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与党史——《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感

徐友渔

来源：《記憶》  2009年1月11日第2期

    在读此书之前，听朋友说，它算是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中较好的一本，其中包含了一些新材料。在阅读过程中，的确感到本书的特色和长处，是披露了一些新材料，以及对于某些史实的辨析和纠正。不过，我一直主张，写书评最好能提出批评意见，赞扬的话一般而言意义不大，所以我愿意表达的，还是批评性意见。

我的总体感觉是，本书作者未能把自己放在撰写大部头历史著作的地位，没有充分体现出自己是在撰写国史的心态。本书表现出来的，是党史工作者对于党史中若干事实辨析、讨论和澄清的态度。我深知，要表达我的这种感觉很困难，因为，在中国这种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基本情况可以说是：党就是国，国就是党，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情况更甚。但是，不论怎么说，历史学家和党史工作者的问题意识、观察视角和话语方式，以及不经意间的情感流露，还是有差别的。

一些评论者颇为看好以及作者本人颇为自得的，是本书导言中提到的，读者“可以在本卷中看到若干带有专题性的考证，单独提出就是一篇新观点或者新史料的论文”，在较长的例子清单中包括这样的问题：

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吗？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少将为什么被逼死？

公安部长李震少将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委员参与和预知了抓“四人帮”的行动？

我觉得，这些问题在党史辨析的范围内是重要的，需要特别着力研究，而在国史范围内其重要性会降低，不应将其视为一部历史著作的亮点。比如第一个问题，“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吗？”我们这些党外读者主要感兴趣的是两派政治力量无所不用其极地角力，抓住一切机会攻击对方，其理由或借口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不是真实的，弄清历史真相是必要的，但着力程度、篇幅并不需要那么大张旗鼓。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意识形态宣传说，党内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中国未来命运，因此其中的任何细节都至关重要、含糊不得，后来我们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特别是其中的某些说辞或烟幕，不弄个水落石出天也不会垮下来。老实说，我在读这些情节时是很感兴趣的，但同时也感到作者缺乏一种历史学家论述时的距离感。历史学家阐述事实时应该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姿态、旁观者的口气，不应显得是问题中人、是非中人。

这样的问题在全书的叙述口气中比比皆是，以下是一些例子。

第35页：“还有些智商低下的造反派人物，胡搅蛮缠地质问……”，这里，不宜对历史过程中的一派政治力量用“智商低下”、“胡搅蛮缠”等色彩过于鲜明的贬义词，作客观的叙述就够了。

第47至48页，在说明造反派时使用的语言是“造反起家”、“把持权力”、“造反组织的头头”、“名噪一时、权势倾人”，而在第169页描述周恩来时使用的语言则是“殚精竭力，呕心沥血”、“大智大勇、无私奉献”，我以为，历史学著作应该使用中性语言来叙述事实，这毕竟不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揭发批判“三种人”和赞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文章。

第220页，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一个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实现个人野心的政治帮派”，说江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说张春桥“老奸巨滑，工于心计”，说姚文元“是文化大革命的笔杆子和金棍子，执掌舆论工具，专司理论发难和摇旗呐喊”，这些用法沿袭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化大批判传统，是不该出现在一部严肃、有分量的历史著作中的。至于第一句“结成了一个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实现个人野心的政治帮派”，则是党的决议的提法，我怀疑作者会附和这个说法，至少，作者应该知道相信这个说法的人不多，不应该作为一个公认事实表述。

最后指出两个技术性的小问题。第7页说梁兴初是成都军区政委，他实为司令员，政委是张国华。第699—700页说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分为4个小组，“第三小组组长高云江，负责解决江青。第四小组组长滕和松，负责解决江青。”这里显然有笔误或排印错误。

 

不合时宜的革命——《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杂感

赵诚

来源：《記憶》  2009年1月11日第2期

    史云、李丹慧所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所述的时段是1972—1976年。总的印象，作者力求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一本全面论述这段历史的有价值的史书。学者独立修史是一可喜的事物，目前高层档案不开放，能够写成已是难得。

