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回村

一  进村

三十多年了，心里总有一件放不下的事。就是想回到当年插队的村子，再去看看那曾经熟悉的山和水。在那些破窑洞里，老柳树下，小溪流边，黄土地上、、、、、、，哪儿没留下过我们年轻时的印迹。喜悦与痛苦，激情与彷徨，醒悟与迷茫，甚至饥饿，疲劳，幻想，初恋。套用一句时髦的词儿，那块土地承载着我们太多的回忆。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当年的革命诗歌中的这一句话可真真是喊到我们的心里了，因为我们插队就在延安地区。这些年回农村的梦做了不知道多少回，也挺奇怪的，每一次的梦中总重复着同一个情节：终于回到村里，却忘记带相机了。每次从梦中生生地急醒之后都暗自庆幸那只是一场梦。所以，当我们这次真正要动身回农村时，行囊中首要的就是放进两部相机和足够的胶卷。

车子从山西一进入陕西，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好象在外多年的游子回到了老家的那种感觉。人就是怪，明明是初春，山上还光秃秃的，却觉得景致很美，风和日丽。

离村子还有几里路时，抑制不住的激动就在心中鼓噪起来。我们村是从延安进入延长县后的第一个村子，从延安流过来的延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河水冲击出的一小片川地使我们村成为山区少有的拥有上百亩平地的村子。

公路就顺着河边走，当车子拐过一道石崖，一眼看见我们村的土地时，我不由自主地大喊一声：“到了！”我们这伙人中，有做了职业写东西的，她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书中这样描写我们村：只搭眼一望，我的心就醉了，化了。杨家湾像个漂亮的婴儿静静睡在融融白雪的襁褓中。

现在的杨家湾怎么着也该长大了吧，像个丰乳肥臀的少妇袒胸露肚地睡在自家的土炕上。

村口当年的土路现在变成水泥的了，直直地通进村子。正好有一个人推着辆自行车往村里走，我正在兴奋中呢，冲着他就问：“你是谁？”那人一楞，随后用陕北人特有的带有一点憨憨的幽默说：“我是我。”定格，一个陕北农民瞪着一个傻笑的北京人。

 

二  年轻真好

村委会就建在一进村最显眼的地方，一排气派的石窑。

三十多年前这儿可没有石窑，只有几间依离歪斜的破土房，是我们队的饲养室，里面养着宝贝似的五条毛驴。那五个家伙是全队最重要的公共财产，除了它们，队里好象也就没有什么了。当然，还有饲养它们的饲养室。在全队人和队长的眼里，那五个家伙的地位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重活累活一概不让它们干，这五位大爷每天最多只出半天的工，干的活也不过是到社员家里拉拉磨推推碾子而已。我们当牛当马的在地里挣得快吐血时，它们却养尊处优地晒着太阳，漫步在饲养室前的空场，时不时的还翻倒在地打个滚,扬起一团团尘土。

冬天，太阳好的日子，饲养室前除了五条悠闲的驴子，沿着墙根还坐着一溜老头儿，一边聊着村家大事一边敞开破棉袄抓着里面的虱子。据说魏晋时期的文人就爱一边畅谈国事和诗文一边抓着虱子。从这点上看，咱们陕北老乡还真有点魏晋遗风呢。

如今饲养室早就拆了，替代它的是村委会门前的一片小空场地，魏晋遗风当然已经消失殆尽。但是，有闲的村民还是爱在这里聚聚，下下棋，聊聊天。

我们进村时正有六、七个村民围在一起下棋。还没等我看清楚呢，黑娃婆姨就已经喊着我的名字，从人群中向我扑将而来。黑娃是我们当年的房东，我们的灶房就安置在他家的一孔闲窑里。那时他们夫妻年龄比我们大几岁，膝下有一双还都是碎娃娃的儿女。

那一小群人里淅沥哗啦站起好几个，延门儿、猴娃、随娃婆姨、懒人、、、、、，我们离开农村整整三十一年了，他们居然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名字。

黑娃家还住在原来的地方，村里像他这样还住在老窑里的人不是很多了，像他住那么破的窑的就更没多少了。黑娃夫妻都有病，不能下地干活了，生活就靠开个小卖部卖点香烟瓜子的蝇头小利，而这样的小卖部在这三百多人的村子里竟然开了十几家！黑娃婆姨脸肿得膀膀的，还忘不了当年我给他的孩子买过一把玩具手枪，其实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有这么回事了。她说：“那个时候，谁家的孩子能玩上那种玩具呀！”陕北农民就这样实成，你做过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们就能记你一辈子的好。后来还有农民说我给他寄过全国通用粮票，我也是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

