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带刀侍卫

    　——张国焘贴身侍卫的回忆
　　
    口述 何福圣

撰文 罗学蓬

来源:【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连载三）

 

第十一章：撤出通、南、巴

    红4方面军主动撤离川北苏区，是严格依照中央电令采取的行动，并非张国焘“擅自决定”……最伤脑筋的是步枪和手榴弹，多得很，根本没法带走……旺苍县城的红军福利院里，至今还生活着一位苏联老太太……坚壁清野严重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王波师长痛苦不堪，只好设法欺骗上级。

1、放弃川陕根据地

反“6路围剿”从1933年12月一直打到第二年9月，我军最后分别在东线的万源和西线的黄猫垭两大歼灭战中，毙伤敌6万多余人，俘敌官兵两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敌机1架，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刚刚粉碎了“6路围剿“，兵强马壮的红4方面军却主动放弃了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川陕根据地，再一次踏上了长途征战之路。

为什么会这样？

中央过去的结论是“张国焘同志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发展为左倾即逃跑路线……。张国焘同志违背中央命令，不顾广大指战员的反对，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转移。”

这样的指责，显然悖离了历史的真实。

而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一，“6路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并没有死心。又紧锣密鼓地部署对川陕苏区的新围攻“川陕会剿”。为彻底汾碎敌人即将发动的“川陕会剿”，红4方面军分别在毛浴镇和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6路围攻和地方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

为实施“川陕甘计划”，川陕苏区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及工厂，陆续开始迁往旺苍坝（今旺苍县城老城区）。

第二个原因是：1935年1月22日，刚刚经蔡威修好的一部电台收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新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给红4方面军的一封电报，这份电报直到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以后才得以解密。电报明确指示：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决定我野战军（即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联系。为使4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和川敌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巳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不利。西线则田（颂尧）部内讧，邓（锡候）部将向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洲）

兵力单薄，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接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的进攻……”

正是这份电报，才使红4方面军的领导们得知江西红军和中央巳经脱离瑞金根据地，正向西行动。

这一消息令总部首长们大为震动，立即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应对措施。由于首长们认定中央苏区的丧失是整个苏维埃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的表现，是红军的惨败，所以红4方面军刚刚取得的这一场大胜利也难以使首长们的心情振奋起来。

而且，就在这次会上，责怪中央的情绪很大。陈昌浩就在会上气愤地吼道：“博古这家伙，怎么连招呼也不给我们打一个就跑了？”

张国焘建议检讨红4方面军今后的方针，他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的条件要求大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央苏区丧失后，川北红军即成众矢之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四川军阀肯定会联合起来，向川北进攻，以红4方面军目前的力量，是保不住苏区的。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遵照中央指示，主动向嘉陵江以西发起进攻，西出接应中央红军，与之汇合。

而这样的战略指导思想，也与红4方面军巳经开始实施的“川陕甘计划”不谋而合。

当时的情况也的确不容乐观，中央红军的失败，被国民党大肆宣传，还用飞机向川北苏区撒传单。被打败的各路军阀也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卷土重来。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的“川陕会剿”计划巳着手执行，先前入川的参谋团巳经进一步充实了力量，加强了对川军将领的监督。参予协调并参予指挥川军进剿。蒋还调集胡宗南、萧之楚等嫡系部队和陕军孙蔚如部进入川境，对川陕苏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会后，总部各部门便开始为撤离作准备。总部要求对中央红军失利以及中央苏区巳经丧失等消息严格封锁，强调中央红军是远比川北红军强大得多的部队，为寻求更大的胜利，正在进行战略大转移。红4方面军必须采取主动进攻行动接应中央红军，川北苏区可能暂时会忍受敌人的骚扰。

张国焘是大胜之师，而中央红军是大败之师，大胜之师不惜放弃地盘转战千里去驰援中央红军，张国焘可以在会上举出若干条冠冕堂皇令任何人也不能反对的理由——而且他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可是，我从张主席离开川北急于与中央红军汇合的表现，却隐隐地产生一种感觉：张主席当初是以戴罪之身到鄂豫皖走马上任的，最终鄂豫皖根据地却丢失在他手里，红军主力也丧失过半，他当然不好向中央交待。到了川北后，却连战皆捷，红军变得来兵强马壮，根据地飞速发展，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中央红军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被迫离开了根据地，有着强烈领袖欲的张主席此时率领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去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汇合，既可表现“勤王”之意，又可以救世主的身份入主中枢，以军队作后盾加强他在中央的分量，提高他的地位。以张主席的个性和思想，以及他在党内的资历，他是不会甘心于独处一隅，拥兵自重的。

当然，张主席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明确地表露过这样的意思，但是，他在后面所要涉及到的种种表现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

红4方面军中的下层官兵和苏区群众不具备我这样的条件，他们更多地宁愿把领袖人物想像成神而不愿把他们当成人。而在我这样的警卫员眼中，特别是高级首长的内卫心目中，这些领袖人物既伟大，也平凡，人所共有的优缺点他们也都有，只不过凡人百姓的优缺点不碍大事，而领袖人物的优点与权力一旦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魁力无穷，缺点一旦沾惹上权力，也容易造成一场灾难，有时甚至是大灾难。

比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主席明明巳经知道极左路线弄得全国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极左路线祸害无穷，下决心把文武百官召到庐山来纠“左”。可彭德怀一纸“万言书”让他勃然大怒，纠“左”马上变成反“彭黄张周”等人的“右”，毛主席的一口恶气虽是出了，可执政党也就因此错过了一次改正自己错误的历史机遇，还造成全国人口总数也大幅度减少。这样的事情让后人总结起来，就尤觉痛心！

所以我历来相信“英雄创造历史”这句话，虽然创造历史的英雄们大都出于谦逊和政治策略而不乐意承认这一事实。

如果我的感觉毫无道理，又怎样解释张主席后来与中央的分裂？难道他万里迢迢带着8万大军两万苏维埃干部和力夫找到党中央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毛泽东吵上几架，然后又带着这10来万人回头便跑？

应该承认，张国焘的神经还是正常的。

1934年12月27日深夜，总部机关撤出了通江县城诺江镇，向着西北方向的旺苍坝而去。当我随着首长们回首那一片粼粼黑瓦时，大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毕竟，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长达两年的时间。这块土地上浸透着我们的鲜血，也留下了我们无尽的思恋……

2、在古城旺苍的日子

总部机关转移到旺苍坝之前，方面军总指挥部、方面军总政治部、西北军区政治部、川陕省委、省苏政府、还有大大小小的后勤机关，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以及红军总医院都巳经从通江和巴中搬迁到了这里。此后的陕南战役、广昭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也都是在旺苍坝指挥的。

那时的旺苍坝还仅仅是广元治下的一个小镇，一座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的古城，一下子涌进40多个军地领导机关，15个红军团队，总数高达两万多人，旺苍成了一座名符其实的红军城。人多市面就热闹，街上十几家大大小小的饭馆面馆从天没亮到半夜一直开着门，上门照顾生意的大都是红军官兵和随部队转移的苏维埃干部，还有花钱招募来的大量随军力夫。

总政治部下了一个文件，废旧名旺苍，改称“列宁市”。但老百姓不习惯，你要说你是列宁市的人，连亲戚朋友都搞不清楚“列宁市”是个啥地方。绝大多数红军也是穿上军装的川北老百姓，所以这名称没能叫开。

人数比较多的彭杨军政学校，3个月以前就搬到了这里。军校不在城里，要过河，在离城两三里路远近的灵溪寺。那是一个庙宇式的几进大院子，门口还立得有两尊石狮子。院子里的柱头很粗，气派得很。当时因何畏身体不好，为更好地照顾他，张主席就让他随总部医院一起行动，军校的校长由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代理。

张主席、陈昌浩、徐向前等首长经常去灵溪寺给学员们讲课。灵溪寺旁边的山腰上还有座建在山壁上的小庙，周围翠竹青青，环境十分优美，张主席和陈昌浩、徐向前有时讲完课就住在这座小庙里。还在这座小庙里召开过好几次高级军事会议。也让一些整天在前线忙于指挥打仗的高级干部在这里休息两三天。

总部机关在旺苍停留的时间很长，从1934年年底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旺苍留给我的印像十分深刻。

旺苍坝是座有着1580年历史的古城，宽街窄巷，胡乱缠连，房子古朴，庙宇祠堂也很多。4年前我还和周明均、赵丰乐两个原4方面军的老家伙结伴去重游了一回故地。现在的旺苍城以东河为界，河西高楼林立，一派现代新气像，河东当年红军驻扎的老城好像早巳被世人遗忘了。还是当初那样古旧邋遢，原汤原汁。我们沿着两边尽是老式铺面的狭窄小街穿行，先后寻访了沿王庙街、文昌街设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区政治部、4方面军总指挥部、4方面军总政治部、4方面军总医院、31军军部、川陕省革命委员会、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旧址。这些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地方除了门上钉有一块标识牌外，其它的若说有变化，那就是比我们驻扎在这里时更陈旧、更破烂，更不堪入目。一问为何如此，当地领导和管文物的同志异口同声叫苦连天，埋怨上面没拨款下来，他们也是手长衣袖短，许多事情是想得到做不到。还请求我们打出老红军的招牌，去上面想办法帮他们搞点钱下来。

现在的文昌街168号，那时候就是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此处地处老城区的北头，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陈昌浩和徐向前住一个四合院，院里有一个一二十平方米的天井。朝东一排青瓦粉墙的房子，窗户低矮。两位军事首脑就是在这排小瓦房里运筹帷幄，指指着手下的千军万马与敌人作战。

这所宅院我陪张国焘来过不下20次，还算是老城中相当精致的房子，天井上摆着几个青葱斑斓的盆景。而现在看上去就让我们伤心了，粉墙到处都剥落了，檐板和椽子很多早巳腐朽，连陈昌浩、徐向前当年的卧室墙壁上，因为漏雨，也长满了一块块霉斑。

张国焘不住在老城里，他住的地方很不错，就是离老城千米开外的观音阁。那地方当初我们住进去时就应当算是文物了，现在就更应该是增添了另一层意义的文物。

观音阁在南峰山半壁上，飞檐翘角穿斗架拱的庙堂依山而建，悬于半空，站在庙堂前的坝子上，全城风光，尽收眼底。阁内4根大柱子上，还刻着黄超秘书长当年写下的4句诗：

旺苍两面河，圣贤观音陀；

红军到此地，川陕变苏俄。

阁外翠竹绿树掩映，站在阁前石栏环绕的平台上凌风眺望，地阔天高，山河大地一览无余，让人心胸倏然一爽。

总部的电台也架设在这里。电台一天24小时开通，“吱吱吱吱”的叫声片刻不断。管电台和电话的通讯员工作很辛苦，责任也非常重大。张国焘对通讯员不错，犯点小过失也就是批评几句，黄超秘书长态度不好，谁出错砍谁的脑壳，不过他是嘴巴上吼得凶，真把人推出去砍了的事还没发生过。被他撤职、弄到随军“劳改队”去罚做苦力的就多了。

在旺苍的驻军中，人数最庞大的一支部队就是妇女独立师。妇女团扩编为师，就是在旺苍老城完成的。全师只有第1团和第2团，共计2000多人，小的十二三岁，还没有步枪高，体重才五六十斤，典型的黄毛丫头。大的也不过二十多岁，全都是自愿参加红军的，有的女娃娃甚至是哭着跪着苦苦哀求才被批准入伍的。白天她们像真正的战士一样训练，晚上轮流站岗，在桐油灯下学文化。战时抬伤员，送粮食，帮助伤员洗衣服。张琴秋是个文艺活跃分子，她一来，妇女师就生动活泼了许多，唱歌跳舞，还编快板。与总政治部的前进剧团相比，她们是业余的，但业余的里面也冒出个史琼英，成了打金钱板的明星。有一段史琼英唱出了名的金钱板，我至今还记得：“王老五，苦不苦？黄连加上苦瓜煮，今天你到哪里去，投奔红军打官府。官府衙门兵刀多，革命哪怕丢脑壳！打倒官府干啥子？夺得江山人民坐。”

史琼英的扩红效果最好，她每天都能带几个青年回来参加红军，从不打空。上级还奖励她笔记本、铅笔、毛巾等奖品，把她的事迹登在《战士报》上，号召大家向她学习。

1935年2月初，正当陕南战役打得正激烈时，陈昌浩与徐向前为即将进行的强渡嘉陵江做准备，从彭杨军政学校、30军、31军中抽调了250名身强体壮，有一定浮水、划船基础的官兵，组建了红军中第一支“水兵连”。

训练基地就在老城北头的长滩坝古渡口。2月的川北，天寒地冻，朔风剌骨，河面上还结着一层薄薄的冰。但只要一声令下，“水兵连”的战士立即扑向河中。每天从早到晚，滔滔东河里涌动着无数“浪里白条”，练习浮水、划船、架桥的本领。天气实在太冷了，有两名战士被先后被冻死在了水中。这支被突击训练出来的“水兵连”，在强渡嘉陵江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各机关迁到旺苍坝时，都像农村人搬家一样，坛坛罐罐啥都舍不得丢，把能搬的全搬来了。后撤离旺苍之前，总部下命令轻装上路，不是非要不可的全扔掉。造币厂（全名叫川陕省工农银行造币厂）和兵工厂扔掉的东西最多，凡是不便长途搬运的笨重机器，都弄去沉到东河边亭子沱和马家渡口的深潭中，只带走了几套新式的印钞套板，以便在途中印制纸币。兵工厂的机器太贵重，舍不得沉潭，就挖深坑埋了，上面还载了竹子和树子。最伤脑筋的是步枪和手榴弹，多得很，根本没法带走。一部分是缴获过来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兵工厂生产的。尤其是自己生产的地瓜形麻辫子手榴弹，堆得像几座山包一样。这东西是工程师何伯阳研制出来的，在战场上管用得很，威力比川军使用的木柄手榴弹还大，燃线时间也掐得很准，不容易造成自伤。这些宝贝疙瘩大家舍不得丢，可又没力量全带走。那时部队接到撤退的命令后正从前线撤下来，一天24小时石板路上都在过队伍，一个军就要过好几天。后来总部就组织力夫把步枪和手榴弹弄到大路边堆起，鼓励路过的战士们尽量多拿。就这样，到最后还是埋了2000多条枪，其余的都弄到东河边，全丢进了亭子沱深潭里。

3、红军院里的苏联老太婆

赵清彦就是总部机关驻扎在旺苍坝时参加的红军。

赵清彦是旺苍的一个农民娃娃，因为穷，就当了红军。后来又跟着张国焘三过草地，在大雪山上爬过来爬过去，再后来到了延安。这和其他红军战士的经历差不多。不算奇。奇的是，他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后来居然跑到苏联去娶了个苏联老婆，还千里万里地把这个苏联老婆带回了旺苍坝。至今，这位苏联老太婆还生活在旺苍县的红军福利院里。

赵清彦到延安不久，红军改成了八路军，他所在129师由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率领，开到了太行山，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起了仗。

赵清彦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资格，打起仗来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是点子多，到太行山不到一年，就大仗连小仗地和日本人干了好几回。他也当上了一连之长。

1939年冬末，鬼子和伪军开始了大扫荡。老百姓拖儿带女，潮水般地拉着毛驴直奔山沟里跑。鬼子的飞机在天上乱扔炸弹，用机关枪泼水一样往下扫，炸死打死了许多村民和牛羊。公路上的军车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日本鬼子所到之处，不是烧、就是抢，抓住活的就用绳子捆起来作苦工，为他们的大卡车抢修公路。

赵清彦的连队在突围时和大部队被冲散了。他们在山沟里昼伏偏夜行地转了两三天，和国军一支同样是被打散的小部队碰在了一起，加起来有200来人。当天夜里宿营时，尾追上来的鬼子和伪军悄悄把他们围住了。打得正激烈时，也不晓得是国军还是八路军的人叛变了。最后赵清彦等50多人落到了鬼子手里。鬼子用绳子把他们的双手捆住，然后派出一个小队，押着他们一直往山外走。走了六七十里路。天黑后到了一个镇子，把他们关进一间破房子里，和从其他地方抓来的俘虏和老百姓挤在一起。他们挨饿受冻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不亮又被赶出来。被日本鬼子赶上了一辆辆大卡车。车上罩着篷布，谁也不晓得往哪里开。车队时开时停，夜里就被赶下车来，挤成堆堆睡，鬼子拿枪在四周守着。过了两三天，才晓得到了天津塘沽码头。被抓的中国人多得很，从服装上看，国军的兵最多，除了就是八路军和青壮老百姓。全都被鬼子赶上了挂着太阳旗的大军舰，几百上千号人挤在一个大统舱里，就朝海里开。也不晓得过了多久，就到了大连码头。鬼子和满洲国的靖安军把俘虏们分散带走，仍然被装上用篷布罩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又上了路。最后，赵清彦到了离乌苏里江不远的一个大煤矿，在矿上当苦力。每天在剌刀、皮鞭、棍棒的威逼下挖煤伐树。最狠的是“二鬼子”，他们为了在鬼子面前表忠心，对俘虏们最下得手。把人打死了，饿死了，就用马车拖到乌苏里江边，扔下河喂鱼。赵清彦在矿上认识了不少国军俘虏，那时也不分啥子国民党共产党了，只要是敢和鬼子干的中国人，就是自家亲兄弟。

其中有个李祖海，重庆人，在湖南常德被俘时是个营长，和赵清彦特别亲切。因为他是杨森手下的兵，在川北参加过围剿红4方面军，两人就成了不打不亲热的朋友。后来李祖海又被杨森带去参加上海保卫战。李祖海说，杨森打红军是花拳绣腿，搞“假打”。打日本人硬是拼了老命。有次还亲自跑到前线阵地训话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战是保土为国，流血牺牲，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绝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李祖海又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兵，那真是叫打仗啊！死的四川兵堆得满大街都是，鬼子的大炮炸得凶，没法往下拉，又怕传染瘟疫，就泼上汽油烧。

就是这个李祖海，暗中组织起十几个国民党的俘虏冒死逃跑。因为赵清彦和他关系好，所以让赵清彦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某天，一百来个俘虏被一个小队的“二鬼子”押着去伐树。李祖海他们早就打听到这片树林离乌苏里江不过一二十里地，不消一个小时就能跑拢。河对岸，就是苏联人的地界了。

这次行动最终成功地逃出来5个人，其他的人不是被打死，就是逃进了深山老林里。

这5个人中就有李祖海和赵清彦。只有赵清彦一个人是共产党的兵。

他们浮过乌苏里江，进入了苏联境内。这片地区密林遮天蔽日，荒原辽阔，人少得可怜。三四天后，就在他们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终于来到了一个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村里不少苏联人都会说东北话，得知他们是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的中国战俘，对他们很热情，租了一大片土地给他们种，还为他们提供了必需的生活用具。5个俘虏就以种菜、卖菜开始了在异国它乡的新生活。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对生活倍加珍惜，干活卖力，人又老实本分，很快就取得了苏联人的信任。第一季菜刚种出来，苏德战争爆发，农庄里的青壮男人大都被征召上了前线，土地大片撂荒。5个中国男人就分别创建了自己的农庄，先后和苏联女人结了婚，安心地定居下来。

4个国民党的兵娶的都是村里的女人，只有嫁给赵清彦的列里敏?尼柯娃?瓦丽娅，是从叶尼塞河河畔的工业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疏散到远东来的。美丽的瓦丽娅曾拥有幸福的家庭和慈爱的双亲，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入侵摧毁了一切，父亲战死于卫国战争的沙场后，母亲悲痛交加跟着病逝，年仅17岁的她为了抚养弟弟妹妹，到一家兵工厂当了女工。后来又带着弟弟妹妹随这家兵工厂迁到了远东。她一个人的收入要几个人吃，生活很困窘，瓦丽娅常常为买菜发愁。而善良的赵大哥总是非常慷慨，时常半卖半送些新鲜的蔬菜给她，让她十分感动，后来接触多了，他们互相关心，彼此照应，好心地赵大哥又让瓦丽娅的弟弟妹妹利用假期到他的农庄里去帮着干活，以此来减轻了瓦丽娅的负担，后来又听了赵大哥传奇的经历，苏联红军的女儿瓦丽娅就认定了勇敢、善良的中国红军赵大哥是自己一辈子要跟定的人。他们结婚了，开始了甜蜜幸福的生活。随着战争的结束和苏联的快速强盛，他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瓦丽娅生了两个女儿，他们有了自己的拖拉机、带花园的别墅。节假闲暇的日子，5位中国人的家庭常在一起聚会，大家尽情地唱歌跳舞，畅饮伏特加酒，日子过得快乐又充实。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后，5位中国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李祖海等4名国民党的老兵哀声叹气。只有赵清彦高兴万分。也就从这时候开始，赵清彦想家、想旺苍坝的亲人了。

新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取得了天下，作为曾为她的发展壮大打过仗流过血的一名红军战士，他太想回到国内亲眼看看她胜利的风采，期待为她的繁荣富强添上一块砖，加上一片瓦。

赵清彦开始给亲人写信了，可每一次都像石沉大海。一直写到1956年，不死心的赵清彦灵机一动，改变了策略，他直接给旺苍县人民政府写信，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家乡的政府，请政府帮助他寻找亲人。

这一招果然有效，1957年的一天，他终于盼来了第一封家书。从此他这个幸福小家庭的生活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瓦丽娅理解丈夫的心情，可是她不愿意去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国家生活。而且，她从报纸上知道中国和苏联比起来，还很穷，许多方面还靠苏联政府援助。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瓦丽娅看到丈夫的思乡之情越来越强烈，终于决定遂丈夫的心愿，同意带着年幼的女儿去丈夫的老家。

我们3个老战友去旺苍之前并不知道赵清彦这个人，更不知道旺苍城里还住着一个苏联老太婆。我们是听文管所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后，才决定登门去看望一下瓦丽娅的。文管所的同志带着我们来到了旺苍红军福利院，在一套窗明几净的套房里见到了巳经70多岁的瓦丽娅。当年的姑娘巳经变成了一个满头银发头发的老太婆，脸上荡漾着从容而又慈祥的笑容。

一进门，最先进入眼帘的就是墙上挂着的两张照片，一张是赵清彦的像，镜框上镶着黑边，1995年，他因心脏病发作和瓦丽娅阴阳两隔。另一张是年轻时候的赵清彦和瓦丽娅紧紧相偎在一起照的“排排相”。瓦丽娅告诉我们，那是她随丈夫刚回国时照的。

我们看到，年轻时候的赵清彦模样端正，西装革履，年轻时候的瓦丽娅秀美而丰满。

1959年1月，赵清彦处理了他在苏联的全部家产，带着瓦丽娅和女儿踏上了归国之程。明知很穷，赵清彦依然义无反顾地回来了。因为中国是他的祖国，这是一个久居异国的老红军战士的爱国情。

瓦丽娅虽然思想上早做了准备，可旺苍的偏远，交通的极度不便，当地生活的贫困、落后，还是令她感到大吃了一惊！赵清彦的家，山高路陡，人烟稀少，她吃不惯清汤寡水的稀饭，烧不来满屋熏烟的柴火。大巴山夏天的山蚊虫，冬天的虱子，疙蚤，咬得她体无完肤，浑身都是疙瘩。实在是呆不下去了啊，她想回苏联，每夜里偷着流泪。

可丈夫却不同，真应了四川人的一句俗话，“金窝银窝，当不了自己的穷窝”，一回到山区农村的老家，赵清彦就如同倦鸟飞回了老巢，精神陡地舒爽了许多。由于赵清彦长期失去组织关系，政府没有给他红军待遇，安排他到县城里的五金商店当了个营业员。赵清彦却像当上了省长那样高兴，和瓦丽娅母女来到县城，安下家来。

瓦丽娅知道，要让丈夫跟她回苏联，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只好死了这条心，安安心心地相夫教女。政府也没有给她安排工作，瓦丽娅在中国半个世纪，一直是家庭妇女。

很快，随着“人祸天灾”，中国老百姓度过了三年极为困难的日子。两个儿子的相继出生，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到了死亡边缘，刚来时总是嚷着要回苏联的瓦丽娅反倒不说走的话了。她像所有善良、无私的中国母亲和妻子一样，倾尽心力，照顾有病的丈夫，精心养育儿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使她们那个犹如狂风暴雨中的破船一样的小家庭，终于度过了惊涛骇浪，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赵清彦的红军身分被确认后，老俩口的生活有了充分的保障。牛奶厂坚持给他们一个月送几次牛奶，瓦里娅喜欢冬瓜、丝瓜、苦瓜这些俄罗斯没有的蔬菜,学会了做腊肉、香肠和中国菜，但至今也不敢吃四川人最爱吃的辣椒、花椒。他们的儿女被政府安排在最好的企业工作，赵清彦逝世后，民政局把瓦里娅安排进了条件很好的福利院，每月还发给她1170元的生活费。有时她也会轮流去儿女们家里住上一段时间。每当节假日和纪念日，县委、政府、人武部、民政局等单位领导都会去看望她，县医院还会定期为她检查身体。

几十年来，瓦里娅平静地生活在旺苍这块并不富饶却充满人间温情的红色土地上。她说，她喜欢山清水秀的旺苍，更喜欢这里纯朴善良的人民。她也关心自己的祖国，她把自己的心劈成了两半，一半献给了身边的丈夫和儿女，另一半深情地守望着故乡。（红军战士赵清彦与瓦丽娅）

4、强渡嘉陵江

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红4方面军总指挥部一方面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敌人，隐蔽我军的战略意图，一方面积极投入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敌人为阻止红军西渡，以53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北起广元朝天驿，南至南部新政坝，约600公里长的嘉陵江西岸广大地区，纵深直至涪江沿岸。江上船只，全被敌人掠往西岸，并强迫老百姓在沿江重要滩头阵地修筑碉堡、炮台，挖掘陷阱，埋设竹桩，布置障碍，妄图把红军先堵在江东，再进一步包围消灭。

为了迅速贯彻党中央“渡江西进”的战略方针，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和王维舟带着参谋人员翻山越岭，亲临江防前线，沿嘉陵江东岸跋涉三四百里，观察敌情，寻找渡河地点。最后选定苍溪东南约4公里的塔子山河滩为强渡嘉陵江的主渡口，同时，为转移敌人注意，分散其兵力，还在沿江组织多路强渡。

塔子山山高林密，前山陡峭，居高临下，强渡时可以充分发挥我军火力优势；后山低缓，叶茂林深，强渡前可以隐蔽千军万马。并且这一带滩头平坦、开阔，水流较慢，而敌兵力亦较弱，是最理想的强渡地点。

强渡嘉陵江战役，规模浩大，各地苏维埃政府组织起担架队、运粮队、运盐队。嘉陵江东岸地区，群峰耸立，山路崎岖，不少地方人迹罕至，大量军用物资，全靠广大群众肩挑背驮，粮食、弹药、布匹、通讯器材、医疗器械均由人力运输队运往前线。渡江战役发起之前，造船厂设在王渡。当地木匠陈安海、朱大祥、宋二，铁工张贵武、杨如意、李清元等150多名造船工人，日夜在密林中赶造出战船。在原料不足的紧要关头，巴中红色袍哥舵把子张小川组织人马送来一部分，当地农民李在安、罗正荣、阎思堂、罗正文等献出大柏树110根，铁500斤，桐油400多斤，竹绒500余斤，保证了造船用材的需求，受到余天云、李先念、熊国炳等首长的表扬。

红4方面军克服重重困难，依靠苏区群众，动员一切力量，白手起家，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赶造出75只渡江船只。同时部队还完成了划船、洇水等渡江作战训练。

1935年3月28日，张国焘也带着我们亲临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设在塔子山反背的渡江前线指挥部谭家院子指挥作战。

晚上9时正，指挥部发出“急袭渡江”的战斗命令，渡江红军秘密将几十只木船从塔子山后面经火头垭（现名“红号垭”）抬到江边，轻轻推入江中。30军88师263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的指战员们，以熟练的动作，以瓢代桨，奋力划船，向西岸猛扑过去。

第一批突击队员们借夜幕和流水声掩护，偷袭成功，登岸后，一股作气冲到敌人的第3道工事园堰梁碉堡附近，才被敌人哨兵发现，丢魂丧魄地大叫起来。我突击队员立即开火。霎时，敌人沿江防线射出密集炮火，奇袭马上转为强渡。我军塔子山上的20门迫击炮和几十挺重机关枪一齐怒吼，将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去。我突击队员舍生忘死，冒着枪林弹雨奋力划船，向西岸敌人的阵地飞速冲去。船一抵岸，便狂呼怒吼着涌上敌人的滩头阵地。当夜，连克赵家山、杨家坝（敌旅部）据点。

29日，30军88师第二梯队两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赓即兵分两路，向敌师部所在地东岳庙（今东青场）进击。

与此同时，31军一部在鸳溪口、石锣湾强渡成功，从侧右向北进击，9军主力在苍、阆交界处涧溪口强渡成功，沿八庙、盘龙、东岳庙向剑阁方向进击。到29日中午，红4方面军大部队架浮桥过江，迅速向敌阵地两翼席卷。至此，国民党军阀惨淡经营3个多月的600里江防，一夜之间被我红军彻底突破了！

红军渡江以后，势如破竹，一天就向敌纵深挺进近百里，红4方面军由此挥师北上，踏上了万里征程。

建国后，塔子山下的渡口被命名为“红军渡”，并立碑记事，1980年7月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定“红军渡”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苍溪人民在塔子山上重竖丰碑，永昭后人，由巳83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亲书“红军渡”碑名。

5、大撤退……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火是红军放的，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张主席命令3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从恩阳的千佛岩到威州170余里的民房都被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

这一决策上的重大的失误，也导致了留在川陕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刘子才部得不到群众支持，轻易地被敌人斩尽杀绝。

而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是大巴山人民多年来不惜用生命来捍卫的自己的子弟兵——过去的川东游击军，现在的33军。

军长是大肃反官复原职的王维舟。（红33军军长王维舟）

身为一军之长，王维舟接到这样的命令时也曾震骇不巳，也曾冒死向张主席建议取消这样的命令。可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川陕苏区，张主席金口玉牙，他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天条圣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稍有违逆，轻则削去兵权，重则人头落地。

王维舟太了解张国焘的为人了——为了这，他巳经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双河场惨案发生之前，他因为不同意张主席的某些作法，巳经被撤掉了33军军长的职务，把他调到通江的彭杨军政学校高级班学习。

令王维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到军政学校报到，就从他的老部下，时任川陕省委副主席的余洪远口中听说，他眼下的上级、前不久带着四川省委机关的同志们来到苏区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居然也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监狱。

所谓国家保卫局，实际上就是川陕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虽然名义上冠着“国家”的名义，实际上还得接受川陕省委和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的双重领导。

余洪远告诉他，国家保卫局里关押的千余名犯人中只有两人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一个是罗世文，另一个则是“何旅华”（廖承志），据说罪名是“反对张主席的肃反政策”。他俩白天被警卫押着出去干活，晚上则被押回到单独的牢房里睡觉。

王维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中极为不安。当即要余洪远为他安排，他要去监狱中探望罗世文。余洪远很担心，说：“你现在都巳经落到这种地步了，要让张主席晓得了，恐怕会惹火烧身。”王维舟慨然道：“张主席不分清红皂白弄出了那么多反革命，杀的杀，关的关，我就不相信我们革命队伍里有那么多的坏人！我不了解其他的人，还能不了解世文？这些年来，我不但是川东游击军的总指挥，头上不还戴着顶四川省委领导下的川东军委书记的帽子么？世文要是反革命，这世间恐怕就再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了。你只管安排，天大的祸事我顶着！”。

国家保卫局设在通江县城中的川主庙内，进得大门头顶上便是万年戏台，戏台前面一个宽敞的麻石板铺就的大坝子，坝子尽头是正殿，两侧厢房顶上，还有供人看戏的敞式木楼。里面除了关押着千余名犯人，还有百来名工作人员和一个独立营的武装力量，有400人枪，营长刘汉成，是宣汉人，也是王维舟、余洪远的老部下。

几天后的夜里，余洪远得知刘汉成巳经安排好一切，就到街上买了两瓶包谷酒，两只卤鸭子，把王维舟带到国家保卫局的一间屋子里，马上叫刘汉成去把罗世文带来。

罗世文一进屋子立时便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情景下见到自己的两位老战友，愕然道：“你们……怎么会在这里？”王维舟赶紧起身相邀：“坐，世文同志，坐下再慢慢说。”罗世文虽然身上穿的是蓝色的红军军装，头上戴的也是红军帽，但是，领口上没有领章，军帽上也没有红五星。他那原本颀长的身躯显得瘦弱单薄，厚厚的镜片后面，目光也显得迷惘。王维舟将这些年来川东游击军的情况简单地给罗世文汇报了一下。

罗世文见了两位老部下，既激动，又高兴，但又不便将自己受到的委屈向二人倾吐。待酒过三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到其中的一页，让二人一观。那是一首言志七律《过通江城》。诗云：

千锤百炼是钢精，

共济同舟斩棘荆，

党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履霜自信有同情，

泾渭河愁不晏清，

肺石光照日月明，

熊熊烈火炼忠贞。

巴山气爽艳阳天，

跋涉蚕丛已十年，

味胆铭心期报效，

同袍虽勉著先鞭。

二人看后，面面相觑，知他心有苦楚，因诗中影射张主席拒纳忠言，又不便深问。

巳经将矛盾与张主席公开化了的罗世文却没有这么多顾忌，他悲痛地向二人谈到他带来的四川省委机关的同志，巳经有200多人被张国焘当作“特务”、“反革命”给处决了，甚至连中央派来川陕根据地工作的廖承志同志，由他组织力量，一环一环地护卫接送，并由自己亲自陪同到通江，因为表明了自己与张主席不同的意见，另外还有当初参加护送廖承志到川北苏区的四川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被污陷后，为保命胡咬乱扯，往廖承志身上泼污水，所以张国焘下令把廖承志也抓了起来。

罗世文悲愤地说道：“很明显，在张主席的脑海中已牢牢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谁反对他的意见，谁就是异己分子，谁就是‘改组派’、‘AB团’，在他的深深的潜意识里，好像其他的人都值得怀疑，只有他自己才是最革命的。”王维舟也忧心忡忡地说道：“我刚到通江，但听得的情况，也足以令我心惊肉跳。保卫局认为谁是反革命，根本不许本人申辩，即予处决。而且又轻信口供，按敌俘或是被抓的所谓反革命提供的线索继续捕人，由于这些并没有什么证据，只能根据口供，所以保卫局即实行逼、供、信的方针，采取种种酷刑审讯，结果造成被捕者屈打成招，乱编供词。肃反人员不经调查、甄别，便以此作为定罪和继续捕人的依据。这样罗织株连，所谓的‘改组派’、“AB”团分子多得难以令人置信。我看照眼前这样搞下去，不知会有多少红军官兵和苏维埃干部成为屈死的冤魂。”?

余洪远气愤地叫了起来：“张主席是党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啊，他怎么能这样乱搞？这到底是中央的精神，还是他个人的意志？”

罗世文赶紧用手指头点了点他，示意他说话声小一点，随即又悲苦地摇了摇头：“看来这不可能是个人意志的问题，我听说他在鄂豫皖时就搞过一次大肃反，把苏区杀了个天昏地暗，路断人稀，还叫保卫局长周纯全把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也抓起来突审，想搞向前的材料，可程训宣被整得死去活来也没有提供出他们满意的材料，最后给杀掉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向中央告张主席的状，可中央却下了一个文件，不单明确地支持张主席搞肃反，而且还把他搞的这一套肃反经验推广到了江西和洪湖苏区。”说到此，他顿了顿时，声音愈发沉重地感叹道：“我们都懂得，革命是阵痛，是流血，对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是正义之剑的切割，可是，对蒙冤而死的自己人，则是无法挽回的悲剧啊！”

临别时，罗世文长叹一声，语重心长地说道：“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这样在内部杀来杀去，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总是时时刻刻警惕不要把敌人错误地当成同志，却很少警惕把我们的同志错误地当成敌人？”没有谁能回答他提出的这一沉重的问题……

听到这些让人惊心动魄的消息，王维舟的心情复杂万分。可更让他悲痛欲绝的是，张国焘挥舞起的大肃反屠刀，紧跟着就落到了他手下众多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多年来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头上。

他强忍着心中的隐痛，为了顾全大局，一如既往地带兵打仗……

巍巍的大巴山是他和战友、部下们的家乡，他们巳经在家乡的莽林深涧里和敌人战斗了9个年头，可呆在旺苍南峰山上的张国焘一纸命令，无数战士流血换来的川陕根据地，就这样白白断送了。久经考验的33军，难道就这样听任张国焘的摆布？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华胜利的使命，难道就这样被张国焘所左右？带着团团疑虑，王维舟不得不率军撤离这血肉相连的红土地，广大的指战员同他一样，也是一步一回头，抽泣声此起彼伏……

33军为全军殿后，可令王维舟愤怒与尴尬的是，张国焘把烧毁民房的任务交给他的部队来完成。

张国焘不会不清楚，33军是巴山人民的子弟兵啊，他们面对多年来舍死忘生支持自己的父老乡亲，怎么下得了手？

可是，军令如山倒，作为下级，别无选择。

命令最终是由王波的93师去执行的。

那是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密密麻麻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王波师长心如刀绞，一抹泪水大吼道：“烧！先把值钱的东西搬出来再放火！”

火烧起来了，红军退到哪里，哭声响到哪里。

王波再也忍受不了，脚一跺，跑到副军长罗南辉面前诉苦：“日妈哟，烧，烧，烧，烧个锤子！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咋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哟！”罗副军长说：“这是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啊，上级说得很清楚，为了推迟敌人的进攻，给进入苏区的敌人制造困难，有利于我军安全撤退……”

王波吼道：“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烧毁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房子，豪绅地主的房子并不多，也不顺路，我们烧了，走了，穷人怎么办？敌人还会以此为借口，大肆宣传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在政治上只能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军呀！”罗南辉说：“你讲这些道理，王军长都在电话里对张主席说了，可结果反倒被狠狠地刮了一顿胡子。”王波说：“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上面啊。”“咋个对付？”“反正张主席他们巳经走得老远了，我们一路上只烧些草堆堆，掩人耳目，能向上面交差就行了。”罗南辉完全同意，而且说他和王维舟都是坚决反对张主席的杀人放火政策的，只不过处在他俩的位置上，提提意见可以，不敢不执行命令。他还说：“张主席一直对我们33军有偏见，军长和我在很多事情上也只有委屈求全。”

大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大烧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

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一些过去当过保甲长、一直坚观望态度的人也主动参加了革命，可是在后来的大“肃反”和实施“坚壁清野”时，这些人差不多都被杀掉了。还有一些开明绅士表现出了同情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他们中有的出钱，有的把房产全部捐献了出来。像王坪的大地主王平阶、王职生、王子由、王兆元、王子君等，就把房子捐出来做了红军总医院。还联名写了一副对联送到红军驻地表示归顺。上联写的是：红军到，土豪逃，反动皆逃；下联是：工人乐，农人乐，大家俱乐。横额是：赤色赤区尽赤化。当时，他们也因此受到了宽大对待。

可是在红军撤出大巴山时，张主席却下令把这些人全部“处理”，以消除隐患。这些人在被处死时大骂共产党不讲礼义廉耻，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王平阶被抓后悄悄脱光衣服，用裤腰带一头拴住生殖器，一头拴在床上，双脚抵住床边猛力一蹬，两颗睾丸像子弹一样飞出。他自杀了，为的是不被乱石砸成肉酱。

 

第十二章：红星上的裂痕

    如今被宣传得像人间仙境般的九寨沟，就离当初我们经过的那些地方不远……杂谷脑会议上，张国焘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猛烈抨击令许多到会的首长目瞪口呆……在右路军指挥部，陈昌浩等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

1、谁是毛泽东

1935年3月底，红4方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后，一月之内连克昭化、剑门关、梓桐、青川、江油、北川等地，打通了西行的道路。

此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无日不战。5月中旬，红4方面军解放了羌族同胞聚居的茂县、汶川地区，还发动群众建立起一个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机构。

尚在江油时，张国焘就以中央红军巳遭惨重失败，存亡未定，中央政府巳经完全丧失了领导职权和能力为由，提出：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取代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职责。

在汶川召开的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的这一意见被一致通过。

5月18日，西北联邦政府在茂县宣布成立，由红四军政治委员周纯全出任主席，并且制定了政府纲领，布告各地。30日，张国焘又发表了《西北联邦政府宣言》。

这件事，很快给张国焘带来了麻烦，也成为后来他与中央分裂的一个重要发端。

这时，总部和西北联邦政府均巳移到了北川县城，在这里住了10来天。

这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川北本就算得是个荒凉闭塞的地方了，可通南巴和北川比起来，就如同天堂一样。这里满眼都是长满树木的大山，人烟稀少，而且是藏、汉、羌等多民族混居区。藏族占一半以上，当时称他们为“藩族”，能说汉话，生活巳趋于汉化的，被称作“熟藩”，保持着原有部落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则被称为“生藩”。“生藩”大都散居在高寒山区。北川境内，山势险要，雪山林立，道路多是顺着山壁的走向凿石而成，蜿蜒奇险，行军时常有战马掉入谷底摔死。这一带地处高寒，稻谷和罂粟的生产都不适宜，只产青稞和包谷。

我们到了北川，犹如到了外国，生活很不习惯。尤其是红4方面军绝大多数官兵吃惯了大米，现在改为吃糌粑，都感到头痛。

曾传六、傅钟领导的政治部赶紧在全体红军中展开了教育活动，要求战士们严守纪律，不许擅杀牛羊，务必遵守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与他们和睦相处，争取他们不与红军为敌。而教会战士如何吃糌粑也成为政工人员的重要工作。陈昌浩就多次亲自向战士们示范。

有个问题始终没有搞清楚，红4方面军西征时到底有多少人？有的考证说有10万，有的则说10万是号称，是故意虚张声势用来吓唬国民党的，实际上只有8万人。

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具体。但我晓得在北川，红4方面军把所有随部队西征的苏级埃干部和出征前招募来的力夫，还有由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编成的，归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的4个独立师，全部编入了红军。从川陕苏区出发时我们有5个整装满员的军，足足8万人，再加上北川新编入的至少3万人，总数绝对在11万以上。新编入的这3万，质量也都不错，苏维埃干部原来就和红军没啥区别，大家都穿一样的军装，都配武器，撤出来的呢？也都是骨干。还有不少原本就是从作战部队里派到苏维埃政府去工作的，这次不过算是归队。力夫都是精精壮壮的棒小伙子，一身贼力气，拿起枪就是个好兵。而成建制的4个独立师，就更不消说了。

5月底，张主席接到了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成功的电报，即派余天云、李先念率30军西进迎接。总部也离开北川县城，前移到杂谷脑（今理县政府所在地）。

1935年6月14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红4方面军的30军，在夹金山下与红1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会见了余天云和李先念等四方面军的指挥员。

驻地一片欢腾，30军的各支部队陆续送来了早巳准备好的慰问品，除了大批的粮食与牛羊，还送枪支弹药。

当天，中央纵队在余天云、李先念的安排下，吃了一顿可口的会师饭。菜很别致，有牦牛肉、羊肉、洋芋片，饭是青稞、包谷面疙瘩。这是难得的美餐，中央领导和机关的官兵们吃得十分香甜，几乎忘记了翻越大雪山的疲劳。

同日，余天云、李先念电告红4方面军总部，他们巳经在达维和红1方面军会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巳经到了达维。

李先念和余天云看到红1方面军损失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俩的想像，许多部队甚至打得来成了“空壳壳”，两人便商量从自己军中拨一个整团，连人带枪1500余人全部送给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

带兵打仗的人都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发展壮大起来的部队就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哪有父亲把儿子拿去送人的？但李先念和余天云却硬是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当然，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要想背着张主席，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当天晚上，两军在达维村的坝子上召开了会师联欢大会。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映红了指战员的脸膛。大家同声欢唱着红4方面军前进剧团为专为两军会师而创作的《两大主力汇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汇合了，欢迎一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嗳，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坚决赤化全川！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往前进！

歌声震荡，掌声雷动。

张主席接到余天云李先念的电报后，当即在杂谷脑召开了一个只有10几名高级首长参加的会议，统一了向中央报告的口径。然后由黄超起草，张主席致电中央，对两军会师表示祝贺，报告了当前敌情和所属各部队位置，提出了两军会师后红军应向西或向南发展。并表示，红4方面军全体官兵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但是，张主席的主张被否定了。

第三天，中央即回电张主席，明确指出：

“今后我1、4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3省”，提出了向东向北与张国焘的想法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这种最初在军事行动方向上的分歧，延安批张时被中央认为是张国焘与中央分裂的前奏，“看起来表现在战略进攻方向的分歧上，而骨子里则是争夺红军指挥大权的初步试探。”

17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再次强调：“我意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暂时亦可向南进攻。”

18日和20日，中央两次电告张国焘，要他放弃西移和南下的意见，和中央保持一致，合兵北上，力攻平武、松潘。

21日，张国焘复电中央，仍然坚持南下。

最后，中央通知张国焘，要他立即赶往懋功的两河口，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商决一切。电报发出后，中央即离开达维，移往两河口。

6月22日一大早，随张主席前往两河口的是黄超秘书长和几名参谋，一名藏族通司。我率警卫排随侍左右。

这是一次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我们的马队足足跑了两天多，沿途虽大都是对红军怀有敌意的藏民散居区，但4方面军早巳将这一带地区控制，并不担心会遭到袭击。

这一带山势奇险，断层岩很多，棱磨河上不时出现大大小小的瀑布，景像十分壮观。竹索桥、溜索和偶尔可见的皮筏子便是河上的交通工具。

从地图上看，杂谷脑到两河口并不很远，但有时为了能寻找到一处马匹能涉水过河的地方，不得不跑上半天冤枉路。旅途上到处都是阴暗茂密的原始森林，空气潮湿，还散发着腐叶的臭味。莽莽苍苍的老林子里，当地人叫做海子的湖泊多极了，湖水瓦蓝瓦蓝的。飞禽走兽也不少。

我们当时只看到了它的原始、蛮荒、落后，根本就感觉不到它的美，更没有心情去欣赏这种美。谁知半个世纪后，那地方会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如今被宣传得像人间仙境般的九寨沟，就离当初我们经过的那些地方不远。

马队白天赶路，晚上则借住在藏民家中。藏民的住处，多是石块砌成的楼屋。底层喂牛羊，屎尿遍地，黑暗又不通风。二层住人，也没窗户，下面的臭味冲上来，让人难以忍受。第三层最干净，却不是人住的的地方，正中供着佛像，两壁挂着经幡，香案上摆放着祭神用的各种器具和经卷。红军有纪律，知道这佛堂是藏民家中最神圣最庄重的地方，都不敢去上面睡觉。连张主席、黄超秘书长也只好和卫士们一起，呆在二层屋里让臭味熏。

24日下午，天上飘着毛毛细雨，经过长途跋涉的马队突然看到一大群骑着马的红军向我们迎面奔来。等到近了，才看清是彭杨军政学校校长何畏，30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9军军长王宏坤、政委詹才芳，4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等人与卫士们。他们是特地赶来迎接张主席的。

随他们而来的，还有3位穿灰色军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位矮个头的年轻人。听介绍后方知，叫凯丰（何克全），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央与一方面军来欢迎张国焘的。

快到两河口时，我们看见路边冒雨站着数百名红军官兵，高举着庆祝两军会师的标语牌。路边还立着一个搭着油布的雨棚。看见马队走近，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雨棚里这时也走出了一群红军，大约有二、三十人，有的戴着军帽，有的光着脑袋，显出很随便的样子。他们加快步伐，向着马队迎了上来。还有人大声叫着张主席的名字。

张主席在欢呼声中蹁腿下马，跑步向前，和从雨棚里走出来的那群领导模样的人握手、拥抱、招呼，双方都显得非常激动。

我们这帮随从人员虽然过去也听说过“朱、毛”，也知道朱德和毛泽东都是中央主要领导，可就是分不出谁是谁来，赶紧向何畏、余天云等四方面军首长们的警卫员悄悄打听，才弄清了谁是张闻天，谁是毛泽东、朱德，谁是周恩来、博古、刘伯承、邓发等中央领导人。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他没戴军帽，露着很长的头发，身材比张主席要稍矮一点，瘦一点，脸色也有些苍白。张主席方脸阔腮，浓眉大眼，由于几天没刮胡子，下巴上镶上了一道黑边。毛主席面孔椭圆，眉清目秀，显出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而且毛的穿着也显得宽衣大袖，很随和的样子。

毛主席随即站到从雨棚里抬出来的一张桌子上，代表党中央、红一方面军向张主席和红4方面军致欢迎辞，并感谢红4方面军给予红1方面军的友弟般的支持。张主席也登上桌子致答辞，代表红4方面军向中央致敬，对中央红军表示慰问。仪式俭朴而充满情谊。听着两位领袖的致辞，我们当警卫员的也和在场的首长一样，感动得鼻梁发酸，满眼泪水。

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和张主席下了桌子，冒着霏霏细雨，在众人的簇拥下，一起向两河口走去。

就在一大群人向场上走去时，我听见了走在我前面的张主席和周恩来的一段对话。

张：“恩来同志，有一点我至今还不太清楚，你们这一路上打过来，伤亡惨重啊，不知道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人？”

周：“我们现在是不能和你比呀，你现在是兵多将广，人强马壮。”

张：“四方面军现在有10来万人，你们呢？再怎么也不会少于5万吧？”

周：“哪里呀，我掌握的准确数字，也就3万人吧。”

张：“噢，就只剩下3万人了。”

周：“秤砣虽小，能压千斤嘛，不然，我们怎么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这里来和你会师。”

张沉默。

周：“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多兵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于坚持什么路线。遵义会议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路线，毛泽东……”

“纠正什么？”张主席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周恩来的话，“还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两河口处在小金川上游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故名两河口。镇子不大，只有百十户人家，藏汉杂居。镇子里最气派的建筑是关帝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就住在这庙里。

中央机关塞满了两河口，全身戎装的张主席在宽衣大袖不修边幅的毛主席等领导人的陪同下一走进小街，许多官兵都拥挤在街道的两边鼓掌欢迎。张主席神彩飞扬，微笑着不断地向他们鼓掌致意。

我还注意到，那些操江西、湖北、湖南口音的一方面军的官兵，激动之情也不压于我们。

中央首长们的一大帮警卫员陪着我们。毛主席的警卫班长吴吉清，成了我的新朋友，一路上不断地给我介绍他们如何从贵州打过来的情况。

我完全能够明白无误地感觉到，红1方面军的战士对我们红4方面军的感情是非常强烈和真挚的。谁也不难想像，对于一支从敌人的包围圈中一路血战冲杀出来，损兵折将，疲惫不堪，几乎是弹尽粮绝的军队来说，突然和一支拥有10万之众，枪弹充足的兄弟部队汇合。那种喜悦和振奋，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

在关帝庙前，我看见张主席亲切地和一位身材高挑瘦弱的年轻女红军握手。吴吉清告诉我，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叫贺子珍，在贵州时遭遇敌机轰炸，受了点轻伤，还流了产。

2、彻夜长谈

可是，这种会师形成的欢乐，很快便消失了。就在两河口召开的这次为期3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刚才还亲热得像两兄弟的毛主席和张主席产生了分歧。

会议是在关帝庙正殿旁边毛主席的房间里召开的。吴吉清，朱总司令的卫士白全宗，还有其他首长的几十个警卫员和我们一起在正殿里闲聊。卫士们在外面谈得亲切融洽，旁边房间里的声音却渐渐地高了起来。

张主席力主两军会师后队伍应立即向南或向西发展。毛主席则坚持迅速执行中央的“北进计划”。南辕北辙，两人各持己见。

张主席指出北进的诸多不利，大西北人烟稀少，不仅不利于增强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反而会因为地域的阻隔，削弱党和红军的影响力。他提出了南下川康的计划。在论述中，他还引用了诸葛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名言。

毛主席提出的“北进计划”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就在中央红军反5次围剿失败，匆忙撤出瑞金之际，共产国际急电指示，如果红军到了万不得巳的地步，可以北进蒙古，靠近中苏边界，他们会相机给予支援。

中央正是根据这一分电报指示的精神，制订出了“北进计划”。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等十几位中央领导和红一方面军指挥员的支持。

张国焘孤掌难鸣。

博古、张闻天、凯丰等人相继发言支技中央的“北进计划”。

其实在中央领导之间产生分歧，进行争论是习以为常的事。但是，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们似乎大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长于辩论，辩论起来总想急于用自己的观点去驳倒对方的观点，喜欢引经据典，言辞也很犀利。原来4方面军中的沈泽民就是个典型。自己并无恶意，也无私心杂念，却总是事倍功半，让人难以接受不说，还容易使对方产生反感。几名党的理论家轮番上阵，不免会使张主席产生受到围攻的感觉。让他觉得这帮从莫斯科回来的小青年对自己显失尊重。想当初，自己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副团长，三天两头给他们发指示、上党课。而现在他们把离开瑞金时的10万之众，搞得来几乎全军覆没，还有什么资格来对我指手划脚的？两军会师的振奋喜悦很快消失殆尽，他的情绪巳经变得来十分郁闷。

博古还在滔滔不绝。

很快，正处于烦躁之中的张国焘抓住博古发言中的一句话“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想飞也飞不起来”这句话，想狠狠地敲打博古一下。他曲起一个指头，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脸上布上一种带有轻蔑的威严神态，斜视着博古，然后冷冷地讥剌道：“博古同志，眼睛长来不完全是用来看别人的，也应该借个镜子看看自己吧。中央红军10万雄师，如今还剩下多少人马呀？作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你难道不应当深刻地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还振振有辞地来和我谈什么军事？”他笑了一下，又吐出三个字，“你配吗？”

张国焘虽然没有声色俱厉，但是，他这不怒而威的表现，满脸的轻蔑，让会场顿时寂静了下来。在场的人，似乎都猛地意识到了张国焘为何敢于盛气凌人，敢于当着党中央的面对博古冷言羞辱的原因，心中顿时掠上了一丝阴云。

“国焘同志，先不要上火嘛，让博古同志把话说完，你再发表意见，好不好？”毛泽东慢悠悠劝道。

“我刚才得到报告，胡宗南手下的伍诚仁部，正向包座疾进，巳经堵住了北进的通道。川敌郭勋棋部、刘文辉部，也正在向北川、茂县一带运动。看来，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巳经在扎一个大的口袋，想在川西把我们围而歼之。坐而论道，空发议论，我看只会浪费时间，殆误战机。”

毛泽东的脸沉了下来：“国焘同志，这怎么是坐而论道呢……”

两河口第一天的会议张国焘和中央领导有分歧，也有争论，特别是和博古争论时两人的言语都有些尖刻。但总的气氛并不紧张，也不激烈。毕竟两军的会合让所有的领导，包括张国焘都很高兴。

真正让张国焘火冒三丈的事情并不在政治局会议上，而是在第一天的会议结束，回到我们的住处以后发生的。

中午散会时，张主席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纷纷从房间里出来。表面上看，会上的争论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一群人说说笑笑地把张主席送到庙门外，毛主席、张闻天等人还和他握手道别。

在住处，我听到张主席对黄超说，他巳经在会上毫无保留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对遵义会议只承认中央领导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而继续确认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

张主席说：“他们丢掉了中央苏区，把中央红军也搞得来只剩下万把人，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军事路线的错误就能够解释的吗？我对老毛、洛甫（张闻天）说，我恰恰认为，造成中央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当前只不过是最直接地反映到军事的失败上。现在要挽救党，挽救红军，当务之急就是要检讨政治路线，否则就是舍本求末，没有抓住错误的根源。”

黄超递给张主席一份《布尔什维克》，指着上面一篇文章说：“主席，你看看凯丰写的这篇《列宁论联邦政府》。凯丰在这篇文章里说，列宁曾经反对欧洲联邦，因此你未向中央请示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反列宁主义的，同时也是反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的。在中央红军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打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于公开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企图以西北联邦政府取中央而代之。主席，凯丰敢公开在党的刊物上点名道姓地批评你，而且把西北联邦政府提高到取中央而代之的地步，这让我非常震惊。而且，这是1方面军一位不满他们做法的同志悄悄给我的，他告诉我前几天巳经接到通知，紧急收回这期刊物。”

张主席匆匆浏览了这篇文章，鼻也哼了两声，一脸不屑地说道：“凯丰算得了什么！一个小小的代理□□部长，后面没有毛泽东、周恩来撑着，他敢张口咬我？”

张主席的住处在镇子北端一家卖杂货的店铺里，余天云和李先念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贴贴。为了不给老板一家增加麻烦，柜台里边是张主席和黄秘书长的住处兼办公处，我和11名卫士则睡在柜台外面。我叫卫士找了两张门板给张主席黄秘书长做床，我们则抱了些青稞秆来铺在地上，大家席地而卧。

当天晚上，在关帝庙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双方的首长都云集在大殿里。一大碗一大碗的鸡肉和猪肉、牦牛肉端上了桌，还有红烧的大熊猫肉，当地土酿的一种烈性青稞酒。

张主席带黄秘书长和我去参加。宴会上，领袖们谈笑风生，说话最多的是毛主席。后来为一个玩笑——毛说擅吃辣椒的人最具有革命性，不吃辣椒的博古就和毛主席争吵了起来。双方互不相让，言语尖刻，弄得面红耳赤，博古书生意气很浓，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张主席则一直面带微笑，除了一般性的应酬，很少说话。

宴会结束后，朱总司令来到张主席的住处，和张与黄聊了一个通宵。

我当时并不知道张主席和朱德过去在南昌起义时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交往。朱德是坚定的起义派，而受中央委托前去南昌指导起义的张主席则是坚决的反对起义派。起义失败后，张主席为此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被中央撤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我请老板烧了点热水，用木盆盛上给3位首长端去，请他们烫烫脚。然后，我就到外面检查警卫。等我回到屋子里，见首长们谈得投机。不当班的卫士们都巳经睡下了。我把木盆端到门外，将水倒了，也回到自己的铺位上。

朱德和张主席黄超的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次日拂晓时分。总司令讲了很多话，时而兴奋，时而沉痛。他说他在懋功以南的大路上第一次看到余天云李先念的30军时，这支队伍正浩浩荡荡地从他面前开过，去天全、宝兴一带抵御追击红1方面军的敌人。他们全都精神饱满身体强健。他检查了几名战士，每个战士都背有至少100发的子弹，部队机关枪也不少，还有用骡马驮的成箱的机关枪子弹、迫击炮炮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这一切加上战士们的战斗行进队列，都使他深信这是一支训练有素极具战斗力的队伍。他们对穿得像火夫头一样的红军总司令严肃的敬礼，热烈的欢呼，而且战士们对红一方面军的战友表现得非常的友好，许多人都主动地把自己的干粮拿出来分给他们。看到这样的情景，他作为红军总司令，非常非常感动。

作为一名红4方面军的战士，听到红军总司令这样夸奖我们，心里也感到很自豪。也觉得应该尽可能地给红4方面军弟兄们更多的帮助。

朱总司令对张主席的感谢完全发自内心——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对历史能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都会认为张主席对红一方面军做得十分够意思。遗憾的是，许许多多曾经接受过红4方面军帮助的老同志，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都把这一点略去不提，好像当初两军会师时根本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也是让许多当初经历了那样的场面，至今仍健在的原红4方面军的老战士提起来就摇脑壳的原因。

但是，却有一位地位不低的老人，为历史留下了这不应当被湮没的一笔。

“4方面军于长征是有特殊贡献的，其一是中途接应。无论是1方面军还是2方面军，在先后与4方面军会合时，都是疲惫不堪之师。1935五年5月，4方面军派李先念率部接应1方面军，会合后提供了大量物资装备，细致到根据作战时炊具容易丢失的经验，还专门抽调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补充到红1方面军。最难得的是，考虑到红1方面军兵员较少，还调拨3800人给红1方面军。一年后的1936年4月，为了策应2、6军团（即红2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又派此时隶属他指挥的罗炳辉红32军迎接。当我们到达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4方面军立即派数十匹马接他们回来。又给我们大部分同志送了毛线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如果没有4方面军的支持，一二方面军的长征显然更为艰难。其二是巩固了落脚点。属于4方面军系统的徐海东所部率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师后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这位敢于为我们4方面军说公道话的老人就是建国后屡遭极左路线打击，一路上走得来扑爬跟斗的老将军萧克。当时他是红2方面军的副总指挥。

朱总司令说完了对红4方面军，对张主席的感谢，转而又谈到了红1方面军的现状。他的语气顿时变得沉重起来。他说眼下红1方面军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从江西出发时的10万人，搞成现在不足万把人。林彪的红1军团人数最多，有3500人，彭德怀的红3军团有3000人，董振堂的红9军团则巳名存实亡，仅剩下几百号人了。而且土城受挫后，把炮都丢到赤水河里才跑了出来，机关枪也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步枪子弹也少得可怜，多者不足10发，少者只有3发，只能作保枪用了。然后，他又说到了8年前南昌爆动后他和张国焘在三河坝分手以后的经历。他说起义失败后，很多人都跑了，最惨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了28个人，而且这28个人中还有人担心他也会逃跑，把他监视起来。

