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连载1——杜恒昌·把生命献给大草原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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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鬼：《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连载1——杜恒昌·把生命献给大草原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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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连载1 ·老鬼·
1945年11月生于河北省定县，汉族，原籍河北定县息仲公社贾村，北京三十一中初中毕业，北京六中高中毕业，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11月赴内蒙古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牧场插队落户，曾任场革委会常委，1969年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接管，任四连副政治指导员。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英勇牺牲，享年26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一等功。
杜恒昌烈士的继母张玉英： 我是他的继母。他父亲1945年参军入伍。他母亲是农村妇女。恒昌3岁多时，母亲难产去世。他由爷爷奶奶照看。 农村家人都很疼爱这个孩子。1956年，老杜的大哥见农村条件不好，就把他带到太原，他当时11岁。他父亲1956年调到北京工作，我们1957年结婚，1958年又把他从太原接到北京。 那天是我和他父亲去接的。在车站月台上，他见了我就叫了声：“妈”，让我很感动。当时他已经13岁。 到北京后他上小学四年级。挺腼腆，一说话就脸红,比较爱哭。后来考上了三十一中。他脑子不大灵活，但刻苦。老师对他评价挺好，有农村孩子的朴实。高中考上了北京六中。刚一上初中他就跟我说想入团，我表示支持，还说我入党，你入团，咱们比赛吧，看谁先入。结果恒昌入团比我入党快，不久就当了班干部。他为人厚道诚恳，同学关系很好，上高中时就入了党。我们从来没有为他操过心。 恒昌有1米75的个儿。很内向，不爱说话，从不张扬。他长着一双笑眼儿，稍微动一下就是笑眯眯的样子，非常随和。他没有特别的嗜好。不怎么爱看小说。父亲买了一把小提琴，他曾拉过，也没拉出名堂，就是自己乱拉。 老杜工作很忙，跟恒昌在一起的时间有限，有时也跟他聊聊。记得那是他上初中时，有一次吃饭时为一点小事，父亲说了他，他默默地掉泪了。我批评老杜，吃饭的时候不要说孩子。你这么做孩子还吃不吃饭了？我们大家还吃不吃饭了？老杜则说我惯孩子。我从没骂过恒昌一句，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但我也不惯他。家里就是粗茶淡饭，很少去饭馆。他不爱吃零食，穿衣吃饭从不挑剔。因为他是团支书，工作忙，再加上弟弟妹妹需要安静，上高中后就住校了，一星期回一次家。他很少主动管我们要什么东西，因为当干部，工作需要，我们给他买了块手表。 “文革”中，他这个团支书也靠边站了。对于六中红卫兵打人这事儿，他很反感。他曾在家中对我说，这么打把政治运动庸俗化了。串联时他借了一些钱，后来也都还了。这孩子没一点歪的邪的，跟他父亲一个样。 1967年10月，恒昌报名去内蒙古草原。那次一起走的大约有400多人。他先告诉了我要去内蒙古，我当时表示反对。我说去哪里应由组织决定，不要自己先提出来。组织如果让你上大学，你就应该上大学，这也是革命需要。我认为应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能一种准备。 当时他父亲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平时住在单位。等他回来时，恒昌又对父亲说要去内蒙古。他父亲同意了，我也就不再反对，给他准备了些物品。他说我带些旧衣服就行了，简单点。他父亲的军衣有些大，我用剪刀给剪错了。他说没关系，给我缝起来就行。 走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有40来辆汽车。我们全家都去送他了。他神采奕奕，我和他父亲、弟弟、妹妹眼看着他上了汽车。到了那儿以后，他来信说一切都好。 1969年初我们去“五七”干校。一开始去牡丹江，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又去了贵阳“五七”干校。他知道后来信问父亲，为什么去“五七”干校？是不是犯错误了？你一定要把真实原因告诉我，跟我说清楚。如果犯错误，我将重新认识你。 其实下“五七”干校是一锅端，他父亲啥错误也没犯。 他下乡后，胳膊被马踢断了也没告诉我们。我们看他字迹特别丑，歪七扭八，小学生一样，他父亲一再追问怎么回事？他才说右胳膊给踢断了。 到了1972年春节前他告诉我们要回家探亲。 那时候，他父亲在空军后勤部第四研究所。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扎根边疆，全家都搬到了贵阳。他父亲原来是室主任，后来担任了科技处处长。 1972年春节，我们一家五口团聚了，共住一间房，一大床，一小床。有人建议让杜恒昌住招待所。我们说一家人凑在一起热闹。我和老杜及两个孩子住大床，杜恒昌睡小床。他与弟弟妹妹相处都很融洽，没事时就给他们讲内蒙古的风土人情和打狼的事情。拆洗衣服时，他的伤残胳膊吃力，把大盆摔了，还坚持自己洗。他的棉衣洗完后全成了碎片，烂了不能再穿，只好穿我的毛衣毛裤。本想给他买身新棉衣棉裤，可贵阳竟然买不着。 每天晚上我给他做衣服时，我们就在一起聊天。他讲有个老朋友刘凡刚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好像也是北京的，关系还没有确定。这个刘凡是原场革委会副主任，杜恒昌胳膊坏了，就住在他家里养伤，他俩关系特别好。后来当我们去内蒙古看望刘凡时，刘凡的小孩哭了起来，说是想念杜叔叔。 恒昌这次回家探亲，差不多两个礼拜。走之前，从里到外都给他买了新的。返回兵团时，我们给他送到了汽车站，他父亲送得更远一些。我们都没有掉泪。 两个多月后，当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我们惊呆了，全家人都大哭一场。我们乘飞机从贵阳到北京，再到赤峰，从赤峰改乘汽车到西乌旗，再到四十三团团部，下到连队后，四连的兵团战士夹道欢迎我们，高呼向烈士学习的口号，场面热烈，气氛悲壮，让人感动。 遗物有一条被子，一件蒙古袍，一把刀。蒙古袍和被子现在我们都还保留着。 恒昌很老实，跟他父亲一个样。他父亲就特别简朴谦和。不管对干部还是战士，见面都打招呼。而且闲不住，无论到哪里，总主动扫院子。厕所有人不冲，他就端水冲洗干净。特爱帮助别人，对面有个菜店，老杜常常帮他们卸白菜。