年轻时的黑娃是个爱说爱笑的人，陕北人的话：儿话多（指爱说笑话的人）。可现在的黑娃被生活挤压的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个人可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看着黑娃家的光景，我真是哭的心都有。

黑娃婆姨给我们打开那间当年我们知青做灶房的窑洞，咯吱吱的开门声都跟三十多年前一模一样，扑面而来的潮气似乎还带着那个时候我们烧火做饭的煤烟味，窑顶上被烟熏的黑黑的灰尘依在，就只差十二个年轻的身影。

年轻时我们有多荒唐，在这里我们曾经打过“分灶战役”。

说起来话还真有点远。那时候，不知道是上面的远见还是阴谋，分配到各个生产队的知青都是按男女平均的数目编的组。我们队有12名知青，6男6女。男生来自北京的一所男中，女生则来自一所女中。女生都是17岁，而男生大些，都20岁了。我们这些少男少女到了一起，偏偏不领上面的情，没有按物理学中的异性相吸引的原理发生作用，反而互相排斥，农民的话，横竖尿不到一个壶里。

那时候在我们的眼里，男生们没有一点点优点，往坏里说简直就是十恶不赦。首先，他们不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下地干活。有一次，连着好几天没见他们人影，队长派人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们，派去的人回来汇报说：那些耸（陕北的骂人语）全在炕上睡着呢，叫他们下地去干活，他们说他们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必须躺着以便节省体力。像话吗！其次，他们好吃懒做过了份，每天不去队里干活不说，连知青灶上的活都不干，做饭用的水全是我们女生挑来的。他们说不会做饭，可吃起饭来却个个赛过……哼、哼，那个…。最最不可饶恕的是他们竟然害死了一条驴！那天他们要去三十里地以外的一个小煤窑给知青灶买煤，用了一条驴拉车，临走前队长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别累着驴，可他们一出了村就不是他们了，赶着驴一路小跑。老乡赶驴车时遇到上坡路要帮着驴拉车的，他们可好，驴拉一车煤本来就够重了，他们还坐在上面！不仅不帮驴拉车，还拿棍子使劲抽驴屁股，那可怜的驴打小哪受过这苦哇，回到村里就因肺破裂而亡。听到这个噩耗，全队社员的肺差点破裂----气炸了。我们女生当然是站在贫下中农一边的，誓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作出决定：跟他们分灶。

男生当然不同意了，分了灶显然是他们吃亏。一没人给他们挑水做饭了，二他们吃不到女生的口粮了。为了尽快把男生赶出去，我们采取了严格的分餐制，每顿饭做好后，用秤分份，男女平均，绝不给他们多分一丝一毫，吃不饱活该，谁让他们做寄生虫呢。此外，还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静”字，矛头直指男生，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老是在高谈阔论，饭都堵不住嘴。

于是灶房里硝烟四起，每到吃饭的时候，女生与男生便恶语相向。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天来了一个外队的男生，他看到墙上那个“静”字，觉得男生受气了，竟然义愤填膺地一把扯下了那张写着“静”字的纸，然后昂首挺胸地从女生面前走出去。女生们一时没反映过来，都楞住了。我还算脑子转得快，来得及在他迈出门坎时冲着他的背影给了一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那男生数年后成了我的老公。说实话，那次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嘻、嘻。

闹腾了一个月后，男生终于受不了精神加肉体的“折磨”了。那天收工回来，远远地看见灶房的门歪在一边，走近一看，原来趁我们不在，他们撬开了灶房的门，把我们早就分好了给他们的东西搬走了。

一场“分灶战役”以我们的胜利告终。

多少年后，一群老头老太聚会，一位男士总结：那时候你们17岁，正是对异性开始感兴趣的时期，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啊呸，谬论！

黑娃家的窑据黑娃说，连他爷爷都记不得是上面哪辈人盖的了，按20年一代人计算，这窑少说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三十多年前我们在它里面的生活跟它的历史比算得上什么？再过三十年，我们都没有了，它还会立在那里。