但这本书也有一些重要细节未能直书，以至让人在一些问题上仍有不得要领之感。如1972年5—6月间为什么毛让周主持批林时，要周谈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后来1973年11月在周绝症缠身的情况下，又有了借中美交往中的事，找碴开了“帮周会议”。使周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极大摧残。书中讲了毛、周对文革态度有区别，周在林彪事件后拿回了原来由军方掌握的部分权力（如对一些企业的管理权），解放一批老干部，客观上势力坐大，中美交往中在国际露脸，这些都让毛不快。但关键处还是让人有些读不明白。如江青为何在“帮周会议”说“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高文谦谈到，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后，1972年2月大病时曾当江青面向周恩来表示，“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由你办”（《晚年周恩来》369页），这个曾有传位给周的表示这样的关键情节。不知作者是故意回避还是无意疏漏。

在1972年5月12日医生发现周恩来患癌症后，毛不让手术，也不让告诉本人和妻子，1973年2月周恩来出现血尿后，瞒不住了，才对周告以实情，但仍不让手术，3月医生在为周做膀胱镜检查时，“抗旨”冒险自作主张悄悄做了膀胱癌原发灶烧灼术（《晚年周恩来》513页），但为时已晚。本书对此事，有客观描述，也有语焉不详。说“1973年1月13日，周恩来‘因膀胱出现血尿，病情持续恶化二个多月，到了3月10日才得以进行最必要的治疗’”。这段话如没有《晚年周恩来》中所述作为参照，就让人无从理解。本书说：不让手术说是因毛“对医生有偏见”，（《难》221页），这有些画蛇添足。就从共产主义理论来说，人权是共产主义者们一起步即追求的目标之一，马克思在1864年为第一个跨国社会主义运动工人组织“第一国际”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中明确宣布，“他们（各国工人代表）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版16页）一个20世纪后半叶的执政党，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会的大国，领导层之间的关系搞成与传统帝国的君臣一样，甚至比那种关系更糟糕，党内高级领袖的生病、看病，本人和家属都无知情权，无治疗权。在制度上，一个最高领袖不但掌握着其他同志的政治生死，还掌握着生理生死。没有基本人权，不遵起码人道，这不是一个以建立人间天国为理想而奋斗了一生的那代共产主义者的悲哀吗？这个现实与他们为之奋斗的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天国又相距何其遥远呢？无论毛是出于何种考虑，但这种没有人权的制度本身就是黑暗的，反文明，不人道的。难道这还需讨论吗？我想作者的史笔走到此处时，语焉不详，也许有其苦衷，但在判断事情性质上，不必遮掩。

本书对文革中国家经济建设书写较为全面，也不同于以往，提出了1966到1968年落，1969到1973年起，74年再落，75年又起，76年再次跌入谷底的“三落两起”，并详细介绍了三五计划的完成情况和“四三方案”（即当时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技术的情况），并对三线建设的成就和得失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述。本来在二战后，计划经济就不是一个最优模式，苏联东欧的粗放的短缺经济其缺乏竞争力人所共知。书中也谈中国在经济大量增长的时候，经济效益是不高的。本书中也可看出其实我们学苏联的计划经济，也没把计划经济学好，经常是不顾计划的瞎指挥，造成了建设中大量浪费。中国的建设是在一个农业国基础上进行的，资金和技术在产业上的投入必然会有产值的较大增长，特别是新技术的引进，会使经济发展更快，原因很简单，利用自然资源效率提高了。最近30年经济高速发展，除了体制上的变化外，大规模的新技术引进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毛泽东要进行自己乌托邦的理想实验，又要同苏联争老大，所以常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本书作者高度肯定毛泽东1964年在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反对先顾人民生活兼顾建设的方针，坚决优先进行三线建设（国防工业）的决策。而且认为这为改革开放后今天的中国东西部差距没有更大做出了贡献。这种说法本人不敢苟同。从观点上说，这基本上是国家主义的观点。大饥荒后，人民生活很困难，1964年制定“三五计划”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支持的陈云等主张先提高人民的生活，“抓吃穿用”，再量力发展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这是较合理的主张。除非战争迫在眉捷，首先解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进行国防建设，这是比较合理的。本书否定陈云等一线领导的共识，赞成毛坚持先在三线上投资的决策，认为这填补了西南历史无国防工业的空白。我认为这个空白原来就有人想填，抗战前夕蒋介石政府也搞了一个资源委员会，基本思路是重工业，国防工业国家来办，准备在大西南进行国防工业建设，当时经济力量有限，七七事变战争爆发了，但也还是迁了一些工厂到这些地方进行生产。共和国建立后，如果中国认真地学习苏联，认真学习计划经济，没有大跃进，到1964年时，中国也有一定的国力搞些国防建设了，退一步说，就算1964年没在三线上大投资，以后量力而进，西南总是要建设的。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还不让人民改善点生活，还不顾人民死活，不要黄油要大炮，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国防工业的建设，迟早总是要进行的，但这和海湾战争并无因果关系，用江泽民1991年讲话（《难》279页），用海湾战争来肯定1964年当时的决策，缺乏说服力。印度没饿死人，现在卫星也上天了，核武器也有了，甚至还有航母。当然他拥有核武器对世界消除核武器前景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其实当年中国生产那么多军火，除了援外，没什么大用场，过剩的军火生产能力，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下，许多军工厂至今不能成功转轨，我个人认为至少在1964年，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决策。当时，应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正确。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战犯的审判，联合国的建立，都为一个新的国际时代开启了大门。世界相对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国际关系在原有国际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国际法体系的时代。联合国为主的多边条约体系在这个国际法体系上，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美国、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又对世界有很大影响。二战结束时，美苏双方势力范围的划分，形成东西方两大集团。苏联1949年也有了原子弹后，冷战中两大集团处在恐怖的均势中，争夺是在中间地带，在这种情况下，美苏之间充其量是局部战争。1950年代后，美苏领导人心里都清楚，全面战争意味着共同毁灭，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多年视古巴为眼中钉，但也没有用武力拿掉，柏林在苏占区东德境内，二战后苏联几次想把美国和英法赶出西柏林，但都未能成功，也只好维持对柏林四国占领，不得不承认西柏林的存在。说明战后的国际关系中有些规则大家还是得遵守的。

