃衣服鞋帽一类物品，又向住所军人干部了解些军队番号或领导姓名、部队作战经过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博闻强记，每见到有关领导或军队干部都可侃侃而谈，毫无漏洞，由此他受到了尊敬和良好的生活接待，胆子竟越来越大。他曾先后多次混入包括武汉、北京等大城市的招待所，自称是×军副军长兼××师的师长。他也经常改变自己的姓名，自称是某中央委员的儿子，他还学会了利用电报、电话这类当时大家还不太熟悉的通讯工具，自己到外面打假电话，发假电报，说志愿军某师首长是中央某领导的儿子，现到你省休息，要到车站迎接，好好接待等等，总之，他的表演越来越逼真。李万铭尝到了甜头，胃口更大了，后来到达江西南昌的那次，他竟然在电话里告诉对方，这次首长回国休假是要顺便解决个人婚姻问题的，他的上一代长期在井冈山闹革命，对老革命根据地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的对象一定要找一个江西人。于是李万铭到达南昌后不久，一位省委宣传部漂亮的的女性就成了他的新婚夫人。李万铭行骗一年有余，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最后是在北京被识破的。中央国家机关还是有明白人，民政部一位叫牟宜之的干部发现李万铭其人其事后立即写信报告解放军总政治部，李万铭理所当然地被判了徒刑，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还播报了李万铭服刑后劳改就业的新闻。 李万铭冒充高级干部的行骗大案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轰动，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十分应时地创作了著名话剧《西望长安》，从不同侧面再现李万铭行骗的经过，对李万铭的狡黠、油滑、贪婪、诡谲等市侩兵痞的丑恶嘴脸进行无情的揭露剖析，对我工作人员真诚、善良、朴实而又愚蠢的行为也进行了心有同情的批判。人们看了《西望长安》后不约而同地感到它就像是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的姊妹篇。在果戈里这一名噪一时的喜剧中描写了一个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落拓外域，误被认为微服私访的克林姆林宫钦差大臣，赫列斯达可夫将错就错，纵情地戏弄了这一城市的官商巨户，市长的夫人和女儿也联袂行动向“钦差大臣”倾诉爱情，而市长大人却正做着借此行动去莫斯科当将军的美梦。这是对俄罗斯腐朽的沙皇统治官僚体制的辛辣嘲弄与批判，而我们人民艺术家的《西望长安》也确起了批判旧政权和警喻未来的作用，可惜的是此后不久，在明媚的东方大地上，政治雷鸣已隐约可闻，反胡风、反右派的运动相继到来，《西望长安》也就被深深地埋葬于历史的灰烬中，再也无人问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