老杜1990年脑出血去世，才67岁。上午抽血时，还帮护士贴标签，下午就不行了。我们家孩子一点没沾他父亲的光。恒昌的弟弟现在还开出租车。 恒昌跟他父亲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老杜白头发多，恒昌也少白头；老杜比较瘦，恒昌也瘦；老杜从不跟人吵嘴，闹意见，恒昌也见了人总和和气气，从没瞪过眼；老杜爱为大家扫雪、清理厕所等，恒昌也如此，公益的事抢着干。这父子俩太像了。 恒昌很自律要强，也很省心。你挑不出他什么毛病，他好像是个小大人，没犯过什么错误，我们很少说他，更没打过他。他老是那么寡言少语，不爱讲自己，我们对他干了什么好事也不清楚。 到草原以后，曾有一个女生的马特别烈，他的马好，就把自己的马与那个女生换了。结果他的胳膊给摔断，也不跟家里说。我们是根据笔迹，发现太不像样了，一再追问，才知道他的胳膊坏了。他自己受了什么苦，有什么困难，来信从不说，总说一切都好。 兵团曾经推荐过他上外语学院，他回绝了。他说草原就是我的大学。结果推荐了吴晓明。恒昌从不张扬自己干的好事，所以他有什么事迹我也不知道，说不出来。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 一 杜恒昌的童年在农村度过。11年的农村生活，养成了他朴实善良的个性。 他的父亲1956年调到北京空军后勤部工作，生活稳定后就把杜恒昌接到了北京。按杜恒昌的年龄，应该上北京的小学6年级，由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差，他却上了小学4年级，所以就成了66届。两年后，1960年秋他考入了北京三十一中（在西单绒线胡同），很快博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他谦虚平和，遵守纪律，学习努力，敬重老师，性格敦厚，处处谦让，从不跟别人争吵。他衣着朴素，又很整洁，没有农村孩子不讲卫生的陋习。不久就当上班干部，并很快入了团。那时候，初中每班仅有几个团员，能入上团很不容易，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经过三年学习，他的功课慢慢赶了上来，顺利考入北京六中上高中。该学校地处天安门旁边，是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有很多高干子弟。 从高一年级起，他就担任了班上的团支书，一直到高三毕业。高一去南口参加夏收，他以身作则，处处抢重活儿、累活儿。对体力弱或有病的同学关心体谅，从不埋怨责怪。那时候，班里还组织同学去时传祥的单位当淘粪工。大粪特别沉重，从小胡同的院子里淘厕所，再背着粪桶走到汽车处，把肩膀都压肿了。可杜恒昌默默无闻地带头背粪桶，从不言苦。别看他话不多，却以具体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同学。结果，这些干干净净的中学生都争着抢着背粪桶，没人嫌脏怕臭。 高中的数学、物理课，他学起来比较吃力，成绩中等偏下。但非常刻苦，下课了，别人都去玩，他还在教室里用功。 为搞好团支部的工作，杜恒昌虚心向继母请教，因为继母就在机关搞团委工作。他心胸宽厚，不因为自己掌控团支部而刁难其他同学入团。他积极奔走，努力替同学说好话，发展了一大批团员，使高三一班在全年级发展团员方面走在全年级前面。有些人自己入了团，对别人入团就缺少热情。如同自己挤上公共汽车，对别人再往上挤就不那么欢迎。而杜恒昌是自己入了团也希望别人入团。到1966年高中毕业时，高三一班团员发展到23名，几乎占全班人数一半，这相当少见。 恒昌平时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一般少年容易有的毛病，他都没有。他不撒谎、不打架、不骂人、不吹牛、不逞能、不狂妄。家里人就不记得他犯过什么错误。他非常听话，绝对不干出格儿的事。 他稳重，却也有棱角，不是稳重过了头儿，变得圆滑世故。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明明确确表示，一点不含糊。 军人家庭出身使他对军事最有兴趣。同学们聊别的话题，他很少插嘴，但一聊起军事方面，他就来了情绪，这方面的话特别多。从军舰、飞机、坦克，到机枪、步枪、手榴弹，每种武器的性能、构造、威力，他如数家珍，能说出很多很多。凡课外军体活动，他都参加。那年什刹海业余体校办了一个炮兵训练班，他报名后，风雨无阻，从不缺席。每次他都从学校步行到后海北沿参加训练，还当过炮兵班的班长。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军事野营，但要交费，他是全班唯一自己掏钱参加的人。野营过后，他能蒙住眼睛拆卸机枪，只用一分五十多秒。 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解放军的社会地位最高。中学生都喜欢穿军装。杜恒昌也不例外，不管春夏秋冬，他一年到头总穿着军上衣、蓝裤子（空军军服当时是蓝裤子）。常年戴顶绿军帽，脚上总是军用解放鞋。他穿的军衣常常洗得发白。有些中学生爱模仿电影里有游击习气的战斗英雄，不系领子下面的扣子，露着脖子和胸脯。杜恒昌穿的军衣最上面的扣子总是系得严严。 他有老大哥情结。在农村家是老大，来北京的家后也是老大，到六中后还是班里老大，他对待同学就像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从不与他们争抢、攀比、计较。比如吃饭时，有人爱开玩笑，彼此抢夹一点好菜吃。杜恒昌绝不开这种玩笑，他总是一副长兄的样子，什么好事都尽量让给别人，自己不要。 他性情温和，很少发脾气。人们都说无论什么时候，他看人总笑眯眯的。继母解释说他的眼睛是笑眼，单眼皮的眼睛张不很大，老微微眯着，带着笑意。但给人的感觉他不只眼在笑，内心也在笑，绝对不是老狐狸式的假笑。所以他的群众关系极好。 他讨厌显摆。因为当干部又住校，家里给他买了块手表。在高中生中，当时能戴上手表的寥寥无几。杜恒昌平常总把手表藏在袖子里，看表时动作很小，看完后迅速放下，缩进袖子里，尽量不让人发觉。 他会做针线活，能自己动手补袜子。他的床铺干净整齐，一点不邋遢。 他非常听老师的话，老师说什么就信什么，不大善于独立思考。但他也不是阿谀逢迎的人，不会别有用心的讨好人，巴结人。 杜恒昌的数学较差。当时六中有一位特级数学老师叫李观博，获悉杜恒昌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曾在课堂上说：昨天发展杜恒昌入党，我同意，但我要给他提一个意见，数学课上他从来不举手，不积极回答问题，希望他改正。 李老师的这条意见立竿见影。下一次上数学课时，李老师刚一提问，杜恒昌马上举手。当李老师让他回答时，他站起来尴尬地说：“不会。”这件小事给人们印象很深。不会为什么还举手呢？就因为数学老师批评了他老不举手，于是不会也举。 杜恒昌体育方面没有特长，篮球打得不好。平日很少看外国小说，唱歌比较干巴巴，不够优美。他缺少文艺细胞。 自从抓阶级斗争以后，学校强调贯彻阶级路线，重视出身，干什么都要看出身。那时候，最好的出身是“革军”，其次是“革干”，再次才是工农子弟。杜恒昌并不因为自己“革军”出身，就傲视别人，他待出身不如自己的同学依旧温和谦虚。 北京六中位于南长街南口，距离天安门广场只几百米，和中南海近在咫尺。