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成長記憶——知青文學的特殊屬性
作者：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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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成長記憶——知青文學的特殊屬性
作者：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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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成長記憶——知青文學的特殊屬性
一「移民」屬性 知青上山下鄉事實上就是成千上萬擁有城鎮戶籍1的青少年，離開原居地與親人，遷徙到異土他鄉的農村、邊疆，落籍（戶籍）為當地的「新居民」。由此可說，在城鄉分治的歷史背景下，知青上山下鄉就是一種特殊的移民現象；而反映知青生活經歷的知青文學事實上也就是一種別具移民屬性的文學。 一般移民文學的特徵如生活環境改變、身份轉換、文化認同，以及文化的衝突、人生的何去何從等，在知青文學中的表現十分明顯。在知青文學作品中，我們更可輕而易舉地發現鄉村物質生活、文化環境乃至心理境況的極大落差變異，給知青們造成的影響痕跡。在知青文學的創作中，新的人文思考與書寫往往糾纏徘徊在原鄉與異鄉的文化畛域之間，以及身份認同、群體認同乃至語言認同之間。而在經歷過異域（鄉村與邊疆）文化衝擊/洗禮之後，知青文學的作者們似乎試圖通過將自身個體/群體特質融合進鄉村的文化屬性和文化身份的努力，尋求/實現一種超越地域身份的精神歸屬。因此，在知青文學的內部視域（醞釀與創作）中，往往體現出基於異域（鄉村與邊疆）文化生存體驗與經驗的文化吸收、交融、同化、異化；而在知青文學的外部視域（閱讀與評論）中，則體現出基於異域（鄉村與邊疆）文化生存體驗與經驗的文化審視、觀察、比較、省思。 移民研究學者指出，整個移民遷徙（包括回歸）通常經歷六個階段：一，啟程上路；二，抵達目的地，受到陌生環境沖擊；三，接觸當地文化，逐漸由觀察者轉為參與者；四，參與的深入與逐漸適應；五，深度適應；六，回歸原居地，必須重新適應。2每一個知青的經歷，幾乎都與上述六階段完全吻合。而這六個階段在知青文學中也都得到頗為充分的體現。如賀敬之的〈西去列車的窗口〉：「你可曾看見：那些年輕人閃亮的眼睛，/在遙望六盤山高聳的峰頭？/你可曾想見：那些年青人火熱的胸口，/在渴念人生路上第一個戰鬥？……」與郭路生的〈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我雙眼吃驚地望著窗外，/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的心驟然一陣疼痛，一定是/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這時，我的心變成了一隻風箏，/風箏的線繩就在媽媽手中……」二詩的價值觀念完全不同，卻都很能體現不同時期不同情境下的「啟程上路」。田太慧〈十七歲的夢〉：「一上去,一陣黴臭和農藥味撲鼻而來。房梁上,蜘蛛結了無數的網；樓板上，堆著老鄉還未搬完的糧食等雜物。我完全呆住了,不相信地問自己:這就是我將要開始的兵團的生活麼？」3陳村〈藍旗〉：「喧鬧過去了，草屋格外寧靜。泥地在吸吮著潑去的冷茶。村子裡狗吠聲。油燈的光，將我的腦袋放大，投在坎坷的潮濕的土牆上，看起來像個多瘤的怪物。有點想家。」4二文所抒發的情感狀態很不一樣，但都傳神地反映出知青初到下放地所受到的心理沖擊。張曼菱〈有一個美麗的地方〉中的女知青，也是從不會幹傣家活，一身「軍裝綠」，漸漸通過「依波的筒裙，姑娘小夥的對歌」，接觸當地文化，開始學著像傣家人一樣地生活，用色彩豔麗的床單裁成筒裙，戴上漂亮的耳環，頓時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傣家姑娘——由觀察者轉為參與者，最終受到傣族鄉民的接受。從史鐵生、張承志等眾多知青專業作家的小說與更多知青業餘作家的回憶錄/網路文章中，可以頗為全面地了解知青是如何深入參與當地文化，並逐漸適應乃至深度適應的過程。而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梁曉聲的〈雪城〉、鄧賢的《天堂之門》等小說，則從不同層次與階段反映知青回歸原居地後如何艱難地重新適應。 