但是，朱总司令对革命的前途却依然充满了信心。他说红1方面军虽然目前处境艰难，好在中央和红1方面军的大多数干部都保存下来了，有这么一大批经过严峻考验的优秀干部，再加上红4方面军的10万官兵，革命一定会有胜利的一天。

而张主席就在这时候开始对毛主席出言不逊了。

“我听说老毛这个人在江西时总爱和中央表现得格格不入，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筹，不少同志都对他有看法。我不明白，既然如此，你们在遵义会议上为什么又重新把老毛推出来执掌帅印呢？”

朱德听出这话味儿不对，严肃地说：“特立老弟，你可不要听别人乱吹风啊。老毛这个人，想事深，看事准，又不善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再加上一张嘴巴太厉害，容易伤害人，有的同志对他有意见，是在所难免的。但事实又往往证明老毛是对的。过去，博古排挤他，把他搞下去了。我们到遵义时，全军差不多快散架了，大家——包括一些过去对他有看法的同志——才认识到老毛军事上确实有人所不及的地方，所以才推他出来负责。老毛挂帅以后，队伍活了，我们才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这里来与你们会师。要还是让博古、李德他们乱搞，我们恐怕早就垮杆罗。”朱德这番话说得非常诚恳。

“玉阶兄，”张主席说，“在我面前，你是老大哥了，我也一直很敬重你。有句话，我不瞒你，我认为老毛这个人有股子霸气。刚才吃饭时，大谈喜吃辣椒者，必是革命派，虽是玩笑，我也觉得不妥，不吃辣椒的博古认了真，起而驳之，让老毛着实挖苦了一顿，气得拂袖而去，我看今后和老毛共事，还得练就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肚量才行。”

巳近50岁的总司令敦厚善良，宽于待人，也不会听不出张主席这话的弦外之音。接下来，他便有意地把谈话更多地转到了党内团结的问题上。他说，这些年来，中央巳因内部斗争而叠遭挫折，老同志巳不可多得，留下来的，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理应倍加珍惜。如今，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懋功会合，更应痛定思痛，团结一体才是。而且他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完全相信红4方面军，并不因为这些同志长期没有和中央在一起而有丝毫的疏远。

然而，总司令的这番劝告对张主席并不起作用。

“我对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有意见的。”张主席直截了当地说，“为什么决议上只承认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而继续确认中央的苏维埃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丢掉了中央苏区，1一方面军打得来只剩下万把弟兄，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吗？我恰恰认为，造成1方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军事上的失败，只不过是这种错误的最直接的显现罢了。所以我进一步认为：现在要挽救党，挽救红军，当务之急检讨的不是军事，而应该是政治。”

“对，彻底检讨政治路线，才是中央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政治路线解决不好，4方面军的10万官兵，也仍然会被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葬送掉。”黄超激动地附合。

朱德的两道浓眉紧蹙起来：“我并不认为你们的意见没有道理，不过，现在我们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正确的军事策略而不是其它。1、4方面军会合后，下一步该采取什么军事行动？至于中央工作的检讨，中华苏维埃的前途等政治问题，只能留待以后缓过气来再讨论。”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中央的意见？”张主席追着问。

总司令回答他：“不管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中央的意见，我认为这样做对整个红军有好处，也可能是当前惟一明智的选择。”

“不敢苟同，不敢苟同。”张主席摇晃着脑袋说，“玉阶兄，我的认为是，军事不过是皮毛，而政治路线才是根本。”

黄超连连点头：“主席的意见入木三分，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只要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反之，政治路线错了，千军万马也可能毁之一旦，1方面军的惨败，4方面军的蓬勃发展，难道不恰好证明了这一道理吗？”

总司令见话不投机，站起身来告辞了。说9点钟还要参加政治局会议，大家都得抓紧时间休息一下。

总司令一走，张主席就对黄超说：“我看朱德是别有用心，他是故意来把中央巳经定下的调子透给我，让我先摸准脉，不在会上当反对派。”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1、4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29日，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革军委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命令1、4方面军立即北进。

通过决议时，张国焘也举了手。但是，那是宥于党内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不得不“少数服从多数”。他清楚地看到了当前问题的严重性，他手中猛将如云，雄兵10万，而毛泽东等人兵微将寡，却拥有政治局的绝大多数手杆，使他成为了痛苦的“少数”。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战略思想无人喝彩。那么，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必须首先改变政治局的结构，让更多的4方面军的同志加入进去。

两河口，本是两江会合的地方。谁知，两大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历经千辛万苦刚刚在这里拥抱联欢后，马上又暗涛汹涌，形成了分流之势。

3、“杂谷脑黑会”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像走马灯一样来住所找张国焘谈话。而张国焘和他们一样，也都是高层次的政治家军事家兼思想家，口笔两厉，能言善辩，对自己业巳形成的看法，很难轻易被人左右。这种建立在自信上的固执有时很宝贵，有时又很糟糕。

张国焘舌战群儒，和他们除了争吵还是争吵。在我的印像中，前来说服张主席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去的。

第三天中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发前往毛尔盖。张主席送他们启程后，即刻动身赶回杂谷脑。张主席的随行人员加上红30军、红9军、红4军及彭杨军政学校团以上的干部，我们的马队浩浩荡荡，比来时庞大了许多。

回到杂谷脑的第二天，张主席主持召开了一个4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他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猛烈抨击令许多到会的首长目瞪口呆！

他严厉地批评中央坚持北进的方针是“逃跑主义”。他说中央领导着1方面军长征，一味避敌求存，巳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人不足一万，形同乞丐，狼狈不堪”，“每人平均只有3颗护枪的子弹，这是朱总司令亲口告诉我的”。他要“4方面军的干部们，尤其是党员干部，拿出爱党的热忱，拿出英勇的精神，去影响中央这种颓唐绝望的气象，去挽救兄弟的1方面军战友”。他谴责两河口政治局会议是一个早巳策划好的阴谋，是毛泽东这位土游击专家和洛甫、博古等留俄派联合起来对付4方面军。“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急欲控制我4方面军”。他攻击中央“不将4方面军当作嫡系部队，不视张国焘为自己人”。最后，他要求4方面军全体干部紧密团结，统一思想，和中央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陈昌浩也紧接着向大会讲话。他说：“在如此严峻的关头，我认为，我们4方面军的广大官兵拿出百倍的责任心来拥护我们的张主席挺身而出，纠正中央的错误，挽救处于危难中的红军，避免中国革命的失败。而现在我们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求审查中央的政治路线，改组无能的中央政治局。”

应该承认，张主席的鼓动能力是相当强的。再加上红4方面军发展的历史和长期脱离中央在张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一实际情况，绝大多数官兵自然而然地将张主席当成了中央的化身。而连番累次地大肃反，差不多巳将敢于反对他的人一网打尽，斩尽杀绝，即便还剩下几个持不同意见者，也是噤若寒蝉。在广大的红4方面军官兵心中，中央只不过是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而张主席则是被党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生活在他们中间并且巳经被神化了的最高领袖。不少人还多少对他保持着几分“真命天子”的敬畏心理，因此张主席才能够登高一呼，万众响应。

我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后来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为“杂谷脑黑会”的过程。它只有一天半的时间，而且是抢在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之前紧急召开的。毛泽东等人想必巳经考虑到张国焘在两河口期间所暴露出来的危险倾向，和他顽固坚持己见，恃强自重，盛气凌人的态度，所以派出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周兴组成中央慰问团前往杂谷脑，名义上是代表中央来感谢红4方面军对中央及红1方面军的支持，而实际上是向红4方面军的官兵传达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

刘伯承一到杂谷脑，就迫不急待地就向张主席打听曾中生的情况。

他绝对想不到，就是因为他对老朋友的关心，反而会使老朋友提前遭到了毒手。

刘伯承和曾中生是在莫斯科认识的，当时刘伯承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曾中生在中山大学，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经常在一起参加中国学生的聚会，彼此来往不少。1928年夏天，他们共同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1930年夏秋之交，刘伯承归国之际，早在1928年冬就已经回国的曾中生刚刚进入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回国后，在上海呆了1年多，也于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算算，两人已经六七年没有见过面了。

刘伯承只知道曾中生在鄂豫皖，具体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向张主席打听，张主席很坦然地说：“中生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我留下他养伤，伤好了就回来。”

刘伯承信以为真。

他哪里知道，曾中生当时就被关在离他不远的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此时，曾中生也得知了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的消息——四方面军保卫局的陈明义悄悄告诉了他。曾中生兴奋得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连夜赶着给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申明自己无罪，要求彻底平反，还列举了张国焘从鄂豫皖到川陕的种种罪行。不幸的是，这封信未写完，就被看守作为翻案罪证缴获了，马上送到了张国焘手里。张国焘又恼又怕。慰问团走了以后，立即把黄超叫来，命令他把曾中生秘密关押，行军时采取措施，绝对不能让1方面军的人看见他。不久两军分裂，张国焘率部回到阿坝。既巳和中央撕破了脸，索性就来了个快刀斩乱麻，叫黄超把曾中生处死。几天后的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驻地附近的一片密林中。没用枪，没用刀，只用了一根棕绳。

张主席巳经把他所需要做的工作做到了中央慰问团的前面。中央慰问团的同志发现，虽然他们所到之处都有欢迎的笑脸，甚至官兵们敲锣打鼓到离营房老远的地方迎接他们。可是，他们很快便感觉到工作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因为在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与张主席意见一致的声音：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与红1方面军的失败，巳经证明了中央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错误，所以，红4方面军广大官兵强烈要求改组无能的中央政治局。到后来，他们甚至常常在夜里受到中、低级军官们的纠缠与威胁，甚至有的高级指挥员当面口出狂言，要他们把屁股坐到张主席一边来，否则要撵他们走。有的部队还真地发生了驱逐中央慰问团的事件。很快，中央慰问的同志们便发现他们巳经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

这样的情绪很快便在士兵中反映出来，红4方面军的战士中出现了对慰问团随从人员不友好的现像，如行军中故意抢道，宿营时争抢驻地，甚至谩骂攻击，有的还发展到拳脚相向……

在“杂谷脑黑会”上，经张主席、陈总政委一煽动，首长们的情绪达到了沸点。这样的情绪也反过来给张主席壮了胆。会议尚在进行，他就按捺不住地给中央发电，称“我4方面军官兵强烈要求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同时，又以川陕省苏维埃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建议由陈昌浩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陈昌浩也迫不急待地以个人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电，建议“张国焘同志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并给中革军委独断决行之权，否则无法顺利灭敌”。

一日之内3个非同寻常的电报到了中央，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至此完全清楚了张国焘的用心何在。

中央立即回电，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这一点，张国焘本人在1937年党中央在延安发起的批张运动结束后写给中央政治局的检讨中就承认道：“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就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但是，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为顾全大局，中央仍作出妥协，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免去周恩来同志红军总政治委员之职务。”

中央考虑到1、4两军官兵的矛盾也巳公开，甚至激化，几乎每天都有抢粮、抢枪、打架、武装包围等恶性事件发生。为了尽快消除消除这种极不正常的现像，亦让张国焘能够认识到两河口会议后他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中央政治局于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了紧急扩大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4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中央在这样的时候拿出这样的议题，让张国焘颇感诧异！

当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分别就这一议题作完报告后，会议对以上3个报告进行了讨论。与会者的发言十分踊跃，他们既对红4方面军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但对错误的批评也是毫不客气的。他们严肃指出红4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预先没有很好准备，不同意张国焘在报告中得出的这样的结论：鄂豫皖的反4次“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他们认为在粉碎了刘湘“6路围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个严重错误。批评张国焘到通南巴以后，没有坚决迅速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地方武装。同时，退出川陕苏区时把所有的苏维埃干部、赤卫队、游击队统统带出根据地，更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这样不顾事实的批评显然让自恃有功的张国焘怒火万丈，会上双方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两河口会议。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芦花会议上，中央对全军进行了整编：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

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周纯全

总参谋长刘伯承

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参谋长叶剑英

红1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

1军（由1军团改编）军长林彪　政委聂荣臻　参谋长左权

3军（由3军团改编）军长彭德怀　政委杨尚昆　参谋长肖劲光

5军（由5军团改编）军长董振堂　代政委曾日三　代参谋长曹里怀

32军（由9军团改编）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　参谋长郭天民

红4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政委陈昌浩

4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　李聚奎

33军军长罗南辉　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张国焘自然不会满足于红军总政委这个职务，他盯着的是毛泽东的主持军委工作这个不仅可以指挥全军实际上也能左右全党的的位置。但是，毕竟，红军总政委离军委负责人，不过一步之遥了。

于是，张国焘下令拔寨起程，向毛儿盖方向集中。

笔者注：陈明义，河南省商城县人，1955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四川省人大主任等职。陈明义任省人大主任期间，在《华西都市报》上看到连载的本文后（吩咐秘书搜集每一天的连载），给四川日报社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文中存在的不实之处，比如，张国涛并没有派人杀朱德的座骑等。最让笔者欣慰的是，在他亲自关怀下，当时虽然红军身份也得确实，但只享受营级待遇的何福圣，被提升为正师级待遇。遗憾的是两月后，何即辞世。

4、陈昌浩被拒之门外

在移师毛儿盖的路上，张主席不断地召见各军首长，甚至一些主力师的师级领导也奉召前来谈话。而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如果红4方面军和中央的分歧公开化，他们将取何态度？

总部前移到卓克基时，张主席又下令各军按兵不动。他和陈昌浩等人商量后，给巳经到达毛儿盖的中央拍发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中央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在这次会议上全面检讨中央的错误。

中央很快复电，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要张国焘速往毛儿盖参加。

张主席却自作主张，带上陈昌浩，仍由我率警卫排护送，飞骑赶到了毛儿盖。

毛尔盖在松潘县的正西面，北临红原草地，向南则倚打鼓山蜿蜓而去的万千云山。毛儿盖是红原草地的边缘，打鼓山脉的起点，冬日里，山岭上白雪皑皑，冰凌满树，而在这夏日里，山上冰雪消溶，山水便奔流而下，汇聚到平地上来。这样，年复一年，毛儿盖一带便成了令人谈虎色变的泥水草地。当地藏民中流传的一首民歌这样唱道：

格桑花开在山梁上，

寨子里就有了春光，

青鬃马跑在草地上，

牧马人就有了翅膀，

阿妹你要嫁到毛儿盖，

水草地啊可得叫你断肠。

我们到毛儿盖时，正逢初夏，是草地上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眼前展开的，活脱脱就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芳草茵茵，绿色溶溶，一直向前延伸，而远处的地平线上又有银光闪闪的几点雪峰悄然露出，就像撒落在海上的几星珊瑚小岛，薄云舒卷的天穹是深蓝的，绿得耀眼的草地是绚烂的，多登花、茜绕花、金铃子、格桑花，红的像火，黄的如金，白的似雪，色彩斑斓，溢彩流光，也给明净的空气里溶进了淡淡的馨香。在这鲜花如云的原野上，或信马由缰，或策马飞奔，确实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

著名的“毛儿盖会议”其实并未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准确的地点是在沙窝，离毛儿盖将近20里的一座喇嘛庙里。

张主席一行在毛儿盖的9军军部吃过晚饭，然后驱马前往沙窝。到达喇嘛庙前的山口时，天巳经黑了，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稍顷，张闻天迎了上来。当他看到陈昌浩和张主席站在一起，不由皱了下眉头，直截了当地说：“今晚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张主席生气地说道：“昌浩同志是候补中委、中革军委常务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即使不够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也完全可以列席嘛。”

“列席也不行!”张闻天根本不予采纳，“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必须坚持!”

这样一来，反倒把陈昌浩弄得满脸通红。

这一晚，陈昌浩和那一班骑兵卫士，就在沟口的松树林子里露宿，辗转反侧折腾了一个通宵，想到老同学张闻天对自己如此严厉，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

应当说，他和张闻天交情不浅，他俩都同属党内闻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9月，20岁的陈昌浩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被党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当他进入“中大”时，张闻天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已经毕业留校任教，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张闻天比陈昌浩年长6岁，他的身世阅历、渊博学识和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都为陈昌浩所羡慕和敬佩。两人之间，与其说是同学关系，不如说是师生关系更为确切一些，而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各自都把对方称为“同志”。

1930年10月，陈昌浩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于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1年大年初一，张闻天、杨尚昆乘轮船由大连抵达上海，住在福州路一家旅馆。说来也巧，第三天，正苦于与组织联系不上的张、杨，竟然在南京路口碰到了陈昌浩。相逢之后，陈昌浩即将张、杨二人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转告给中央机关。当天晚上，博古就找到那家旅馆，看望了张闻天和杨尚昆。1931年4月，陈昌浩受中共中央委派与张国焘一起奔赴鄂豫皖苏区工作。离开上海以后，他跟张闻天四五年不曾相见。直至长征中1、4四方面军会师时，二人才得以重逢。这时，陈昌浩担任红4方面军政治委员已有4年之久。西征转战入川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他为候补中央委员，是仅次于张国焘的4方面军中的第2号人物。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取代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两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张闻天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这一场路线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而更加严重。

张主席只带我一人，随张闻天徒步进入山沟。

会议是在喇嘛庙外面一座亭子里召开的。会上依然是张国焘和毛泽东等人争论不休，而且非常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党的纪律，政治局委员们举手表决。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了。而且更令他恼火的是虽经他拼命反对，《中共中央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仍然被通过了。中央同时决定：1、4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以1方面军1军团、3军团、中央直属纵队和4方面军的4军、30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以4方面军的9军、31军、33军和1方面军的5军团、9军团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兼总指挥，张国焘兼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到下半夜，会议才散。张主席冷淡地和各位参会者握了握手，由我和另一位负责会议保卫的同志陪着，步出沙窝山口。

陈昌浩一见张主席走出山口，便急不可耐地迎上前问：“主席，怎么样？”

张主席阴沉着脸说：“他们以多打少，还能怎么样。”他脚不停步，径直往前走去，警卫们赶紧牵上坐骑，默默地跟在他和陈昌浩后面，往毛儿盖方向走去。

陈昌浩听张主席给他讲了会议的经过后，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中央会这样顽固地冷淡4方面军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的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我们的态度再强硬再严厉再激烈一些，是不是会迫使中央让步？”

张主席说：“昌浩，你不要沉不住气，我心中有数。让他们表演，只要军队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老毛他们闹得再凶，也是虚张声势而巳。”

我们就这样一直走到东方发白，走回了毛儿盖。露水，把我们的军装，马匹都濡湿了。

毛儿盖会议一共开了3天，这是第一次会议的情况。张主席没日没夜地两头忙，一边要赶到沙窝会上和毛泽东等人争吵，回来又连夜赶晚地与等候在9军军部的陈昌浩、何畏、黄超、李特等十几位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商量，然后再把商量的意见拿到会议上去。他在这3天时间里几乎没有脱衣上过床，困了，随便歪在哪个角落里打个盹就算睡过了。我自从给张主席当警卫员后，每天就雷打不动地要为张主席做一次按摩，一般在睡前，时间二三十分钟。可这些天里，连做按摩的工夫也没有了。卫士们可以轮着值班，可我这警卫排长丝毫不敢偷懒，只能跟着张主席受累。

当时中央领导虽然在北上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对于张国焘这些年来领导4方面军的工作，评价却不尽相同。毛泽东认为张国焘退出鄂豫皖苏区是正确的，退出川陕苏区是错误的。周恩来则说张国焘撤出鄂豫皖苏区是错误的，而撤出川陕苏区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前两天和张国焘干了一仗的博古这次却对张国焘给予了肯定，说张国焘执行了中央苏区4次反围剿后的党的正确路线，领导4方面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和发展。

所有人都能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明里表扬张国焘，暗里却是以此来证明当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是正确的。

在沙窝会议的最后一天，张主席以“提拔工农干部”为由，突然拿出一分名单，提出增加9名4方面军的干部进入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共才只有8人(张国焘是其中之一)，怎么可能同意让张国焘一呼隆搞成“张家店”？会议理所当然地否定了这一建议。但为了团结，双方通过协商，最终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

但中央此后对这一次人员调整从来不予承认。

张主席无疑以为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重大挫折，一觉醒来后，又迫不急待地前去拜望住在这毛儿盖的王稼祥，还特地吩咐我准备礼物：几大块牛肉干巴、两条烟卷、一包川土。

张主席带着我进去时，王稼祥正躺在床上抽鸦片。他在突破湘江时被敌机炸弹的碎片炸穿了大肠，经过傅琏璋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大小便。他是躺在担架上走完长征路的。由于药品奇缺，一直靠抽鸦片减轻痛苦，久之成瘾。王稼祥是政治局委员，因为有伤，持续3天的沙窝会议他没有参加。张主席和他曾在莫斯科一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算是老朋友，见了面，都很亲切。

张主席先关心他的伤势病情，然后向王稼祥介绍了沙窝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不厌其烦地谈到了他和中央特别是毛主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国焘同志，你是打算让我扮演战国时的鲁仲连这角色吧？”王稼祥打断他的话，直截了当地问。

张主席说：“是的，我听朱德告诉我，你在遵义会议上帮了老毛的大忙。我想现在只有请你出面，老毛才可能听得进去几句。我跟他没法谈，认识相去太远，这几天在沙窝，我们吵得比在两河口、黑水还要厉害，我是个犟脾气，他又是头湖南骡子，都很倔，都拍了桌子。我看，老毛这人对我成见很深。”

“不，国焘同志，”王稼祥恳切地说，“我虽然一直躺在担架上，对你的情况，对会议的情况，我还是很关注的。你今天请我扮演鲁仲连，我很愿意。不过，我要劝的不是老毛，而是你。我确实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他，但这绝对不是从私人感情出发，而是经过比较才认识到，目前只有老毛才有可能挽救红军。我现在仍然支持他，是因为他进入军事指挥小组以来所做的一切，也确实令大家心服口服。现在的情况你都看见了，遵义会议决定由老毛、恩来和我组成3人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我一直离不开担架，恩来这段时间也病得恼火，实际的军事工作全由老毛一个人在顶着干。你认为毛主席对你有成见，这其实是你的错觉。”

接着，王秀稼祥坦诚地批评张主席：“在两军会师之前，整个中央，包括老毛本人，对你都是很赞赏的。没有你的大力支持，我们可能跨不不过这道难关。这些，大家都是记在心上的。可会师以来，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你再三坚持要中央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作全面的检讨，难道你就不能也检讨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坚决认为，在当前，最重要的、事关全体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一是党内的高度团结与统一，二是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任何有悖于这两个大原则的，我都不会赞成。国焘同志，你是长期肩负重任的老布尔什维克了，忠言虽然逆耳，我想你还不至于反感吧？”

张主席满怀希望而来，没想反倒被王稼祥说服开导了一通，只得心不在焉地摆了一会，悻悻告辞。

就在张主席停留毛儿盖期间，又发生了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4方面军几位高级将领群起围攻党中央总负责张闻天！

事情的开端是，陈昌浩将4方面军驻扎在毛儿盖的几位首长召到右路军指挥部，商量好以后，然后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他反映。

张闻天来后，陈昌浩以强硬的口气“劝告”张闻天，要他拿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权威来，影响毛泽东等人认真听取采纳4方面军的意见。

张闻天见他出言不逊，身边还有一大帮将领们助威，心中虽是愤怒，但为了维护团结，依然压着火气，向陈昌浩耐心解释、劝告。

不料，何畏按捺不住，“啪”地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向着张闻天大吼道：“党中央一错再错，到现在还根本不认错，我这个老共产党员，从此以后再也不信任中央了！”

何畏一发难，其余的将领们也全都一轰而上，赤膊上阵，对张闻天展开了围攻。他们纷纷质问张闻天，凭什么说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就一定正确，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就一定错误？为什么中央对4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这一基本事实视而不见，反而要指使凯丰在《布尔什维克》上公开发表攻击张国焘的文章？随后又偷偷摸摸地收回？还专门打招呼不能让4方面军的同志看到。为什么中央红军遭到这样惨重的失败不对自己进行全面检讨，反而要对4方面军的工作进行全面清算？这样的行为，能算光明正大吗？他们威胁说，中央批评张国焘是不公正的，张国焘领导4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爱戴，如果中央继续忽视张国焘同志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10万官兵的重大反感。

大家七嘴八舌，围着张闻天吵个不休。

这时，何畏用剩下的一只手臂气势汹汹地指着张闻天大骂道：“你像个什么党中央总负责人？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在党内以脾气温和著称的张闻天此时再也无法容忍，勃然大怒，瞪着端坐在一旁的陈昌浩大声说道：“陈昌浩同志，对今天发生的严重行为，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陈昌浩有恃无恐地回答：“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行为，你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请听听我4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们的意见吧。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员在迫不得巳的情况下，向党的最高负责人表达意见的一种直率方式，洛甫同志，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们的态度。”

“我明白了，昌浩同志，这件事情并不是孤立的。今天这件事，我会郑重向中央政治局通报的。”丢下这句话，张闻天拂袖而去。

陈昌浩在他身后飞出一腔：“请便吧，我希望那不是你现在惟一能做的事。”

平时寡言少语遇事沉得住气的徐向前看不过去了，忍不住站起来，用竹子烟杆在桌上“梆梆”猛敲，冲大家嚷：“都在干什么啊？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那些事不该我们管，我们也管不了！现在部队已在这里停留40多天，郑义斋（时任总供给部部长）天天跑来向我诉苦，说这些日子战士们吃黄麻把嘴都吃肿了，巳经快饿死人了！我们得赶快走，等到了有粮食的地方，你们吃饱了再吵！”

这就是“毛儿盖兵谏”的全部过程。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也愈发恶化了1、4两方面军官兵的关系。

不过，毛儿盖却成了廖承志的福地。有一天，他和“劳改队”的成员一起被押着外出打粮。走到一个叫州西的小村子，一彪人马飞驶而来，为首一人，居然是周恩来！

“那时我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周恩来同志，不知该怎么办。我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还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同志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

5、杀机毕现

在沙窝会议后两个来月的时间里，毛儿盖地区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红军总司令部驻扎在卓克基，但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一个多月，整天忙于1、4两军的混编工作。这时候，陈昌浩和徐向前巳搬到设在毛儿盖的右路军总指挥部去了。

张国焘仍住在红9军军部里。此时的红9军军长由孙玉清接任，政委是陈海松，政治部主任是陈伯君。

每天都有将领们到红9军军部来，有的是张国焘召来的，有的则是是自己主动来的。以红4方面军的为多，也有红1方面军的。红4方面军的人围绕着军队实权这一敏感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害怕的就是被中央先分割削弱，再被挤垮、吃掉。自从中央决定两军混编以来，在他们不少人的思想中便产生了很大的疑虑。过于敏感地认为“张主席功高震主，遭人所嫉”，产生了“中央不相信4方面军”的念头。他们认为张主席代表红4方面军提出的一些意见没有得到中央的尊重，说了等于白说，相反还受到某些意见相左的领导人的讥讽揶揄，认为是被中央“瞧不起”。一种由于气愤而导致的怨忿情绪，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红1方面军前来接近张国焘的将领则是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有意见，认为张国焘把红4方面军壮大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眼下只有他才能代表党内的正确路线，所以偷偷摸摸地前来表明对他的支持。

有一天晚上，9军军部里大约来了七八位指挥员，又在七嘴八舌地议论沙窝会议。何畏说着说着上了火，当着张主席的面就破口大骂起来：“什么中央？事情做得真他妈太损了！没有这帮烂秀才瞎搅和，我们照样能够把红旗打到底！”还带着一种揪心的痛苦和担忧对张国焘说，“主席，你总是在会上一让再让，我怕你让了第一步，他们后面还会来第二步、第三步啊！”

张主席环视了一下在座者，像很快意识到什么，对何畏瞪了一眼，斥责道：“你现在巳经是候补委员了，说话要注意分寸，像你这样整天不分场合的大呼小叫，容易坏大事的。我参加的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大家赞成北上，那我就只能够放弃我的意见嘛。”

在场的，还有两位1方面军的同志。

就在张国焘呆在毛儿盖期间，不祥之兆接踵而来……

两军上层领导之间的矛盾终于全面地漫延到了下层红军官兵之中。短暂的“蜜月”结束了，双方的关系突然变得剑拔弩张起来。战士们过去见了面亲如弟兄，现在却恶语相讥。红4方面军的官兵糟踏红1方面军是残兵败将，叫化子部队。红1方面军的官兵则还击红4方面军是军阀部队，政治落后，作风恶劣，是“军阀走狗”、“四川跑出来的土匪”。谩骂、抢粮、抢枪等恶性事件一日数起。不仅如此，甚至还出现了集体斗殴的现像。虽然红军组织了联合纠察队执勤，对吵架斗殴者一视同仁严惩不贷。但是，这股彼此敌视的情绪依然在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暗暗涌荡。

此时，张主席的警卫工作巳经大大加强了，余天云调来一个野战营，每天在张主席住所前面的一块荒地上“训练”。到了夜间，则派了两支以上的巡逻队在张主席住所四周游动警戒。

毛泽东也没有掉以轻心，同样是调兵遗将，暗做准备。

我也加强了内部的保卫工作。每天夜里，我都要安排卫士轮流通宵值勤，每班4人。我则搬进张主席寝室，同住同起。白天有人来访，我也从始至终不离张主席左右。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人都陆续来找张主席谈话。他们希望能说服他，而张主席也同样希望能说服他们。开始都是苦口婆心，而最后都是争吵一场，不欢而散。

只有林彪，张主席对他印像很好，说他像4方面军的余天云，人年轻，特别能打仗。林彪来拜访张主席时，表现得毕恭毕敬，还送了张一匹好马。张收下了，但从未骑过，依然骑他从川北带出来的那匹青骢马。后来张主席在康藏高原创建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以对付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的藏族骑兵时，把这匹马送给了4军军长、出任红军第一任骑兵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

笼罩在毛儿盖上空的这种剑拔弩张、杀机毕现的气氛，自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1方面军首长们的强烈不安。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就说道：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主席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巳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巳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巳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情，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在前面，我走在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2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我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任何事件的发生以至结果，都有着内在的缘由。回首毛儿盖那一段难忘的经历，就我这个身处特殊位置的老兵个人的思考和看法，我认为张国焘最后走向反面是有阶段性的。他在两军会师以前的表现还是应当得到肯定的。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不惜放弃正在蓬勃发展的川陕苏区，去与中央红军会师，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在红4方面军本身供给也很困难的情况下——据我所之，当时总部下了道死命令，必须至少拿出一半的物资粮秣来支援远道而来的红1方面军——尽最大努力帮助红1方面军。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发现中央红军只剩下了万把号人，而且衣着破烂、面带菜色、缺枪少弹，认为他们巳经垮掉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必须由他和红4方面军来完成，于是开始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而且他产生这样的想法恐怕也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自不量力”、“图谋不轨”。他当时是有这个条件和力量的，中央带着红1方面军连吃败仗，到头来连安身立脚的地盘都弄丢了，让敌人追得来扑爬跟斗满世界跑，而自己指挥红4方面军连战皆捷，手下兵强马壮，猛将如云。再加上他在党内的资格很老，一大就是主持人，如今能升上来与他“坐而论道”的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凯丰等一帮小青年，当时还都是他在莫斯科的学生辈，恭恭敬敬地聆听过他的教诲，见了面还得向他鞠躬问好。没想自己回国后，却一直受到压制，心里积着怨气，出生入死这么些年好不容易才拉起一支人数众多兵强马壮的军队，总该轮到自己扬眉吐气一回了吧，没想仍然要受毛泽东和莫斯科回来的这帮小青年指挥——而且这帮嘴上无毛的小青年刚刚把中央苏区指挥丢了。他心中自然会有想法。这是张国焘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中央与红1方面军那时处于绝对弱势，意识上都对枪杆子重视到了极其敏感的地步，对张国焘也的确有猜疑防范之心，总想把他的傲气打掉，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听命于中央，每当发生争论时，言语之间对张国焘也多有不恭之意，这就更让张国焘愤懑不平，愈发增强了他的分裂之心。一直处于高度警惕之中的毛泽东一看事情不妙，担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动杀机，赶紧带起部队来了个胜利大逃亡。客观上更让红4方面军的官兵感到自己在毛泽东和中央的眼里是支杂牌军。两位领袖严重的互不信任，造成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分裂，铸成中共历史上的一次悲剧。过了六七十年再来冷静地反思、检讨，我认为把责任张国焘身上一推固然省事，但历史恐怕就有了残缺。当然，后来张国焘一意孤行另立中央，这一下就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再后来又隐居山林，把路弄得越来越窄，发展到逃离延安投靠蒋介石，走向了对立面，就更酿成了他自己终生的悲剧。

 

第十三章：军旗下的阴谋　
　

    藏族通司同意带路，但不走路，要红军抬着他们上路……我最初也有一瞬间的闪念：对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动粗，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彭德怀密切注视着李特的举动，提防他掏出左轮手枪，向毛主席射击……

1、葛曲河边　　

1935年8月中旬，中央命令会师后混编成的左右两路军同时分兵北上，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然后两军在巴西会合。

中央机关偕右路军向草地开拔后，张主席与中央派到左路军来的朱德、刘伯承一起返回卓克基，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率左路军从卓克基、马塘一带出发，准备穿越草地，经阿坝向巴西前进。

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兼左路军总指挥，但左路军的指挥大权实际上完全落在了巳是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手中。而刚刚在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受挫回来的张国焘，此时巳经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了。

毛主席在随右路军北上的途中不断发来电报，催促张主席加快行军速度，早日与右路军在巴西会合，可张主席却变换着招数，一再抗命，使左路军走走停停，行动迟缓。

8月下旬，中央和右路军走出草地，巳经按预定计划抵达班佑，左路军才刚刚离开阿坝，踏上西草地的边缘。

我们最初看到那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的大草地时，还觉得新奇、壮观，可一走进去，便深深地感觉到了它的凶险。草地是一片茫茫无边的荒原，四处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置身其间，让人辩不出东南西北。草丛下面沟汊交错，积水泛滥，简直无法找出路来。

当地的藏族牧民大都听信了反动宣传逃走了，我们好不容易花高价请到的几个通司，条件也苛刻得很。他们同意带路，但不走路，要红军抬着他们上路。

我们只好跟着抬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密集的地方，一个一个首尾相连，艰难地前进。

越走进草地深处，困难越是严重，天气变幻莫测，时晴时雨，忽儿艳阳高照，忽儿大雪纷飞，忽儿冰雹骤降，特别是到了深夜，更是冷不可挡。我们全都是穿着夏衣进来的，只好找一块稍高的地方，大家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最糟糕的是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积水盈尺，我们只好站在水中、风雨中站着等候天亮。

9月1日，陈昌浩给张主席发来一份电报，详细报告了右路军向甘南行进途中，在包座将一个团的守敌和增援的一个敌师悉数歼灭的喜讯。

包座是红军北出四川，向甘南前进的必经之地，胡宗南手下的伍诚仁早也派有一个团扼守在这里。随着红军日夜逼进，驻在松潘的伍诚仁又倾巢出动，火速赶往包座增援，企图给从草地挣扎出来已经疲惫不堪的红军一个迎头痛击。

包座守敌只有一个团，而增援敌军则是一个师的大部，因此陈昌浩、徐向前决定采用“围点打援”，集中强大兵力先吃掉伍诚仁，再回头消灭包座之敌。

投入包座战役的是编入右路军中的程世才、李先念的红30军，和许世友、王建安的红4军。这两个军都是红4方面军中的王牌部队。

战斗打响后，进行到次日天亮，增援之敌被截成一段一段吃掉，伍诚仁跳河自溺，该部12000人全部被歼。这边战斗打响不久，包围包座的红军王钧部也发起攻击，将守敌悉数歼灭。王钧师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包座战役是1、4方面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理应视作整个红军的胜利。

可是，就因这一仗是被编入右路军中4方面军部队打的，张国焘竟把这一胜利当做了他要挟中央的资本。

接到陈昌浩徐向前联袂发来的电报，张主席大喜过望，当着参谋、卫士的面得意洋洋地对朱德和刘伯承说：“这是昌浩、向前同志送我的一份厚礼！看看，谁最能打仗？还是我的4方面军！”

此后，张主席一路上更是磨磨蹭蹭。9月3日，才走到葛曲河边。

其时葛曲河水陡涨，担任前卫的部队被挡在了河边上。张主席、朱德、刘伯承全都到河边观察水情。只见白浪滔滔，水流湍急，河宽逾百米。

总司令叫他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下河去试测深浅。白是四川万县人，会水，脱得赤条条地往水里走了一段，淹至脖子，就浮了起来。上岸后他说水太深，过不去。

张主席趁机说：“我看，天不助我，我们还是回到阿坝再想办法吧。”

总司令没有回答，忙着向藏族通司了解情况。通司介绍说，葛曲河是白切河的一条支流，水涨得快也退得快，根据他的结验，这水最多还有两天就能退下去。

问明情况后，总司令对张主席说：“你听见了，最多还有两天我们就能过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再掉头回阿坝，什么时候才能和中央会合？”

刘伯承总参谋长也说：“我看最好还是等一等。再派人到上游、下游找一找，看其它地方能不能过去。”

“不行！我不能当败家子。”张主席一句话就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他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说道，“这支部队是我一手建设起来的，我对他们有感情。进入草地后，我们巳经冻死、饿死了多少好同志？越往北走，条件越是险恶，我必须对左路军全体官兵的生命负责。”

而且，在葛曲河边还发生了一桩极为凄惨的事情。就在张主席下达了回师阿坝的命令后，禁烟局的一位女同志生下了一个孩子。那一刻，河滩上密密麻麻地站着许多战士，四周毫无遮掩，许多女战士惊惊慌慌地跑上前去，用身体围住了产妇。婴儿的啼哭声一响起，刚才还在嘈嘈杂杂的声响一下不见了，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满河滩的红军官兵一瞬间变成了泥塑木雕。

这孩子生不逢时，部队马上要出发，连大人也受不了，小娃娃咋个带得走？最后，母亲咬着牙，把刚刚生下的孩子，亲手扔进了葛曲河里。

这件事，亲眼目睹的人不下几千人，却只有廖承志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把这件事记下来了：“这件事给我的剌激太强烈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作一幅画，把当时的情景真实地留给历史，留给后人，让人们知道，长征有多么的艰难！可是，每一次我提起画笔，一想到那铭心刻骨的情景，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心颤，手抖、泪流，无法下笔……终究未能画下来。”　　

2、黑夜笼罩着喇嘛庙　　

张主席不顾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的反对，下令全军原路返回阿坝地区。紧跟着他又口授电文，以“部队极显疲乏，疾病增加，亟需短期休整”为由，叫黄秘书长拿去拍发，抗拒执行中央命令。

但是，这还不够，他巳经打定主意，要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来拔除总司令、总参谋长这两颗“眼中钉”了。

在这片大草地上，每隔两三百里就有一座喇嘛庙。寺庙的周围有几十上百户喇嘛住宅和少数民房、商店，形成了一个以神权为中心的村镇。

大约三天后的一个傍晚，总司令部在折返阿坝的途中住进了一座这样的寺庙里。寺庙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情我却永难忘记——因为，我在这桩不光彩的事情里扮演了一个虽小却也重要的角色。

那天深夜，张主席命令我和特务营长徐泽明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的卫队以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控制起来。

任务是张主席亲口向我和徐泽明下达的，黄秘书长作了补充和具休的布署。

这样做的目的是敲山镇虎，因为朱德和刘伯承老是在4方面军官兵□□传中央北上的精神，这让张主席非常气恼。

我不知道徐泽明刚听到这样一个任务时思想上有过怎样的震动？但是，他执行这一任务时的表现证明他完全可能和我一样，最初也有一瞬间的闪念：对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动粗，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

可这样的顾虑仅是一闪即逝，而且丝毫不敢流露半分。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不充许有与首长不同的想法与选择。

而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就巳经预感到张主席在酝酿和策划一项重大的行动。他平时在我们眼中显得非常沉着稳重，而那几天却常常显出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样子。有时，他会策马在草地上飞奔一段，然后下马来一坐老半天，盯着雾气弥漫的草地深处，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他背着朱德、刘伯承频繁地召见部下，不仅和原4方面军的指挥员谈话，也和现在编入左路军中的原1方面军的一些高级首长谈话。

这些首长在被张主席召见时我全都在场。当时4方面军官兵普遍对毛主席突率1方面军不辞而别情绪很大，他们也不例外。后来，写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传记文章我看了觉得哭笑不得！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对张主席忠诚，就是对党忠诚，对革命忠诚。尤其是在红4方面军中，确实是只知道有张主席，而不知道有什么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有那样的勇气，更重要的是，缺乏那样的思想觉悟。

接受任务后，黄超秘书长和我即随徐泽明到特务营，一起研究制订行动计划，决定夜里两点动手，由特务营封锁大门小门，徐泽明带两连人解决警卫、参谋人员，他们一共有70多人，真要打草惊蛇也会有麻烦，所以要求行动一定要快，要突然。我率警卫排缴朱德、刘伯承两人的警卫员的枪。黄超要求最好兵不血刃。如果遇眼反抗，则坚决消灭。对朱德、刘伯承则不能伤一根毫毛。

布置完毕，黄超和我又马上赶回张主席屋子里向他汇报。张听完后，点点头，没有吭声。

我随后回到警卫排，向卫士们传达了任务。

快到两点时，警卫排巳作好了战斗准备。黑暗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可是，我却能感觉到他们的紧张。

很快，我派到特务营担任联络的尹中富回来了。他告诉我，特务营马上开始行动。

“动手。”我轻轻吐出两个字，第一个出了房门，沿着一条墙壁上挂满经幡，旁边靠着一长排转经筒的廊道向前奔去。

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50米，眨眼之间便巳到了门前。

这时，外面巳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朱、刘首长的卫士和参谋。

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孟继彦巳经掏枪对准我们，随我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

我大声喊道：“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把枪给他们！我看他张主席硬是敢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

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么？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蒋介石高兴，胡宗南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一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总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下。”

紧跟着发生在张主席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之间的对话，后来我在不少老首长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过。我能肯定这些写文章的老首长当时都不在现场，他们大都是事后，特别是在延安公开批判张国焘的运动中听人揭发的。虽然主要事实走展不大，但细节却很不真实。

比方说，有位老首长写张国焘当时“暴跳如雷”、“气极败坏”；还有位老首长写道：“他指着朱德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威胁道：‘朱德，你这个老军阀，我可以马上枪毙你！’等等，都是一种简单的、想当然的、脸谱化的描写。根本就没这回事！

作为大政治家，张国焘哪会这么简单？要说他阴险、毒辣，他敢于在杂谷脑时指使4方面军官兵将中央派来协调两军关系的代表团撵走；他敢于一再违抗北上决议甚至率部悍然南下；他敢于对朱德、刘伯承搞突然袭击，就足以证明。一旦他把两位首长控制在手中，他对他们仍然表现出了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既能体现出他的“伟人风范”又企图达到感化对方为他所用的目的，因为张主席不会不清楚，对朱德、刘伯承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军人来说，动动怒，拍拍桌子，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这种“伟人风范”不单对张国焘非常重要，凡能坐到他那个位置的人，大都把形像看得来比自己的命还重。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对于四川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四方面军官兵来说，他们对同是四川人的朱德、刘伯承有一种出自根本的亲切感，早也把他们当做了四川人的骄傲。而这一点，也正是决心与中央分道扬镳的张主席所渴望利用的。

所以，当我把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请”进张主席屋子后，张主席客气地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而迫不得巳之举。心中苦衷，望他们能够理解，并对今晚的冒犯原谅。

朱、刘火气未消，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晚的作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总参谋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

总司令说了一句很让张主席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3、改变历史的一刻　　

即使如此尖锐，张主席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语气劝说他们在这场与毛泽东的斗争中，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

张主席费尽口舌，得到的却是总司令粗粗的一嗓子：“天下人哪个不晓得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球了。”

张主席退而求其次，要朱、刘与他一起联名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总司令明确拒绝：“决议我是举了手的，我现在来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我自己？”

张主席苦着脸说：“玉阶兄，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了这是威胁——张国焘的威胁。

总司令勃然大怒：“你既然敢把我和伯承抓起来，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杀要砍随便你，不过，我是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的！”

张主席脸上露出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己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回屋休息吧，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再谈的。”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等人员此时巳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送去了随军“劳改队”。

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保护”——实际上，他俩也成了“囚犯”。

张主席解除了朱、刘首长的手下后，紧跟着就发生了至今仍云山雾罩，没人能说得清楚的“密电事件”。

过去众多的权威性党史资料与事件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告诉我——如果这一阴谋不致因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遭致败露而终未得逞，那么，中国的现代革命史或许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值此中国革命的危难关头，有两个人挺身而出，改变了历史。

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毛泽东。

曾经几十年不容置疑的说法是：

9月9日，张主席的电报发到班佑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

右路军指挥部机要室里，正在值班的机要股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红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

陈茂生刚译了一半，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走了进来。

“吕科长，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份电报很奇怪。”

机要员出身的吕黎平帮助他迅速地把密电译了出来。

他俩看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电文如下：

“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仍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吕、陈都是原一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的人，是由叶剑英直接领导的。所以，吕黎平马上拿着电报赶到了会场，准备送给叶剑英。

他走进会场时，看见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叶剑英、杨尚昆都坐在台下第一排。

吕黎平走上前去，把电报直接交给了叶剑英。

叶剑英一听电报是发给陈昌浩的，便没有打开，站起身来，把电报递给正在台上讲话的陈昌浩。

陈昌浩对他摆摆手：“等一下，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由于是急电，叶剑英回到位置上便打开来先看一看。

这一看，顿时惊出他一身冷汗。

叶剑英借口上厕所，马上赶到离会场两三百米外的毛泽东的住处，把电报给毛看。

彭德怀也在。这段时间，随着张主席对中央的态度日渐强硬，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对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也倍加警惕，担心他搞动作。彭德怀率领三军抵达巴西后，立刻派11团隐蔽在离毛泽东驻地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彭德怀本人则每天都呆在毛泽东身边。

此时，毛泽东看过电报，飞笔将电文抄下来，然后叮嘱叶剑英马上把电报送给陈昌浩，千万不要让陈知道他巳经看过电报。

叶剑英又立即返回会场，见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叶剑英就把电报交给吕黎平，让他候在一边，等陈昌浩一讲完话，就直接把电报送给他。

而另一厢，彭德怀见到这份杀机毕现的电报后，力促毛主席先下手为强，将右路军中的原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抓起来当人质。

"这是下策。"毛主席断然否定。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7000多人，陈昌浩真要动手，我们是打不过他们的。"

毛主席大口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到右路军指挥部去探探虚实再说。”

彭德怀说：“你不能去。陈昌浩说不定会把你抓起来。”

毛主席说：“他真要动手，我呆在这里也是跑不掉的。”

毛主席当即赶到右路军指挥部，召见陈昌浩、徐向前二人。

他装着一点也不知道电报的事，问：“左路军过葛曲河了吗？”

陈昌浩小心翼翼地说：“没有。刚才国焘同志发来电报，要我们南下。主席，你看怎么办才好？”

毛主席神色镇定地说：“如果一定要南下，我的意思是中央委员会也应该开个会统一一下思想。这样吧，我马上请洛甫、恩来、博古他们一起开个会。”　　

4、毛主席被困巴西　　

毛主席回到住所，马上派人通知各位中央要员火速离开班佑，前往彭德怀的3军的驻地巴西会合。然后，他也和彭德怀一起出发了。

巴西离班佑30余里，同样不安全。

就在这里的一座寺庙中，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毅然采取紧急措施，决定编入右路军中的原1方面军的1、3军以及中央机关共7000多人，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

毛泽东担心，陈昌浩的人马占压倒优势，如果知道中央继续坚持北上，很可能会以武力迫使中央就范。他说：“为了继续麻痹陈昌浩，就说中央巳决定南下，但部队要重返草地，必须多准备一些粮食，所以明天天一亮官兵们都要到地里去收割青稞。否则1方面军的人大量移动，陈昌浩会发觉的。”

毛泽东同时还交给叶剑英和杨尚昆一个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要他俩尽可能把二局的人带出来，最好把地图也偷出来。

为了不致打草惊蛇，杨尚昆必须确保他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尽量多地出来“收割青稞”。

出发的命令是逐个传达到个人的，官兵们都是半夜里突然被叫醒，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杨尚昆遇到一个个人问题，李伯昭不在班佑，她正巧带着红军剧团的人到30军去教战士唱歌去了。为了不至于使计划暴露，他只好忍痛丢下了妻子。

凌晨两点钟，杨尚昆和叶剑英偷偷溜到指挥部，把钉在情报室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取下来，夹在叶剑英的行李里带了出来。

他俩走出营房，让警卫员牵着马先把行李驮走，他们再去将政治部和二局的人带出来。

这天夜里，比被迫丢下李伯昭的杨尚昆更不幸的是王首道。两军分裂只不过使杨尚昆和李伯昭分别了一年多，却使王首道和爱妻王泉媛本当白头皆老的婚姻，化为了充满苦涩凄凉的半世情缘。

王首道是在蔡畅、金维映、曾志、邓六金、刘英等几位姐妹的热心撮合下，才与王泉媛喜结连理的。那时刚刚开过遵义会议。一个秀丽端庄的姑娘进入了他的眼帘。姑娘叫王泉媛，是刚从干部休养连调到地方工作部的。他俩在瑞金时就认识了，没想现在又分在了一个部门工作。大姑娘小伙子，很快便成为姐妹们拿来开心的对像。而这种开心常常是直奔主题，目的明确。姐妹们一个个心直口快，残酷的生存状态又不容人说话迂回曲折，所以当起红娘来既热情似火又直来直去。彼此有意的青年男女中间也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纸，有这么多姐妹争着抢着把纸捅破，事情也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新婚之夜，新郎送给新娘的，是用红绸包着的一支精致的袖珍小手枪和八粒子弹。而新娘却拿不出礼物来送给新郎。新娘答应按照家乡的风俗送新郎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因为据说男人穿上这样的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回到妻子的身边。但在当时的恶劣条件下，新娘送出的只是一句口头承诺，也是向新郎表示出一种心愿。而新郎也不真需要她这双鞋，有这句话，他就很满足了。

但是，新娘却坚决地说：“不，我一定要送你一双千层底鞋！”

新娘当时绝对不会想到，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她才兑现了自己庄重许下的诺言。

按照当时处于连续行军打仗状态下的红军的规定，夫妻是不允许住在一起的。1935年6月26日晚上，王首道派自己的警卫员找到了王泉媛，叫他马上到王首道的住地去一趟。半轮银月高挂天上，夜色朦胧，这原本应当是一个温馨浪漫的夜晚。他们是真正的夫妻，也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过了度过了他们共同拥有的最后一夜。这一对夫妻天一亮就要分手。王首道跟上了毛泽东，王泉媛则跟上了张国焘。等到两军一分裂，他们夫妻二人也就各奔南北了。这一别，从此了断情缘，天各一方。等到他俩再一次见面，当初的新郎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新娘则成了一个受尽磨难的普通农妇。1996年9月24四晚，离京数千里之外的王泉媛在电视上看到王首道逝世的消息，顿时伤心得晕厥过去……

天快亮时，右路军指挥部的电话暴响不停。陈昌浩、徐向前这时才知道毛泽东带着1方面军的人马一夜之间全都跑光了，指挥部唯一的军用挂图也不翼而飞。陈昌浩和徐向前面面相觑，觉得脑壳轰地炸了！

许世友、程世才、孙玉清等先后来电话，说1方面军巳经不吭声不出气地跑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怎么办？打，还是不打？

陈昌浩急红眼了，问徐向前：“打不打？”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徐向前也愣了神，呆呆地坐在床边，许久说不出话来。此时他觉得大受刺激，心里闷得慌，脑袋麻木得厉害。

他痛苦地呻吟道：“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昌浩同志，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呀？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关键时刻，陈昌浩表现不错，他没有行使政治委员最后拍板的权力——这能够改变历史的权力——而是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陈昌浩还是在他那个位置上作了最后的努力。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派副参谋长李特率领4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的部分学员，飞马赶到巴西，力劝毛主席回来。

李特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人年轻资格老，平时出言不逊，脾气很大。他率一队骑兵赶到巴西后，毛主席尚未离开。而此时，3军凌晨两点便巳经向俄界开拔了。

毛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此时正在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

李特率人拥进寺庙，狂呼乱叫要面见毛泽东。喊了一阵，出来见他们的却是彭德怀。

李特上前把陈昌浩的信交给他，陈在信中劝彭停止北上，回头南下。彭德怀看完信，明确表示拒绝。

红军大学的学员举着一条“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横幅，反复呼喊着口号。要毛泽东出来回答问题。

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寺庙前的台阶上。

看着这些公开反对自己的红军战士，他用浓厚的湖南口音说道：“红军战士们，事实将会证明，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条件险恶，十分不利，我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随中央北上。当然，在认识暂时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愿意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我不勉强你们。”

李特大喊大叫着冲上前去，六、七十名学员也跟着他拥上前来。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担心酿出大乱，赶紧上前，用俄语大声招呼李特冷静。

彭德怀也密切注视着情绪十分激动的李特的举动，提防他陡地掏出左轮手枪，向毛泽东射击。

好在并没有他所担心的情况出现。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道：“红军南下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至于对那些暂时不愿意随中央北上的同志来说，我们只是先遣队。我们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待大功告成，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同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相信，我们今天有分歧，要不了多久，大家还是会统一思想，走到一起的。”

李特跳上台阶吼道：“同志们，不要相信毛泽东的鬼话，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他们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错误却始终不承认错误！他们丢掉了中央根据地，把10万红军折腾得只剩下了1万多人。看看我们4方面军，到川北时只有1万多人，在张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现在巳经发展到了10万雄师，谁的路线正确？谁是英雄豪杰，实践早巳作出了证明，还需要用嘴巴来强词夺理吗？”

碧眼金发的李德见李特的情绪巳经冲动得完全失去了控制，于是伸出双手从后面紧紧抱住他。

李特用力地挣扎了几下，没能从李德那铁钳般的双臂里挣脱出来。

将近两个钟头后，风波终于平息了，毛泽东处理这场风波的办法同他1927年秋天采取的做法一模一样。那年在井冈山上遇到一帮人闹事，毛成功地平息那场叛乱的办法就是放不愿意一起干的人回家，然后，率领愿意留下的人继续干。

毛泽东上路了，在警卫员和周恩来、彭德怀的陪同下，他拄着一根竹棍从喇嘛庙出来，顺山坡而下，从一座木板桥上越过巴西河，过河后，他快步登上一座小山岭，向着俄界飘然而去……

张国焘接到陈昌浩发来的急电，这一次才真地是暴跳如雷，气极败坏。

陈称：“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1、3军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

又称：“毛泽东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不知道究竟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也不清楚毛泽东为何要带着中央和1方面军绝尘而去。甚至后来到了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他的问题时，大会小会挨了那么多的批斗，他也始终没有真正弄明白。

5、黄袍加身　　

9月11日，巳经安全抵达甘南俄界，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1军会合后的党中央电令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巴西、班佑开进，不得违误”，并要张国焘“立即答复北上具体部署”。

可是，此时的张主席巳是怒火如焚，反正脸皮巳经撕破，索性就按照自己的南下方针放手大干起来。他不仅对中央的电令置之不理，反而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命令各部即刻向阿坝疾进，与中央背道而驶。并电令陈昌浩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4方面军的4军和30军以及原1方面军的5军从巴西、包座一带折头南下，与他会合。

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同样深感气愤的陈昌浩与徐向前接到张主席的命令后，立即执行。3万多名不久前刚刚从大草地上挣扎出去的红军士兵，又糊里糊涂地重新踏上了充满凶险与死亡的道路。

阿坝有上、中、下三个镇子，分布于若河、阿河岸边，是川西北较为繁华的地区，河岸和树林郁郁葱葱，一座大喇嘛寺相当壮观，在它的两侧，还有几个小一点的喇嘛庙。四周有上千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的城镇。在它的附近，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着广阔的草原。

张主席返回阿坝后，为了保证他的政治路线能得以顺利贯彻执行，又一次向不与他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同志挥舞起了血腥的屠刀。

就在这里，他召开了许多表态会，每一个指挥员必须在会上公开表态，是支持北上，还是支持南下？是跟他走，还是跟毛、张、周、博走。对于他放心不过的人，则马上采取措施严厉处置。

随后在前往卓克基的路上，张主席下令勒死了自西征以来一直随军关押的曾中生。过去曾担任过川陕省省委书记，西征后任川陕苏维埃独立师师长的袁克服，也被送进了随军“劳改队”。

那是在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所有人都表了态，只有张袁克服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

“袁克服。”张主席点名问他：“不要装哑巴，现在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把你的态席也亮出来！”

袁克服站起身说道：“报告张主席，我带着独立师刚从茂县赶过来，还不了解中央和4方面军产生分歧的情况，我需要再考虑考虑。”

张主席鼻孔一哼：“既然这样，那你就换个地方，安下心来慢慢考虑吧。”

张主席当场撤掉了他独立师师长的职务，一禅仗把他打进了“劳改队”去抬担架。

“劳改队”里的成员大都是被张主席视作政治上的异己分子拔掉扔进来的。行军时，有红军战士押送，“重犯”手腕上还捆着麻绳，而且任何苦累的活儿都得他们干。那一段时间，“劳改队”随苏井观领导的红军总医院一起行动，负责抬担架。

这支特殊的队伍里，我先后见到过的有中央派到川北苏区来的代表廖承志，他当时的化名是何旅华，担任过4方面军政治部的副主任，后来在毛儿盖被放了出来。有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在重庆歌乐山的罗世文，有建国后担任过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还有后来当过广东省副省长的朱光。多了。

9月15日，张主席通知四方面军总部和红9军、31军、33军党员干部近千人在格尔登寺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红军中党员活动分子紧急会议。

会场上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

上午，下午都是张主席一个人讲。他把4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对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大肆攻击。

张主席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河，声情并茂，有时还做出副饱受委屈痛不欲生的样子。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场斗争的内幕，以为真如张主席所言——而且当时1方面军连遭重创，4方面军蓬勃发展壮大的现实巳让指挥员们深信张主席是正确的，犯错误的只能是毛泽东，是党中央。加之毛泽东率1方面军不辞而去。更给了他们强烈的剌激，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愈加反感。

会场上充斥着一片激愤与迷茫的议论声。

“中央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怎么说走就走呢？”

“哼，不讲信义！这是什么中央？！”

“中央连夜秘密出走，是十足的右倾逃跑主义！”

“…………”

张主席的声音在寺庙上空回荡。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那么李德、博古巳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很明显，”他指着会场上的大横幅说；“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4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继续做红军的领袖吗？他们巳经把10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4方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

应该承认，张主席的演讲极富鼓动力，因为当时四川籍的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这“天府之国”才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他们的家，他们的祖坟，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都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恋乡情结，所以张主席才敢公开和中央对着干。

于是，群情激愤，指挥员们喊出了许多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拥护张主席领导的口号。

“中央北上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

“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央背信弃义！”

“制造分裂没有好下场！”

“要清算血债！”

“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坚决跟着张主席南下！”

张主席接着又煽动说：“什么党中央，屁！他们悄悄逃跑的时候，毛泽东下令把陈昌浩和徐向前的地图，把我们4方面军仓库里的枪支和弹药粮食悄悄都偷跑了，带不起的就烧掉，还有我们4方面军的一些伤员，也都被他们放火烧死了！”

官兵们愤怒地呼喊起来：“打倒毛泽东！我们要向毛泽东讨还血债！”

朱德坐不住了，拍案而起：“这纯粹是谣言！中央红军走的时候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肯定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制定的。红军对待俘虏都会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这是弥天大谎！。其二，我们过草地，都知道干粮根本不够，还要动员大家挖野菜，他们怎么会把宝贵的粮食烧掉呢？对毛泽东，你们谁也不如我了解，毛泽东和中央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我敢肯定这是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主席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说道：“朱德同志，当时你又不在现场，怎么就一口咬定他们不会干这种事呢？我这里有情报，有根有据！”

张主席还利用众多川籍军官依恋家乡不愿出川的心理，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打进成都过新年”的许诺。使会场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指挥员们欢呼雀跃，大受鼓舞。

第二天，张主席又特意安排前进剧团为大会演出活报剧，在剧中对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竭力丑化。

巳经担任了“野菜委员会”主任的朱德这两天没带着人满山遍坡去挖野菜，他被拉来参加了两天的干部大会，并被“请”到台与与张主席、陈昌浩等人“平起平坐”。

张主席还想继续利用朱德的崇高威望，表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得到红军总司令支持的。

在会中，张主席请朱德总司令也讲上几句。谁知朱德当场拒绝，弄得张主席下不了台。

这时，喜欢表现自己坚定斗争性的黄超秘书长陡地站起，指着朱德喝斥道：“朱德，你这个老右倾，你今天必须当着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表态，你到底是支持张主席，还是站在老毛一边？”

“啪”地一声，朱德用力一拍桌子，震翻了桌上的几只茶杯。他双眉倒竖，怒色满脸地喝道：“你黄超算个什么东西！闭上你的臭嘴！”