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朱德的孙子朱春园、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以及康生、朱理治、罗舜初、冯仲云、王家杨等的孩子都先后在此学习。学校很自然地就有浓厚的政治气氛，充满着蓬蓬勃勃的革命渴望。 1964年全国开始搞“四清”运动，教育部确定了全国中学“四清”有两个试点，一个是北京六中，一个是福州二中。来北京六中的工作队由国务院二办、北京市委、团中央三家组成。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亲自担任工作队队长。 经过反复学习社教文件，深入领会毛主席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全校充满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干部子弟纷纷起来批判校领导“打击迫害工农和干部子弟”--他们因为学习不好，有的被迫离校，有的入不了团，有的评不上三好生，这是学校“不贯彻阶级路线”。开批判学校党支书汪一净的大会时，有高三学生冲上去，抽了她一耳光。当时工作队长就在旁边看着，没有制止。因此早在四清时，六中就开创了打人风。 受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影响，六中还一度成立了“干部子弟协会”。 六中的“四清”运动甚至还把矛头对准了学生。高三一班学生万明的父亲在参加解放军之前，曾在国民党青年远征军203师当过少校教官，是蒋经国的部下。万明在思想革命化运动中，主动交待出了这一情况，结果就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出身，被迫一遍一遍地写对自己家庭的认识。 “四清”开始后，万明成了反面典型。同学们揭发了他两条罪状：一条是说过“托毛主席的福”。当时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时，常说“今天的好日子是托毛主席的福”。万明在与同学开玩笑时也说过一句“托毛主席的福”。某个跟万明最要好的同学揭发了他，批判道：你万明没资格说这话，你不配说，你说这话是挖苦讽刺。 另外一条是“四清”前，全班讨论当遇到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时，你应该怎么办？多数同学回答说要首先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而万明却说要首先保住自己性命，从危险中逃出来，之后再救人。结果遭到同学批判，说他贪生怕死，遇到危险先想自己。 这个万明功课门门五分，全班学习成绩最好，是数学课代表。时不时爱跟同学辩论一些政治问题，说了些大实话。结果为一些干部子弟所痛恨，认为他出身反动军官还穷狂，太嚣张了。 四清时，工作队决定批判万明。全班人人表态，上纲上线，给万明扣了很多大帽子。杜恒昌与万明同班，自然要带头与万明划清界限。原来杜恒昌经常向万明请教数学难题。自万明受批判后，他再也不找万明。最后干脆与万明断绝了一切来往，平时见面连招呼也不打，装作没看见。杜恒昌对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深信不疑。从那以后，一直到离开北京去内蒙古，他没与万明说过一句话。 当时班上有个叫任建华的团员私下表示，我看不出万明怎么反动。杜恒昌还在团组织生活会上，严肃批评了这个团员。工作队感觉杜恒昌政治上可靠，根红苗正，沉稳成熟，经常让他参加一些秘密会议。他最大的特点是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嘴巴严，谨言慎行。 “四清”结束后，全校发展了一批优秀学生入党，高三一班入党的就是团支书杜恒昌。 恒昌入党，众人皆服。记得在发展大会上，同学们踊跃发言，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年轻人都比较狂，不轻易服人，但大家对杜恒昌入党都心悦诚服。恒昌也很激动，表示一定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他那不善言辞、局促不安的神态，给同学们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学校干部子弟很多，却单单把杜恒昌树起来，成为同学的楷模，不是偶然的。他这人不走极端，不锋芒毕露，不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所以群众威信高，各科老师对他评价都很好。 “四清”后，杜恒昌与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开了距离，跟他们说话时面容严肃，没有笑意，他那总微笑的眼睛变得冷漠。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同学之间被人为地划成两个群体：一个是出身好的，一个是出身不好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学生纷纷起来造反，炮轰校领导。以往经常在大会上出头露面的杜恒昌似乎沉寂了，消失了，公开场合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六中一向很“左”，填出身也讲究级别，父亲官儿小的不能填“革干”出身，必须是13级以上才能算“革干”。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就曾被六中红卫兵打了一顿。因为别人问她：你什么出身？她说革命干部。六中红卫兵说：你他妈也配！你爸不就是个小县长吗？按照六中红卫兵的逻辑，家里起码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干部才能填“革干”。一般县团级的干部不许填“革干”。 起义将领傅作义的儿子傅立也在六中挨了打。一天他在操场踢球，红卫兵问他什么出身？他说：“革干。”红卫兵马上抽他一皮带：你算什么“革干”？ 他只好改嘴：旧军人。 红卫兵说：好，就打你个旧军人！ 无缘无故给他抽了一顿。 杜恒昌出身“革军”，自然而然成了红卫兵。当时红卫兵所向披靡，被中央誉为捉拿牛鬼蛇神的天兵天将。可杜恒昌参加红卫兵后，表现却相当低调，不显山露水。六中红卫兵到社会上抄家，打五类分子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抓捕痛打学校附近的流氓，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打砸抢中央音乐学院，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他仍没有参加。 比如他与万明是一个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六中红卫兵把万明抓了起来，关在小牢房。一些学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除了口头批判辱骂万明外，还一次一次地打他。可杜恒昌却从没斥责过万明一句话，更别说碰他一下。 万明说：在红卫兵打人最凶的那一段，杜恒昌是少数没训过他、骂过他、打过他的红卫兵。