无论它再破再烂，它是历史的见证。

年轻真好。

 

三、在那遥远的地方，有四条好汉

这是我同学出的那本书里的一章，整整10页，描写的是杨家湾村里的四兄弟，他们叫：大汉、二汉、三汉、四汉。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不能把她的整章搬上来，但是我可以节选一点。

……四兄弟都身材魁梧，高额头大眼睛，是杨家湾里的漂亮男人。杨家湾的男人好看，这是我们一进村就发现的事情。我老想，说不定他们的祖先都是些戍边的军户，更说不定他们的脉管里真的流着匈奴单于，蒙古王爷或者突厥公主、回鶡女郎甚至阿拉伯美人的血呢。

大汉是延长油矿的工人，……杨家湾的人谁能不上山受苦，而是到油矿上当工人，就是最体面的人物。大汉是村里唯一有这好命的一个。

但是我们到杨家湾的时候大汉却因为这好命而坐了牢。说是因为在矿上参加文革武斗打死了人。但是只要谈大汉，杨家湾人都会露出敬佩的神色……。

二汉有病，年轻轻也不知怎样就得了慢性肝炎。……每次见到他我都想起《水浒》中那些落草的受难英雄，比如病关索杨雄或者病大虫什么的。……

三汉是好看的四兄弟中最好看的一个。健壮挺拔，筋骨匀称。面孔稍显黎黑但肤色油亮。他一笑就露出虎牙，由于他太爱笑，我很容易地发现他有一口在当地人中少见的，洁白整齐的牙齿。……

四汉比哥哥们还忠厚老实，是四兄弟中唯一没有成家的一个。……四汉不久结婚了，听说女方原来是他中学同学。……

四个魁伟男人站在村子里，不知怎样就聚起了一股雄浑之气，四周的山都矮小了许多似的。

瞧，溢美之词多吧，可见那四条汉子当年在村里是多么风光。

这次我们回村，肯定是想看看四条汉子的。

如今的四条汉子是什么样？

大汉从监狱出来以后，一直在外做生意，前些年好象做的还不错，赚了点钱。可听说后来赔了个底掉，现在住在西安，六十多岁了，身无分文却还在想着发财，无奈既无本钱又无本事，剩的就只有胡吹乱侃了。

二汉早就故去了。婆姨改嫁给一个工人，又生了一个女儿。奇怪的是她多少年就没离开杨家湾，而那工人退休后却回了湖南老家，现在两地分居。婆姨的窑里挂着二汉的大照片，而那工人的照片小小的，被挤在角落里。

三汉和四汉是我们见到的。老啦，三汉的头发快掉光了，皮肤更加黎黑，敢说比非洲某些不甚黑的人种还黑，那口洁白的牙齿也早就没了踪影。四汉的牙跟三汉有一拼，没剩几个了。就眼前这两个老汉的形象，说破大天也跟那本书里的描写联系不到一起呀。

见三汉是在他承包的大棚里。县里今年推广大棚种西瓜，杨家湾搞了三十多个大棚，动员村民出来承包，三汉承包了一个。承包户们对西瓜真可谓精心照料，我们在那儿的两天就亲眼看见他们从早到晚的在大棚里忙碌。西瓜长的也真不错，苗长得一人多高，碗大的西瓜挂在架上，说是再有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了。可是钻进三汉的棚，情景就有点不对劲了，跟前的西瓜苗又稀又小，一副萎靡不振的熊样。三汉不好意思地笑，说往里边有西瓜长出来了。我还真往里去了，可到了也没找到一个西瓜。三十多个大棚数随娃家的西瓜长的最好，我问随娃三汉的西瓜为什么没长好，随娃说：“他鸡粪上大了。”看来养西瓜跟养孩子一个道理，过分溺爱都是不行的。

村长对三汉的评价是：他接受新事物可快了，不论上面闹个啥新东西，他都是最快接受的，可就是一闹就半途而废，常是个没结果。

说起三汉接受新事物，那还真是。

一九六九年我们到村里时，这地方那叫一个闭塞，村里没有电，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根本无从知道。村里有的老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火车是什么样子？更没人见过。有一次在地里干活时我们跟他们吹牛：知道火车是怎么跑的吗？是竖着跑的！