总司令的威风，镇得黄超瞠目结舌。

朱德压下了黄超的气焰，接着又声若洪钟地对干部们讲道，“同志们，我们的红军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哪个都晓得朱、毛，要硬逼着我朱德反对毛泽东，是不得行的哟！我承认中央红军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但这并不是毛泽东的错，而是过去负责军事的几位同志的责任。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巳经把这些错误纠正了过来。在这样的时候，就更加需要党内的团结，红军弟兄们的团结。只有团结，我们才有力量渡过难关，战胜敌人，搞分裂，只能两败俱伤，南下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什么？你竟敢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这完全是公然反对张主席的军事路线！”台上有人暴跳如雷地挥动着拳头高声喝道。

“只有跟着张主席南下作战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台下有人喊起了口号。

这时候竟然窜上来几个人，把总司令的两支胳膊拧在了身后，如对待犯人一般把总司令的头向下按，边按还边喊叫：“你要向张主席低头认罪，低头认罪！”

会场上的气氛愈加紧张。刘伯承见状挺身而出，大声喝道：“搞些啥子名堂！你们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现在是开党的会议，你们这样对待红军总司令，还有资格说自己是红军吗？”

整个会场出现瞬间的“休克”状态。

朱德和刘伯承的表现终于激怒了张主席。会后，他授意一帮亲信军官，数次三番去纠缠骚扰朱、刘二位首长，迫使他们听一听“广大官兵的呼声”。紧跟着，就发生了两桩事件，一个是上门围攻朱德，一个是朱德的坐骑被杀。

一天上午，一群四方面军的伤病员，吵吵嚷嚷地吼着“拥护张主席，打倒毛泽东党”的口号，气势汹汹地涌到朱德的驻地，在外面大吵大闹，声言要拉走朱总司令的坐骑。有的人还口出秽语，辱骂康克清同志。朱德这时候的几名“警卫”都是我派去的人，当然不会出面制止，呆在一旁隔岸观火。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康克清压住心里的火气，对闹事的伤病员们说，总司令让我给大家讲，你们打仗负了伤，对革命有贡献，这马当初是你们4方面军的首长送给我的，现在就送给你们4方面军的伤病员骑吧！说来奇怪，吵吵嚷嚷的伤病员们听了这话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交头接耳地商量了一会儿，就默默地走开了。

总司令以自己宽宏大量的胸怀慑服了所有不明真相的闹事者，平息了这场小风波。

坐骑被杀的事，却要曲折得多。

总司令的马，是红4方面军9军政治委员陈海松送给他的。两军会师时，红4方面军人数众多，掌握的物资也比红1方面军要多得多，不仅以部队的名义送物资给处于困难中的兄弟部队，红4方面军的指挥员以个人的名义赠送东西给相熟的红1方面军的指挥员，也成了一种风气，太普遍不过。比如李先念送坐骑给聂荣臻；傅钟送坐骑给邓小平；余洪远送坐骑和驮马给毛泽东。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的坐骑也是余洪远送的。除了送行军最需要的坐骑驮马，不少老朋友老战友老乡之间还送各种吃的穿的。连张主席还特意叫黄超秘书长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巴、几十斤大米和200块银元。可等到延安批张时，这些个人之间的馈赠行为都成了张国焘妄图收买1方面高级干部，扩大反中央军事力量的卑劣手段。人之常情，还是卑劣手段，恐怕只有天晓得！

有的当初接受过馈赠的首长还在发言检举时斥责张国焘仗着自己供给充足，把中央和1方面军当做“化缘的叫花子”、“穷亲戚”，随便打发。两军亲密时，你好我好，一团和气，这些都是人之常情，谁要拿这种事做文章，肯定会被当做神经病。可一旦两军分裂，这样的小事也就被上纲上线变成了大事，甚至成了立场问题、原则问题。

年轻的陈海松怎么也不会想到，作为红军的一名指挥员送匹马给红军总司令，会给自己带来一场大麻烦！

陈海松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童子军大队长，同年加入红军。17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凭着作战勇敢和机智，他从机枪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很快提升到9军政委。当军政委这一年，他才21岁。两军会师后，陈海松对朱德非常敬重，见总司令的坐骑瘦小无力，就把自己心爱的大青马送给了朱德。

9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和陈海松同是湖北老乡，也是位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他比陈海松大5岁，但由于参军比陈海松晚两年，在职务上反而位居陈海松之下。谢富治常常流露出愤愤不平的情绪，两位老乡的关系也就弄得来很不融洽。过去，谢富治就多次在张主席面前诋毁陈海松，以图取而代之。张主席统领千军万马，对此类鸡毛蒜皮的小事见惯不惊，未放在心上。这一次谢富治得知陈海松把自己的坐骑送给朱德后，认为是整陈海松的好机会，赶紧向张主席打小报告。张主席觉得这事非同小可，等到大队人马从噶曲河返回阿坝后，就把陈海松叫来“面训”了一番。

“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老朱给了你什么好处？别忘了，你是在哪口锅里舀饭吃？我警告你，你的军政委正有人想干呢！”

这番训斥的意思明明白白，警告陈海松不要靠错了门枋端错了碗。

陈海松虽然官至军政委，可毕竟还是个20岁刚出头的毛头小子，打听到这次又是被谢富治告了黑状，沉不住气，回到军部后即与谢富治大吵了一架，年轻人火气旺，26岁的谢富治也不是省油的灯，攒拳挽袖地和军政委干了起来。要不是警卫参谋们拉着，两位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还差点血溅军部，上演一出全武行。

张主席“面训”了陈海松，还把这事拿到会上当作反面例子，要大家引以为鉴。在张主席的威望占有绝对优势的红4方面军指挥员中，陈海松这样的行为被军长师长们讥为“吃里扒外”，遭到冷嘲热讽，甚而遭到众人围攻。陈海松太年轻，年轻上阵打仗是优势，可在政治场中年轻就成了弱点。经不住如此上压下哄，陈海松最后竟想出一个充满孩子气的幼稚举动，决定把送出去的大青马偷回来，以此向张主席证明自己的“政治清白”，以平息这场风波。这事是陈海松的几名警卫员去干的，偷回来后藏在军交通队的马厩中，以便让张主席过目。

可做了这样的亏心事，陈海松又觉得实在是对不起总司令，第二天出门，他恰好与总司令辟面相遇，陈海松“做贼心虚”，离着总司令老远，心儿乱蹦，脸膛唰地红了，想避开也来不及了。总司令怎么也不会怀疑到陈海松会把马偷回去，一见陈海松便带有几分歉意地说：“海松同志，真对不起。你送我的那匹大青马，昨天晚上丢了。那真是一匹好马，可惜我还没有骑熟，就丢了，实在是可惜呀！”

长这么大从来还没有撒过谎的陈海松听总司令这么一说，犹如辟面挨了两耳光，两片脸颊红得像灌了血的猪肺，心中更加感到惭愧，他连张了几下口，终于鼓足勇气，结结巴巴地说道：“总司令……对不起的是我。你的大青马，我巳经查清楚了，是我下面交通队的战士牵去了，我马上叫他们给你牵回来。”

总司令一听喜出望外，说：“能找到就好。他们想牵回去玩两天，部队出发时再给我送回来也行。”

“不，不，我让他们马上给总司令牵回来。”陈海松如释重负，但他始终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

大青马又回到了朱德的身边。谢富治却对陈海松的举动耿耿于怀，嘲笑陈海松的优柔寡断，胆子太小。

奇怪的是，没过几天，刚刚回到总司令身边的大青马又再次“丢”了。两天后，找到的是大青马的马皮。而且是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的。

这样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来在延安批张时成了加在张国焘头上的一条罪状。

前几年呢？不少当事人咽气之前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件事，有说张国焘干的，有说谢富治干的，还有人言辞凿凿地说是王树声干的，说他手下的兵饿得受不了，半夜出去弄吃的，撞着朱德的马，就偷来杀了，吃了。弄到最后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拿不出定论。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一匹马，居然也弄成了中共党史上一个永难解开的历史之谜。

这件事，我当时就听说了，“谢杀说”、“王杀说”，我没有证据，不能乱加评判。但有一点我有必要说明一下，张国焘如果起心杀朱德的坐骑，以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绝对不会半夜三更像个小偷似地去干。要杀，他只消给身边的人打个招呼就行。而要干这样的事情，除了派我这个警卫排长去，他还会派谁？而且我也绝定会不打折扣地去完成。我现在要对巳经死去和不久也将死去的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强调的是：张国焘从来没有让我去偷、或是让我去杀朱总司令的马！

就在阿坝喇嘛庙召开的这次大会上，张主席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了大举南下的“政治保障计划”和南进命令，率左路军全部和巳经穿越草地，在下壤口、黑水一带集结的右路军中的4军、30军、仅剩下600多人的五军，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推进。

两路红军分别沿大渡河上游的阿柯河、足木足河南下，9月底会合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10月5日，3000余名红军干部和士兵代表肃立在松岗卓木碉一户土司大门外的空地上，气氛沉闷而紧张。每一个到会者在此之前巳经知道了今天这个大会的主要内容。正因为如此，所以心情万难轻松。

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决议决定：

张国焘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革军委主席。

从中央委员会中开除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博古。

大会通过了以“新中央”的名义向“旧中央”发出的电文。其电文如下：

“一、此间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布文件。二、你们应改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中央名义。三、4面军名义巳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好大的口气！此时的张主席正如朱德曾讥讽他的一样，果真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

 

第十四章：张国焘兵败百丈关

    许世友兵败峡口，张主席败走天、芦……就在夹金山脚下，1000多名好弟兄被张主席下令丢下了……那一刻，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的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张主席的轿夫头建国后当上了边防团长，竟然把敌指挥官的未婚妻弄过来当了自己的老婆。

1、百丈关成了张国焘的滑铁卢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新任“党中央主席兼中革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要露一手给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给巳经到达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了。

各部队组织练唱《南下歌》：“红军向南行，一定打到成都城，继续前进攻敌人，消灭敌人的残兵，创造川陕根据地，革命胜利才有保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毛周张博不见了。嗨哟哟………”歌声嘹亮，此起彼伏。南下战斗动员到白热化程度，指战员们群情激昂，磨拳擦掌，严阵以待。

10下旬，10万南下红军兵分数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党岭山，攀援巳遭川敌刘文辉部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杨森、刘文辉部发起猛攻。

到11月中旬，宝、天、芦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巳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主席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绕的川西坝子，不仅可以使他立于不败之地，更重要的是，如此的现实与军事实力也足以影响共产国际对他另立中央的态度，以争取对他的承认。成者为王败者寇，此话自古皆然。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成功”以及军事上取得的这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在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欢畅之中。

谁知好梦不长，毛主席苦口婆心地劝告未能使张主席清醒过来，蒋介石和刘湘却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正是因为张主席的南下进攻，危及到四川各路军阀的根本利益，才迫使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的刘湘，以及与刘湘勾心斗角的川中各路军头，这一次空前团结起来，死心塌地地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

刘湘的头号谋士邓汉祥先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934年10中旬，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北上，蒋介石为阻截红军，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机宜。

刘湘乘专轮顺长江而下，路经汉口时，邓汉祥特地从上海赶到汉口迎接。

刘问邓：“你看这回蒋介石约我去南京，要谈些什么问题？”

邓说：“蒋介石会对你说许多好话，但目的肯定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他还可能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中央军入川，以图控制川局，夺你权柄。”

刘湘说：“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但我巳拿定主意，红军西来，如果目的是拿下四川，我当然会与它死拼到底。如果仅仅是过路，则切不可堵截，倘战火一起，蒋必派大军入川，而我同红军作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打胜了，是帮老蒋的忙，打败了，老蒋则有理由夺我的权。所以说，防蒋，远甚于防共。”

10月21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刘湘时，提出调10个师入川协助刘湘作战，刘湘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同意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由贵州逼近四川，刘湘急派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率兵布防于宜宾至江津之间的长江南岸，做出一副全力抗击红军的样子。

潘文华离开成都之前，刘湘早巳叮嘱他：“问题的严重不在于红军，而在于跟在红军后面的中央军，他们要入川，我们提不出任何拒绝的理由，我们同红军固然是水火不相容，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像，只不过眼下红军是更主要的对像而巳。因此，我们要留有余地，这是过去对张主席的川北红军作战的不同之处。我馨香祷祝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给我们带得远远的，而不要带到四川来。我们的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政权生命，我们就与之虚与周旋，保存实力，决不与之对抗；如果真要深入腹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老蒋的控制，与之死拼到底，在同归于尽中去求幸存。”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11月中旬，当南下红军攻下了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路，一个险要的隘口百丈关，继而向成都边缘的邛崃、大邑地区推进时，遭到了川军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

红4方面军在川北曾多年与田颂尧、刘湘、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等四川军阀作战，深知他们为争权夺利而长期勾心斗角，互相拆台。

我前面巳经谈到，杨森为图自保，第一次与张国焘秘密合作，没想被张国焘出尔反尔小耍了，气得差点吐血，一怒之下把最精锐的独立旅派上火线，准备拿言而无信的红军出出胸中恶气，不料独立师又被任炜章带着来了个火线反戈。杨森虽然对张国焘含血喷天，可他毕竟是个久历沙场的大军头，懂得感情终需服从于理智，部队是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住自己的命根子，牙齿被打掉了也得含血往肚皮里吞。就在自己的独立师投红没多久，他又派密使给张国焘送来亲笔信，表示不记前嫌，要与红军重开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暗中互助协议。

张主席回信同意派人与杨森谈判。

谁知过了好几天，杨森却毫无动静。他在耍滑头，红军便准备动手打他了。

就在开完前线黄石林军事工作会议的第二天，杨森派来了一位姓杨的参谋长和一位姓何的副官长。据说参谋长是杨森的堂弟，副官长是他的内弟。随行的还有两位参谋和一小队卫兵。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杨森还特意让他们送来了一张刘湘和田颂尧防区的兵力分布图。

张主席决定，派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总指挥部舒玉章参谋主任担任谈判代表，次日前去谈判。

傅钟建议，舒玉章是东北人，他虽是四川人，但老家在川南的叙永，对川北的情况也不很熟悉，是否抽调一位既熟悉川北，又了解杨森部队情况的当地同志参加，在谈判时可提供一些情况。

张主席同意。傅钟进而提出，最好由政治部共青团副书记吴尚德同志去，他过去是川北地下党的交通员，对情况最为了解。

张主席说：“那就派他出去吧。”

傅钟说：“这个人我现在派不动，他被曾传六同志当‘改组派’抓起来了。小吴是巴中县人，到团委之前是少共国际先锋团的，前次打田颂尧时受了伤，出院后刚分到团委报到，就把他抓了。这是个红孩子嘛，能有什么问题。”

张主席说：“我给曾传六打个电话，叫他把人放了。”

傅钟一个建议，竟然救了一条人命。这位叫吴尚德的团干部当时才18岁，后来改名吴瑞林，当过志愿军军长，南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中将。

第二天，叶南生排长带领10名警卫，护送傅钟、舒玉章、还有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吴瑞林，骑马赶往前线。

谈判地点在巴中至仪陇之间一家地主的大宅院里。

一张方桌，面对面4把太师椅，一面坐着杨参谋长和何副官长，后面是两位参谋；这一边前排坐着傅钟和舒玉章，后面是吴瑞林和叶南生。

双方见面都互相拱手致礼，然后各自落座。

对方杨参谋长首先发言，表示他们这次来谈判是有诚意的，但杨森部受四川其他军阀压迫，四川200多个县，杨森只占有5个山区县和1个平原县的防区，西面是田颂尧，东面是刘存厚，南面是刘湘，都虎视眈眈地想吃掉他们。杨森被挤在一个穷困狭小的区域内，故而难以给予红军大的帮助，要求红军理解和原谅。

红军代表傅钟，首先向对方讲明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着重指出：“红军是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情况下，为继续实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推进革命进程而组建起来的一支新型军队，反对蒋介石集团，但并不与川军为敌，这次我军入川是为战略需要借境过路，略事休整。此事早巳公告于川内各军。但是，蒋介石却命令四川各军对我仁义之师进行围剿，红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打垮了田颂尧，而眼下刘湘又纠集四川各路军阀前来向我苏区围攻。目前，我军正准备消灭一切胆敢向苏区进攻攻的军队。请两位代表回去转告杨惠公（杨森字子惠），不要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贵军既然心诚意真，却在表示与我军谈判之后，整整拖延了八天，不知二位代表对此作何解释？”

傅钟同志这一席话，有理有节，软中带硬，说得两位杨部代表面红耳臊，尴尬万状。

杨参谋长说：“我军本不想参与对贵军的围剿，但实属受蒋介石之严令，不得不违心参战，实在是对不起贵军。至于我们送给贵军两份地图，便足可证明我军愿与共军暗中修好的诚意。”

这时，何副官长也做出一副真诚之态说：“贵军这次过江进攻田军，我军一定大力协助，如果还需要迫击炮弹、子弹等物资，我军随时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

舒玉章说：“贵部送来的地图，以及送给我们首长的土产山珍，我们代表工农红军收下，并请二位向杨森将军表示谢意。至于贵军所谈支援我军弹药之事，心意我们领受，就目前我军而言，弹药绰绰有余，加上前次战役中所缴获的田军弹药，估计足可使用两年以上，今后如我军真再需要时，再向贵军求助吧。”

我当时听了舒玉章这席话，觉得他真有水平。其实，我很清楚，红军正准备反围攻作战，当然需要炮弹子弹，但要与不要间，就有个利害大小的问题。舒玉章一番话，吓得杨森再不敢和红军打阴阳拳，比收他点弹药，作用大得多。

我知道舒玉章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早期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加入共产党，是中央派到红4方面军中搞军事工作的。可惜的是，这么一位难得的将才，却在这次谈判后不久，就被张主席以“托派”的罪名给枪毙了。

谈判结束后，对方一个参谋骑马越过火线，很快，就率领一支上百人的民夫队伍过来了。他们全都挑着沉甸甸的担子，装的是白糖、盐巴，和熏得亮旺旺的腊猪脑壳、腊猪蹄子。

而在与杨森暗中修好之后不久，陕军孙蔚如部、赵寿成部，也秘密与红军签订了互不攻击协议。

以上均可说明，张主席一意孤行的结果，实际上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因为，受到强烈生存威胁的川军，这一次是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与红军作战。

就在张主席站在百丈关上，从望远镜中得意洋洋地遥望成都市内皇城的飞檐翘角时，脚下的百丈关，却最终成了张主席的“滑铁卢”。

11月10日，刘湘接到前线“南路告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的告急电报后，他对担任省府秘书长的邓汉祥说：“军情万分紧急，我亲赴前线，集中全部兵力与赤匪血战，成败在此一役，你立即组织警备部队、警察武装和民团，抢时间修茸城垣，以便危急时凭恃环城碉堡城垣，保卫成都。”

随后，刘湘亲往邛崃督师，火速调集的50个旅，总兵力25万人也相继赶到，投入了与红军的这一场大决战。

此役被国民党列入军史，作为军事院校的传统教材，称为“百丈关大捷”。

19日，川军以10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组织庞大民工抢修纵深配置的碉堡群进行封锁。

21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仅这一天，我30军、9军、31军相继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地向前滚滚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3道封锁线，越过了丢失的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但是，敌人的后备部队大量地投入了战斗，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又向我军前锋发起了反扑。战至23日，红军虽经殊死抗击，仍顶不住敌人强大力量的压迫，被迫收缩至百丈关一线坚守。

张主席向全体红军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

张主席不仅下达了“四杀令”，还下令枪毙了一位团长。

那是5军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巳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

坚守到24日上午，形势对我军更为不利，敌人更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李抱冰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中央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番赶来助阵，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处境，巳岌岌可危。

25日，由于许世友兵败峡口，张主席被迫下令全军撤出战斗，退走天、芦。

打败仗，在许世友的军事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对兵败峡口，多年后，许世友如此说道：

“百丈关会战中的峡口一仗，被薛岳吃掉了1个团。这是一个失利的战斗，对这个战斗我是不负责任的，那是陈昌浩一手布置的。我历来没打过败仗，就是峡口这一仗薛岳来了7个师，总部要我在峡口扼守。我要放5个团，陈昌浩只同意放1个团。他坚持己见，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我看争论巳成僵局，只好服从命令。这个败仗，陈昌浩要负责。”

许世友快人快语，如同他的为人。

然而，我们不妨事后假设一下，如果真的陈昌浩采纳了许世友的意见，在布置兵力以御薛岳时，放的是5个团而不是1个团，结局又将如何呢？果真就会保住峡口不失，甚而对整个百丈关会战能够力挽狂澜起死回生么？

结论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从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军事力量来比较，敌人处于绝对优势，而且拥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局部地看峡口之战，针对许世友的1个团，薛岳第一次冲锋就投入了9个团，红35团一下子就被敌人冲垮了。结果，团长、政委及团营两级主要干部很快战死，全团战士最后全部牺牲。峡口一失，敌人蜂拥突入，红军防不胜防，阵脚大乱。

此役红军虽歼敌上近两万，但红军的伤亡，竟在敌人之上，使军队元气大伤。

迫于无奈，张主席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宝、天、芦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百丈关，更可视作张主席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他那带有孤注一掷性质的南下方针犹如一个诱人的梦，在百丈关前破灭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川军各部与嫡系薛岳、李抱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宝、天、芦一带，以彻底除掉心头之患。

薛岳志在邀功，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与其激战，不敌。1936年2月15日，薛岳一股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16日，又打下了宝兴。

张主席终于尝到他亲手酿下的一杯杯苦酒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巳经变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时间，尚不到100天。

2、流泪的夹金山　　

就在宝、天、芦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主席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

实际上，这是一场巳遭败绩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

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上。他们没有权力获知4方面军和1方面军以及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目睹了经受了失败，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就在夹金山脚下，1000多名好弟兄被张主席下令丢下了！

丢弃伤员的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从张主席开始。我军在鄂豫皖大溃败时，霍邱城失陷，邝继勋丢掉数百人。柳林河血战，我军损失惨重，张主席也只派专人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200多号伤员，被迫丢掉。西行途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也为数不少。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到：“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可是，我想任何一次丢弃伤员，都没有发生在夹金山脚下那一次那样惨痛。虽然过去巳经70年了，可我每一想起，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当时的场面，真是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宝、天、芦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没有一个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的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的确巳经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掩护的9军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巳清晰可闻。我军只有迅速翻过夹金山、党岭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

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巳经来回翻越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5000公尺，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天雪地里。饥饿、严寒、疲劳、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在深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上铁鞋似地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无病无伤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

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

巳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不断地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在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王新兰就是在夹金山脚下和她姐姐王新诗分手的。新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一路上背着个奶娃娃长征。在夹金山脚下，经组织动员返乡。新诗一路乞讨，回到了老家清溪，从此在大巴山上当了一辈子农民。当时才12岁的红军剧团最小的演员王新兰则是剧团里吹唢喇的郑开先叔叔把她背过了大雪山，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郑开先在甘肃会宁抢渡黄河时被敌机炸死了。解放后，王新兰一直不忘郑开先的救命之恩，托了许多人打听他的家人消息，想给予回报，可惜均无结果。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有杀害伤员的行为，要他们团结起来据理力争。

这种安慰是惟一能做的行为，而安慰者与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风凛冽，卷起满天雪末与嚎啕。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张主席、陈昌浩、黄超、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地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掉的场面！

3、崽哥的美满姻缘　　

在夹金山脚下生离死别的，其中还有一对父子。在长征途中，他们先后担任了张主席的轿夫头。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为朱德总司令写的那本著名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中说：“张国焘是坐着轿子长征的。”

这话不假，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张国焘是躺在滑竿上长征的”。

因为，轿子是坐，滑竿是躺，躺在滑竿上比坐在轿子里舒服得多。两根碗口粗的长长的楠竹抬杆一抛一落，人躺在凉椅上面闪闪悠悠，跟腾云驾雾一样，视线也比坐在轿子里开阔，沿途景致，想看可随意地看，倦了，闭上眼睛，就悠然入睡。即使太阳再毒，也晒不到，顶上的篷布往前一拉，便遮挡了阳光。

红4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总部机关曾招募了大批力夫、轿夫。

而分到我手下归我直接领导，专门抬张主席与杨岳卿的，则是16名来自通江县刘记轿行的轿夫。

轿夫头叫刘汉章。儿子因今犹健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姑且以他当时的小名崽哥称之。

这16个人全是专业轿夫，他们不仅有力气，而且更有技巧。行路时腰杆要挺得直，脚动身子不动。换肩要不停步，不能让躺在滑竿上的人有颠簸感，随着起落之势，抬杆一抛身子一侧就换过来了。行走时，前头出左脚，后头就必须出右脚，同起同落，快慢一致，步步都要踩得上点子。所以抬滑竿的人必须找好“连手”，否则坐滑竿的人躺在上面难受不说，抬的人也扯筋扯绊，又累又吃力，走不了多远就累得趴下了。

我和这帮轿夫在通江时就非常熟悉了，因为刘记轿行就在文庙大门左侧几步路远近。红军一进通江城，刘记轿行就就蚂蝗一样叮着挣我们红军的大洋。我和后勤部经理处的郑义斋处长，经常给他们送活儿。后来大家就处得很熟了，轿夫们见了我都点头哈腰地和我打招呼。我还知道，红军反“3路进攻”、”6路围剿”时，他们还不顾死活地往火线上送过弹药，送过粮食。伙计们死了两人，伤了3人，事前有口头约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死了伤了红军是不负责赔偿的。当然，冒着枪林弹雨往战场上送给养，郑义斋给的力资也就比平日要多出许多。

红军一来就呼呐呐地搞扩红，扩红宣传队逢上赶场天就在文庙大门外的坝子上唱歌跳舞，鼓动老百姓参加红军。老百姓担心这些水上浮萍似的外省老乡打不过川军，打败了自己又不能扔下家口扯起脚板跟着外省老乡跑，所以不管扩红宣传队的人在街上喊破了喉咙，也没多少人愿意当红军。

刘记轿行里每天泡着十几号青壮男人，全都是上好的当兵的料，扩红宣传队的人就三天两头进屋去动员。刘汉章请红军抽烟请红军喝茶还帮着红军敲边鼓说热烙话儿，可红军一出门槛，他就黑下脸打招呼，要想当兵吃粮的，宁愿去刘存厚手下当兵，也不准参加红军，谁参加红军他就打断谁的狗腿。伙计们都知道刘老板年轻时在刘存厚的巡防营里当过兵，那时刘存厚还是前清时候的标统，一女不嫁二夫，一仆不侍二主，轿行大堂上供着千里走单骑的关云长的画像，画像下面的香炉里还袅袅地燃着三柱香，每天刘老板带着轿夫们对着关公磕头时他心里还存着份恋主之情。

后来刘汉章跟着红军踏上了西征之路，并不是出自他对革命有了认识，而是因为后勤经理处还欠着他轿行一笔钱。郑义斋说了，你要帮我们抬东西我就一分不少地给你，不愿抬，我就不认帐了。刘汉章当然舍不掉丢掉那笔钱，只好带着轿夫班子跟着红军上了路。

这个轿夫队归我管。每隔10天，我要去后勤部经理处领来80块银元，按每个轿夫5元的标准交给刘汉章。而刘汉章分发给轿夫们却有所区别，从不搞平均主义。

因为他们是专门抬张主席、杨岳卿的轿夫，生活也就比一般红军战士要好一些。宿营后，他们经常打平伙，去老百姓家中买只羊，或买条狗，宰了打牙祭。

这16个轿夫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都喝酒，二是全都抽鸦片。

鸦片由我负责分发，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一人一粒，像绿豆般大小的熟膏。瘾大的刚能过瘾，瘾小的抽不完，节约归己。

说起来很可笑，我一边分发鸦片膏给轿夫们抽，一边还得动员他们戒烟。可他们吃了我发的戒烟丸照旧吞云吐雾，谁也没办法，因为不给他们鸦片抽，莫说让他们抬张主席、杨岳卿，连他们自己也得要人抬。

杂谷脑遭空袭，杨岳卿被炸死，刘汉章也受了伤，炸弹碎片在他屁股上钻了一个洞，动不得了，按照轿行的规矩，“世袭罔替”，就由崽哥承袭了轿夫头之职。

我当时见刘汉章受伤不轻，提议把他留在杂谷脑。可崽哥坚决不同意，硬是用滑竿抬着他老汉随军长征，到阿坝，过大小金川，翻雪山，过草地，可是最终却在夹金山下，儿子被迫把老子扔给了敌人。

崽哥跪在父亲面前嚎啕大哭，其余的14名轿夫也都跪下，和他们的轿夫头作最后的告别。

当上轿夫头的崽哥很快便在轿夫中树立起了威望。那一年他才18岁，巳长得牛高马壮，力气大，技术也好，还特别讲义气。

可他人小脾气却不小，谁要惹恼了他，他红眉毛绿眼睛张口就是一顿臭骂，有时还动武。挨了骂挨了打的轿夫谁也不敢吭声还嘴，都害怕他。

当时有一个现像很令我惊奇，这帮下力汉子平时语言极其粗鲁，谈起女人来口无遮拦，更是津津有味，可是他们在杨岳卿面前却一反常态，一个个表现得规规矩矩，尤其是出口成“脏”的崽哥，言语谨慎，比在张主席面前还要小心。这显然不是对权力的敬畏，而是一种美丽的震慑力所至。

崽哥也是这15个轿夫中最有出息的一个，红4方面军到北川时，所有随队西撤的苏维埃干部、力夫全都被编入了红军，轿夫们也随之全部成了正式的红军战士，穿上了军装，但不发枪。

崽哥仍当轿夫头，仍照样经常打骂轿夫，却巳经是红军的班长。他和他的一帮兄弟们把张主席一直抬到了保安。

中央整编时，三路红军中所有染有鸦片嗜好的官兵全部被集中隔离进行强制性戒烟，崽哥的轿夫们自然也不例外。

等到崽哥把烟瘾彻底戒掉，抗日战争巳经爆发，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崽哥和他的弟兄们全部编入了以原四方面军为主组成的129师，跟着刘伯承、徐向前去了太行山。

在129师，崽哥开始仍当班长，先打日本鬼子，再打国民党，打到解放前夕，他巳经出息成了陈赓将军手下的一位骁勇善战的团长。

崽哥跟着陈赓，从中原大地打到了两广，又从两广打到了昆明，一直打到了滇缅边境。

在边境线上的畹町，崽哥的部队痛歼了驻在这里的国民党军余程万的一个团。敌团长带着残部逃掉了，他的老婆却落到了崽哥手中。

崽哥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女人，既给他带来了家庭的幸福，又给他造成了终生的不幸。

审问时崽哥感到十分惊奇，这女人的美貌堪称万里挑一，在他的印像中，大概只有早巳死去的杨岳卿才能和她媲美。

更巧的是，她是成都人，与崽哥是同乡，毕业于华西大学。熟悉的乡音与可人的容貌使崽哥削弱了对她的敌意，甚至还对她隐隐地产生了一点怜悯之情。

他感到惋惜的是，这种美丽的女人绝对不应该嫁给国民党的军官为妻。

但是，现在的崽哥巳绝不是过去的轿夫头，作为一外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崽哥对这美丽年轻的女人绝对没有半点非分之念。

第二天，他即派出部队，将战俘和各种战利品，当然也包括这位女人，一并送到了后方移交。

不知是情缘还是孽缘，不久，全国解放，大局初定，崽哥接到上级通知，叫他马上赶到昆明巫家坝机场原国民党空军招待所，参加为期一月的军官集训。

崽哥赶到集训队报到后，使他大为惊讶的是，这个特殊的军官集训队里并非全是军官，还有一个女学员队。

女学员中，有一人居然就是他在畹町抓获的那位漂亮女俘！

这次集训的目的大家很快便弄明白了。

原来，这是上级首长考虑到部队中一些指挥员长年忙于带兵打仗，无暇也无条件顾及个人问题。值此江山初定，就创造出这么个机会，让大龄指挥员们和女同志接触，彼此有意者则支持他们喜结连理。

集训队的主要活动是就是学文化、看电影、举办舞会，让指挥员们在座谈会上讲自己的战斗经历，以及隔三岔五地外出野餐。

是组织上营造出的这种特殊的氛围，也是出自人的本能，指挥员们都渴望着在异性面前表现自己。那是一个极端崇拜英雄的年代。

在这所有的活动中，崽哥并不是一个容易崭露头角的人物。他不善言辞，缺乏在异性面前表现自己的智慧、幽默与勇气。他不会跳舞，更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曾经给张主席当过轿夫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那样的经历无疑会被人视为奇耻大辱。

但是，每次舞会崽哥都自始至终地在旁边正襟危坐。奉命前来教指挥员们跳舞的文工团女演员们主动热情地上前邀请他，他也坚决不下舞池，害得女演员们挨领导“刮胡子”。此后，无论她们绞尽脑汁采用任何方式也都徒劳无功，崽哥依旧岿然不动。

崽哥参加舞会的目的既单纯又明确，他就是想认认真真地看看那位惟一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成都女人。

而和水泥墩子一样的崽哥截然相反的是，成都女人却是女学员中最为出色的人才之一。她长得清丽文静，舞跳得好，口才也好，而且，她还能讲英语，或用英语唱歌。这是女学员中惟一的。

有的指挥员捷足先登，想和成都女人攀缘。崽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拙于言辞不善表达感情却不乏进攻精神，后来居上，鼓足勇气直接找到集训队的领导直抒胸臆。集训队领导的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成人之美，他们认为崽哥的理由比其他的同志更加充分，于是态度鲜明地予以支持。

一个月集训期满后，崽哥春风得意马蹄疾，带着巳经成为他的合法妻子的成都女人回到了边境上的驻地。

新婚燕尔那年，崽哥34岁，妻子比他小11岁，刚满23。

两人结合后，崽哥才进一步了解到，妻子是成都一个开银行的大资本家的女儿，而她过去的丈夫，是她高中时的同校同学，比她高两个年级，也是她家的邻居。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高中刚一毕业就参加青年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抗战胜利后驻扎在越南的海防市。

崽哥了解这段经历后从此再不提及。无论怎样，过去的一切皆巳成为历史，她现在巳经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妻子。

而且，崽哥是真心真意地爱她。妻子不仅漂亮、年轻，而且懂得怎样体贴关心自己的丈夫。最令崽哥骄傲的是，妻子还能做一手受到众多战友大加称赞的川菜。

此后10年中，妻子给崽哥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边境上虽也有零星的战斗，但崽哥觉得这10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温馨，也是最充实的时候。

4、崽哥犯下了严重错误　　

转眼到了1960年，退缩到台湾的国民党利用大陆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电令盘踞在金三角地区的残部，频频越境向我骚扰，并以物质笼络边民。气焰嚣张时，一度将西盟、沧源、耿马等县城夺占。我军奉命予以反击，边境上一时战火不断。

在一次战斗中，崽哥指挥的部队（巳于1955年改编为边防团）击溃了蒋军秘密潜入我境内的一支特遣队，并抓获了一名指挥官。

崽哥连夜将他带回驻地关押，准备第二天再移送后方。

不想就在这天深夜里，却有人悄悄打开牢门，把敌指挥官放跑了。

就在他们越墙而出的时候，被哨兵发现，立即鸣枪报警。

崽哥亲率保卫连追击。

眼看就要追上了，溶溶月光下，就在快到接近边境线的地方，出现了令崽哥终生难忘的情景。

一个身影突然转身跪下，凄厉地向他喊道：“刘某某，我求求你，不要开枪，饶他一条活命吧！他向我保证过，再不和共产党打仗了！他是我……过去的丈夫啊！”

听着这声嘶力竭的叫喊，崽哥顿时肝胆俱裂！这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亲爱的的妻子啊！

刹那间，空气凝固，战士们也都惊讶得像一群泥塑木雕。

他们全都认识她——自己首长的妻子。

上百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那一对男女。但是，首长不下命令，谁也不敢抠动扳机。

崽哥牙齿咬得“嗒嗒”响，血脉贲张，心涌狂潮，愤怒、屈辱、痛苦交织在一起，使他的身躯颤抖得像狂风暴雨中的一株孤竹。

崽哥不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他亲手杀死的敌人不计其数——毫无疑问，他眼下面对着的同样是两个货真价实的革命的敌人。

只要他的枪一响，战士们的子弹就会像疾雨一样向那一对男女扫去……

但是，此时此刻，有着铁石心肠的崽哥却胆怯了。这是因为，浴血沙场多年的崽哥迄今为止从未杀过一个女人----更何况，这跪着对他苦苦哀求的女人，是他真心爱着的妻子，更是他三个孩子的母亲啊！

月辉如纱，幽谧的南国之夜到处有不知名的小虫子在草丛里“曲曲”欢叫，然而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夜静得让人发虚发怵。

战士们屏息等待着……

崽哥终于开口了：“你……回来吧！”

那是乞盼，那是渴求。终于，崽哥的枪口无力地垂了下去。所有的战士都听到了首长发出的这声苍白痛楚，而又是那样震撼心灵的声音。

众战士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就那一刻，他们全都明白首长这下完了……

妻子顿时起身哭泣着大步向崽哥奔去。刚跑了几步，又忽地转过身去，向着呆立在国境线边上的敌指挥官急促地喊道：“你还站着干什么？快走呀，他不杀你了！”

但是，敌指挥官并没有立即落荒而去。他面对着钢枪在手虎视眈眈的解放军官兵，深深地鞠了一躬，感动地说道：“谢谢……谢谢你们的仁义之举！今生今世，我决不再与贵军为敌，若有机会，我一定……涌泉相报！”

言毕，他转过身，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步向国境线走去……

崽哥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由于他所犯错误的性质极其严重，很快，他便不得不脱下军装，转业到保山地区的一个县城里工作，妻子则调到该县的一所中学里担任英语教师。

“文革”期间，崽哥在长征期间当过大叛徒张主席的轿夫头的经历，和他在当团长时丧失革命立场，私放敌指挥官的严重错误被造反派抖落出来，未审未判，却被升级为罪行，崽哥因此在牢房里度过了整整三个春秋。

妻子所受的打击侮辱，更是难以尽述。

但对夫妇俩最大的打击则是他们惟一的女儿，在一次母亲被批斗时饱受造反派的凌辱而受到过度强烈的刺激，导致神精错乱，毁了一生，至今仍是老俩口的一大心病。

改革开放之初，崽哥恢复工作后，先担任副县长，分管工业与财贸，继后改任县政协主席。仍然对发展县里的工业、乡镇企业倍加关心。

巧的是，第一个到该县来投巨资开办一家颇具规模的茶厂的泰国华侨，竟是那位当年曾发誓要“涌泉相报”他不杀之恩的敌指挥官。

“爱国不分先后”是对台工作的指导方针“叶9条”（叶剑英委员长致台湾国民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提出了9条关于两岸修好的积极建议，被简称为“叶9条”）中的一条重要精神，当年的敌人如今又有实际的爱国行动的泰国华侨自然理应受到政府与人民的欢迎。

而政协主席当然清楚他的最主要的一项本职工作就是为党最大范围的摒弃前嫌，广交朋友。

首次见面时，他们不仅握手而且拥抱，相逢一笑抿恩仇，历尽劫波兄弟在，彼此热情得真好似亲兄弟一般。

然而内心深处，外商受到的礼遇显然使崽哥感情复杂，滋味难言。虽然在欢迎的酒宴上他带头与外商觥筹交错亲切交谈；虽然外商给他、给他的妻子、给他的每一个孩子都带来了价值不菲的礼物；他却仍然觉得心里发苦……苦在心底，而又难以言述。

崽哥晚年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则是因为这位外商见到崽哥的女儿神经不正常，主动提出由他资助崽女去日本治疗。崽哥虽有顾虑，但爱女心切，所以应允，崽女万里迢迢飞往日本，母亲当然须得陪同前往照料。

东瀛之行，外商耗费万金，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崽女的病情丝毫未见好转。上级纪检委的同志却上了门，查实外商如此慷慨大方地帮助崽哥，官商之间究竟有何“猫腻”之事。

不料查来查去，竟将崽哥当年在边境线上所犯错误再度旧事重提，而且极快极广泛地流于社会。昔日奇耻大辱事，今日却被“换了脑筋”的人们大肆渲染，交口传诵，当成了一则含情透义的美谈。

可是，倘有谁拿这事来取悦崽哥，崽哥脸一沉，红眉毛绿眼睛地便要开口骂娘。

崽哥离休后，有关部门组织他们这批老干部搞了次钓鱼活动。崽哥手艺孬，头二三名全让别人拿走了。崽哥一言不发，不知去哪儿弄来颗手榴弹，扯了导火绳一声不吭就往塘里扔，“轰”地一响，水花四溅，白花花的鱼肚皮在水面浮了一大片。人们都呆了，不明白崽哥为何如此仇恨鱼儿……

1994年映山红开满大巴山的季节，崽哥带着妻子回到了老家巴中祭祖扫墓，后来又专门来万源既是看望我，也是重访旧地。

县里有关部门专门邀来健在的老红军，为他举行了座谈会。其他的战友崽哥并不认识，真正亲亲热热有龙门阵摆的，就只有我一人。

如今，崽哥还活着，但已是老态龙钟了。他的妻子也老了，美丽与青春均巳不在。

崽哥至今常去国境线，去那熟悉的兵营（现巳是某国营农场的场部）。拄着拐杖的耄耋老翁的身影，被云贵高原的夕阳余晖拖曳出一条淡淡的长影。他凝视着不远处的国境线，眺望着国界那一边的莽莽林海，仿佛是在认真地拾捡他失落在这里的人生的碎片……过去的一切像轻风，像梦幻，像电影，一幕又一幕，从他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偎依在老人身边的，是他的妻子——他们依然深深地相爱着。

 

第十五章：滞留在川康高原上

    而事实是，几乎所有的活佛都与红军为敌……在藏民眼中，红军和刘文辉的军队并无二样，甚至更坏……许世友成为红军第一支骑兵师司令……我奉命监视刘伯承，发现了他的秘密……

1、雪山脚下的小城　　

1936年2月下旬，我们终于翻过夹金山、党岭山，到达丹巴，再由丹巴西进，分头进入到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彻底甩掉了尾追之敌。

总部纵队近千人马翻越了党岭山，下到山脚后，很快便进入了道孚县境内的龙布沟。

眼前是我从未见过的奇特景情，目力所及之处如同远古荒原一般寂静，难闻鸡犬之声。就在这片对我们来说既陌生而又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却突然出现了许多冒着袅袅白汽的河沟和小海子，在河沟和海子的边上，还凝聚着一堆堆雪白的石灰质物体。一路走去，我们看到巳经有不少官兵在水里泡上了。

我上前用手在水里探了探，那水居然有些烫手。我兴奋地跑到滑竿前，大声报告：“张主席，那水好热啊，快下来洗个澡吧！”

张主席下了滑竿，四处看了看，说：“这是温泉。我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洗过，水里含有多种矿物质，还能治皮肤病的。”

我马上安排卫士们散开，布好警戒位置，然后，首长们就脱了衣服下水去了。

这时候，恰好康克清、李伯昭、何莲芝（董必武夫人）和红军剧团里的人从山沟里钻出来了。

我赶紧迎上前大声喊道：“嗨，嗨，你们女同志不要过来，这边有男同志在洗澡。”

女红军们叽叽喳喳地叫开了。一会儿，女的全跑了，一窝蜂下到了远处的一个海子里……

我和卫士们也下水了，能在冰天雪地的党岭山脚下，突然泡进滚烫的水里，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只可惜温泉能洗去征尘，却填不饱肚子，热水里多泡了一会儿，肚子就饿得越是难受。

正在洗澡的时候，担任前卫的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派通讯员快马赶来报告，喇嘛武装妄图阻截红军，巳被击溃，红军巳经攻占道孚县城后山上的碉堡，进入了城内，被击溃的喇嘛武装则逃到了灵雀寺里。

从温泉里爬起来，队伍一路都行走在布满乱石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温泉的河谷沟汊地方，直到出了龙布沟，才踏上了一条好似公路的大道上。藏族通司说，这是内地通向道孚的古驿道。

2月28日晚上约11时，总部机关才进了道孚县城。

与此同时，红军的各路部队也分别进占了道孚县境内的泰宁、玉科、扎则、瓦日等地。

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民族隔阂很深，汉藏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汉人把藏民大都赶到山上聚居，城镇及山下的平坝地区则为汉人所占。

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道孚灵雀寺的堪布（主持人）诺那活佛为“康藏宣慰使”，企图利用他的影响和势力，一可翦除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刘文辉的地方政权机构，二可组织封建武装堵截红军。

诺那活佛去康定拿着委任状，捧着大印回到道孚，即设下一计，柬请刘文辉任命的道孚县长胡人纪和刘文辉的24四军21团驻道孚的官长罗玉龙，前往灵雀寺赴宴。

等酒过三巡，诺那活佛掷杯为号，埋伏在两侧厢房里的喇嘛一拥而出，将文武官长擒获，随即以“国民政府康藏宣慰使”的身分，宣布将诸官撤职，然后再将部队缴械，官兵一律遣散。

鉴于道孚城中汉民居多，诺那又另委任一汉族商人熊启为县长，重新招募兵勇，组编军队。经此事变，道孚县城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诺那活佛委任的县长和新编的军队没有正常的经费及粮饷来源，只得强迫向人民摊派，听说红军巳到雪山那边的宝兴、天全的消息后，诺那活佛一方面在全县境内强行征派“乌拉”，集中在县城后山修筑了一座大碉堡，另一方面积极地组织各地反动喇嘛武装，准备与红军为敌，还大肆造谣诬蔑“红军杀人放火，男人逮到就宰，女人逮到就奸，小孩逮到就煮来吃，见了穿红衣服的（喇嘛）就砍脑壳”。老百姓害怕，大都躲到山上去了。

但是，面对空房空屋，红军仍然严守群众纪律，未经主人允许，不准擅自进屋借宿。当夜，官兵们全都在屋檐下、空坝上露天宿营。

天亮后，红军的政工干部分头找群众做工作。留在家里的藏族群众见红军秋毫无犯，不少人便同红军干部们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去动员老百姓回家。

张主席等总部首长则住进了国民党的县政府。

就在红军进驻道孚的第二天，灵雀寺的堪布诺那活佛却派出敢死队，在该寺四大根巴（大喇嘛）的指挥下，手持武器冲上后山，妄图夺回碉堡。

敢死队行至山腰，即与红军相遇，一阵短暂的枪战后，当场被红军击毙4人，打伤十余人，其余的喇嘛见势不妙，赶紧逃回了寺庙。

第二天清晨，诺那活佛仍不甘心失败，再次派敢死队冲向后山强夺碉堡，结果又被打死十余人。红军随即包围了灵雀寺，向被围困的喇嘛喊话，反复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要他们交出武器，则咎往不究。

围至3月22日，诺那活佛仍不投降，红军立即发起强攻，很快将灵雀寺打了下来。

诺那活佛与500余名喇嘛钻地道逃到后山密林，径往德格投奔土司泽旺登登去了。

逃到山里的群众被动员回家后，红军发放救济，送给粮食、酥油、衣物等，有的群众病了，红军还主动上门送医送药，政治部组织的一支支宣传队也上山入林，劝告群众返回家园，从而很快解除了群众惧怕红军的顾虑，得到了藏汉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着与红军为敌的相当强大的势力。诺那活佛与泽旺登登，军事涅巴夏克刀登以及寿灵寺、甘孜寺等处的喇嘛，组织起几股飘忽不定的骑兵，不断地袭扰我军。

这一带喇嘛势力特别强大，而黄教喇嘛又最为强盛。我们走在街上、城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红袍子的喇嘛。

听藏民介绍，道孚的灵雀寺是康藏高原上最大的寺庙，有上千名喇嘛。寺庙里有维护纪律的铁棒喇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一听到铁棒喇嘛来了，就吓得四散躲避。

在康藏高原上，喇嘛庙一般都是当地最好的建筑，金璧辉煌，宏伟精美，喇嘛的住宅也比一般人家要好。喇嘛庙很像一所学校和兵营的混合体，喇嘛们经年累月集中在寺庙里念经，也进行军事训练，喇嘛本身也是一支有组织的的军队，他们大都配有武器，庙里的大喇嘛是当地政教合一的最高首脑，被称为活佛，也是全体藏人心中的至尊之神。而负责军事训练与指挥作战的喇嘛则被称为涅巴，地位仅在活佛之下。

显然，红军要在这样的地方立住脚，首先得争取活佛们的谅解与帮助，而事实是，几乎所有的活佛都与红军为敌。

这不是红军的错，也不能完全怪活佛们。

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藏汉的民族矛盾一直很激烈，从近里说，从大清王朝到民国，统治者传统地歧视藏民。红军开进之前长期控制这一带地区的四川军阀刘文辉千方百计地搜刮藏民的钱财，来此经商的汉人，也多用欺骗手段，深为藏民痛恨。

在藏民眼中，红军和刘文辉的军队并无二样，甚至更坏。

2、红军第一支骑兵师　　

红军攻占道孚以后，诺那活佛率喇嘛武装逃往炉霍，与寿灵寺喇嘛联合起来继续与红军对抗。

数日后，31军又打下炉霍，将寿灵寺团团包围。余天云与詹才芳碍于民族政策，不敢下令向寺庙进攻，遂向上级请示。

张主席得到报告后，率领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几位首长和警卫排飞骑赶到寿灵寺，准备以政治手段予以解决，以此作为争取康藏上层人物的一把钥匙。

等我们赶到寿灵寺前，余天云与詹才芳即向张主席汇报，寿灵寺原有喇嘛400多人，加上从道孚来的诺那活佛带来的500余名喇嘛，共有千人左右。余天云表示，强攻他完全能够拿下来，但红军肯定也会有重大伤亡。

我看到眼前的寿灵寺依山而立，高墙广厦，从山脚到山腰，房重房屋叠屋密密麻麻，犹如一座巨大的迷宫，红军大部队若强攻，兵力难以展开，只能与喇嘛逐屋争夺，进行巷战。

张主席不同意硬攻，他写了一封信，派一名丹巴族通司送进寺庙。

通司不敢去，张主席叫人给了他10块银元，通司才拿着信去了。

张主席这封信写得很客气，他并未叫对方投降，而是向他们说明，红军只不过从此地路过，要求他们不要继续与红军为敌，不要再向红军开枪。

大约半个小时后，通司的脑袋被割了下来，用长长的竹竿挑着，从庙门处伸了出来。

余天云大怒，坚决请战，要亲自带领部下进攻。

张主席不允，又派作战部一名姓李的参谋作为他的全权代表，直接进寺庙与诺那活佛谈判。

这位姓李的参谋明知此一去九死一生，仍然向张主席、倪志亮敬了个礼，大步向寺门走去。

没隔多久，这位红军干部的脑袋也被挑在了竹竿上。

余天云的请求被满足了，他坚持要张主席等总部首长离开此地，进入到附近一所相对安全的房子里后，他才组织部队进攻。

枪声非常激烈，红军的冲锋号吹得来激动人心，好像全身的血都发烫了，都快燃了……我们这些警卫员不仅没有机会参加战斗，连这种就在身边进行的战斗，看一眼的资格也没有。

余天云、詹才芳很细心，不断派传令兵来向张主席报告战况。

当然，这样力量悬殊的战斗不会有不利于红军的消息传来。但是，这场战斗仍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喇嘛们放起火来，将寺庙变成了一片火海，从上午11点一直打到了下午3点来钟，枪声才遂渐地稀疏下去。

结果是，毙伤喇嘛800多人，红军伤亡300人，诺那活佛率残存的喇嘛突围向瞻化方向逃遁。

但是，诺那活佛很快还是落入了红军之手。

4月2日，4军打下瞻化，抓住了诺那活佛。张主席没有杀掉他，相反对他优礼有加。一位活佛是一方藏民心中的神，诺那本人也以为自己是神，所以被俘后只求速死，决不与共产党、与红军合作。

杀掉诺那活佛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一颗子弹。但张主席知道这一颗子弹打出去的效果。

诺那在张主席这里当了十来天的“贵宾”，最后还是被放掉了。

这就是政治，只有政治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处于险恶环境中的红军求得生存。

自从来到道孚以后，张主席过得极不舒心。

虽然红军进入康藏高原后，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继攻占道孚之后，31军势如破竹，一口气攻占了炉霍，进占西康东部重镇甘孜。许世友、王建安的4军打下了瞻化（今新龙县）、色达、琅塘等县城；虽然刘文辉和李抱冰的部了被红军重创后逃出了康藏高原，巳无力向红军发动有规模的进攻，只能远远地据山观望。可是，由他率领的这支虽经巨大损失却仍拥有6万余众的军队，身处荒凉贫困的康藏高原，几乎所有的战士都在为吃而奔波，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是因粮食而爆发。野菜成为全军主要的充饥之物，连红军总司令朱德，此时也主动请缨出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整天带着傅连璋、苏井观等一大帮人员到野外采集各种野菜试吃，经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各支部队中去……

数月前的威武之师竟然落到如此凄凉的境地，原本踌躇满怀心比天高的张主席，心情怎么会好得起来？

红军要生存，必须要获得粮食。可是，敌人早巳采取了各种严厉手段胁迫群众上山躲避，不准群众卖一粒粮食给红军，不准群众给红军当向导或当通司，严令老百姓以任何方式帮助红军，一经发现，满门抄斩，定杀不赦。

红军只好自己组织征粮队下乡征粮。征粮队势单力薄，下到乡间后，经常成为敌人骑兵的袭击对像。而且敌人极其凶残，对付被俘红军的手段极其毒辣，割头斩肢，剖腹挖心，从不留一个活口。

为了获得粮食，红军必须首先消灭敌人的骑兵武装。

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总部决定立即组建一支骑兵队伍。

勇贯三军的虎将许世友临危受命，由4军军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骑兵师的司令员。

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上午，旭日东升，霞光万道，3000多名身背钢枪，背插大刀的骑兵浩浩荡荡地汇聚在甘孜城外的一块宽阔平坦的大坝子上。嘹亮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和铁蹄声，交织成一支威武雄壮的乐曲。

在隆重举行的红军骑兵师成立大会上，许世友率领他的骑士们，接受张主席、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总部首长的检阅。

张主席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予许世友很大的鼓励。同时又对他明确了骑兵师的两大任务：消灭敌人的骑兵；筹集粮食。

许世友向他敬了个礼，大声道：“请张主席放心，我骑兵师保证完成任务，党指向哪里，我许世友就打向哪里！”

然后，许世友飞身跃上张主席送他的战马，向着士兵一声令下：“上马！前进！”

万马奔腾，大地上顿时激起暴雨般的马蹄声。蓝军装、蓝军帽、红五星、驰骋的战马、辉眼的马刀，构成了一幅振奋人心的画面。整个骑兵师，下辖三个骑兵大队，像三股山涧泻下的激流，冲向往北的山道上……

马蹄踏踏，扰乱了这偌大草原的幽静，惊动了正在吃草的牲畜，牛羊“哞哞”乱叫，四处奔蹿。

牧民们闻声跑出毡房，以惊奇、疑惑、恐惧的目光遥望着从远处滚滚而来，头戴八角帽，身背钢枪和大刀的不速之客。

霎时，平静的乡村草原慌乱起来了，农民们埋好粮食躲进了山里。牧民们则赶着牛羊逃向远方。

红军官兵飞马向前，向着逃跑的人高声喊话：

“赶快回来，我们是北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红军是救国救民的‘菩萨军’，帮助穷人当家作主人，反对压迫你们的头人土司！”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快回来吧！”

可是回答他们的，却是充满敌意的目光，有人甚至向他们举起了猎枪……

严重的问题是：虽然红军付钱，甚至宁愿以高出当地的价格来收购粮食和牛羊，老百姓却仍然不愿卖或是不敢卖，而红军为了生存，必须要筹集到粮食和牛羊！

当矛盾无法以和平的手段得到解决时，与民争粮的悲剧便不可避免了。

有了这样一支庞大精锐，快捷如风的武装，征粮工作依然举步维艰，成效甚微。

骑兵师即便可以从汉族农民和藏族游牧民手中买到牛羊、青稞、碗豆、奶茶，但数量极其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部队的巨大消耗。

而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牛羊与粮食的土司、头人、堪布，宁愿把牛羊赶进河里冲走，把粮食烧掉也不愿卖给红军。

所以总部迫不得巳指示许世友：对汉藏农牧民加强宣传工作，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尽量避免发生与民争粮的事情；对反动的上层人物的粮食与牛羊，则施以坚决手段，一律没收。

有此“尚方宝剑”，许世友很快便在尼柯柯河边的金达大获全胜，满载而归。

那天破晓前，许世友率领的第一骑兵大队千余人正在尼柯柯河边的草滩上宿营，突然响起了一阵猛烈的枪声。

霎时间，红军与偷袭者接上了火，只听得四处枪声乱响，黑暗中不时有马匹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凄厉的惨叫声不断响起。

偷袭者是金达土司麻倾翁豢养的有着500多人马的反动武装，以能骑善射著称。曾经将红军一支征粮队30多人全部剖腹挖心，并用大锅煮熟后吃肉喝汤，以壮行色。此后又袭击了仁达、瓦日两个乡的博巴政府（工农苏维埃政权），将政府工作人员斩尽杀绝，被红军视为最凶恶的敌人。

这些日子，许世友率兵来到金达，其主要目的正是寻找这股敌人并予以歼灭，没想今天他们竟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许世友焉能不喜？战士们焉能不勇？

敌人虽然凶悍亡命，但他们毕竟是乌合之众，不懂战术。许世友带着部队第一次冲锋，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天亮时，敌人丢下遍地死尸溃退了。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红军战士跃上马背，像一片汹涌翻腾的蓝色海浪，向敌人滚滚卷去……

这一仗，不仅歼灭麻倾翁部300多人，而且还得到了一次破天荒的大收获！

俘虏为了保命，供出麻倾翁在一个叫做黑尔玛的山沟里，隐藏了大量的牛半。

许世友立即率领第一大队赶往黑尔玛，果真在这里缴获了8000余头牛羊。

当牛羊送到道孚总部时，那不啻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但是，更大的胜利却是在一个月之后，在阿坝县境内的麦加尔康、觉尔黄。

这是许世友的红军骑兵师对地方反动武装的一场决定性的大战。

而这一次大战，却并不像通常所进行的重大战役之前必须有一个精心部署与谋划的过程。

它来得那样突然——由于道孚的诺那活佛、金达的麻倾翁等残存的武装以及因红军广泛建立博巴政府逃出家园的各种反动势力大都投到了德格土司泽旺登登的门下，使泽旺登登的骑兵一下子膨胀到了5000多人。而指挥这支庞大的骑兵与许世友的骑兵师作战的人物并不是德格土司泽旺登登，而是军事涅巴夏克刀登。此人少时在拉萨的西藏贵族学校读过近十年的书，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重要人物，也是红军最大的心腹之患。夏克刀登过去率领队伍在打“冤家”时屡战屡胜，被各地土司头人视为军事上的奇才，威望极高。，所以，在如此危急的关头，泽旺登登就把队伍全部交给夏克刀登指挥。

夏克刀登果真有独到之处，他训练出的藏兵们骁勇善战，枪法极准，骑术极精。他靠啥？靠的就是心狠手辣，夜间射击打香火，三枪打不中，当即剁掉一个指头。而眼下他指挥的这支骑兵部队，行踪飘忽，时聚时散，四处袭扰破坏，有时像一道狂飙黑浪在草原上向红军扑来，有时又像一股清烟转眼间消散在雪山冰峰之间。

为了歼灭这股人数最多，气焰最盛的敌人，许世友将全师攥成了一只铁拳，于6月13日开到了敌人正在猖狂活动的阿坝一带。

根据藏民提供的情况，许世友派出侦察小分队四处搜寻。两天过去，红军找到了600多头牛羊和一万多斤粮食，但未发现夏克刀登和泽旺登登的踪影。

15日，骑兵师继续向东前进。由于泽旺登登巳经知道红军的骑兵部队前来对付他了，他也对红军大搞坚壁清野，一路上的村寨，几乎都空荡荡的，不仅老百姓被统统赶走，连牲畜粮食也全部转移了。

落日西沉后，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前面发现大量敌人。

许世友赶紧带着几名军官前去。他们在一座山坡上趴下了，不用望远镜，便能看见在千米之外，火光星星点点，散开一大片，足有数千之众。夜空中，还不时传来战马的嘶鸣声。其他的侦察小队也纷纷赶回来了，据侦察员报告，眼前正是夏克刀登的人马在这里露营休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显然，夏克刀登和泽旺登登把重兵集中在阿坝通往查理的要道上，正是为了狙击许世友的骑兵队伍。

许世友探明情况，立即和参谋长一起召集3个团长研究确定，乘敌人尚未发现我军，毫无戒备之机，立即发起进攻，以奇袭的战术歼灭敌人。

夜色沉沉，伸手不见五指。红军大部骑兵集中隐蔽待命，多路突击队迅速地接近敌营，藏兵们围着为驱赶野兽而点起的火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马匹零零散散地拴在周围。