万明感到奇怪，杜恒昌对他这个“反动学生”的罪状知道的最多，“文化大革命”前就跟他划清界限，彼此不来往，为何“文化大革命”中却表现出少有的消极？ 虽然“文化大革命”后杜恒昌这个校领导的红人不再那么风光了，靠边站了，他并未因此而去拼命巴结迎合学校的那几个“左派”高干子弟。他也没有拼命揭发校领导，来赢取“左派”头衔。不，杜恒昌从来没有。他变成了很不起眼的普通群众，不出头，不上台，不打骂黑帮，只是默默地观望，默默地思索。 急风暴雨中，才可以看透一个人的灵魂。杜恒昌的善良本性在“文化大革命”中表露无遗。他不渴望当积极分子，没有参与批斗“四清”中自己整过的反动学生万明。那时出身不好的人被统统称为“狗崽子”。可杜恒昌的嘴中一句“狗崽子”也没有说过。他对出身不好的人敬而远之，却客客气气。 他对任何人都不落井下石，包括万明，包括被夺了权的黑帮校领导。 他出身革命军人，正牌的老红卫兵，完全有资本与那些高干子弟一起去冲锋陷阵，大杀大砍，可他非但没有，还对红卫兵的很多偏激行为看不惯。红卫兵抄黑帮校领导王延春的家时，他特地叮嘱：不要打人，要登记，有个清单。 1966年8月，红卫兵杀向社会，一批一批地把那些所谓的流氓押到学校，剃阴阳头，拿皮带抽，还让男女彼此亲嘴--你们既然是流氓，就流氓一下嘛！不亲就打，亲也打。 万明看见了这种情景，气得大骂：“什么红卫兵，流氓！”为此，万明被六中红卫兵视为眼中钉，把他抓起来后打个皮开肉绽。因为万明是全校人人喊打的“反动学生”，一时间在六中，对万明的态度成为检验你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可杜恒昌却对万明一声不吭，连张大字报也没写过。如果想表现的话，他整万明是很方便的。他是万明的团支书，对万明的“反动罪行”了如指掌，当万明遭到全校红卫兵万炮齐轰时，他完全可以随大流，揭露几条万明的罪状，可他没有。 在他的影响下，高三一班同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平庸，斗人、打人、整人方面都没什么特别的建树。 不打人本来算不上优点，这是做人的起码标准。但在六中这个以打人为革命，以打人为时尚，以打人为光荣的特殊环境里，打人成风，打人成了潮流，连最老实善良的学生也沉溺于打人，结果不打人就成为一个很难得的优点。事实上，当时打人是受到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默许的，因为江青等人一再赞扬红卫兵小将的时候，正是这些红卫兵小将的手上沾满鲜血的时候。 那时候，打坏蛋成为中学生最美好的娱乐和人生体验。年轻的红卫兵没事了就到学校，把黑帮带到僻静处，打一顿，舒服舒服。用拳头打嫌手疼，大都用皮带、弹簧锁、木枪。有一同学（金××），要到外地串联，临上火车前，还特地来到学校打黑帮，过一下瘾。这些孩子“文化大革命”前没机会打人，打了要受批评甚至处分，“文化大革命”中没人管了，特别快活幸福。他们发明了很多法子：用木枪打膝盖，油漆涂脸，火烧头发，板儿带抽，戴上拳击手套打，坐土飞机。高三同学宋士琦就被坐了土飞机，四个人把他往天上扔，之后自由落体摔在地上。几下就把他的肾摔坏，尿血。 六中红卫兵在学校音乐教室建立了“牛鬼蛇神劳改所”，打死本校师生三人，伤数十人。打的全北京赫赫有名。前来参观的外校红卫兵络绎不绝。 六中的原党支书汪一净，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四清”中就给撤职了，“文化大革命”中又给揪到六中。老太太给打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六中历史教研组组长焦庭训不断挨打。死前那个晚上，斗他到半夜，次日早晨被人发现头朝下扎在一个装糨糊的大缸内。 六中附近的居民何汉成被六中红卫兵绑架毒打后，在劳改所半夜死去…… 就在这个背景下，1966年9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特地视察了六中，对六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此时六中的劳改所已建立了近一个月，打死多人。结果六中红卫兵兴高采烈，为“中央文革”支持他们搞“红色恐怖”无比激动，从此更加有恃无恐。 1966年9月28日，高三二班学生王光华被六中红卫兵打死在“牛鬼蛇神劳改所”。同年10月4日，已80多岁的退休工友徐霈田被六中红卫兵毒打折磨后死亡。 万明因为胆敢和王光华等三个不是“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私自外出串联，回来后马上给关押起来。他被强迫给红卫兵磕头。某红卫兵拿菜刀，横着给万明嘴巴来一下，当场把他门牙打掉。接着用木枪抡着打，直到打折了为止。接着下一个人再用木枪打，再给打折了……这么一轮一轮地打，直打得万明昏死数次，尿血。 王光华的惨死激起了六中同学的强烈反响，很多人都看不惯了，杜恒昌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和同学俞维中、郭铁民等人特地到北京市革委会接待站反映六中红卫兵乱打人的问题。 他回到家对母亲气愤地说，这么乱打人，把政治运动庸俗化了！ 杜恒昌虽然也非常渴望革命，笃信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但他“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打过任何人，没碰过任何人一下，哪怕这人再坏，再反动，也不动手打。他对暴力毫无兴趣，从不想借打人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和革命形象。 “文化大革命”中，高三一班表现较好，没怎么打人，对老师比较尊重，甚至还和老师有来往。这其中都有杜恒昌的作用。 六中私设监狱，不但打死老师，还打死了本校同学，这在北京中学里破天荒独一份。但在“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六中的红色恐怖中，杜恒昌手上没沾有一滴鲜血。所以六中的一位老红卫兵，原水电部副部长冯仲云的儿子冯从光感慨地说：得亏我们六中红卫兵还出了一个杜恒昌，出了这么一个英雄，否则，我们六中红卫兵就真没好人了。 …… 杜恒昌非常老实，借了别人任何东西一定要还，决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串联时，他到外地借的公款后来全部偿还，没沾公家一分钱便宜。当时红卫兵外出串联借钱者居多，还钱者少之又少，估计百分之一不到（作者也曾借过两次钱，全没有偿还）。当时谁还钱，谁会被同学们认为是傻瓜。 早在高一时，杜恒昌就表示过要上山下乡。那时候学校曾请知青典型董家耕来作报告。 1964年暑假，校团委委员侯荣彬响应党的号召，到京郊农村插队落户。他和杜恒昌同一宿舍，戴着深度近视镜，曾回校作过报告，并乐呵呵地问杜恒昌：怎么样？毕业后找我去吧？杜恒昌当即表示：去！一定去！ 1967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的社论；同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同年10月9日，北京第25中学曲折等10人自愿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在天安门广场宣誓出发，《人民日报》等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所以不久后内蒙古锡盟来北京招人，杜恒昌在全校头一个报了名。