当时三汉年轻力壮，是队里干活的好手。我们到村里后的第一年庄稼收成好，分红时三汉是得钱最多的，分到10元人民币！可别小看这10元钱，那时候的10元钱足以让全村人眼红。不信算算看，全村最壮的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10个工分值人民币8分钱，刨掉冬季农闲3个月，就算你以后出满工也就270天了，270天满打满算挣的工分乘以8，多少？21元6角。一年两次分红，21元6角再除以2，多少？10元零8角。所以，你必须是壮劳力，还必须出满工，才能挣到10元钱。而我们队能挣到一天10分的人充其量也就五、六个。你说那10元钱能不让人眼红吗？

就是那次分红后没几天，三汉失踪了，过了两天，三汉又回来了。接着，村里爆出一个特大新闻，三汉去看火车了！原来，三汉揣上10元人民币，跑到离村子五、六百里地以外一个有火车的地方，蹲在铁路边，直把火车看了个美。

三汉的壮举在村里镇倒了一帮年轻人，也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二杆子！一年的钱去看一趟火车，咋是不想过日子了？

这就是三汉。

三汉跑去看火车的时候，四汉是个刚刚回到村里的初中毕业生，是村子里少有的“知识分子”。白白嫩嫩的书生跟上受苦人下地受苦，满肚子抱负没地方施展，苦闷和彷徨自不必说了。村里来了一群北京知青，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带来很多新鲜“物”和“事”。同样的年龄，却有着不同的生活境遇，对四汉的刺激使他更加苦闷。他曾经把这些苦闷透露给知青朋友，但是命里就这样定的，他只能在那块土地上受苦，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

我们是去四汉家里看望他的，当年的书生已是一个地道的老农民。

四汉正在为儿子的学费发愁。但是能使他聊以自慰的正是他的孩子，大儿子在山东大学学习计算机，女儿在一所中专即将毕业，小儿子在延安上重点中学，成绩优异，是年级的前几名，今年高考，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

四汉的抱负总算在他的儿女身上得到了实现。

我们从陕北回来以后，我在第一时间里把三汉和四汉的照片发给我同学，让她看看她心目中四条好汉现在的模样。她回信说：“杨家湾让人永远难忘。”咳，在那遥远的地方，曾经有四条好汉。

 

四、弄虚作假

杨家湾的那口水井是我在北京就想好了要去看的地方。

它是一口山泉井，深约一米多点，四四方方的每边也就不到二米，叫它井，实际看上去也就是个水槽。别看它不大，可全村人还有驴儿们吃的用的水就靠它呢。水井的边与地面平齐，里面的水面与井边平齐，从井里打水一点也不用费劲，驴儿们喝水也只需伸伸脖子即可。说来也奇了，就这井，数九寒天没见它冻过冰，烈日炎炎也没见它枯过竭，一年四季，井里的水总是满满的。那水如果仔细品品，清凉中还夹着一丝丝甘甜呢，绝对比城里超市卖的矿泉水好喝，杨家湾人天天喝的就是这水。

听说因为有这井才有的杨家湾。估计那时黄土高原还是遮天闭日的原始森林，也许已是黄进绿退现在这副模样？大概是一队戍边的官兵，也许是迁徙途中的几户人家？总之是杨家湾的先人，他们走乏了，口渴了。突然，在那荒无人烟的山脉中，传来潺潺水声，一眼甘泉显现眼前，量大水甜，实在是天下少见的好泉，择水而居嘛，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来。繁衍生息是人类本能，于是就有了一个村庄叫杨家湾。

还听说，抗战时期，杨家湾驻扎过八路军的一个野战医院，也是因为看中了这口井。野战医院医生护士伤员近千口人呢，连吃带用，还得洗绷带，离了水哪行。就这口井，最多时曾供过上千口人使用！

我们住在村委会，那儿有专门为接待县里镇里领导准备的席梦司，我们沾了官儿们的光，在杨家湾居然也睡上了软床。

天刚亮我们就起来了，拿上脸盆去井边洗漱！

真像是回到了三十年前。睡了一夜的村子正在醒过来，凉凉的空气爽爽的，这家的鸡刚叫完，那家的又叫。两只黑狗一前一后从村外跑回来，昨晚它们不定在哪里风流了一宿。

井的位置在杏树山和窑畔山之间的小溪旁，我们走后，这里经过改造了，山坡箍上了石帮，还给井建起了一个小石窑，原来它面向东，现在改成面向南了。这口井算得上是养育杨家湾世世代代的有功之臣了，从对它的改建也看得出杨家湾人对它的尊重。