在许世友的指挥下，按照预定的时间，部队发出了攻击信号，突击队员们首先将手榴弹冰雹般地掷向火堆，随着爆炸声，藏兵与燃烧的柴火腾空而起，火焰直冲天穹。敌人的马匹被炸惊了，嘶鸣着四处狂奔。敌兵们有的被炸死炸伤，有的被惊马踩踏得鬼哭狼嚎。

这时，冲锋号惊天动地地响起，红军骑手们挥舞着马刀，如同无数道铁流从山沟里奔腾而出，冲进敌人的营地，左砍右劈，将敌人大部歼灭。

夏克刀登左腿被手榴弹炸伤坠马遭擒，泽旺登登和诺那活佛在卫兵的保护下侥幸逃脱，企图潜回老巢德格，路经马尔康时，与当地博巴政府的赤卫队遭遇，泽旺登登被乱枪击毙，诺那活佛也坠马身亡。

麦加尔康一仗，歼灭敌人2000多人，俘获1300多人，缴获战马2000多匹，并将泽旺登登藏匿在各地的大批牛羊，大量粮食及弹药缴获。被俘的夏克刀登，许世友派出一个连的骑兵，将他押送回了道孚红军总部。

这是红军骑兵师组建以来打的最大一仗，也是最顺利的一仗。

3、“软套套”套牢了夏克刀登

杀死无数红军战士的大屠夫夏克刀登成为红军的阶下之囚，让驻扎在道孚的红军总部和各机关的指战员们大快人心，都盼着快一点把这个家伙押上刑场，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

可张主席一听夏克刀登被押进了道孚，竟然和朱德等首脑亲往总部大门外迎接。犹如诸葛亮当年七擒孟获一样，吩咐押送官兵立即为夏克刀登松绑，恭恭敬敬地把他请进总部，待杀人如麻的大屠夫如同贵宾。

朱德看见夏克刀登腿部伤口巳经溃烂，马上派人请来苏井观院长亲自为他治疗包扎。

当晚，张主席、朱德专门设宴为夏克刀登压惊，驻道孚的红军首脑王树声、倪志亮、何畏、黄超等悉数出席作陪。

可是，自忖必死的夏克刀登却一点也不领情，用汉话狂呼大叫着要张主席马上将他处死！干干脆脆，莫白费工夫耍这些软套套！

无论众人如何好言劝导，他依然坚信红军会在宴后杀掉他。

最终，他酒未喝一杯，菜未动一著，弄得大家不欢而散。但是，红军并未杀他。而且还找来了藏民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每顿饭有肉有奶，伙食开得比张主席的还好。

苏井观每天来给他量体温，检查伤口的治疗情况。

三天过去，“软套套”果真起了作用，夏克刀登派藏仆来请张主席和朱总司令过去说话。

待两位红军领袖一进屋，他便说道：“我看出来了，你们红军和刘文辉的24军不是一样的汉人。请明说，要我夏克刀登帮你们做啥子？”

朱德嗬嗬大笑，说道：“没有啥子需要你帮忙的，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晓得你是康区的头号大英雄，无非是和你交个朋友罢了。”

张主席也说：“你要不愿意和汉人交朋友，我们也不勉强，过两天等你伤养好了，你愿意到哪里，一切悉听尊便。”

夏克刀登听张主席这样一说，也有心试试红军是否真有诚意，就说：“泽旺登登巳经被你们打死了，我想派人给新选出的德格土司送封信回去，告诉他们，红军没有杀我，让他知道，夏克刀登还活着。”

张主席说：“我刚才说过，一切悉听尊便。你现在就可以给德格土司写信。”

德格土司接到夏克刀登的信，不相信杀了这么多红军官兵的夏克刀登落到了红军手里竟然还有可能生还，就派了一个“邓果”（小头人）乌金泽登来道孚看看夏克刀登是否真地还活着。

乌金泽登是夏克刀登的老部下，他不仅看到夏克刀登还活着，而且还看到红军给夏克刀登生活上的种种优待，以及精心给他治疗伤口的情形。

夏克刀登要他回去转告德格土司和自己手下的藏兵：“红军待我很好，等过些日子把伤养好了，我就马上回去。”

乌金泽登离开道孚时，张主席和朱德会见了夏克刀登与乌金泽登。

张主席说：“你来道孚这些天都看见了，我们不仅没有杀害夏克刀登，也没有杀害任何一个与红军友好相处的藏族同胞。请你回去转告德格土司和藏胞们，红军是藏族人民的朋友，不是刘文辉的军队诬称的土匪。夏克刀登的伤一好，我们就送他回去。

朱德也庄重地对他俩说：“红军的目的是要解放全国的穷苦百姓，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久留。我们的任务是北上打日本鬼子，10到15年后，我们还会回来，那时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建设美丽的康区。”

此后，夏克刀登继续留在道孚养伤，不久红军总部转往甘孜，夏克刀登也随总部到了甘孜。在这些日子里，张主席、朱德、和前些时候巳担任民众义勇军总指挥的王维舟多次到医院看望他，给他讲述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讲述红军的政治主张，同他拉家常，讲形势，使夏克刀登的认识逐步提高，态度有所转变，由敌视、怀疑红军到信服、支持红军。

1936年7月15日，在各县巳经成立了基层政权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博巴政府。

中央博巴政府设在甘孜县孔萨大楼，党的领导人是李国荣，主席为格达活佛，副主席兼军事部长，就是成为红军俘虏后宁死不屈，最后却被“软套套”套牢了的夏克刀登。

新上任夏克刀登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红军北上，除了协助安置200多名伤病员外，还亲自去玉隆赶来400多头牦牛、200匹马送给红军，受到朱德总司令的嘉奖。群众中广传“夏克刀登和张主席、朱总司令是好朋友”，使他的名声比以前更加响亮。

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重新回到了川康高原。许多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物遭到了杀害，有人胆怯了，把红军伤员交了出来。可是，夏克刀登却顶住了压力，完好地将他负责接收的200多名红军伤员保存了下来。

1949年，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的消息传来。夏克刀登闻讯后主动派出使者去迎接解放军。

夏克刀登得知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立即派出3名代表，带着哈达、信函到北京去见朱德总司令，转达他拥护解放军解放康区的心愿。3位代表绕道阿坝进入甘肃，彭德怀副总司令用专机将他们送到北京，住进北京饭店。朱德总司令亲自到饭店看望了他们，一边拉家常，一边询问康区的政治、军事、民心等情况，赞扬夏克刀登、格达活佛是卓有远见的进步人士，并要代表们转告夏克刀登等人：当年的红军回来了，红军不会忘记老朋友。还希望他们在解放康区、解放西藏的事业中作更多的工作。

1950年初，康区获得解放，夏克刀登在康定参加了迎接解放的庆祝会。在3月27日成立的“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上，夏克刀登被安排为副主任。不久，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又邀请夏克刀登、格达活佛等康区进步上层到重庆，听取他们对建设康区，支援解放西藏等方面的意见，还任命夏克刀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7月，夏克刀登当选为西康藏族自治区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任；11月，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又推举夏克刀登为西康藏族自治区副主席。以后，夏克刀登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担任了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等职务。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使夏克刀登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彻底变化，他全力投入维护康区稳定和支援18军解放西藏的工作，并积极协助解放军做其它对共产党心存疑惧的土司头人的工作。

新的政治环境激发起夏克刀登的工作热情，在解放西藏的日子中，夏克刀登基本上都奔忙于组织牦牛队和转运军需的繁重工作，他组织起上万头牦牛队，保障了从马尼干戈到昌都一线的军需供给。他从玉隆抽调5000头牦牛参加抢运昌都补给，随着西藏和平解放，德格牦牛队的运输任务更加繁重。1951年底，夏克刀登再次在玉隆、石渠、邓柯等地组织起一万头牦牛，由侄儿夏克郎加多吉负责押运，抢运一批急用军需到拉萨，及时缓解了刚刚进入拉萨的解放军部队的困难。有人说“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藏族人民用牦牛驮出来的”。这话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也反映了藏族人民对解放西藏的态度。一些当事人回忆到：“夏克刀登等一批进步上层人士的热心支持，对康北的稳定和西藏的和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0年初，夏克刀登不幸患上急性黄色肝萎缩症，政府当即将他送入四川省人民医院抢救，经多方努力但仍无效，4月2日下午7时15分，他病逝于省人民医院的病床上。

4月6日，四川省党政领导廖志高、天宝、华尔切臣列、阿旺嘉措等在成都殡仪馆参加了夏克刀登的追悼会。

5月9日，夏克刀登的骨灰运回康定，康定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张主席当然明白，对于夏克刀登、诺那活佛这样有影响的上层头面人物来说，征服他们的精神远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为重要。

4、刘伯承和汪荣华

鱼儿离开了水，便无法生存，在人烟稀少，荒凉辽阔的康藏高原上，红军官兵们依然在努力地工作着以争取汉藏群众的支持。他们英勇地肃清了与红军为敌的一支又一支封建反动武装，实行了土地革命，穷苦的汉藏农牧民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翻了身的穷人对红军发自内心在热爱，他们在红军的领导下，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各级博巴政府，并且拿起枪来，参加博巴赤卫队，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努力，红军终于有了一块喘息之地。

在我们滞留川康高原半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偶而发生的战斗，也仅是在红军与民争食时出现的。

这种暂时的平静，首先得益于天时和地利，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被绵延不绝的大雪山所阻，未能对红军穷追，他们或许认为，红军到了这样荒凉贫瘠、人烟稀少、而且处处充满着敌意与仇恨的地方，不用打，自己也会垮掉。

刘文辉原来散驻在这一带的军队被红军赶走后，如今集结在康定一带，中间隔着折多山，也无力向红军进攻。

而布防在金沙江右岸的的西藏达赖喇嘛属下的藏军，也仅是与红军隔江对峙，红军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在人和方面，红军的愿望却很难达到。

虽然在红军势力范围内巳经建立起各级博巴政府，但基本上都是一副空架子。因为由穷苦汉藏老百姓组成的政府在群众中缺乏威信，没有号召力。而被红军用政治手段组织到政府中的少数上层人物，又不能像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和阵前遭擒后化敌为友的夏克刀登那样真心实意地同红军合作。

再有一点，这一带粮食奇缺，红军与民争粮的行为，又常常将政工干部们的努力化为泡影。

藏胞们对红军始终不能理解，刘文辉的军队撤离前散布谣言，说红军是青面獠牙的吃人魔鬼，反动封建势力也推波助澜。可藏胞们一经和红军接触，却发现他们不仅不是青面獠牙，也不吃人，而且对待他们亲切和蔼。这一点，增加了他们对红军的好感。可是，他们不能原谅的是，这些红军又需要他们的粮食牛羊，甚至动武开白条强买他们的粮食牛羊。

的确如此，红军开始时有银元的时候还给钱，后来没银元了就开条子，条子上盖着方面军政治部的大印，写着：买到某某粮食多少斤，革命胜利后再按价偿还。甚至有的干部还许诺加倍偿还——前些年间，康区还真有人把巳经发黄的欠条拿了出，人民政府没有赖帐，按照当时的市价，再加上利息，如数归还。此类事情，报纸上登了好几桩——可是，藏胞们不晓得革命是啥，也不知道革命啥时候能胜利。他们只晓得没钱，能活；没粮食，则活不下去。

而严重的问题是，没粮食，6万名红军官兵同样活不下去。

人多粮少，矛盾便不可避免了。

我曾亲耳听到中央博巴政府年轻的主席格达活佛——他是甘孜藏胞心中的神，也是与红军肝胆相照的朋友——这样对张主席说过：“如果你们红军处境好一些，肯定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现在没有粮食，搜刮巳经超过了刘文辉。”

到达道孚一月后，张主席叫我恢复了朱德、刘伯承的参谋、卫士的自由，但叮嘱我要随时注意这帮人的动向。当时我的确也安排了好几名警卫监视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危险动向，却发现了刘伯承个人的一个小秘密。

总参谋长在讲恋爱！而且他的恋爱对像就是我们总部的人都很熟悉的汪荣华。

我赶紧把这一情况向张主席汇报。张主席听后却对黄超说：“伯承还对我有意见，荣华是我们总部的一支花，他能跑来把这支花摘走，还得好好感谢我这个月佬嘛。”

18岁的汪荣华，巳经是4方面军中的一个老兵，她出生在安徽六安县郝家集一个普通农家。

汪荣华参加红军时，才14岁。她先是被分配到12师政治部宣传部妇女先锋队工作，后又调往英山区少共妇女部工作。1932年，蒋介石对鄂豫皖进行第4次“围剿”。反“围剿”失败后，汪荣华又跟随大部队一路征战，来到了川陕苏区。很快，她便当上了省苏维埃邮电局的副局长。

刘伯承与汪荣华是在两军会师时相识的。

1、4方面军会师数天后，中央为感谢4方面军的大力支援和宣传两河口会议精神，派出好几个慰问团代分赴4方面军各部慰问。

前往4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的中央慰问团，由林伯渠和刘伯承率领。

一大早，驻杂谷脑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部队的战士就整队前往镇口外，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一位戴着眼镜、颇有儒雅气质的指挥员引起了汪荣华的注意，她急忙问站在身边的总指挥部参谋陈明义：

“喂，那个戴眼镜的人是谁呀？”

陈明义大指头一竖：“嘿，你连他都不认识啊！他就是刘伯承，我们红军大名鼎鼎的总参谋长！”

这样的介绍、加之陈参谋提到“刘伯承”三个字时满脸的崇敬，自然会给她留下深刻的印像。

不久，汪荣华从川陕省委调到总部4局工作，这就有更多的机会与刘伯承接触。这时候，两军巳经分裂，再一次与朱德一起来到4方面军中的刘伯承日子很不好过。

当时的4局，管理也是重要的工作内容，既要安排机关部队的生活，又要关心照顾好首长的生活。汪荣华知道，刘伯承眼睛不好，而且又受到张国焘的排斥和打击，因此她更加同情和关心刘伯承的生活和健康。每当部队到达一处宿营地，她总是和大家一道，为刘伯承找一间明亮的房子。

这样，他们相互之间就逐渐加深了了解。

民国元年，刘伯承弃笔从戎，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便做主在家乡为他选定了一门亲事。由于军务繁忙，夫妻很少在一起。1921年，刘伯承驻防奉节时，为了孝敬母亲，便把母亲和妻子从开县老家接到奉节同住。但由于操劳一生的母亲过不惯远离故土、养尊处优的日子，没多久便又带着儿媳回到了开县的乡下家中。1924年，刘伯承在重庆养伤期间，结识了吴玉章等革命家，并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长期南北征战，与家中失去了联系。

汪荣华也时常听到红军指战员们赞扬刘伯承精通兵法，能征善战，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特别是她调到总部4局以后，通过多次接触，她感到刘伯承平易近人，诚实质朴，办事严谨，品德高尚。在万里征途中，能遇上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

刘伯承常常在繁忙的军务之后，教汪荣华学政治、学文化，给她讲历史，在行军过程中鼓励她前进。虽然当时刘伯承正受到张国焘的压制，但他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刘伯承的诚实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以及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使汪荣华更加敬重他，并由此产生了感情。几个月后，两人虽然谁也没有表白自己的心思，但都已是心照不宣。

一天晚上部队宿营后，刘伯承处理完公事，就磨了一盘墨，提起气，工工整整写起蝇头小楷来。他一连写了好几篇，叠起来、装在信封里，叫通讯员当面交给汪荣华。

汪荣华看过信后，又是激动，又是害羞。与刘伯承相识后，她的确钦佩刘伯承的才华学识和高尚品德，在万里征途中，能有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然而，她也有些顾虑，自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儿，只读了一年私塾，两年洋学堂，14岁就当了红军。参加红军后，经过实际工作和斗争的锻炼，虽然有所提高，但比起刘伯承来，不论资历和学识都相差很远，和他结成伴侣合适吗？因此，他俩第一次相约在河边散步时，她把心里话掏了出来。

刘伯承听了以后，爽朗地笑着说：“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贫穷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为此，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共同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至于文化知识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听了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头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了。

从河边散步回来时，汪荣华对刘伯承关切地说：“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多费眼睛呀！”

刘伯承诚恳地说：“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认真喽！”

1936年中秋前后，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军即将会师的喜悦之中。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沅河的甘南小镇上，刘伯承和汪荣华结成了终生伴侣，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酒宴，没有崭新的被褥，更没有红烛新房，但他们却感到是那样的幸福。

陈昌浩和张琴秋是总部驻扎在道孚时结的婚。当时像他俩这样的大首长结婚，也简单得很，买点糖块，称点茶叶就行了。总部机关和各路大军的首长们赶来贺喜，也不兴送礼。那晚上陈昌浩和张琴秋还站起来唱了两首苏联歌曲，用俄语唱的，“叽哩咕噜”响，一句我也没听懂，可大家全鼓掌，图的就是个热闹劲儿。

 

第十六章：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战争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事，原本就应当让女人走开。因为，战场上的女人会让男人变得更丑陋，更疯狂……“人民政府不管张主席的黑兵”

1、谁逼死了余天云军长

在当时两军交恶的情况下，我还是做了一件在很多年后足堪自慰的事情。

我帮了朱德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一个大忙。

就在总部翻过雪山，向道孚进发的途中，我看见了由红军士兵押送着的“犯人队”，白全宗也在这支队伍里。

他头发老长，乱蓬蓬的，双手也和其他犯人一样被反捆着。而且肯定是由于精神上的压抑与伙食太糟糕显得身体十分憔悴。

白全宗也看见我了，他并没有求我帮助，可是，我却于心不忍，我们都是同行，白全宗遭难，不是他本身的原因，而是为他的首长受累。我是个行武之人，怜弱之心还有一点。

宿营时，我到任后勤部经理处处长的熊国炳那里悄悄弄了几斤炒青稞，两大块掉肉干巴，用干粮袋装了，然后到“犯人队”里给了白全宗。我还给押解“犯人队”的一保卫局的连长打招呼，让他行军时解下了白全宗的棕绳。

恢复了自由的朱德和刘伯承分别被张主席委以“重任”，朱德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他的任务是整天带领这个委员会的二十几名同志去到漫山遍野的野草树林中发现一些可吃的种类，先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全军。

刘伯承则被派到何畏任校长的彭杨军政学校去主持军事教学。

红军总部滞留道孚期间，华丽壮观，房多院大的灵雀寺，即成了彭杨军政学校和中央党校的所在地。那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是刘希平，任党委书记的是康克清，教务长是黄火清。

本来，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与朱德总司令一样，在4方面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是川军中的著名将领，后来又是在苏联陆军大学读完全部课程后毕业的惟一的中共高级军官，无论学识、资历、级别和经验都令红军各级指挥员们佩服。

但是，张主席的一些亲信军官知道现在的刘伯承虽然名义上是红军总参谋长，实际上却是“反张派”，是作为张主席的阶下之囚来这里服“劳役”的。他们对刘伯承心存疥蒂，于是在刘伯承教学的时候，便故意与他为难。

彭杨军政学校那时大约有三四百名学员，都是4方面军中的师团营级干部，也有少数军级指挥员，31军军长余天云，在打下寿灵寺后，也奉召到学校受训。

在学员中，他年龄小，职务高，聪敏倔强，作战勇敢，深受张主席器重。他当上一军之长时，才刚刚满20岁。少年得志，目不识丁，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听的恭维话多了，也就染上了一些骄横霸道的作风，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自然不会放在眼里。他入校后，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军事学术争鸣，倒也罢了，更多的则是出于个人意气和政治背景。

一次上课时，他又与刘伯承当面顶撞起来。

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再上课。

余天云恼羞成怒，蓦地拔出手枪，对准刘伯承便要开火，幸被其他学员上前拉住。

何畏见余天云闹得太过分了，喝令卫兵下了余天云的枪。

张主席得报后赶到学校，对于余天云这种目无上级，狂妄自大的行为，他也不便公开袒护，便来了个“挥泪斩马谡”，将余天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然后关进禁闭室反省，对刘伯承，则好言慰勉了一番。

而余天云则把这种处理当做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从禁闭室出来后，他一改往日个性，郁郁不乐，碰见刘伯承，则怒目相视。

没过几天，军校随总部转移。余天云因仍处在禁闭期间，和其他违纪士兵扛着粮袋行军。路经大金川激流之上的悬桥时，他突然冲出队列，跳进激流之中自杀身亡。

对这一重大事件，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主席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他多次在会上说到：“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从中汲取教训，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22年后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毛主席在中央军委主要领导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对刘伯承主持的军队学院工作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严厉批评道：“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又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主席说的“他们”，就是“刘伯承们”。

最后，毛主席意犹未尽，言辞尖厉地对刘伯承作了一些十分不公允的评价。

毛主席把眼睛盯住了建国后一直埋头于军事教学上的刘伯承，是有缘由的。有人曾向他打小报告：“军队再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有人更是故作惊人之语：“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登上神坛的毛主席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

这场反军事教条主义运动的结果，是揪出了以萧克、李达、郭天民为首的一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集团”。他们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大校忍无可忍，据理力争，发言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劳改。到“文革”时期，又把坚持不承认错误的蔡铁根押上刑场公开枪毙。而年近古稀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则成了这个“反党宗派集团”的后台，颤颤微微地被人搀扶到怀仁堂的讲台前，当着毛主席和1000多张军人神情严峻的脸膛沉痛宣读自己的深刻检讨，为了减轻萧克、李达、郭天民等人的罪过，违着良心尽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

毛主席对刘伯承态度明朗，林彪等人也赶紧发言表态，来了个墙倒众人推。

而最令刘伯承难受的是彭德怀的发言。彭德怀一如他平时的为人，直来直去，不留面子。他声色俱厉地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也有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口中被逼死的“革命同志”，指的就是余天云。

从此后，刘伯承数十载兵戎生涯遂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仅仅隔了一年，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刘伯承看到厄运又降临到了彭德怀头上，而且结果比他还惨。

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时，“刘伯承遗言”在北京官场坊间不翼而飞，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巳经在病床上度过了许多个年头的刘伯承说：“我死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

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是人民敬仰“刘邓”的威名，希望寄神机妙算的刘帅之口，来表达自己对再次打倒邓小平的强烈不满，以及只有邓小平才能救中国的意愿。

但是，据后来公开的资料看，这则消息并不是政治谣言。日本学者竹内实撰文写到：“刘伯承对前去看望他的华国锋说：‘我死之后只向中央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2、红军中的四川女人

总部机关加上直属纵队约有7000多人，而妇女独立师就占了2000多。她们中至少有9成是通江女人。

四川女人特别勤劳，特别能吃苦，而且，打起仗来也不比男战士差。

红4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就是由这样一帮既勤劳又能吃苦还能上阵杀敌的四川女人组成的。妇女独立师的前身妇女独立营最初成立于1933年3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200多人加上妇女群众中的积极分子300来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辖3个连，营长是苍溪人陶淑良，曾广澜任教导员。营部设在钟鼓楼。

到5月中旬，刚成立不久的“娘子军”就在粉碎田颂尧的进攻中露了个大红脸儿。

当时，“娘子军”的任务是往前线赶送粮秣。

一天半夜，她们运粮末经过通江北面的鹰龙山，正在休息，与田部一个被打垮逃跑的营遭遇，当时妇女独立营尚未参加过战斗，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但是，送到嘴边的这块肥肉她们不能不吃。陶淑良与曾广澜一商量，决定智取，命令各连战士把粮食担进树林里，作好隐蔽，听到信号声再一齐杀将出来。

敌人上山后方向莫辨，也未发现树林里有伏兵，又累又困，大发鸦片瘾，一声“原地休息”，便迫不急待地把枪架到一边，往地下一躺，拿出烟枪就开始吞云吐雾，大过其瘾。

忽然枪声一响，全营女战士一跃而出，树影摇动，似有千军万马。众战士手执大刀、梭标，扁担，厉声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吓得这帮早巳是惊弓之鸟的“双枪兵”魂飞魄散，以为遭到了红军主力的袭击，纷纷举手投降。还未等到他们清醒过来，所有的武器巳经落入女红军之手，只有少数几个家伙狡猾地伏在草丛里一动不动，趁红军命令俘虏集合时，飞快地往山下逃去了。

就这样，妇女独立营没损一兵一卒，就解决了田颂尧的一个营。

不少党史资料上都记载了这场“500农妇歼敌1个营”的战斗，而且众口一词都说是张琴秋指挥的。这不对，打这一仗时张琴秋还在王坪红军总医院当政治部主任。她是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团后，才调来担任团政委的。不能因为张琴秋当时的职务高，影响大，后来的命运又令人同情，就把其他人的功劳也加在她头上。

红4方面军总部把这次缴获的武器，全部装备了妇女独立营，此后，又在此基础上扩编为妇女独立团，由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任政委。

总部机关滞留旺苍坝期间，从边沿区奉命撤出来的妇女干部们，连同原来的妇女独立团，则被合编为妇女独立师，辖第1、第2两个团，2200余人，仍由曾广澜任师长，张琴秋任政委。

西征开始后，妇女独立师直属红4方面军总部。1团为总部机动团，战斗力较强，他们全都是十六、七岁到二十二、三岁的女青年，不蓄头发，全身戎装，赤脚穿草鞋，腿上打绑带，英姿飒爽，俨如男兵。每人还发给一支上着三棱剌刀的三尺半汉阳造小马枪，10板子弹和5枚手榴弹。2团的力量要稍弱一些，十三四岁的小女娃娃，大都被编入这个团里。

总部在党坝停留时，离镇数里的大山中有一座喇嘛庙，藏族群众要按时往庙里送粮、纳税，为他们出“乌拉”（服劳役）。去送粮、纳税的群众离庙三里以外就得下跪膝行，无论是酷暑严冬还是大雨滂沱，他们背上背着粮食，或把钱袋吊在脖子上，往前爬几步磕几个头，常有年老体弱者累死在途中。

妇女独立师的战士到庙外的野地上采集野菜时，庙里时常有冷枪射出。

据调查，得知里面有一股500多人的喇嘛武装，红军前卫部队路过时，他们龟缩在庙里，未敢轻举妄动。红军碍于宗教政策，也未解决他们。谁知喇嘛们竟以为红军软弱可欺，便主动开始寻衅了。

妇女师坚决请战，经总部批准，同意该师1团前去解除这帮喇嘛的武装。

当这千余名女兵“雌”赳赳气昂昂地出发时，很多机关的同志都站在路两边为她们送行。

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受，打仗应当是男人的事，现在倒好，男人看家，女人反倒去打仗。

可当时的情况是作战部队都布署在总部机关的前后左右，离着老长一段距离，总部机关里最庞大的武装力量，就得算她们妇女独立师，这仗不打则罢，打，还真的非她们1团莫属。

我当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曾广澜和张琴秋说：“两位大姐，让你们上去打，我们这帮男子汉大丈夫的脸，都没得地方放喽。”

曾广澜笑呵呵地说：“你这小何，都算个老革命了，咋个还一脑壳的封建残余！”

张琴秋笑嗬嗬地鼓起眼睛冲我吼：“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我叫帮大姑娘把你扔到河里去！”

妇女独立师果真不辱使命，上去第二天就把喇嘛庙打下来了。曾广澜张琴秋还派人给总部送信，叫火速派人到庙里去搬运粮食。

黄超组织了几百人由他亲自带去。下午，他们就和妇女独立师一起回来了。张主席亲自带着人到镇子外面去迎接。

那次真叫是满载而归啊，缴了600多支枪，粮食10万斤以上，还有大批砖茶、酥油、盐巴、牛、马、羊300多头，差不多够总部人员一月之敷了。

那一仗，死了40多个女红军，喇嘛被打死了百把人，俘虏一个没要，经教育后全放了。

曾广澜张琴秋几位指挥员来给张主席汇报时，我才知道了这一仗“娘子军”们是怎样打的。

她们上去后，根据敌情和喇嘛庙的地形，决定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对敌人聚而歼之。

当晚，女战士们借着夜色的掩护，开始了坑道作业，将一条条堑壕挖到了喇嘛庙跟前。

天亮后，红军战士从堑壕隐蔽前进，抵近仔细观察敌人的动向和选择突破口。只见庙门紧闭，鸦雀无声，显然，敌人企图凭险据守。

等到太阳升起来后，一部分女红军由曾广澜指挥从堑壕运动到正面，向喇嘛庙发起佯攻，敌人则从围墙眼里向外射击。打了十多分钟后，敌人突然打开庙门冲了出来。女红军们火力远近配合，远的用机关枪猛烈扫射，近的用手榴弹猛炸，打退了敌人的突围。

不久，敌人再次集中力量向外猛冲。就在庙门口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曾广澜打出一颗信号弹，早巳由张琴秋人不知鬼不觉带到喇嘛庙背后山上茂密树林里隐蔽起来的女红军一见信号，立即冲出树林，居高临下从背后向敌人发起了猛攻，到处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正面进攻的女红军也趁敌人慌乱攻进了大门，敌人放火烧庙，准备火中突围，女红军们一边救火，一边抓俘虏，不到两个钟头，便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张主席对妇女独立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可惜的是，这2000多名女战士，后来全部被毁掉了。她们奉命加入了西路军，在和马家军的连番血战中，大部阵亡，剩下的被俘，被俘的女战士的遭遇不忍述说。

后来陈昌浩孤身一人跑到延安来找张主席时，我才从他的口中知道了妇女独立师许多领导人的遭遇。连他的妻子张琴秋也成了马家军的俘虏。而当时听说曾广澜师长则牺牲得非常壮烈，连头都被马家军割下来示众。陈昌浩讲的时候，张主席和我都掉了眼泪。

但全国解放后我才晓得，这个消息有误。

经过十多天的血战，妇女独立师终于被打散了。曾广澜与1团团长王泉媛等3名女战士带着6名孤儿（曾广澜的女儿蔡萍迹也在其中）躲进了祁连山中。20来天后的一个凌晨，当她们在一座破窑洞里醒来时，马家军的剌刀巳经架在了她们脖子上。敌人把她们和100多名被俘的女红军关进了永昌城西的一座大庙里。

“七·七事变”后，国共达成合作协议，曾广澜母女获释。她带着女儿沿途乞讨，终于来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但是，办事处人员对被俘女红军的冷漠态度让她寒心气愤，她忍不住顶撞了几句，结果被遣回原籍。

曾广澜虽然满腹怨气，但千里迢迢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吉安后，仍然去参加了活动在当地的新四军，被安排在通讯处工作。

1940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12月12日，曾广澜回家与女儿一起过年，国民党特务撞上门来将她逮捕，关进马家洲监狱，受了长达5年多的牢狱之苦。两根肋骨被打断，双脚被敌人用钉子钉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签订了和平协议，曾广澜再次得巳跨出牢门。才40多岁的人，巳是骨瘦如柴，满头白发，连巳经长成大姑娘的女儿都认不出这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吉安解放不久，曾广澜找到地委要求工作。地委安排她下乡搞土改，承认蔡申熙女儿蔡萍迹的革命烈士子女身分，并根据蔡萍迹意愿，安排她到北京地质学院读书。

土改结束后，地委安排曾广澜担任吉安地区妇联副主任，随后又被调任吉安检察院副检察长，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56年退休后，移往北京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地质研究所工作的女儿共同生活。

这是曾广澜一生中度过的最幸福最安定的10年。等到“文革”风暴袭来，曾广澜突然被捕，从此后杳无音信。第一次被抓，落在了马家军手里；第二次被捕，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可这一次却不同——谁抓的？为什么要抓她？蔡萍迹一概不知；母亲是死是活？至到今天，她也无法搞清楚。按照中国人的风俗，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可她奔波多年，连母亲的骨灰也没见着……

一代巾帼英雄，恍若一缕轻烟随风而逝！

1937年元旦前几天，西路军经连日血战本巳率残部突出马家军重围，可中革军委来电要陈昌浩、徐向前继续完成打通国际通道的既定任务，他俩只好率领西路军掉头再打回去和马家军血战。当时董振堂的5军（原1方面军5军团）减员严重，陈昌浩就派曾广澜率领她的战斗力最强的1团增援董振堂去了。

元旦那天，妇1团与5军又一举攻下了高台，守敌保安团、民团共14000余人投降，立即被改编为红军，投入战斗。

不久，马步芳、马步青部5个骑兵旅，两个步兵团及炮兵团、民团二万余人由总指挥甘南警备骑兵旅旅长马元海率领，蜂拥向红军扑来。他们以大部兵力围攻高台。5军与妇1团在高台城外抗击数日，支持不住，被迫全部退守城内，又坚守了半月余。

1月20日，敌人倾全力攻城，先以炮火猛轰，城内巳成火海，城墙多处被打塌打缺，敌人不顾死活从缺口突入。5军与妇1团全体人员，包括炊事兵、机关后勤人员，全部到城墙上投入了战斗。为节省弹药，女战士们用瓦罐装石灰，泥沙，和大小石头、砖块，像冰雹似地向拥到城墙下的敌人脑壳上砸去。夜里，则用袋子装满泥土，填补城墙缺口，再浇上水，第二天凝结成冰，和原来的城墙一样坚固。

但是，在敌人的重炮轰击下，缺口越来越大，敌人从缺口拥进城来，和红军展开了白刃搏斗。女战士们十分英勇，剌刀、大刀缺了就用石头砸，甚至和敌人扭在一起，用拳打，用牙咬，直到最后扭住敌人一起滚下城墙同归于尽。

在最危急的时候，收编的保安团叛变了，打开城门让敌人冲了进来。混乱中红军被里应外合的敌人打散了，打懵了。有的人趁乱冲了出去，曾广澜和王泉媛也带着6个烈士孤儿突出了包围。没能出城的战士则和敌人展开了一场同归于尽的拼杀。骑匪们挥着雪亮的马刀在街上狂奔乱蹿，疯狂地砍杀红军，女战士们有的拉响了手榴弹同敌人拼命，有的撞墙牺牲。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即从张国焘屠刀下逃脱的原4方面军33军政委），与几名参谋、卫士被包围在一间屋子里。激战数小时，杨克明中弹牺牲，卫士们也非死即伤。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董振堂宁死不当俘虏，撞墙而亡。

满城都是血啊，连厚厚的白雪也变得红通通的了。

3、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在千余名女俘虏里，唯有巳经由妇女独立师政委调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的张琴秋是幸运的。

张琴秋的幸运是指当俘虏的结局而言，作为当俘虏的过程，她和她的战士一样吃了太多的苦头，甚而更多。

那是个狂风卷着雪花飞舞呼啸的傍晚，暮云四合，到处是枪声和尸体。部队被打散了。一群男女混杂的红军好不容易才从马家军的铁蹄下逃脱出来，一个个踉踉跄跄，累饿交加，巳经迈不动步了。

这时，骑在马上的张琴秋突然痛苦地叫着从马上翻滚下来。女警卫员赶紧上前把她搀扶到旁边的一道垫着厚厚积雪的地沟里。战士们也都原地坐下了。片刻后，一声婴儿的啼哭冲天而起。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为这个不合时宜到来的小生命增加了几分担心。

巳经为人母的蔡元祯赶紧循着啼哭声急步奔了过去。她看到刚刚产下孩子的张琴秋头发眉毛上挂着霜花，冻得全身缩成一团，落地的孩子一会儿就冻僵死去了。蔡元桢赶紧用剌刀割断了脐带，帮张琴秋穿好血迹斑斑的衣服和裤子。

偏偏这时候又传来命令：起立，行军！

蔡元桢焦急万分地盯着张琴秋……天呐，大姐都这副样子了，还怎么走哟？

张琴秋喘息着扬扬下巴：“走不动……也得走……不能掉队……”

蔡元桢和警卫员流着眼泪，把张琴秋架出了地沟。

张琴秋磕碰着牙齿，打着抖，被搀扶上马，鲜血立刻染红了马鞍……

张琴秋沦为女俘后，在被押解途中，她身体极度虚弱，面黄肌瘦，常常遭到敌人的辱骂、鞭打。从张掖出发，一路上敌人不知道更名为“苟秀英”的张琴秋是西路军的领导人。她穿着一身破烂的衣衫，蓬头散发，满脸污垢，以避人耳目。她在俘虏营中仍然进行着斗争，尽管她最后还是被叛徒出卖被敌人认出了身份，但她并不为此而感到害怕，相反倒可以用公开的身份来进行抗争。马步芳抓住她后，很快用飞机把她送到南京蒋介石面前邀功。

后来国共合作时，周恩来亲自出面，才把她救回了延安。她应该是幸运的，因为更多的战友却是在血淋淋的屠刀和阴森森的白色恐怖下挣扎……

在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生离死别后，她们中间仅有少部分人默默无闻地活了下来。当年参军时她们抱定了“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做共产党的鬼”的决心。可是命运却偏偏让她们做了俘虏，又给了她们中的一些人生的可能。被残杀的人英勇不屈,活着的也并非苟延残喘，而是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在死神的魔爪下坚强不屈地活下来。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更何况她们中不少人还是些十三四岁的小娃娃。大的也不过20出头，这样的年龄在今天和平的环境里被人称作花季少女，该是多么甜蜜多么温馨。可是，这些穿上蓝军装戴上红星帽的女娃娃呢？，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跟着张国焘反反复复地来回折腾了多次，经历了人世间最为残酷的腥风血雨。

战斗中牺牲了的战士解放后被认定为英雄，而被俘的女红军却受到了非人的摧残。她们或是被活埋荒野，或是被残杀街头，或是在斗争与屈辱中悲惨地活了下来。有人说，胜利的历史是露出地面的丰碑，为人们瞻仰、赞颂。失败的历史则是深埋地底的基石，它默默地负载着高大的建筑，却不为人所见。

可是没有基石，哪来的丰碑？！

西路军因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麾下的妇女独立师的女战士们也同样蹈入苦海，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人备受摧残乃至死于非命。被俘的女战士们比被俘的男战士更惨，她们遭受了三重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前，遭受敌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被视为“叛徒”而饱受歧视；与此同时，她们还遭受组织和世人封建主义陈腐的女子“贞节观”的折磨——我们这些理应被她们视为同志的人，不但拒绝给予这些受苦受难的姐妹们救治，反而往她们血淋淋的伤口上洒盐。

战争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事，原本就应当让女人走开。因为，战场上的女人会让男人变得更丑陋，更疯狂！

满地都是血，都是残缺的尸体啊……马家军杀疯了！抓到红军，几乎全部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油灯”、剖腹挖心，残酷至极。孙玉清、董振堂和杨克明等军首长惨遭杀害后，头颅还被马家军砍下来巡回示众，拍成照片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被俘的女红军更惨，没有人能逃过被如狼似虎的马家军蹂躏的命运。有的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下，下身被刀子捅烂。有的遭敌人侮辱后，又被活活钉死在树上。对最终能从惨绝人寰的地狱中逃脱出来的女红军，我们活着的人对她们的“失节”是应该满怀同情，还是做出一副圣人模样，道貌岸然地去斥责她们的不贞？

看看我们的好姐妹是怎样“失节”的吧：

1936年12月5日，西路军总部前进剧团（即原红4方面军前进剧团）奉命去9军慰问演出，路上突遭马家军包围。经激战子弹打光，演员们四下逃散，最终全部落入敌人手中。

陈淑娥、党文秀、黄光秀、王定国4名女演员是在一户回民家中被俘的。一帮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马家军破门而入，缴了女红军们的枪，恶狠狠地瞪着她们，把一个红布包袱丢在桌上。然后解开包袱，扯着嗓子喊叫着：“这是你们赤匪头子的脑袋！谁再敢反抗，就是这样的下场——砍头！”他们逼着女俘去看。

陈淑娥看清了，那是她的男友、年轻的孙玉清军长的头颅啊！死去的军长怒目圆睁，舌头巳被自己咬得来欲连欲断，成了一段血肉模糊的烂肉。泪水哗地滚下眼窝。陈淑娥悲愤地吼道：“让我们看个啥子？——你们那么凶，就把我们也一起杀了嘛！”

马步芳下了道命令，对红军剧团的人不准杀害，他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新剧团，并派他的参谋主任赵仰天去当新剧团团长。对被俘的红军战士，马步芳的原则是女俘嫁人，男俘补兵。新剧团的女演员们也大都成了军官们的小妾。

党文秀被分配给马步芳的卫士官为妻，她冒死逃跑被抓回，马家军将其轮奸后再把她杀害了。

黄光秀被挑去做了马步芳的小妾，她利用受马步芳宠信的特殊条件，竭力营救张琴秋，事情败露后，被马步芳下令枪杀。

陈淑娥当时巳经怀有身孕，她是红4方面军前进剧团里长得最漂亮的姑娘之一。长征途中，前进剧团常常下部队慰问演出，27岁的9军军长孙玉清喜欢上了她，两人很快就相爱了。部队过黄河后，陈淑娥发现自己怀孕了，问孙玉清怎么办？恰逢孙玉清在古浪打了败仗，就安慰陈淑娥说，别怕，等我打了胜仗，咱俩就结婚，可没过多久，孙玉清牺牲了，陈淑娥也落入了马家军手中。前进剧团押到西宁后，陈淑娥被马家军总指挥马元海一眼相中，挑去做了小妾。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陈淑娥不遗余力，帮助了许许多多沦为俘虏的战友。她和孙玉清的儿子出生以后，马元海不愿看到这个“赤匪”崽子出现在自己眼皮底下，把他寄养到一户老百姓的家里。陈淑娥想念儿子时，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去看一看。

后来国共合作，新剧团解散，王定国和战友到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经组织安排，王定国嫁给了当时共产党在兰州的最高负责人谢觉哉，她也成为所有西路军女战士中最幸运的一人。许多年后，流散的西路军官兵能重新得到组织上承认，身居高位的王定国功不可没。

最苦的要算陈淑娥了，1949年，马元海一大家子逃往台湾，她却被扔下了，和巳经13岁的儿子相依为命，过着贫苦交加的生活。西宁解放了，可是，新政权却在很长时期里无法判定陈淑娥的身份，究竟是大军阀马元海的姨太太，还是红军英烈孙玉清的遗孀？所以没人敢给她任何一点帮助。一直到八十年代，在王定国等人的奔走呼吁下，人民政府终于承认儿子是革命烈士孙玉清的遗孤，但母亲陈淑娥的身分仍未得到承认。原因只有一个，她被俘后丧失革命气节，做了大军阀马元海的小老婆。

如今，巳经年过九旬的陈淑娥与儿子住在兰州城里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就这么一间六七十个平米的小屋子，还是徐向前在世时亲笔给甘肃省委的领导写了信，才照顾给她的。在她的家的正墙上，郑重地挂着孙玉清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但这张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大印的证书与陈淑娥毫无关系，直至今日，虽然她早巳领到了一张“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但仍然是一个不被承认的烈士遗孀。

记者采访时，一辈子历尽人间苦难的陈淑娥一声长叹：“苦，苦啊，他（孙玉清）也死得苦，我们娘儿俩也活得苦。好在政府现在承认了我红军老战士的身分，晚年也不焦心吃穿病痛了，唉，都活到这把年纪了，我也再没有其他想头了。这都是命，命啊……”

死去的女俘虏，变成了一粒尘土，随风而逝。忍辱负重活到国共合作时期的，冒死跑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归队，却往往被我们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拒之门外。即使她们跪地磕头，苦苦哀求，我们的人依然无动于衷，使得她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4、两位革命老人的半世情缘

组建西路军时才被任命为妇女独立师1团团长的王泉媛生命力无比坚韧，当初做了马家军俘虏能死去活来，建国后身处劣境几十年居然也能熬到现在，前些时候才被人当做古文物似地挖掘出来到处展览。

她回忆说：“走进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我还满心以为是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自己的党组织里来了，有保障了，我的生命也有保障了，我的政治身份也有保障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不要我！就像一个炸炸雷打在脑壳上，我脑壳都晕了！办事处接待的同志是这样对我说的，一年之内的接收，两年之内的考察，超过三年的一律不要。因为我被敌人抓到以后，没办法逃出来，已经超过三年了。我一再苦苦要求，说组织不要我，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向他们发血誓保证我从没做过一丁点对不起共产党的事。结果接待我的同志说，没有办法，这是政策。当时给了我5块纸洋，说你就自己谋生吧，我们很同情你，可不能违犯政策。我拿着5块纸洋一个人走到大街上，脚杆打闪闪，脑壳里好像不停地打炸炸雷，哭得死去活来!”

王泉媛还说：“挨敌人拿枪托打，拿剌刀戳都不算痛，最痛的就是组织不要我的那个时候啊！敌人再咋个收拾我，我没有哭过，我不伤心。伤心的就是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母亲，可母亲再也不要我了，还要把自己的女儿推出门去。我不走啊，守着他们哭，哭得都快背气了……呃，那时候啊，我真想一脑壳撞死在他们面前算喽！"

像王泉媛一样有幸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被俘女红军，长期遭受社会的歧视，不少人在屈辱中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仅存的极少数早巳佝了背，白了头，掉了牙的女红军，才终于领到了一张“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晚年的生活也总算有了保障。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些颤颤微微离死不远的老太婆被青春靓丽的主持人请到金碧辉煌的演播大厅里，对着雪亮的灯光和镜头紧张得手脚找不到放处，满是皱皱的老脸上笑得比哭还难看，点头哈腰一迭声感激这个感激那个时，我这个老战士的眼中，就会泪水长淌——因为，我会想到没有能够活到这一天的我的那么多的女战友，好姐妹！我就会忍不住问：“战争有啥子道德可言？凭什么要用‘失节’来歧视冷落她们？她们虽然身体遭到了敌人的蹂躏，但是，她们中的许许多多的人并没有丧失革命信仰，并没有出卖同志，而且还竭尽所能地给与境况比自己更糟糕的战友以帮助。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还能要求她们怎么样？难道要她们全都为了保住所谓的‘贞节’全体跳进黄河喂大鲤鱼，我们才会给她们每人立一座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真想一脑壳撞死在他们面前算喽”的王泉媛当时的激愤态度肯定不会令办事处的同志心情愉快。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回到延安后，把她当成个剌儿头当做龙门阵摆，说她发誓再不当红军，还交给“八办”一封信，表示要与王首道一刀两断等等。

而此时的王泉媛，依然还抱着重当红军的希望。1939年夏，她第二次来到兰州找“八办”，可这里也是人去楼空。绝望之际，她只好千里迢迢回到了老家。从此，江西吉安的穷乡僻壤处，又增添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

解放后，她找到有关部门，但最终的结果是，她的革命经历得不到承认，党籍也得不到恢复。

1962年，时来运转，王泉媛人在家中坐，喜事从天降。先是县区领导们带着匠人像救火似地跑到她家里来，到处稀牙漏缝的破墙用紫泥补了，还用石灰粉涮了一遍，弄得来四壁雪白。地面上疙丁暴鼓踩得来像煤球般的千脚泥也认认真真地铲了，整得来平平展展。还给一无所有的家中搬来了几样一般农民家庭看着都羡慕的必备家俱。王泉媛过去让县区领导冷落惯了，现在让这些领导突入其来的热情关怀照顾弄得来莫名其妙，十分的不适应，问为何如此？领导三缄其口。直到把活儿干完，才告诉她，有重要首长要下来看望她，并且委婉地暗示，首长来了，哪些话当说，哪些话不当说。

王泉媛几十年前就当过有资格带警卫员的红军首长，知道现在党和政府里的首长多如牛毛，猜不透到底是哪一级的首长，是哪一位重要首长来看望她？问县区领导，原来他们级别太低，同样也不知道马上要下来的重要首长谁？

两天后，重要首长由许多不太重要的首长陪着，前呼后拥地来到了王泉媛焕然一新的家。

王泉媛一见被首长们围在中间的重要首长一下就哭了。像个受尽委屈的小娃娃似地哭着迎上前去，惊天动地地大叫了一声：“康大姐……你……你可来呐！”康大姐就是康克清。她这次和朱德委员长重返当年他们共同战斗生活过的井岗山时，想起了失踪巳经多年的老战友王泉媛就是这井岗山下吉安县的人，便向迎接他们的省市领导打听。省市领导们不知道，答应立即安排人员调查康大姐关心的人。

于是，就有了县区领导们突入其来的热情关怀那一段前奏。

康克清一看当年英姿飒爽，手提双枪率领上千“娘子军”冲锋陷阵的红军女团长，变成了一个满面菜色的枯瘦老太婆，不禁抱住她失声痛哭！

姐妹见面，泪水伴随着往事流淌不止。康克清给她谈起了当年在井岗山上反围剿，打张辉赞，谈朱德在井岗山上熬硝盐。王泉媛虽然就在井岗山脚下，参加革命后她的战场却在吉安城里。她是吉安城的少年先锋队队长，共青团干事，还当过少共妇女部部长。只有敌人前来围剿时，她才会和同志们暂时撤上井岗山。王泉媛则给康克清讲她带着一团女红军如何与马家军血战祁连山，如何落到敌人手中，如何被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拒之门外。说到伤心处，她哭，康大姐也陪着她哭。

好在，今天康大姐找上门来了，这不表明党还惦记着我么？党还把我当自己人看待么？还要什么呢？康大姐带来了党的信任，这就全够了！

说到高兴处，两位姐妹还唱起了一首当年她们最爱唱的红色歌谣：

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味道香，

餐餐吃得净打光。

干稻草，软又黄，

金丝被儿盖身上，

不怕北风和大雪，

暖暖和和入梦乡。

分手时，王泉媛欲言又止，很想请康大姐帮忙，找组织上把自己的党籍给恢复了。可话到嘴边，终未说出口。她不愿意给一片好心登门来看望自己的康大姐找一丁点麻烦。

再者，虽是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她的传奇般的经历仍然使她多少仍保持着一些做人的自尊。

但是，毫无人性的“文革”，却让她体会到欲保持做人的自尊，会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就像她当年从马步芳的大牢里活了过来一样，这一次，她依然从“文革”的大劫难中熬了过来……

1982年夏季的一天，巳经68岁的王泉媛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人活七十古来稀”，她清楚，留给她的日子巳经不多了。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都得以平反了。包括早巳死去的人。有的家属甚至把平反文件拿到芳草凄凄的坟头上，念给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亲人听，而且还化作一团红通通的火焰，把冤死者最渴望的清白送到了他们手中。

王泉媛没有儿女，却收养了7个农村孤儿，除一个因病夭亡外，其他6个都巳成家立业。如今，她巳是儿孙满堂，日子和过去比起来有了天壤之别。她年轻时参加革命的目标正在实现或巳经实现。她现在只剩下一个要求，在她闭眼之前，组织上能把党籍给恢复了。下面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她只好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来找比她还长3岁的康克清帮忙。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也“顺便”也想看看当年的丈夫王首道。

早巳赋闲的康大姐亲切地欢迎她的到来。还把曾志、刘英、邓六金等当年和王泉媛一起走完了长征路的老姐妹都邀来了。而且为了让她和王首道见上一面，见面地点选在了中国妇联大楼的会客厅里。

王泉媛和康克清等老姐妹没拉上几句话，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向着她缓缓地走过来了。

客厅很大，金碧辉煌。

……是他，个子还是那样高，但清瘦的面容巳经变成了老年人的富态，一头黑发也染上了斑斑银霜，额头上、脸颊上布满了饱经历史沧桑的深沟浅壑，步伐也不再像当年那样轻盈矫健。

“泉媛同志，你还……好吧？”当年的新郎走上前来，向着当年的新娘首先伸出了双手。平静的声调，掩饰不了他内心的激动。

那一刻，仿佛一切都幻化成了历史。然后在最美好的一瞬间突然凝固为雕像。

一个是来自井岗山老区的普通农妇、几十年前就当过女红军团长却至今还被党组织拒之门外的不幸者，一个是在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报纸上和电视里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幸运者。但是，一切人为形成的权势地位贫富尊卑全成为过烟浮云，对历经沧海的老人来说，充塞心中的，唯有特殊战友之间不掺任何一丝一毫杂质的真挚感情才是人世间的永恒之物！

王泉媛迎上前去，也同样伸出双手，与王首道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酸甜苦辣，倒海翻江。巳成垂垂老翁老妪的两位革命人热泪滂沱，被历史的风雨锈蚀的心灵之弦倏然间争琮作响，奏出一缕金鼓雷鸣之声。

两河口那栋他俩度过最后一夜的木楼，恐怕早巳糟朽垮塌了吧？然而，那分手时彼此的最后一瞥，却依然像铬印一样永远地铭刻在了他们的心中。

康克清、曾志、刘英、邓六金等老战友也全都泪流满面。

王首道从老战友那里已经听说了王泉媛的遭遇，心中潮涌浪翻，才问了一个“好”字，就鼻梁发酸，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她盼望能见到他，她心里一直存着一个巨大的问号。这问号自从她被兰州“八办”拒绝后就如同铁钉一样深深地钉在了她的心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王泉媛再也忍不住了，当着几位老姐妹的面急切地说道，“有人说我在兰州‘八办’给你留了封信。”

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有什么信啊！我在延安一直等了你3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他捂住脸说不下去了，眼泪从他的手缝里渗了出来。

这一次短暂的会面，总算了却了王泉媛半个世纪的心愿。

1989年8月26日，王泉媛苦苦盼了几十年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党组织给她落实了政策，恢复党籍。可让王泉泉媛气愤的是，党龄只从1949年算起，享受副地师级待遇。她恨不得把这红头文件几把给撕了，党龄从1949年算起，那在井岗山闹革命，以后在红军中的战斗岁月，不就全都不算数了？地师级算个啥？当个老百姓也没关系，只要组织承认自己为革命出生入的那20多年的历史。她不断地反映申诉，可迄今仍无结果。

她一个穷老太婆独立抚养7个农村孤儿的事迹经媒体披露后，她又成了轰动井岗山地区的新闻人物。老百姓都把这个刚刚恢复党籍的老共产党人，看作是当代的观世音菩萨。

1995年，王泉媛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家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活动，并受到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94年，为拍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电视片，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特地邀请王泉媛等几位西路军老战士前往河西走廊故地重游。

拍摄工作结束后，王泉媛再次来到了北京，她听说王首道病了，立即赶到了医院。

作为一名特殊的探视者，王泉媛来到了王首道的病榻前。

她还给病中的王首道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那是她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新婚之夜对新郎许下的庄重承诺。

王泉媛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取出一双手工做的千层底黑布鞋，把手伸进鞋里，用手背把塌下去的鞋面绷了起来，然后郑重地交到了王首道手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都老了，好多事都忘记了，就这双鞋子的事，我忘不了。遵义结婚那晚我对你说过，我要送你的。”

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浑浊的老泪立时模糊了双眼。

“哎！”他也重重地叹了口气——一声历史之叹啊！

然后他缓缓说道：“泉媛，我今年88了，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也该满80了吧？见面的日子，恐怕不多了，我们……一起照张相吧。”

王首道在女儿王维滨和王泉媛的搀扶下挪下床来，走到窗前，和王泉媛手挽着手并排站在了一起。

巧！一缕灿艳的阳光斜射进来，像聚光灯一样映照在他俩的脸上。两位老人努力挺直了腰板，早巳昏花的老眼中，突然射出一束坚毅的光芒。

巳经是武警部队大校的王维滨泪光盈盈，按下快门，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一段旷世情缘，在岁月的风雨中化作绝响！

 

5、“人民政府不管张国焘的黑兵”

前些年，我们大巴山回来了一个当年西路军的女红军。她的经历被报纸披露以后，让我们这些老东西感慨万端，欲哭无泪。

女红军叫李自珍，是达县（今四川省达州市）碑庙区石庙场人。

1969年，巳经被造反派打得个稀巴烂的四川省，枪炮声总算是停了下来，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开始清查阶级队伍。

家住四川省资阳市临江区(现为临江镇)水井大队一生产队的青年农民赖裕良，被党支部书记指定为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队员。

不料有一天支部书记严肃地对他说：“赖裕良，群众反映，你母亲李自珍来路不明。党支部希望你站稳立场，把你母亲的真实身份查清楚。”

支书这话，有如当头一棒，打得赖裕良脑袋嗡嗡作响。心想假如母亲是暗藏特务或是牛鬼蛇神，问题可就太严重了。他不相信有这种可能，他也不愿意相信有这种可能！

因为，他最了解自己的母亲。赖裕良的父亲赖发荣，解放前在资阳临江寺“老街子”，现在叫正心街的地方做小买卖。1945年，赖发荣与30岁时逃荒来的李自珍结婚，生了3个儿子，二儿子赖裕良生于1948年。解放后的1952年，人民政府动员城镇居民下乡，赖发荣便举家搬迁到现在的水井一队当了农民。1957年，赖发荣不幸病逝，丢下妻子和3个年幼的儿子。当时，不少人都劝李自珍改嫁，但李自珍执意不肯。她怕改了嫁后继父对子女不好。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的1960年，年仅6岁的三儿子被饿死。再后来，长大成人的大儿子结了婚，并分家另立锅灶，李自珍则和二儿子赖裕良相依为命，艰苦度日。

沐浴母爱20年的赖裕良，几乎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母亲的慈爱，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更不敢想象母亲可能会成为阶级敌人。但是他又不得不为母亲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因为从他懂事起，他就已经从大人们口中得知，母亲原是逃荒女。逃荒女会不会是潜藏特务，会不会是牛鬼蛇神，如果真是，后果就不堪设想!下了很大决心要查清母亲身份的赖裕良，在一天半夜时一头跪在母亲脚下，说：“娘，你说，你到底是从哪里来，老家有些什么人，你是怎么跟我爹结的婚……”李自珍惊得差点跳起来……这么多年，儿子从没问起过她的身世，今晚，儿子这般模样探询她，一定是在外边听到了什么风声。于是她问儿子，是不是外边有人在说什么啦?

赖裕良说：“娘，有群众说你来路不明，党支部要求查清你的身份，查不清，要把你当特务、牛鬼蛇神对待，把你弄去斗争。”

经历了若干政治斗争的李自珍，听了儿子的话，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看来，不把自己的身世讲清楚，真有可能被弄去斗争，将要像土豪劣绅那样被贫下中农游斗。于是，她从头到尾讲了她的历史。她说，她出生在达县石庙场申家坡5保9甲(现为碑庙区金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母亲叫李郑氏，母亲一共生育了6个子女，李自珍是幺女，在她头上有3个哥哥、两个姐姐。1932年，红4方面军在大巴山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大搞扩红，年仅17岁的李自珍就参加了红军，与堂侄女李长秀分配到红4军三33团3连8排当战士。参军后，李自珍所在的部队两年时间在平昌、巴中、通江、南江、旺苍一带，大大小小打了100多仗。李自珍先后10多次受伤，浑身留下无数伤疤。在通江县铁佛场的一次战斗中，李自珍所在班的班长不幸牺牲，战斗下来，领导就叫李自珍当了班长。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李自珍所在红4军进入茂县时，川军孙震3个旅前来阻击，土门一战，川军几乎全军覆灭，但红4军也伤亡惨重，死了几百个战士。李自珍也在这次战斗中左肩窝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她坚持一边养伤，一边行军，于6月间同全军将士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了师。部队在松潘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就过草地，走着走着，部队接到命令，叫往回撤，将士们不晓得是啥子原因，只好往回撤，反反复复走了很多地方，天天行军。红4方面军在四川雅安通往成都一个叫百丈关的地方，遭到四川军阀的围追堵杀，伤亡极为惨重。直到1936年，才在甘孜与红2方面军再次会师，共同北上。在甘肃西渡黄河时，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临时架设的索桥被炸断，李自珍落水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李自珍死里逃生后随一支被打散的红军小队伍往西而行，途中翻过了两座大雪山。因缺少给养，没有弹药，流失将士只能躲进深山老林，过着非人生活。战士们白天分散在深山老林，夜晚设法聚集，在芦山、天全、小金等县坚持了一年多的斗争。在一次战斗中，李自珍与敌人拼刺刀，左手被刺伤，滚下悬崖。战友们都以为她死了。受了重伤的李自珍，居然大难不死。她被一位姓王的孤寡老太婆救起，将她藏进山里，精心治好了她的刀伤。她不敢暴露自己红军战士的真实身份，又想设法与失散的红军战士取得联系，便在那位王姓老太婆家住了下来，认老太婆为干妈，并改名姓王。不几年，王姓老太婆不幸病死，李自珍无依无靠，决定回到老家达县。她沿途乞讨，于1945年步行到资阳县临江寺，因疾病和饥饿，昏倒在沱江边，被江边洗衣服的一个叫赖素君的大姐救起。并在赖大姐的劝说下，与赖大姐的弟弟赖发荣结了婚。

听了母亲的诉说，赖裕良简直惊得目瞪口呆。他问母亲，为什么她当年不回老家达县，为什么不把她的身份告诉父亲，为什么一二十年都不说出她的真实身份。他一连问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他自小受的教育告诉他，红军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平平常常大字不识的母亲，怎么可能是……红军？

李自珍说，当初，她病倒在临江寺，是赖裕良的姑姑赖素君救了她，又是他父亲赖发荣照顾了她。她之所以没有回到老家去，是担心回去后遭到反动派的迫害。她在临江寺留了下来，仍然不敢暴露自己红军战士的身份。解放以后，她本来想找政府，讲清自己的身份，可是却听说当初领导他们的张主席早巳成了大叛徒。她想到自己当的是张主席的红军而不是毛主席的红军，自己又拥护过张主席，喊过打倒毛主席的口号，现在是毛主席的天下，就不敢讲出自己的历史，怕给家人招来麻烦。

无论是红军战士也好，或是牛鬼蛇神也罢，母亲终于说出了她的出生地，有了出生地，就能查清母亲的真实身份了。赖裕良请求大队开了个介绍信，于1969年12月坐火车经广元，又从广元坐汽车到巴中，再到达县。他先到达县武装部，没有查到李自珍的任何记载。工作人员告诉他，说石庙场属碑庙区，到碑庙区可能知道一些相关情况。于是，赖裕良又赶到碑庙区，区干部说，石庙场现在叫金石公社，党委书记叫李天觉，只有直接到金石公社，查到申家坡原来的5保9甲现在是几大队几小队，这样也许有可能查到李自珍这个人。赖裕良二话没说，迈步就走，一路走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步行来到了金石公社。直接闯进了党委书记李天觉的办公室。

李书记看过赖裕良的介绍信以后，上下打量了一下来人，说：“李自珍这个红军，我知道，她早就死了。李自珍家里的人全都死光了，一个人都没有了。”有如兜头一瓢冷水，浇得赖裕良顿时浑身透凉。他想，他母亲可能编了一套谎话，冒充了李自珍。这么一想，赖裕良又气又恨又悲哀，竟无法自控地放声大哭起来。

李书记劝他莫哭，对他说：“小兄弟，你既然来了，就把你母亲的情况讲来听听，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万一你要找的李自珍不是我说的那个李自珍呢？如果不是同一人，我们倒可以帮你找一找你母亲李自珍的亲人。

没想等赖裕良把母亲的经历刚一讲完，李书记竟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一把抱住赖裕良，喊道：“小表弟，我是你表哥，我就是你大舅李自凡的儿子，你母亲就是我当红军的幺姑李自珍啊!”

