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树魂》——劳动很轻松·划成份
作者：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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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树魂》——劳动很轻松·划成份
作者：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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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树魂》——
首个工作日，一大早，就有人来叫知青们，带他们出工。 这天的劳动是修沟埂，把沟边的草锄去，以免夏季阻碍水流。傣族老乡们似乎没有昆明附近的农民能吃苦，干不了多会儿就叫休息，休息时间则很长。休息时所有人都坐在树荫下聊天，妇女们都用芭蕉叶包着些吃的东西，带到地头来分给大家吃。一天干下来，知青们一点都不觉得累。 以后的一段时间，每天有人带知青们去出工，干的活多是些锄草、打豆、拔秧、栽秧之类妇女活，也学着干犁田、耙田那些男人干的活。第一次犁田时，老地突然想起在一本小说《边疆晓歌》中看到过，犁田时要盯着牛头看，扶犁把时不要太用力，试着照做，果然犁得比较直，深浅也合适。 知青们感觉到，傣族老乡们对于人的劳动的态度似乎不认真计较，干活时从不谈论谁干得多、谁干得少，也从没听到过他们指责过谁偷懒，甚至连抱怨的话都很少听到。也有个别小青年对农活不下功夫，玩世不恭的态度，干什么活都不认真，老人们似乎也不当回事，很宽容地由他们去。他们干什么全凭兴趣，社里分配的活计，一天的活有时拖拖沓沓三天才干完，有时高兴起来半天就完成了。拿挑东西来说，挑多少全凭自觉，感觉吃不消就少挑点，感觉能挺住就多挑点，全靠自觉。 社长拿他们没办法，他安排活计时给的时间弹性都很大。 跟妇女们一起干活的时候边干边说笑，跟着学说傣语，不觉得累。跟男人们一起干则有些闷，男人们不太说话，但干不了一会儿就停下坐到树荫下抽一阵烟，所以跟男人们一起干活儿反而比与妇女们一起干时轻松。连女生们都说这儿的劳动太轻松了，同样也是锄草，在昆明学农时，中间是不让休息的，干一天下来满手起泡，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在这儿即便是农忙时，也并不感觉有多累。傣族们干活跟玩似的，犁田插秧时顺手抓田里的黄鳝、泥鳅。割谷子时则挖田鼠、追秧鸡。 傣族老乡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与大自然融洽和睦共存，只向自然取用满足生活的少量物质，进行可再生的良性循环生产，不为贪欲伤害一草一木。公社化以后，个别汉族干部却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要求下面多交公粮，多卖余粮，不顾一切地对大自然进行破坏式地掠夺。 以前傣族种田根本不搞什么田间管理，秧栽下去以后就不管了，顶多派一个人看看水。等到谷子可以收割时，有的田里的杂草差不多能把谷子全都掩盖掉，因此那时的亩产量很低。但傣族们并不在意，他们家乡的田地实在是太多了，产量再低也不要紧，随便种点就足够了。后来那些内地来的干部们看不惯了，下令要求傣族老乡们要种新品种稻谷，要种双季稻，要使用化肥，要薅秧。总之，就是要土地多产粮。傣族老乡们很听话，划出一部分田地来种什么台北8号之类的新品种稻谷，那些稻谷粒小但饱满，出米率高，卖余粮价钱高，老品种大谷只能卖8分钱一公斤，而新品种能卖到1角3分钱一公斤。但只有一点不足之处，新品种稻谷极难吃，老乡们从不吃，只吃老品种大谷，新品种的全部交公粮卖余粮。种双季稻也是跟玩似的，在瑞丽这片亚热带土地上，手杖插在土里都会长出根来的，别说种双季稻，种三季、四季都没问题。只是到收割时才发现，大多都是瘪壳，产量极低。用化肥没问题，上级安排了购化肥的钱，老乡们一看，百货公司卖的国产尿素价钱比缅甸那边的日本尿素的贵很多，就跑到缅甸买日本产的来用。撒到秧田里，结果秧苗疯长，到发现不对时赶快拔出来插，老乡们说从没插过那么长的秧，足有二尺长。薅秧最有意思，所有人打赤脚排成一排在积了半尺深水的田里走过，见到杂草就用脚踏进泥里，连腰都懒得弯一下。要是见谁弯腰下去，那他（她）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去拔杂草，而是去拾小田螺，知青们也帮着拾。