他决心履行诺言，奔赴内蒙古牧区插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时，北京大部分中学生对最后怎么分配都还不清楚，相当多的人都在观望，不敢轻易离开学校上山下乡，怕错过了更好的出路。据六中初三同学熊六飞讲：他报名去内蒙古时，军代表告诉他学校还有一个人（即杜恒昌）也报了名。全六中就他和老杜两人报了名。 杜恒昌对军队的感情很深，当然也很想参军，但看完了北京中学生曲折一行人自己闯到内蒙古草原的通讯报道后，他也决定去内蒙古。按他的条件，共产党员，公认的好学生，完全可以留校或参军。可他插队热情特别高，发自内心要去，自觉自愿要去。别人上山下乡好像都有一点点不情愿，勉勉强强，他不是。 1967年11月16日那天是他们这批人出发的日子，原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体宣誓，但欢送的人太多了，人山人海，他们没有宣誓成。 那天，杜恒昌很兴奋。望着拥挤的天安门广场，千千万万前来送行的青年人，谁能不激动？他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北京。这400多人分乘几十辆大轿车奔向张家口。到锡林浩特后分成两路，大部分去了东乌旗，只有68个人去了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牧场。
杜恒昌等18个北京知识青年被分配到了宝日格斯台牧场的泰勒木分场。这地方在场部以北15里，仅有几间房。 据知青郑桂媛回忆，刚认识老杜，他就跟人讲风力发电。分到分场的第一天，大家挤在屋里喝茶。小油灯下，黑糊糊的。大多数知青彼此都不认识，沉默着，只听外面寒风嘶吼。杜恒昌突然说：这么大的风，我们可以搞风力发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了电，再不用点煤油灯了。 老杜扯出这个话题后，熊六飞也跟着白话起来。他们热烈探讨起风力发电所需的设备和自己制作的可能性。 还有一件事。牧民巴勒登家有7条狗，非常厉害，见人就咬，一下子冲过来，将人团团包围。知青去他家都心惊胆战，必须拿着棍子自卫。杜恒昌尝到了这7条狗的厉害后，说要做一个可以伸缩的弹簧鞭子，能藏在袖子里，等7条狗围上来咬时，突然抽出来反击，狗挨打后就不敢再那么靠近咬你。可后来，他并没有真的去做弹簧鞭子。他说这涉及民族关系，不能做。还劝我们不要伤害这些狗，虽然它们特别招恨。当时的青年人一说打狗，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唯独杜恒昌做事稳重，反对打狗，说这虽然很刺激，但效果不好，不能干，他不喜欢杀呀打呀。 郑桂媛说：老杜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就是风力发电和弹簧鞭子。以后老杜一有功夫就琢磨风力发电机，花了不少力气，可惜没有搞成功。 ……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知识青年到牧区后首先就抓阶级斗争。他们来草原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当地贫下中牧一起，抄了牧主家。 自始至终，杜恒昌没有动手打一下。 需要指出的是：泰勒木抄牧主家不是杜恒昌提出来的，而是本地一个造反派小伙子提出来的，这小伙子当时成立了一个“真革命战斗队”。 1968年冬，全内蒙古开始轰轰烈烈地挖“内人党”，挖得商店关了门，各级领导班子揪出了一批又一批。很多单位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泰勒木的知青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挖肃时，都感到十分困惑。这里的牧民亲戚串着亲戚，一挖，所有牧民都成了内人党，没好人了。哪能这么搞呢？ 但也有知青认为牧场领导在挖肃问题上过于右倾，才导致了下面的运动死气沉沉，没一点声势。杜恒昌却不同意，替场领导辩解说：该发的文件他们都下发了，不能再说他们右倾。 当时杜恒昌经常外出开会，而且还一度被借调到西乌旗革委会工作了几个月（全西乌旗北京知青中就他和郭兆英是党员），搞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对待这场轰轰烈烈的挖肃运动，杜恒昌并不热心，毫无建树。受他影响，泰勒木的挖肃运动冷冷清清，而全宝日格斯台牧场的挖肃运动也比较平淡，没打死一个人。 谁都知道走资派是敌我矛盾，但对原牧场当权派高万宝扎布的问题，杜恒昌却实事求是，没无限上纲。每次去场部，都还要去他家看看。有人多次劝他不要搭理这个走资派，而杜恒昌总说要按党的政策对待干部…… 同去的北京知识青年里，有不少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中家里受了冲击。到牧区后，他们不知道接受再教育是否要向当地牧民交待自己的家庭出身以及对自己家庭的认识。老杜经过认真考虑，在会上宣布，出身不好的知青不必向牧民透露自己的家庭情况。不论什么出身，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草原的，开始了新生活，不要到这里还受家庭的株连。草原阶级斗争复杂，我们要讲究斗争艺术，没必要什么都说。他这一宣布，大大地保护了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让他们不再低人一头，避免被别有用心者歧视和打压。 杜恒昌的思想虽然也比较“左”，却不激进，搞阶级斗争比较温和。当时的土政策是不给牧主分肉，分奶牛。大约1968年春天，北京知青宋某偷偷给了某牧主一些肉。知青们获悉后集体开会讨论此事，纷纷批判宋某，说他敌我不分，严重丧失立场。而杜恒昌这个共产党员却没给宋某扣什么帽子，只提醒他以后不要这样干了，要注意影响，非常轻描淡写。 还有一次开完牧主批斗会后，老杜若有所思地对身边知青说：建国初期，牧主是按民族资产阶级对待，搞过公私合营，但不属敌我矛盾。表明他内心深处思考过这类问题，所以才对“丧失立场”、关心牧主的行为表现的那样宽容。 有的人一旦自己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都特爱显示，生怕别人不知道。老杜不这样，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地方从不张扬。比如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出身。从外表上看，他衣着简朴破旧，几乎有点寒酸。刚来草原时，很多人以为他是普通工农家庭出身，所以当熊六飞透露他是个军队干部子弟时，大家都吃了一惊。 他不抽烟，不喝酒，寡言少语，一举一动，朴实自然，不虚情假意。他对女生能够关心体谅，不那么孤傲清高，保持距离。女生下去放羊时，他路过女生包总要进去看看，寒暄两句，但从不让女生给自己做饭，待一会儿就走。 最初知青都集中过集体生活，后来为了更好地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知青们都分散到了贫下中牧家落户，跟贫下中牧同吃、同住、同劳动。贫牧古勒格家没人去。