闻听这话，赖裕良既惊又喜，想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李书记原来是母亲的亲侄儿！

李天觉告诉赖裕良，人民政府早已追认李自珍为革命烈士，祖母李郑氏(也就是赖裕良的外婆)享受烈属待遇。祖母死后，因为李自珍的大哥身体不好，政府就让其继续享受烈属待遇至今。先前之所以说李自珍死了，亲人也没有了，是害怕赖裕良假冒。因为在通南巴地区假冒红属，骗取政府优抚金的事情多得很。

赖裕良觉得这事离奇得可以，母亲还活鲜鲜的，咋莫明其妙被政府弄成个烈士了？

表哥叫他回家把他母亲及全家迁到达县，迁回他母亲的出生地。赖裕良说他先回家征求母亲的意见，然后就欢天喜地回家去了。

等到过了年，离别家乡巳经38年的李自珍，在儿子的陪伴下，回到了她几乎已经陌生的故土。

“活着的烈士”回来了，消息不胫而走。昔日的战友来看望李自珍，问起李自珍的现状，都说李自珍应该找政府，让她享受老红军优抚待遇。达县人民政府得知李自珍还活着，便取消了其亲属的烈属待遇。鉴于李自珍不愿回故乡定居，当地政府便出具了李自珍失散老红军身份的证明，希望李自珍能受到资阳人民政府的特殊照顾，使其享受红军优抚待遇。

然而，谁也没想到，为争取政府优抚，李自珍竟经历了比她当红军还要艰难的漫长历程。

开始，李自珍拿着证明，找到资阳县革委会。没想军代表不仅不给她落实政策，反而还拍着桌子骂李自珍不是正宗的红军，是大叛徒张国焘的反动部队，没把她关起来判刑就算便宜了，还想贪图什么老红军待遇？简直是睁起眼睛说梦话！军代表收去了李自珍的证明，把她训斥了一通，警告她“人民政府不管张国焘的黑兵”，以后不准再来找政府的麻烦，再来，就把她关起来！

事情落到这种地步，李自珍也后悔不该找人民政府给自己添堵。她觉得自己以前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毛泽东坐了天下，咋能给张国焘的黑兵好果子吃哩？

几十年勤耙苦做粗茶淡饭都过去了，可偏偏，这回却被儿子逼得露了馅。

就这样，李自珍又沉默了若干年。

1978年，在平反热潮中，李自珍的心也动了。在儿子陪同下，母子俩又来到资阳城里找民政局。民政局的人都晓得她，态度不错，说这事儿他们管不了，请李自珍去找政府。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政府办公室，这政府里的人又叫她去找民政局。最后是两边态度都好，两边都不管。找的次数多了，接待她的一位办事员终于不耐烦了，还斥责她无理取闹，给政府找麻烦。

那一刻，李自珍压抑了几十年的怒气终于像火山一样猛烈地爆发出来了。她猛地一掌拍在办公桌上，把办事员的茶水杯子都震翻了，对着吓得来两颗眼珠鼓得像牛卵子一样大的办事员破口大骂：“你们这帮狗日的混帐，敢轰我出门！老娘是哪个，老娘是当年专干杀人放火的红军！为共产党打天下，打得来周身上下没得一块好肉！老娘给你们添啥子麻烦了？我不过要求政府承认我红军的资格，你们凭啥这样白眉白眼地对待我？没得老娘上阵杀敌，你这龟孙子哪有资格坐在这衙门里头耍威风？不给老娘磕头作揖不说，还敢轰我出门。日妈哟，老娘今天就把你这个烂摊子掀了，看你几爷子敢把我咋个办！”说着她就伸手去掀桌子。办事员这下才知道老红军不是可以随便喝斥的，赶紧陪笑脸，说好话，还搪塞她说：“你去找县委信访办吧，像你这种历史问题归信访办管。”

李自珍就到信访办。信访办耐心地给她解释，说她的情况特殊，县里级别低，没资格办，让她去内江找地委。于是，她又来到地委，地委又把她支到地区民政局，民政局说几十年前的事了，要花工夫调查，叫她回家等待消息。李自珍回到家，就耐心地等。等了一年多，没有消息，在儿子陪伴下，她又多次到内江地委询问调查情况，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句话，“正在调查”。

后来，赖裕良听说这种事情找下边恐怕解决不了问题，有人建议他母子俩去中南海找党中央直接反映。又听说资中县水南街有个姓邓的老头和北京的一位大领导有啥特殊关系，专门替人写“通天材料”向中央反映情况。于是母子俩便又专门跑了一趟资中城，到水南街找到邓老头，写了个“通天材料”寄给了北京中央组织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

邓老头写的“通天材料”果真通了天，1981年7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民政部同时致函四川省有关部门，要求调查落实李自珍的问题。

这一次，李自珍抱了极大的希望，心想中央都惊动了、过问了，她的问题一定很快就会落实了。然而她的高兴没能持续多久，等来等去，她的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落实，而且一晃又是好多年。

李自珍想，自己恐怕是等不到哪一天了。

就在她再一次绝望的时候，还是川北老苏区的政府对红军有真感情，1987年开春，达县民政局又给李自珍寄来了失散红军的证明，并请求资阳县政府按有关政策落实李自珍的优抚待遇。1990年3月，资阳县民政局终于发给了李自珍一张“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并享受每月优抚补助金25五元正。

人活70古来稀，这一年，李自珍巳经72岁了。

拿到证，领到钱，李自珍感激得不行，逢领导就点头哈腰地说“伟大”、“英明”，感谢新时代……

 

第十七章：格达活佛之死

    张国焘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第一次到甘孜时，亲自登门看望格达活佛……“崎岖的羊肠小道啊，你要放宽，让红军好走。愿救苦救难的“巴武”（巴武系藏语中的英雄，指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红军离开川康高原时，朱德把自己的望远镜送给了格达。而格达送给朱德的，却是一首诗歌……???????????

1、红色活佛

我第一次看到格达活佛，是在甘孜。

来到甘孜的张主席、朱德、陈昌浩、徐向前一同去拜访在白利寺坐床的格达活佛，我带着警卫排随侍。

让我大感意外的是，身披红袍手捻佛珠的活佛，居然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就从这帮红军首长走进他的寺门的那一天起，开始成为煌煌中国革命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格达活佛原名更嘎益登，法名洛桑丁真?扎巴它耶，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森康乡德西村一个贫苦牧民的家里，7岁时被拣选入白利寺，以第5世格达活佛坐床。11岁时赴拉萨噶丹寺学经，8年后获“格西”学位（格西，藏语意为“善知识”，是深通经典，经严格考试成绩优异的喇嘛）。

格达活佛不仅对藏传佛教经典有很高的造诣，而且研习藏医，由于他出生低微，深知民间疾苦，乐善好施，扶危济厄，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威望。

红军到来之前，为反动谣言蛊惑的人中，也有格达活佛。

但是，他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逃跑，也没有组织护寺的铁棒喇嘛与红军为敌，而是深居简出，暗中观察红军的动向。见红军秋毫无犯，保护寺庙，鼓励农商，于是疑虑渐消。

一天，格达活佛在返寺途中，巧遇几位红军，其中一位主动上前与他攀谈。

当格达活佛从这位比他还年轻的红军长官口中听到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主张民族团结，保障宗教自由，现在要北上抗日等情况以后，当即表示：“只要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遵重宗教自由，为穷人办事，我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听红军的话，叫山里藏着的村民回来照常生产。”

不想第二天，来了几名红军战士，在白利寺的大门外贴上了一张公告，上面写着：来往部队同志们：白利寺是格达活佛坐床的地方，凡往来部队不要随便进入此寺，更不允许乱翻和毁坏经堂用具。凡寺内一切东西，需要用时必须经过寺内喇嘛的同意才能动用，绝不要强借。

特此要求为荷。

中国工农红军第30军军长　程世才　政治委员：李先念

这时候，格达活佛才从贴公告的红军战士口中知道，昨天与他谈话的那位年轻长官，就是李先念。

如此一来，格达活佛深受感动，也更增添了对红军的好感。他马上派喇嘛给红军送去了青稞130石，豌豆22石。

据解放后先后搜集到的两张当时红军留给白利寺的收据上写到：“收到白利寺拥护红军青稞130石零8斗，碗豆22石。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30军8师”（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另一张则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写收条的红军显然由于文化所限，不能准确地表达事情的本意。上面写到：“收到白利寺青可（稞）一共豌豆47石9斗50石。6月13日，红军总供给部。”

随后，格达活佛又亲自上山，深入密林沟壑，召回外逃的农牧民，并且还动员群众为红军筹粮。

格达活佛不仅倾白利寺所有，而且还亲自前往附近的亚龙寺、更龙寺动员两寺堪布出钱出粮支援红军。

格达活佛热忱帮助红军的事迹很快传遍各地，也传到了道孚红军总部，张主席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第一次到甘孜时，亲自登门看望格达活佛，对他深表感谢，大加赞扬，鼓励他为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多做工作。

这以后，格达活佛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进步，成为红军首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朋友。

1936年4月12日，为了建立稳定的川康革命根据地，筹备博巴人民政府，红军与白利寺、甘孜寺、签订了“互助条约”。

格达活佛与甘孜寺仲萨活佛和红4方面军代表陈昌浩签订的“互助条约”（1986年，在整理格达活佛遗物时，在活佛生前用过的枕头里发现了用汉藏两种文字写成的“互助条约”文献。此文献现存四川省博物馆），实质是甘孜境内僧俗政教势力与红军达成的政治协议，为甘孜境内红军与各阶层的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成立中央博巴政府时，格达活佛担任了主席职务，他切实体会到了红军来到甘孜以后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与藏族人民相处如兄弟姐妹，军民情谊犹如鱼水，对比国民党军队敲骨吸髓的掠夺，藏族人民从心里拥护红军，赞叹说：“这样的军队从来没有见过”、称红军为“新汉人”。格达活佛为了表达心中的激情，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篇：

幸福的红太阳，

从高山上升起来了；

乌云般的痛苦，

被刮到雪山那边去了。

你不要以为山高，

有翻山的骏马；

你不要以为没有人同情你，

有搭救我们的亲人来了；

大树的影子遮不住流水，

大山的影子总会消失。

不要以为敌人凶恶，

有打敌人的猎枪在手。

麻里扎身小哩（地名）有丰富的粮食，

就是遭了三年饥荒，

你也不必心焦。

1936年7月初红军北上，临行前，张主席、朱德、贺龙、任弼时专门到白利寺向格达活佛告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且托付给格达活佛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要他把巳经无法随队伍出发的近300名红军伤病员收留下来。

张主席说：“红军要北上了，你们要团结起来，继继领导人民，把博巴政府的事情办好。团结好了，才能战胜各种妖魔鬼怪。”

分手时，朱德把自己的一副望远镜送给了格达活佛。而格达活佛送给红军总司令的的，则是一首诗歌：

崎岖的羊肠小道啊，

你要放宽，让红军好走。

愿救苦救难的“巴武”

（巴武系藏语中的英雄，指红军），

顺利到达目的地。

红军走了，

寨子空了，

寨子空了不心焦，

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

山峰是红军的臂膀，

红军啊，

你给我留下金石的语言，

愿佛祖保佑你，

盼你早日回来！

总司令看完后，感动地向他许诺：

“红军少则5年，多则10年，一定会回来的！”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部分反动上层，对博巴政府成员以及为红军当过向导、通司，为红军办过事的积极分子，进行血腥屠杀，中央博巴政府的工作人员被杀的就有45人。格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甘孜县城阻止反动派的暴行。

在正在进行疯狂报复的敌人眼皮底下要保证红军那样多红军伤病员的安全，无疑是一件极其危险而又困难的事情。格达活佛利用自己的威望，组织群众和喇嘛同心协力地来保护，把一部分留在寺内，一部分散安排到附近村寨可靠的群众家中。

而且，格达活佛还给这近300名红军伤病员起了藏名。

李立寄是红2军团的一位作战参谋，格达给他取藏名卓布仁钦，见他精明能干，待李病好后，格达重用他当上白利寺的管家，给他娶了藏族妻子，从此生活在寺中。

有一位叫杨化成的红军连长，是川北苍溪县人，格达给他取名为扎西罗布，伤愈后又帮助他在甘孜安了家。

有的伤病员恢复健康后想回家乡，格达活佛派出了白利寺的大根巴色波和般根二人，带上他亲笔给沿途寺庙堪布与土司头人的信，将205名红军伤病员安全地转送到了内地。

留在甘孜的红军，在格达活佛的庇护和当地群众的照料下，很快学会了藏语，有的学会了泥木、淘金、缝纫等技术，很受藏族群众的喜爱，不少藏族群众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留下的红军战士。

格达活佛怀念北上的红军，他除了竭尽全力收留保护红军伤病员，还精心收藏红军发布的各种文件、布告和博巴政府印章（解放后全部献给了政府，现存四川省博物馆）。他对红军对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1937年，国民党派往康藏的督导员马其武到甘孜巡视时，马其武特地带上军统西昌站站长徐远举到白利寺拜会格达活佛。

马其武对格达活佛说：“你和夏克刀登都在赤匪胁迫之下为他们办过事，上锋希望你和夏克刀登一起参加国民党，以此来挽回影响，活佛你的意见呢？”

格达活佛说：“我是界外之人，对什么党都不会感兴趣的。你们这么做，不太强人所难了么？”

徐远举道：“活佛此言恐难以令人信服吧，大家都知道的，你不曾经出任过赤匪搞的博巴政府的主席么？”

格达活佛回道：“确有其事。不过，博巴政府不过是一个为老百姓做事的机构，这和佛教中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教旨是并行不悖的。可过去你们在甘孜都干了些什么呢？老百姓又是怎么样看待你们的呢？”

马其武和徐远举只好悻悻离去。

不久，国民党又派人来动员他和夏克刀登担任西康省参议员，同样遭到了他和夏克刀登的拒绝。

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纠缠，格达活佛于1937年以朝佛为名到了西藏拉萨。在拉萨，他仍然关心着红军是否回来。他托到内地的藏商打听红军的消息，一个从西宁归来的藏商带回一册《山西八路军抗战图》，格达活佛看到了朱德总司令的照片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喜讯时，知悉红军巳到抗日前线打了大胜仗，激动得热泪盈眶。

格达活佛在拉萨一住10年，与拉扎等上层僧俗代表人物有着不浅的私交，直到1947年，格达活佛才返回白利寺。

1949年，甘肃、青海相继解放，消息传到甘孜，格达活佛与夏克刀登，帮达多吉等原中央博巴政府的领导成员当即商议决定，派柏志、旺杰等3人到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达西藏人民渴望早日获得解放的愿望。

1950年春节后，3人抵达北京，受到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返回路过重庆时，又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的盛宴款待。

1949年12月，成都、雅安相继解放了，格达活佛万分高兴，逢人就讲：“红军要回来了，张主席、朱总司令要回来了。”

1950年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55师到达甘孜，甘孜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庆祝解放。

格达活佛在大会上热情讲话，宣传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要大家像帮助红军一样来帮助解放军。

由于交通不便，进藏部队粮食供应困难，格达活佛又到处动员群众把粮食拿出来支援解放军。

西康全省解放后，格达活佛担任了西康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政协副主席、康定军管会副主席等职，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中央来电邀请格达活佛到京出席会议。

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马上就可以见到敬爱的毛主席和老朋友朱总司令了。可是，就在格达活佛路经重庆赴京途中，传来了西藏少数上层反动人士妄图把西藏分裂出祖国大家庭，拉萨巳处于动乱之中的消息。

格达活佛毅然向刘伯承、邓小平提出请求，在西藏处于如此关键的时刻，他应该尽快赶到拉萨,利用自己和拉萨上层僧俗的关系，促成西藏的和平解放。

经刘邓首长请示后，中央同意了格达活佛的请求。并于1950年1月，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严正驳斥了西藏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大搞“独立”的活动。7月，又宣布派格达活佛赴西藏规劝，促使谈判早日举行，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就这样，格达活佛放弃了北京的盛会，踏上了凶险诡危的西行之路。

2、活佛之死

1951年2月4日，一名英国人和两名印度人被押进了重庆市中区李子坝105号的西南军区政治部战俘管理所。

早在1950年初，国民党*主席、上将王陵基，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主任、中将宋希廉以及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战犯就曾关押在此。这里毗邻基督教临复安息所日会办的武汉疗养院，四周环境十分幽静。

英国人名叫罗伯特?福特，蓝眼睛、高鼻子，一头棕色的卷发乱糟糟的，满脸黑黝黝的胡茬。

他的公开身份是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来青巴”（五品官员），昌都电台台长。

两个印度人，一个是27岁的沙奈多吉，印度大吉岭人。一个是22岁的邓雨夏巴，印度噶伦堡人。1948年8月，他俩被招进英国办在噶伦堡的一所无线电学校，学习结束后，于1949年4月21日由噶伦堡经锡金入藏，沿途骑骡马，于5月22日到达拉萨，经英国驻拉萨政治使团拉萨电台台长福克斯谈话后，签订了在西藏工作3年的合同，然后被派到福特手下当报务员，在战俘管理所，福特不仅不坦白自己的罪行，而且还企图与两名印度雇员串供，指使他俩抗审，受到戴械具的惩罚。为了处理好这个特殊的间谍案，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第四处于炳然处长和西南军区政治部的两位首长特地召见了原国民党保密局拉萨站情报编审朱大望，了解朱大望的藏语水平。

朱大望是1947年7月8日西藏地方噶厦发动“驱汉运动”，下令驱逐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时，带着藏胞妻子从拉萨来到重庆北碚晋云山下的汉藏教理学院任教的。解放后，他巳主动向人民政府自首登记，交待了自己的历史。

第二天，朱大望随西南公安部4处的一位工作人员来到李子坝战俘管理所，担任沙奈多吉和邓雨下巴的生活翻译。

经过3个多月的教育，这两名印度雇员如实交待清楚了自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

6月，西南军区军法处依法宣布将沙奈多吉和邓雨夏巴驱逐出境。

西南军区政治部派兰州大学毕业的黄治庵担任福特的生活翻译。

经过耐心的教育，福特终于改变了态度，狱方给他取掉了刑具，洗理了蓬垢的卷发，剃掉了胡茬。于1951年7月7日，将他转移到磁器口松林坡西南公安部第2看守所（现重庆市公安局收审所）关押。

在新的环境下，福特终于交待了自己的历史和罪行。

罗伯特?福特于1923年出生在英格兰斯塔福特郡波尔顿思特城，父亲是工厂里烧锅炉的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靠父亲每月7英镑工薪供养全家5口人的生活。

1939年7月，福特从6年制中学毕业以后，考进皇家空军，受训于林肯郡克兰威尔皇家空军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机械，1941年6月结业后到空军站担任飞机内部无线电装备保养工作，任技士班长。1943年到印度任无线电学校教官。1945年5月，被英国派驻锡金政治使团长官霍浦金森选中，任英国驻拉萨政治使团无线电台台长，11月任英国驻锡金刚大克政治使团无线电台台长。

1952年4月11日，福特作了如下供述：

“1945年7至10月，我任英国驻拉萨政治使团无线电台台长，任务是与新德里英印政府处务部电台及英驻锡金刚大克政治使团的电台联络，发出英驻拉萨使团搜集的一切有关西藏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情报，取得来自新德里、钢大克两电台对西藏进行侵略的命令、指示，并将具有战略价值的西藏气象，每日由我所管电台，报告到新德里电台转英国所属的印度西部普纳气象局供英国陆空军部门参考。

“1947年3月，我在锡金钢大克英政治使团任电台台长期间，接受了政治使团长官霍浦金森要我打入西藏政府进行间谍活动的任务。1948年8月，我抵拉萨，11月经英驻拉萨政治使团长官黎吉森布置打入西藏地方政府任拉萨电台台长。从1949年3月开始，我装置了福克斯使用的拉萨电台，训练了4名藏族无线电书记。另组黑河、日喀则、噶大克台。

“1949年5月，我带着4名印度电讯人员，两名藏族书记到昌都建立电台。临行时，福克斯指示我，要拉拢西藏地方政治官员，培植亲英势力，怂恿西藏独立；派代表团分赴英、美、印请求支持，帮助西藏地主政府武装，抵抗中共之“入侵”；搜集中共军之动态及边境情况，搜集有关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人员、组织、行政等情况及当地亲英势力、民间舆论、民情风俗等情况；拍摄昌都全景和地区各地照片；阻挠和破坏可能发生的西藏与中共的和平谈判。

“我于1949年7月抵达昌都，忠实地执行了英国当局和直接领导福克斯给我的任务，以西藏地方政府五品官员、无线电官员的身份，建立电台。并在我的住所经常举办茶会、宴会，互相馈送礼品，译送英、美广播，吹嘘英国生活和社会制度的优良；利用看病、拜访，说‘共产党的统治是恐怖’，拉拢以拉鲁为首的官员，培植他们为亲英分子，控制昌都的政权。早在1949年4月，在拉萨，我、福克斯和西藏地方当局中的亲英分子察戎、泰林，要西藏地方当局向世界声明独立；派代表分赴英、美、印等国游说支持，以遏止中国政府之‘入侵’；在昌都，我也唆使拉鲁作过同样的事情。1949年10月，在科伦坡召开英联邦会议，我和福克斯等以欧人旅藏者身份致电会议，声称西藏为一独立国，应给予经济援助，以对抗共产主义漫延入藏。1950年3月，西藏地方当局派赴英、美、印等国的代表团在葛伦堡滞留不前时，我曾力促拉鲁敦请西藏地方当局电催代表团火速前往。同时，我经常利用电台向世界报道：西藏是独立国，昌都属西藏版图。

“我将有关昌都地方政府人员、组织，当地民情风俗、亲英势力及舆论；当地有英国货香烟，棉布输入中国内地，中国内地有茶、丝、盐等输入昌都等贸易情况以及拉鲁对我表示如一旦昌都遭受攻击，可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而其他官员则表示怀疑等情况电告福克斯。1949年11月，我摄制昌都全景照片一套寄福克斯；拍摄由拉萨到昌都旅途及昌都各地照片数百张，示及洗印即被解放军缴获。

“1950年3月，我向拉鲁建议，如中共入侵即行抵抗，宜在昌都四周山头布置机枪阵地，藏兵应利用地形地物掩护，不宜直立前进以减少伤亡；并组织50至100人之小队骑兵迂回共军后方，切断供给。我愿负责训练。我还建议设金沙江、连河溪、洛隆宗河3道防线。我对拉鲁说：‘如一旦共军入侵，昌都不可固守，因来自锐勿奇之攻击，易切断昌都去拉萨之退路，昌都政府应至洛隆宗，使拉萨易于增援，必要时英机可助战。’又建议昌都当局检查过往旅客以防奸细。这目的在唆使西藏当局武装抵抗解放军解放西藏。

“1950年4月，我派两名由我训练的印度电讯人员沙奈多吉、邓雨下巴赴接近青海省的邓柯建立电台，搜集解放军的情报。5月，我从邓柯电台收到‘解放军约500人抵邓柯河对岸’的情报，我即电告福克斯。

“1950年8月初，当我知悉格达喇嘛抵昌都的消息时，我向昌都总管拉鲁、财务官和康、总管府秘书楚嘎五等说：‘我坚决反对西藏当局与中共进行谈判。西藏当局与中共谈判，将不会得到任何好的结果，决不能让格达喇嘛前去拉萨，应立即阻止，不令前行，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干掉他。’最后，我们决定采用暗杀的方式……”

解放军18军政委、中共昌都工委书记王其梅在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格达被害实情”等报告中，和格达的管家李立寄、随从白嘎和甘孜大金寺喇嘛提供的证言，记述了格达的被害经过：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一行从甘孜白利寺启程，于8月5日到达昌都，住在同乡孟嘎家。第二天，会见拉鲁交换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未得要领，决心去拉萨继续谈判，派人去‘西藏边使府’办理护照，也无结果。8月10日，昌都地区下大雷阵雨，拉鲁蛊惑宣称，这是格达代表解放军作怪，只有除掉他。13日，格达拟发电报和拉萨当局直接商洽，电台台长福特接待了格达、和康、楚嘎五，并一改平时由两名西藏仆人招待的惯例，由尼泊尔厨师献上茶点。格达回到住所后，发寒热，吐黄水。16日，和康、楚嘎五邀格达到龙王堂福特楼下同住。

21日，拉鲁派私人医师前往替格达诊病，付药一剂，服后便不能言语。22日一早，格达管家李立寄急备快马去请拉鲁的私人医师复诊，但这个医师不肯来。当天格达气绝圆寂，时年仅47岁。两天后，孟嘎替格达裹尸时发现，格达的脸部和手全呈黑色，鼻孔流血，换寿衣时发现全身皮肤裂口，尸水外流。31日，格达随行人员遵照当局意见，格达遗体在昌都喇嘛寺后山火葬，其余人员赴拉萨为格达‘主持超度’。”

3、凶手落网

格达活佛不幸遇难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11月4日上午，西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12次会议，会上，邓小平副主席首先宣布为格达活佛遇难默哀。会议决定组成了以王维舟副主席为主任委员的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拨款1000万（旧币）元；责成西康省人民政府办理身后身宜；委任张国华委员为代表致祭。

11月2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市中区青年馆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毛主席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来唁电。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送的挽联颂扬格达活佛：

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

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送的挽词写到：

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活佛永垂不朽！

同一天，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西藏一定要解放——悼格达活佛》的社论，和贺龙将军撰写的纪念文章：

《悼格达委员》。

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支持下，以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噶厦当局，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调集一半以上的藏军，约9个代本（相当于9个团）和民兵3000余人，布防于昌都以东的金沙江一带和昌都附近地区，企图扼守天险，阻止我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

1950年10月6日，按中央军委命令，我人民解放军第18军52师全部和53师、54师、军直和一部，在青海骑兵支队、云南126、125团的直接参加和新疆骑兵先遣连的战略配合下，对昌都实施了大的迂回包围和正面攻击相结合的作战，一举解放昌都，争取了藏军第9代本起义，历时20天，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10月19日，用步枪、轻机枪组织藏民进行武装暴动的罗伯特?福特在昌都近郊被俘获。

1954年12月8日上午11时，西南军区军事法庭由审判长一人，审判员二人和书记员、翻译各一人组成。依照法律程序，最后审判长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军区军事法庭判决书法（54）军庭字第0049号》，“被告罗伯特?福特受遣潜伏于我国西藏昌都地区，进行间谍破坏活动，窃取情报，杀害我公职人员，挑拨离间我民族团结，破坏我国统一。所有上述罪行，巳有缴获特证和其他证据为证，罪行确凿，并且被告均巳供认不讳，有案可查。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处罗伯特?福特有期徒刑10年……”

福特悲喜交集，悲的是他还得在中国的监狱里呆上六七年，喜的是自己居然还能保住一条性命！

宣判完毕，审判长问道：“被告，刚才的判决书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上面事实与我本人供述的无误，是真实的。”

法庭判决后，一辆囚车将福特送进了监狱。

当福特走进监舍时，看守所所长站在门口突然说道：“福特，你听着，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你宣布。”

“啊？”福特愣住了。

“我国政府判处你10年徒刑，是根据你的犯罪事实和我国的法令所应予之惩处。但鉴于你在关押期间尚有悔改表现，决定提前释放并驱逐出境。”

福特痴视着所长，他的思维巳经跟不上这飞速变化着的现实……

第二天清晨7时，两名武装人员押着福特乘飞机向汉口飞去。由汉口再转乘火车到广州。

11日，福特从罗湖出境……

4、甘海子会师

张国焘兵败百丈关，退走川康，全军嗷嗷待哺，苟延残喘，而与他处境截然相反的是，从中央不断发来的电文中，张国焘得知中央进入陕北后，巳与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先期到达陕北的徐海东率领的4方面军25军，以及高岗、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在陕北高原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很快开创了新的局面。

这种强烈的反差是心高气傲的张主席很难接受的。尤其令他恼怒的是，自己的老部下徐海东怎么会鬼使神差地跑到毛主席那边去了。

这还不算，就在南下红军翻越雪山，败走西康的途中，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林育英）电告张主席“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并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巳取得伟大的胜利”。并命令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

这在张国焘看来无异于挨了一记更为厉害的闷棍。他眼里可以没有毛泽东，没有党中央，可他不能没有共产国际。他曾担任过中共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太了解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有多么大的影响。他很沮丧，他不敢得罪斯大林；但又怨恨忿怒，决不愿向毛主席认输。

处于沮丧、愤怒、委屈、尴尬之中的张主席把陈昌浩几名高级首长通知来，就如何向共产国际复电商量了一整天，最后决定取避实就虚的手段，用热烈的语言表示对共产国际决定的拥护，对共产国际当前所取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各项政策坚决支持，对共产国际在电报中指出的问题，经认真全面的研究后，逐一加以解决。

这显然是张主席使出的一招缓兵之计。

既不愿北上，又无处可去，队伍就继续留在川康高原上。

吃的问题得不到缓解，穿的问题也跟着来了，部队进去时全都是穿的单军衣，高原地区气候怪得很，夏季白天倒好过，晚上一件单衣也抗不住，而一到冬天，铺天盖地的除了冰就是雪，能把人活活冻死！这地方不产棉花，棉花布匹以前全靠成都运来，国民党几面一封锁，就完全绝迹了。幸亏这地方羊多，羊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商店仓库，喇嘛住宅，处处都堆放着羊毛，多数没有经过加工，弄得到处都臭哄哄的。主要是因交通不便，多年囤积卖不出去。

红军战士人人动手，加工羊毛，纺成粗糙的毛绳，再织成衣裤袜子等。各个连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羊毛加工厂。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色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毛料”军服颜色不统一也没办法，总部组织人试验了无数回，由于没有必需的化学品，始终解决不了染色的问题。

除了吃、穿，疾病对红军的威胁也相当严重，患各种疾病的人不少，时间也拖得很久。五、六月间爆发的那场伤寒大流行，夺去了两千多名红军指战员的生命，要没苏井观和傅连璋，死的人会更多。

苏井观和傅连璋在这次预防和医治伤寒病的过程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川康高原地区，空气稀薄，食水达不到一百度，因此不能将水中的细菌杀死。而红军长期喝的就是这种温吞水。他俩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病和其它疾病的主要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两人煞费苦心，终于搞出了一个好办法：在火炉边安置一个牛皮风箱，增加火力，不仅能使食水达到一百度，红军再也不吃夹生饭了。这样，不仅可减少伤寒的蔓延，也减少了其它疾病的流行。

傅连境以前随红一方面军长征，两军会师以后才分到左路军来的。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整天屁股朝天趴在地上研究牛皮风箱的人，建国后都成了新中国卫生部首届主要领导。

红军没有药品，对各种疾病无能为力，患者只能是听天由命。我的师兄郭清财就是那时死在丹巴的，他巳经从保卫局调出来，在许世友的骑兵师里当营长了。

傅连璋原本是西医，却只能采用中医的方法，也救活了不少红军指挥员。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医的缘故，也很爱好此道，跟着傅连境学了不少知识。

这年4月底，红军总司令部接到2、6军团的电报，称他们巳进入滇西，到达了金沙江边上一个叫石鼓的小镇，望红军总司令部速派部队接应。

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率领的2、6军团原来活跃在湘鄂川根据地，中央苏区丧失后，国民党加强了对2、6军团的进攻，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们也被迫开始了北上长征。

2、6军团过去只与红军总司令部建立有密码联系，而分裂后的红军总司令部又控制在张主席手中，所以2、6军团在长征途中，一直是按照张主席的指示行事。他们并不知道张主席巳经另立了中央。

此时总部前移至甘孜，张主席得到2、6军团的电报后，立即派出驻道孚的32军南下策应2、6军团北上。32军由罗炳辉率领，在雅江击溃敌军两团，到达理塘甲洼，阻止敌李抱冰部南进，粉碎了蒋介石南北夹击将2、6军团消灭在金沙江沿岸的计划。

6月3日，6军团在甲洼与32军会师，受到32军战友的热烈欢迎。

7日，刚刚会师的兄弟部队就联手作战，一鼓作气攻克了李抱冰据守的理塘县城。

此后，6军团与32军分手，向甘孜进发。这一带巳便是红军控制地区，一路上，6军团受到了4方面军驻扎部队和当地博巴政府组织的群众的欢迎。30日，前卫部队到达了甘孜的甘海子。

7月1日，随2军团行动的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也率队伍到达甘海子。至此，两军团全部在甘海子与4方面军胜利会师。

广大红军官兵并不知晓上面的斗争，在他们看来，天下的红军都是一家人，都是亲兄弟，亲兄弟见了面，自然万分高兴。甘海子会师两军官兵表现出的欢乐之情，并不压于一年前在懋功达维的会师。

张主席电令2、6军团北上到川康高原与他会师，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将这两个军团控制在他手中，增强他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抗衡的资本。会师后，他马上派出若干个工作组，渗入到2、6军团中，散发反对党中央的文件，煽动两军团官兵对中央的不满。

岂料，张主席的作法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统率2、6军团的贺龙总指挥一个命令，将张主席派去的若干个工作组全部“礼送”出营。

张主席也采取了他习惯性的做法，不断地召见2、6军团的高级指挥员，摸清他们的立场，对他们送枪送马，封官许愿，甚而企图撤换不明确表态与他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将领。

就我亲见，张主席至少单独和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贺炳炎、卢东生、甘泗淇、张子意等10人以上的高级指挥员谈过话。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态度令张主席满意。这些人都明确地向张主席表示，希望能尽快离开川康高原，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

戴眼镜留胡子的任弼时和张主席谈话的次数最多，争论最激烈。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2、6军团中地位最高，他不像其他同志那样，对张主席多少还有点敬畏之心，说话的方式还比较委婉含蓄。他不，他尖锐地批评了张主席另立“中央”的行为，并要张主席对南下红军遭到的重大损失承担责任。他说他和2、6军团的领导人到这里听说以上所发生的事情后，心情无比沉痛。他诚恳地向张主席表示：“过去，你是我所敬重的领导，如果你能认真地改正错误，回到党中央的路线上去，我和贺龙同志以及2、6军团的全体官兵，将一如既往地尊重你，并接受你的指挥。”

余下的话，张主席自然明白。

5、被迫北上

7月上旬，2、6军团和4方面军的师级以上干部在甘海子召开了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甘孜会议”。会上，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同志和朱德、刘伯承等团结起来，与张主席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争论激烈的时候，贺龙明确表示：

“2、6军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不是任何个人的武装，它只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如果张总政委不愿北上，那我们2、6军团就自己行动。”

贺龙的态度令张主席大为恼怒，但又无可奈何。会后，他当着黄超和4方面军的几位将领咬牙切齿地说：“贺龙是个什么东西？我对他清楚得很，南昌起义时我就同他打过交道，过去是个土匪，现在依然满身匪气！”

张主席虽然在甘孜会议上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是，他巳经无力回天，连过去许多对他惟命是从的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认识到南下的错误，10万红军垮到现在的五六万人，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张主席的正确。许多人也表态愿意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

而对张主席刺激最大的，当属陈昌浩对他的“背叛”。这位长时间最坚定支持他的头号爱将，听从了任弼时同志的意见，表示赞成北上。这是张与陈共事多年来，第一次发生尖锐的争论。而且张琴秋等大多数4方面军的将领也都表态支持陈昌浩。张主席看到自己巳被“自己人”孤立，再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头上，所以情绪异常冲动，他眼泪汪汪地说：“好吧好吧，都要去陕北，那就去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后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4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你陈昌浩干的。”

朱老总趁热打铁，积极地做他的工作，为了给张主席一个下台楼梯，朱老总提出先取消这边的“党中央”，降格为西北局，直属共产国际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其它分歧意见，待日后与中央红军汇合后再慢慢解决。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主席也接受了。经与中央协商，中央亦表示同意。

7月2日，中央电令，成立第2方面军，下辖2、6军团，以及罗炳辉的32军。

7月底，中央批准由2、4方面军领导人联合组成西北局委员会，统一指挥2、4方面军。

至此，张主席苦心经营的“第二中央”寿终正寝，全军赓即拔寨起程，重新踏上了北上征途。

 

第十八章：失道寡助

    因张国焘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动弹不了的许世友冲着毛主席破口大骂：“姓毛的，你不是好人！”……毛主席最终决定枪下留人……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

1、陈昌浩与徐向前被蒙在鼓里

在2、4方面军离开川康高原北上与1方面军会师之后，紧跟着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陈昌浩、徐向前率4方面21800人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向西征战中遭致全军覆没的惨剧。

在中国的西北版图上，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1936年冬到1937年春，占中国工农红军五分之二强的一支精锐部队，就在这条走廊中穿行，它就是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在短短4个多月内，这支21800人的部队，在经历了大大小小80多次激烈的战斗之后，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400余人，最后到达了新疆，在中国红军史上写下了最为悲壮惨烈的一页。

它是一段失败的历史，也是一段长期被人为忽悠、遮蔽和扭曲的历史。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1980年冬天，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奉组织之命，协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开始深入到这段长期无人敢于触及的历史。他万分惊讶地发现，原来，西路军的失败，完全不是过去业巳形成的定论那么简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4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西路军是接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对于西路军过黄河，一直到失败，真正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一分分记载着真实历史的档案，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浮现在朱教授脑海中。过去的宣传从来就认定是陈昌浩、徐向前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命令，执行“国涛路线”，导致致兵败祁连山。所以毛主席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国焘路线的破产”。为了搞清楚这段复杂的历史，朱玉花查阅了大量尚未解密的档案，又亲赴河西走廊、青海、甘肃、新疆进行实地走访调查，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后，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4方面军渡河作战，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有关业务部门，希望在其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该部门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仍然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这样，在李先念组织重新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的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撰写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文章。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地揭开了。

不久，随着《西路军疑》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研究资料》上发表，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朱玉很快成为党史界、军史界的焦点人物，也由此在党内、军内引发出一场轩然大波。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会师之时，不仅国民党的合围即将形成，而且立足未稳的红军仍然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而过去的宣传，只讲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好像就胜利了，不讲困难，实际上困难特别大，红军集中在荒凉的陕北黄土高原上，赖以生存最基本的粮食根本无法解决，而蒋介石巳经集中了30万大军，精心组织第6次围剿，企图将会师后立足未稳的红军主力消灭在黄河以东地区。

红军要生存，唯一的策略就是迅速从宁夏和甘西两个方向打开通往苏联的通道。为此，毛泽东为首的中革军委制订了《宁夏战役计划》，该计划的目标就是夺取并控制宁夏，然后以宁夏为根据地去接收苏联援助的物资。

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宁夏战役计划的进行迫在眉睫。

1936年10月上旬，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秘密通报给了共产党，并提议红军应及早进行宁夏战役计划。依据中革军委制订的《10月分作战纲领》，曾经三过雪山草地的4方面军主力未来得及休整补充，便匆匆沿着西北方向向黄河岸边开进。随着30军与9军强渡黄河成功，拉开了宁夏战役的序幕。

然而就在这时候，蒋介石的数十万部队正由南向北疯狂扑来，中央只得将注意力集中到击破南敌上，4方面军未来得及渡河的4军、5军、31军按照军委命令，转为担任阻击河东蒋军的任务。在华家岭阻击战中，5军副军长罗南辉被敌机投下的炸弹炸死。就此，4方面军被分为了河东部队与河西部队两部分，而巳经过河的30军与9军，只有21800人，从此，他们就开始了孤军奋战，踏上了与西北军阀马步芳武装浴血拼杀的悲壮历程。然而，就在河西部队向河西走廊一路血战之际，中央眼见《宁夏战役计划》巳经无法实施，就于11月8日秘定制订了一份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河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河西部队攻占凉州，待机策应河东部队。毛泽东就这一计划征求了河东部队主要领导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人的意见，但是没有告诉西路军主要领导人陈昌浩与徐向前。该作战计划中还有一条，河东部队此后改称南路军、北路军，河西部队则改称西路军。

西路军由此得名。

1936年11月11日，遵照中央及军委的命令，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正式成立，由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任务是以一年为期，打通苏联通道。

时隔半个世纪后，徐向前才从档案中发现了当年中央秘密制订的新的作战计划，他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这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变动，而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他和陈昌浩居然事前和事后都一无所知。而正是这份作战新计划，让他和陈昌浩领导的西路军在其后来的西进作战中，承受了他们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牺牲。

当西路军开始在黄河以西的孤军奋战时，在黄河的东面，巳经失去了对军队指挥大权的张国焘的双眼睛一直焦灼地注视着这支部队的一举一动。因为，这是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一支英雄部队，也是4方面军中最为精锐的主力。他肯定比任何人都更加渴盼着他们能够取得胜利，因为这对于他自己和他的4方面军有着太重要的意义了。

就在西路军在河西浴血奋战之际，张国焘为了表明自己消除党内歧见的诚意，匆匆赶赴保安，与毛泽东见面。

2、从保安到延安

历史和一年多以前在懋功两河口会师时有相似之处也有截然相反的地方。相似的是中央领导都到保安城外迎接张主席，而且规模比前一次隆重得多，中央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还率领几百名学员在路边列队欢迎。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土台子上，毛主席和张主席都讲了一番“向前看”的话，对过去的矛盾、斗争一字不提。

截然相反的是，一年多以前的张主席手握重兵，气吞山河，中央红军则人不足万。而现在，中央巳在陕北站稳脚跟，军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张主席却是损兵折将，自然感觉到脸上无光。

而且，他现在基本上巳经成了一个空头总政委，他指挥的4方面军，陈昌浩、徐向前带走了两万多人，剩下的4军、31军、5军，毛泽东以统一指挥权的名义，让他在河连湾交给了前来迎接的周恩来和彭德怀。虽然他还是红军总政委，却巳经完全失去了对红军实质上的指挥权。

中央机关分给张主席一眼有内外两间的窑洞，我带着人打扫了一下，就搬了进去。窑洞隔为内外两间，内间大，外间小，张主席住内间，既是卧室也兼办公室。我住外间。如果黄超在应该是他住的，但黄超巳随陈昌浩到西路军去了。

没过多久，中央机关办公室又分了个叫陆煜的秘书来。张主席对他不信任，要我们提防着点。但陆秘书有一样长处却很受张主席欣赏，他的象棋下得很好，所以他的作用也就是偶尔陪张主席下几盘棋而巳。

住在旁边的毛主席、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林伯渠有时也来观战，毛主席就笑呵呵地说：“小陆的棋，可以让特立三先。”

保安县城还不及四川的乡场大，房屋也大都破烂不堪，中央领导住的这一排窑洞前原来是一条由商店和民房组成的小街，由于历年战乱，巳成废墟，现在种满了各种蔬菜。那时的保安，准确地说巳经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

中央首长们的生活也相当糟糕，但中央机关后勤处的叶季壮处长想方设法为首长们准备了一些特供品，一是前方将领送来的战利品，二是通过地下渠道从西安等地买来的。当时驻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暗中巳与红军有联系。

有一次，张主席叫我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他的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4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巳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

何畏把我带进卧室，给我说了一番话，叫我带给张主席，大意是：他现在不便去看望张主席，怕造成4方面军干部暗中串联的印像；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枪杆子一丢，啥都丢光了。

我回去对张主席转述后，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原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中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巳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

而他们当初在那一场激烈得差一点兄弟相残的北上南下之争中，都曾经站在张国焘一边，公开地有的甚至是气焰嚣张地反对过毛泽东，尤其是那些当初表现得很激进的高级首长，更显得来惶惶不可终日。

那个时代的军人，头脑里封建残余不少。他们总认为成者为王败者寇，从古至今皆如此，如今他们反对过的毛泽东占了上风，拥护过的张国焘两手空空，自己当初的行为，会被视为乱臣贼子，犯下了弥天大罪。

在保安，在我印像中最不能忘记的大事，就是“西安事变”对中央的强烈冲击。

那是1936年12月12日的中午，食堂巳经快开饭了。吴吉清突然到张主席的窑洞来，通知张主席马上到毛主席的窑洞里去，有重要事情商量。

通知完后，他实在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喜泪汪汪地嚷道：“张总政委，天大的喜事啊！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呐！”

张主席目瞪口呆，像救火一样冲出门，向着毛主席的窑洞跑去。

首长们激动如此，我们这些当兵的同样是欣喜万分，我们的头号敌人竟然被抓起来了，还能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么！

足足4个钟头过去，首长们才从窑洞里出来，我看着张主席跨进门，很想问问详情，纪律又不允许。

幸亏，张闻天和博古紧跟着进来了，他们脸上全都喜气洋洋，好像过节一样，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不过，他们余兴未尽，还想找人谈谈。

这样，我才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张学良发来密电，告知中共中央，他和杨虎城巳经把蒋介石抓起来了，要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他还希望红军急速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开进，和他与杨虎城的部队衔接，以防御胡宗南部的进攻。

而中央领导人对如何处置蒋介石意见不能统一，大多数主张当机立断，杀掉为好。最后，大家还是同意向莫斯科请示。

13日这一天，是最为焦急的。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催中共拿出态度，但既巳向莫斯科请示，那就只能等待莫斯科的指示。

首长们都显得坐卧不安，相互不断窜门。

朱德总司令是最坚决的“主杀派”，他一走进张主席的窑洞，人未坐下，就大声武气地说：“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该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的指示，来它个先斩后奏。我刚才去对润之说了，痛痛快快地告诉张学良，先把蒋介石杀了再说其它。”

张主席问：“润之不会同意你的意见吧？”

“他对我说，这事太重大，必须等莫斯科的指示。”

焦急地等到深夜，莫斯科的回电终于到了。首长们汇集到毛主席的窑洞里通宵开会。

天亮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带着中央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拟定的方案，坐汽车赶往延安，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巳于前一天就等在那里了。

过了不久，我也知道了莫斯科指示的要点。

大意有三点，一、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旨在破坏中国抗战力量的团结，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提供任何支援；二、中国急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而这一阵线最合适的领袖只能是蒋介石，张学良份量不够；三、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于和平解决的基础上，主动将蒋介石释放。

虽然中央领导人对莫斯科的指示不无意见，但没有选择的余地，斯大林咋个说，就只能咋个办。

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6日，中央机关即迁往张学良主动让出的延安。

保安自然不能与延安相比，延安地处陕北中心，与西安及各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而且还有一个机场，城内的房屋与城外的窑洞都比保安多得多，足以容纳中央的众多机关。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威望剧增，延安一时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流行着一句话“要抗日到延安去”。每天都有许多人涌到延安来，他们中的大部分是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翻山越岭步行而来。延安很快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景像。

待军政大事安排就绪后，中央便着手批判张国焘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了。

3、批张序幕徐徐拉开

1937年2月27日，西路军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在延安发表了长达3万多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拉开了批判张国焘运动的帷幕，文章公开指责张国焘是“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退却逃跑路线”。

3月底，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央随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批判。批判会一连开了5天，最后由毛泽东作长篇总结，形成决议。决议指出张国焘的6宗大罪，除了南下和分裂中央以外，关于西路军，作出如下结论：“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紧随着，一场大规模的批张运动，就在延安轰轰烈烈展开了。

由于处置失当，批张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从河西走廊传来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噩耗，弥漫在广大红军官兵中悲痛欲绝的情绪使张国焘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张国焘态度强硬，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且很快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

批判上纲上线，上挂下连，越来越过火，原4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不幸也跟着他们前些时候的统帅成为了批判对象和靶子。始而是少数人，继而扩大到绝大多数人。最后由运动形成的严酷气氛，压得原4方面军的所有官兵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抬不起头来，造成一大批原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受到严重伤害。而且在党内军内形成了一个武断的共识：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这样的结论，对于西路军是完全不公平的。西路军从过河伊始就一直尊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行动，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最后失败了。应该说，党中央在这件事上给予西路军的使命超出了西路军自身的实力，当时的张国焘巳经不能影响到西路军的行动。和“张国焘错误路线”没有啥子关系。为党中央的安全，为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最后孤军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西路军，却从此背上了“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包袱，使他们和原4方面军中的许多人一生坎坷，郁郁而终。

运动的组织者极不适宜地以追究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掀开了批张的序幕。这虽然有利于刺激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的情绪，以调动他们斗争的积极性，但因明显有违于事实，而引起知道真相的原4方面军高中级指挥员们的重大反感。而指挥员们的情绪，也很快在广大士兵中漫延开来。

对如此大举批判张国焘，毛泽东也曾担心会引起原4方面军官兵的鼓噪动荡。原4方面军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除了巳遭全军覆没的西路军，在延安还留有4军、5军、31军两万多人，力量远远超过1、2方面军。毛泽东派罗瑞卿到原4方面军部队中调查，结论是“张国焘在原4方面军中影响很深，大部分官兵都没能认清国焘路线的错误”。鉴于此，大部分原4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被抽调到刚由红军大学更名为抗日军政大不久的校园里学习，目的当然是紧急“洗脑”。

由于批张运动未能紧紧抓住张国焘悍然挥兵南下另立中央的核心问题，加上方法不当等因素，以致运动深入到教育争取原4方面军广大官兵同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划清界限时，一场酝酿巳久的风波猝然在抗大校园里爆发了。

当时，原4方面军有大约500多名军、师、团级干部正集中在抗大学习。他们对批张运动一时转不过弯来本在情理之中，但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却习惯于以前那一套“整思想即整人”的作法。把他们看成是张国焘的“亲信党羽”，强迫转变立场，并且手段极其简单粗暴。

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使原4方面军的干部们形成一种共识：在毛泽东党中央的眼皮底下，为什么会发生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事情？这不明摆着批判张国焘是虚，对原4方面军的人进行全面整肃才是实么？

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鄂豫皖和川北的“大肃反”，对这样的运动余悸犹存。

怀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跑到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找张国焘诉说委屈，而张国焘也不断地给他们的激烈情绪火上浇油。

恰恰在这时候，发生了黄克功枪杀女学生刘茜的恶性案件。而中央汲取这场血案的教训，采取防微杜渐的措施，又更加让这帮巳成惊弓之鸟的红军将领们感觉到大祸巳经临头，于是铤而走险，酿成大错。

国民党的大报小报把黄克功杀人案渲染成一则黄色故事，一窝蜂登了出来。

其实，这是两个青年男女讲恋爱，女主角想分手，男主角一怒之下拔枪把女的给毙了。

女主角叫刘茜，是山西太原一户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年芳二八，刚刚从太原友仁中学毕业，追求进步，就跑到延安来了。

刘茜幼禀庭训，受良好文化氛围的熏陶，有较高的文学修学，小小年纪，便读过了《安娜卡列尼娜》、《夏伯阳》、《铁流》,还喜欢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及巴金的《家》、《春》、《秋》。一到延安，刘茜就被分配到了抗大六大队学习,大队长就是15岁参加红军，跟随毛主席亦步亦趋，一直从井岗山打到延安的黄克功。

刘茜良好的天赋和内秀很快引来了许多人的关注,同时也深得大队长黄克功的喜欢。当时红军男女比例是五比一。由于外来的年轻人都很崇拜长征干部,把他们当作传奇式的英雄,女青年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战争年代,提倡晚婚,上级规定的条件是“2857团”,想讨老婆可以，必须年满28岁,有5年党龄、当兵7年、官至正团,具备其中之一者允许结婚。虽说提倡男女平等，但这个规定分明是针对男同志制定的。

黄克功这一年27岁,离规定还差了1岁。但他的党龄、军龄、级别已具备条件。黄克功主动向刘茜发起了进攻,刘茜虽觉得此人有些粗鲁，文化浅薄，长得不英武年龄悬殊又大。但年轻人受时风熏染，加之又抹不下脸来公开拒绝自己的顶头上司，也就含含糊糊若即若离地和黄克功谈起了恋爱。9月间,陕北公学成立,6大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转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习。不久黄克功从陕北公学调回抗大工作。刘茜原本对黄克功就不太满意，人一调走，她也就有意地开始疏远黄克功。

黄克功意识到了，着急得慌，又想不出其它的招，主动刘茜送钱赠物,要求马上结婚。刘茜对黄克功说:“假如你爱我,这钱就不应该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我们还是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话说得冠冕堂皇，骨子里就是要“散伙”。

对于刘茜的拒绝,黄克功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他更轻信谗言以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去责备她,同时迫切要求结婚,刘茜感觉黄克功过于纠缠,也很生气，就故意不给答复。黄克功十分恼怒,陷入恋爱泥坑不能自拔,萌发杀害刘茜的念头。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邀刘茜到延河边散步,作最后努力，逼婚不成,随即掏出手枪将刘茜打死在延河边上。

这桩血案，顿时成为轰动延安的惊天大新闻！

因为那时如过江之鲫般从国统区涌向延安的青年，就是冲着这方圣土上“抗日、自由、民主、平等、进步”10个字而来的。

作案人黄克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个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红军领导干部。入抗大学习之前，黄克功就巳经是一名团政委，有过光荣的斗争历史，为革命建立过功勋。案发后，舆论沸沸扬扬，到底该不该杀黄克功，人们议论纷纷，意见不一。学校的教师和青年学员们大都认为功不抵罪，不论有多大的功劳，触犯刑律，必须一视同仁，不然就无法服众，也等于纵容有功的老干部可以犯法。而与黄克功有着类似革命经历的老同志大都认为黄克功是个经受过严峻考验的长征老干部，出于一时感情冲动而杀人，事后已经非常懊悔，应该宽囿他，让他到前线去戴罪立功。这种舆论给黄克功带来一丝求生的希望，他马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免其一死，表示自己宁可拿着机关枪，在执法队监督下，向日寇冲锋陷阵，把一腔热血倾泄在沙场上。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副院长，同时也是黄克功一案的主审法官雷经天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便写信给毛主席，征询意见。10月10日，毛泽东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致信雷经天。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毛主席1937年10月10日

黄克功最终被押赴刑场，绳之以法。毛主席致雷经天的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延安地区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使共产党的威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4、许世友大骂毛泽东

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发生后，为防患于末然，莫文骅领导的抗大政治部下令所有在校学员缴出随身携带的武器，由校方集中保管。

可是，原4方面军的学员却误以为这是针对他们而采取的措施，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怨忿。

公开表现出这种愤慨情绪是在抗大操场举行的那次大规模的批张会议上。批斗会由林彪校长主持，那情景和文革初期批斗“走资派”没有两样。毛主席和中央在家的领导人全都坐到了主席台上，台下，密密麻麻坐着来自原3个方面军的上千名高中级干部。

张主席刚一露面，一帮积极分子就冲上前去，反扭他的胳膊，把他往主席台下拖。

我出于警卫员的职责和积极分子们争吵推搡起来，坝子上坐得密密麻麻的抗大学员们也都出现了混乱，表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绪。

在批斗会的过程中，火药味一直很浓，张主席的态度也很顽固。

当一位学员在发言中突然脱下鞋子，往张主席脸上猛力扇去时，张捂着脸大叫起来：“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打人的学员立即被罗瑞卿逐出了会场。

但即便如此，却依然惹恼了许世友。他在人丛中霍地站起来，圆睁豹眼，冲主席台上的毛主席怒吼道：“妈的，你们这是干啥？开的是批判会，还是打人会？这些混帐东西说了这么多，有几句是真话？说我们4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俺就不服！哪来这么多主义，打不赢就跑，换个地方再打嘛。你姓毛的要不逃跑主义，咋会从江西跑到这黄土坡坡上来喝小米粥？”

许世友这样的态度，只能激起公愤，顿时，会场上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反动军阀许世友”、“许世友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土匪头子”。积极分子们一拥而上，把许世友也拖到主席台下，与张主席并排站在一起。

许世友挣扎着扭过头，向着台上大吼：“姓毛的，你说一句话，俺许世友，是不是土匪？”忽地，一股鲜血从他口中喷出，他訇然倒下了。

许世友病了，原4方面军的官兵们视他为敢于仗义直言，惹得“龙颜”大怒的英雄，在抗大“洗脑”的学员们也纷纷到医院看望他，一起发泄对毛和中央的不满。

就在这时，许世友串联了一大帮在抗大学习的原4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决定在1937年4月4日午夜后举事，杀死毛泽东，然后从北门城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重回大巴山，与留在苏区打游击的许的老部下刘子才部会合，另竖红旗。

参与密谋然而最终却在举事的当天下午幡然悔悟的4军政委王建安悄悄离开寝室，向莫文骅主任作了密报。莫文骅大惊，飞报毛泽东。毛既惊又怒，急派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同志亲率中央警卫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抗大，将许世友、詹才芳、刘士模、陈再道、陈锡联、洪学智、朱崇德、吴士安（包括王建安）等30余人一网打尽，投入大牢。

而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在许世友等人被抓后情绪激动，到处公开发表煽动性的讲话，表示从此以后再也不相信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并威胁要上书共产国际，控诉毛泽东视友为敌，排除异巳的行为。何畏也因此被抓。

几十年后重提这桩历史公案，许世友如此言道：“到延安以后，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有休息好。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们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们是土匪，下面的干部也都看不起4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气得吐了血到医院疗养……。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4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三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志，现在却感到没有了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再来看我时，我就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姓毛的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到第三天，有20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笔者注：引自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

长期领导4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看法：“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等等。其实，这是个冤案。”

作为“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的首犯，许世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先给他带上脚镣，后来又加上了手铐。

4天后，身陷囹圄的许世友真可谓雪上加霜，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雷明珍迫于政治气候的压力，站出来和他划清界限了。

我多年来一直认为，批判张国焘的严重错误是应该的，可是，由于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左的作法，错误地将原4方面军的广大官兵与张国焘捆在一起批，大搞人人过关，弄得当时在延安占绝大多数的原4方面军官兵人人自危，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对批张运动，我们普遍的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且这场运动的发起，又恰恰是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由我们4方面军两万多官兵组成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点乘人之危的意思。抗大风波爆发后，我们从内心对许世友、洪学智他们都抱有强烈的同情和拥戴，觉得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许世友被抓后，雷明珍马上跑来找李玉兰，说她也受到了牵连，上级把她的妇女部主任的职务撤了，还逼着她写材料检举许世友的反革命言行。她当时非常恐慌，说许世友这次祸闯大了，肯定要被枪毙。

李玉兰叫上我，两人陪她在延河边上转了一个晚上，想安慰她，又没办法安慰她，因为我和李玉兰也都认为许世友这次肯定没命了。

5、董老仗义直言

谁知雷明珍没能顶住压力，写了一张纸条，叫许世友的警卫员张贤俊送到了牢中。纸条上写着：许世友，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革命的纯结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你看后马上签字。党的忠诚战士：雷明珍

许世友看后大怒，立即在纸条上写到：“坚决离婚！许世友！”

组织的误会，妻子的无情，运动积极分子的穷追猛打，把许世友气懵了。他弄不明白自己为革命打了上千次仗，身上伤疤重伤疤，到头来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个反革命。他也不能理解长期领导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张主席为什么会是个坏人。他把眼前所受到的这一切全都归到了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身上。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他豁出去了，索性当着审讯、看押人员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必然有人会报告上去，毛泽东一动怒，就会下令枪毙他。如果真能那样死去，他也算得上4方面军的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了。

抗大风波引起的连锁反应让毛泽东始料不及，大为震惊，他赶紧把具体负责这场运动的□□部长凯丰和负责本案审判工作的董必武召到他的窑洞里，详细了解了抗大风波的情况。

凯丰情绪激烈，要求毛泽东应施以严厉手段处置。

而董必武提供的情况对于毛泽东亲自出面纠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董老说，他巳经分别审讯过许世友、詹才芳、洪学智、陈锡联等人，也和曾参与策划，事到临头又幡然悔悟，向中央密报的王建安谈过话。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与情况，尚不能将抗大风波视作一次集体的反叛行动，而只是他们对在抗大进行的批张运动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把所有原4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不加区别地当成了批判对像强烈不满，因此愤而作出了过激的行为。他们在反抗时说的那些出格的话，似不可以此作为定罪的依据，而应视为一时冲动之下的错误言论。他力陈许世友决不可杀，杀许，必然会引起原4方面军官兵更大的恐慌，有可能激化出更大的乱子。