那种小田螺非常好吃，但吃起来要点技术，傣族老乡们煮了送来给知青们吃，教他们如何将螺肉从壳里嘬出来，笨点的知青始终学不会，只好望螺兴叹。走过时，当然也不放过田边那些说不清名字的野菜，此外水沟里还有一种很好吃的像长发似的水草，所以实际上弯腰下去的时候很多，目的却不是薅秧。 每天劳动休息时，男知青们跟着鹿旺仔们跳进小河里游泳、摸鱼，女知青们跟着毕少、篾巴们摘野菜、捞水草。 收工后吃现成饭，饭后去傣族家串串门，经常玩到深夜才回宿舍睡觉。每逢赶街天（5天一次），就到区上（后来改称公社）去寄信，顺便到其他寨子找别的知青玩。 因为离开家时间还不长，男生们感到这一段的日子跟在校时到农村学农差不多，挺好玩的，听说有些女生晚上因为想家而哭泣，他们不但不同情，还感到好笑。
划成份
听他们说，由于“走资派”搞边疆特殊，这里两年前才搞完土改。去年，在知青们下乡之前不久，当地刚刚进入成立农业合作社的阶段。现在则要加快革命步伐，成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没想到，以前在电影中看到的成立人民公社这种历史大事，居然能亲身经历，使这些自小就唱“公社是棵长青藤”的年青人感到有点怪怪的。 头一天上午是自报成份。知青们兴奋地跟随着工作队，看他们挨家挨户地作登记。这几个兵每人都能说流利的傣语，跟知青们也很合得来，把登记表交给知青们让帮着填。走到寨子尾登记完最后一家后，知青们吃惊地发现：全寨子除了3家人外，包括老社等社领导在内，全都报的是中农成份。而那3家，自报是富农。 弄迈自报的结果是：这里没有贫下中农！ 知青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接育的，即然这里没有贫下中农，还来干什么？ 当兵的向知青们解释，傣族很要面子，谁也不愿意说自己穷，当然不愿意当贫农了。他们说，自报成份并不作数的，最终还要由工作组评定。 到了下午，工作组全体人马把知青们召集起来，要他们一个个自报成份。以前大家都填过不少表，家庭出身一栏五花八门，而成份栏都是填的“学生”，所以大家就都报学生。 这下工作组组长为难了，他的登记表上规定只能有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这么几种，没有其它选项，学生？算什么？ 他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按每人的出身来划成份，于是叫知青们一个个顺着报出身。 “工人”，无产阶级，算贫农，很干脆。 “教师”，讨论了一阵，有好有坏，目前分不清，那就先算下中农。 “工商业者”，不好，算中农。 论到老地，麻烦就出来了。 “干部”，不好办了，工作组讨论了半天没得出结论，于是决定再审查细点。 “你爹是不是走资派？”组长问。 “不是当官的，只是普通干部”，老地答。 “普通干部算什么？”大家苦苦思索，真的，算什么？按当时领袖给出的分类，好人似乎只有“工农兵”。原来说过“工农兵学商”，后来“学”都上山下乡了，“商”则早在文革初期就给改为“服务员”，算是“工”。 “你爹当干部前干什么？”组长的确有点经验，既然一下搞不清楚，就不必去钻那牛角尖，将历史往前翻一页看看吧。 老地答曰：“当兵”。 “当兵不算成份”，组长自己就是兵，当然知道。 “他当兵前是干什么的？”组长再问。 “学生”，老地答。 这不又绕回来了么？组长直挠头，作苦不堪言状。众人也跟着挠头。 忽然，组长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一副恍惚大悟的样子，何不将历史再往前翻一页呢？于是他兴奋地大声询问老地：“你爹的出身是什么？” 这下轮到老地苦苦思索了，老地真记不得，他爹是什么出身。 “可能是地主吧？”老地猜测，并向大家解释：解放前能读书的，肯定不是贫下中农。而且他爹说过，参加革命时是和家庭作过斗争才走成功的。 大家也同意老地的看法，一致认为既然他爹当兵前是大学生，出身就很有可能是地主，很可能还是家大地主，因为据说旧社会连富农子女都只可能读个私塾，小地主的子女也一样读不起大学的。 “那么你的成份就是地主”，组长斩钉截铁地作出了结论。 就这样，老地刚18岁，就成了地主。 这下老地当然不干了。他再不省事，也不至于像傣族那样，为了有面子而争当有钱人。何况当地主并不光荣，他穿开档裤时便知道地主是坏蛋。知青们当然也不愿意在同伴中弄出个戴地主帽子的来，于是有人开始发难： “组长，以后他的儿子应该算什么成份？”说话的是老八。 组长以教训人的口吻对老八说：“新社会了，以后当然不会再出地主了，如果他的儿子当工人，就是工人成份。