一般移民文學中所突出表現的「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5，在知青文學中不僅同樣顯著而且更有其特殊表現。所謂「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指移居他鄉的人由於物質與文化環境條件的改變，導致產生在生存適應與文化適應上困惑及困難的焦慮情狀與心態。在文革上山下鄉高潮如1968-1969年下鄉的知青，或許在革命激情澎湃時期尚不會普遍出現「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的情狀，但一兩年後（尤其是林彪事件後），「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便漫延、籠罩了知青群體。七十年代下鄉的知青，幾乎是從一開始「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就如影隨形，纏繞著知青的人生。 一般的移民文學、尤其是海外移民文學所反映的移民，其移民動機大都是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環境與條件，因此，基本上是自動、自覺、樂意踏上移民之途的；到了陌生的他鄉異土，雖然免不了會有「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的情狀，但也往往會有「希望/幸福在前」的心態。與之相反，知青下鄉大多是非自愿自覺更非樂意的，知青的下放地，不僅陌生，生活環境與條件更遠不如原居地，因此反差對比的沖擊更大；而且，知青的前途茫茫，絕沒有一般移民「希望/幸福在前」的心態，由是，知青生活中的「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遠非上述移民可同日而語。這種「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在知青文學中呈現的濃郁與強烈度也遠非一般移民文學可比擬。 文革時期產生的知青地下詩歌與流行歌曲，已是同步且頗為充分地體現出知青的「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文革後的知青文學中表現傷痕與控訴、人性與原欲的作品，以及眾多的回憶錄與網路文學，對「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的反映亦甚為普遍。在這些作品中，知青的「生存焦慮」固然體現為物質環境與條件的貧困、惡劣，還體現為錯綜複雜甚至險惡的人際關係——包括知青與知青、知青與農民、知青與幹部、知青與家長等等。這樣的「生存焦慮」，在盧新華的〈傷痕〉、竹林的《生活的路》、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葉辛的《蹉跎歲月》、甘鐵生的〈聚會〉、陳村的〈藍旗〉、張抗抗的〈白罌粟〉、王安憶的〈崗上的世紀〉、鐵凝的〈麥秸垛〉、老鬼的《血色黃昏》、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嚴歌苓的《天浴》、林梓的〈水魘〉等，莫不得到頗為細微、充分且深入的表現。而「文化焦慮」更多是緣自城鎮文化與鄉村文化的落差與沖突，以及知青文化身份的失落與異化。相比之下，「生存焦慮」或許還有可能會得到暫時沖釋、逃避（如回城探親、串點訪友），「文化焦慮」卻是無時無刻困擾著知青。上述作品中的知青，無不深受「文化焦慮」的困擾甚至吞噬。陸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陽》中的知青積極分子謝平，最終不得不拋棄自已的文化身份而與邊疆極度落後惡劣的環境同化，更是一典型的例子。 在當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政治宣傳中，一個重要的主張就是號召「有知識有文化」的知青將知識文化帶到鄉村、邊疆，以期消滅城鄉差別。然而，知青本身的底氣不足——知識文化有限、自覺性積極性缺乏，以及從學生（紅衛兵）時代帶來的劣根性未能得到改正，而鄉村傳統文化的強大與根深蒂固以及政治策略的矛盾與誤導（知青要接受農民「再教育」），知青並不能對鄉村文化的改進與發展起到多少積極作用，反而在某些方面受到後者的影響呈現出「退化」的現象，同時也給移居地造成各種破壞、沖突乃至禍害。有學者不無尖酸地指責道：「如果將『知青』作為一種移民，那可以說，他們對農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影響是幾乎談不上的。……不過，『知青』還是給農村帶來過一些東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農民的一項新的可能罪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罪』。」6在這種情形之下，一般移民文學所彰顯的移民的成就及其對移居地的貢獻，在知青文學中甚為少見（不包括那些體現理想主義的虛妄「成就」）。