董老还强调了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批密谋拖枪出走的高中级干部，在风波爆发之前都没有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取得联系。而当时的情况是，布署在延安地区的部队中，原4方面军最精锐的4军、5军、31军仍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毛泽东听到这里坐不住了，他起身在窑洞时走来走去，大口抽烟，随后问董必武：“董老，他们想跑的一共有多少人？”

董老回答：“36个，巳经全部抓起来了。”

毛泽东恼怒地冲凯丰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得很么？凯丰啊凯丰，我看你是要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委屈地申辩道：“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火了，大声批评凯丰，“我让你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我还听说，你别出心裁跑到抗大去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以此来划线。还逼着4方面军的官兵人人交待，抢过老百姓的财物没有？奸污过妇女没有？当过反动军阀的爪牙没有？简直是乱弹琴！我看我毛某人，就没有张国焘水平高，张国焘在杂谷脑，在松岗，在甘孜批我毛泽东批得那样厉害，可就没有批一个1方面军的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普通战士也不放过！你呀，我看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那一夜，毛泽东睡不好觉了，一整夜坐在办公桌前抽烟，不看文件，也不写文章。连警卫员给他准备的夜宵也不吃。

到东边天际隐隐露出一点青白色时，他吩咐警卫员通知罗瑞卿，他要亲自去抗大牢房里看看许世友。

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离抗大很近，下个坡，穿过一条小街便是。

可是，鲁莽的许世友一见毛泽东的面，竟然“哗啦啦”拖着脚镣上去和他拼命，吓得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罗瑞卿赶紧叫卫士拥上去，用麻绳把许世友捆得像个粽子。

动弹不了的许世友仍挣扎着昂起头，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姓毛的，你老奸巨猾不是好人！我要有枪，今天就一枪崩了你！”

6、将军与领袖

毛泽东是领袖，领袖也是人，也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一片好心前去，没想反倒被许世友弄了个没趣，心中自然有气了。所以，当他身边的一些同志再次提出杀掉许世友，以示惩戒时，他点了头。

罗瑞卿带着执行队员前往抗大后，毛泽东却又显得心绪不宁了。

桌上的电话突地响了，毛泽东一把抓在手里。话筒里响起了罗瑞卿的声音，他向毛主席报告，许世友拒绝签名，要求在枪毙前最后再和毛泽东理论一番。

毛泽东就在这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说：“罗长子，你把许世友的脚镣手铐拿掉，马上带他来见我。”

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罗瑞卿马上又向他报告，说许世友坚持要带他的手枪，否则他不来凤凰山。

毛泽东毫不犹豫，大声告诉罗瑞卿：“把手枪还给许世友，告诉他，我毛泽东不但准他带手枪，还允许他装满子弹。”

许世友接过跟随自己巳经多年的手枪，手竟抖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有胆量答应他这带有试探意图的荒唐要求，还特意让罗瑞卿转告他，“允许你装上子弹”。他的心颤栗了，泪水溢满眼眶。过去，由于他多年来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张国焘对他这位骁勇的战将是十分器重的。4方面军有纪律，严禁官兵喝酒。可张国焘知道许世友嗜酒如命，对他却网开一面。8万官兵中，唯独允许许世友一人可以喝酒。对此，许世友对张国焘怀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对毛泽东不仅不了解，可以说受张国焘的影响，对毛还抱有很深的成见。在“南下北上”之争中，他不仅旗帜鲜明地站在张国焘一边，而且还在陈昌浩把持的右路军指挥部里充当急先锋，与何畏、詹才芳等高级将领上演了一场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闹剧，逼着张闻天拿出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威来，迫使毛泽东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的南下战略方针。在围攻中，他还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大加攻击。

而眼前的事实，却分明让他清楚地看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

很快，罗瑞卿把许世友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

许世友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仅这一声亲切的称呼，就感动得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许世友鼻梁发酸，眼中泪花滚滚。

折金山，倒玉柱，他“咚”的一声双腿跪地，将压满子弹的驳壳枪双手高举过头顶，说道：“毛主席，他们要缴我的枪，我不给，这枪是我用命去战场上换来的，我把它交给你！能在死前听你叫我一声同志，够了！我许世友只有一句话：姓许的反对你们拿4方面军的兄弟当替罪羊，但我不是反革命，王建安、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他们也不是反革命！”

毛泽东双手将他搀起，说道：“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去的全权代表，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许世友哽咽道：“毛主席，要早一点听到你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干蠢事了。”

"你有错，我们也有错，把你许世友打成反革命，是我们的错；你许世友受了委屈就要带上人往川北跑，是你的错。都有错，我们都改，好不好？"

毛泽东倒了一杯水，放在许世友面前，继续说道：“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哦。你说是不是？对你这位名贯三军的虎将，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斩你的道理？不过，有些事情啊，也得请你多多理解我，多多理解我身边的同志。俗话说单枝易折，多枝难断，要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整天四分五裂的，我们还能做成什么大事情啊!”毛泽东还谈起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根源以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

许世友的脑筋终于开窍了，他激动地说道：“毛主席，今天我终于认识到了，你讲的话句句在理。以前我总是对你不满，总认为过去我们公开反对过你，你在编方设法地报复我们4方面军，听了你讲的道理，我明白其实不是这回事。毛主席，我向你检讨，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之际，许世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真切地记叙了他当时的心情。

“毛主席这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思想上的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的心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就这样，巳经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许世友从此后成了毛泽东最忠诚的战士。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

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大家气派和颇具浪漫色彩的方式处理了抗大风波，巨手一拨，便将这艘巳经偏离航向的大船，又推回到了正确的航道上。

许世友被释放出来，受到开除党籍8个月的处分，降职使用分配到抗大担任校务部副部长。

这下，该轮着雷明珍后悔了。

雷明珍参加红军后，开始在王坪医院工作，与许世友结婚后，调到方面军政治部，在傅钟手下做文秘工作。长征途中一直在红军大学教训处工作。和我与李玉兰、王新兰常在一起。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县委担任妇女部部长。

那段时间里，雷明珍常常到凤凰山来找李玉兰、王新兰，有时也找我诉苦。李玉兰在后方政治部徐梦秋手下当秘书，王新兰在通讯学校学无线电报务员。我们相隔都很近。雷明珍和李玉兰都是通江人，她俩算小老乡，关系最好。王新兰还是个小姑娘，我又是个大男人，所以雷明珍每次来凤凰山主要是找李玉兰摆龙门阵，找我和王新兰的时候少。但有关雷明珍和许世友的事情，雷明珍走后李玉兰都会给我和新兰摆。

雷明珍那时候痛苦到了极点，她原以为许世友真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头子，犯下的是滔天大罪，肯定会被枪毙，没想惊天动地地闹了一场，到头来只不过是个错误，许世友的问题也这么快得到了纠正。她说她内心还是非常喜欢许世友的，她当初写那条子，是让领导逼得没办法。

我们都鼓励她主动写信向许世友承认错误，求得他的谅解，提出复婚。

雷明珍接连写了好几封信，叫李玉兰和王新兰送去抗大。可许世友连信也不拆。他俩偶尔在街上迎面相遇，许世友也视她为路人，昂昂然大步而行。

后来，我们商量出一个主意，找了个星期天的中午，由李玉兰和王新兰去抗大请许世友过李玉兰的寝室吃饭。

说是请客，其实就是去饭馆里端回几碗油汤面条，买回十几个羊肉煎饼。我们的目的，是想为雷明珍创造一个能和许世友坐在一起面对面谈话的机会。

许世友人是来了，可没想到，我们的一片好心，却成了泡影。

那天，许世友笑呵呵地一进门，突然看到雷明珍也坐在窑洞里，那笑马上就凝在了脸上，冲我们吼道：“何福圣、李玉兰，你们搞的啥子名堂？”

我壮着胆子道：“许军长，坐下说，坐下说。”

而李玉兰和王新兰没想到许世友会大发雷霆，被吓得直哆嗦。

许世友怕吓坏了两个小姑娘，又和缓了语气说：“我感谢你们几位的好意。可对雷明珍，我决不能原谅！我是啥？是她男人呐，男人遭了灾，受了屈，她一脚就把自家男人蹬了，还往我心窝上扎刀子。这种女人，能原谅么？我这个人一辈子就这个样，眼睛里进不得沙子。”说完，他转身便走了。

我们呆呆地望着许的背影，连喊也不敢再喊他一声。

雷明珍“哇”地一声就哭了。

当时，希望他俩破镜重圆的首长很多，他们也都在积极地做工作。可许世友毫不动心。

后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许世友随朱总司令去了太行山，重新统兵打仗。

雷明珍着急得很，又跑来找李玉兰商量咋办。

李玉兰给她出主意，说：“你赶快追到太行山去，要不，隔远了，隔久了，你和许世友的事就真是完了。”

雷明珍打了报告，可领导不批，把报告退给了她。雷明珍也有主意，马上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虽然毛主席没回她的信，可是没过几天，领导主动跑来要她的请调报告，还说：“雷明珍呐，你真有能耐，连毛主席都为你去太行山出面打招呼。”

谁知，没过多久，雷明珍又回到了延安。李玉兰后来告诉我，雷明珍到太行山后，首长们都很关心，纷纷找许世友谈话，可全没用，许世友固执得像块石头。陈毅不耐烦了，叫警卫员把许世友和雷明珍锁在一间屋子里，强行要他俩见面、谈话、沟通思想、做夫妻。许世友不领这份情，大声喊开门，大喊不开，他一掌就把门砸烂了，冲陈毅嚷道：“捆绑不成夫妻，我是你的兵，打仗我听你的，这事，不成！”

许的态度伤透了雷明珍的自尊心，她和许的情份，从那以后就彻底地断了。

后来，组织上强迫李玉兰嫁给徐梦秋，李玉兰宁死不干，雷明珍也积极地给她出主意，帮助李玉兰挣脱这根红丝线，可惜未能成功。李玉兰嫁给了徐梦秋以后，王新兰和肖华也结了婚。雷明珍一直到1941年，才嫁给了陕北公学的一位教师。

建国后，她随丈夫去了广东，和在通江县民政科工作的李玉兰偶而有信件往来。听李玉兰说雷明珍的爱人是广东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也是个长征牌的老干部。以后，我就再没听说过雷明珍的消息了，她现在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

7、将军们的眼泪

毛泽东下令将许世友等被捕的36名红军将领全部释放后。紧跟着他又亲往抗大纠偏。他平时宽衣大袖，衣着随便，这天却特意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八角红军帽。

在抗大操场上，毛泽东面对全场肃立却各怀心事的学员，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像春雷一样震撼了人心。

“同志们，中央认为，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这场批判张国焘同志错误的斗争中受到的对待是不公正的！"

这句出自毛泽东之口的话语所产生的效果异常强烈。站着上千名学员的操场上静得犹如一潭死水。运动的积极分子闻此言呆若木鸡，而来自原4方面军的学员们心中顿时涌荡开股股暖流。

数百双饱含着热泪的眼睛仰望着台上那位操着湖南口音，大家久闻其名但还不十分熟悉的伟岸身影。有几声抑止不住的抽泣，打破了这团巨大的宁静。许世友、吴世安、詹才芳在流泪，洪学智、陈再道、陈锡联也在流泪。所有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红军军官都在流泪，流着热泪聆听这位他们曾跟着张国焘数次公开地反对过，不久前还对他暗暗怀恨的毛泽东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没用讲稿，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朴素而热情生动的语言风格开始了他的报告。他高度地评价了4方面军英勇奋斗的历史，肯定4方面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之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征惯战的工农红军劲旅，对党忠诚的英雄军队。他重申这场斗争的目的是清算张国焘背离中央路线，犯下的种种严重错误，而绝非针对广大的4方面军广大官兵。他着重指出，张国焘个人的错误不应当影响削弱4方面军的丰功伟绩，任何在这场严肃的批判中表现出的歧视4方面军的现像都是违背中央精神的，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情绪在指挥员们的心中急剧地变化，好似温暖的春风消融了梗塞在胸中的冰块。恨意如急流消退，荡然无存，充塞于心的，惟有陡然而至的震撼与陌生的尊敬……

知道毛泽东去抗大作报告后，张国焘沉不住气了，他非常清楚毛泽东的报告会在原4方面军的官兵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批张运动开始之前，张国焘巳经被免去了红军总政委，但是，却仍然给他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就在毛泽东去抗大讲话之后的第4天，张国焘也急不可待地赶到抗大去作了一次报告，这次报告会由对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抗大政治委员何畏给他主持。

张国焘和毛泽东的目的截然不同。如果说毛泽东是去“扑火”的，张国焘则是去“放火”的。论口才，张并不在毛之下，但是，台下没有掌声，也没有赞同声、支持声。相反，他的这个报告不时激起了学员们的嘘声、抗议声。令他心惊胆颤的是，反对他的巳不仅仅是原1方面军的指挥员，他看到的一张张愤怒的脸膛上，有那么多是他长期所熟悉的老部下……

何畏出面维持秩序，才使他勉强作完了报告。张国焘在报告中强调，党内斗争应当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他来自哪一个方面军，都应当检讨自己曾有过的错误，任何党员都有权抵制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就有权向上级党委或中央提出意见。如果认为中央不公正，也可以向共产国际控诉。

中央认为这是张国寿在进行公开的煽动，明目张胆地向中央反扑，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于是，对他，以及类似于何畏那样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的斗争加剧了。

而绝大多数的原4方面军的官兵在这场巳经转入正轨的运动中解除了压力，认清了是非——他们三过草地，三越雪山，长征途中病、饿、累死的的官兵远比战斗中牺牲的多，原本就是张国焘南下分裂中央等错误路线的直接受害者——现在，他们也纷纷站出来和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很快，张国焘便成了孤家寡人。

紧跟着，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张国焘的处境变得来更加不妙。

何畏出狱后，变得异常活跃，到处讲话攻击中央批张是毛泽东翦除政治异己，以报巴西受辱之仇。毛泽东正在逐步控制大权，以图在党中央大搞独裁，中央巳经变质了，并且威胁要向共产国际写信控告。中央若再不改正其错误，他就要公开退出共产党等等。

中央理所当然地解除了他的抗大政治委员的职务。不料何畏恼羞成怒，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到西安治病，但未获批准。于是他半夜里带着警卫员吴昆水用绳子缒城而出（当时延安县城到晚上要关城门），公开投向了敌人。

何畏投敌，影响恶劣。国民党利用此事大肆宣传。而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也因此事受到了牵连。

有意思的是，一年后张国焘也逃出延安投向敌营，在国民党军统机关里和他的老部下何畏重逢了。在敌人的营垒里，依然是张国焘当头儿，何畏跑腿，两人不余遗力地为戴笠、为蒋介石效劳，竭力想策反我军高级指挥员。据军统大管家沈醉回忆，张国焘何畏出力不小，效果却不佳，日久便受到戴笠冷遇，后来连生活也十分拮据，抗战后期，由张国焘出资，何畏管理，在重庆歌乐山办了一个养鸡场，以此养家糊口。

解放前夕，张国焘逃往台湾，何畏被弃之若履，又怕共产党来了找他算帐，一说在南京投江而亡，二说潜回海南老家当农民，三年大饥荒时期被饿死。

而另一件大事，便是周恩来遇刺。

8、谁是谋杀周恩来的策划者

1937年4月24日中午过一点。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兴神色紧张地赶到毛泽东的窑洞，向他报告了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前往西安办事的周恩来、李克农、张云逸、孔石泉等一行人在途中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伤亡惨重，周副主席等首长生死不明。

听到报告，一向在大险面前镇定自若的毛泽东也慌张得趿拉着鞋子，一头冲出窑洞，语气严厉地对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发布命令：“黄霖，你什么也不要管，马上去把周副主席给我找回来！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黄霖立即命令警卫团战士全副武装，准备出发，马匹不够，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等首长都纷纷把自己和卫士的坐骑牵了出来。片刻工夫后，黄霖便率领这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骑兵部队，一路狂奔，出了延安南门。

中央首长们聚集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他们不仅担心着周恩来的安全，同时也在紧张地进行分析，是谁策划并实施了这一针对周恩来的重大谋杀行动？是外部的敌人，国民党武装特务，还是来自内部——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及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一事件就更为严重，甚至会给延安的局势造成剧烈的动荡。

中央首长把张国焘列为怀疑对像，自然是顺理成章的。虽然张国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张运动中表面上承认了错误，但许多迹象表明，他是阳奉阴违继续与中央对抗。而这一谋杀行动恰又发生在抗大风波过去后的21天，何畏叛逃投敌5天以后。出事的地点大劳山，又恰恰在原4方面军某部控制区域内。张国焘怎能不被列为重大怀疑对象呢？

周恩来、李克农、张云逸、孔石泉一行是这天上午离开延安前往西安的。

李克农先出发，毛泽东留周恩来多谈了一会儿话，稍后才动的身。首长们除了自己的警卫员，还带有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排，与周恩来迟一点动身的总共有60多人。

途中周恩来坐在驾驶室的右侧，中间是陈有才，左侧是驾驶员。张云逸、孔石泉和战士们全都密密地站着挤在后面的敞篷车厢上。

陈有才是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身材、年龄、脸相都与周恩来很接近。这一天他与周恩来也是一样的打扮。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远一点看上去很难分出谁是谁来。而且一路上他与周恩来总是形影不离。

陈有才被临时调来执行保卫周恩来的特殊任务，是因为前一天邓颖超说了一句担心的话：“久洲太小了，一个人怕不行。”

久洲姓刘，是周恩来的卫士，当时才18岁，是中央警卫团里有名的神枪手。

正因为邓大姐的担心，保卫部门才特地将陈有才调来担任周恩来的随侍副官。

汽车驰出延安南门，路经原4方面军某师师部所在地三十里铺时，大家下车喝了水，解了手，随即又登车前行。不一会儿，便爬上了耸立在三十里铺与甘泉县之间的大劳山。

这大劳山地势险峻，古树参天，自来就是“绿林好汉”啸聚出没之地，过往客商，都不敢独行。

汽车翻过山顶，开始下山。两边林莽如障，光线阴暗。

就在这时，忽地响起“啪”的一声脆响。

“什么声音？这么响？”刘久洲警惕地发出疑问。

话音刚落，周围的枪声便像热锅爆豆子似地响了起来。子弹击在汽车上，“丁当”脆响，四处乱飞。有的战士中弹了，呻吟着倒了下去。而更多的战士则立即掏枪向埋伏在路边树林里的伏击者开枪还击。

张云逸对警卫员叫道：“快下车！保护周副主席！”

战士们纷纷跳下车厢，向驾驶室跑去。

而坐在驾驶室里的周恩来则大声命令：“全部上车，冲过去！”

战士们愣了愣，又返身往车厢上爬。

此时陈有才和驾驶员均巳受伤。驾驶员听到命令，忍住疼痛，加大油门，卡车像一头发狂的公牛迅猛地向前冲去。

可没跑出多远，便一头栽到了伏击者挖断的路沟里。许多战士被摔了出去。

周恩来在卡车栽进路沟的一霎那，敏捷地推开右边的车门，跳出驾驶室，立即转身俯在右前轮胎后面。

此时驾驶员巳经牺牲。陈有才钻出驾驶室，立即带伤指挥战士还击，并命令警卫排副排长带人护送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三位首长迅速离开这危险之地。其余卫士，纷纷朝前向卡车冲来的伏击者射击。可惜卫士们大都是短枪，射程短，杀伤力不强，所以难以打退伏击者的冲锋。

张云逸脱离险境后，立即派出两名卫士，奔向三十里铺红军师部报信。然后他和周恩来、孔石泉在十多名战士的护卫下，一路穿林海，攀峭壁，直到深夜，才回到了三十里铺。

留下担任掩护的战士，除子弹打光后钻进深山老林逃回，其余全部战死。

陈有才参谋长死得最为壮烈。因为他弄不明白身着便装的伏击者究竟是国民党特务，还是来自红军内部的敌人。但无论怎样，敌人完全可能是冲着周副主席来的。所以，他在组织力量掩护首长们脱离险境后，为了迷惑敌人，自己故意大声叫喊着指挥战斗，引得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结果，陈有才参谋长身中6弹，英勇牺牲。刘久洲腰部中弹，装死瞒过了敌人，后经医治痊愈。

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张国焘和我都巳经睡下了。突然，有人先敲门，后轻声叫：“排长，有情况，快出来一下。”

我听出是内卫尹中富的声音，赶紧起床开门。

尹中富神情紧张地说：“我们巳经被包围了，肯定是来抓张主席的。”

我心中猛地一跳，马上随他出门去查看。

当时张国焘住在凤凰朝南的山脚下，有两眼窑洞，一道齐胸高的院墙围着。院坝上有一间板屋，住着警卫排的战士，院子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马棚。

我走出院门一看，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等到眼睛适应过来，我才发现不远处有人影晃动，有的巳经趴在地上，枪口正对着我们。

我当时并不怕他们开枪，因为我很清楚，这里是党中央的驻地，保卫措施相当严密，前来采取行动的不可能是外面的武装，他们不是保卫局的人，就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而我们这个警卫排，也是隶属中央警卫团的。

我向着黑地里的人影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

我又喊道：“我是张主席的警卫排长，有什么事，你们当官的过来说。”

还是没有人吭声，也没有人走过来。

这时警卫排的战士也全都抽出家伙，低着腰飞快地跑出院门，围着院墙前面布防。4挺机关枪也提出来了。

我当时也上火了，冲担任机枪手的陆安奎大喊道：“陆安奎，把机枪架在门口，他们敢往里冲，就给老子打！”

张国焘被惊醒了，赶到院门口问：“何福圣，出什么事了？”

我怕对方开枪伤着他，出于警卫员的本能，赶紧用身子将他护着进了院子，才向他报告：“主席，外面巳经被包围了。我估计是保卫局的人要来抓你。我们全排战士巳经作好战斗准备，要和你同生共死。”

张国焘默然无语，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小何啊，你太年轻了。马上把人撤进院子里，今晚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一宿未睡，双方都在黑地里呆着。直到快天亮时，外面的武装才撤走。

刚吃过早饭，张闻天就来了。他是来向张国焘解释昨晚发生的异常情况的。他说，昨天中午，周恩来、张云逸等人乘车前往西安办事，途经大劳山时遭受到伏击，卫士们死伤惨重，才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脱险归来。

张国焘面无表情地问他：“难道周恩来在大劳山遭伏击，你们能从我的住处抓到凶手么？”

张闻天说：“国焘同志，你误会了。那是因为袭击周恩来的事件发生后，中央警卫团很紧张，所以才临时加强了机关的保卫工作。再说，刚才得到报告，那帮袭击周恩来的人巳经抓到了几个，他们交待是大劳山中的土匪，拦路打劫而巳，并不知道车上坐着周恩来、张云逸，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原来却是一场误会。

但是，不可否认，这样一场误会，对张国焘精神上的刺激是很强烈的。

 

第十九章：老战士心中永远的军神

    那一刻，再臭再脏的水也是玉液琼浆啊！400多个从尸山血海中冲杀出来的西路军官兵全拥了上去……张主席和陈昌浩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长淌，互相用力拍打着对方的后背、肩膀……陆秘书给我们读诗、讲诗的时候，他哭了，我们也哭了。当然，张主席也哭了……陈昌浩虽然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神！

1、闲云野鹤

批张运动进入收官阶段，张主席巳经在红都延安的政治舞台上显得黯然失色了。他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虽然他依然被保留在了政治局里，并且还安排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但巳经永远地失去了过去那样显赫的地位和权势。

张主席想管的事管不了，该管的事又不愿管，整日带着我和陆煜骑着马游山玩水。

6月初一天，天气巳经很热了。张主席带我们到延安城西南十几里地的万花山中跑山打猎时，在一大片树林中发现了一座废弃的破庙。庙宇几乎都坍塌了，大殿上的几尊菩萨也都被风雨剥蚀得看不出模样了。但还有几眼窑洞勉强可用。庙宇后面的峭壁上，还挂着一道清亮活泼的山泉。

我们坐在殿前的石阶上吃过午餐，然后，我把一张油布铺在庙门前的一株大树下，让张主席躺在树下休息了一下。没想张主席一觉醒来，突发兴致，吩咐我和陆煜尽快组织人将窑洞整修出来，他要搬到这里来住。

我和陆煜轮流带着警卫排和中央机关办公室派来的人忙了近半个月，将几眼窑洞修补粉刷得焕然一新，新装了门窗，糊上洁白的窗纸。还在庙门外开出了一块菜地，平整出一块土坝子。

很快，张主席便坚持离开中央机关，搬到他的“世外桃园”，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

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人全都能感觉到，此时的张主席尽量想给人造成一种看破红尘，淡出政治的印象。他不仅闭门谢客，而且中央机关办公室的同志带着人来给他安装电话，也被他坚决制止了。

张主席搬到万花山中后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外出过一次，整日呆在家里看书，写诗填词，和陆秘书下下象棋。在庙里实在呆烦了，就带我们去山中打打猎。中央派人送来的政治局的文件，他从不看，从不签，从不去开会，也从不请假。

听老百姓说，一到春天，万花山上到处开满一种叫做延川红的牡丹花。我们上来的时候是夏天，离开的时候是秋天，所以无缘一见。但关于延川红的传说我们却记在了心里。

当地人都说，万花山上的牡丹，是花木兰征战回来时，从洛阳把牡丹种子带回来播在万花山上的。牡丹花的来历我们无从考证，但巾帼英雄花木兰，却真是延安万花山花原头村人。张主席看了县志后，专门带我们去花家陵，看了花木兰的坟。花木兰的坟在万花山的河对面，为的是木兰一睁眼，就能看到万花山上的牡丹。

过了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原来在鄂豫皖当过省委宣传部长、如今担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的成仿吾骑着马跑到庙里来，邀请张国焘去给一个高级班的学员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主席可能也在庙里呆得太闷，图新鲜，就答应了。

中央党校在延河对岸的清凉山上，每星期去三个上午，由我、陆煜跟着，来回骑马，得花将近两个多小时。

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博古、凯丰也都在中央党校兼有课，张主席常与他们见面。巳经落马的张主席在这些人面前也是不卑不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张主席彼此喜欢以字相称，显出一种带有鸿儒之气的亲切感。张闻天、博古、凯丰这些留过洋的首长，则习惯于互称同志。见了面彼此都客客气气，有说有笑，好像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张主席认认真真地在中央党校当了一两个月的客座教授，直到抗战全面爆发。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团结抗战，不让日军占领寸土之地。

15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以争取民族斗争的胜利。

抗战是一束熊熊燃烧的火，烧得延安热气腾腾，城里城外，到处是一派同仇敌忾的气氛。所有的人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在万花山中隐居了几个月的张主席也呆不住了。他虽然仍然坚持不参加中央的会议，却常常被邀请到延安城内去参加一些有关抗战与当前时局的讲演或是讨论会。

8月底召开的洛川会议，张主席还是去参加了。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一起来找张主席，动员他出来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张主席开初表示拒绝，后来他们谈了一个晚上，张主席才同意了。但他提出仍由林伯渠担任这一职务，他只同意暂时代理一下。

以张主席过去在党内、军内的显赫地位和经历，他自然不会把边区政府主席这样一个像征性的职位放在眼里。

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张主席就当着他的几位政府中的新部属发了一通牢骚，说：“原来怎么干今后你们还怎么干，你们都是独挡一面的负责人嘛，把工作抓起来就行了，不要什么事都来找我，找我我也不表态。我这个人巳经被打倒了，批臭了，让我来挂挂这个主席，可能在某些人眼里，张国焘这个名字还值几个钱吧。”

当时在边区政府里负责秘书处的是潘自力，他建国后担任过宁夏省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还出任过驻苏联、朝鲜、印度的大使。负责内务的是蔡树藩，他以前是9军团的政委，作战时被打断了左臂，建国后贺龙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任副主任，出访苏联时飞机失事遇难了。建国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那时在边区政府里管财经，还有个保安司令部，由中央保卫局局长周兴兼副司令员。负责教育的是徐特立，头发都白了差不多一半，整天穿着双草鞋东奔西跑，积极推广汉字拉丁化。

他们全都经历了刚刚过去的批张运动，对张国焘很了解，知道他的牢骚为何而发。大家对自己的工作也都很熟悉，张国焘既然如此态度，也就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去了。

张主席虽然巳经到边区政府走马上任，可他仍住在“世外桃园”里，来了兴致，便带着我和陆煜到政府去巡视一番。而更多的时间仍呆在山上看书、练字、下棋，偶而，也骑上马到林子里或是附近的杜甫川去打打猎。张国焘此时名为代理主席，实际上却成了个大闲人。

俗话说“虎死不倒威”，何况张主席的政治生命那时候并没有“死”。虽然党内斗争上纲上线，罪名耸人听闻，批张运动进入高潮时几乎到了耗子过街人人喊打的地步。但运动过后，具体处理仍然属于内部矛盾，属于好人犯错误。许多人，尤其是原4方面的官兵，还是保持着对他的尊重、崇拜，甚至还有同情。他原本是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头上又顶着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使他依然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直到他叛逃延安的消息传开后，才真正地身败名裂，成为千夫所指的对像。

张主席百事不过问，偏偏对有一项工作很关心，那就是秘书处下面由伍修权负责的交际科。

因为国共合作，迎来送往的事相当多，都由交际科负责安排。每当国际、或国民党政府方面有重要的人物和使团到延安，外国记者来延安采访，张国焘都要亲自出面相陪、接见。

当时在延安上层很活跃的美国进步记者吏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夫人海伦?福斯特，都骑着马专门跑到万花山中来采访过张主席。

来得最多的还是西路军幸存的指挥员，我的印像中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黄火青、苏井观、宋侃夫先后都来过。他们突围后，被陈云和滕代远带领的部队从星星峡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再辗转回到延安来的。

这帮死里逃生的指挥员们见了张主席，都是哭的多，笑的少。

他们告诉张主席，西路军21800人，除了牺牲的，被俘的，跑散了的，最后被陈云从星星峡接出去的就剩下了428人。而且，要不是苏院长，这428人也全完了，他们也就再也来不了延安，见不到张主席了。

我听了大感惊奇，暗暗想，苏院长不就是个医生么？就算有华陀、扁鹊的医术，也不可能救几百号人的命呀？

张主席也觉得不可思议，就问：“井观，怎么回事？”

苏井观说：“他们不是感谢我这个人，是感谢我的马，要没我这匹比人还聪明的马，我们就全都被渴死，晒死在戈壁滩上了。”

原来，石窝会议决定突围时，把西路军剩下的官兵分为3路，各自往外冲杀。血战几天几夜，另外两路都被打散了，只有他们这一彪人马在丢下一路尸体后，在李先念的指挥下冲杀到了疏勒河边。疏勒河河底淤泥不知有多厚，先下水的人马下水后马上陷了进去，越挣扎越往下陷，直至没顶。血染征袍的红军官兵们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没想一条凶险的大河又将他们陷入绝境。在河边奔突了一天，处处凶险如故，江上黄滔一片，所有渡河工具，皆被马家军或集中，或烧毁。毕竟是命不该绝，就在追兵越来越近的危急关头，他们用一块金砖买通了一个走私的回民，把最后剩下的400多名官兵从走私者在河底铺就的一条窄窄的石子路上带过了疏勒河。

过了疏勒河，两天后他们进入了一片茫茫数百里的戈壁滩。气候极为干燥，因沿途水井都被马家军投放了毒药，他们巳经经两天滴水未进，渴得嗓子像要冒烟，有一点救命的干粮也无法下咽。再也迈不动步了，有的“咚”地坐下，有的索性躺在了灼烫的沙地上。就在大家奄奄一息之际，忽然看到前方有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大家惊喜得简直发疯了，用尽最后的力气爬起来，以枪作拐，摇摇晃晃地往前奔去。谁知跑到跟前一看，除了蒸腾缭绕的一缕缕地汽之外，什么也没有。回头一看，又是一片碧蓝的湖水，于是以为走错了方向，又转身往回跑，到头来仍然是一场空，这才知道眼前出现的即是传说中的“海市唇楼”。两次拼命奔跑，耗尽了大家体内最后的一点水分，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趴在硌人的沙地上，只等着死神降临。就在黄超和李特巳经被渴昏过去，有的提议杀马饮血的时候。苏井观的座骑突然“咴咴”叫了两声，撒着欢往前奔去。

苏井观急着去追马，前面出现了一道隆起的沙梁，当他跑上沙梁，眼前的情景令他喜极欲狂，大声哭喊起来“水……同志们……有水啦！”

原来，这匹老马嗅到了水，正把嘴伸进一个水潭里痛饮。这下可不是“海市蜃楼”了，长长的马嘴搅得水面波光闪闪。

所有人都听到了苏院长惊喜得变了调的狂吼声，一个“水”字令垂死者也能活力四射。他们跌跌撞撞地奔上前来。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方圆十几平方米宽的积水潭。水呈黄绿，浓稠如浆，恶臭难闻。水面上绿苔丛生，孑孓与不知名的虫子在水中游动。但那一刻，再臭再脏的水也是玉液琼浆啊！400多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红军官兵全拥了上去，有的泡进水里，有的趴在潭边，“咕噜咕嘟”，满天下一片嘬水之声……

2、难兄难弟，同病相怜

9月初头上的一天下午，也就是张国焘当上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大约十来天左右，巳经和张国焘分别了一年多的陈昌浩突然来了。

出现在我眼中的陈昌浩，完全不是我所熟悉的样子了。

以前我印象中的陈昌浩不单是个气宇轩昂的伟丈夫，还是个美男子——我这么给你说吧，香港的大影星周润发要是穿上一身红军的军装，披上将军斗篷，就太像我们年轻时候的陈总政委了，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就像电视里经常听到的，“帅呆啦”！高大英武，威风凛凛，令人敬畏。在我们4方面军中，陈昌浩脾气大得能把人的尿吓出来，连不少军级干部出了差错，也常挨他拿马鞭子教训。

可眼前的陈昌浩却再没有了那分八面威风的大将军的模样，神情沮丧，穿了一身皱巴巴像腌菜坛子里抓出来的灰单军衣，就像刚从国统区跑过来投奔延安的一个穷学生。

当我把陈昌浩带进窑洞，他喊了一声“国焘同志”，声音便倏地哽住了，满脸涌上了羞愧，眼中泪水盈盈。

我按照内卫纪律知趣地退到了门外。但我舍不得离开。我渴望着能从西路军一把手的口中听到西路军毁灭的更祥细更权威的经历；我还挂欠着那么多我认识的红军指挥员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4方面军的老战士啊！

张主席也陡然失态了，他瞳孔大睁，猛地站起身，冲上前双手紧紧握住陈昌浩的手，使劲摇了摇。好像握手也不能表达彼此心中的感情，他们突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热泪长淌，互相用力拍打着对方的后背、肩膀。

一直到分开，张主席仍然激动得语无伦次。

“昌浩……是昌浩！你还活着！你跑到哪儿去了？前些时候先念回来，我还向他打听你，他说你和向前一起走的，向前都回来了，你没有回来，我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我又问过向前，他说你生病了，留在老乡家里治病。”

陈昌浩苦涩地说：“国焘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连累了你，我非常难过！”

“西路军的事，不要再谈了，现在没法谈，谈不清楚，我相信以后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向前、树声、先念他们回来，都把情况对我说了，我关心的是你，这么长的时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又突然冒了出来？”

陈昌浩详细地谈了自己“失踪”期间的情况。

原来，突围时，陈昌浩和徐向前几次遭遇马家军的骑兵追杀。他俩和20几名卫士边打边走，昼伏夜行。就在这时，陈昌浩生病了，烧得来晕晕糊糊。某日夜里歇脚在一个叫做大马营子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郎中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坚持要徐向前一个人先回到延安，他留在老乡家里养病。两位生死与共的战友就此一别，徐向前给他留下了3名卫士和一包银元，带着其余的卫士上了路。徐向前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他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

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多年生死相依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待到他俩再一次相见时，徐向前巳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而他还在为中央到底会安排他干什么工作而忐忑不安——这，恐怕是两人在大马营子挥泪而别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天苍苍，野茫茫，曾经率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年轻统帅，如今被困在西北荒原上的一个脏不拉叽的小村子里。在病榻上，强烈的自尊心使他改变了主意。他原来是决意回中央讨个说法的。可到了这种孤家寡人地步，他觉得与其狼狈不堪地逃回去，还不如先回鄂豫皖，与留在老苏区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会面，手中有枪，说话才响，到那时再设法与中央取得联系。待到病情稍好，他决定动身了。为了缩小目标，他徐向前给他留下的银元拿出一半来分给3名卫士，让他们各奔东西，又给了但复30块大洋。但复三虽系乡间郎中，却也是条有副侠肝义胆的汉子，见陈昌浩病体未愈执意要走，就提出由他护送陈昌浩回老家。陈昌浩把枪埋了，穿着但复三给他的一身老百姓衣裳，装成哑巴，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回到了湖北境内。

但陈昌浩却过家门而不入，直接来到原来红4方面军的根据地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武装。但活动一段时间后，情形却不容乐观，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当初大部队撤离时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呆不住，早巳带着26军离开了根据地。国民党占据苏领区后，一改当初的怀柔政策，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甚至有的村子被杀得绝了户。国民党75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拉走了2000余名家中有人当红军的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湖北全卖了。他正在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之际，抗战爆发了。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巳经难以实现，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他给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速来汉口见面。

几天后，陈昌浩在大智路一家旅店里办了一桌酒席，与阔别巳逾10年的老母亲和结发妻子刘秀贞、才第一次见面的小儿子祖涛，以及汉口的亲友围桌一聚。

陈昌浩1927年9月首次赴莫斯科时，刘秀贞巳经怀胎数月，陈昌浩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取大名祖涛，字“洋生”，即父亲留洋之际降生。洋生上面有一个哥哥，大名祖泽，字柏生。

陈昌浩的母亲陈吴氏见到分别巳久的儿子，悲喜交加。而细心的刘秀贞则似乎从丈夫欲言又止的神态中看出点什么，但碍于传统的妇道，她又不能开口追问，只能愁云满面，默然无语。

这不是刘秀贞多疑，而是出于女人对此类大事理所应当的敏感。

陈昌浩能够在战场上令旗一挥，山摇地动，偏偏面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几次话到嘴边，却终究没有勇气把自己巳经和张琴秋结婚的事情说出口。他知道自从自己参加革命后，秀贞带着祖涛祖泽两个孩子，独自挑起了全家人的重担，承受了一个柔弱女人难以承受的生活压力。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有愧于家庭，更不忍心伤害妻子的感情。他的内疚、言谈中的躲躲闪闪欲语还休，怎能不让细心的妻子疑窦丛生？

就在他要与家人再次分别时，刘秀贞再也不愿让陈昌浩丢下自己不管，提出：不管是天涯海角，这次一定要跟着他走！

陈昌浩为难了，虽然他早巳把自己在老家有妻子和儿子的事告诉了张琴秋，可现在张琴秋生死未卜，音讯渺无，他要冷不丁地把这一家大小带到延安，要是见了张琴秋彼此怎么相处？

他只好再三向刘秀贞保证，他先去延安，待一切安顿下来，他再马上派人来接他们母子三人。刘秀贞无奈，只好带着祖涛回到汉阳老家，天天盼望着丈夫的消息。

和亲人们见过一面，陈昌浩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风尘仆仆赶赴陕北。

一个星期以前，陈昌浩从武昌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突然见到他，也吃惊得很，第二天一早即安排了车，送他到延安来了。

张主席问他：“老毛找你谈话了吧？”

“还没有。”陈昌浩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是前来向中央负荆请罪的败军之将，老毛可能觉得不屑见我了吧。我是几天前才到延安的。洛甫巳经找我谈过话了，态度生硬，语言尖刻。他要我写出全面检讨。我想，他要我检讨的不仅仅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还有以前我们做过的一切让他们不高兴的事吧……不过，无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嘛，我巳经彻底地想开了，只要能让我上前线和日本人打仗，他们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先念从尸山血海里好不容易带了400多人逃出来，不也被一捋到底，当了个营教导员吗？我不在乎，只要准我上前线，当小兵我也干。”

这一对“落难兄弟”同病相怜，谈的时间很长，足足谈到第二天天亮陈昌浩才下山。他俩时而抚今追昔，唏嘘感叹。时而说到某些问题时又各持己见，高声大嗓地争执起来。

这样的场面在通江、旺苍我就多次看见过。只有陈昌浩敢和张主席当面争论。张主席也常常让着他几分。

陈昌浩当时冲动的情绪更多的是冲着毛泽东党中央，也冲着他的老搭档徐向前去的。

由于陈昌浩过去在4方面军中所处的极高地位，他清楚自己是以待罪之身回到延安负荆请罪，虽然口口声声说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无所谓，“当个小兵也不在乎”，但骨子里自我感觉还是相当不错，而且还顺理成章地以为中央再咋说也得给他安排一个与徐向前差不太多的位置——既然性质与自己差不多的徐向前能得到中央的重用，他陈昌浩自然也应当如此。

但是，回到延安才十来天，他就感到情况远不是他想像的那样乐观了。一个是毛泽迟迟没有见他，代表中央出来和他谈话的张闻天对他的态度又是冷淡加严厉，离他想像的差得很远。而且，他回到延安恰逢批张运动巳是余音袅袅，从上到下压倒性的意见，巳经异口同声地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张国焘、他和徐向前的头上。

所以，陈昌浩愤愤不平地对张主席大声抱怨：“我巳经看了洛甫给我的文件。我看到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总结发言，他指出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主义。中央马上要下发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谈到西路军失败问题时，《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国焘同志，西路军是在中革军委的直接指挥下行动，我们打了败仗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要签字？你怎么能够不顾事实抓起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你这么不负责任地来个破罐子破摔，不把西路军的弟兄们全害了吗？”

张主席苦笑着说：“昌浩啊，你真是书生意气。处在你现在这样的境地，我必须郑重其事地提醒你，政治只有利弊得失，从来就不存在正确与错误。尤其是党内政治斗争，它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了战场上的敌我矛盾。我们都经历过肃反，也曾领导过肃反，难道还不懂得这里面的奥妙吗？你还怪我软弱，冲我发脾气，我怎么没有斗争？我和他们斗争到了最后一刻，斗争到了山穷水尽！斗争到了他们当着老毛的面公然殴打羞辱我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步！昌浩同志，换做你，你又能怎么样？”

陈昌浩用拳头“咚咚”捶着桌子叫了起来：“可是，你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吗？牺牲的弟兄九泉蒙冤，死不瞑目，活下来的弟兄更是永世不得翻身啊！”

张主席举眼向天，悻悻回道：“事巳如此，无力回天，那我们就让历史来作结论吧。”

陈昌浩皱着眉头长吁短叹，过了一会儿，带着一豁出去的情绪说：“既然这样，那我恐怕也只能按你这样的态度来向中央写报告了。”

张主席点点头说：“这才是明智之举，我完全能够理解。我现在巳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只希望你能够尽快过关，重新出来工作。”

陈昌浩还谈到了他和徐向前在延安街头辟面相遇的事。他说，徐向前告诉他，他明天就要随周恩来到太原，要陈昌浩“好好休息，多多保重”。

徐向前参加洛川会议后，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同周恩来一道去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8月26日早饭后，徐向前正在做出发前的准备，竟意外地碰见了刚刚归来的陈昌浩。两位经历生死离别的老战友在此重逢，又惊又喜，激动万分。

陈昌浩对这次短暂的见面却颇有报怨，他对张主席说：“我知道向前为人谨言慎行，一向以严守纪律著称。可是，我太想知道中央洛川会议的精神了，再三问他，他却支支吾吾，不肯对我透露只言片语。我知道他在洛川会议上进入了由11位同志组成的新一届中革军委，也是我们4方面军惟一的军委成员。想当初我和向前出生入死，推心置腹，他现在却对我守口如瓶，实在叫人心寒呐。”

张主席宽慰他说：“毕竟西路军遭此惨败，向前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为人又谨言慎行惯了，不便对你多说什么，也是能够理解的。”

张主席紧接着说出的一句话，让陈昌浩愣了好一阵子。

“昌浩，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向前兵败后只身回到延安时，老毛见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前同志，你是4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虽然如此，陈昌浩此时对自己还感觉良好，甚至颇为遗憾地对张主席谈到，他运气不好，没有能够赶在洛川会议之前回到延安。如果能够早几天回来赶上洛川会议，就绝对不会落到眼下这种被人晾在岸上的尴尬处境了。

吃罢早饭，陈昌浩告辞了。分手之前，他拿出一首诗送给张主席。

后来，张主席把这首诗交给陆秘书，让他组织警卫排的战士们学习。陆秘书给我们读诗、讲诗的时候，他哭了，我们也哭了。当然，张主席也哭了。这首叫做《兵败抒怀》的诗，我当初还把他抄在了学习本上。诗如下：

壮志匡神州，

拔剑扫妖氛；

勇士战场死，

祁连葬英魂。

全军沉血海，

敢顾家与身？

痛悼诸战友，

长风万里行。

耿耿怀大义，

凛凛报国心；

不求垂青史，

愿作铺路尘。

悲愤碎肝胆，

革命倍艰辛；

抬头望宇宙，

歌罢泪纷纷。

3、延续了半个世纪的“责任问题”

作为西路军的最高负责人，陈昌浩当然清楚他和徐向前是遵照谁的命令行事。

尤其是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永昌时，西路军将士一片欢腾，士气空前高涨。与此相反的是，马家军则受到了极大震憾，马步芳一不知蒋介石是否能活着离开西安，二不知局势将向何发展，不得不下令暂时停止向红军进攻。

怎样利用西安事变形成的有利时机，摆脱被动，求得新的发展，西路军领导人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然而，形势瞬息万变，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也是一会儿一个样，就在西路军决定乘虚西进，完成打通国际通道的目标时，中央突然来电命令西路军掉头东返。既然中央下了东返的命令，陈、徐只能遵命行事，马上开始集结部队向东打。没过几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又电令西路军掉头向西，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陈、徐无奈，立即又转身向西打。

陈昌浩清楚，中央的一切关注点、着力点全都放在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大事上，这就需要所有的红军，自然也包括西路军全力予以配合，对此，他能够理解。可严重的问题是，西路军巳经远远没有这样大的承受力啊，孤军在外，无日不战，部队伤亡惨重，又无任何后勤支援，此时被包围在永（昌）凉（州）地区，进退维谷。更为严重的是，西路军先是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转移，此后又配合解决西安事变，在永凉地区盘桓了40多天，多次失去了了东进或西进，以彻底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的机会，如今再以疲弱之师，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西路军的前途，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西路军在永昌滞留的时间太长，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消耗，全军巳由过河时的21800人，减电至15000人，战斗力大不如前。但是它沉重的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西岸十几万敌军向西，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无疑是一个极为有力的配合。

当时红军的许多高级指挥员都看出滞留永凉是极其不利的，李先念直接找到陈、徐说：“我们在永凉地区徘徊不就只有等着挨打吗？部队应该马上走，不管是向东向西，都由我30军来打头。”陈昌浩大怒，斥责道：“你懂什么？往哪儿打，你说了不算，我和向前说了也不算，只能听中央的！”

西路军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徐向前一直不能理解，直到晚年从档案中看到《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原来当时让西路军就地建立根据地的动机，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即将与西路军在河西汇合的假象，以利于河东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以摆脱蒋介石大军的包围。

1936年12月31日，5军攻克临泽县城，继续向西，元旦这一天，又一举拿下了高台县城。高台一带粮食较多，陈、徐决定部队略作补充休整，然后继续向西打通国际通道，并向中央请求让4军、31军也过河配合完成任务。然而西路军向西打了几天，刚刚进入到临泽、高台一带，5日，中央又突然来电叫停命令陈、徐放弃西进，就在临泽、高台一带创建根据地。在电报中，中央拒绝了陈、徐要求4军、31军过迅过黄河配合作战的请求，并命令他们就地站稳脚跟后，迅速向东扩展根据地。

与此同时，陈徐还收到了张国焘本人发来的电报。张电指出，“中央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因为过去认为中央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作为巳经失去军队指挥权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在西路军过河之后，很少以个人的名义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下达指示，对于西路军的一切指令，都是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下达的。就在西路军与中央的意见出现分歧时，张国焘忽然以个人的名义来电，而且提到了过去的政治问题，其分量之重，陈、徐二人自然掂量得出来。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陈、徐只得放弃个人意见，无条件服从，命令部队就地坚持。

西路军停在临泽、高台不动，数万马家军蜂拥而至。由于高台位置孤立突出，驻宁该城的5军陷入了孤军苦战的境地。经两天两夜激战之后，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和30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马家军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残忍地割下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头颅泡在酒中，送往西宁马步芳公馆邀功请赏。

就在西路军和马家军激战的时候，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入延安，而蒋介石也平安回到南京，并立即将陪送的张学良关押起来。国民党大军虎视眈眈，西安和陕北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为了配合与南京的谈判，中央遂第4次电令西路军东进。可是，马步芳巳集中重兵在东面拼命拦击，西路军连日苦战后，最后，剩下的一万余人又被迫后退到了倪家营子。而近10万马家军随即将有着大小40多个村囤的倪家营子团团包围，双方展开了一场血战，西路军将士以寡敌众，无日不战，顽强据守。血战不分昼夜，持续了一个星期以后，西路军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而马家军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开上来。

为避免全军覆没，心急如焚的陈、徐电告中央，汇报西路军现存力量与所处危急处境，并请求速派4军、31军过河增援。然而，他俩等来的却是中央以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的双重名义，给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电报中还提及了他们过去犯下的政治错误，这给了陈、徐二人当头一棒，但是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就地死守绝无出路，坚守倪家营子40余天后，陈、徐只好下令部队杀出倪家营子，向祁连山方向突围。

为了解救西路军，中央考虑了各种方案，甚至决定送钱给马步芳，换来马放弃对西路军的继续追杀，结果劳而无功。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张国焘出面，来教育和影响西路军的领导人，3月4日，中央与张国焘分别给陈、徐发电，严厉批评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汲取南下教训，以至造成目前危险的处境，并非中央指挥失当，而完全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亲拟的电文中尖锐地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这封电报不啻是兜头给了陈昌浩重重一记闷棍。长征时期，他坚定支持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行为，巳经成为他一块沉重的心病。毛泽东一念这道“紧箍咒”，陈昌浩便胆颤心惊，周身发抖。

张国焘也指责陈、徐，要他们认真接受中央的批评，你们来电说西路军所遭受的损失，应当由军委负责是完全错误的，你们要求4军、31军归还建制的观点，更是错上错加错。你们要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等等。

陈、徐接到这两份电报，心情难以言状……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与马家军血战40余天，被迫向祁连山突围后，马家军骑兵仍然紧追不舍，每一天都有数百士官被砍杀。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退到甘肃省一座叫石窝的山上，巳不足3000人，马家军骑兵又随后而来，将其团团包围，巳经弹尽粮绝的红军官兵，用石头，刺刀、枪托和追敌展开激战。

当夜，四周喊杀连天，在寒风凛冽，连树也没有一棵的石窝山头上，陈昌浩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1、将现有兵力编为3个支队分头突围，然后就地坚持打游击；2、陈、徐首长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

就在石窝山上，西路军给中央发出了最后一分电报，内容有二，一是汇报石窝会议作出的两项决定，二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中央和张国焘3月4日来电对西路军领导人的批评，强调西路军一直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没有重复过去南下时所犯的政治错误，是坚决按照中央指示行动的，请求中央重新估计客观事实，对西路军作出正确评价。

朱玉教授在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以后由衷地感叹说：“西路军过河以后，在4个月时间里，与马家军作战80余次，大的战斗就有一条山、古浪、武威、四十里堡、永昌、山丹，再就是高台、临泽、倪家营子、梨园口。从对幸存者的采访和回忆录中反映的情况看，每一仗都是血战，很惨，也很悲壮啊！说实话，也只有共产党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军队，一个班它一个班战斗到底，一个排它一个排战斗到底，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没有任何成建制投降的，当时除了红军，还有什么军队有这样的精神？尤其让后人感慨不巳的是，当广大西路军官兵与敌人以命相搏时，他们的指挥员还三天两头地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

这种严厉的批评在此后的岁月里延续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也直接造成了众多西路军幸存官兵的不幸。直到2002年9月推出的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才为西路军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

2004年，时任马家军14旅参谋长的马尚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战事结束以后，马步芳拿红军不怕死的精神来教育他的部队。他说人家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能打得那样顽强，你们的条件这样好，还把仗打得如此艰难。红军虽然是我们的敌人，可作为军人，无论官兵，你们都应该学习这种不怕死的精神。”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苦战之悲壮与惨烈，让其对手折服，也让西路军的领导人倍感心痛。徐向前把它看作是“红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失败”，张国焘也曾痛心地说：“如果说与4方面军会师时的1方面军只剩下了一副骨头架，那么西路军则是连脊梁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不过，让许多西路军将士和4方面军官兵尤感心痛和不解的是，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上，历史似乎匆忙地作出了结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4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4方面军与红2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2、4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由于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作了如此权威的“定论”，所以，此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来自或抄自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

但是，朱玉教授对这篇文章的的写作日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原稿中不可能有这个内容，因为原稿是1936年12月毛主席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一个报告，那时西路军刚过黄河，在一条山打了个大胜仗，随后孙玉清的9军在古浪吃了点亏，品迭下来西路军并未遭受多大损失，《红星报》上还登了‘一条山大捷’之类的文章，在场听报告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都知道西路军还生龙活虎在河西走廊作战，根本不存在失败的问题。毛主席怎么可能在西路军并未失败时便说出‘红军第4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样的话？我在档案中找到了1937年5月的一份油印稿，油印稿上巳经有这句话了。我估计，油印稿里这么写，是在1937年3月批判张国焘运动展开后才加上去的。所以，问题出在什么地言呢？那就是出于批张运动的需要，加上这段文字，就把责任一呼隆全推到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头上去了，而且几十年就这样宣传下来了。现在来看，这样做肯定是很不合适的。牺牲的上万烈士，真是死不瞑目啊！电报那么多在档案馆里摆着呢，也包括张国焘亲拟的两分电报，如果说张国焘与西路军有关系，那就只剩下了这两份电报，可张国焘在这两份电报里都说了些什么呢？他都是在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出现了分歧的关头，站在中央的立场上，劝导西路军的领导同志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强调中央是正确的，你们不应当有任何的怀疑。张国焘那时两手空空，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力，指挥整个红军的是毛、周嘛！”

4、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陈昌浩回到延安城里没几天，毛泽东便和他谈了话。大约一个月后，陈昌浩写出了一份长达7万多字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对西路军的失败，作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检讨，对自己痛加指责。但是，在这份报告的最后部分，他仍然坚持西路军严格执行的是中央的命令而绝非国焘路线。

这份报告自然不可能得到通过，因为中央对于西路军的失败，巳经通过批张运动形成了定论。于是，陈昌浩在受到中央严厉的批评之一，不得不重新写了一分3万余字的报告。

很快，中共中央秘书处在内部公布了陈昌浩的写的第二份《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在《报告》中，陈昌浩对4方面军主力奉命渡河作战问题，作出了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说法，对中革军委发给他与徐向前的数道命令，以及张国焘的两份电报忽略不提，而把主要责任一古脑儿往张国焘头上推。甚至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地写道：“我们当时同意3个军渡河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执行军委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还说，“渡河作战本身也是错误的”。

当初西路军21800名将士在河西走廊连遭败绩，作为西路军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巳被马家军重重包围的石窝山头主持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在决定与徐向前脱离部队回潜陕北时，他当着几十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高级指挥员激动地说：“我们回去和中央斗争!”说这话时，他憋着一股子不肯服输认错的刚劲。

陈昌浩发誓“要和中央斗争”，就是要明确西路军战败的责任应该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革军委来负。他在石窝会议上气势汹汹地公开指责，“军委分散4方面军兵力”，赋予西路军的“任务不定，变来变去，而又不派4军、31军过河增援”，等等，直接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但是，他的这些看法和意见，在当时的往来电报之中，就曾受到过毛泽东和张国焘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显而易见，此时的陈昌浩也是汲取了张国焘的教训，为了尽早过关，咬牙闭眼不顾一切地抓起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因为，渡河作战执行的是毛泽东为首的中革军委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和《十月份作战纲领》，并非继续执行张国焘所坚持的那套西进退却计划。而且在渡河作战上，张国焘也是严格执行军委指示的。而这些，都是陈昌浩所亲历的一清二楚的事实。

毕竟，陈昌浩心里非常清楚，他与张国焘关系密切，是张国焘之下的4方面军的二号人物。张国焘在批张运动中受到激烈的批判，他不能不用违心之言来与张国焘“划清界线”。

陈昌浩还在报告中写道：“由于我长期执行与助长国焘路线，由于我自己本身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错误，虽然在工作过程中，有某些反国焘路线与部分向中央路线转变的表示，可是在动摇、妥协、调和之后，终于在基本上继续执行了国焘路线。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西路军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

陈昌浩表现出的勇气还不仅仅如此，他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也仍然坚持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西路军是党中央领导之下的队伍；第二，西路军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的。他写道：“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了，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当时中央决议巳经对西路军作出了明确的全面否定意见，陈昌浩敢于在报告中部分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而是顶着批评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西路军是党的军队，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弦外之音自然是西路军无论胜利或是失败，都是按照党的指示行事的，胜利了归功于党中央，失败了责任也理当由党中央来负。而这，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竟之下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这些意见是陈昌浩为21800名浴血奋战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正名的基本点。他虽然在大势所趋的情形下对张国焘个人有“落井下石”之举，但对广大巳经血洒荒丘和侥幸生存下来的官兵，他仍然牢牢地坚守着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底线。就冲着这一点，许多原4方面军的同志对他十分敬重。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发自内心地表现出对陈昌浩的这种敬重——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但陈昌浩或许没有想到，此时以及以后的他，巳经是人微言轻，对中央巳经作出的定论，根本无法撼动分毫了。写出第二份报告以后，作为严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从此失去了他的政治资格，被彻底晾在一边。

这口黑锅压在西路军和原4方面幸存官兵的头上，让他们忍辱负重了半个多世纪。许许多多从尸山血海中冲杀过来的老战士，就在这种盼望与绝望，痛苦与迷惘中撒手而去了。在他们的临终遗言中，依然希望总有一天，他们无比热爱和忠诚的党，能把这个冤案搞清楚，还他们一个清白之身。

和他们怀有同样感情的还有一位重要的历史老人，他就是当初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急赴星星峡，接出了400多名西路军幸存者的陈云同志。

陈云对西路军长期背着“张国焘错误路线”这口早巳锈迹斑斑的黑锅心情十分沉重。为了把西路军问题彻彻底底搞清楚，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黑帽子，陈云和李先念等老同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做了很多工作，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

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3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竹郁”（竹郁即国防大学朱玉教授撰写此文时所用的笔名）写的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4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

同年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1981年10月30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40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据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

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但李先念的“说明”和邓小平的批示当时只限存档，故不为公众知晓。直到后来《陈云年谱》公开出版，西路军问题才总算得以公开澄清。

徐帅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为维护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之言。这让不少原4方面军的老同志也对他微有腹议。从1983年开始，徐帅用3年时间写成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这是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公正的评价。

可惜的是，陈昌浩巳经看不到这一天了。

对于西路军的惨败，陈昌浩的确十分痛心，一有机会就作自我批评，大大小小的检讨多不胜数。这年11月间，党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陈昌浩检讨西路军严重失败的错误及其个人应负的责任，同时对部分因执行任务未参加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运动的新学员进行“补课”。这次批判会开得很长，足足有一周时间，由张闻天和主持抗大具体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共同主持。其间，毛泽东也来参加了两次。张国焘、陈昌浩当然是会议的靶子。

陈昌浩作过检讨之后，张闻天极其严厉地批了他一通。随后，与会者毫不留情地揭发批斗，火力之凶猛如雷霆万钧。

“陈昌浩，你脱离部队后为什么长时间不肯归队？“

“你路过西安为什么不找党的办事处？”

“你不回中央跑回湖北老家去干什么？”

“陈昌浩，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党交待！”

……

面对这样的无端指责，陈昌浩无法争辩，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交待、检查和说明。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做了一次长篇发言。他着重肯定了3个重大问题：一是张国焘在川西反对中央关于北上陕甘的正确决定；二是张国焘在草地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三是张国焘另立“中央”，与抵达陕北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毛泽东讲完后，廖承志紧接着上台发言。

他愤怒地控诉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搞大肃反，把罗世文带去的四川地下党的同志杀了200多人，还冤杀了无数红军将领，邝继勋、曾中生、余笃三、刘杞、张逸民、舒玉璋……，点出了一长串被张国焘下令杀掉的红军将领。还诬陷他是反革命分子，把他关押了好长时间，企图置他于死地。他指着张国焘悲愤交加地怒喝斥道：“要不是党中央及时到达州西，及时营救了我，我廖承志也一定会像曾中生那样死在你张国焘的屠刀之下!”