他家太脏了，里面黑黑的，秽气扑鼻。这老汉掀起围毡就吐痰，有时候吐不准，就吐在哈那墙和毡子上，包里到处都是痰渍。他还有点倚老卖老，喜怒无常，待人冷漠，牧民们都很少理他，连其他牧民的狗见了他们家的人都死咬。古勒格全家过着山顶洞人般的简陋生活。他的丫头又黑又脏，有精神病，儿媳也身体不好。他嗜酒如命，成天喝，一喝就耍酒疯，吵架骂街。平常谁都不去他的包。杜恒昌却选中了下到他的包。 听说这消息后，有知青劝他：老头儿怪癖，家里劳力少，又有病人，生活苦是小事，环境不卫生很容易生病，还是到别家吧。老杜笑笑说：“没关系，接受再教育就是要到这样穷苦牧民家去。” 他与古勒格一家住在一起，不怕脏，不怕臭，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学会了蒙语，很快成为一名不错的牛倌。他坚持人不离群，居然连马也不骑，从日出到日落，步行跟群放牧。他冒着大雪，迎着寒风，踏遍了整个宝日格斯台草场。很快他包养的老弱畜牛群就变了样，不再那么瘦骨嶙峋，并接活了三十多头小牛犊。 杜恒昌还跟古勒格学会了一手木匠活，一有工夫就帮牧民修车，做木箱或削磨自己的风力发电机叶片…… 他拙于辞令，手却很巧。比如他自己用块牛皮做了副护腿，骑马时可以不穿靴子。这皮护腿里插着根木棍，相当于马靴的靴筒，穿脱都很方便，腿脚比较灵活。还有一次去罕乌拉公社买粮食。因为蚊子很厉害，他用白布卷了个圆筒筒，套在头上，挖了两个窟窿，露出两只眼睛，很像美国“三K党”戴的帽子。他自制的这个“三K党帽子”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杜恒昌来到宝日格斯台牧场不久，当地发生了一场白灾，瘦弱牲畜在暴风雪的袭击下成批死亡。他了解到这是棚圈抗风雪能力差造成的，就研究当地棚圈的结构特点，设计出了一种新棚圈，汲取了蒙古包的优点，棚圈朝西北方向是半圆形的，风雪刮过来能顺着半圆的两侧溜走，不会在圈墙外堆积，这样就防止了棚圈被积雪掩埋和坍塌。天气暖和后，杜恒昌带着一伙人修建了几个这样的棚圈，受到好评。但可能盖这种棚圈比较费事，没能在草原推广。 他也发脾气。有一次北京知青宋某跟王向光吵了起来，最后宋某要动手打王。这王向光是知青中岁数最小的，非常瘦弱。杜恒昌眼看着劝阻没用，急了，抄起一把二齿，喝令宋某住手，宋一见杜恒昌怒目圆睁，真生气了，这才不敢再打。 杜恒昌很少发怒，在大家记忆中，可能也就这么一次。 有些男生，由于封建思想作怪，与女生不来往，更不关心。老杜不这样，该关心就关心。一次女生们到扎鲁特旗走场放羊，遇见白毛风，丢了400只羊，特别发愁。老杜专程骑马去看她们，帮她们出主意，想办法。最后终于把羊全部找回。 王向光的衬衣里有虱子，他把敌百虫药粉撒在衣服里杀虱子。正巧那几天要紧急出动“抓特务”，没顾上洗衬衣就穿上了，结果导致磷中毒。头晕乏力，咳嗽、没有食欲。去场部看病，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最后医生不敢肯定地说，只说可能是磷中毒。当时知青们都不相信，只有杜恒昌感觉到了严重性。跑前跑后，张罗着找车，找医生，为他联系看病。到最后，王向光已发展到不吃不喝，瞳孔缩小，呼吸困难，幸亏老杜等人及时给他送到医院，才避免了更危险的情况发生。 下乡不久，杜恒昌就被推举为宝日格斯台牧场革委会的常委。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造成他的右小臂骨折。 那是一匹白青马，小有名气，曾被卖到外地，走出几百里后它从卡车上跳下来，自己又跑回牧场。这个马非常暴烈，喜欢前腿腾空，站立起来，嘶嘶吼叫。分给了北京知青谢小琴，她骑不了，杜恒昌就跟谢小琴换了马。结果有一次这匹烈马前腿腾空时，一蹄子刨断了杜恒昌的右小臂。 场领导一再动员他快同父亲联系回内地治胳膊。可老杜没告诉父亲。他就在当地接好了断骨，场革委会副主任刘凡特地请他到自己家里养伤。 后来父亲从来信中发现杜恒昌的字迹大不如前，反复追问。杜恒昌这才说他右小臂骨折，改用左手写信。然而他没料到当地医疗水平低下，接错了骨位，导致了他右臂肌肉萎缩，小臂只有鸡蛋粗，仅能提起7斤重量。 骨头折断，为什么不回内地去治? 用老杜的话说：“为这点伤跑上千里地去治疗不值得。人家牧民跌伤断骨，不都在这里治吗？至于我的手，只要它将来还能劳动就成。”以后，老杜跟人聊天时，常常探讨骨伤。他曾找赤脚医生郑桂媛询问过：按照蒙医的说法，给一头羊宰了后，把接错骨的手臂放进羊肚子里，过一段时候，骨头就会自己松开。这可否当真？ 赤脚医生告诉他，不可能！只能动手术。 知青们都闹不明白，骨头接错了，老杜为什么不回北京治疗？既不是没时间，也不是没钱。 可能老杜的父母当时都去了干校，不在北京，他回北京连个住处都没有；也可能是受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主义教育影响，觉得这算不上重伤，没必要浪费时间治疗；还可能是工作忙，各项工作一个接一个，哪里都很需要他…… 场领导见他的胳膊畸形了，正好有一批良种牛犊要从呼市接回牧场，就派杜恒昌和接牛犊的同志一起去，顺便让他到呼市医院治疗一下。可杜恒昌到了呼市大黑河种牛场，就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整天忙于调教这批待运的淘气牛犊。他左手拿鞭，右臂被白绷带吊在胸前，天天在郊区的旷野奔走。来呼市一个来月，去了几家医院检查，都因为要他留下住院而作罢。同伴也劝他留下。老杜还是那句话：“算了，我的手能干活就行。现在工作很忙，没心思住院治。” 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有负担。一次放牛的时候，他呆呆坐在草地上，默默流泪。无意中被同伴陈力民发现，后来在怀念文章中写道：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杜恒昌第二次流泪。第一次是他解马缰绳的时候，被马刨伤了右臂。当时，他只‘啊呀’了一声，用左手握着伤臂，咬牙忍受着，只是大滴的眼泪不住地滚落，连额头和鼻端也浸出汗珠。他有极强的忍耐力，是条硬汉子。但他这一次落泪，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 胳膊残疾了，还总疼，怎么不让杜恒昌愁绪满怀，心情沉重？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全身心投入工作。他陪着这批牛犊，风餐露宿，回到了宝日格斯台草原。这批小牛犊，一头头活蹦乱跳，活泼可爱。而杜恒昌又黑又瘦，胸前还吊着那只半残的胳膊。 场领导听说烤电能治疗骨伤，想让他去盟医院烤电，他没同意。见他手臂残疾，又打算安排他留在场部机关工作，也被拒绝。他返回了泰勒木，经常把沙袋缚在右肘上，锻炼臂力，希望能尽快恢复右手功能。 杜恒昌平时说话不多，更不爱说漂亮话、空话、大话。跟人交往时，对方不论是领导还是群众，他都很礼貌，毫无北京知青的傲气。他越不张扬，越引人注目。不久，他就被推荐参加了西乌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讲用会”。独臂北京知青冯启泰也参加了此会（在帮一位蒙古族老大娘搬家时，马车翻了压断一条胳膊，因治疗延误，回北京做了截肢。伤好后，拒绝了有关部门让他回北京工作的安排，重返草原，克服了很多生活上的困难）。杜恒昌听完冯的事迹，立即扔了自己原来的讲稿，上台只讲自己的差距和不足，表示一定要向冯启泰学习。 