二「成長」屬性 成長小說起源於十八世紀下半葉的德國，是西方近代文學中頗重要也常見的一種類型。中國雖然幾乎沒有真正意義的成長文學，但作為文學創作的主題、屬性或者元素，卻有長久存在的歷史。7在這個意義上可說，知青文學其實也就涵括著成長文學的元素，或者說，「成長」就是知青文學的一個特殊屬性8。 成長不僅是一個生理/心理狀態，更是一個時空狀態，它意味著人在一定的時空狀態中所呈現的生命過程。 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尤其是文革期間的知青，下鄉時的年齡一般是十五歲左右到十八歲左右之間，到離開農村時，大多為二十到二十五六歲（最晚至三十歲以上）。這個年齡段，正是所謂青春成長期。也就是說，這些知青的成長，基本上是在農村、邊疆進行與完成的。人生最寶貴的青春成長期被如此無條件地納入上山下鄉的「宏大歷史」，這也或許是知青情結產生的緣由之一。亦因此，知青文學、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量產生於知青情結高度膨脹的回憶錄與網路文學，以「私人敘事」的立場，對知青歷史的陳述，對知青生活、命運的描寫，自然而然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反映出知青們的青春成長過程。 從知青文學作品的結構看，有反映知青下鄉的整個過程，亦即由此展現知青在移居地較為完整的成長過程，如張曼菱的〈有一個美麗的地方〉、陳村的〈藍旗〉與葉辛《蹉跎歲月》；也有通過一個完整的故事展現知青在移居地的某一段人生，如孔捷生的〈大林莽〉、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與甘鐵生的〈聚會〉；還有以生活片斷連綴而成的上山下鄉歷程，如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李銳的《厚土》系列與王小波的《黃金時代》。而張承志的〈黑駿馬〉則通過蒙古族少年白音寶力格在額吉的庇護下成長的過程，隱喻了知青（作者）在草原成長的心路歷程。無論哪一種結構的作品，皆有一個長短不一的過程，人物（知青）在這過程中成長；過程完成，成長也告一段落，或淪落，或升華，或失敗，或成功。亦有的時過境遷，卻一切努力歸零。 西方傳統成長小說描寫主人公成長的過程，基本上有三種模式：模式一，是主人公從純真稚氣走向成熟，認識社會、融入社會，成為對社會有益的人，完成了由自然人到社會人的過渡。模式二，是主人公步入社會，認識社會的邪惡，與之作抗爭，甚至同歸於盡。模式三，是主人公步入社會，認識社會的邪惡，與之同流合污，或者徹底幻滅。9模式一基本上是一個「正劇」的語境或情境，而知青的成長過程，卻基本上是在一個荒謬時代，以荒謬的方式進行，並步向荒謬目的的過程。因此，在知青的歷史以及知青文學中，很難有如模式一那樣「善始善終」的例子。如畢飛宇〈平原〉中的知青先進人物吳蔓玲政治上有所建樹，卻致成性壓抑變態；梁曉聲〈今夜有暴風雪〉中的裴曉芸，經受了惡劣的政治與自然環境的考驗，卻為虛幻理想而殉難。雖然她們都經歷了「從純真稚氣走向成熟，認識社會、融入社會」，也努力「成為對社會有益的人」，但最終仍然逃不掉悲劇的結局。更多例子或可歸入模式二與模式三，但作為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群體，知青文學中所反映的成長歷程仍然有其獨特之處，如王安憶〈崗上的世紀〉中女知青李小琴為了回城，「認識社會的邪惡，與之作抗爭」，但她抗爭的方式，卻是不擇手段色誘生產隊長，最後「同歸於盡」——似是模式二，卻沒有模式二那種正義性。鄧賢《天堂之門》中的老知青萬向東仕途暢達，為突出政績，將六百萬扶貧款貸給知青老友，卻不料虧空殆盡，最終只能吞槍自盡——似是模式三，但又帶有某些知青理想主義未泯情懷。這些故事或許可以歸結為「成長→失敗/毀滅」的模式，有的主人公是生命的結束，有的則是靈魂的毀滅，殊途同歸，都是為知青暗淡的青春成長故事畫上一個冷酷的休止符。 