开始一天的忙碌之前，男人们得先把自家的水缸装满。于是早晨的井边算是村里最繁忙的地方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挑水，还是杨家湾人没有摆脱的苦差事。

看着老乡担着水晃晃悠悠的样子，我突然想再体验一下那种感觉，当年我们都没少担过水呀。我叫住一个老乡，让他放下担子我来试试。可是真令人失望，任我怎样挣巴，那两桶水就跟沾地上了似的，纹丝不动。我想给自己找个台阶，问：“这两桶水有一百多斤吧？”老乡伸出一个大拇指和一个小拇指特肯定地说：“六十斤。”

完了，我成大草包了。

我们带回北京的照片里有一张我担水的照片，那是用了我们耳闻目睹数十年，只有傻子才学不会的招，担着两只空桶弄虚作假呗。

 

五、天下最大的倒霉蛋

有句话叫“铁肩担道义”，形容什么不用我说谁都明白。三十年前的杨家湾，人人可真的长着一付铁肩膀，生活物资、生产资料、生产成果，哪样不是靠着铁肩弄回来的，肩膀就是整个杨家湾的运输工具。

我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到杨家湾后的第一课便是革自己那个肉肩的命。

我永远都忘不了第一天上工的情形。

那是1969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吃完早饭，我们被带到一个羊圈，队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只扁担和两只筐子，开始干活。活很简单，就是把羊粪担到地里。这便是我们“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

陕北高原在咧咧的寒风中暴露着它的贫瘠，在这块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上照样有人类繁衍生息，他们为了生存只有向贫瘠的土地刨食，以人类最低的生活标准艰难度日。我们的到来徒增了这块土地的负担，当我们这群幼稚青年溶入一群衣衫褴褛的人群中，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把羊的排泄物从这儿挪到那儿，还傻呵呵以为那就是革命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其实不欢迎我们。

一天下来，我们个个肩膀红肿，疼痛难忍。

晚上，全体社员在饲养室集合给我们知青评工分。不大的饲养室里地上疙纠着一片人，煤油灯只能照亮前面几个人的面孔，后面的人全在黑影里。一闪一闪的火在黑暗中此起彼伏，那是他们在抽烟袋锅，刺鼻的劣质烟草味充满整个空间。

“这些娃干得还棒尖。”听到贫下中农的夸奖，我们心里美滋滋的。记得我在给妈妈的信里还说过呢：贫下中农夸我们干活拔尖。直到几个月后，我们能完全听懂陕北话后才明白，“棒尖”的意思不是“拔尖”而是“还差不多”。而且，他们叫我们“娃”也不是贫下中农对我们的亲切称呼，而是带有一种轻蔑，没长大的孩子才是娃娃呢！

前面几个女生都被评为5.5分，即干一天活可得5.5个工分。当评到我时气氛却不对头了，黑影里有人说：“就她个子大……”后面说的话当时我没听懂，现在想肯定是“就她最不能干。”黑影里又有人说：“叫她一个人坐一个位。”说这话的人肯定不是贫下中农！可是关键的时刻，往往一句话能定乾坤，就这么着，我被评为了女生中唯一的一个5分！

这纯粹是命运对我的捉弄。我们队的六个女生除了我的个子是一米六七，其他五个一律没超过一米六。是巧合也罢不是巧合也罢，事实是我跟她们站在一起就显我了，人高马大的。贫下中农一眼就先入为主的觉得我应该是最能干的，可干活时我并没有比别人出色，他们就觉得我不行。可他们也不想想，即使担同样的重量，我要克服的地球引力也比她们大好多呀，我已经使出了我最大的力气了。都说窦娥冤，人民要是都知道我，就没窦娥什么事了。

天哪！我成了天底下最最倒霉的倒霉蛋。

从此，我便被钉在了耻辱柱上。每天收工回来记工分的时候，我都觉得羞愧难当。虽然同学们什么都没说，我自己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表现，把工分拉上去，跟她们一样高。

我如何忍辱负重拼命努力受了多少苦就不多说了，总之一年以后评工分时，我的工分终于追上了别人。

为了这一天，我活活地争取了一年啊。

说句实话，到现在我也认为贫下中农在这件事情上是对不起我的。不过这次回村，多次听到老乡们感叹：“你们那个时候在这里吃了苦了！”总算是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正确的评价。