二战后世界在经济上已进入一个以美元为中心、金融相对稳定的全球大市场的时代。这个时代，世界国际化，经济上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关贸总协定下，几轮谈判，全球一体化的规则体系日益完善，自由贸易已成主流。斯大林战后曾想接受马歇尔计划，美国提出自己的条件后，苏联不满，后又阻挠东欧接受马歇尔，成立经互会，才提出两个平行市场说。但就是这样，苏联和东欧也不能不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如果正确判断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并施以理性的外交，国家基本上可保和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可以有很好发展。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政权灭亡了，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亡，反而在经济上都有发展，过了恢复期后，人民生活比战前都有改善。欧洲以宿敌德法为轴，建立从煤钢联营到共同市场、共同体等，和平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东亚四小龙就是搭上这班战后世界大发展的车才得以起飞的。印度这样的南亚大国，一直采取坚持不结盟政策，也没有因为经济上采取社会主义模式，同苏联关系较好，而面临美国的军事威胁。南斯拉夫曾是苏联阵营的一员，因不堪斯大林控制，脱离苏联阵营，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善待。赫鲁晓夫当权后，南苏两国关系改善，但南一直在外交上采取中间道路，成了不结盟运动的核心国家，其运动的主要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外交政策得当，南得到了东西方两个阵营援助，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从1945年到1980年铁托去世时，国民生产总值年递增率达6%，每11年就增加一倍，人口从1948年普查1577.2万（1953年世界知识手册）到1981年2235.2万（1982年世界知识年鉴）增长了近42%，人均收入从1945年100美元增加到1981年2789美元，居世界第36位。铁托在世时，南斯拉夫就与30多个发达国家，入境相互免签。南公民可持护照随便出入这些国家。南解体后，未经战乱的斯洛文尼亚，2005年人均总产值已达17008美元。中国至改革开放后，到1980年代才提出战争是可以争取避免的，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才讲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领导层才真正开始从角色上进入和平建国的新时期。这时，世界已基本和平了40年。