擬知青小說中倒是有一個頗為特殊的模式：通過小孩的成長經歷反映知青的成長，或者說是小孩成長與知青成長構成雙線複疊發展的模式。如韓東《紮根》以隨戶下放的小孩角度，「站得遠一點，心平氣和地看待」知青。劉醒龍的〈大樹還小〉與李洱的〈鬼子進村〉，皆以農家小孩的眼光觀察了知青在農村的「為非作歹」。在這些小孩的成年儀式的記憶中，知青的成長歷程不僅是暗淡無光的（如《紮根》）甚至是黑暗污濁的（如〈大樹還小〉與〈鬼子進村〉）。 在德國文學經典傳統中，所謂「成長小說」的德文Bildungsroman原意有「啟蒙」及「學習形成」之意10，故這類小說常被稱為「啟蒙小說」或「成長教育小說」。但也有文學史家認為，「成長教育小說」實際上是「成長小說」（the Novel of Formation）和「教育小說」（the Novel of Education）兩種形式的合成。11無論如何，都顯見成長的過程就是一個受教育的過程。而知青上山下鄉的目的之一恰恰就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相對於西方成長小說（啟蒙小說）多強調主人公在成長過程中對自我身份認同，趨向於成熟的智慧開悟（enlinghtenment）12，知青文學中的主人公雖然也在成長過程中對自我身份認同，但卻往往未能達至「成熟智慧開悟」的境地，甚至亦未能經歷正常的開悟過程13。盡管如此，知青在廣大農村/邊疆的生活過程，無論自願/自覺或非自願/自覺，都是一個經歷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教育而成長的過程。教育與成長兩個維度相互交錯，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正面的教育固然可導致正面的成長，也可失誤致成負面的成長；相反，負面的教育固然可導致負面的成長，也可反過來促成正面的成長。在這個過程中，知青們的生理、心理、思想、情感、精神、智慧、性格、人格都得到不斷地發育、磨煉、挫折、成長，或變異、毀滅，或洗禮、成熟。知青文學對知青這麼一個成長過程有頗為全面多樣的表現：有拒絕長大的顧城：「我是一個悲哀的孩子/始終沒有長大」（〈簡歷〉），「我是一個孩子/一個被幻想媽媽寵壞的孩子/我任性」（〈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亦有早熟的郭路生：「我的一生是輾轉飄零的枯葉/我的未來是抽不出鋒芒的青稞」（〈命運〉），「我仍然固執地望著凝露的枯藤，/在淒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相信未來〉）。有經歷百般磨難之後仍堅守理想主義者，如梁曉聲〈今夜有暴風雪〉中的兵團戰士曹鐵強及其戰友；亦有從人性、良知泯滅的歧路幡然悔悟者，如張抗抗〈白罌粟〉中的知青「我」。有自我放逐、疏離亂世以求自在生存者，如鍾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亦有由天真浪漫步向自我毀滅者，如嚴歌苓《天浴》中的少女文秀。 舉凡處於青春成長期的青少年，由於腎上線分泌的性激素異常活動，必然會導致所謂青春期綜合症的表現：好奇求知、喜歡冒險、標新立異、叛逆固執、躁動偏激，等等。在正常的年代與環境中，由於父母、老師的引導幫助，青少年能較為平安順利度過這麼一個不無新奇卻也不無危險的人生階段。然而，作為一個特殊年代的特殊群體，知青的青春期綜合症必然有其獨特表現，因此在知青文學中的青春期綜合症，也必然表現出跟一般青春成長文學不一樣的特徵。如性意識的萌生與騷動、對性/愛的激動與嚮往，是青春發育期最明顯的生理/心理表徵。這也是一般青春成長小說重點表現的題材。然而，在文革那種性/愛禁忌的年代，知青們青春期的發育徵狀固然會通過正常的途徑表達，亦有通過「非正常」的途徑宣洩。如知青的地下流行歌曲中，就普遍表現出對愛情的嚮往與頌揚，〈小小油燈〉、〈龍江大橋〉等更以男女對唱的方式，將少男少女對愛情熾烈而純真的心態袒露無疑。白洋淀知青詩群的女詩人趙哲的〈丁香〉與周陲的〈情思〉，自然而清純地抒發了少女知青在無愛年代對愛情的期盼。池莉的〈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與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從少女的角度，炫耀自己懵懂、天真、荒唐，年少無知卻又生機勃勃的青春生命，將青春成長的叛逆性融匯進玩世不恭的世俗性之中。而老鬼的《血色黃昏》與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則從少男的角度，赤裸裸地展示在野蠻荒謬的環境中對野獸般原始性欲的渴求與放縱。至於不少知青小說、以及回憶錄與網路文學中所記敘的打架、盜竊、酗酒、抽煙等累累劣跡，除了政治文化因素的影響，事實上也應該與知青青春期綜合症的非正常表現有關。 青春，一幅色彩瑰麗的長卷畫圖；成長，一段令人神往的陽光大道；知青的青春成長歲月，卻是在荒莽大漠中蜿蜒伸向迷茫遠方的一條小路。
