髙天厚土（连载一）
作者：戎马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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髙天厚土（连载一）
作者：戎马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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髙天厚土
我的一生在穿上军装的这半个多世纪中经历了两件事。一件是自愿、主动的；另一件是无奈、被迫的。 第一件事是对敌作战，这是我自愿参加的。所面对的敌人一开始是日军，后来是国军，最后是美军。我们是在极端困难甚至难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下去浴血奋战，无怨无悔地去冲锋、去战斗，旋风般地在枪林弹雨中奔突搏杀，历尽血雨腥风。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幸运者、幸存者。虽然伤痕累累，但我从九死一生中走了出来。看到对手的完蛋，看到了胜利。可是我的无数战友却永远留在了战火硝烟里…… 第二件事，就是多次、长期地被无缘无故拖入政治运动的漩涡。在我参军后不久，就经历了一次无比恐怖的政治灾难。那年我刚满十八岁，赶上了草菅人命的“肃清托洛斯基运动”。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残酷异常，危害极大。受害者被捕之后往往一两天即处死，后果非常严重。运动中我也被无中生有地列入黑名单，幸亏当时战事紧张，运动领导者一时疏忽，我才死里逃生。真是幸运。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就厄运难逃了。尽管我天天读四卷、学马列、念语录、表忠心。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人生道路上的各种政治陷阱，但最后还是在劫难逃，被关进了牛棚。“牛棚”这个词是由党的领导人赐名的，大概是区别于有高墙和铁丝网的监狱。住牛棚的日子不好过，要经受日以继夜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有一大批当年的老红军、老八路就是在牛棚里“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迫害致死的，我能活下来已是万幸。而今，垂垂老矣，不明不白。借问苍天：人间何处论是非？！ 我的一生历尽千辛万苦，也多次陷入绝境，但我有幸从死神的魔爪中挣脱出来，把生命延续至今。正像人们常讲的经过了九死一生或古代哲人所说“虽九死其犹未悔”一样，当人们一旦从死亡陷阱中逃出来，又一次感受到生命的鲜活美好，其心情是何等的兴奋和宽慰，精神和心理得到多么大的满足！我想不亚于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夺得冠军那一瞬的心情。临近死亡并不痛苦，当然我并不希望再尝试它。最难以承受的是政治运动中的“牛棚式的折磨”，它是对精神和肉体的高强度、超负荷的综合性折磨，是一项破坏性的折磨，不少的人过不了这道鬼门关。在“牛棚”里能生存下来的重要条件，就是被害人必须有健康、坚强的神经系统，否则是很容易走上自杀之路的。而身后所得到的往往是“背叛人民、背叛革命、背叛党”的结论。 我一生这两大时空板块中，一为戎马战场，一为身陷囹圄。因此浓墨重彩的主要生命段是红与黑的色调。红是沙场战地的火红、血红、战旗红；黑是“牛棚”的暗室黑、狱吏的手黑、政客的心黑。当然牛棚暗室中也不乏血腥和血红，但我有幸从中逃了出来…… 我的曾祖陈楷祖居山东莒州（沂州府辖。莒州下辖沂水、日照两县）南六十里的陈家西楼。清道光年间迁州城经商。收购烟叶、花生米等当地农产品，卖出后再从石臼所（今日照市）一带沿海购入鱼、盐等海产品回销。是收购批发兼仓储经营，收入较好。从曾祖起人丁不旺，女多男少，两代单传。曾祖、祖父两代都分别娶了几房奶奶。祖父陈世录因不善经营且好赌使家业凋敝。父亲陈德忠成年后经营“恒记丝线店”。中国是丝绸之国，丝织业发达。该业有行会组织，须经审核批准方可开业。大概在父亲四十岁前，有一次到日照途中，因天气突变受寒，投宿旅店时又吃冷饭而引起急性胃炎。此后随天气变化经常发病，时好时坏，导致业务经营时断时续，借贷也时有所闻。大哥从十三岁就开始参与劳作。我还记得从春天购入新茧缫丝到染制彩丝的生产全过程。缫丝经过脱胶成熟丝，在城隍广场南面之漏卮湖水中洗净晾干，而后在城隍庙院内古柏苍天的甬道旁安置的约五十米长的案子上加工。有的制成较粗黑丝线，供清末男性和有钱人家妇女发辫的“添加物”（脱发的男女，发辫上编入适当数量的黑丝，形象得到美化）。另一种较细的丝则染成彩色的丝线，成为女人刺绣的必需品。在北伐战争之前父亲和哥哥每天忙于丝产品的生产制作，我则每天提着一把宜兴紫砂壶给父亲送茶。壶里不是放茶叶而是放红枣。这把紫砂壶是提把式的中型茶壶，壶底有款，是江南制壶高手时大彬的作品。壶的提把由筷子头粗细两根白银绞股制成，壶嘴也是由白银镶嵌。当时北伐军尚未到达，我只有四岁，还是个扔石子打瓦片、蹦蹦跳跳的孩子，能担当提壶送茶的重任证明我的性格较为文静稳重。我每天提着茶壶，把红枣水送到城隍庙那高大苍劲的古柏下父亲和哥哥的生丝加工现场，然后便去庙里看那些泥塑的鬼神。 在北伐军到达之前，城中的城隍庙、关帝庙和孔圣庙还岿然矗立，香火不断。城隍庙颇具规模。正殿之外东西两厢各有几十间房，就是所谓的七十二司，里面是彩色泥塑的鬼神。善恶对比，生前行好事者死后得到福禄寿禧、聚宝盆和成堆的金银，还可以走金桥银桥。而生前做了坏事者则受到各种酷刑。如贪官污吏、高利贷盘剥者将受剥皮之刑；寡妇改嫁者由两个鬼卒操大锯把寡妇锯成两半；还有上刀山下油锅之刑，下油锅很像集市上的炸油条，小鬼用铁棍将受刑者按在油锅中。最残忍的塑像要算骑木驴凌迟喂狗，这是对生前有外遇杀夫者的惩罚，一个四条腿有轮子的木驴，背上有一直木棍，一裸体妇人被木棍从阴部穿入并被捆在木棍上，两个刽子手操刀割肉，几只恶犬呲牙咧嘴争食。这些形象大小如常人般的彩塑塑工颇佳，据说经常发生一些身体孱弱的妇女在观看塑像时晕倒在地的事情。这是三十年代以后再也难以见到的景观。国共合作以后北伐军所到之处，妇女放足男人剪辫，恶神小鬼庙也一扫而光。一九六零年在北京参观西藏平叛展览也有剥人皮断脚筋剜膝盖骨之刑，但较上述泥塑，花样还相去甚远。
小城 我生于一九二一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九二九年我八岁那年母亲病故，一九三三年父亲染霍乱脱水去世时我年方十一岁。父母亲相继去世与当时家庭贫困有关。大革命后剪辫子和妇女放足运动都直接影响了丝线的销路，又加父亲胃病经常复发，丝业经营时断时续，债台高筑。生病而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因之父母相继早逝。 父母去世前后，我的两位哥哥承担养家糊口的经营活动，城郊少量土地由一亲戚代耕，收入的粮食仅够半年口粮。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大哥梅坡、二哥梅青开始办起了饮食餐点。起初是在一个叫“莱芜饭馆”的旁边摆上馒头摊点。一头毛驴拉磨，姐姐罗面，早上馒头上市。虽利润有限，但筛余的粗面粉可保证全家人的粮食供应。后来又经营酱肉类食品，收入有所增加，对“莱芜饭馆”也是个互补。大哥与“莱芜饭馆”的关系处得很好，他经常帮饭馆老板干些零活，时间一长，竟学会了烹饪手艺，操刀掌勺远近闻名。直到年过八旬，遇到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婚丧宴请，必请大哥去做大厨掌勺。其厨艺可办“翅席”，这在旧社会属厨师的较高等级，而大哥的厨艺就是经营食品摊点时在“莱芜饭馆”帮忙时学会的。 劳动创造财富。父亲久病不愈，全家陷于困境，父亲去世后，两个哥哥都已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了。他们日夜操劳，收益较好，维持了全家人的温饱。几年后以债权人身份得到对方抵押的土地五亩多，以后在日寇入侵前又增加了三亩土地（在五十里外的桑园）。按说有七八亩地如自家经营耕种是可以维持全家生计的，但因土地是借款人无法还债抵账抵来的，坐落地点偏远，一块在城西南郊，另一块在城东五十里的山区。而城西南的土地于一九三六年被压成抗战备用机场，直到一九四四年春八路收复莒县城后，县政府才在我们陈家庄子又补偿了五亩多土地，但已无多大的意义，因为三年后就开始土改，什么人都可以分得一份土地。 从姐是我的二姐。母亲深受“三从四德”旧礼教的影响为她起名为“从”，呼为小从。她的早逝给我留下终生的深深怀念。她只长我三岁，母亲去世后，她是我家唯一的女性，小小的年纪就成了我亲密的生活监护人。在家境清贫的条件下，放学回家吃饭是唯一的大事，她想方设法使我能吃饱，为我缝补破碎了的衣服和鞋袜。从姐天资聪颖，虽无机会读书，却有敏锐的感知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记得她对大户詹少吾家二少爷的婚礼的评价中，有一些词汇令我感到很新鲜：“凤冠霞帔”、“千娇百媚”、“身段苗条”等等，这些赞美新娘的颇具文学色彩的用词，出自三十年代一个没有念过书的十五六岁的农家女孩之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磨房磨面那一两年全仗她一人之力维持，既管毛驴拉磨，又要筛罗面粉，在漫长孤独而单调的艰辛劳作中，陪伴她的唯有自己忧伤的歌声，《五更调》、《十二月》一类的民歌，经从姐嘴里唱出，优美而动听。从姐心灵手巧，长得很美，有苗条的身段，有北方姑娘白中透红的皮肤，有温婉的仪态和贤淑的德行，每当我读到德国诗人笔下的夏绿蒂时，总是不由得联想到我早逝的从姐。 从姐一九三五年出嫁。婚后一段时间生活得还好。两年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二月我在寒假返校后的几天，忽感昏昏沉沉，心烦意燥，三天不能入睡，不能正常饮食。