回牧场传达大会经验时，场领导要杜恒昌按最初的讲稿介绍一下自己的事迹，不要总讲别人，可他还是只讲冯启泰怎么怎么不简单--因为他自己胳膊残了，最知道少一条胳膊有多么不方便。比如，这蒙古腰带就很难系。 他为人厚道。对别的好人好事，发自肺腑地敬服，毫无嫉妒心。他能受到重用是靠自己的苦干和磊落的人品，不是靠打压别人，踩着别人往上走。 1970年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管了宝日格斯泰牧场，杜恒昌和他的战友们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几天几夜没睡好觉。老知青们成为各连队的骨干。杜恒昌被分到了四连担任副指导员。 在茫茫的草原深处，杜恒昌率领一批战友担负起了建设四连连部的前期准备任务--打井。入冬的草原，地冻得像钢筋水泥，杜恒昌右手残疾，还硬抡大镐。冰天雪地之中，他头上冒着腾腾热气，不一会儿绒衣就湿透了。因用力过猛，他那只残臂常常不由自主地痉挛，错接部位红肿起来，可老杜在大伙面前若无其事。只有晚上当同志们都已酣睡后，他才默默地用左手揉搓右臂。 由于刚刚建点，加以大雪堵路，交通中断。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粮食供应有点接不上。再加上战士们都是强壮小伙儿，干一天重活，吃饭狼吞虎咽，炊事员又没经验，做的饭菜常常不够。吃饭时，杜恒昌从来都让别人先盛先吃，等别人都吃上了，自己再吃。如果饭不够，就不声不响地溜走。有时，炊事员要再给他做一点时，他总说：“算了算了，我饭量小，已经饱了。”有时候见菜少，他就自己找来两个辣椒，里面放点盐，放在火上烤热，就着吃饭。别人过意不去，要给他碗里盛点菜，他不让，说：“我就爱吃咸辣椒。” 饥肠辘辘的时候，还能把食物让给别人，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老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绝不跟别人抢食，能舍己利人。 杜恒昌和他的战友们用大镐一下一下终于打出了四眼水井，他们在茫茫草原上站住脚了！到了春回大地时，他们在这里迎来了一批批新战士。 杜恒昌虽是副指导员，平时却很少呆在连部。吃的饭跟大家一样，并自己到伙房打饭；住宿与木匠住在一起；每天都下去跟兵团战士一起劳动。尽管连里给他配备了马，到40里外的团部开会，还常常步行，练他的“铁脚板”。 你要在连部找他，有个规律：什么活儿最重，什么活儿最苦，他肯定在什么地方。 老杜对战士，不骂不训，温和体谅。他看见锡林浩特兵团战士赖玉琴冬天干活没戴手套，就把自己保护右臂的皮袖套拿下来，送给了赖玉琴。呼市兵团战士张实毅跟领导顶撞过，牛连长憋着要整他。杜恒昌特地找张实毅谈心，劝张有意见可以提，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免得自己吃亏。张实毅能感觉出杜恒昌对自己的同情--他心里向着兵团战士。 杜恒昌对弱者、卑微的人从不歧视。四连有个老头儿，姓岳，种菜的，是个盲流，因抽过大烟，名声不好。一些兵团战士瞧不起他，经常戏耍欺侮他，而老杜对岳大爷总是彬彬有礼。 连队团支部归杜恒昌管，在确定首批发展团员名单的支部大会上，有人对王玉芬提出异议，说她出身资本家。杜恒昌据理反驳：“总理说了，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能选择，我们不能唯成分论。”在他的支持下，出身资本家的王玉芬第一批入了团，她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 人们可以发现，老杜尊重出身不好的人是一贯的，从北京六中到泰勒木，再到兵团四连。 杜恒昌不打篮球，却热心地给全连修起了篮球场。他利用下班时间，领着战士们用石头给球场铺了边界线，并在球场两头竖起了篮板。篮板光滑平整，若细心观察，就会发现那是用许多根长长短短的小木棍拼凑成的。其中一块用了22根小木棍，这是杜恒昌本人一钉一木打造出来的。连队的篮球场就这样自力更生地搞成了，四连成为全四十三团第一个有篮球场的连队，小青年们异常地高兴。 可他也有原则，不一团和气。当他看见某女炊事员从工地扛根木头到伙房，打算当劈柴烧时，他当即制止：草原上木头奇缺，不能这么浪费，命令那女生把这根木头立刻再扛回工地。还有一次，外出加夜班的同志回来后，炊事班的人却睡觉了，怎么敲门都没人理，不给做夜班饭。杜恒昌听说后，脸色变了，立刻赶往伙房，用木棒敲着窗户，大吼道：“再不起来开门，给处分！” 全四连的兵团战士们，没有一个说杜副指导员不好。他跟兵团战士一条心，干什么都想着兵团战士。 1971年年底，草原上已是零下30度的严寒。连队要组织突击割苇子。杜恒昌领着战士们背上行李，行军70里，来到了胡吉图苇塘。他自己拣了把别人挑剩下的镰刀，再接上一个长把，直顶到残臂腋窝下，利用身体的摆动，把全身力气传送到镰刀上。苇子很高，里面没有风，杜恒昌脱了棉袄，只穿一件单衣，干得满头大汗。在他带动下，战士们一个个脱得只剩下贴身衣服，玩儿起命来。他们呼出的热气把头发都染白了。只见大片大片苇子，在年轻人的你追我赶中迅速倒下。北风怒吼，苇涛喧嚣都有间歇，但兵团战士割苇子的嚓嚓响声却持久不断。 晚上睡觉前，杜恒昌总要给战士们聊一聊“文化大革命”中串联时的所见所闻。有时高兴了还哼哼一段《智取威虎山》。他虽没音乐细胞，却基本上不跑调。 察哈尔右翼前旗的白荣信（宁田田的同学）说：“我跟杜恒昌一起割的苇子。他胳膊残疾了，干活跟咱们一个样。晚上特别冷，他把被子让给我盖。” 他们住的窝棚漏风，外面围着一层挡风的帆布，可那块帆布不能全围过来，留着一个缺口。杜恒昌就睡在这缺口上。寒流袭来，半夜里战士们被冻醒，杜恒昌起来给大家熬茶。招呼他们喝碗热茶后，趁着暖和劲儿再睡。第二天醒来，他被子上常常压着一层厚厚的白雪，他却满不在乎地说，“在雪底下睡其实很暖和，北极的爱斯基摩人都在冰窟窿里睡。” 一连干了20多天，割下了30多万斤苇子，平均每个战士一天割200多捆，比往常要多一倍，而杜恒昌每天却割300多捆。他们受到了团首长表扬。奇怪了，平时“掰腕子”的时候，战士们常常能赢杜恒昌，但一干起活来，却很难赢。联想到他那条胳膊是半残的，只有7斤的承受量，吃饭右手都拿不住筷子，得用叉子，战士们就很不解，副指导员哪儿来的那么大劲？ 四连的墙报上写着一句话：“流尽血、流尽汗，剩把骨头也要干！”用来形容杜恒昌可以说是最贴切了。 为搞好连队基建，就地取材烧石灰，他利用外出机会，漫山遍野地寻找含有石灰岩的石头。宝日格斯台的连绵大山几乎全被他爬遍了，选出了30多种标本，拿回连队的伙房烧炼检验。他还学会了一套泥水活，定线位、挖基槽、上大檩、安门窗，样样都能。人们还都记得，雨过天晴，杜恒昌总穿着长筒大胶鞋，在工地上的泥巴里来回奔走，指挥调度。 后来，上面给连队拨来了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他又当上了铁匠，给这些机具修配零件。他经常同机修排的战士一起抡大锤，把烧得通红的铁块打成各种形状。◆杜恒昌与弟弟妹妹最后的合影他一贯比较喜欢铁工杂活儿，自己有工具箱，有空依旧琢磨着风力发电机的零部件。 1972年春节前杜恒昌回家探亲了。他从1967年底离开北京后，这是第一次回家。当时父母都在贵阳“五七”干校。探亲期间，他也不忘自己的连队。当听说贵阳近郊的民房修得又坚固又便宜，他多次到郊区农村实地考察，仔细了解那些民房的构造、用料、建筑技巧等细节，希望能学过来，在大草原上推广。 探亲假到期了，他一天不多呆，准时返回。路过北京时，与几个中学同学见了面。那几个同学希望老杜多呆一天，请老杜吃饭，故意给他灌酒，想让他误了火车，却被他识破，在火车始发前，准时赶到了北京站。 原四连司务长王大堃感慨地说：“我因为老父亲身体不好，探亲回家超了假。指导员批评我说：你看看人家杜恒昌，比你晚走，可比你早回来……老杜这人私心少，我真的很佩服，你就挑不出他有什么毛病。”