三「記憶」屬性 在對知青文學「記憶」屬性展開討論之前，我們必須要注意到，知青文學的「記憶」屬性是跟其「移民」與「成長」屬性密切相關的。記憶研究學者認為：「發生在十二歲到二十五歲之間的事件，乃是一個人一生中，最能記憶持久和最具有意義的。」18「青少年時期發生的重大事件，比發生在其他的年紀，最能夠影響他們日後的行為和觀點。」19知青「十二歲到二十五歲之間」即他們青春成長的「青少年時期」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就是上山下鄉——移民鄉村邊疆。這在他們一生中，確實是最難以忘記的事情。換言之，知青的記憶→知青文學所反映的記憶，便是這一代知青的移民成長記憶。 「知青」不僅是個體的特質界定，亦是世代的特質界定。換言之，知青首先是一個「類」的概念，每一個知青都是這個「類」中某一個，他/她的命運是與其他無數「同類」相關聯的，是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一個共名20文化形態下的產物。 從現實生活狀態或心理狀態看，知青們少小離家，孤獨的恐懼感與無助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很自然具有一種對群體的潛意識希求，群體的向心力與凝聚力較為強烈。而長久以來所受到的集體主義教育，則從正面強化了這麼一種群體意識，或者說是對群體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因此，知青們的記憶，很少、甚至說無法擺脫群體的制約，而往往是不同程度地在群體記憶的情境中展開。 就整體而言，知青文學就是集體記憶的產物。從具體的作品看，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雪城〉，鄧賢的《中國知青夢》、《天堂之門》等作品表現的是特具知青「共名」標志的集體主義與英雄主義，或末路英雄的悲愴命運，顯然是凝聚著鮮明的知青集體記憶，盡管這些作品出自「某個」知青的個體創作。而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林白的《致一九七五》等作品，乃至眾多知青的回憶錄及網路文章，雖然體現出鮮明的個人敘事特徵，但透過他們的私人性敘事，仍然折射出那個時代（文革）及那個群體（知青）的共相。 上述現象表明：集體記憶來自個體記憶的匯合，而純粹的個體記憶卻又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個體的記憶敍述受制約於集體記憶的諸多方面——思考方式、思維定勢、集體潛意識乃至敘述方式、概念/話語體系等。也就是說，只有作為群體成員中的個體，或者說根植於特定群體情境中的個體，才能利用這個情境的構成元素進行記憶或再現歷史。而最終也還是要把個體經驗的記憶融匯整合到集體記憶共同體中。 記憶的形成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受到歷史、時代、社會、文化、政治等外在客觀因素影響所被動「催生」；另一方面，它又是記憶主體根據其生存經驗內在能動的有選擇性的主動「建構」。從後者看來，「記憶」本身就悖論式地意味著「遺忘」；而它所遺忘的就是前者中的某些客觀事物或現象。換言之，記憶其實只是有選擇性的記憶，其記憶或遺忘的選擇本身，便已經顯示了主體的情感取向與價值取向。 記憶的形成與記憶的呈現並不能等同視之。同樣的記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與形式呈現出來。因此，一代知青的青春苦難，在梁曉聲〈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與張承志《金牧場》中被理想主義所遮蔽，在張曼菱〈有一個美麗的地方〉與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中被鄉土牧歌所消融，在老鬼《血色黃昏》與王小波《黃金時代》中被放縱不羈所化解，在陳村〈藍旗〉與鍾阿城〈棋王〉中被散淡機敏所稀釋，在池莉〈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與林白〈致一九七五〉中被浪漫狂想所解構。