我不知自己得了什么病，写信告诉了家里，所幸几天后恢复了正常。夏日学校放暑假回家才知，从姐不堪无知公婆的虐待折磨，已经死去了，而时间正是我回校后那三天不眠的日子。从姐的死给我极大的精神打击，引发我震撼心灵的恸哭。在我一生中仅有的几次潸然泪下和悲痛欲绝大都是因怀念回忆从姐而发生的，只有另一次恸哭发生在一九七一年进入文革的“牛棚”后。其它无论是饥寒交迫或喋血疆场，也不管在绝望的挣扎或九死一生后的庆幸，我都保持了一个军人应有的素质：“男儿有泪不轻弹”。 对从姐的怀念，还留下一个难解之谜。一九五五年在前往北京的软卧车厢里与一北京某大学教授闲谈中，他讲起孪生子女间或少数兄弟姐妹、父母间有一种亲族脑电感应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比如一方在极其痛苦时，另一方同时产生感应性的身心痛苦。我对教授谈到从姐死去时我的种种异常反应，这位教授说我所经历的事可能是脑电现象。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里不少报刊也曾就此类现象展开讨论，例举世界范围内的一些事例，证实此类现象确实存在，但仍难以得出科学结论。我也曾就此事咨询我所在学院电教室孟昭崔教授（他是孟轲的嫡孙），他说：“这么远的距离，脑电哪会有如此大的能量？这是无法理解的”。但我当时的亲身感受确实是存在的。 我出生之后，中国社会正处于五?；四运动后的大动荡时代，各种政治力量登台表演，又加外敌入侵以及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传入，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共两党的争斗、日寇侵占满洲，真是战火纷飞、天翻地覆的时代，大浪淘沙、鱼龙混杂的时代。我一偏居僻壤之少年，目睹了这个时代的一些小景观。 我五岁时中国社会向我提供的首批画卷是北伐战争。穿着灰色军衣打绑腿穿草鞋，背着斗笠的军人成队成队地开进莒城。他们待人和气，纪律严明。他们要求男人剪掉清朝式的发辫，要求年轻妇女把小脚放开。他们要求办现代式的中学小学，反对读私塾，把城隍庙里的鬼神塑像全部砸掉。孔圣庙虽未打掉也利用两厢办起了小学。在街上常听到成群的人游行喊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而孩子们歌声是“打倒列强，除军阀，民国革命成功，齐欢唱”，这就是北伐战争时的景象。平民百姓不甚理解，但也太平无事。 几个月后开始出现让老百姓不安的事，住在耶穌教堂院内的吴司令等十多人被捆到城隍庙广场枪毙了，老百姓惶惶然不知所措。我参加八路军后才对上了号，这就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分裂在我们小城的表现。 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一个春天城外枪声不断地打了一两天，消灭了大刀会，首领钟之道被抓住，脑袋被砍下来挂在南城上，后来又听说钟之道领导农民暴动是受共产党的指使。 以后，大约是一九二九年初，杨虎城的部队来了。他的军队纪律好，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杨虎城属冯玉祥西北军体系，西北军部队训练有素、重视思想教育，无论部队列队走到哪里总是歌声不断：“军人首重服从，命令何等森严，纣有兵丁亿万，何抵周臣三千，一心同德，胜败昭然……”，还有很能鼓舞士气的军歌，如：“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板坡前称英雄。还有张翼德，当阳桥上等，嘁嘁咔嚓响连声，桥断两三孔，吓退百万兵……”。这些军歌通俗易懂，孩子们也很快学会了。听说都是冯玉祥将军亲自撰写的歌词。 北伐战争就是以打败江浙的孙传芳、华北的吴佩孚和山东的张宗昌等军阀为主要业绩的。 一九二五年我四岁时曾亲眼看到了张宗昌的哥萨克骑兵旅。骑兵旅是苏俄十月革命后败退到蒙古和西满地区的，有万余人，他们到处抢掠，后来在吉林被张宗昌收编，成了雇佣兵，随张入鲁，一部驻军到莒县城。住在城隍庙一带的哥萨克足足有四五百，据说是一个骑兵团。那年天气奇热，他们连人带马全到城隍庙广场南的漏卮湖中戏水纳凉，湖边水井周围石台阶上是白白一片裸体的白俄军官，由一些值勤的“骚达子”不断地把冰凉的井水劈头盖脸地倒在裸体军官的身上。我家距城隍庙广场一里多路，我经常观看这些高人大马的裸体表演。但是过了一些天听大人们讲，那些大个子洋兵得传染病死了不少。当时医疗条件差，全城没有现代医院，只有“同仁”和“济生”两个大药房，卖西药为主。济生药房老板王德一的大女儿王淑芳刚从济南护士学校毕业回来，顶多也就能打打针，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在妓院寻欢作乐后得了花柳病的当地权势人物，对这么多患病的洋兵是无能为力的。这些南俄草原的哥萨克勇士，就这样梦幻般地化作一股轻烟消失了。不知为什么，这些孩童时亲眼目睹的事，在我参军后总想得到考证，哥萨克骑兵是怎样来的，怎样离去的和怎样消失的，但近代史中均无确切的资料可寻。 张宗昌祸鲁在中国近代史上闻名遐迩。张宗昌，山东掖县人，幼年家境窘困，后随母流落东北，在北满当了土匪。一九二一年投靠奉天张作霖，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进占山东自任为山东省督军。张宗昌自称“绿林大学毕业”，“老子天都不怕”，因天旱无雨上演过“炮轰青天”的闹剧。想想也不无道理，如果当时天空有云，也许他就是人工降雨的始作俑者了。就是这样一个绿林屠夫，听说孔夫子不是寻常人，便派人到曲阜把孔子若干代孙子招作自己的女婿。关于这段婚姻，作家鲁迅称之为张宗昌为女招孔裔为婿，他以为可以像嫖妓女传染梅毒一样把孔圣文化传染过来。 袁世凯死后，在北洋军阀当中就实力与地盘而论，张宗昌只能算做是一个二流角色，但知名度一流。不仅文人墨客津津乐道，远如林语堂，近如李敖等，连一般的老百姓也关注张宗昌，褒贬不一。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张宗昌勾起了人们极大的兴味。据河南师范大学苏全有先生在《张宗昌逸事》一文的说法：“胡信之被杀使他的女儿立志要为父亲报仇。在张宗昌被刺后，她大造舆论，据说骂张的文章不下百篇。胡女的所作所为是张宗昌后来名声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众口一词的痛咒张宗昌的风气下，惟一替张宗昌说过几句公道话的人乃是民国时期的政客、福建人刘以芬，他在自己著述的《民国政史拾遗》（又名《宋荔山房随笔》）一书中的《记张宗昌》一节写道：“平心而论，张亦非全无足取，只以不学无术，致使不免于祸国殃民，岂独一张宗昌哉？当时军阀中如张者，恐比比皆是，无怪乎军纪、政治日趋败坏也。” 张宗昌16岁那年，张宗昌和一班老乡闯关东去修路，增长了不少见识。流浪在俄国海参崴时期，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且当过翻译。他还能写不错的毛笔字、画写意山水画。曾做过不少打油诗。 到现在为止，在山东民间依然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段子讽刺张宗昌的昏庸和无知。其实，稍加分析这样的一些段子也仅仅只是段子而已，实在不是历史真相。历史上真实的张宗昌能在那样一个群雄并起、大浪淘沙的时代里，由一介平民而崛起成为叱咤中国南北的一方军阀，可以断言他绝对不是一个凡庸之辈。 他是著名的“三不知”将军：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 坊间传说，张宗昌有70个老婆，有名有姓的就有23个。其中有中国人，有的是外国人；有戏子，有婊子；有的俊，有的极丑；有的给他生过孩子，有的压根就没和他上过床。张宗昌曾地对手下人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 在那样的一个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军阀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每天都在收罗散兵游勇，再加上不断地征战减员和散兵逃溃，任何军阀手下的士兵数量都是一个在不断变化中的数字，要弄明白自己的兵到底有多少，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一点恐怕不仅张宗昌是这样。 说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实际上，能够说清楚自己有多少钱的人断然不是一个很有钱有势的人，钱越少，越能够说清楚具体的数字。张宗昌为一方枭雄，南征北战，养兵无数，后来又一度督鲁，大权在握，不清楚手里有多少钱不足为奇。 1928年9月，白崇禧率北伐军抵达胶东，包围了张宗昌残部，大势已去的张宗昌乘小渔船跑到大连。1930年，他流亡日本。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张宗昌从日本回国 张宗昌回国后引起了一个人的极大不安，这个人就是山东新的土皇帝韩复榘。韩复榘觉得此人企图在山东卷土重来，对自己是莫大威胁。 一次席间，喝高了的张宗昌对韩复榘吹道：“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表面不动声色，心里除掉张宗昌之决心已下。 志愿担当此任务的就是1927年被张宗昌杀害的郑金声之子郑继成。 1932年9月3日，张宗昌收到其母祝氏重病的电报（由张学良指使其姨太太发出），十分着急，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的火车票。此时，郑继成和他的搭档陈凤山已准备就绪。 韩复榘为了万无一失，大摆宴席为他送行，对他举酒狂灌，席间众人共饮白兰地二十瓶、啤酒二十瓶。张宗昌居然神色不变，临上火车还在对送行的人及记者高谈阔论，他的最后一席话是：“余对于过去的事，自己认错。”