我们的肩膀始终也没有练成铁的，至多能算上个木的。

我有一张当年担麦子的照片，于是这次回村，我特意去当年拍那张照片的公路边又拍了一张照片，目的是把两张照片对比，体会一下物是人非的感觉。

说起担麦子，记起当年一件事。那天收割的麦子没熟透，有的麦杆还发着青色。晚上收工时，我担着一担麦子走在人群的后面，青麦子比干麦子重多了，我越走越走不动，最后咬着牙也走不动身体里一丝一毫的力气也没有了。没到过那种境地的人是不会知道的，当人累到极致时，眼泪会像汗水一样往外流。当时我根本没想哭，可是眼泪却像汗水一样哗哗地流出来，闹得我分不清哪是眼泪哪是汗水。

后来人都走光了，天也黑下来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守着那担麦子，望着黑漆漆的山沟。村里人都说那是野狼最多的一条山沟，我当时心想，就是狼出来把我吃了，我也走不动了。那种无助与绝望恐怕很少有人体验过。

多少年后，我给女儿讲起这段经历，才八岁的女儿听完后问了一句：“那担麦子值多少钱？”这一句话一下子震撼到我的心灵深处！几十岁的人了才猛然醒悟，那担麦子连一元钱也值不到，它的价值与一个人的生命相比，谁轻谁重！可当时我就是宁可丢了性命，也根本没有把麦子丢下空手回家的想法，连一闪念都没有，这一切仅仅因为它是公共财产！

我们这一代人究竟具有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被教育到如此愚昧究竟是谁的过错？而我还拘着这种观念引以为荣，时不常地拿着那段历史去教育孩子。

在一个八岁孩子面前，我心中的大厦的轰然倒下。

 

六、老柳树作证

记不清是67年还是68年了，但却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刚刚在南京的舅舅家玩了两周回到北京，天已经完全黑了，昏暗的路灯，熟悉的马路，我提着一只手提包兴冲冲走进大院的东门。突然，微弱的光线下一条墨黑的标语刺入我的眼帘“打倒大叛徒、历史反革命××！”爸爸的名字赫然在目。

这一天终于来了。

其实我早就预感到它了。

我的父亲是中国亿万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只不过他所处的时代便注定了他一生坎坷。父亲十来岁时即遇上中国遭受外族侵略，原本家境富裕的几个兄弟停学在家，凭着爱国的激情，在我爷爷的带领下，一家人全部追随了共产党，参加进八路军，那是一九三八年，父亲十六岁。从此一路紧随直到共产党取得政权，那时六兄弟除去已死二个，四个都在党。

解放后父亲投枪从文，成了一个以文字为职业的人，凭心而论父亲顶多也就算个三流作家，最辉煌的作品是五十年代出过一部谁都没看过的电影《怒海轻骑》。文革刚结束时社会上流行放映老电影，有一天电视里转播《怒海轻骑》，我们一家好兴奋，都端做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姐弟都想见识一下父亲的作品究竟什么样子。开演后十几分钟，我两个弟弟就借故溜了，我忍到二十多分钟时再也忍不住也脚底下抹油跑了，最后只剩下我妈一个忠实观众。所以我们至今不知道父亲写的是什么东西，只有印象：革命程式化。

但是我的父亲却是一个好爸爸。父亲因为职业的关系不用坐班，所以我们从小就是在他的管理下长大的。而本应多照顾我们的母亲因为工作单位离家特远，每天必须早出晚归，基本上没怎么管过家事。父亲肚子里的故事从来没有枯竭过，换句话说我们是听着他的故事成长的。

每天晚饭后大家挤做一团听父亲讲故事是我们家的传统。然而那段时间父亲不给我们讲故事了，总是躲在他的屋里写着什么。记得有一天父亲从单位回来，低着头走进他的屋去。姥姥拉住我悄悄地说：“你爸爸一定挨打了，半边脸都是肿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亲可能出事了。后来又有一次，我去父亲单位的办公大楼，大楼里贴满了大字报。在六层楼梯拐角处，我突然发现一份揭露父亲有“历史问题”的大字报。当时我都吓傻了，一个字也不敢看像个贼似的逃跑了。