廖承志对准张国焘放了一炮，就把原本主要是批判陈昌浩的会议重点，转向了几天来一直闷着脑壳不开腔的张国焘身上。

陈昌浩写的检讨报告过关后，中央总算给他分配工作了，虽然他早巳作好思想准备，但分配的工作仍然让他恍若跌到了冰窟里！通知他去报到的新单位是延安县委宣传部，无任何职务，仅当个普通办事员。陈昌浩意识到这分明带有惩罚的意思，又不能不去。报到后，只好夹着尾巴做人，埋着脑壳做事。忍辱负重埋头干了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回凤凰山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宣传科科长、国际宣传科科长，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3所学校的政治课教员。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是金子随便扔到哪里都会闪光。31岁的陈昌浩把他并不热衷的本职工作也完成得非常出色。他在武汉上过大学，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几年，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嘴巴非常能讲，文章也漂亮。这一期间他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宣传党的理论和鼓动抗战的文章，在延安各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他的教学工作也极受学员们的欢迎。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在他工作的3所党校先后开了社会科学概论、世界近代革命史两门课，还开了边区经济讲座这样一门新课，受到了红军干部、国统区干部、尤其是从国统区跑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在理论研究工作中，他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参与编写了《社会科学概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两部专著。他的努力工作，使他很快又成为了延安颇有影响的一介名流。

但是，这绝非陈昌浩的本愿。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军人，国难当头之际，应当义无反顾重返抗日前线，率部杀敌，收复国土，建功立业，重振雄威，以弥补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中的过失。作为原4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一名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将领，陈昌浩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和经验带出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与日寇作战。他数次向毛泽东和中央上书表达阵前杀敌的想法。但这一愿望却屡屡落空。

对此，他失望至极。他把中央对他的不公，不信任，简单地归咎到毛泽东对他本人持有恶劣的看法所致。

陈昌浩产生出这样的情绪也自有他的道理。作为他这个层次的领导人，当然认为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作为庞大的4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南下北上之争中几次拒绝毛泽东的当面劝告，对毛显失尊重，坚定支持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甚至在决定卓木碉另立中央，把毛周张博开除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态度踊跃，表现积级。凡此种种，换成心胸再博大宽广的政治家，恐怕也不太容易既往不咎。

换位思考，也只能使他徒唤奈何，听“天”由命了。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血气方刚满腹忧愤的陈昌浩再次上书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批评中央对4方面军的历史作用没有作出应有的估计和评价，公开表示出自己的强烈不满。

陈昌浩这么做有一点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也做好了再次挨批的思想准备。不是最好就是最坏，只要他的“意见书”能引起中央的重视，重新关注他和西路军的问题，他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预想中的若干种结果中最不愿意见到的一种：没有人理睬他，好像他的“意见书”与他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许多年后，当年事巳高的毛泽东再一次听到磨刀之声在耳边霍霍响起，登上南巡列车频繁密召军中干城，并向他们数次三番地大讲密电事件和“吕端大事不湖涂”时，早巳自我解脱的陈昌浩，依然难逃被越描越黑的命运。

5、达摩克利斯之剑

陈昌浩后半生的坎坷命运与“密电”事件紧密相连。而密电的要害之处，就在“以武力解决之”这几个字上。

一封杀气冲天的“密电”，让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毛泽东果断率领中央直属纵队与1、3军团7000多人，脱离与4方面军的接触，紧急北上。

张国焘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很有政治智慧的聪明人。毛泽东绝尘而去，他就占了上风头，他当然懂得如何利用广大官兵的情绪来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就不失时机地宣布成立新的中央，还借势发力，把毛、周、张、博开除出党。

毫无疑问，“密电”事件，成了两军分裂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毛泽东始终对此事坚信不疑，一直到了晚年，他还耿耿于怀。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这本书里写到：“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范硕的文章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强烈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事情并没有完。

不单单是范硕，张鹏在他写的《吕端大事不糊涂》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事。

“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也曾与杨成武谈及此事，他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在1972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也说到叶剑英将电报报告毛泽东，因而使中央脱险，立了大功的事。周说：‘这件事情，是毛泽东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个吕端嘛，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嘛!’而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1982年6月在《党史研究资料》发表文章，澄清了毛泽东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一语的原委。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所谓‘著作’，指叶根据1959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写的批判彭德怀的文章，根本与"武力解决"密电无关。

1960年,毛泽东对来访的埃德加·斯诺说:“那是9月10日,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毛泽东巳经把因果关系强调得非常明白了：因为张国焘要用“武力解决之”，所以“我们才走了的”。

走进巍然屹立在巴中南龛山顶的川陕苏区红军将帅碑林，所有参观者都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

4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倪志亮、李先念的单尊汉白玉座像，以及王宏坤、傅钟、詹才芳、李卓然、倪志亮、张琴秋、许世友、王建安、周纯全、王维舟、杨克明、魏传统、陈锡联、陈再道……，包括死在张国焘手中的曾中生、邝继勋、任炜章……，以及在长征途中跳河自尽的余天云等2666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早巳牺牲或新中国成立后巳相继辞世的红军副团级以上指挥员的英名纪念单碑，一律面朝北方，整齐地挺立在山顶的绿草坪上。

大军列阵，铁马金戈，旆旗一动，气吞山河如虎，恍如林立于群峰之巅的红色“兵马俑”。而在将帅们的座像和英名碑林后面，则是6组阶梯形墓地。一方方花岗石墓穴，排列于绿树草坪之中。红军将士的骨灰安放其间，以供后人千伙万代缅怀。在纪念碑主碑，和由268块晶莹透亮的花岗石组成的碑墙上，镌刻着78666名红军将士的姓名和简历。还有国家党政军领导人江泽民、乔石、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等的题词、贺诗。碑墙上有省军职以上红军名录948人，师职红军名录808人，司局地厅级红军名录1024人，在乡红军、流落红军、西路红军名录1089人，川北苏区20多个县（市）的红军烈士名录72591人。

今朝春晓，天边一抹红霞。那种庄严肃穆的场面、气氛，令每一位参观者心灵震撼，醍醐灌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而更令参观者震惊的是，面对着红军将帅方队与红军将士墓穴的，竟然是与主要将帅们同样高大精致的张国焘塑像。用汉白玉雕琢成的张国焘半身像挺立在花岗岩基座上，方脸阔腮，浓眉大眼，英气勃勃，头戴红星帽，和面朝着他的将帅们一样神彩奕奕——没有丝毫丑化！

陵园方面的解释是：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也为当时的川陕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塑了像。由于在北上南下之争中，只有张国焘一个人坚持南下，所以只让他一个人的脸，永远面向南方。（巴中将帅碑林中的张国焘塑像）

但是，那样一种排列方式，似乎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这是川陕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袖在检阅他刚刚打了胜仗归来的指挥员们，或者正在向他们训话。

带有如此重大的政治色彩的举措，显然不是陵园的管理者们能够决定的。

红军统帅与可耻叛徒，这就是张国焘！

党和人民承认了大叛徒张国焘人生中也曾有过的光芒闪耀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历史——党的历史！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座规模庞大的红军将帅碑林，竟然是巴中一个退休共产党的区委书记首先倡议，并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此君姓张名崇鱼，12年来，他和几个老同志靠着八方奔波，四处募捐，以民间行为建起了这座气势不凡的红军碑林。陵园初具规模后，张崇鱼等决定按照在红4方面军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首先给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4人树碑。为此，张崇鱼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前往北京走访征求10位老将军的意见，10位老将军的意见却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尊重历史，张国焘在红军时期对革命建有奇勋，没有张国焘，将会形成重大历史缺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无论张国焘有多大的功劳，他最终成为大叛徒，给大叛徒竖碑，想干什么？简直难以想像！

鉴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张崇鱼又回到成都，征求西路军幸存者、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仁将军的意见。陈明仁听完汇报后表态，张国焘暂时往后放一放，先上李先念，理由是，李先念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直到2002年，为张国焘竖碑的意见才获得有关方面通过。只不过，他的塑像与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的塑像，以及镌刻有千万个红军英烈姓名的花岗石碑墙相向而立。

在张国焘的塑像基座上，刻着湖南刘剑文先生为他撰写的一副对联：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巳辩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1997年香港回归之日，在将帅碑林的落成典礼上，来自原1、2、4方面军的老红军们会聚在了旭日初升霞光普照的南龛山顶。当年英姿勃发红小鬼，均成佝腰驼背白发人。战友相见，敬礼拥抱，忆起当年经历，一个个老泪纵横。而且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一概不再提那“令人不快的敏感之事”。

半个世纪过去，连昔日战场上的对手都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同一面镰刀斧头红旗下出生入死翻雪山过草地的好战友、亲弟兄，自然更应当“历尽劫波兄弟在”了。

尊重历史的真实，过去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愿望与要求。而现在，巳经成为成为了一种共识、一种现实。

1982年，徐向前元帅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笔者注：廖盖隆，1938年8月到延安，1944年起任延安《解放日报》国内评论部副主任，新华社国民党区新闻部主任、朱德的政治秘书，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等人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帅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当时主管4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时任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肯定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他说，长征中的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在长征中怕遗失发送电报的底稿和接收电报的抄稿，所以当时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张的纸。四个本子，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右路军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右路军接收左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所有的编号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这四个本子的电报中均没有"武力解决"的密电。

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也回忆说，凡是张国焘发出或收到的电报，都要经过他，但他从来没见过"武力解决"的电报。

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

徐帅发表此论时是堪与叶帅比肩的军内元老，由他来向毛泽东钦定的、已成为党史军史常识的、1982年叶帅又在《长征的艰险历程》一文中确认无误的“史实”质疑，作为这一重大事件另一方的当事人，全国也只有叶帅是最有资格来郑重回应徐帅的质疑的。

叶帅对此信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

范硕后来写到：“叶帅当时身体不太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还是免了吧。意思是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1、4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笔者注：引自范硕《关于长征“密电事件”的几个问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叶剑英基金会编《叶剑英研究》2002年第2期）。

“还是免了吧”，说明叶帅对此确有难言之隐；“照顾大局，以1、4方面军的团结为重”，表明1、4方面军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对“密电事件”也有不同的说法。

我虽然经历了南下北上之争，也公开喊过打倒毛、周、张、博的口号。但是，我只不过是张国焘身边的一个小兵，对“密电”这样的重大事件，是没有资格知晓上层内幕的。我只能站在一个4方面军普通战士的角度，谈谈当时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在延安批张运动中，4方面军的不少官兵就在私下议论过“密电”的真伪问题。既然由上而下兴师动众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密电”事件无疑算得上最重要的钢鞭。让人不解的是，凯丰的大块文章和中央关于“批张”运动的决议，都对“密电事件”只字未提。甚至1938年张国焘叛逃投敌，中央宣布开除张的党籍时，以及在延河边上组织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声讨大会上，仍然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指出过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了这样一分要他们率部南下的电报。这是争辩的双方都予以肯定了的。这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电文里是否有“以武力解决之”？

毛泽东和叶剑英、徐向前的态度巳经明白摆在那里了，那么，我们就再来看看其他几位重要的当事人对这分电报的不同说法吧。

陈祖莫撰文说：“父亲自杀前曾满含冤屈地对我说：‘我有错误，我承认，但密电的事，没有！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张国焘命令我和徐向前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笔者注：引自陈祖莫所撰《回忆父亲陈昌浩》）。

宋侃夫明确表示：“肯定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

宋侃夫当时是为张国焘管电报工作的主官，每一分电报都必须由他审签后方能发出。后来他担任过西路军第3局局长，建国后先后出任过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的证明的真实性应当强于陈昌浩亲人的分量。

而当年随叶剑英一起到右路军中的吕黎平，则在《严峻的时刻》一文中强调：当值班的机要股长陈茂生正在通讯室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走进了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密电的内容：“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而且他还肯定地说是他亲手把这封电报交给了叶帅。

与宋侃夫一样，吕黎平将军也绝非等闲之辈，建国后，他相继担任过空军高级航校的校长，空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正兵团职待遇）。

双方旗鼓相当，均言之凿凿，使事件真相扑溯迷离，难辩真伪。

70年前的这样一桩连当事人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重大事件，要我们的后来人当裁判，判出是非真伪，也实在是太难为他们的了。

6、永远的军神

陈昌浩，这位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统帅，在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眼中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畏的传奇人物，从此便在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的烟尘所湮没了。

对陈昌浩，我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我同4方面军的官兵一样，对他一直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虽然陈昌浩在回到延安时政治生命基本上就结束了，虽然陈昌浩自杀巳经30多年了。可是，我必须说，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神！

陈昌浩是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打扮成商号老板，陈昌浩扮成老板的“跟随”。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俩也的的确确像是这种主人与跟随的关系。陈昌浩对张国焘忠心耿耿，张国焘对他不单是信任，凡是还得让他三分。而且陈昌浩很全面，文能“等因奉此”，武能阵前杀敌。作为方面军的政治委员他对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徐向前很尊重，很支持，两人的关系也很好。徐帅的回忆录就能证明我不是信口胡说。中央为陈昌浩落实政策后，他的追悼会也是徐帅让人搀扶着主持的。

陈昌浩高大英俊，人又年轻，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又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这一点，在战争时期特别容易得到下层官兵的崇拜。

陈昌浩也的确在广大红军官兵面前表现出了人所不及的神勇之举。

1934年打黄安时，我军把赵冠英的69师围得水泄不通。黄安守敌到了拆毁民房当柴烧，杀鼠宰猫做口粮的地步。围城40天后，我军向黄安城发起了总攻。

战斗刚刚打响，随着一阵轰鸣声，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由北向南快速移动的白点，在阳光的照耀下银光闪闪。机身上印着“列宁号”三个红色的大字。

这是一架飞机——而且是一架属于红军自己的飞机！

这架飞机，原是国民党空军驻武汉部队的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油料耗尽，迫降于河南省罗山县陈家河村，被我赤卫队员缴获。驾驶员龙文光是四川省金堂县人，经教育后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为表达对列宁的敬意，苏维埃政府便命名这架飞机为“列宁号”。

中国人民武装力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战，被秦基伟在他的回忆录《故乡的战斗》中如实地记载了下来。他深情写到：“在一场大雪之后的一个晴天，我们的飞机果然出动了。大家高兴得简直坐卧不宁。有人兴奋地向飞机喊着‘同志，辛苦啦，下来休息一会再下蛋吧！’有的人嘱咐似地说：‘同志，要下准啊！叫他们也尝尝咱们的厉害！’有的人把帽子、手帕丢上天空；有的人竟跟着飞机跑起来。大家都站在山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飞翔天空的红军第一架飞机。过去，当我们听到飞机声音的时候，感到是那样刺耳，可是今天听着我们自己的飞机声音，是那样悦耳和舒心。”

红军的“列宁号”向黄安城上空飞来，阵地上立刻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红军战士们跳出战壕，挥舞着红旗枪支向着我军的第一架飞机致意。

“列宁号”飞越我军阵地后，开始在黄安城上空盘旋。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也会有飞机，纷纷从工事里跑出来，向着飞机招手，眼巴巴地等待着空投粮食弹药补给品，谁知接到手里的却是一枚接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随着一声声的爆炸，硝烟带着泥土腾空而起，十几个敌兵当场被炸死。敌人这才如梦方醒，哭爹叫娘，一片混乱。

这位在飞机上悠闲地往下扔手榴弹的英雄不是别人，正是年方27岁的4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他担心龙文光不可靠，就带上手枪亲自上飞机监视他，同时还往敌人脑壳上扔手榴弹。

在川北苏区的时候，陈昌浩更是八面威风。进城出城，他总是一马当先，身上披着一件缴获来的川军将领外黑内红的斗篷，随着座骑的颠簸随风起伏，就像一只矫健的雄鹰。后面跟着一大帮孔武骠悍的警卫员，全骑着高头大马，背着20响盒子炮。头上颗颗红星闪烁，马蹄在水泥大街上迸出鼓点般的响声，引得许多人追逐观看。

陈昌浩在4方面军中的地位有多高，威望有多大，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就清楚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队伍成分的复杂性，4方面军中的军阀作风还是相当严重的。在川北时任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倪志亮，在鄂豫皖时就当过11师师长，算得是4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也是4方面军的主要将领。但此人性格暴躁，作风霸道，一般人都害怕和他接近。就是他的警卫员犯了过错，他也习惯拿枪教训。当然，并不往你身上打，他枪法极好，打身边，打脚下，子弹“噗噗”响，目的就是吓你一跳，看你今后还敢不敢犯错误。不少人写文章把倪志亮爱使的这一招扣到了貌似粗鲁的许世友头上，让许世友替他背了一辈子黑锅。牛胯不能扯到马胯里，我得把它纠正过来。

有一次，倪志亮跟前线打电话，对方说话口气有些冲，他没听出是谁的声音，就习惯性地破口大骂起来：“你狗日的，妈那个屁的……”

谁知对方“啪”地一下把电话砸了。

有人胆敢砸红军总参谋长的电话！倪志亮这下更是气得发抖，大骂不止。

不一会儿工夫，陈昌浩带着几十个卫士一阵风冲进了通江城里的文庙大门，一边“咚咚”冲上楼梯一边厉声大喝：“倪志亮倪志亮，你狗日的好大狗胆，连老子你也敢骂！”

倪志亮一看惹火了陈昌浩，吓得不轻，赶紧认错：“政治委员同志，我错了，我错了，我不知道刚才是你打的电话。”

认错也迟了，陈昌浩抡起马鞭子“噗噗”就是一顿乱抽。连倪志亮的警卫员心中也暗暗解气。

后来把隔院的张国焘惊动得赶了过来，才将陈昌浩招呼住了。

陈昌浩来到延安没多久，他的弟弟陈昌浚也像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跑到延安来投奔革命。而且还从老家带来了陈昌浩的小儿子祖涛。

10月里，张琴秋经党中央营救从南京出狱了。他们此前的最手一次分手，还是在石窝会议上，当时陈昌浩决定与徐向前脱离部队回潜延安。而且情况危急，说走就走，当着几十号指挥员的眼睛,他只和张琴秋紧紧握了一下手，相互默默对视了一眼。为不至增加即将面临血战的指挥员们的悲痛情绪，连巳经涌到嘴边的“保重”两个字，也强咽了回去。

名义上夫妻团聚，其实他们过的几乎还是和往常一样的单身生活。他俩的文化和职务都很高，张琴秋又多才多艺，是著名的活跃分子。但他俩的结合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严酷的战争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做的工作，就是天天写材料说明自己被马家军俘虏后的情况，以及她这个西路军组织部长兼军政委员会委员当俘虏后的表现。这样的回忆无疑对她的精神和身体都是极为残忍的折磨，使她每天都处于痛苦与愤懑的心境之中。陈昌浩自身的处境也让他倍感压抑。夫妻俩的心情都恶劣透了，即使呆在一起也是相对无言，口角纷争也时有发生。一但拌了嘴，张琴秋索性就不回家。审查结束，张琴秋没有任何问题，重新得到了组织上的信任，让她担任了抗大第8大队（女生队）大队长，领导大队所属的5个中队5000多名女学员。没干多久又被调到王明兼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但任教育长，兼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夫妻俩都是职业革命家，都把全部精力与时间投入到了工作上。只有到了周末，张琴秋才到凤凰山陈昌浩那眼小窑洞去团聚一下，也还得时时事事地关心照料陈祖涛。

这段时间能让陈昌浩感到安慰的是，他过去的老部下王树声、李先念、李天焕等，此时都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节假日他们常常到陈昌浩居住的窑洞里去看望他和张琴秋。纯粹是出于深厚的战斗感情，因为没有人相信陈昌浩还会东山再起。

 

第二十章：半路夫妻

    为了避免尴尬，陈昌浩在结发妻子带着儿子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之前，选择了前往莫斯科治病……面对难堪，张琴秋表现出了高尚的风度与品格……毛泽东在怀仁堂作内部报告，张琴秋居然在笔记本上信笔涂鸦，写下了最后让她命丧黄泉的8个字。

1、两妇一夫，亲如姐妹

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恰遇顶头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陈昌浩来说真是恶运连连。

第一桩，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借与国民政府代表蒋鼎文黄陵公祭为由，逃离延安，叛党投敌。消息传回延安，人神共愤，宝塔山下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声讨会，陈昌浩也在大会上发了言。而这样的抛头露面，无疑是让他倍感羞辱的事。

第二桩，由于精神和工作双重压力过重，1939年春，陈昌浩的老毛病胃溃疡又犯了，痛得他直不起腰，睡不好觉。每次解大便也是件痛苦不堪的事。这场病，拖了他半年也未能痊愈。

进入7月，陈昌浩又遇上了一桩让他挠头窝心的事。

张闻天通知他，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来电，说他的结发妻子刘秀贞带着儿子陈祖泽要来延安找他，现在母子俩巳经到了重庆，问他怎么办？

人都巳经到了重庆，还能怎么办？陈昌浩只好给重庆办事处的董必武、叶剑英、钱之光3人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帮忙照料老婆儿子在渝期间的生活，并把母子俩送到延安来。

负责落实安排的是钱之光。半月后，刘秀贞与陈祖泽坐上了一辆由重庆开往延安的救护车。车过西安时，当时担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伍云甫（伍绍祖之父），是原1方面军中的老情报，也是个为人处事朴质端方的老同志。他曾在江西担任过中央苏区无线电总队政委，长征时任中革军委3局政委，经历过延安批张运动。他一听说刘秀贞是陈昌浩的原配夫人，带着孩子到延安去寻夫。如今张国焘叛变投敌，他对张国焘的追随者陈昌浩看法也不可能好，这下更觉得陈昌浩不但政治上犯了错误，生活作风也有问题。看看眼前这母子，不正像旧戏里演的秦香莲拖娃带崽地跑到京城找陈世美么！便对刘秀贞说，陈昌浩又和一人叫张琴秋的女人结了婚。张琴秋现在就在延安，和陈昌浩住在一个窑洞里。你要去就住下来等，几时有车我派人通知你。要是你觉得去了没啥意思，可以从西安直接坐火车回武昌。

听到这个清息，刘秀贞心中难受万分。她虽然在汉口与陈昌浩见面时就有了预感。但旧式的封建礼教与她天生的宽容善良，觉得男人独自在外闯荡，身边有个女人也是免不了的事情，但没想自家男人居然会背着自己在延安和另外的女人结了婚成了家！

痛苦不堪的刘秀贞呆在办事处旁边的小旅馆里想了几天几夜，终于去对伍云甫说，不管陈昌浩结婚没结婚，我是他名媒正娶的妻子，一定要去延安见他一面，把他的亲儿子交到他手里。

陈昌浩也时刻关心着刘秀贞的行程，得知她的态度，更是焦急万分，胃溃疡也愈发严重了。

没想到，这时候延安发生了一件大事，让他逮着个理由，避免了与刘秀贞见面的难堪。

1939年7月10日。因为头天夜里刚刚下过一场暴雨，雨后的太阳比往日更为毒烈，延安地区，闷热难挡。

下午1点左右，一支小小的马队出了延安城门，向着延河缓缓而去。骑在马上的，是周恩来，江青，蒋泽民和王来音。

他们正在前往中央党校的路上。

当时抗日战争巳经进入第3个年头，虽然大敌当前，可国共两军仍然不断发生摩擦，甚至酿成血案，抗日征途，风雨如晦。面对当前迷惘的局势，党校高级班的学员提出请毛主席去给他们作报告，指点迷津。不料这天毛主席正逢上要接待外国友人去不了，便请刚从大后方回来的周恩来代他去讲。

临时被安排侍卫周恩来的王来音本是毛主席警卫班的战士，这次周副主席回延安，身边只带了刘久洲一个卫士，这时又放了他的假，没有与周恩来住在一起。

毛主席见周副主席生活没人照料，便对王来音说：“周副主席从重庆回来开会没人照料，现在我派你去照料他的生活，一定要给我照料好。等周副主席回重庆后你再回我这里来。”　　

这样，王来音就成了周恩来的临时卫士。

这天午饭后，毛泽东叫警卫参谋蒋泽民通知汽车司机送周副主席去党校。司机说延河正在发大水过不去。中央党校在延河对岸，从杨家岭去中央党校必须通过延河。那时河上没有桥，车辆行人都是涉水而过。毛泽东听说河里涨水，就马上叫王来音先去探探水势，看汽车能不能开过去。王来音赶到河边一看，混浊的山洪滚滚而下，河中央平时裸露在水面上的几块大石头，都已不见了影。赶紧回去报告，汽车过不去，骑马可以涉过。毛主席就叫来王来音把他的大青马牵给周副主席骑。这匹大青马还是余洪远送给他的，跟着他走完了长征路，稳当可靠，爬山涉水又是老资格，有经验。

毛泽东格外仔细，临时又派蒋泽民随行。

马队里还有毛泽东新娶的“爱人”江青。这时她正在马列学院学习，听说周恩来要去党校高级班做报告，也要去听。毛泽东说：

“你有什么资格去听？不要一来就坏了我们的规矩。”（笔者注：中央党校高级班是由师级以上的干部组成的，江青级别不够）。

江青撅着小嘴撒了会儿娇，再加上周恩来在一旁替她说话，毛泽东就没法再坚持己见了。

江青骑的是警卫员的马。

王来音牵着周副主席的马缰，涉过齐腰深的洪水，平安地到了对岸。正在河滩上穿衣服和鞋子的时候，江青忽然心血来潮，打马急奔，向着山坡小路跑去。

大青马和江青骑的马是长期在一起喂熟了的，江青的马一跑，大青马也跟着跑。跑着跑着，突然从附近农户窜出一条狗。这从未见过世面的狗，一见江青的马，便吠叫着扑过去。江青见状惊慌失措，拨马就逃。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哪里容得下两匹马？她的马一下撞在周副主席的大青马上，周副主席连人带马一晃，一头从马背上滚落到地上，摔了个臂折肉伤！

周副主席受伤，自然应向毛主席报告。虽有江青这个特殊人物夹在中间，王、蒋二人还是按原则办事，由王来音飞马回杨家岭如实向毛主席报告。毛泽东听后很着急，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一把抓起电话找到八路军卫生部长王斌，告诉他周副主席坠马负伤，叫他带上最好的医生火速赶到中央党校。放下电话后，毛泽东一面叫上秘书叶子龙随他一同赶去党校看望料理。

毛泽东一赶到中央党校，就对江青大发雷霆：“你出什么风头！你知道么，伤了周副主席，会耽误我们多少大事？”

江青也吓坏了，不停地认错抹眼泪。

王斌后来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后来知道周总理残废了，我真是后悔呀！那时我们自己没有一位专家，拐峁医院（笔者注：峁拐村，当时八路军总医院所在地）连一架好一点的X光仪器也没有。到8月中旬，才知道总理的右臂已经形成固定的向肩部方向弯曲而不能伸展了，也不能用来工作和生活了。这时X光片显示是：右肘右肱骨下端成丫形骨冠状顶在鹰嘴窝内发生粉碎性骨折，断骨已形成错位愈合。我们的医治失败了。”

党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不敢再耽搁，马上决定让周恩来去莫斯科医治。

陈昌浩得知有专机送周恩来去莫斯科治伤，便马上向中央写了一个申请，要求自己也随机前往莫斯科治病。

这一次，他对请求得到了批准。

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8月27日。头一天夜里。陈昌浩对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坐不下，你就随后坐汽车、火车来。”

经历根据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苏联，那是父辈们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明天，父亲要带他去莫斯科，高兴得祖涛一夜没睡好觉。

第二天一早，陈昌浩就骑着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祖涛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记得毛泽东当时还东翻西翻地找出几块银元，当作礼物送给他。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是一架美制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是蒋介石亲自为周恩来安排的。

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张琴秋到机场为陈昌浩父子俩送行。夫妻要暂时分手了，都有些依依不舍。

专机起飞之前出现了两个有趣的小插曲。

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烈士孙炳文的女儿）也来送行。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养父一起去苏联吧。”

没想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马上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

周恩来说：“这事我说了不算，得由毛主席批准。”

孙维世大叫一声：“那我就去找毛主席！”马上跳上一匹马，向着杨家岭飞奔而去。

没过一会儿，她又飞马赶回来了，兴奋地大叫着：“毛主席同意我去啦！”

再一个就是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当时飞机对延安人来说是个稀罕物件，所以飞机降落后大家都爬上去一饱眼福。当国民党的驾乘人员通知飞机马上要起飞了，不走的请下去时，被保姆带上飞机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双手抱住座椅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

小达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发起来还没人驯服得了。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他想去，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卷起满天灰尘，载着周恩来夫妇和孙维世、奉召归国的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陈昌浩父子，还有高毅、陈小达两个小孩飞上蓝天，消逝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飞机飞抵新疆首府迪化后，停留了好几天。陈昌浩陪同周恩来、邓颖超专门去看望了血战突围后被陈云从星星峡救出的数百名原西路军指战员。他们巳经在这里学习整训了很长一段时间。

陈昌浩低着脑袋，向自己的老部下们作了沉痛的检讨：“同志们，我是个犯了严重历史错误，对革命事业有罪的人。我犯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使我们的党失去了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付出了重大牺牲，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啊，现在只剩下你们这几百个人，我心里真是痛苦到了极点！我对不起同志们，对不起党。”

说到伤心处，陈昌浩热泪滚滚，泣不成声。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官兵看到自己过去的统帅悲痛欲绝，也都捶胸顿足，大放悲声。

几天后，陈昌浩一行经阿拉木图等地飞往莫斯科，从此开始了他为期12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陈昌浩这一厢刚离开延安，刘秀贞带着陈祖泽，千里迢迢赶到宝塔山下寻夫来了。

与丈夫失之交臂，刘秀贞倍感失落。在延安又举目无亲。无奈之下，她只好决定去找同是陈昌浩妻子的张琴秋，试试运气。

在对待陈昌浩的前妻刘秀贞及其孩子的问题上，张琴秋的做法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面对这种难堪的情况，张琴秋表现出了高尚的风度与品格。她热情地接待了刘秀贞，对母子俩的生活作了妥善的安排，还将陈昌浩临行前给刘秀贞的一封信读给她听，大意是对刘秀贞说：谢谢你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延安，我又不在此地，实在对不起你了。希望你好好听琴秋的话，安心学习文化，以准备将来搞好抗日工作。

在张琴秋的帮助下，刘秀贞很快就办理了入伍手续，先在延安干部子女保育院工作，后又安排在保育小学工作。在张琴秋的帮助下，努力学习文化与政治，进步很快，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琴秋与刘秀贞坦诚相见，亲如姐妹。延安的工作是紧张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她们白天忙完各自的工作后，晚上则住在一眼窑洞里，点起油灯，自己动手捻毛线，常常是边捻边谈，直到夜深。张琴秋常常主动地向刘秀贞谈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刘秀贞听了是又感动又钦佩。

但二妇同属一夫，无论如何是不能被革命风气弥漫的延安社会所允许的。对此，陈昌浩赴苏之前巳经向张琴秋做了交待。

一天，张琴秋突然对刘秀贞说：“你和昌浩是结发夫妻，感情也很好，又有两个孩子，过去是革命与战争使你们分离了；现在我应该退出来，让你们团圆。”她讲得诚恳而又真挚。

刘秀贞连忙答道：“那不行！我没有文化，又没有做工作的本领，完全不能帮助昌浩工作；你和我不同，你有文化和工作经验，你过去帮助过他工作，今后还可能帮助他。你们的结合才是般配的，退出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琴秋姐呀，你若再这样说，那就是赶我快点走。”刘秀贞也说得十分坦诚。

这时，张琴秋才把陈昌浩临走时留下的话转告了刘秀贞。意思是：自己要去苏联治病，不能见刘秀贞了。刘秀贞含辛茹苦帮我把两个孩子抚养大，自己永远感激她。现在事情已经成了这个局面，也是不得巳而为之，对自己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对谁都不忍心伤害，可又实在没有办法处理，只有请组织上帮助解决吧。

刘秀贞文化不高,却能识大体，虽然对陈昌浩的态度非常伤心，还是强忍悲痛对张琴秋说：“昌浩遇到了困难，我要帮助他，也只有我才能帮助他摆脱困境。你和昌浩一起打了这么些年的仗，感情很深，还是我退出吧。”

不久，在组织的帮助下，刘秀贞正式解除了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那时候结婚离婚并不需要办什么法律意义上的手续，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就算合法了。就这样，一场历史遗留下来的婚姻难题，在张琴秋、刘秀贞这两个女人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中，妥善地解决了。

张琴秋对刘秀贞怀有一种歉疚之情，所以对她依然很关心，后来，张琴秋为刘秀贞介绍了原4方面军的老战士周益，见过面后，彼此都觉得不错，没过多久刘秀贞就和周益结了婚，重新建立了新家庭。周益怀着对老首长陈昌浩的崇敬与热爱的朴素感情，与刘秀贞一起,默默地担负起抚养陈昌浩后代子孙的责任。

2、张琴秋组织了新家庭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然向苏联发起了突然进攻，陈昌浩一家随同大批被紧急疏散的人员来到了中亚共和国一个叫做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过去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中的一名重量级人物。他被安排到一家采石场，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苦力。身在异国，陈昌浩的心依然留在了国内抗日战场上。他不停地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谁也没有给过他只言片语的回音。

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穿上苏联红军军装，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3人找回莫斯科，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立即向苏共中央正式递交申请，要求回国，苏共中央回复说，他回国，必须有中共中央的调令。陈昌浩只得留在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他的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政党论》《列宁文集》（两卷集）等先后在苏联出版。这一期间，他和莫斯科姑娘格兰娜组成的家庭中又增加了最小的儿子祖莫。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令他痛苦不堪的是，仿佛当年的革命战友们早巳将他遗忘。不久，蔡畅途径莫斯科，前去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强烈愿望。蔡畅回国后，他望穿双眼，结果依然如故。（陈昌浩送儿子祖涛由苏归国前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昌浩欣喜若狂。陈祖涛回忆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我陪父亲在高尔基大街上买东西，他高兴啊，那一天特意穿上了西装，打上领带，戴着礼帽。还对我说，‘哎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次我总算可以回去了！’”

他托每一位来莫斯科的老战友给中央带话，希望能尽快回国工作，可是，他的每一次要求，总是渺无音讯。

陈昌浩除了翻译马列著作之外，1948年，苏联方面又请他主编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旧版是10月革命前编纂的，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后，陈昌浩把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之中。这部辞典后来成为在新中国的俄文学习者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一部辞典中的经典。

陈祖涛回忆说：“1951年初，我父亲主编的《俄华辞典》终于完成出版了。父亲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大使等中央领导人签上名，送给他们做纪念。厚厚的一大摞啊，全是我一个人扛到大使馆去的。”

俗话说，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

这一次，北京城里的中南海终于有了回应。

“祖涛，你父亲回国的事，毛主席总算点头了。”1952年4月里的某一天，陈祖涛突然接到莫斯科同班同学、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的电话。

“确实吗？”陈祖涛不敢相信。

“我爸爸告诉我的，还会有错？”

陈祖涛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

不久，离开祖国13年之久的陈昌浩终于携格兰娜和祖莫踏上了归国的列车。由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到达前门火车站时，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到车站迎接。这让他倍感温暖，对他这样经历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来自党中央的信任更宝贵的了。

当年的老搭档徐向前当时担任着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要职。为欢迎昔日老战友陈昌浩的归来，为人处事从来低调的徐向前破例在自己的寓所大摆家宴，邀请了王树声、倪志亮、周纯全、李先念、王宏坤、傅钟、洪学智、王建安、詹才芳、秦基伟、张震、刘华清、黄火青、张琴秋等几十名在京工作的原4方面军的老同志前来欢迎他们分别巳经多年的“老首长”。

因为前面有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去前门火车站迎接陈昌浩归来垫着底儿，所以大家也就不存在什么顾虑。再说，建国初期，万象更新，党内军内的政治风气很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后来那样复杂紧张。

席间，红星闪耀,觥筹交错。这一大批共和国的将军政要，其中还有好些位后来成为党和国家、军队领导者的军人们，争相上前与陈昌浩敬酒，欢迎他的归来。

陈昌浩频频举杯，笑答酬酢。

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同时也是让陈昌浩强作欢颜，而倍感难堪的一刻。

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4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短短六七年时光，是他人生最耀眼的巅峰阶段。这巅峰上下洇染着烟火和血色，也给他镌刻下了终生难以洗雪的“罪痕”。二次南下和“密电事件”犹如两道沉重的枷锁，早就牢牢地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在徐向前寓所宽敞的大客厅里，落魄的陈昌浩也处处显露出落魄之相，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手下的军长、师长，如今共和国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将军政要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

当他的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出现在大门前时，他更是既尴尬，又愧疚，赶紧主动迎上前去握住张琴秋的手，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张琴秋却大度地说：“过去的事，我们都不要再提它了。我真要记在心里，今天就不会来参加这个宴会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也是你过去的老部下，我们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

陈昌浩一声惊叫：“啊，苏院长！”

苏院长就是河南潢川人氏苏井观，他是天津海军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红军后一直从事医疗工作，在通江时期，就担任王坪红军总医院院长。建国后参予了卫生部的创建工作，此时是卫生部副部长。张琴秋与苏井观应当说早就有了缘分，只不过往后推迟了五六个年头。陈昌浩随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病。一晃两三年过去了。张琴秋一直等待着陈昌浩养好身体早日归来，可是忽然传来消息，陈昌浩竟然与一个莫斯科姑娘同居了！当张琴秋确认这一消息千真万确后，她果断地向中央写出报告，请求解除了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

张琴秋与陈昌浩离婚后不久，一直暗恋着张琴秋的苏井观，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苏井观此时在陕甘宁边区晋绥5省联防军卫生部工作，他比张琴秋小1岁。张琴秋在4方面军总医院任政治委员时，苏井观担任总医院院长。这位知识分子也像张琴秋一样多才多艺，不仅医术高明，唱歌演戏打蓝球，样样在行，其性格与张琴秋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当沈泽民牺牲的消息传来后，苏井观由对张琴秋的同情很快变成了爱慕。但在面对与自己上级的爱情的时候，平时活泼开郎的苏井观却缺乏主动进攻的勇气，一直不敢主动向张琴秋表白，最后眼睁睁看着“花落旁家”。而这一次，爱情的火花在他心中重新燃起，两人知根知底，原本就有感情基础，很快就相爱了。

1943年春，张琴秋与苏井观幸福地结合了。婚礼在柳树店五省晋绥联军卫生部苏井观的窑洞里举行，徐向前和当年4方面军的许多老战友都从延安特意赶去向他们表示祝贺。新房的墙壁上张贴着原4方面军老战友撰写的一副对联：“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这时苏井观已经38岁了，而“新娘”张琴秋还比他大1岁，都已不再年轻。与张琴秋、苏井观交往很深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因在重庆而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1943年7月，周恩来、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当时延安的一家饭馆里宴请了苏井观和张琴秋，向他们表示庆贺。

陈昌浩梦寐以求想回国效力，而最初国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表现出来的中兴之气也的确让他无比振奋。可是，几年之后，事情渐渐地变得令他担忧起来。毛泽东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地位权威巳经坚如磐石，对当初追随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部下也开始不放心起来。随着“高饶反党集团”、“萧克、李达、郭天民反党宗派集团”、“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清洗，再加上军内对刘伯承的批判，以及铺天盖地的“反右”、“反右倾”运动，使身戴罪枷的陈昌浩感到不寒而栗，昔日的老虎自觉地变成了绵羊，过去的锐气荡然无存，他深居简出，谨言慎行。并且在一些无法回避的场合一次又一次公开地、真诚地忏悔自己的“罪行”。

3、欲行不敢，欲罢不忍

1962年，刘少奇和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靠着“三自一包”这一剂灵丹妙药，很快使嗷嗷待哺的中国老百姓从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

大地回春之际，陈昌浩负责编译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发行了，组织上给了他一次较长的休假。不少老同志都劝他回湖北老家看看，还说：“共产党员也是人嘛，总不能断了故乡故土的根！”

陈昌浩从1927年离别故居，至今已35个年头不曾回过老家湖北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了。1937年他从河西走廊死里逃生后，曾千里辗转到了鄂豫皖根据地英山县，因为国难当头，来去都很紧迫，也仅是通知母亲和刘秀贞把祖涛带到汉口旅馆里匆匆见了一面，根本就顾不上回乡探望。

就在这次休假期间的某一天清晨，陈昌浩出了他在王府井附近的住所红霞公寓，沿街长跑锻炼时，忽然拐进了景山公园。他知道家住景山后街的张闻天，每天清晨都在景山公园锻炼身体。陈昌浩对于是否回老家探亲，很想听听久经历炼，比自己更加老成持重的张闻天的意见。

时过境迁之后，这一对当初为了不同的政治识见而挺身于风口浪尖，曾经搞得来剑拔弩张的大人物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早已在历史的长河里烟消云散。由于编译工作方面的关系，两人之间过从甚密，近些年为了理论上的探讨，几乎时常见面，恳切交谈。

张闻天如此温良谦恭，谨言慎行，却仍然在庐山会议上闯下了一场塌天之祸，被解除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职务，邃智的脑袋上被扣上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两顶黑帽儿。其夫人刘英和儿子虹生亦受到株连，政治生涯已走到尽头。可身遭厄运的张闻天却不肯赋闲在家尸位素餐，被罢官后，几经写信申请，才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工作，在孙冶方手下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特约研究员”。连续3年大饥荒过后，1962年早春日转清明的政治气候，使他这个“特约研究员”又豁然开朗了许多，钻研政治经济学的劲头较之以往更足了。

张闻天听陈昌浩说明来意，想也未想便说：“好啊，昌浩同志，有张有弛，文武之道嘛。辛苦了这么些日子，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陈昌浩说：“不少同志都劝我回湖北去一趟，我正犹豫不决呢。”

张闻天不禁摇了下头，抽抽眼镜说：“你当年的那股子刚劲怎么一点也没有了？怎么回国后短短几年工夫就把脾气改了？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陈昌浩吗？”

陈昌浩自嘲地笑笑，说：“人总是可以改变的嘛!”随后才说，离开老家30几年了，他当然想回去看看。可是，武汉地区有不少4方面军老同志，他这脸上烫了金印的人，很不好意思去见他们；即使回到湖北，人家不好办，他也难为情；再说，那些昔日的老部下假若真地张罗起来，他受人厚爱，今后也无法回报……总而言之，思想上顾虑重重，感到欲行不敢，欲罢又不忍。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张闻天挥挥手，不以为然地说，“你有什么可顾虑、可犹豫的？犯了错误，你不仍然在努力地为党工作吗？你陈昌浩还是陈昌浩嘛？就像我张闻天，不当官了，还是张闻天嘛！把你过去的刚劲拿出来，趁这大好春光，赶快回老家走一趟！”

陈昌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昔日的战友与对手，心中汩汩涌腾起一股暖流。

陈昌浩知道，张闻天这几年所遭受的痛苦折磨，比起自己在延安受冷落时的境况更加凄惨，可他却丝毫没有消极遁世的念头，仍然是一副拿得起放得下的坦荡胸怀。

陈昌浩不无感慨地说：“闻天兄，你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在张闻天的鼓励之下，这年5月，陈昌浩终于圆了回乡探亲之梦。

令陈昌浩既担心又感动的事情果真发生了。在武汉军区和武汉市委工作的陈再道、宋侃夫等老部下听说他要回武汉，唏哩哗啦邀来了一大帮原4方面军的老战士聚在一起，欢迎他们昔日首长的归来。

席间，不少人谈到往事，尤其是西路军的遭遇和延安批张运动，虽然语多节制，但一个个声音哽咽，热泪盈眶。

陈昌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既害怕这样的情况会给前来欢迎的老部下们带来麻烦，又深为老部下们表露出来的真挚感情所打动。

最后，他站起来，痛心疾首地对大家说道：“兵败祁连之事，我陈昌浩实在难辞其咎，二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10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这些年每当我想到这些血洒荒丘的英灵，犹如万箭穿心……我过去对不起毛泽东，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大错。西路军时打了败仗，我作为主要领导难辞其咎。但党中央毛泽东宽大了我，让我学习提高。我回国以来，先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初回国时的情况，我在教学中可以系统总结一下我的经验教训，继续摈弃一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理论队伍。后来调我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真正是搞我的老本行了，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在和平建设时期，能够得到这样的任用是很不错的了。同志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绝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

在面对着济济一堂的老部下们讲话的过程中，他曾三次深深鞠躬，以表疚愧之情。

当事人言之恳切，耳闻者无不为之动容。而一些含冤负屈、牢骚满腹的老战士，同样被感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在汉期间，宋侃夫特意派车把陈昌浩的结发夫人刘秀贞接到翠柳宾馆，让这一对离散多年的夫妻见了一面。

过去的夫妻，如今成了革命同志，让陈昌浩好生感叹。面对刘秀贞，他满怀内疚而又不无感激地说：“秀贞，我这次能在武汉和你相会，多亏了张闻天同志，还有宋侃夫……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很高兴了。”

4、昔日夫妻，殊途同归

“文化大革命”开始，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

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编译著述工作的陈昌浩被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强加上“张国焘忠实走狗”的罪名，无休止地揪斗，侮辱和毒打每日不断。陈昌浩亲眼目睹了彭德怀、徐向前、贺龙、陈毅被戴高帽游街示众的情景，风闻李立三“畏罪自杀”、张霖之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了婚，但仍然被关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8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大叛徒张国焘的忠实走狗陈昌浩的老婆”。

格兰娜生的儿子祖莫也和同父异母的哥哥祖泽、祖涛一样被逼得四处逃命。（晚年陈昌浩）

陈昌浩深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1967年7月30深夜，万念俱灰的陈昌浩在红霞公寓里吞下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深感痛苦和困惑不解的世界。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陈昌浩的墓穴里，还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陈昌浩是1906年生人，他在人世间刚走完一个甲子。

陈昌浩含冤而去，他过去的妻子张琴秋也恶运当头了。仅仅在了陈昌浩自杀九个月后，张琴秋也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大半生戎马征战的张琴秋与苏井观结婚后，总算过上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她在成为马家军俘虏之前在冰天雪里生孩子的经历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但身边有4个女儿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除张琴秋与沈泽民的女儿张玛娅外，还有张琴秋妹妹张兰（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女儿张克宁，苏井观哥哥的两个女儿苏玉雪、苏桂芳。张琴秋与苏井观恩恩爱爱，一家6口人，其乐融融。但好景不长，1964年5月26日，与他相搀相伴了20来年的老伴患癌症撒手而去了。

两年后，刚刚从丧夫之痛中解脱出来的张琴秋，又遭受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她这位副部长致祸的由头，却与所有詈难者不同。她是因为一件多年前的小事，待到“文革”风暴刮来时被小人告了“御状”，而招致大祸临头的。

小事太小，不过是8个中国字。

小事又太大，张琴秋是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写下这8个字的。

一件小事能给共和国的副部长招来灭顶之灾，是因为毛泽东在台上为他们作内部报告，她居然在台下信笔涂鸦。

时间是建国初期的某一天。台上的毛泽东口若悬河，引经据典，讲得来兴致勃勃，台下的省军级官员们一个个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当毛泽东讲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时，张琴秋顺手把这8个字写在自己笔记本扉页上。太随意了，那扉面上恰好印着小小一帧毛主席的彩色画像。一辈子大大咧咧的张琴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更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一位同志脸上掠过的微妙神情。

几年时间过去了，她巳经把这件小事彻底忘掉了。可是“文革”一来，小事变成了滔天大罪！那位记忆超群的同志居然告了她的御状。这还了得！8个字被定性为“恶攻罪”。为对付张琴秋，中央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参加专案组的成员全都来自公检法和军队，规格远比对付陈昌浩的“红卫兵”、“造反派”高，斗争火力也更猛烈。纺织工业部大楼里的几间屋子被辟出来成了关押、审讯张琴秋的“禁区”。专案组整天围着她下工夫。既有“现行”，又有“历史”，张琴秋很快被定为“罪大恶极的反党分子”。接下来就是暴风雨般的批斗。日以继夜的审问。车轮大战，拳脚交加，弄得原本就有伤有病的张琴秋生不如死。张琴秋这才知道，这些理应是她的同志的人收拾起自己的同志来手段决不比当年大西北的马家军差。可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张琴秋无论他们怎样折磨摧残，她交待的主要问题始终围绕着三点。第一、8个字的动机无法形容，说不清楚；第二、当年被马家军俘虏后保持了大节，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第三、王明是叛党分子，自己早巳和他划清了界限，决不会包庇。

张琴秋还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但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分汇报交上去，她便含冤离开了人间。

关押期间，她曾给陈祖涛（笔者注：陈祖涛是中国著名汽车工业专家，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今犹健在）带过口信：“我是绝不会自杀的。”在清理“畏罪自杀的反党分子”遗物时，人们在一本书中发现了一份很像绝命书的“思想汇报”。张琴秋写道：“18日晚专案组找我开会，批判我的态度不老实。……8个大字问题，我所以要求鉴定和自己查毛泽东讲话的来源，不是嫁祸于人，而是因为自己实在挖不出头脑里反毛泽东的思想动机。我明知道党的政策，……但我思想上没有，怎么办呢？8个字写在毛泽东像片上头完全是偶然的，无意的。……可是，交不出思想，谁也不会相信，结果还是不老实，死顽固。当天晚上开会回来久久不能平静，所以第二天又请示了×××同志。他的回答很干脆，8个字想不起动机，谁也不会相信。这样，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

但是，在严密的看管下，她没有机会朝“剩下的一条路”上迈步。

1968年4月22日深夜，纺织部办公大楼万籁俱寂，阴风惨惨。张琴秋无意中发现看守一时大意忘记了锁门。她喜出望外，终于抓着机会了！她忍住伤口的疼痛赶紧翻身下床，悄悄打开房门，一瘸一拐地往外走去……。

第二天清晨，专案人员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不见人影，吓得鸡飞狗跳，赶紧四处寻找。最后在大楼西墙根的水泥地上，发现了张琴秋。这位“盘子脸、大眼睛，短头发。身穿灰布军装，头戴红五星帽，打绑腿，扎大皮带，挂在腰杆上的手枪把上拴着两朵红通通的绒线花，惹眼得很”的昔日女将军，此时遍体麟伤，身上和白发苍苍的脑袋上血迹斑斑，身体冰凉，早已经离开了这个曾经让她无比热受，并为之贡献出了毕生精力的世界。

张琴秋“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决不能让她一死了之。

“张琴秋恶毒攻击毛主席，她生的女儿，也绝对不会是好人！”这是某个地位巳经高到了“德高望重”地位的领导人作出的指示。有这样的指示，专案组也就把炮口对准了领导明确指出的新对像。

在张琴秋自杀的第二天，女儿女婿就被分别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在非法关押期间，与李纳、朱敏、刘爱琴等一起在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此后又一同回国的红色后代张玛娅被折磨得神经错乱，双耳失聪，惨景难以用语言形容。

关押审查两年后，好容易株连结束，张玛娅开始有了点自由，可没想到，又一场更大的灾难接踵而来，把她逼上了绝路。

1976年清明节后，在一次讨论会上，曾经亲自目睹和参予了“十里长街送总理”那感人场面的张玛娅不顾当时的政治气候，公然为被镇压的群众鸣不平。认为广大群众自发到天安门送花圈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没有什么不对，当局不应该用严厉手段进行镇压。

会议主持人正要查找有关*的敌情上报，马上压抑下内心的兴奋，装聋作哑地向张玛娅发问。请她再仔细讲一遍。张玛娅又将自己的看法重复了一遍。于是，对她的政治迫害便接踵而来。同年，就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不堪折磨的张玛娅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间。

与母亲一样，她也留下了一份绝命书。

“……我感觉到为难的是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也无法用虚伪的检查去保全自己的名声和家人的安全。党性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交易。那么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一、我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我对他是坚定不移的。二、我到底怀疑谁？不相信谁？反对谁呢？这就是江（青）、张（春桥）两个人，我反对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搞私活、搞极左。他们两个人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勾结起来整我们亲爱的周总理的材料。就是他们两个反对周总理，就是他们两个阴谋策划了《大参考》和《文汇报》的反总理事件……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没有勇气活着说出自己的这些观点。因为在同志们面前第二次以反革命分子的面貌出现，这是最难受不过的了。活着没有勇气讲，死了起码应该有这个勇气讲吧！反正这样坚持真理而死比虚伪地活着好。我知道我死后会名声扫地，但如有一天真相大白，希望党组织能够恢复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誉。我的家，我的孩子无罪，希望能够加以保护。”

一个月后，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一个黑暗的时代划上了句号，一个伟大民族的悲剧总算是结束了！

新时代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扬眉吐气的全中国人民，同样也沐浴着冤死于九泉之下的无数亡灵。

在陈昌浩自杀身亡13年后，他的名誉得以恢复。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在八宝山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悼词称：“陈昌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而他的老搭档徐向前对他的评价是：“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轻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作自我批评。”

1979年6月，中共中央在八宝山为张琴秋举行了追悼大会。悼词称：“张琴秋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都是勤勤恳恳，忘我工作。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人与人之间恢复了正常的感情，历史也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倘若陈昌浩和张琴秋这对昔日的革命夫妻九泉

 

第二十一章：张国焘逃离延安

    所以我坚持我个人的看法：是王明吓跑了张国焘；即使张国焘在此之前巳有了叛逃之意，也是王明的这次谈话促使他提前采取了行动……在京西宾馆，张国焘给我三条路，我选择了回延安，没想却被关进了保卫局监狱。

1、飞机秘密降落延安

大约在10月，张主席终于决定离开万花山中的古庙，搬到城内边区政府去居住。

促使他搬家的原因是他的老婆杨子烈带着儿子海威到延安来了。杨子烈在上海的助产学校学习过，到延安后，被安排到边区医院搞助产工作。海威那时巳经十来岁了，在城里专为高级干部子弟办的保育小学读书。再住在山上就太不方便。

稍前一些时候，中央巳对边区政府改组，由张国焘任主席，潘自力任秘书长（不久改由伍修权接任），马明方（建国后任中组部副部长等职）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建国后任地质部副部长，后因妻子李健彤写了一部“反党小说”《刘志丹》而遭难）任建设厅长，周扬任教育厅长。

有不少写张国焘的史料上都认为他叛逃时是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有的写成副主席，这是不确的，他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主席。

那个时候，边区政府巳经安排了两眼宽敞的窑洞给张主席住，有洁癖的杨子烈嫌窑洞里空气不流通，不卫生，坚持要住平房。后来由刘景范派人专门给他修了几间平房，还砌了一道围墙把张主席一家和其他人住的地方隔离开来。

杨子烈也是1921年参加中共的党内元老之一，她从二十年代初起就广泛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不仅是中共妇女运动领袖之一，还曾经两次赴莫斯科深造。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章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直到I938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就在搬家那天，又发生了一件不能不提的小事。中央政治保卫局来了个通知，要张主席的警卫排全部到中央警卫团报到，另行分配工作，张主席的警卫员由保卫局派来的一个叫李仁国的战士担任。

本来，张主席到延安后，他从川北带来的这个警卫排就隶属中央警卫团领导，警卫团长又归中央政治保卫局领导，所有中央首长的警卫员都是由保卫局派出的。而张主席却一直抵制这件事，坚持把警卫排留在身边，外出时前呼后拥一大群，确实也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张主席看到这个通知后拍案大怒，气得不行。

最终，所有的卫士都走了，而我却仍然留了下来。为啥？这是因为张主席找我谈了话。他说他现在是虎落平阳，忍辱负重，卫士们跟着他，是不会有前途的。但是，他舍不得我，因为在所有的卫士中，他对我的感情最深。为了这事，他还飞马跑到凤凰山去找周兴理论了一番，说我每天都要给按摩，巳经这么多年了，他离不开我。最终逼着周兴点头同意将我留下。

张主席去找周兴之前，先把我叫去谈了话，他让我先看了通知，然后说：“小何，如果你也愿意离开，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跟他们一路走。我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你再跟着我，是不会有前途的。你过去跟了我6年，我感谢你对我的忠诚，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我当时的确也有许多想法。可是，我这种行伍出身的人，一辈子崇尚的就是个义气，莫看当兵多年，政治觉悟并不高，一脑壳“士为知己者死”、“主荣仆贵”的旧残余。从私人感情讲，我跟了首长6年，与首长荣辱与共、同甘共苦是理所当然之事，首长眼下暂时落了难，便撇下他不管，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张国焘只是犯了错误的党的领袖，他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领导人，党的文件，连毛泽东的讲话里，也仍然称他为“国焘同志”，而并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提到张国焘，谁都知道他是个共产党的大叛徒。

而且那时候党的高层领袖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思想认识上产生分歧的时候，他们可以争得来面红耳赤，甚至相互拍桌子，可事情过去后，绝对不是乌眼鸡似的，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一个个都显得非常的宽宏大量。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证明我的话有道理。那时，毛泽东的威望巳经很高了。但威望再高延安的同志们仍旧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人，而不是像后来那样把他当成一尊不可冒犯的神。一个周末，鲁艺文工团到边区政府举行文艺晚会，大家像过节一样的高兴。晚上，毛泽东也来了，他个子高大，又和个子同样高大的张主席并排坐在前面专门为他俩安的椅子上。而机关同志和附近学校来的学员全都是坐地上，矮趴趴的一大坝。后面的学员看不见，急坏了，有的在低声嘀咕。不一会儿，就有几个学员商量好后一齐喊：“毛主席，张主席，请你们坐矮一点，后面的人看不见。”要是在建国后，这还不成重大的政治案件了！可你猜那时候的毛泽东咋个办？他听见了，马上站起来，笑嗬嗬地向后面的人招招手，示意对不起，然后把座椅交旁边的同志传出去，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张主席见毛主席坐地上，他也坐下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人认为喊话的人大逆不道，喊话的人也丝毫没有背啥思想包袱，事后也没有听说要追查是谁喊的。但建国以后，毛主席就不太容易听取与他不同的意见了。

巳经当上主席夫人的江青给下面同志的印像就不太好。这绝对不是因为她后来成了“四人帮”，被关进了监狱我才这么说。那个年代在延安生活的人，不知道江青的人很少。毛泽东经常去鲁艺，有时给师生作报告，有时去看戏、参加文艺晚会。江青很活跃，人又长得漂亮，她还特别会打扮，当时男女学员穿的都是一样的宽衣大裤，女人穿上就没了女人样，可偏偏江清就不，宽衣大裤经她改一下，就变得十分的合体，大姑娘的身段也就显露出来了。她过去在上海拍过不少电影，还是个明星，各方面在女学员中都显得相当出色。也就成了延安青年人中经常议论的人物，都知道她是怎么样进入毛泽东的生活的。毛泽东每次去鲁艺作报告，江青总是端着小马扎坐第一排，全神贯注地盯着毛泽东听，认真作笔记。毛泽东讲完后，她总喜欢主动上前向虚心请教。这样，他们就认识了，而且很快江青便成了第三者，使贺子珍遭到终生的不幸。当时对她有看法、敢于在背后议论她的青年人就不少。我在边区政府，后来到抗大当教员，就听到不少这样的意见。江青主要的缺点是太爱出风头，演戏她是绝对的A角。当然，她的确也演得不错，追求她的人也不少。她当上主席夫人后，经常穿一双油黑锃亮的长马靴，在延安城里策马飞奔，好几个勾子上挎着短枪的卫士扯伸脚杆跟在马屁股后头追，一副“巾帼不让须眉”、“飒爽英姿”的模样（笔者注：据师哲回忆，为了满足江青要穿用宁夏滩羊皮制作皮衣、皮裤的要求，中央办公厅运用保安处的外勤，冒看危险，去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去采买。江青要吃阿胶，中央办公厅通过关系去山东采购，经香港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才辗转送到延安。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9。）

很快就到了冬季，陕北的冬天比川康高原的冬天还要冷。延河结冰了，满山遍野垫起了厚厚的雪被。

就在那样一个寒冷冬天的下午，周副主席从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他来看望张主席时，还叫警卫员扛了一箱牛肉罐头，送了一件厚厚的黄呢军用大衣来，说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

周恩来告诉张主席，他过两天要赶到武汉去，南京失陷以后，国民政府在迁往重庆的途中暂时驻节汉口，武汉一时巳成临时首都。

张主席拜托周恩来，到武汉见到蒋介石后，争取把张琴秋救出来。他说陈昌浩被批判以后，现在闲置在中央书记处，苦闷得很，身边也没个人照料，张琴秋如果能回来，对他也是一个安慰。

周恩来答应了，后来果然也把这事办成了。

他们正说着话，突然空中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我以为是日机轰炸，一个箭步蹿了出去，周恩来的警卫员也跟了出来，抬头看，一架飞机在延安城上空盘旋。

我有些疑惑，说：“怎么搞的？没拉警报呀。”

“不是日本人的飞机。”周恩来也出来了，他对张主席说，“你看它越飞越低地在那里绕圈子，是在寻找机场降落。”

张主席问：“是谁来了？”

周恩来盯着飞机若有所思地说：“不知道呀，我刚从毛泽东那里出来，他也没有告诉我今天有人来。走，我们到机场去看看。”