如果当农民，成份就是农民”。 “他儿子的儿子呢？”老令慢条斯理地插问道。 “一样啊”，组长答道：“干什么就是什么成份嘛。” “不合理，不合理。”大家开始悟出道道来了，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一个个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他爷爷是地主，他的成份就是地主，这是你说的。那他是地主，他的孙子也应该是地主！对不对？”老八一脸的深仇大恨，似乎不把老地的孙子打成地主，他就要跟组长拼命似的。 老令再加上一码：“对！他的孙子的孙子还是地主！”还郑重其事地为老地计算，如果老地20岁结婚，40岁当爷爷，60岁当老祖，80岁当祖老爹的年份，一直算到了2030年。 组长有点懵了，工作组的人也觉着是有点不对劲，这么一来剥削阶级何时才能消灭？这共产主义岂不是永远无法实现了？他们也开始争论起来。知青们文革中什么没见过？谭力夫、遇罗克谁不知道？会议最后开成了全体知青和全体工作组成员关于阶级血统理论的学术讨论会，吵吵了整一晚上，老地的子子孙孙们该不该戴上地主帽子，没个定论，不了了之。 最终组长还是在老地那张表的成份一栏处，歪歪扭扭地写上了“地主”两字，只是在后面大大地加上了个“？”号。 直到现在老地也没搞清楚，他的地主帽子摘了没有，也不知道那张划成份的表还在不在他的档案里，反正中国人谁都见不到自己的档案，所以也就不得而知。 从那天起，大家都改口叫他“老地”，时间一长，傣族老乡也都改口叫老地，这绰号就一直伴随着他到现在。 后来说是上面的政策下来了，知青全体算一户，成份是贫农。因为知青既没有土地、竹林，也没有牛。 寨子里除知青外，最穷的还有一个抽大烟的单身汉，他本来应该划为贫农的，因为他的地和牛都让他抽大烟抽掉了。可他说他还有座小竹楼，不比其他人穷多少，并且坚定地表示，谁要划他当贫农，他就死给谁看。最后只好算他是下中农。地主不好，谁也不愿当。寨子里那几家想当富农的，经过大家评议，认为条件都不够。于是，全寨子除知青和烟鬼外，全都算中农。 就这样，知青下乡来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结果是知青成了贫下中农，寨子里却都是中农，贫下中农接受中农的再教育，这叫什么事儿？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原来的区、乡分别改为公社和大队，而弄迈三社则改称弄迈生产队。 知青们的生活好像没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大变化，看来人民公社与合作社区别并不大。只是开会的次数增多了。 开会还是很好玩的。全寨子的人济济一堂，席地而坐。妇女们叽叽喳喳的唠家常，男人们相互传递毛烟，大声开暧昧的玩笑。知青们也混坐在其中，男生也抽烟，女生也唠家常。 会议主持人并不单设个什么主席台之类的，谁要说话就大声清一下嗓子，大家就静一下听他说。议题也相对集中，谁要扯远了，立刻有人嘘他。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连那些放牛的小鹿旺仔都有发言权。 知青们此时已经基本上能说傣语了，他们在会上说什么话，傣族老乡们也都会很认真地对待。 开会时气氛相当活跃，不时有人插进两句俏皮话，逗的全场一片笑声。因为大家都是席地而坐，碰上特别好笑的时候，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地趴在地上。那种场面，不像生产队开会，到像是家庭聚会。 在寨子里开会决定重大事务时，多半都要将寨中最年长的老人请到首席坐着，谁要说什么事，要先对着他说，说完后也要先听他的意见。大多数情况下，那老人无论谁说什么事，都只管点头，从未表示过什么与众不同的意见。在知青们看来，这仅仅代表尊重，倘若他真要参政，大家也不一定听他的。弄迈的傣族老乡们处事都比较豁达，没有那些勾心斗角、拉小山头谋私利的花活。成立生产队后，老社再次成为头领，这是全寨子的人推举出来，最后又报到上面，由上面宣布任命。一般情况下，当时边疆各生产队的头还都是群众选举产生的。在知青们看来，当生产队的头既没什么特殊待遇，还反而要比普通群众多吃苦受累，很不“划算”。当到大队一级的干部则要“划算”得多了，不用下地干活，拿国家工资，公社一级的就更“划算”。当然，这些干部就不是选出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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