不祥之云笼罩在我家。

几年后我才知道，其实那时父亲早已经挨斗了，每天都被造反派打，饱受折磨。可他回到家里却什么都不说，怕惊吓了我们，他自己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痛苦。

从南京回来的那天夜里，我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我不相信爸爸是叛徒，可神圣的党说他是叛徒，我怎能怀疑？那年我正好也是十六岁，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十六岁失去了父亲。”摆在我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和父亲划清界限。父亲对我们说：你们要相信党组织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我暗暗地想：你让我们相信党，那我就得相信你是叛徒了！

我开始跟父亲划清界限。不过我所做的所有划清界限的事也就是不听父亲的话在饭桌上故意使劲说话，因为父亲不许我们吃饭时讲话。现在想起来远不如现在很多处在青春逆反期的孩子们对父母的不尊重。而在那个年代这就算挺严重的事情了，公然地气长辈。

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做了一件刺痛父亲心并且永远刺痛我自己的心的事情。

那是在父亲要被押去湖南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收拾自己简单的行李时发现缺少一只喝水用的搪瓷缸子，而恰巧我头一天刚刚为自己买了一只，父亲便与我商量能不能先把那只缸子让给他，然后我再去买一只。真不知道当时我是中了什么斜，死活就是不同意，不管妈妈、姥姥怎样劝，我就是不同意。那晚，我怕父亲偷偷拿走缸子，竟然抱着那只可恶的搪瓷缸子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醒来，父亲已经走了，姥姥告诉我，父亲走时过来看我，见我抱着缸子熟睡的样子，十分伤心。父亲出门时摇着头，流着泪。听了姥姥的诉说，我不仅不难受反而有点暗暗的得意。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成了一把刺在我心头的利箭，我得背负一生，并且永远流血。

父亲走后不算很久，我也下乡来到陕北。那时候我们家七口人被分做六处，父亲在湖南，母亲在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我在陕北，妹妹在天津郊区，姥姥被舅舅接走，北京的家里只剩下两个年幼的弟弟。

我刚到十七岁，又是第一次离开家离开亲人，贫困的生活和远离亲人的痛苦使我开始想念父亲，但不能跟任何人说，只能偷偷地想。

夏天我终于接到了父亲给我来的第一封信。看到父亲那熟悉的笔迹我就想哭，可我不能，我躲在角落里看信，强忍着眼泪不让它流出来。整整一天我心中像压着一快大石头堵得难受。晚上收工后等到天黑，我一个人溜出村子跑向延河边。

我们村往延河去要路过一片柳树林子，这片林子就在河边的沙地上，白天干活时人们常在大柳树的树阴下休息。我从来没有在夜晚到过这里，黑暗中，静静的柳树在微风中发出沙沙地轻响。我手中捏着父亲的信，在一棵大柳树边坐下。当我确信周围没有任何人时，就开始放声大哭，边哭边喊：“爸爸，我想你！”一年多来，憋在我心底的感情，像火山的岩浆一样喷发出来。那一刻，亲情的融岩把阶级斗争划清界限荡涤地丝毫不剩，人性回到了我的心中。

我向大柳树发誓：我是父亲的女儿，我不管他是什么人！

此后的数年，我跟父亲的通信中不断的互相道歉。父亲几乎在每封信中都说：我对不起你们，是我连累了你们。而我给父亲的信中总是说：那不怪你！我不该不给你那只缸子。这样的对话我跟父亲一直说了很多很多年。

从那晚开始，我就再也划不清界限了。我拒绝在任何场合说划清界限的话，在调查表上毫不犹豫地写上父亲是革命干部，我还撕毁了已经写好的入团申请书，因为要想入团就必须跟父亲划清界限。以至于四年后和我同时招工进厂的50名知青中有49名共青团员，只有我一人不是。

这次回村，我和老公特意去延河边看望那片柳树林。三十多年过去，以前穿过林子的那条小路已经找不到了，在它的西边修起了一条大路。洪水过后的泥沙几乎掩埋到那些柳树的半腰，看上去好象它们经过三十年倒越长越矮了。

老公兴致勃勃地拍照留念，说：这片柳树林对咱们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年我俩在这里谈过恋爱，大柳树是我初恋的证人。

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些老柳树对我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在这里我恢复了人性

身后的那片柳树经过三十年倒好象越长越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