以及“东北事变后，日本人约本人出头，并予多少便利，本人不但不干，而且毅然返回”。 张宗昌与送行者握手道别、要登上火车之时，混在人群中的陈凤山上前举枪便打。子弹卡壳。张宗昌见状转身便走。郑继成跟进开枪击中张宗昌左背，陈凤山再度射击，击中张宗昌头部。张宗昌亡命。 张宗昌的崛起与终结，有时势造“英雄”之时代背景，也有张宗昌性格决定命运之因素。他敢闯敢拼，杀人不眨眼兼豪侠仗义，行为荒诞不拘又固守一些旧传统；他为军阀利益冲锋陷阵，最后被别的军阀暗算。张宗昌的遭遇，是旧中国大大小小军阀人生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到，无论在什么年代，个人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韩复榘任讨逆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开赴山东，韩于9月在济南任山东省主席，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对山东的统治。他主鲁7年，为巩固山东地盘、保存实力，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一方面截留地方税收，补贴老蒋拖欠的军饷，扩充自己的军队。大力推行“清乡”、“剿匪”、“澄清吏治”、“乡村建设”、“新生活运动”等；另一方面，重视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韩在山东的统治始终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矛盾，实际上是处在半独立的状况。 韩复榘主鲁期间，把土匪、鸦片和贪官视为三大害，所以剿匪、缉毒和反贪就成为他的重点工作。 民国以来，军阀混战，生民涂炭。齐鲁大地，尤其是鲁东、鲁南山区匪患猖獗。他们少则几十人，多则上万人，啸聚山林，走州蹿府，打家劫舍，作恶多端，民怨深重。 那时山区或临近山区的村镇，都有民团组织，以防止土匪的劫掠。但一旦招惹了大股的土匪，一村一鎭是难以抗衡的。那年月经常有整个村庄的群众让土匪斩尽杀绝的惨剧。费县大泗彦村修了两个土围子，十几个炮楼。因不向以刘黑七为首的土匪交钱纳粮，1928年3月，被刘匪攻入大泗彦村，该村90余户人家被杀绝48户，总人口637人被杀559人，劫后余生者仅78人。后由于饥馑、瘟疫，又死去近一半，到秋天，全村仅剩42人。 韩复榘在剿匪中，动用了手中的大部分兵力，包括飞机和军舰。韩剿匪手段凌厉，格杀勿论。即便是招安或投降的土匪也不能幸免。一九三一年夏初，韩复榘曾将缴械投降的150多名土匪集体处决。同年秋，又将从鲁西招安的200余名土匪，在省城火车站悉数用铁榔头敲死，一时间，脑浆遍地，引得野狗争食。有的土匪还未砸死，不论死活，全部埋入深坑。 到一九三五年，山东的匪患基本平息，礼仪之乡恢复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太平景象，人民安居乐业。至今仍然活着的长寿老人，谈起那段光景，津津乐道，都赞不绝口。韩复榘主鲁期间在剿匪安民，维护地方治安方面，功不可没。 韩复榘有审案的兴致，有三种案子他都要亲自审理。一是土匪，一经查实，格杀勿论。二是禁毒，那时只要卖大烟一律枪毙，无论数量大小。对于抽大烟的人，第一次抓着打一顿，第二次还是打一顿，第三次就枪毙，事不过三。三是官吏腐败，他建立了高级侦探队，每个机构都有这样的侦探。这些侦探定期写密报，直接报送韩复榘。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常常被枪毙。 在许多人眼里，历史上的韩复榘不过是一介武夫，自然是与文化无缘，更与文化人格格不入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代山东著名学者、教育家徐北文曾撰文称：“韩复榘在西北军以能诗文、擅书法发迹。他在山东主政后，把一些术士、僧道统统赶出衙门，并重用梁漱溟、何思源、赵太侔等新派文人。韩与张宗昌的不同，是由于文野之分。” 文中提到的梁漱溟等三位“新派文人”究竟与韩复榘有过哪些交往呢？ 韩复榘曾经听过梁漱溟的讲学，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于是便有了后来在山东鼎力支持梁的乡村建设计划。梁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韩复榘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计划，旨在进行政治及行政改革。韩说：“中国紊乱至此，非从农村整理入手不可，余个人对此迷信甚深。在济南曾办‘村治学院’，现在山东又办有邹平之‘乡村建设研究院’。”又说：“我学识浅陋，而有学识的即‘乡村建设研究院’。因为它是集合知识能力分子在救济农村，一方（面）培养农民知识，一方（面）把农村组织起来，有组织才有力量。”他还说：“军队需要整理，不整理早晚要垮；政治也需要改革，不改革也是早晚要垮的。”他呼吁：“我不会改革，请梁先生帮我们改革吧！”韩复榘对梁漱溟非常尊重，当面称之为“梁先生”。凡梁所提建议，韩多采纳。梁漱溟出于一个学者的理想主义，提倡乡村建设，韩复榘不但充分理解，而且划出19个县供其进行社会改革实践，并将地方军政大权一并交他作主，在那个时代，一个职业军人能有此胸襟和雅量，殊为难得。梁漱溟对韩复榘的评价是：“韩复榘作战英勇，又比较有文化，方深得冯玉祥的重用和信任，一步步提拔，而成为冯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他离冯投蒋，去山东主政八年，曾试图做出一些政绩，直到抗战爆发，被蒋介石杀头。”“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何思源，山东荷泽人，青年时代先后毕业于山东省立六中，北京大学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后又去德国、法国留学。回国后先在中山大学任教授，旋即参加北伐军，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何随军到达山东，蒋介石对他面授机宜说：“华北情况复杂，我留你在山东任教育厅长。” 韩复榘由河南省政府主席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只有何思源与南京方面关系密切，又是蒋介石点名安排在山东的。起初，韩对何怀有相当戒心，态度也十分冷淡。韩、何之间的第一次交锋是因省财政要削减教育经费引起的。何思源愤而面见韩复榘，态度强硬地表示：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他还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不承想韩非但没有被“触怒”，反而起身对他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正是不打不成交，韩复榘与何思源从此反倒成了朋友。韩非常赏识何的耿直和勇气。何则发现“和韩复榘相处很容易，向韩直攻是有效的，对他要爽快些，说话不要转弯抹角。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暗杀人，但他不是阴险的人。” 尽管如此，韩复榘周围的人还是不能容忍何思源的存在，非要把他从山东挤走不可。几位省政府委员联袂面见韩，强烈要求将何撤职。韩对他们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是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那样非垮台不可！”韩复榘主鲁七年，山东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对教育工作，韩放手让何思源去做，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1938年，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后，蒋为搜罗韩的罪名，曾召见何思源，开口先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的？”何不肯落井下石，直言道：“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出卖鸦片。” 毋庸讳言，韩复榘是民国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而有关他的种种荒诞不经的“戏说”已使人们很难看到其真实面目了。韩身为一名封建专制时代的封疆大吏，确有其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一面，但他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韩复榘的一生是多色彩的。 抗战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韩在德州曾抵抗日本的进攻，1937年冬，日军进攻山东时，为了保存实力，不战而放弃济南。撤离前夕，下令焚毁省政府、进德会等，名曰“焦土抗战”。后又与刘湘等人密谋倒蒋。1938年1月11日被蒋介石邀至开封参加北方将领高级军事会议，遭到逮捕。后扣押至汉口，1月24日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罪被处决。 北伐战争结束了张宗昌三年多的统治，继之是千古风流人物——少帅张学良宣布易帜，统一的曙光已经来临，这时我们地区以我们县为中心，由鲁南惯匪刘黑七建立了一个土匪独立王国。 刘黑七大号刘桂堂，山东费县人，1892年生。家境贫寒，从小以要饭为生，十二岁给本村地主放羊，二十岁时到青岛扛大包。1915年他23岁时，与其弟及同乡共8人结拜为匪，拦路抢劫。