回首看，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不是没有改善关系的余地，是毛泽东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又介入朝鲜战争，才导致中美关系全面恶化。这都与毛对时代的判断失误（认为是帝国主义走向总崩溃）有关，到1973年，中共十大时，此调仍不改，还加上“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判断。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改变了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提出可以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新路线，1954年对奥和约，日内瓦会议，都是这一战略调整。中国也参加了日内瓦会议。本来，会议的主旨是按北纬17度线划分南北越之界，各自进行和平建设，但越南北方对此没有满足，日内瓦会议后长期在南方进行游击战争，实行战争统一政策。最后导致美国为了“抗击共产主义扩张”，从对越南的特种战争扩大到局部战争。本书中记述了中国全力援助越南，付出了大量经济军事援助，还加剧了和美国的对立。大量援越、援阿尔巴尼亚都没有得到感恩，最后当中国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调整对外政策时，他们都翻脸不认人。从战略上说，由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这些外援耗费了大量国力，国内国际都恶化了中国和平建设的环境，从国家利益上说，实为不智，为中国外交之败笔。

在柬埔寨问题上也是如此，毛给即将掌握柬埔寨大权的波尔布特的鼓励和周对红色高棉领导人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的肺腑之言成了鲜明对照，（《难》159页），中国支持的波尔布特掌权后，马上把中国的话当耳旁风，连毛都未料到，在中国承诺礼遇西哈努克亲王，但西哈努克一回国全家立即被软禁。张春桥在波尔布特掌权后，去柬埔寨传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难》159页），这和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屠杀大量城市人口和华人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有无关系也值得探讨。中国大力支持东南亚各国的武装斗争，这究竟合不合时宜，完全可以进行充分讨论。毛对马来西来总理讲，他就是要支持马国的武装斗争反对派，这是典型的毛时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把时代判断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的时代。这一判断，完全不符合二战后的实际情况，所以外交领域按毛的这些错误判断制订政策时，总是败笔。从中苏翻脸，支持亚非拉，到对越对阿，无不如此。后来连毛也承认不和美国人员来往，不搞小生意是不对的。（《难》85页）而当毛采取务实的对外政策时，如中美关系改善，不但使新中国进入了联合国，还使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与中国建了交，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中美关系的改善，西方国家与中国纷纷建交，才有了1973年1月的“四三方案”。这个方案是自苏联援建156个大项目后，新中国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现代工业设备的引进。这是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一次重大事件，也为经济对外开放进行了最早的奠基。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已关注到台湾划出自由贸易区、增加吸引外资和出口的办法，颇为欣赏（《难》292—300页）。这说明如不是毛的不合时宜的革命，中国领导人采取务实的内外政策并不是不能融入世界的和平发展大潮中去的。即使毛继续维持其乌托邦的革命，也还是同意了“四三方案”，说明只要毛不在其乌托邦的天国里狂想，只要回到现实中来，面对一些国家的问题，领导层中还是有大量务实的人能提供正确国策的。而毛采取在国际上务实的对美政策，正是中苏交恶的孤立局面而逼出来的。这局面是毛自己前二十年采取对苏“一边倒”，与苏结为军事同盟，以后又与其产生意识形态分歧并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造成的。1969年珍宝岛之战后，毛“满腹忧虑地说‘我们现在孤立，没人理我们了’。”（《难》106页）这是毛被迫对美采取务实外交的前提。

其实通过本书还可看出，毛只要进入务实层次，头脑和气度的确有过人之处，比如对美关系的调整，对日和解时，主张中日长期友好下去，没有在枝蔓问题上纠缠，确有大开大阖之度。本书行文中，对中国打美国牌，向美国打苏联牌吊美国的胃口等，都用正面口气，反之，对美国向中国打苏联牌则口气反感，我觉得史家可更超脱一些来谈这些国际往事。

另外，本书180页在描述1973年5—6月基辛格访苏时，勃列日涅夫向他建议：苏美共同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又提到“在1964年中国原子弹即将试验成功之际，美国约翰逊总统也曾向苏联提出过相同的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建议，那时被苏联拒绝了”。这句话出自什么文献，应有说明。

走笔至此，可能批评得太多了。其实不论观点是否有可商榷之处，本书作者力求真实全面记述这段历史的意图还是清晰可见的。文艺复兴时代，新历史编纂学是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历史学派就是对历史进行真实的还原，剔除掉中世纪历史中的神话和虚假的传说（剑桥世界近代史1，1999年版96页）。今日中国民间修史之风渐炽，理性地、现实地还原真实历史，乃是中国走出中世纪阴影的一个自觉的人文活动。

 

                                                                     2008年12月12日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