記憶主體的現實當下情懷關照與理性認知，引導、制約著歷史記憶的呈現。 知青文學作品中的記憶現象是頗為明顯且普遍的。首先就是與創作傾向以及題材選擇相聯繫，不同的作者在具體創作中對相關情境的不同選擇，從而展現了不同的知青生活風貌：艱苦、傷痛、悲壯、甜蜜、散淡……，也因此形成知青文學創作風格各異的繁榮局面。然而，這只是文學風格學上所要關注的現象。作為記憶研究要關注的，應該是記憶主體所記憶的或遺忘的是什麼。 關於知青所記憶的，我們也很容易會察覺出來，那就是知青自身的有關經歷。通過這樣一種記憶，知青們得到作為知青身份的界定與認定。這麼一種對知青身份本身的記憶，當無可厚非。然而，在具體的作品中，我們似乎也很容易看出其間記憶的選擇性傾向。例如，在作為被害者的知青與加害者的知青、知青與紅衛兵、知青與農民等諸多對應關係中，無可諱言，知青文學作品中記憶的天平大多是傾斜於前者。對苦難青春的渲染、對理想主義的堅持、對歷史文化的尋根、對遠鄉異土緬懷，似乎可從不同層面與角度顯示出記憶主體自覺或不自覺的傾斜、躲避、置換、轉移等選擇性姿態。雖然作為「知青」特定情境的創作，「傾向於前者」的現象也無可厚非，但也畢竟從中可窺見知青對自身身份以及歷史的感知過於脆弱敏感，而且缺乏自審以至缺乏自信的心態。21林梓反映文革中女性命運的系列中篇小說的主人公，大多在經歷了文革「文攻武衛」的紅色風暴之後，步上了上山下鄉的道路。這一歷程模式，似乎隱喻了知青與紅衛兵/造反派有這麼一段「前世今生」一脈相承的命運。然而，囿於小說結構及其故事關照的重心所在，其記憶敘事多聚焦於紅衛兵/造反派時期，知青時期的表現大抵落於虛寫狀態，以致未能充分剖析由紅衛兵/造反派向知青過渡的人生軌跡及其內在的生命蛻變意涵。劉醒龍、李洱等人的擬知青文學創作則似乎是以反制者的姿態出擊，但其「知青/加害者」與「農民/被害者」對立的模式，卻只是跳到另一極端，仍然顯示了有選擇性記憶/遺忘的不合理性，並沒有能夠真正解決問題。不僅知青就連農民也同樣在這種對立模式的記憶敘事張力中，受到了淋漓盡致的反諷與消解。 要進一步探討上述問題，就應該關注這麼一個現象：記憶本質的雙重性——現實與歷史。任何記憶，無論是個體記憶還是集體記憶（社會記憶）本質上都是立足於當下現實對過往歷史的重構，因此當下顯示的情境必然在不同程度會影響、制約乃至支配著記憶主體對過往歷史的認知與建構。當然，我們也必須要注意，過往歷史往往又以集體潛意識或文化心理沉澱的方式影響著記憶主體對當下現實情境的體驗與感知。於是，作爲（歷史與文學）記憶主體的知青，是當時歷史知青與當下現實記憶主體的複合體，即既有歷史的記憶與感性情懷也有現實的觀念與理性判析。而作爲（歷史與文學）被記憶主體的知青，既是歷史記憶的複現，亦是現實觀念的形塑，後者基於前者亦不拘囿於前者。 瞭解到記憶本質的雙重性，似乎可以幫助我們對記憶/遺忘的悖論式構成有所認識：當下現實情境對紅衛兵、對作為「加害者」的知青毫無疑問是加以決絕的否定。在這麼一種當下現實情境的「陰影壓力」下，知青文學中的記憶主體，莫不有意無意采取了有選擇性的記憶/遺忘策略；而知青文學作品中的知青形象，也大多是這種「有選擇性的記憶/遺忘策略」的「合理性」產物。這麼一種姿態、做法與結果，無論是從道義上還是學術上，大可質疑甚至指責。問題在於，對紅衛兵、對作為「加害者」的知青決絕否定的當下現實情境，是否具有必然的合理性？若有，這個合理性從何而來？是通過對紅衛兵以及知青進行過全面深入而且「還原歷史」的辨析探討得出的合理性結論嗎？恐非。原因很簡單，無論是紅衛兵還是知青，其實都是文革這一龐大歷史怪胎的產物，在未曾對文革進行全面深入而且「還原歷史」的辨析探討，應是無法得出對紅衛兵與知青的合理性結論的。 或許，我們還可以從知青記憶的一個特殊現實情境進行考察：雖然文革結束不久，人們就通過小說形式書寫知青歷史記憶，然而，大規模的知青記憶卻是開展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知青文化熱」——數量眾多的知青回顧展、知青回憶錄以及網路文學。請注意這個時間段：九十年代——正是大多數知青年屆四十左右到五十左右歲之間，也就是所謂「中年危機」的時期（包括更年期在內）。「中年危機」差不多是中年人所共同擁有的現象，其症狀多為情緒消極且不穩定，最突出的就是沮喪與偏執，記憶力減退卻又常常回憶往事。中年危機這種情緒不穩定跟青春成長期頗為相似，可視為人生兩個成長階段的異質同構表現。只不過青春成長期的躁動偏激，透見積極；而中年危機的沮喪偏執，卻顯見消沉。或許正因如此，中年人所回憶的往事，往往指向其青春成長時期，而且還往往是有選擇性的偏執阻斷有關醜陋負面的記憶，強化凸顯美好正面的記憶，表現為一種對青春的眷戀與回眸。