杜恒昌自己出钱买了有关风力发电的书籍、手摇钻、台钳等工具，并绘制了一张张设计图纸。他用自行车的电滚子当发电机，自己削磨出了木制的螺旋叶片。经过一番努力，宝日格斯台第一盏试验性的风力发电的电灯亮了！尽管灯泡很小，光线微弱，没有实用价值。之后，杜恒昌进一步研究怎样增加风力发电的功率以及电能的储藏。 可以说，在当时的牧区想搞风力发电的人不少，但真正付诸实施的是杜恒昌。这跟他个性爱好有关，他非常喜欢自己动手做点小东西。空闲时间，他不大爱看书，就爱动手搞点发明创造。 1971年底，北京很多大学来西乌旗招生。杜恒昌被大家一致推荐上大学。但他拒绝了。他说：“草原就是我最好的大学，我还到哪里上大学呢！”于是吴晓明就顶替了杜恒昌，上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972年5月5日，四十三团二连发生了大火，很快蔓延到四连。团部齐副参谋长指示：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火势挡住！ 杜恒昌当时正在地里检查春播，闻讯后，立刻奔赴火场。 救火时，在洼地形成了一个旋风带。杜恒昌从烈火中冲出来后，已经跑到耕地里，一看火里面还有人，返身冲回去。在他影响下，好几个已经跑出来的兵团战士也冲回火海，与他一起牺牲。 不同的人对这场救火有不同的看法，但对杜恒昌的表现，大家却看法相同，一致公认他是为了救人而死。如果他自私一点，是死不了的。因为他在牧区生活了四年多，不像那些小青年刚来草原一年，什么也不懂。他是老知青，打过火，有救火常识。以他的年龄和经验，完全可以逃生。他是为了救别人，自动放弃了生的机会。 人烧死后，面部浮肿，完全变形，无法辨认。但杜恒昌很好认，他残疾的右臂非常细，特征明显，被战友一下子认出。 真是晴天霹雳呀，刚才还活生生的副指导员，现在变成了沙土、石头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大家还记得，就在昨天召开的纪念五四青年节的联欢会上，战士们吆喝着让他唱歌。他脸红了，不好意思面对大家唱，就面对着墙唱： 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 笑洒满腔青春血，换得全球幸福来。 一些女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她们回忆起前几天播种加夜班的情景，等播种机走后，大家都在打盹。草原5月份的夜里温度很低。杜副指导员总是来回巡视，也不休息。见谁没披大衣，就让谁把大衣披上。播种机快来了，他对王玉芬说：“王玉芬，醒醒吧，走一走，别冻坏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出身不好又缺少亲情的王玉芬深受感动，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 还有人回忆起曹燕生丢中央文件的事。那是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曹燕生走出蒙古包时不慎被大风吹跑了手中的揭批林彪罪行的绝密文件。杜副指导员听说后立即亲自领着人在草原上寻找，直找到半夜也没找到，他的帽子耳朵上染满白霜，急得说不出话。等第二天白天战士们继续寻找，终于找到并报告他时，这才放了心，长舒了一口气。他实在是为出身不好的曹燕生担心啊，当时揭批林彪不许五类分子参加，非常强调保密，弄丢了文件，百分之百要吃家伙。 女生们哭泣说：要是用我们这些人的命去换回副指导员的命就好了，我们心甘情愿。一个换一个，我们不配，但我们十来个女生去换副指导员的一条命，总可以吧！ …… 虽然战士们希望能用自己的命换回杜副指导员的命。但个别家属们却对杜恒昌横加指责，甚至骂他，往他的墓碑上吐痰，嫌他把自己的孩子带进火海。 他们认为杜恒昌是个成年人，连队领导，难逃其责。他们不知道是团部下的“不惜一切代价挡住火”的命令，是牛连长下的“火都来了，还不快上”的命令，杜恒昌自己没说一句话，他仅仅是个执行者。 尽管有些烈士家属误解他，但当地广大牧民心里有数，他们了解杜恒昌的为人，明白他没有一点坏心眼儿，他只是坚决地执行上级命令，如果事先知道会烧死这么些人，他一定会采取措施挽救大家的生命，哪怕献出自己的另一条胳膊及…… 开追悼会的那天，牧民们骑马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黑压压的一大片。他们都是冲着杜恒昌来的。烈士陵园附近，漫山遍野是上着马绊的马。他们的话不多，反复重复着同一个词儿：“亚布敦杜恒昌！” 蒙语“亚布敦”的意思是忠诚老实。连里有人总说老杜太傻，太老实，私心太少，总吃亏。仔细想想，他有伤不治，有马不骑，有名不要，有学不上，直至自投火海，确实有点傻。但大家喜欢他，尊敬他，也正因为他这傻劲儿。连里几个北京的老知青王大堃、刘海虹等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牧民们对兵团干部的意见一大堆，可一提起杜恒昌，都竖起了大拇指。 “可惜呀，这个北京知青将来能当大官儿！” “啧啧，冯启泰献出了一条胳膊，他献出了一条命！” “不对，他也为草原献出了一条胳膊！他那胳膊只是个样子，实际上残废了。” “他弄的风力发电机到了也没搞成，可花了他不少钱哪，啧啧！” “多好的后生呀，什么时候都是笑眯眯的！” 原宝日格斯台牧场农业分场负责人，80多岁的张文也说：“如果杜恒昌不死，现在肯定是个大干部了，那人特别稳，说话做事、对问题的看法，都和一般人不一样。杜恒昌刚到时，我在场部当管理员。杜开会发言不多，但对有些问题看法很深。这死难的69个青年人里，没准将来有能当总理的，这个人最可能就是杜恒昌。” 当总理肯定没戏。老杜不善辞令，嘴巴不跟趟。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杜恒昌肯定要参军入伍，现在肯定是个军官，绝不会来内蒙古，也绝不会被烧死。 呜呼！呜呼！ 烧死69个兵团战士的事轰动了全内蒙古，也惊动了党中央和周总理。但在当时，这么一件大事却没有丝毫报道。只是这年的初冬，也就是1972年11月3日《内蒙古日报》第一版发了一篇通讯《雄心壮志冲云霄--记扎根草原边疆的北京知识青年杜恒昌》，花了大半个版面介绍了他的事迹，提了一下这场大火。 到今年，杜恒昌已经去世37周年，他的样子已经模糊。全内蒙古知道他名字的人寥寥无几，基本上被人遗忘。可是原内蒙古建设兵团四十三团四连的兵团战士们，原西乌旗的北京知青们，原北京六中的老高三同学们，在心底深处都还保留着对杜恒昌的记忆，他们忘不了自己的老战友、老大哥、老同学--一个26岁就把生命献给了内蒙古大草原的北京知青，这辈子连个女朋友也没交过。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 杜恒昌，你消失在大火中的身影永远美丽年轻。
（本篇文章原载《传记文学》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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