按年龄，他排第七，皮肤又黑，故称刘黑七；他弟弟则称刘黑八。他们在费县各村打家劫舍、绑票勒索，招兵买马，匪势日盛，很快发展到60多人。第二年，鲁督张怀芝派兵围剿，刘黑八被打死，刘黑七等逃往抱犊崮。抱犊崮在费县、滕县、峄县、临沂四县交界处，山深林密，夙为匪薮，时有数十股匪徒隐匿其间。1922年，刘黑七股被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打垮，遂投靠山东巨匪孙美瑶，并参加了1923年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事后孙美瑶受招安被杀。刘黑七与另一匪目张黑脸收拾残匪，继续在苏鲁边界为祸。不久，张黑脸南下江苏，刘黑七留在鲁南，到1925年已有千余人马，号“刘团”，自称团长。多在鲁中地区活动，所到之处，烧杀奸淫，劫掠一空。 当时山东匪患猖獗，各村庄都修围筑砦，壮丁巡夜，匪来则武装抗拒，刘黑七攻砦时，先在阵前放上银元、盒子枪，用以奖赏胆大玩命的匪徒；打开村寨后，妇女任其挑选。其手下的匪徒都极为凶狠残忍。他们的武器弹药主要取之于官兵。例如，1925年鲁督张宗昌派兵围剿刘黑七。官兵不敌，弃械逃跑，匪徒得到武器弹药后，将大批银元置于阵地上退走。官兵复来，见财大喜，待土匪反攻时，便故意再留下部分武器。如此反复多次，兵匪双方在交战中实际完成了军火买卖。刘黑七有了武器，进一步招兵买马，至1928年已达万人，横行于鲁南各县。 1925年——1928年问，刘黑七股匪在滕、沂、费、蒙等地抢掠奸杀，罪行累累，残杀百姓万余人，罄竹难书。匪中歌谣说：“要使钱，上刘团”，“跟着师长到处串，给个县长也不换”。刘匪还向各村派粮派款，如有抗拒或交不足数，即攻破村寨，烧杀抢劫，费县南孝义村1927年春节前后尚有300多人在外讨饭，2月10日刘黑七以未纳钱粮为由攻入该村，烧杀奸淫惨绝人寰，骇人听闻。有的男子被砍去四肢、大卸八块。儿童也不能免。一个10岁儿童被匪徒用七寸尖刀从左耳刺进，右耳贯出，钉在墙上。一个两岁孩子被抓住双腿扯成两半，一岁的婴儿被放在碾麦的石辊下碾成肉泥。一名妇女被20多个匪徒轮奸而死。一名少女因反抗匪徒凌辱，匪徒施暴后又甩凶残的手段杀害了她，还把她剖腹填入石头。许多妇女不堪受辱跳入井中，匪徒竞用辗辊子掷入。此次匪祸中，该村被杀346人，41户被杀绝。因全村烧光，幸存和归来的人无以为生，冻饿而死73人，卖儿鬻女38人，妇女改嫁51人。全村原有735人，仅余212人。 刘匪对绑架来的人质也极狠毒。三五天不送赎金，即给其家中送去人票的一只耳朵或眼珠；再三五天，即撕票。撕票手段无不残酷之极。如将人埋入土坑，仅露头部，再用铁镐猛击颅顶，因被埋的人血液压向头部，故血花脑浆冲出老高，称作“放天花”。又如将人用铁丝捆紧，上身浇煤油点火，称“点天灯”。此外还有刀刺、刀铡、零刀削、活埋、剖腹、挖心等。 1928年国民党二次北伐时，第二集团军的韩复榘驻许昌，见刘匪人多，便想收编。刘黑七收了韩送来的钱粮后，认为韩的权势小，又改投第一集团军何应钦部，编为新四师，以“北伐先遣军”名义进军胶东，驻莒县，进驻我县时已是浩荡大军，其服装和北伐军完全相同。刚到时称之为刘师长，后来又升格呼其为刘军长。 这位刘军长以《水浒传》为教科书，处处模仿黑旋风李逵，可巧他也是个矮胖子，满脸横肉，皮肤黝黑油亮，一看真有几分像黑旋风的再世。他的公馆设在县邮政局院内，那是北洋政府邮传部学习现代文明而特别修建的建筑物，在小地方是最好的公共建筑，我们小孩子常常到那里，看这位黑旋风的认真表演。他宣称为人至孝，我们在刘公馆附近的街道上可经常看到一顶与《水浒传》中描写得一模一样的蓝色二人小轿，轿的布帘开着，里面坐着一个瘦如枯木的农村老太，在那里东张西望，这是刘军长的老娘在饭后溜达散心。刘军长外出有四个警卫相随，油光的黑脸上并无凶杀之气，语言利落，说话和气，路遇年老乞丐，刘军长只哼一声“给”，卫士们那里就“哗啦”一声，一把铜币落到乞食者的饭瓢里。那时是社会的改朝换代时期，货币混乱，孔方先生式的铜币还在使用，但只是喝茶一类的小开支，大额一点的货币是袁大头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以后很快就出现与之价值相等的钞票，又称法币。另有一角两角纸币，上有“金陵塔”风景画面，金陵塔就是如今南京紫金山的灵谷塔。“哗啦”一声扔进乞丐饭瓢里的铜币有大小两种，其比值差半，这就是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币。现在孔方铜钱，从西汉的五铢到清代的各种铜钱还经常见到，可很难见到这种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币。 孩子们对黑旋风刘黑七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刘军长的“西南马子骑兵队”和他的婚庆大典。马子一词来源于民间唱词小说《响马传》，这种小说是一段叙述后再加一段唱词，唱词内容是对前段叙述的重复和下一段的开始，抑扬顿挫，颇为悦耳。故事内容是瓦岗寨英雄，因他们反对隋炀帝，故官家称之为“匪”，但这些英雄好汉们自认为是光明正大替天行道，战马颈下都系有一串铜铃，战马奔驰铜铃震响故称“响马”。刘黑七家在我们西南方，故称西南响马。他的骑兵来源于内蒙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地区，刘军长每到一地可控制数县，大量农商税收和战争掠夺都用于军队开支，他派出部队穿越河北，到口外购马或抢马，每次总有数百匹。当他的大队骑兵从野外归来，老百姓们皆纷纷躲避，以免被他们抓去遛马。刘军长祸莒期间另一件最风光的事就是婚礼大典。新娘是县城东关的黄姓大户人家的小姐，当然不是正房太太，是第几房姨太太我们无从知道，是出于自愿或霸占更无从知道，反正婚礼大典那天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人们都知道刘军长有给乞丐赏钱的爱好，结婚那天邮政局街来的乞丐特别多，有些干脆就跪在路边。刘军长的警卫们也来了个新招，抬着一袋袋铜钱，向人群抛撒，顿时人仰马翻，乱作一团，增加了婚礼的喜庆气氛。 但好景不长，1929年2月，杨虎城率21师前往清剿，周围地区全是讨伐部队，天上来了扔炸弹的飞机，正当山沟里的百姓纷纷议论“这么大的会下蛋的飞鸡一天能吃多少粮食”的时候，刘军长的人马乱哄哄地退往安丘、平度等县。第二年中原大战时，刘黑七投靠阎锡山，编为二十五军任军长。同年十月，阎失败，又北上出关投了张学良，被编为第六混成旅任旅长，继续骚扰冀鲁豫边界。1931年9月，河南省主席刘峙派兵攻打，刘匪逃回山东，招降纳叛渐至万人。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进剿无功，听说刘黑七极孝顺母亲，便抓来刘母，迫使刘匪归降。股匪编为“山东警备军”，韩任总指挥，刘任副指挥，驻高唐县。因刘部不听调遣，1932年6月，韩密谋解除其武装，刘匪重新叛出，过河北霸县时掘了韩复榘祖坟，并扬言：“我日他韩复榘祖宗，他叫我七零八落，我叫他祖宗八辈不得安生！”韩复榘得知，气得咬牙切齿，七窍生烟。遂与刘黑七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刘黑七北上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剿防无力，与刘黑七达成协议互不相犯。 1933年春，日军进犯热河，刘匪与日军勾搭，被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得到一批武器弹药后，6月间，他又转投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被任命为抗日同盟军察东副司令，乘机招编关外胡匪，形成以骑兵为主的匪队。他又向吉鸿昌表示愿意抗日，被任命为察省抗日同盟军十七路军军长。此期间，刘黑七一度与日军作战。刘指挥有方，对日军作战勇猛，屡战屡胜，很快将察哈尔境内的日伪军驱出该地。这也许是刘黑七为匪28年唯一的闪光点。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刘黑七本性难移，率万余人马南下察、热、冀等省，于1934年初到河南，一路烧杀抢劫。此后两个多月窜扰48县。邻近各省先后调兵围追堵截，刘匪3000余人乃于3月中旬越过平汉线，直奔山东。 韩复榘闻讯调集近5个师和民团在鲁西南围剿刘黑七匪部，出动四架飞机助阵。经过五天五夜的激战，刘匪损失大半，仅余千人，便向韩请求收编，遭拒绝后，窜入泰山，准备南下返回蒙山老巢。在官军兜剿下，4月初刘匪仅余二三百人，逃往江苏赣榆县。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派兵迎击，刘匪搜罗当地土匪至500余人，回窜胶东。青岛市长沈鸿烈调海军出击，南京政府派飞机助战，刘黑七北逃高密、诸城、安丘，再南下苏鲁边界。残匪数十天奔逃作战，长发垢面，寝食不安，骑在马上昏昏欲睡。4月22日，匪徒在临沂、莒县中伏，伤亡殆尽。刘黑七将残众交给手下师长刘怀志，自己只身逃到赣，买船遁往天津隐居。韩复榘倾全力追剿股匪近40天，仍未获魁首，对刘黑七的公仇私恨刻骨铭心。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自治”，唆使土匪扰乱治安。刘黑七密令刘怀志率匪数百人到河北宣化，又募匪千余，于秋冬之际起事，入滦东为祸；1936年2月，刘黑七从天津赴宣化，招兵买马，很快又发展到3000余人，流窜保定、石家庄，被宋哲元、商震夹击，几近全歼。刘黑七再次匿居天津，部下则退往丰宁，这年夏初，韩派特别侦探大队的刘耀庭和原刘匪教官徐一龙潜往天津行刺刘黑七。当时刘黑七正在打麻将，一梭子扫过去，刘黑七应声倒地，他的脚和嘴中弹，4颗牙被打碎，却居然不死。 抗战爆发后，刘匪返鲁，集旧部3000人投靠日寇，当上掖县皇协军司令；同时还任国民党苏鲁战区新编36师师长。1939年，因与日军发生矛盾，刘黑七仓猝率500余人逃往蒙山抗日根据地投奔八路军。但转眼间，他又于1940年3月投靠日军，并凭着熟悉地理环境，多次扫荡我根据地。1943年国民党92军李仙洲入鲁，刘匪亲往联络，策划日伪顽合作。 刘黑七极为狡猾诡诈。他每日行踪、每晚宿地变幻莫测；还找了些体貌相似的匪徒做替身，伪顽杂牌军请他赴宴时，常由替身前往。有几次，八路军得到老百姓报告刘匪宿地，连夜奔袭，抓到的却是替身。还有两例足以证明他的狡诈。1934年刘黑七遭到韩复榘打击后只身逃跑，沿途官军严密盘查。刘见一青年农民推独轮车送母亲走亲戚，便上前攀谈，一路甜言密语，帮助推车、买点心，哄得老太太乐呵呵地认他做干儿子。遇到官兵时，老太太便称这是她两个儿子，使刘得以脱逃。抗战初期，刘匪在山东投敌，日军因他1933年投日得了武器后，旋即翻脸，故不愿相信他。他便找了个讨饭老太婆，给换上干净衣裳，送到日军那里，声称用亲娘做人质。日军也闻知他极孝顺，遂信之不疑。到1939年刘与日军反目，日军要杀人质，才知这个“刘母”是假的。 1943年11月，八路军鲁南军区在费县东柱子村包围刘匪，刘黑七在突围后被我军战士何荣贵尾追至山坡击毙，终结了他的土匪生涯。 纵观刘黑七一生，贫苦出身，23岁落草为寇，为匪作歹28年，纵横流窜十六省，先后投靠过军阀、北伐军、国军、日军、共军，真可谓一代惯匪、枭匪、巨匪。