李安在接受雜誌采訪時曾坦言，《色·戒》電影與他的中年危機有關。尤其是李安在影片中加進張愛玲小說所沒有的一場戲——女主角王佳芝為易先生唱《天涯歌女》。以此隱喻漢奸頭子易先生對美好青春的眷戀與回眸。事實上，李安也通過這場戲隱喻著他自己對青春的眷戀與回眸，以及對民族文化的追憶。22九十年代知青文化熱的產生，也應與知青群體中年危機這麼一個生理/心理因素有關。當然，這個生理/心理因素也不可避免地裹纏著絲絲縷縷的政治因素。繼八十年代末政治氣氛的壓抑低沉之後，而在九十年代初崛起的思想界關於「人文精神失落」、「抵抗投降」等系列議題的爭論23，事實上也就為九十年代知青熱的理想主義張揚醞釀了一個有利而適時的氛圍。在這個氛圍之下，步入「中年危機」的知青在知青熱中「對青春的眷戀與回眸」，無論是基於群體宏大敘事還是個體私人敘事，也就大多是選擇性地注目於自身成長的合理性一面。由此造成的記憶偏頗與缺失，恰恰凸顯了知青記憶本質雙重性的不容忽視。 由此可說，知青文學研究仍任重道遠，知青記憶研究更方興未艾；知青文學/知青記憶的研究有賴於亦有助於文革研究乃至中國當代史研究。作為知青文學的特殊屬性，知青記憶的意義不僅是關涉往昔的歷史問題，也是一個極具現實性的問題。它不僅表明了知青對昔日歷史的看法與認知，也可從中透見出知青在現實當下的思維定勢、行為方式與處世態度。對知青文學中記憶現象的關注，不僅能給更為廣闊的記憶研究領域（如文革記憶研究乃至中國當代史記憶研究）提供切實可行的個案分析，對知青文學記憶現象本身的探討研究，也有可能為有關記憶的理論研究提供某種新觀點或新論述，甚至有可能對現有的記憶理論範式提供方法論上的創新契機。 在知青文學中，移民、成長、記憶三種屬性互動交錯，但三者只是知青文學的屬性，而未足以成文類。無論是哪一種屬性，都未能在知青文學創作得到全面的體現與強化，而是三者相互依存，交錯指涉；此外，還與政治、文化等諸多屬性相互制約。相對而言，政治與文化的屬性在知青文學創作中所起的作用更見重要，前者主導了傷痕、反思文類的發展；後者則促進了尋根、鄉土文類的產生。盡管如此，移民、成長、記憶三種屬性在知青文學中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視的。其重要性至少可以表現為如下兩個方面：首先，這三種屬性共存於一個文學種類，是其他文學種類所未有的現象。其次，這三種屬性事實上可視為知青文學的「全息身份認證」，即從主體特徵（移民）、時空特徵（成長）以及表達特徵（記憶）三個方面體現了知青文學的獨特性。然而，知青文學中這三種屬性長久未能得到人們（包括作家、讀者、批評家與研究者）的充分認識與重視24，於是，給我們留下了缺憾、留下了懸想，也留下了努力探索的方向及有待開拓的空間。
注释： 1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陸當局實行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集中力量進行國家工業化建設，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移動，逐漸形成城鄉分治的格局。1958年人大常委會通過《戶口登記條例》，即是戶籍制度的確立，城鄉界限從此被嚴格固定下來。以戶籍為標志的城鄉分治格局，進一步擴大了城鄉之間的經濟以及文化差異，因而儼然形成兩個經濟與文化迥然相異且落差極大的世界。 2參看Tom J. Lewis, Robert E. Jungman, On Being Foreign: Culture Shock in Short Stories (Yarmouth, Maine: Intercultural Plnc., 1986), pp.xx-xxv.譯文參見梁麗芳〈私人經歷與集體記憶：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撼和歷史反諷〉，《海南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頁23。 3載《紅土熱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頁18。 4陳村《藍旗》（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259。 5參看吳奕錡、陳涵平〈論「新移民文學」中的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暨南學報》2007年第1期，頁11-16。