等我们赶到机场一会儿，毛泽东和张闻天、朱德、刘少奇等也坐着几辆美国人送的吉普车赶来了。一问，连他们也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来了。

毛泽东猜测说：“会不会是王明和康生他们？半个月前，莫斯科就通知我们了，说他们巳经到了迪化，要到延安来，可没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来，怎么个来法。”

直等到飞机降落，舱门打开，大家才看清楚果真是王明、康生和陈云、曾山。

我当时并不认识从飞机上下来的人，但从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对他们热情的态度，便知道他们也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而且，我对王明这个名字早巳从首长们的交谈中耳熟能详了。

飞机上下来的人和机场上的人热烈地握手拥抱，欢叙一堂。

毛泽东开玩笑说：“你们对我们搞神秘主义呀，招呼也不打一个，就突然从天而降了。”

张闻天也说：“要能争取到莫斯科和延安的通航，给我们运点武器和物资来就好了。”

王明立即解释说：“那不可能，根据中苏外长签订的两国谅解备忘录，苏联空军的飞机在中国境内，只有国民党政府有权调遣。我们这次乘苏联空军的飞机从迪化过来，也是属于秘密非法的，所以没有在电报上通知中央。”

毛泽东听后很不高兴，挥挥手轻蔑地说：“斯大林这个老毛子，还是戴着副有色眼镜看我们，在他眼里，我们始终是不如蒋介石的。”

第二天上午，张主席到凤凰山去出席了政治局会议。这一次他表现得很热心，自始至终参加了，可能他不愿意在王明面前也表现出消极的情绪吧。

张主席对这次由王明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的结果是喜多于忧，在新通过的政治局委员的排名榜上，由于王明的坚持，他的位置上升了，排在了毛泽东、王明之后，而仍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则排到了第7位。

张主席回到屋里，精神看上去比过去好了许多。杨子烈和我知道他的地位又上去了，也都很高兴。次日上午，我站在一旁看张主席写字，他写的是狂草，认起来很吃力，但有几个字我却认出来了，那是“猛士如云唱大风”。

写完后他把毛笔往砚台上一放，对我说；“小何，你马上给陈政委打个电话，叫他过来吃午饭。”

陈昌浩接到电话马上就来了。显然，他对张主席地位的上升同样感到高兴。

陈昌浩是个闲不住的人，这段时间，他不断地写出宣传抗日的文章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在延安影响很大。

张主席对陈昌浩说，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是王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事前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王明虽然自作主张把他的名次提到了第3位，并且特意在会上就这一点作了说明，但他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危机感。他说王明仍然是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高论，仗着他的特殊地位和他与斯大林的特殊关系，说起话来像对部属下圣谕似的。仅在几天的会上，就巳经引起了不少人对他有了看法。他估计王明把他从莫斯科搬回来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他在政治局的地位不会稳固。而王明真要一倒，他也肯定要受连累。

他还说王明虽然还保持着对他的信赖，但想必是受到了其他人的影响，在他提出陈独秀的问题时，王明对他表示出了不够尊重。

这次会议上，陈独秀的问题也被提出来讨论了。

本来，在此之前陈独秀就派他的代表罗汉到了延安，与中央商谈陈独秀重新为党工作的问题。张主席说罗汉过去是他北大的老同学、老朋友，和毛泽东也有很深的旧谊，后来与陈独秀一起脱离中共，成为托派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罗汉到延安后先找到张国焘，请张出面搭桥，最好能直接与毛泽东面谈。张国焘把这个忙帮到了，罗汉与毛泽东见面时他也在场。罗汉说到了陈独秀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子为党牺牲，自己又被国民党判了八年徒刑，不久前才因抗战爆发提前被释放了出来。蒋介石派朱家骅出面，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他拒绝了，可是，共产党这边却不能容他，他现在非常苦闷。罗汉说陈独秀非常赞赏中共现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认为既然过去弄得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如今都能摒弃前隙，共赴国难，那么，像他们这一大批过去方向与共产党完全一致仅因认识不同而被关在门外的同志，不就更应该重回党内为党工作吗？

张国焘说毛泽东被罗汉的话打动了，他表示他也怀念他与陈独秀先生的旧谊，也欢迎他这种积极的态度。他说，我们现在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战，陈独秀如果承认自己的错误，中央当然会欢迎他重回党内，一起抗日。

谁知王明在会上一听到这件事后，立即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

张国焘说因为他清楚毛泽东的态度，所以谈了一点与王明不同的看法。话刚说完，王明就非常武断地说：“中共和什么人都能合作，惟独对托派是个例外。我们的任何作法都不能违背苏联现行的政策，口径上必须和联共（布）保持一致。”他进一步明确地说道，“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动刽子手合作，但决不能和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以及他部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决不可以与陈独秀这样的人合作。而且，在迪化时我还听说过，陈独秀现在巳经堕落为日本人的间谍，日本人每月还给他300块津贴。”

毛泽东这时笑了笑，说了句棉里藏针的话：“这样的传言，在延安早巳有之，说陈独秀巳经成为日本人的间谍，仅以传言为凭，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吧。”

可王明仍然坚持他的意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整肃托派，连皮达可夫、索科里尼柯夫、拉狄克这样的大人物都巳经被抓起来了，他们巳经供出准备和布哈林、托姆斯基一起剌杀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对托派恨之入骨，我们却准备和中国的托派头子陈独秀拉拉扯扯眉来眼去，如果让斯大林知道，那还了得！所以，他坚决认为，为了党的最高利益，我们的宣传工具口径一定要统一，即使陈独秀不是日本间谍，也应当肯定他是日本间谍。

听张主席说到这些事，陈昌浩连连叹气，说：“我料定王明倒台不过是早迟的事，他那几板斧，根本斗不过毛泽东。”

张主席说王明进一步强调，党内必须加强对托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王明以提问的方式说道：“联共（布）内部有如此众多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了吗？”自己又马上回答。“中共内部必然也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彻底，没有能够把他们揪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能与陈独秀团结合作，而必须加紧反托派。在抗战的大形势下，必然有些叛党和离开党的分子，企图重新混进党来，我们决不能宽容他们，对于现在党内，过去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人，党对他们也不能轻易放过。”张主席忧心忡忡地说：“王明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言者无意，他可能是泛指，或是专指洛川会议上的几个重要的反对者。因为洛川会议后，他们和中央的矛盾巳经冲淡了中央对我的成见。但听的人显然会把我也当成后一种对像。”

陈昌浩听到这话也颇为不安了，但他仍然对王明抱有希望，说：“可能不会吧，王明既然坚持恢复你在党内的地位，就足以证明他对你的信任。再说，1931年我俩去鄂豫皖开展工作，不也是他王明御笔亲点的么？我看，王明对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2、来自王明的威胁

下面，我就要谈到张国焘逃离延安投向国民党这件大事了。

在谈这件事之前，我想提一个我足足想了60多年的问题：张国焘为什么会跑？

这个问题很大。过去，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是没有资格和权力来谈论这样重大的问题的。这问题在我被关在保卫局监狱里写交待时，以及后来被押送到南泥湾劳改时，我都想过，但没敢写下来；建国几十年我在大巴山当农民时也想过，也没敢说出来。现大，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我觉得可以也应该说出来了……何况，我巳是这样一大把年龄，今天不讲，明天就不一定有机会讲了。

过去，一直到90年代，一些文章在谈到张国焘叛党这一重大事件时，口径大都是一致的，就是认为张国焘叛党是出自他的反动本质，单纯依据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追溯到张国焘的封建官僚家庭出身，以此证明张国焘最后走向公开叛党是剥削阶级意识的必然行为。有的还说他参加革命原本就是政治投机。

这样的说法普遍得几乎形成了定论却缺乏常识，张国焘参加革命的时候，恐怕是无任何“机”可投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共产党。

以我的亲闻亲见，我总感到这样一些结论都未免过于简单、浅薄了。为什么我们党的另外一些出身非工农家庭的领袖级人物，或能为革命慷慨捐躯，或能为党和人民的壮丽事业建立卓越的功勋呢？如果单纯按照家庭出身来看，绝大多数革命领袖的家庭是可以被划到“黑五类”成份之列的。显然，用“血统论”解释不了党的领袖人物，同样也解释不了张国焘。

我认为，张国焘叛党的原因不管细究起来有多么复杂，其主要的却只有两点。

第一点，批张运动结束后，张国焘巳威望扫地，虽然由于王明的原因他仍留在了政治局里，并排名第三，但手中巳无任何的权力。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政治路线的失败远甚于军事路线的失败，因而极其痛苦。以致于他被免去红军总政委之职后，拒绝新的工作，坚持搬出中央机关，带着我们隐居到万花山中的一座古庙里，不安电话，不看文件，装出一副看破红尘，与世无争的洒脱样子。其实是向党中央表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懑。

但是，我还不能认定张国焘此时说己经萌发了叛党的念头。即便何畏叛逃事件对他有所触动，也还不能肯地说他那时就巳决意效仿。如果过去的矛盾不再激化，不给他造成一种生存威胁，张国焘是有可能不跑的。

我要谈的第二点，恰恰是张国焘受到了强烈的威胁。而威胁他的人，不是别人，偏偏又是当时从莫斯科回来不久，被张国焘视为救命菩萨，在政治局排名第二的王明。

我认为是王明吓跑了张国焘。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篇史料涉及到这个重要的问题。

1938春节前夕，王明突然带着警卫员来拜望受到冷落的张国焘。

在张国焘眼中，王明一直是他的救命恩人，当初他作为党中央全权代表到鄂豫皖苏区接管党政军大权，就是王明的安排。而不久前又是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提高了张在政治局的地位。可以说，是王明重新鼓起了张国焘深藏在心底的政治欲望。

但是，同样是这个王明，又很快地粉碎了张国焘的欲望，甚至使他强烈地感到了生命之虞。

我记得那一天干冷干冷的，阳光明亮，没有风，在陕北的初春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

那时张主席以杨子烈住不惯窑洞为由，由边区政府为他建了一个有四间平房的小院子，刚刚搬进了新居。杨子烈还弄了些花花草草，把小院点缀得生意盎然，王明和张主席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一张石桌子边进行的。开始很亲切，王明告诉张主席，他过两天就要到武汉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后来，他们谈到了毛儿盖，争论就从这里开始了。

王明问张主席：“我看过你给中央写的检讨了，也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我想问你一下，你认为毛儿盖分裂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张主席考虑了一阵，字斟句酌地说道：“我巳经在接受批判时明确承认了，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王明摇着头说：“这不尽然吧，我看还有托派在暗中作怪的重要问题。”

“托派！你是指……”

“你当时的副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托派分子。”王明以肯定的语气说，“我这次回来路经迪化时，叫邓发同志把他们抓起来了。”

“李特、黄超怎么会是托派？”张国焘大为震惊。

“这一点不用置疑，他们经邓发审问后，均巳供认不讳。我巳经下令把他们枪毙了。”

“什么，你把李特黄超枪毙了！”张国焘这下沉不住气了，冲动地嚷道：“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托派！你甚至可以说张国焘也是托派，把我也抓起来枪毙算了！”

“不，你不是托派。但是，中央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受到了托派的利用。李特、黄超在供词中巳经承认了这一点。”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在过去的内部斗争中发生的苦打成招的事例难道还少了吗？在甘孜时贺龙就告诉我，夏曦在湘鄂西肃反时，采用刑讯手段逼供，冤杀了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差点把他也当反革命杀掉了。后来不少供词中涉及到夏曦，说他是‘AB团’、‘改组派’的头子，这才使他醒悟过来，知道供词是不可全信的。我们为什么这样缺乏自信，总觉得党内到处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呢？”

张主席的态度激怒了王明，他板起面孔严肃地说道：“国焘同志，我认为你目前这样的情绪是不利于党的建设的，也是相当危险的。我再强调一次，中央至今认为你还不是托派分子，还仅仅是受到了托派分子的利用。”

张主席仍然执拗地说：“我认为我所犯的错误和托派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仍然坚持李特、黄超不可能是托派分子。”

王明脸上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说：“我看你党内斗争的意识还得加强才行，内部的敌人，他们总是隐藏得很深的。在这一问题上，斯大林同志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过去在莫斯科时和你很亲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暴露，我对他们一直有怀疑。这次在新疆，我叫邓发把他们抓起来一审问，果然全都是托派……”

“你把俞秀松他们怎么样了？”张国焘又是一惊，急着问。

“对托派分子，我们决不能有半分的同情。他们是联共中央派到新疆的人，我巳经派人把他们押送回莫斯科，等待他们的，当然是法律的严惩！”

张主席猛地闭上眼睛，长吁短叹，再无说话的兴趣。他万万想不到，王明居然会对俞秀松这样的中共创始人下毒手！他对俞秀松太了解了。他们一起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1920年，陈独秀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厅长后，由俞负责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指导全国的建党工作。次年，受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上海党团组织的委派，俞秀松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未能参加中共一大会议。俞秀松回国后，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和赴各地抓建党建团工作。1925年冬，受党中央派遣，率领100多名党团员赴苏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任教。张国焘任中共驻共产国际副团长时，又与俞秀松过从甚密。1935年6月，联共中央派俞秀松等25人进入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俞秀松化名王寿成，出任新疆学院院长，并娶盛世才之妹盛世同为妻，利用特殊关系，和延安派去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徐梦秋等人相互配合，努力为党工作。这样的同志，怎么能是托派？而且还把他们抓起来送到莫斯科？（笔者注：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遭王明逮捕后转押莫斯科，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1962年，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1996年8月，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为俞秀松彻底平反）???

王明见张主席情绪不佳，遂起身告辞。

“国焘同志，看来我们这次谈话很不投机，将来有机会再接着谈吧。”

“好，好。王明同志，你今天告诉我的这些情况很突然，对我思想上震动很大，我需要认真地想一想。”

请注意，这次谈话距离张国焘叛逃不过一个多月。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国焘基本上再没有受到其它的刺激。

所以我坚持我个人的看法：是王明吓跑了张国焘；起码可以认为，即使张国焘在此之前巳有了叛逃之意，也是王明的这次谈话促使他提前采取了行动。

3、黄陵之行

叛逃是1938年4月4日这天开始发生的。张海同志巳经有文章谈到了张国焘假借黄陵祭祖叛逃的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简略地谈谈有关我所亲历的事。

随张主席一起去黄陵的，有我，陆煜秘书，有从未得到过张主席信任的警卫员李仁国，还有保卫局派来担任张主席临时警卫的一个特务班。

从延安去西安，汽车必经黄陵。两端的里程基本相等。三点一线，如同一根扁担，黄陵一头挑着延安，一头挑着西安。

吃过早饭后，我们全部人员在边区政府大门前登上一辆从公路局调来的大卡车便出发了。

翻过大劳山以后，沿途一马平川。黄土高原上的土地不像四川的红壤土那么肥沃，浑黄满目，沟沟壑壑，地里的庄稼也不太发旺。巳经进入早春时节了，塬上本来就不多的树木都还没有发芽吐绿，见到一些水面，也都沉寂着好似冬眠未醒。

卡车“吭哧吭哧”响着，一路过了甘泉、茶坊，四周没什么吸引人处。虽是上午，也让人觉得有些睡意上泛。

就在众人昏昏欲睡时，前面一处绿色陡然扑入眼帘，平川里突兀起一堆翡翠。远远望去，就像墨绿色的核，外面包裹着一层水灵灵的雾汽，袅袅地向上蒸腾。近了，那些黛青翠绿渐渐活起来，竟是满山的苍翠古柏，直向我们拥来。在这满眼一片土黄的高原旷野，乍见如此奇景，马上令人精神一振！

有人惊奇地问：“嘿，这是什么地方？”

有人回答：“桥山！黄陵！”

我们赶到现今巳更名为黄陵的中部县时，天色巳近黄昏了。城里热闹非凡，灯火通明。所有的商铺都开着门，街边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黄陵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不单是西安，连成都，重庆、昆明都有不少人专门赶了过来。街上的人也大都衣冠楚楚，不是长袍马褂，就是西装革履。

国民党方面派出的祭陵代表是第10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主席、西安行营主任三职一身的蒋鼎文。他比我们先到达中部县城。

当天晚上，国民党的中部县政府在一家饭馆没宴款待国共双方的大员。蒋鼎文的随从去了十几个，随张主席去的有我和陆煜秘书。张主席让李仁国留在了特务班里。

参加完宴会回来，天巳经完全黑了。双方的卫队随员住在县政府两边的小厢房里。那是一所古色古香的大宅院。张主席、我和陆秘书住二堂，蒋鼎文与他的贴身卫士住三堂。

我很快准备好了热水。

张主席进屋后抹了把脸，洗过了脚，然后对我说：“福圣，明天祭陵的事，我还得和蒋鼎文商量一下。你留在屋里，有什么事，照料一下。”

张主席走后不一会儿，小李急匆匆进来了。他一见我就抱怨说，没人管他们的晚饭，等到天黑，特务班的战士都找他要饭吃，没办法，他才借了个筐，到街上买了一大筐馍回来，让大家下白开水对付了一顿。说着话，他一下子看见张主席不在屋里，就急着问：“张主席呢？张主席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了他，可小李却沉不住气，连声说：“这怎么行呢？我们都不在张主席身边，要出了事，回去咋个向领导交待？”

我说：“你不要大惊小怪的，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是友军，会出什么事？”

小李在屋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从桌上拎起温水瓶，边往外走边说：“我给张主席送水去。”

马上，外面就传来了小李的争吵声。

我担心出事，赶紧跑出去到三堂门口，看见小李被蒋鼎文的几名卫兵拦住了。

小李身材高大，提着水瓶硬往里闯，口中说：“我是张主席的警卫员，他现在在里面，我为啥不能进去？”

卫士们嚷道：“这是我们蒋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进去。”

我沉下脸来喝了一声：“李仁国，你这是干啥？马上给我回来！”

小李无奈，这才随我回屋。

我说：“我当排长的也没进去哩，你进去干啥？”

第二天主要的活动就是祭陵。

国共双方联合到黄陵祭祖，是从头一年清明节开始的。共产党的代表是林柏渠，国民党的代表是张继、顾祝同，孙蔚如。正值抗日战争高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委派代表，共同于4月5日前来陕西省黄陵县致祭中华民族元祖――轩辕黄帝，这对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唤起四万万民众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拯救危难的中华民族，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4月5日黎明，旭日东升，万里晴空，初春的陕北高原，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桥山之上8万余株古柏郁郁葱葱。黄帝陵墓前香烟缭绕，供品祭器摆设庄严整齐。

蒋鼎文和张国焘带领的是官方代表团，一切有专人照料。但只要到了黄帝陵大门——中华民族所有人的老祖宗脚下，不管什么高官显要、“君民人等”，到此都得“一律下马”。

大门前面有一大片开阔地，巳经成了个热闹的集市，所有自己前来祭陵的人都要买一种红带子，说把这带子系在黄陵柏上，可以扶正驱邪，保佑阖家安康。意义非同一般，几乎无人不买，我看到多的买了10根20根，少的也买了三五根。

上午10时，蒋鼎文与张国焘各自携带祭文，同步来到桥山，列队鸣炮致祭，然后各自宣读本党的祭文。

正式祭奠场面很隆重，但时间并不长。结束以后，就是参观桥山。

组织者也给国共双方的人员准备了红布带，蒋鼎文和张国焘一人手持一股红布带，走到前面，后面跟了一大群人。还有许多记者“卡嚓卡嚓”地拍照。快到山顶时，山路两旁的柏树上随处可见红布带飘动。黛绿的古柏枝头，飘起一缕缕火红，使千年古柏变得生机盎然。

晚上，张主席又独自到三堂里去和蒋鼎文谈话，直到凌晨两点钟左右才回来。我和小李都等着他没睡。

小李一见张主席回屋，就性急地问：“张主席，明天我们是不是就回延安？”

张主席回他：“不，明天我还要去西安找林主席，有些事情要和他商量。”4月6日早饭后，县政府大门口停了好几辆大车小车，国民党的士兵在街上整队，准备上车。随张国焘来的特务班也列队在大门口等候。

张主席跟蒋鼎文是一路说着话出大门的，两人的随从则紧跟在他俩身后。大门外，国民党的中部县长率一帮商绅前来送行，街上有许多老百姓驻足观望。

张主席吩咐李仁国：“你带上大家回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到西安找林主席去了。”

张主席说罢又看了看特务班，指着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说：“把他留下来，跟我一路去西安。”

这个被张主席临时点名的战士就是张海。

张海的那篇文章也是由他口述，别人代笔写下的。我和他从没有过联系。我在文章里看到，张海同志在离休前是宁夏军分区的副司令员。

然后，张主席身子一弯，钻进了蒋鼎文那辆黑色锃亮的轿车。蒋的一名副官让我、陆秘书、张海上了一辆没篷的中型吉普车。

4、西安分手

下午，到了西安，我们随张主席住进了一处很漂亮气派的房子。过道上铺有腥红色的地毯，屋子里有黑色的皮沙发。

张主席一人住两间，我和陆秘书、张海合住对面的一间。

陆煜站在窗口往庭院里看了一会儿，担心地说：“何排长，好像不大对劲呀，这八路军办事处怎么没见着一个八路军，看见的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呢？”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这地方叫西京招待所，是西安城里一个有名的地方，专门供国民党高级将领下榻的地方。

吃晚饭之前，我发现情况更不对了。过道上站着几名身穿毛料中山装的汉子，连我到张主席的屋子里去，也被这些人拦住不让进。我大吼起来，张主席这才出声，叫他们放我进去。

我当时也真是急了，进屋就问：“张主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屋子里就只有张主席一个人，他看见我着急的样子，就叫我坐下，然后说道：“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信任你。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瞒你了。延安容不下我，我现在要换一种方式发展。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强勉，现在我给你三条路选择，一条是跟我去武汉，继续和我同甘共苦；二条是我出面叫他们给你一笔钱，你回川北一家团聚；还有一条是回延安。你无论作何选择，我都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我像被一个炸雷打懵了，愣愣地盯着张主席，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首长，我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首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张主席见我紧张得不行，又说：“这样吧，时间还来得及的，你回屋去认真想一想，想好了，再告诉我。”

我回到屋里给陆秘书、张海一说，他俩也都惊呆了。过了一阵，陆煜心存侥幸地说：“张主席说的换一种方式发展，可能是去找长江局的王明、周恩来，想留在武汉工作吧？”

但往细处一分析，连陆煜也很快否定了自己的估计。

第二天，我们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早饭、中饭都是守在门口的便衣送进来的。我们三人苦脸对着苦脸，一整天呆在屋子里，都没了主意。

我的脑子里始终围绕着张主席给我指出的三条路打转转。我没把这告诉陆煜和张海，因为我心里有种想法，我是张主席的人，而他俩则不是，张主席肯定不会像对待我一样也给他们三条路让他们选择。

我方寸大乱，拿不定主意。第一条路，不敢想，变节投敌，跟着张主席走，他当大叛徒，我当小叛徒，那可是上让先人祖宗蒙羞，下让后代子孙抬不起头的大丑事！何况，延安并没有容不下我。拿点钱回家做小生意，也觉得太不值，以前我在川北时是何等的风光，我老婆家的亲戚朋友提到我何福圣的名字都有一种荣誉感，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回去，算个啥？那时候还整天盼着打败日本鬼子，不说肩挂两杠三花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起码见了老婆乡邻，不能丢脸啊！当兵这么多年最后成了个逃兵，值得么？想来想去，我最后还是拿定了主意：回延安！

7日下午，一个生面孔进屋对我们说：“你们的张主席叫我来通知，马上到火车站去。”

我一听就大叫起来：“张主席呢？我是他的警卫排长，我要见他！”

那人火气很大地朝我吼道：“要见就快一点，他巳经下楼去了。”

我们赶紧往楼下跑，那人也跟在我们后面跑。到了庭院，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和两辆吉普车正往门外驰去。

我急忙追上去大喊：“张主席，张主席！”

轿车没停，开出去了。

那人说：“上车吧，有什么事到火车站再讲。”

我们赶紧随他上了一辆吉普车，跟着驰了出去。

到了火车站，果然张主席巳经先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他就说道：“陆秘书，你马上到车站去给办事处打个电话，告诉林主席，就说我到武汉去了。”

陆煜去了。可他这一去，我和他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随即眼看着张主席让一大群或穿军装或穿中山装的人簇拥着上了月台，我几步追上去，鼓足勇气说道：“张主席，我己经想好了。”

"什么？"张主席微微一诧。看来，他巳经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忘记了。

"张主席，我不去武汉，我也不想回川北。”我一口气说了。

张主席这下明白过来，他望着我说：“福圣，我说过，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说完，他慌慌在口袋里掏了一阵，没掏出合适的东西，又马上摘下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塞在我手里，说：“没想到我们会分手得这样匆忙，想送你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这支派克金笔，还是从岳维俊身上缴获的，我用了许多年了，今天就拿它做个纪念品吧。”

我站住了，目送着张主席和张海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快步向一列军用专车走去……

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脑子里很空。毕竟，我和这个大人物巳经在一起生活了整整6个年头，在这之前，我对他巳经有了一种因职业而形成的强烈的依附感，甚至把自己的身体，也当成了他的一部分。从鄂豫皖到川北，从川北到延安，我和他从没有分开一天。可现在，我曾经那样热爱那样崇敬的首长走了，走向了过去以及未来的敌人现在的友军的阵营……

 

第二十二章：阶下之囚

    革命这么多年，没想现在反倒成了个“挽救对像”……挣不断的红丝线，女红军李玉兰被强迫嫁给了徐梦秋……我在南泥湾一干3年，纯粹就是犯人，白天上山劳动、晚上睡觉，都有武装士兵跟着看着……张国焘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要是还让我们替他背黑锅，你说冤不冤？

1、接受审查

“嘎——”

一辆敞篷中型吉普车停在了我的面前。我一看，是白发苍苍神色严峻的林伯渠主席从车上下来了。我赶紧跑上前去敬了个礼。“林主席，”我指着军列大声说，“张主席巳经上火车了。”

林主席带着几名八路军干部匆匆向军列跑去。

这时，我是多么希望林主席他们能把张主席挽留回来呀。可是，当不久看到林主席他们气冲冲地从军列上下来时，我便彻底地失望了。

随后，我上了他们的汽车，一同回到了北新街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我刚跨进办事处的门槛，枪就被下了。然后，把我带到林主席的办公室里，由他亲自问我。我也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非同小可，凡是我知道的，我全说了。

我也注意到，办事处的人上上下下全都显得很紧张。

晚上，另外几名职务比林主席低得多的干部接着问我。他们对我的态度就比林主席对我生硬得多了。

我仍然和下午的态度一样，知道的，我一星半点不隐瞒，不知道的，也不加油添醋地乱说一通。

这几位干部对我的回答明显地表现出了不相信，在许多问题上翻来复去地问，变换着角度、方式问，问得我既委屈又苦恼，就忍不住叫了起来：“张主席叫我跟他一路去武汉，我没去，自己要求回延安！可你们这样对待我，把我当成个啥呀？”

他们把我折腾到了下半夜，我困得很，他们也挺不住了，不断地打哈欠。这样，才让我睡了。人巳疲倦得要命，可上了床却横竖睡不着，脑袋里像刚开锅的水，白雾茫茫，各种各样的想法“咕嘟咕嘟”直往外冒。当时一是后悔没和张主席一起去武汉，二是想，在西安就对我这样不客气，回到延安，还不知会把我怎样了呢？

不知到啥时候才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刚打了个盹，又被叫醒了。来人叫我跟上他走，出了大门，看见有几名挎短枪的战士和一辆吉普车。

他们叫我上了后排，两个战士一左一右地夹着我坐。过了一会儿，夜里审问过我的一位领导也上来了，坐在司机旁边。他一上来就叫开车，那时天还没亮，四处朦朦胧胧的，街上没几个人影。

到了延安，汽车直接开进了保卫局。他们让我呆在一间屋子里，派人看着，就吃晚饭去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给我送了个馍，一碗菜汤来。我正吃，就进来好几个人，有两个还挟着本子。他们围着我站的站坐的坐，做出一副审重犯要犯的样子。当时我饭还没吃完，他们就不客气地叫我把碗放下，回答了问题再吃。

我心里本来就委屈得很，再加上我见过的大首长多了，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朝着他们大叫大嚷：“我知道的一切情况，在西安办事处全都说了！林主席知道，办事处送我回来的首长也可以作证。我现在要求见周局长，见不到周局长，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我的态度激怒了他们，几名坐在桌子前面的干部沉下脸来喝斥我。任他们怎么说，我横竖一个不睁眼，不吭声。

他们拿我没办法，坐着的人全走了，站着的人留下来看着我。不一会儿，周局长来了。那几位刚才离去的同志也都跟着进来了。

周兴年龄虽比我大不了多少，但他早巳身兼数职，继邓发同志之后担任了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局长，又兼着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的副司令员。中央的警卫战士都归保卫局领导，所以说他应该是我的顶头上司。而且，过去我和他也是经常见面的。

我一见周兴同志的面，就像受尽委屈的孩子见到亲人的面一样，伤伤心心地哭了起来，说：“周局长，我不是反革命，张主席要带我去武汉，我没答应，我是自己要求回延安的！”

周局长的态度就比其他同志好得多。他说：“小何，你不要冲动，我们仍然把你当同志对待嘛。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是个知情人，我们当然需要你把你知道的一切情况彻彻底底地讲出来。你要相信组织，好好和同志们配合，组织上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是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战士、老党员了，这个简单的道理，我相信你是懂得的。”

周局长这番开导虽仍让我悬心吊胆，但我也只能照他的话办了。

周局长走后，我便把张国焘4月4日离开延安，直到最后在火车站与我分手，这几天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全都告诉了问我的几位同志。

他们非常重视，不停地往本子上记。而我说的这些情况，我在西安时即巳经对林主席、对办事处的同志都反复讲过了。我也相信送我回延安的那位首长决不会粗心得把记录本忘在了西安。

可是，他们依然这样一天连着一天地问我，没一天松劲。

谁知十来天后，就好像绷得太紧的皮筋“砰”的一声断了，再没人来问我了。我被这忽冷忽热的态度搞糊涂了，反倒急着想问个明白，希望能尽早地对我有个明确的结论。可是，他们再也不理睬我，好像把我忘记了一样。

就这样，我被不明不白地关了有3个月之久。但是，他们对我这个“囚犯”也特殊，除了大门不能出，哪里都能去。分配我干的工作，是在伙房里帮厨。

终于，7月5日的上午，保卫局一直负责审我的钟处长来找我谈话了。从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张国焘早巳经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声明，巳被共产党开除了。我提供的情况，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

钟处长告诉我，组织上巳经认真研究了我的问题，认为我在关键时刻主动要求回延安，立场是对的。但是，我跟随张国焘这么多年，思想上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而且，他叛党时给我三条路选择，又送给我钢笔作纪念，就足以证明我和他之间还有着很深的感情瓜葛。现在，组织上作出决定，为了挽救我，使我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安排我到抗大去工作。工作期间，还需继续写出检查。

钟处长说：“这主要是为加强你的思想改造，使你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听了这样的决定，我忧多于喜。喜的是我总算重新获得了自由；忧的是，革命这么多年，到现在反倒成了个“挽救对像”。还要继续改造，才能“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我到抗大报到后，被分配到抗大4大队4中队，担任正营级军事教员。

对于这级别，我还是满意的，因为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干部大量裁减，降若干级使用的多得很。连长排长当战士的非常普遍，连李先念兵败祁连山回到延安后，不也只当了个营教导员么。当然，这带有几分处分的意思，没当多久又重新上去了。

4大队不在城里的校本部，而在延河东边的清凉山上。

清凉山，又名太和山。在延安东北面，延河对岸，隔河与凤凰山、宝塔山三足鼎立，遥遥相望，山势高耸峻峭。范仲淹登临此山后遗诗一首，被后人勒石以纪，诗曰：“金明阻西岭，清凉寺其东，延水正中出，一郡两城雄。”

那时延安里人满为患，《解放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原来在城里的单位，都陆续迁到清凉山上来了。《解放日报》社建在清凉山东侧，门额上石刻“解放日报”四个大字，是毛泽东的手迹。在清凉山下延惠溪的旁边，矗立一座古旧牌坊，牌坊两边刻有：“二水绕座晨望嘉岭塔边烟，八景环山夜对凤凰楼上月。”横额是：“清凉第一”。牌坊的石崖上有几个石窟，共产党的第一家新华书店，就诞生在这几个石洞洞里。

当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最主要的建筑就是一座古庙的大殿，能容纳300多人，破烂不堪，光线阴暗，地面也潮得厉害。这大殿却是4大队惟一的教室，各个中队轮流在这里上课。教员在土台子上讲课，一块木板打上洞，用绳子穿起来往墙上一挂，就当黑板用。学生也没课桌凳子。上课时一人带一个小马扎，人往马扎上一坐，膝盖就是桌子。逢上天气好时，课堂就搬到殿外的土坝子上了。

学生也很特殊，有的胡子一大把，有的还是尿床的小娃娃。知识分子大都是从国统区跑过来的，也有从部队里抽调上来的骨干，大学教授和只读过几天私塾的半文盲被编在一个班上的并不少见。

朱德总司令的大儿子朱奇恰好正在4大队，还不满20岁。他并不知道我过去在康藏高原上曾对他父亲无礼，但是，他却知道我是张国焘的警卫排长。我第一次去给他们上课，朱奇就把我认出来了。

这样一来，我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因为张国焘公开叛党不久，消息传到延安，人神共愤，还在延河滩上召开了两次声讨张国焘的军民大会。学员们知道我的身份后，就把对张国焘的愤怒发泄到了我的身上，弄得我根本没法上课。

那时候学校除了上课、军训，还得搞生产自救。学校领导就安排我专门负责管开荒种地。

人这个东西呀，不可理喻。我最初被押回延安时，有抵触情绪，觉得自己没罪、冤枉。日子久了，上下左右的同志都在苦口婆心地教育我、挽救我，我也就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起码也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便逐渐产生了一种自卑感和赎罪感，总想把组织上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干得好一点，能改造成功，进步得更快一点。因此对开荒种地这样的苦累活，我也干得十分的卖力。

当时延安虽然实行的是供给制，但每位同志按月也有一点补贴。一般同志一元抗币，干部则是两元。我领两元，享受干部待遇。

这对我尤为重要，不仅仅是多一元钱的问题，而是让我感觉到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这种抗币看上去极不起眼，比现在火柴盒上的商标稍大一点，印刷粗糙，纸质极差，就像前些年在乡下能看到的粗手纸，很容易破损，但却非常管用。按当时延安地区物价来说，一元抗币能买20几个鸡蛋。延安著名的羊肉大煎饼，每个5分钱，一元抗币足够两三人饱餐一顿。延安地区还出产一种口味很好的酸红果，一元抗币能买10多斤。

我这个人过去跟着张国焘，吃的是小灶，一张嘴巴吃得很刁。到了抗大，生活很难适应，就经常趁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跑到处面的小摊上，买上个羊肉煎饼，悄悄跑到没人的地方狼吞虎咽一顿。可惜，几个月后，由于边区的经济越来越困难，这点宝贵的补贴也随之取消了。

随着抗日战争的广泛深入，敌后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各地亟需干部，抗大的学员也一批批被派往前线、敌后，我当时也想跟他们一起上前线，打了报告，可上面没批。

2、李玉兰抗婚记

现在应该说说李玉兰的事了。

在我落难这段时间里，和我接触最多的，就是李玉兰。她是一个红孩子，更算得上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人物。我和她不但是老乡，也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所以很谈得来。

1932年底红军进入川北时，李玉兰才15岁。反动派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把通江城里的女人全都吓跑了，李玉兰也躲到了乡下舅舅家。两个月后，见红军秋毫无犯，才回到城里，而且很快便参加了童子团。

李玉兰参加童子团没多久，就当上了团长，率领她的团员们给红军宣传队当帮手，跑腿打杂。张琴秋对李玉兰也很喜欢、很器重，两月后，就推荐她去赤江县担任少共妇女部部长。过了4个月，她出席了中共川陕省委第二次党团员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一步登天”，担任了少共省委常委兼妇女部部长。不久，又担任了川陕省少年先锋队总指挥长，成为全苏区的“红色孩子王”。

那一年李玉兰刚满16岁，上级就给她配了个女秘书，叫李正荣，苍溪人，比她大5岁。

红红火火刚过了一年，李玉兰就开始倒大霉了。她母亲请八字先生给她算命，说她命犯凶星，不让星拜斗，就要暴病身亡。

父母吓坏了，骗她回家，把她锁在屋里禳灾过关，并按地方上的风俗给她拜继了10几个干爹。谁知有两个“干爹”是“盖天党”的骨干分子，后来被红军镇压了。这样一来，李玉兰就被牵连上了，偏偏又逢上大肃反，组织上认为她拜反革命分子为干爹，丧失了阶级立场，就撤消了她的一切职务，抓进保卫局关了起来。

一天深夜，李玉兰被人用绳子反捆了，和几十个同样被反捆着的红军战士一起被押到了河滩上。她一看那场面，就知道死期到了，既委屈，又害怕，就哭了起来。执行队员不许她哭，还用大刀背砍她的手臂。

到了沙坝上，执行队员强按他们跪下，开始砍脑壳。蒙冤的战士们哭的哭，喊的喊。李玉兰也大声哀求不要杀她。

执行队员们抡起大刀片子挨着砍，满地倒下一大片，身子和脑壳全分了家，血腥味呛得李玉兰想呕吐。砍到最后，就剩下个李玉兰。

这时，当官的叫她站起来，说不杀她了，今晚是弄她来接受教育的。

李玉兰觉得脑壳“轰”的一响，就疯了。她一下跳起来，晃晃荡荡地去喊那些巳经没了脑袋的尸体：“嗨，你们还睡起干啥子？快点起来开会，我要点名了。”

领导见她真疯了，就把她从牢房里放了出来，罚她每天做苦工。

张琴秋这时巳调到红军总医院当政委，知道李玉兰的遭遇后，就去找到曾传六，把李玉兰要了出来，接到王坪红军总医院治疗。

李玉兰的病，是遽然遭受强烈的刺激引起的，如今换了环境，消除了压力，加上药物治疗，慢慢地，她的身体又恢复了健康。

病好以后，上级恢复了她的团籍，见她相貌、身材还不错，就调她到4方面军前进剧团当演员。

在一份材料中李玉兰写到：“我当红军，雪山、草地就来回过了三趟。头一趟是一般人员，第二趟第三趟时我在前进剧团里负点责。1936年在西康时由团转党。组织西路军时，我调到4军政治部宣传队当指导员，军长那时是王宏坤，政委是周纯全。西路军按中央指示强渡黄河时，蒋介石一面派飞机轰炸靖远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想趁我军半渡时截击。西路军只能晚上渡河，花了3个星期，只过去了两万多人。张国焘指挥总司令部人员、红军大学，还有4军、31军在会宁通往靖远的大道上，拼命阻击敌人的疯狂进攻，掩护部队过河。最后，我们没能过去。在奉命前往保安的路上，每个人脸上扑满灰尘，骡子一路洒尿，沿途骚味刺鼻。回民听信了反动宣传，都跑了。水井里也倒了粪便，或下了毒，而水沟里的水碱性太重，苦得连牲口都不喝。我们渴得快晕倒了，就喝自己屙的一点点尿。”

到了保安，部队整编，4军被缩编成了一个旅，首长差不多都被集中到红军大学去学习，干部大量裁减。

到延安后，后方政治部主任派人把李玉兰叫去，对她说：“你暂时到政治部搞青年工作，兼干内收发好不好？”

李玉兰愉快地答应了。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安排是有原因的。

后方政治部的秘书长就是徐梦秋。

两个月后，主任就亲自出面来动员她嫁给徐梦秋。

李玉兰一听就不愿意了。

为什么？徐梦秋过去在中央军委政治部负责秘书工作，现在是后方政治部秘书长，身居高位，而且极有才华，连毛泽东也非常欣赏他写的文章。当时红军中有一种说法，黄超是4方面军中的第一支笔，而徐梦秋则是中央红军中的第一支笔。过雪山时，徐梦秋的双腿被冻坏，抬到延安后才由马海德主刀做了高位截肢手术，他走路只能用手，一手握一个哑铃状的工具，撑起身子，像荡秋千一样往前“走”。中央对徐梦秋的生活也给予了特殊照顾，给了配备了勤务兵。陕北物资供应那样紧张，徐梦秋却享受着较高的待遇，即每月1斤猪肉、半斤鸡蛋、两斤黄豆，还获准开了小灶。

李玉兰“兼干”内收发便长期和徐梦秋呆在一起。她从内心非常钦佩她的首长，包括他的才华、经历和残废的身体。但钦佩并不是爱情，何况他俩悬殊的年龄——那一年李玉兰19岁，而徐梦秋44岁——也使李玉兰觉得他们两人之间更像父女。

李玉兰明确表示不同意，可主任说：“革命战士的婚姻，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你和徐秘书长结了婚，就能更好地照料他，他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也就包括着你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你应当认识到，婚姻不应该是个人的感情。”

在婚姻上，李玉兰偏偏表现了她的个性，无论首长怎样劝说、开导，她也不点头。

主任也有耐心，她不点头，就特地派了他的夫人和一位结过婚的女干部每天专门做她的思想工作。

李玉兰受不了，负气说：“你们再这样逼我，我就自杀了。”

主任怕她真地自杀，就把她那支枪把上也拴着两朵红通通绒线花的勃朗宁手枪下了，还派持枪的战士一天到晚看着她。晚上，则把她带到徐梦秋的窑洞里，创造出一个让她和徐梦秋尽快培养感情的最佳环境。

李玉兰也豁出去了，她对自己采取了严格的“三不主义”：第一不和徐梦秋说话；第二不脱衣；第三不上炕。

这期间，徐梦秋的痛苦程度，决不压于李玉兰。

十来天后，“生米”终于成了“熟饭”。促使李玉兰最终放弃“三不主义”的原因，并非是徐梦秋持之以恒、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娓娓长谈，而是一位年轻女人对身残志坚的男性的同情与怜悯——归根结底，出于女人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

当李玉兰最终答应做她的首长的革命伴侣时，徐梦秋感动、幸福得哭了。

也就是那一刻，19岁的姑娘突然产生了一种做母亲的感觉，伟大庄严、纯洁高尚，充满光辉壮丽的牺牲精神。

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仍然不是爱情。

直到李玉兰怀上徐梦秋的孩子后，她才知道，她的丈夫在老家安徽寿县早巳有了老婆和3个孩子——无疑，这样的婚姻一开始便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结婚4个多月后，徐梦秋和毛泽东的爱人贺子珍、张闻天的爱人刘英一起被送到莫斯科去治病，主要是安装假肢。

组织上同时安排李玉兰到抗大去学习。

这下，李玉兰感到思想上陡然轻松了许多。她虽然巳经做了徐梦秋的妻子，虽然在俭朴的婚礼上有那样多她崇敬的大人物出席，但是，从感情上，她仍然没有把徐梦秋当成她真正意义上的丈夫。

李玉兰到抗大学习后的最大恐惧，就是肚里的孩子的出世。在她天真的意识中，一旦生下徐梦秋的孩子，她和这位她并不喜欢的首长的结合就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实出现，惟一的办法，就是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为此，她费尽心机，吃了太多的苦头。喝从医院里找来的酒精，结果没能烧掉孩子反而烧坏了她的嗓子，从此后说话声音沙哑干涩。用苦楝树皮熬水喝，害得她拉肚子拉得来瘫倒在床上。尝试了多种她发明的办法，全不见效果。最后，她孤注一掷，跑到抗大后坡一眼废弃的窑洞上，不顾死话地从窑畔上往下跳，想用剧烈的震动来打掉在肚里越长越大的胎儿，一次、两次、三次……，摔伤了腿，摔折了腰，摔得她鼻青脸肿，万幸的是，她的这一次“发明”总算是成功了！

李玉兰可以背着人采取这种自虐性的手段来消灭她和徐梦秋的不幸婚姻的“结晶”，但是，这样一根强加在她身上的“挣不断的红丝线”，却束缚了她整整一生。

徐梦秋到莫斯科装上装肢后，被联共中央派到迪化，和先期被莫斯科派来的俞秀松一批同志，与中共中央随后派来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一起，在盛世才身边开展工作。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担任盛世才政府的教育厅长，，而秘密工作则主要是做学生与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

那时的盛世才，表面上做出一副亲苏联共的样子，本人访苏时还当面向斯大林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斯大林答应了他，然后给中共中央打招呼，就让他成了名正言顺的共产党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央才投入了这么大的力量来经营新疆。可盛世才混进了共产党，骨子里对共产党却毫无好感，他这么做无非是借此讨好斯大林，以图获得苏联军火钱物的巨大援助，在新疆建立起他的强大的独立王国。

这样的联盟大厦无疑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随着苏、德战争爆发，德国人的坦克潮水般涌到莫斯科城墙下时，盛世才一看后台靠不住了，马上改换门庭投靠了蒋介石。他在新疆实施了多年的亲苏联共政策也变成了反苏反共，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大批党中央派去的干部由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并且相继遭到杀害。

徐梦秋也同时被捕，但在这生死关头，他害怕了，居然在盛世才编造出的共产党企图在新疆搞武装爆乱的材料上带头签字。国民党控制的新闻媒体一轰而上，把有徐梦秋签字的这份材，当成了打向延安的一发重磅炸弹。

徐梦秋叛党的消息传到延安后，许多同志对李玉兰白眼相向。

李玉兰这下冤得不轻，找到当初过分热心地促成了她的不幸婚姻的主任，又哭又闹地提出和大叛徒徐梦秋划清界限，坚决离婚。主任安慰她：“徐梦秋叛党是他个人的问题，你仍然是个好同志嘛。”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尼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对徐梦秋的情况作了介绍。说他是中国安徽一位贵族读书人的儿子，长征时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长，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著述甚丰，毛泽东对他的才华尤为欣赏。后来到了延安，毛泽东指派他为编写一部长征史诗着手进行准备。1936年，徐梦秋在接受海伦?斯诺采访时告诉她，他巳经搜集了700多份文件、资料，正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抓紧时间写作。他于1938年在上海英租界出版了第一部关于长征的亲身见闻的集子。1943年，他在新疆背叛了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徐梦秋更是死心塌地地投向了蒋阵营。南京解放前夕他被解放军俘获，关进监狱，于1952病死狱中。

关于徐梦秋的落网，目前存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49年６月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此时已是毛泽民的遗孀朱旦华的丈夫）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后，在一次与他的江西老乡、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的闲聊中，意外获知出卖了毛泽民的徐梦秋的下落，甚至还听说当时徐梦秋想通过周兴重新混入革命队伍。而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指示将徐立即逮捕归案。另一说是徐梦秋因走投无路，于1949年６月欲赴南京投案自首，即去面见昔日战友、时为二野司令员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结果被拒绝，旋被南京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李玉兰，就因为她和徐梦秋的这一短暂的结合，从此坠入深渊。

主任的口头安慰并不能完全消除来自内部与社会上对她的成见，无论她怎样辩解，人们客观上仍然把她当成大叛徒徐梦秋的老婆。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让她在延安这样一个视政治为人的最高价值的环境中倍感压抑。而在此后一次连着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她更是为这一段短暂的“捆绑夫妻”的经历饱吃了苦头。

李玉兰她和徐梦秋在一起生活了不到100天。这些年来，就因为徐梦秋，她没有轻松过一天。这些年来，她为离婚这事更是伤透了脑筋，下面的人说事关党内重要人物，凭她一面之辞他们不敢办，上面知情的大人物她又见不着。上级和同事，从来没有拿她当个党的好同志对待，明里暗里总还当她是个大叛徒的婆娘。还有个问题她想了几十年也没能想明白，当初她和徐梦秋结婚时，也没给个啥结婚证，为啥现在就非得办那张离婚证？

直到1955年，落魄通江的李玉兰才自费前往北京，找到当时的知情人，也包括那位当初出面动员她嫁给徐梦秋的主任的遗孀。她的不幸遭遇激起了这些老同志们的强烈同情，通过他们的帮助，李玉兰总算领到了一纸和当初强加于他，并于17年前便巳分手，3年前病死在共产党的监狱中的徐梦秋的离婚证明。

然而，具有法律效力的离婚证明也同样无法斩断这根无形而神奇的“红丝线”。最令李玉兰伤心和愤怒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揪上台批斗时，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大叛徒徐梦秋的婆娘”，造反派们也总是怀着一种阴暗的心理，强逼着她交待她和徐梦秋的婚姻经历……

建国以后，李玉兰回到了通江工作，日子过得来一直磕磕绊绊，扑爬跟斗。她是第一任通江县委妇联主任，没当上两月就降调至县民政科担任副科长，退休时工资仅67元5角（包括粮差补贴）。她的家人，在1987年以前一直抬不起头。

1950年5月，王维舟、余洪远率领中央慰问团到大巴山看望老根据地的人民。李玉兰那时刚调任通江县民政科副科长。她听说中央慰问团马上要到通江，激动不巳，亲自带着石匠上山，连夜把红军烈士墓的墓碑“帽子”戴起。

由王维舟主持，中央慰问团在烈士墓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首次为4方面军的烈士扫墓。

遗憾的是，那是建国后的首次，也是迄今为止的惟一一次。

1958年，甘肃省话剧团为创作出好作品来参加建国10周年赴京献礼，把团里的创作人员全分派到基层去体验生活。有个20多岁的年轻编剧叫姚运焕，一个人下到了河西走廊，一路上发现了许多说四川话的女人，一个个日子过得苦巴巴的，穿得像群叫花子，老得像截枯树疙篼。冲模样恭恭敬敬叫别人一声老太婆，等到坐下来把龙门阵一摆，才晓得这些老太婆老的不满40，小的30才出头。深入一交谈一了解，姚运焕才知道这些女人居然是流散在大西北的西路军女战士！听了她们的动人经历和悲惨遭遇，姚运焕被深深地震撼了，一泡眼泪一行字地创作了一部话剧，剧名叫做《悲壮的历程》。剧本拿出来，看过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团里安心拿这个好东西到北京城去夺个头彩，投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把这个大戏排了出来。省里的头头脑脑们前来审查时，也都感动得不行。后来这戏就到了北京参加建国10周年献礼演出。在北京城刚演了一场，轰动得不得了，好些老红军在场子里捶胸顿足哭翻了天。可上面马上下来一道命令，该戏停演！原本想去拿头彩的领导们和姚运焕只好收拾衣箱灰溜溜地提前回大西北去写检讨。

这样子一搞，人们说长征，写长征，演长征，好像都不怎么提大巴山这块地方，也不说4方面军和西路军了。有时在电影里、电视上出现，也总是把4方面军摆在一个反面的位置，来衬托其它正面的东西，看得我们这些老东西欲哭无泪。提到川陕苏区、4方面军、西路军，许多过来人也都含含糊糊的——说穿了，就是因为有个张国焘在里面。

今年巳经挨边90岁的李玉兰身体硬朗，而且思维清晰。她和全家21口人住在通江县城虎晶巷一处带小院的老式民房里，四世同堂，享受着天伦之乐。

这些年来，每当有记者和党史工作者上门采访她时，李玉兰总会从箱子里拿出她珍藏多年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证书和“川北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胸章。这些记载着她人生足迹的珍品她已精心保存了接近70个年头，仍完好无损。而且面对记者的镜头，这位满头银发，戴着助听器，嘴里剩下不多几颗残牙的老太婆马上会拿出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上面是一位有着一张秀丽的脸庞和一双清纯的眼睛，腰里挎着一支枪柄上拴着两朵红通通绒线花短枪的女红军战士——然后感叹地说：“莫照我，老脸老嘴的，牙齿也落得差不多了，拿出去让人笑话。要照就照这相片，这上面的人就是我！我记得是1938年在延安照的。那时候人年轻喽，才刚刚满20岁。”

只有向现在的人展示自己年轻时候的戎装照片时，她那张多皱的老脸上才露出了真正的、由衷的幸福和自豪。

3、逃出南泥湾

等到“抢救运动”开始后，我的问题又被翻捡出来了。当时挨冤枉的人多得很，整得好多人投河上吊，延安刮起了一股自杀狂潮。红都延安在某些人眼里是永远的革命坚圣地，可在被大批遭到残酷整肃的同志心中，却绝对没有这份浪漫。

我的心头，自然也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把我当作抗拒“抢救”的死硬分子，关起来不算，还捆、打、饿饭，随后，又把我们这批从抗大清洗出来的200多名“死硬分子”，和中央以及其它机关清洗出来的“坏人”，一起押送到延安东南方向几十里，属金盆区管辖的南泥湾，进行强制性劳动改造。

所以，许多“延安牌”的老干部最喜欢听的那首郭兰英唱的《南泥湾》，我是从来就不听的。

当时，王震同志率领的359旅也正好开进去。他们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去搞大生产运动。而我们和他们干的是一样的苦累活：开荒种地、养牛喂羊。响遍南泥湾的口号是“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

可我们算啥？算劳改！是敌人！连喊那口号的资格也没有。

我在南泥湾一干3年，和众多改造对像们一起，硬是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我们纯粹就是犯人，白天上山劳动、晚上睡觉，都有武装的士兵跟着看着。

虽然不断有改造好了的人被放出去，但也随时有新的改造成对像被送进来。我们这支灰溜溜的队伍，始终没有下过两百人。

到了抗战后期，南泥湾巳经没有军队了。在这里劳动的，有军人家属，一些缺胳膊少腿的士兵，和我们这样的角色。

而且，据我所知，像我们这样的劳改队伍，南泥湾并非一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到南泥湾迟了几天。大约是18，或是19日，记不太清楚了。南泥湾所有的人都狂欢了！我们这些劳改对像也和看押我们的人一样，高兴得乱蹦乱跳，大喊大叫，像疯子一样地哭，抱在一起笑。

我们比其他的人更多了一份期望：胜利了，总该赦免我们了吧！

可是，我们足足盼望了两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仿佛当初把我们弄进来的人现在巳经忘记了我们的存在。有的人沉不住气了，开始出现了逃跑、自杀事件。

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折磨，也是万念俱灰了。投敌，不愿意；革命，没资格。窝窝囊囊地干到现在，抗战总算是胜利了。但是，这胜利却没有我的份，日本人是其他的同志打败的，我没有看见过一个日本人，更没有向他们放过一枪一弹。既然现在抗战胜利了，天下太平了，连毛泽东都巳经到重庆去和蒋介石“握手言和”了，凭啥还要把我们关在这山沟沟里吃苦受罪？

有这种“反动情绪”的人，多得很。

不断发生的逃跑事件，也强烈地刺激着我。人的忍耐总归是有个限度的嘛。老这么整，咋个遭得住？我终于也下定决心：跑它娘的！

虽然看守士兵巳经加强了警戒，但我们每天要上山干活，到了野地里，机会总还是有的。

1945年11月22日上午。我们这个小队的30名囚犯到离营地五里外的山上去为梯土加固堡坎。中午回营的半道上，我突然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挣扎、痉挛，口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叫声，还吐白沫，眼睛也鼓得老大。

半年多以前，我们劳改队有位同志吃了有毒的果子，毒性发作时就是这副样子。

我把它学过来了。

果然，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中毒了。他们开始想把我抬回去，可“垂死”的我暗暗运起内功，挣扎起来几个人也休想动得了我。

他们没法了，负责看押我们的一位排长就说：“留下个人看着他，死了就回来报个信，没死一会儿就带他回来。”

随后，他指定一个士兵留下来，就和战士们把犯人带回了营地。

我跟前只剩下了一个拿着步枪的小战士，看模样只有十六七岁。等到他们全走得无影无踪了，我才装着好像松活了一些，呻吟着要站起来，可几番努力都支撑不住，又瘫倒了下去。

这位小战士就弯下腰伸出一支手来搀我。这样一来，我就轻而易举地制服了他。我把他的裤带解下来，反捆了双手，又撕破他的军装，塞进他的嘴里，用破布条捆牢，然后当着他的面往南（洛河、西安方向）跑了。等到跑出他的视线后，我又绕了个弯回去，躲在我们营地后面的高坡上一片灌木林子里。

我看见了营地里的人们如何惊惊慌慌地提着武器往南面去追捕我，傍晚时分，又如何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营地。

一直到了深夜，我才钻出藏身之地，向南面的洛河方向逃去……

一个多月以后，我终于回到了竹峪关。当我穿着一身陕北农民的黑衣黑裤，满身臭味虱子出现在我老婆面前时，她把我当成从安康过来讨饭的饥民了。

“熊顺芝！”我瞪着她大叫，眼泪“哗”地就滚了出来。

我老婆呆了，睁眉大鼓眼地瞪着我，两只脚杆打闪闪，嘴皮子直抖，就是出不来声。

“熊顺芝，狗日的憨包呃，我是何福圣，你男人呐！”

这下她总算晓得我是哪个了，高兴得哭喊起来：“何福圣……妈噫！你咋个……变成这副样子了哟？”

我儿子是我离开川北那年生的，都10岁了，我才第一次见着。顺芝拉他上来，按着脑壳叫他喊我爸，狗日娃娃犟着脑壳硬是不张嘴巴。

回到家里，仍不安全，虽然国共合作巳经这么多年了，可大巴山上的地主老财反动民团对当年的红军仍然恨之入骨。顺芝说过去常有从部队上跑回来的红军、八路军被他们抓去朝死里整。而我过去又是张国焘身边的大红人，竹峪关的老百姓大都晓得我的名字，要让民团的人知道我回来了，他们肯定会整死我的。

老婆这么一说，我也不敢再呆在家里了。好在我还有身过硬的功夫，也懂得些治跌打损伤的单方，就靠这两样本事，我改名“田茂云”，到大巴山、华莹山中的各个乡场上去卖艺卖药为生。顺芝和我商量好，半月一旬带上儿子，到某个乡场上见上一面，拿上钱又回去。

1949年快解放时，罗广文的部队拉兵，我正在合川县的三汇坝卖药，把我也拉去了。后来被弄到广安城集训，马上要开去和解放军打仗，急得我要死，队伍集训了10来天，开拔前，幸亏壮丁炸营，我才趁乱跑了出来。

就这样，我靠卖“坝坝药”一直卖到解放，才回到竹峪关，老老实实地当农民。

川北是红军窝窝，红军红属遍地都是。解放初期搞过一次登记，对红军红属烈属实行优抚。有的挨不上边的也想方设法往红军红属烈属堆里钻。我却没敢去登记。

可没登记反而露出了破绽，等到肃反时把我当重点一查，我就全交待了。

最后给我作了个结论：叛党分子。

这顶黑帽子，我戴了30多年。

一直熬到1986年，我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认定红军身份，享受老红军待遇。那一年，我巳经74岁了。我最痛心的是，我老婆没能活到那一天。

4、最后的心里话

活到我这把年纪上，去见马克思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要说此生的遗憾，我也有，我把它说出来，希望你把它写在文章里。这遗憾不仅仅是我个人，也是我们还健在的川北老红军共同的。1996年那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搞的那次活动，好大的规模哟，组织了那么多红歌星红笑星沿着当年的长征路一边演出一边慰问，都走拢四川的泸定桥、毛儿盖了，我们这些老不死的在大巴山上把眼睛都望穿了，盼望他们也能到我们这里刹一脚，拍几个镜头。可最后，他们硬是不肯来，这让我们咋个想得开哟？没有4方面军，红军写不全；反映长征，不拍出了10万红军的大巴山，也有重大残缺。

这些年，省政府拨专款给我们盖新房子，给每个老红军送大彩电，还给行动不方便的送轮椅。县里的头头照顾得也很仔细，逢年过节都要到家里来问寒问暖，吃的穿的啥都送。要有个头痛脑热，政府还专门安排医生登门医治护理，生活费、医药费，民政局都按时派人送到家里来。

改革开放后，百事都好，就这一点，弄得我们不舒坦。张国焘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要是还让我们替他背黑锅，你说冤不冤？

以前乱整了几十年，现在的党中央把方方面面都理顺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那么长的革命征途中，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左”过去“右”过来的抽风打摆子，那个年代的首长、干部，一点不受传染，一点不犯错误，还不成神仙了？连小平同志都说毛主席一辈子有功有过。还有哪个能永远正确？

我现在快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了，有人说人生好比一场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却不是梦，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失意得意，我啥都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复杂了，感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毛泽东过世、朱德过世，周恩来过世，来一个消息我哭一场，还有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徐向前、刘伯承，他们一个个都走在了我的前面，我守在电视机面前哭，比死了我的亲人还伤心！

也曾经有人问我，你跟了张国焘这么多年，你和他到底有没有一点感情？

这问题我以前不敢回答，现在可以完全可以实话实说不打诓言。我何福圣是人，他张国焘也是人，是人总归是有感情的。要不，他跑的时候为啥给我三条路选择？为啥送我钢笔？我心头也清楚，论理，他是个钦定的大叛徒，论情，他害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于理于情，我都应该恨他才是。可偏偏，当我前些年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张国焘晚年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敬老院里，孤苦伶仃，落气时身边连个亲人也没有，我心头也酸得很，几顿没吃好饭，几夜没睡好觉……唉，人这个东西呀，你说得清楚么？九泉之下有知，也当瞑目了。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