三十年代，启蒙教育 我进入小学读书，正是母亲去世和父亲病重，家庭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两个哥哥已开始为家庭生活奔忙，对我无暇顾及。虽有从姐照看我的生活，但笔墨纸张和学杂费却无着落。那时我家东面的城根东街有五六家小旅馆，每天需要把住店客人的登记簿送到县公安局，以便晚上公安局人员核对检查。缺少人手的几家客栈就把这个送登记簿的任务交给我完成，每家每月付大洋三角，合计可收一元多。第二年有的连登记抄写也交给我完成，我的服务质量颇获好评。又送又写，这样我的读书费用绰绰有余地得到解决，还买了雨鞋和回力球鞋之类的生活用品，那时的回力球鞋已属于生活奢侈品了。 这些简易旅馆中最大的一家是“裕丰客栈”，是一个房子较多的四合院。客店主人邢捷三先生有一定文化，毛笔字好，可以写诉讼的呈文，以一百字一个银元计稿酬。他写字快而美，不用我那不像样子的学生体。他有一间像办公室那样的帐房，客人也挺多，一般十几名，在他每次登记的那十几分钟，我就自己翻阅他书桌上的书籍。有《曾文公全集》、《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等。解放前的旧社会，春节时贴对联是正经认真的大事，我很喜欢观看家家户户的对联，并在内心作出评价，这也是我学习生字新词的方式。虽自己写字不好，但直到现在我还是保持着喜欢观看和评价书法作品的癖好。从内容说，对联的句型实际上是唐宋律诗中的对仗句型，这使我在翻阅捷三先生的《唐诗三百首》时，虽不完全懂，但困难不大。以后我又开始翻弄捷三先生的《古文观止》，从开始读短而易懂的八十八字《陋室铭》、八十一字的《读孟尝君传》、《五柳先生传》到《桃花源记》等，以后干脆用我的打工收入买了上海出版的有插图的《古文观止》，正正经经地读了起来。开始时半懂半不懂，翻得多了懂的也多了，当然有的地方很长时间也未弄明白，如《桃花源记》中“晋太原中”一句，自认为太原自然应是地名，但后面的武陵也是地名，而不知太原是东晋孝武帝的年号。又如《兰亭集序》中“修楔事也”、“流觞曲水”，我搞不懂这些人在干什么事。《前赤壁赋》中的后半部东坡先生讲的在变于不变中，动与静中观察事物不同的“逝者如斯”段落，我也老感到别扭，“击空明兮溯流光”我难以悟出是对清澈的江水和江面浮动月光的灵性的描绘，虽半懂半不懂，或少数不懂，我还是很有兴趣地读下去。这样经常读的有五柳先生、归去来、春夜宴、赴荆州、前后赤壁、岳阳楼、滕王阁、阿房宫等各篇，后来连具有肃杀气氛战争色彩的前后出师表、吊古战场文、答苏武书等文章也读了，前前后后二十多篇。这一段时间里自己乱翻书的习惯，实际也是一种学习方法，翻来翻去到底是弄懂了不少，这一段经历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九三六年我小学毕业考入省立临沂第三师范学校就与我这段乱翻书关系很大。 捷三先生于抗战初期参军，大约是一九三九年参加地方工作，在专区管粮食工作直到离休前任云南省粮食厅处长。他常常念及我，老想与我见见面，但关山万里难得一见。后来经他多次申请，被安置到济南，圆了他的回乡梦。一九九〇年秋冬我赴北京并准备返回时在济南下车去看望他，不巧在北京经诊断确定为心脏病发作，仓促回南京住医院而未能如愿。先生故于一九九四年，呜呼！ 那时小学阶段教学质量一般，课外读物或辅助读物都没有，正课中历史或古汉语部分也只能读“锄禾日当午”、“日出而作”、“木兰辞”和“司马光砸缸”一类内容。高小毕业后自己也没有升中学的打算，因为读一个学期需三十个银元的开支。暑期中听说外地有一个公费学校，每月发给大洋五元，但自己不好意思打听，怕人家说赖蛤蟆想吃天鹅肉，没钱的孩子还想好事。五十天暑假过了一半的时候，我不死心地到学校布告栏看有无这学校的招生简章。那时学校操场绿草茵茵，深可没膝，我走到布告栏下终于见到了那“大洋五元”的招生简章，于是我决定报考。我赶快用半个月的时间把《数学考试一百题》演算了一遍，并告知其他同学共同应考省立第三师范。因为是发助学金的学校，应试考生多达两千以上。在考试后等待看榜的一个下午，那位留着胡子的店主对我说：“我看只有你能考上，他们几个都不行”。我听了当然高兴，就问他“为什么？”店主人随手一指说“你看，这哪像学生。”原来我的这几位同伴正在路东的一个池塘里光着屁股游水，其中一个顽皮的上岸抱走另外三个人的衣服，正在那里吵骂呼喊，周围还有一些围观的人。店家老人看不惯他们这份调皮行为。第三天我们去看榜，果然我被录取了，名字排在八十名录取生当中大约四十几名的位置，已在县中读了一年书的王树德学兄竟然名落孙山。其实我心里明白，自己之所以被录取与我平时喜欢读古典文学有关。数学题靠记忆和演算，得满分容易，语文考试则要知识面广一些。我清楚地记得试卷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造句和注释一类的考题就有好几处。 入学后我才发现自己是八十名录取生中年龄第三小的。我们县当时是南北三百多里的大县，只考上了四名，录取比例很低，其中一名叫庄孝桂的还是学校教务主任的小姑姑，有一定“后门”成份。开学之后我编在七年级二班，坐在第二排的第一桌，前面是女生桌。有时稍一不慎伸一下腿，就碰到前面女孩的鞋子，于是惹得曹纪慧小姐蓦然回眸，佯嗔薄怒。全班学生年龄悬殊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这五元的公费，大部分同学都连续考了两次，最多的高立明同学竟连续考了三次，年龄已超过二十岁，他的书桌在最后一排。最使我感到不习惯的是我升学前的若干年中，学习成绩都是前三四名之内，现在却成了中等，很有些不好受。那位曹纪慧小姐是临沂城双井口小学校长的女儿，长得玲珑秀美，回答问题琅琅悦耳，考试总是提前走出教室，她的聪明令我好是羡慕。 我们学校的校址在山东省临沂县城南关，就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两座西汉古墓的地方，这两座古墓中出土了失传近两千年的著名兵书《孙膑兵法》，这是多年来又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但当时正值文革时期，除了整理出万余字的《孙膑兵法》部分残简外，对两座古墓墓主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学校校址就建在西汉两座古墓的范围内。我入学之后在学校校区内的所见所闻及其后我对中国文史资料的接触和思考，使我有理由认为西汉两座古墓的墓主是汉宣帝时太子太傅疏广和少傅疏受。他们二人是叔侄关系，是汉代著名学者又同是皇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的老师，是西汉政府的二千石官，在公元前六十三年称病辞官归隐故里，史称“二疏高风”。而我们学校校址正是建立在“二疏故里”及其有关遗址的范围内。按当时具体位置，校址地处临沂南关大路之西，学校南接银雀山北麓，周围有石墙。银雀山西南部为采石场，建校所用的石料皆就地取材于此。因当时社会秩序混乱，匪患猖獗，在围墙的南、西、西北三面修了三个二层碉楼，学校从济南省政府领有步枪三十枝，土匪活动猖獗时，高年级学生要在碉堡内守夜放哨。东南约百米的一段围墙建在银雀山北麓山坡平缓处，而这段山坡就是一九七二年发现西汉古墓的地方。一九八〇年我回山东探家时去寻访学校旧地，当时已建为临沂地委办公机关和宿舍。西汉古墓地段也已成为地区气象台，本来就不高的山坡几乎已被夷为平地。想当初站在学校大操场讲台上南望这段山坡石墙碉楼，还真有点燕北长城蜿蜒起伏的雄姿。我们学校大门朝东，进入学校第二重大门后，向西是训育处，而后一条东西的路构成学校的中线，中线之右是女生院，房后有一棵龙钟虬劲的古槐和一眼古井，树下石雕刻有“二疏故里”四字。沿中线最北临墙处是学校的主建筑教学大楼，楼下东西并列六个教室。楼上是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室等。教学楼前有一荷塘，小桥通向水榭凉亭，再往西为第二大建筑，即学校礼堂，是利用古代旧建筑改修而成的。原建筑都由巨大的石块砌成，古朴、大方、坚固。原称“先贤祠”，祠中原供奉“二疏”神像，建校后改为礼堂，可容四五百人，省内外学人讲学、学生演出及本校老师专题讲学皆在此进行。平时为琴室，琴室内有二十多台风琴，正课之外时间学生练习风琴老是呜呜作响。大殿之前有石砌前殿，规模稍小，不知原先供奉的是哪位先贤，我们入校时是学校庶务使用，存放学生多余的行李和杂物，学校管财务的也在这个“前殿”办公。开学后老师满震东很快教我们学会了唱《校歌》，歌词中也有歌颂“二疏”的内容，现在还记得几句：“泰山苍苍，沂河泱泱，琅琊古郡，文化之邦。二疏高风，五贤流芳，蔚为鲁南光……”。校歌中对疏广疏受作了开门见山的明明白白的介绍，当时对“五贤”，我只记得有魏晋名臣王祥、诸葛亮、王羲之三位，也许还有山东琅琊临沂士族（即王羲之家族）与琅琊王司马睿（即元帝）组成“王马共天下”的东晋丞相王导和其堂兄王敦。我们入校后的两年中，每年都停课一周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第一次募捐是慰问百灵庙对日作战胜利的傅作义部队。