本文所采用的「生存焦慮」概念，雖然跟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生存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有相通之處，但卻淡化該概念的形而上學與本質主義的思維邏輯而更落實於主體的現實生存境況反映。吳奕錡等討論「新移民文學」，對該概念的運用亦是作如此處理。 6王彬彬〈[豈好辯哉]之五：一個鄉下人對「知青」的記憶〉，《書屋》，1999年第5期，頁73。 7參看李學武《蝶與蛹——中國當代小說成長主題的文化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8樊國賓徑直將知青小說視為成長小說。見樊氏《主體的生成——50年成長小說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頁137-153。我認為，知青文學只是具備成長要素而尚未足以成為獨立的文類。參見本文結語。 9參看高毛華〈20世紀西方成長主題文學創作的精神追尋〉，《江南大學學報》2007年10月第6卷第5期，頁77。 10張錯《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35-37。 11參看王炎〈成長教育小說的日常時間性〉，《外國文學評論》2005年第1期，頁74。 12張錯《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頁36。 13西方成長小說雖然大多也沒有達到開悟的境界，但卻有一個開悟的過程，而作者的描寫也重於這麼一個開悟的過程。參見張錯《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頁36。 14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中共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的統稱。 15 1955年到1956年在大陸開展的「肅清內部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 19 Roy F. Baumeister, Stephen Hastings, "Distortions of Collective Memory: How Groups Flatter and Deceive Themselves", in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p. 279.譯文參看梁麗芳〈私人經歷與集體記憶: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驚和歷史反諷〉，同2，頁22。 20何其芳於1956年著文〈論阿Q〉，用「共名」的概念指代具有某種共通性的典型人物，如阿Q，見何氏《何其芳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頁173；陳思和於1995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逼近世紀末小說選》序言中亦用「共名」的概念，指代某種文化形態或群體立場。本文所用的「共名」概念，來自後者。 22〈色戒是一種人生〉，載《看電影》2007年第18期，頁27-30。 23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大陸思想界，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新左派」成為三大思想潮流。三者在文化與社會制度的重大理論上存在著尖銳的沖突。具體的主要論爭有1993年王朔與王蒙關於「躲避崇高」的爭論、1995年朱學勤等四位上海學者引發的「人文精神失落」問題爭論、1995年張承志與張煒關於「抵抗投降」的爭論，以及對文革結束以來新時期文學的總批評與總評估。其間所涉及的思想家、批評家與作家中，知青出身者包括朱學勤、陳曉明、丁帆、張承志、張抗抗、梁曉聲、姚新勇等。 24或許跟知青文學自一登上文壇伊始，便被過於濃重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歷史文化氛圍所制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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