在外出活动期间，我们都先后去过这些古圣先贤们的家乡住地，因为都不太远，都在临沂城北和城东北三五十里的范围内，记得诸葛家族的村子叫诸葛城，大概古代归阳都县管辖，孝子王祥的村子叫“孝友村”，这明显是孝子王祥做了司空和太尉之后改的村名。王羲之家族则在县城东北四十里的太平，村子是很大的庄园。这些六十多年前的村名地名，不知经过文化大革命是否保留了下来。从上面我校校址地貌、建筑、历史遗迹及西汉古墓的具体位置等情况以及二墓、二疏、二学者、二先贤、二朝庭高官都是“二本位制”来看，银雀山西汉古墓为汉宣帝时汉太子太傅疏广和少傅疏受之墓的说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但文化大革命中西汉墓被发现后，有关人员既不查地方志，又不查阅史料，也不实地调查，就驴唇不对马嘴地作出于事无补与事实相违的结论，十分荒谬。 银雀山汉墓被发现后，山东省和临沂地区有关单位进行了考察，因为墓中只发现公元前一四〇年的三铢钱而没有公元前一一八年的五铢钱而把两汉墓的建成年代定在公元前一四〇年到一一八年之间，这种判断是不够科学的。墓中三铢作为墓主死亡时间的上限的届定，证明是公元前一四〇年之后去世。但对下限的届定则不能轻易下结论，因为即使公元前一一八年后去世也可带三铢入墓。同时墓中铜币也具有偶然性和随意性。据现场勘察，铜币与简片混在一起，很像是简片联缀编绳结点的装饰物，绝不会有充当计时的功能。因此三铢铜币不应影响西汉二古墓墓主是公元前五十年前后去世的看法。 西汉古墓发现后，四人帮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们别有用心地上纲立论，为“儒法斗争”、为“批林批孔”、为“阶级斗争万能论”寻找根据。他们说墓中只有兵书而无儒家书，证明“焚书坑儒”干得好，干得彻底，并给孙膑带上了法家的桂冠，其实这纯系自相矛盾的胡言乱语，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也亲自讲过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也欠公允。汉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中确实尊崇过董仲舒的儒术，但汉武帝一生用三十四年时间进行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以后汉将陈汤于公元前三十六年全歼匈奴奠定了基础。其在位时间中所发生的刑太史公、诛李陵家族、典属国赏苏武、杀钩弋夫人都是法家严刑峻法之举，因之不难看出，汉武帝一生功业，应是儒法兼容的，这是历史赋予汉武帝双重的历史重任。至于西汉墓中只有兵书而无儒家经典，我认为应从当时历史条件寻求答案。中国北部广袤的草原自古就生活着游牧民族，他们时常对中原地区进行掠夺。春秋后期晋国统帅荀吴与游牧部族北狄作战因路况不佳而废除兵车，改用步兵和发展骑兵。原先只有步兵的匈奴人在战国中后期也从中原地区得到制造马鞍的技术，马鞍是战士与战马的“连接器”，从此匈奴有了骑兵，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发展成为强大的游牧大国（当时称行国）。秦蒙恬戌边、汉刘邦白登之围都有史可鉴。以后“公主外交”、“丝绸外交”都难以奏效。保卫本民族生存繁衍和发展，从来都是国家利益的最高准则，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历史地承担起保卫民族生存、保卫中原文化、保卫当时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的任务，举国上下人人习战言兵，文臣武将熟读兵书，作为皇太子老师的疏广疏受授太子兵法，自己也热爱兵法，我想这是两汉墓中只有兵法而无儒书的原因。兵学是当时社会最为功利、最急需的实用科学，就像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人们重视工商管理、金融、高科技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一样。也许这就是银雀山古墓中多兵书而无孔孟书的原因。 蒋冯闫大战因奉军的介入而结束，蒋介石错误地估计形势，加紧南方的反共战争，日寇惧怕中国统一对其不利而提早发动沈阳事变，占领东北，又入侵热河、察哈尔，占领冀东，控制平津，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时真可称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扭转局势，挽救了红军，张学良可谓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大恩人。直到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云谲波涌的社会大动乱的时代，这正是我读小学升中学接受那点可怜的教育时所处的时空条件。五?；四运动原本是爱国主义的民主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寻求救亡自强之路。但开始不久，专政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传播进来，人们天真热情的头脑总是容易接受最简单易行的思想，并尊崇为自己行动的方针，又因当时原始落后的俄罗斯经济在三十年代得到恢复和发展，因之“俄罗斯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认识为全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各种方式在社会、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我很快就接受了这些救国救民的社会主义思想。 我从小就是一个识字不多但喜欢乱翻书的人，偶然从同学那里借到一本谢婉莹的《寄小读者》，我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简直是如饮甘泉，如临清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愉快地舒展开来。女作家以她特有的文学艺术风格、柔和细腻的笔调、委婉含蓄的手法和清新明丽的语言，讲述着大自然的美、讲述着人类与生俱来应得到的爱，特别是伟大的母爱，而我当时正是早早地被夺去了这伟大母爱的人，心灵的共鸣特别强烈。作者对慰冰湖、对湖光山色、雪野、月夜、森林、静谧和一切自然美的描写，表现出惊心动魄的美学感染力。可惜那时日寇的屠刀正架在全民族的脖子上，全国文艺界、知识界都全力集中于抗敌斗争，冰心的著作自然地处在被排斥或“无暇顾及”的位置，甚至被说为“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而温情是要不得的，它影响革命的坚定性哩”。大敌当前，说的也有道理。 不管怎样，以后我还是读了冰心的小说《超人》和诗集《繁星》。后者是一本新体诗集，以儿童和少年的心境写成，带有儿童心理的文采特点，现在经过六十五年以上的岁月，我还记得其中《赴敌》一首的开始几句： 残月未坠，晓山凝翠，湖上的春风，吹得我心魂醉。我扶着剑儿，倚着马儿，不自觉地流了几点英雄泪…… 从那时之后这六七十年中我经常梦想着再找本《繁星》读读，看看后面的内容，重温一下这儿时的梦，但始终未能如愿。 我考入省立师范后，因为有图书馆，读课外书就方便了，还有称为进步书的所谓“红面皮”的传入，这红面皮最名副其实的一本就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为其作了序言，是描写沈阳事变日军占领东北后游击队抗日斗争丛林战的长篇小说。作者萧军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呆过一段，那时中国还没有一本描写战争、描写抗日的长篇小说，所以特别引人注意。而蒋介石正在反共剿共，也对这类书进行查抄烧。入校后读得较多的是《呐喊》、《彷徨》、《野草》和其它杂文，还有杜仲远的散文集《狱中杂感》，也是以杂文形式批判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书。我还订阅了邹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又叫过国民周刊）。邹韬奋写过《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两本书，很出名，曾引起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重视。这两本书是邹韬奋以记者身份到苏联参观访问后写成的。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知之甚少，盲目地崇拜和迷信，苏联在斯大林掌管领导权后，经过内战和消灭所谓的反对派，对以托洛斯基、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一批领导人进行大肆屠杀，稳定了政权，经济也从极端贫困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邹韬奋的这两本书自然只谈经济发展人民幸福：集体农庄庄员唱着歌去劳动、吃大锅饭时餐桌上铺着桌布、放着鲜花、夏日里男男女女在海滨游泳等等，对千千万万反对派遭到大屠杀的事没有记述。我记得只有一篇是写敌对阶级的，篇名是《莫斯科的扒手》，副标题是“布尔乔亚的末路”，讲述资产阶级分子沦为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小偷与扒手的事。 这些书籍对促使人们反蒋抗日、拥护共产党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在时代的大潮中，自然的航向必然也是拥护共产党领导，反蒋抗日救中国，因为蒋介石是反共而不抗日的。 我的同学既然大部分是为每月五元钱而折腰的莘莘学子，很自然都是共产党的积极拥护者，他们都是共产党重视的发展对象，事情也正是如此。在我入学的前一年即一九三五年，我校的共产党支部的组织活动被国民党发现，韩复渠三路军的旅长李占标派兵包围了学校，但扑了个空，五名学生闻风逃跑，其中有一位高我三年的同乡——我县山头村的朱继先同学是共产党员。他跑回家乡当起了小学教员，发展了党员，建立起了支部，他是在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自己建立的支部，参加者都是农民，也包括农村老太婆。因为失掉联系，他的这些活动上级领导全不知道，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后，他才听到了一些红军和共产党的情况，他听人讲共产党领导人王明曾在苏联学习过，对苏联充满了仰慕之情，在对国内外形势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自己用民歌《十二月》的调子创作了一首长歌，像邹韬奋的两本书一样歌唱社会主义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可惜的是，因为歌词内容全是空想，不久后就被大量的抗战歌曲所取代。我现在对第一段还能记住几句： 正月里，正月正，王同志（指王明）到苏联参观旅行。 过了山西太原府，来到了延安城。 上了飞机一溜风，呜阿呜地往西行。 打从飞机上往下看，火车跑，汽车行，城市乡村遍地通， 原来是已经进入苏联的国境。 就这样一个月接一个月地连唱十二大段，内容复杂而生动，有的纯系空想，都是吃面包喝牛奶一类的富裕清闲生活，但十二月小调咿咿呀呀，十分顺口，农民易懂易唱，很是流行。后来，大量的抗战歌出现后，非常可惜的是我竟把其它十一个月的歌词忘得一干二净，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我们学校学制四年，三年授课，半年任教实习，半年外省教育考察，第一站考察学习的学校是南京晓庄师范，第二站是杭州。这套教学计划是按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说制定的，但当时其它学校是很难做到的，主要是经费难以保证。当时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从法国留学回来，而他出国前在荷泽中学时的校长曹香谷先生正是当时我们的校长。 西安事变后还有一首歌非常出名，很有历史意义，但是抗战开始后就无人唱了，渐渐被人淡忘了，它是歌颂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伟大胜利的一首歌，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代的歌，我还会唱，其歌词是： 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 大革命时期中国情形是怎样 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头 北伐军队行驰到长江 帝国主义吓得缩紧了头 军阀官僚一扫光 不平等条约取消 收复租界汉口和九江 四万万同胞，将得到解放 中华民族好风光 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 两党合作中华民族会得到解放 这是一首已被人忘却了的歌，但它反映了一段重要的历史，它简洁的歌词可以使你重温那已经逝去的难忘岁月，那是已经逝去的伟大时代。
死神向我频频招手 我参军了，入党了，也慢慢地长大了。但从这时起，我一生中近十次的死亡之灾却一个接着一个，像幽灵一般悄然向我接踵而来。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回莒城探家的那几天，见到了我的两个同学。一个是小我一岁的辛可信，一个是大我一岁的马成。我们三人大概是在同时入小学的，但那时洋学堂刚刚建立不久，孩子们的适应性和兴趣又各不相同，因此学习成绩差距很大。我上高小了，他们二位还在小学里混，而最出奇的是辛可信，他的数学成绩总是不及格，还常得零分，被孩子们称为“大鸭蛋”。后来辛、马二同学认为学习不好是因为自己的名字不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改名字，一个改名马志甫，一个改名辛作霈。这个“霈”字是辛可信的伯伯，在县里当差的辛师傅给起的。写在纸上并当场教会了发音，又念了几遍，当时算是记住了。第二天到学校报告班主任，提出自己要改名字时，竟把个“霈”字忘了，只记得雨字开头好像是个“零”字的样子，于是就正式叫出了新的大名——辛作零。这个名字叫了很久，以后还是马志甫发现不对，经过回忆和核查才弄清了这个谬误。马志甫虽功课不好，但人很机灵，随后不久，他编出了打油诗，诗曰：辛作大鸭蛋，能吃不能干，挑了一对尿泡，压了一身汗。这件事惹得辛作零非常恼火，一怒之下，取消了辛作零的名号，辛可信的旧名字也不用了，自己起了个辛义侠的新名字。辛义侠有一个特殊爱好——喜欢武侠小说。不单是喜欢，而且有曲艺天赋的他读过之后就能讲给别人听，讲得生动、传神、扣人心弦。解放初，他也曾在街头巷尾进行过评书艺术实践活动，但反胡风、反右运动之后，大反封资修，武侠小说也包括在内，谁再敢说书就是坏分子。辛义侠到底还是做出了无奈的抉择，不做坏分子，他选择了自食其力，进入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行列，到三里外的沭河为茶馆挑水，一担三五分钱。我们的莒城是有史可查的武王伐纣时代的古国，数千年来人与畜类聚居其地，生活污水长期积淀地下，饮水的味道确实欠佳，辛义侠的工作是不会失业的，但收入也确实太少。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被大跃进闹得吃不饱饭，听说山东农业生产恢复得快，想回乡弄点可充饥的东西，我在家乡见到了辛义侠。数九寒天，他没穿棉裤，上身穿了件破棉衣，腰间扎了根稻草拧成的绳子。右肩上因为长期挑水，棉花已从磨破的棉袄中“逃掉”，眼角上夹着浓浓白色的分泌物。啊！一位久违的现代阿Q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是北方的阿Q，社会主义大跃进时期的阿Q，因为他穿着更破烂，身体也更加虚弱。从革命理论上讲，他是自由和幸福的人，因为他生活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正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辛勤地劳动着。 我回莒城的第三天把杨昆政委的信寄出后见到了马志甫，他主动热情地与我攀谈。他在国民党临沂地区专员公署保安旅政治部工作，已经半年多了。但家里只有奶奶一人，又老是生病，前些日子，他向张克江主任请求回本县工作，以便能照顾奶奶，张主任同意了，给他写了介绍信，糟糕的是，介绍信弄丢了。正急得不知所措时，见到我回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于是他请我以张克江的名义补个介绍信。我说写是可以，但没有图章能行吗？马志甫说：“战争时期，随手写信，谁还盖章！”第二天他拿来准备好的信封信纸，我按马志甫说的意思给莒县县长许树声写了个介绍信，马志甫的工作很快安排了。抗战初期，银圆还流通，在国民党县政府工作，每月大洋八块，他对这份工作很满意。这是一九三九年三四月份的事。 七八月份日寇对山东第一次大扫荡开始了，原县长许树声也被日军赶得在山沟里东躲西藏，鬼子老是在后面紧追不放，日子难熬。这时竟发现马志甫给日本人送情报的证据，经吊打他承认当了汉奸，并供出是大峪村一个姓陈的八路给他写介绍信打入县政府的，于是许树声立刻风风火火地派人到大峪村抓捕姓陈的八路。我参军前曾与哥哥在大峪村躲过鬼子，参军后就没回去过，只是哥哥还在那里住，结果把一个与八路军区政府工会有联系（并未离家参加工作）的陈玉宾抓去了。因日军追击情况紧急，在到大峪村的人回来前，就把马志甫枪决了，后来又吊打刚抓来的“汉奸”陈玉宾，打得死去活来，没有一句话能对得上号，而且陈玉宾已三十多岁，虽然认识几个字，但不会写信。审来审去，实在不像那么回事，只好将陈玉宾放了。后来我见过陈玉宾，仔细听他讲述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但我没好意思说那个该打该杀的捉刀人就是我。 老年人喜欢回忆往事，近些年回忆起这件事，感到不像先前那么简单，它已不是人生经历中的小小插曲，那是灾难之神潘多拉向我走近，死神第一次向我招手，此事是我人生经历中跨越的第一道鬼门关。试想在那个枪声不断，杀人如麻的年代，又是在国共表面合作，军事摩擦时有发生的时候，抓到了个捉刀介绍的“汉奸”，一颗子弹送他归天是最合理的处置方法。幸好我没有被抓到，使我继续充当起应当被宰而又未能被宰掉的悲剧角色。 侥幸地逃避了死亡并不等于死神已对你忘怀。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寇扫荡结束后，特委机关从莒南反扫荡回来，进行了机构调整，成立了莒北中心县委，所谓中心就是除了本县外，还兼顾领导诸城、胶县、高密三县，这诸、胶、高三县每县也不过只有七八个党员或一两个党小组，多为知识分子，又是敌占区，无法派人常住，因此由中心县委兼管领导，中心县委相当于地级机构。那时县委对诸、胶、高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和参军，了解敌情，特别是做伪军的工作，县委常接待敌占区来人。对敌占区有专门的地下交通传送文件。十二月份正当地冻天寒之际，县委书记尚立斋突然交给我到敌占区——莒北四区、五区传达指示和检查工作的任务。我是县委的青委书记和青年部长，又是县委委员。那是军队和地方正式分开、地方党政机关人员改穿便衣的头一年。于是我脱掉军装穿起黑长袍，早早上路，向四、五区的窝疃村前进。窝疃村是三百多户的大村，是北杏大地主的佃户村，毗邻南部山区，北杏的学生、党员经常到此逃避日伪军的骚扰。因夏季大扫荡而回家避难的均、莹、涛、华四位北杏的王家小姐也都在此避难未回，它是我进入敌占区的第一站。经过八十多里路的跋涉，太阳西下时才临近目的地。我刚转过接近窝疃村南门的转山大路时，突然发现日军派出的哨兵持枪站立在桥头。坏了，这不是日本的华北治安军吗？只有三十米的距离，返身逃跑是不可能的，在急速思考后我立刻决定“蒙混过关”，进村后再想办法。我整理了一下帽子，大大方方地走向桥头。一个身着长衫、文质彬彬的年轻人迎面而来，可能敌哨兵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只见他收腿持枪致礼，目送我过桥而去。我进入南大门，见一老乡，立刻问：“村长的家在那里？”老乡抬手：“就是这条胡同最里面那家”。于是在未碰到其他治安军和日军之前，我就潜进了村长的家院。进入正房后，我大模大样地喊了一声“村长，我今天就在这住了，给我准备晚饭。”我的“表演”惟妙惟肖，是活灵活现的敌占区军政单位工作人员的样子。村长“哦，哦、是，是”地一一照办。 实在是太意外，太危险了！晚饭是小米稀饭和油饼。八十多里路程跋涉，自然是又饥又渴又累，但我并没有放开肚皮吃饱，也没敢安稳地躺下。炕头热呼呼的很舒服，但我难以入睡。望着窗外那寒夜的灿烂星空，听着远处传来的断断续续的犬吠，有时又听到惊雁的飞鸣。半夜时分，忽而人喊马叫，忽而又车声辚辚，慢慢地又听不见了，我也朦朦胧胧地进入了梦乡。一段甜美宁静的小睡之后，黎明时分东南方炮声隆隆，枪声时有所闻，只是因为距离远而声音微弱。我问村长：“这炮声有多远？在什么地方？”他说这声响大概在云门附近，约四十里，日军大概是与游击队（国民党）作战。前一天下午，一中队日军和五六百华北治安军从诸城那边来，并有大炮和十几个骑兵，我听说后才知道这是日军主力的作战行动。华北治安军是日寇在华北的伪军主力，总部设在北京，装备不亚于日军，总司令齐燮元，参谋长刘玉芬，是华北地区战斗力最强、很难对付的伪军主力。 早餐后我要去四区区委书记王伯泉的住地唐庄，约二十里路，要经过北杏那个大地主村的西郊，而后要徒涉潍河上游叫作淮河的一段河流。此河发源于莒北的狗挖泉，传说是一只野狗在沙沟里刨出的泉水，越流越旺而成为淮河发源地。河水较深，不脱棉裤无法过，又是零下十五度左右的气温，河边是平整洁白的冰面，走到河的中间，十几米宽的流水仍汩汩地流淌。我两手举着棉裤，棉袍卷在胸前，踩着咔咔作响的碎冰、趟过冰冷刺骨的河水，等爬上河北侧的冰面，被碎冰划破的双腿鲜血直流，而两脚在冰面上很难起步，流着血与水的双脚一落地就被冰面冻住，真是步履维艰。过河后我在河岸边找了个避风处，穿上鞋袜棉裤，继续向唐庄前进。我看到唐庄围墙东门外朝南的墙角下有十多个村民在晒太阳，就上前打听王伯泉下落，闻言有一村民起身向村里走去，不一会儿又出来，并说我领你到西庵王家馨那儿去吧，这是伯泉说的。我明白了，这是中共四区区委书记王伯泉在“转移目标”。一个穿长袍的青年在大白天来找王伯泉，又是在日军的据点枳沟附近，汉奸会很快向日军报告的，王伯泉不愿冒此风险，他派的那个人也是党员，领着我走小路，快到中午时到了西庵村，终于见到了五区区委书记王家馨。他在青岛上过高中，家境富有，会日语，有一枝五十个白洋购买的大号鹅黄色美国派克笔。在特委工作那段时间，我俩关系很好。这天晚上王伯泉派人送来一大篮子白面馒头，表示对我的生活关照。但我心里明白，这是王伯泉为没有叫我进唐庄表示的歉意。事情像设想的那样，第二天上午，果然由一小队长率十多个枳沟的日军士兵和一条军犬来到西庵村搜查，西庵村附近大片良田都是王家馨家的，大部分村民都依靠王家的土地为生，王家少爷的事就是全村的事，何况农民中也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日本鬼子一进村，村长等人就进行极其殷勤的接待，王家馨告诉我这没有什么可怕的，过去也常来搜查，没有关系，只要“跳墙”就行。平原地区村庄的民居，一个院子接一个院子，鬼子进了东院，年轻的姑娘媳妇等一些需要回避鬼子的人就跳墙爬到西家。党员活动、开会散会时如遇鬼子进村，也多采用这种办法。那天鬼子虽有目的而来，但在村长热情的接待下，只是牵着军犬这家那家看了好一阵子，还没到我和家馨住的这条街，村长招待鬼子的小鸡、烧酒就准备好了，搜查也就结束了。何况日寇对其牢固控制的基本占领区还是很有“爱民”表示的，也是很讲政策的，少有对妇女的无礼举动。 用了近十天的时间，徒涉冰河，几次与敌人周旋，完成了所谓的传达布置、检查工作的任务，回到县委住地小石崮。县委尚书记见我回来并听了我的汇报，特别是遇到敌人一节，并无吃惊的表示，也没说点关心的话，好似小事一桩，平淡无奇，关于两个区委的工作也不加评说，一切平平淡淡。春节来了，好好过一个年，吃饺子喽…… 回来之后我老是想这次出差的事，我越想越不对劲。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传达和布置工作吗？而传达布置的内容与我拆开棉衣取出的复写文件一模一样，这样的文件，我们有可靠的地下交通传送，有必要由我去完成吗？而且对我的外出执行任务不作任何协助，对于到达窝疃第一站，谁在那里、谁不在那里根本就不知道，更不要说第二、第三备份联络点了，这是严重违犯秘密工作规定的。最后我反复思考认为，这位书记对我不存好意，是想借刀杀人！ 经过认真的思考和观察，事情前前后后的脉络越来越清晰了。我们的中心县委机关总共有大约三十名工作人员，除尚书记和秘书外，还有组、宣两部和青委、妇委及一个自起名号的特别工作部，后者是专门做团结民间迷信组织、会道门工作的。我是青年部长兼青委书记，青、妇委下有若干名工作员，负责地区内党建及各项群众工作。如果从年龄上分，这三十几人的机关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由年近三十岁的尚书记及部长、妇委这些大龄人组成的核心部分，三十岁在当时已算是晚婚男女的年龄，妇委的琢、虹、茜等几位女性，都是已工作了几年的农村小学教员，尚书记是一个山村小学的校长兼教员，他们借助乡下宽松的政治环境早都入了党。除了这些晚婚男女，另一部分就是我及一些青、妇两委领导下的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们正处于对人间风月的蒙昧阶段，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生活场景：每天吃完早饭，尚书记那伙男男女女总是嘻嘻哈哈地打情骂俏久久不肯离去，有时竟一直谈笑到吃午饭的时候，好似有说不尽的万语千言和讲不尽的故事，有一次我竟听到尚书记对几位女教员讲关于“小猪崽爱情”的故事。他说：“不要以为猪很蠢笨，其实它们聪明得很，农村里一斤多重的小猪崽高兴劲儿来了，都会爬到另一个小猪的后面，进行结婚练习……”我当时只是感到这位书记说话很风趣。 尚书记这些不堪为人称道的言行自然会引起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侧目非议，久而久之隔阂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尚书记处理矛盾的办法就是多分配我们年轻人外出，到我军不能完全控制的区乡开展工作，扩建发展党组织，进行党课教育等。他曾多次将与他有矛盾的同志派到敌占区去执行一些毫无意义的所谓“革命工作”和“任务”。我是这伙年轻人中唯一的县级的领导成员，因此尚书记想出了这个昧良心的恶毒主意，以期借刀杀人，是对当时称之为神圣事业的恶作剧。而我还是侥幸地越过了我生命旅途中的第二道鬼门关。 一九四〇年三月鲁东南特委改称滨海地委，成立了地委工作队，我任队长，带领一队人马进入二区的庐山地区石场镇南展开工作。春风送暖，山野青绿，山溪边绿柳垂丝下的农民们用一头重的翘杆取水灌田，一片农忙的欢快繁忙景象。战乱的气氛似乎还没有影响远离城镇的山乡。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我们工作的很快活。一天我们队里的女同志×瑾把一个纸条递给我并说“你回去再看”。我立刻判断这很可能是与感情有关的事。果然不出所料，纸上清秀的字体写了两行诗句：“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我参军前虽然也翻阅过唐诗，但对韦应物的这两句诗在当时却不知出自何处，抑或是瑾姑娘自己的近作？既然是春愁，既然愁得无精打采，既然难以自料，那就很想有知心人与之相谈相诉以达到相知……。我当时推测，瑾姑娘是在向我发出相谈的“邀请”。 瑾姑娘是高密县人，中学生，家庭较富有，个性温柔，沉静，身材和相貌都属上中，记得其年龄大我一岁。抗战之前，中山先生和秋瑾女士的革命业绩，鼓舞一代青年走向抗日的战场。瑾女士从前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她是仰慕鉴湖女侠而自行改名为瑾的。 就在瑾姑娘赠诗前后，她对我的热情似乎也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和几位男同志吃住在一位老太太家，瑾姑娘对我的关心引起房东老太太的注意，老太太背着我对别人讲：“你们瑾同志喜欢上队长了”。“喜欢上”这三个字在农村就等于现在的“爱”字。房东是一位慈祥善良的老太太，直到现在那位纯朴老妇的音容笑貌还留在我的脑海中。可当时我初涉人世风情，初次触及异性抛来的感情彩球，确实有些不好意思，更不知怎样回应，唯有四目相视时脉脉含情，一切全在不言中。我没有做出应有的回答，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工作队很快撤回了地委机关。湖西地区肃托的风暴已经波及到滨海，一场本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的大屠杀即将开始了。我们被调回地委住地——莒县三区的王家罗圈。幸好瑾姑娘在尚未受到牵连之前就被调往莒南县委工作了，以后又听说她被调到赣榆县委工作了很长时间。战争结束后的五十年代，我曾从熟人那里听到瑾姑娘仍在赣榆工作，但我没有心思再问下去，我怕这会引起对往事的思忆，带来巨大的痛苦。在我一生中异性对我动以感情的事还有星星点点的几件，但都不像与瑾姑娘相处的这一段经历那样震撼我的心，多少年来，我总感到欠了她的债，欠了她无限深情，想起来我就感到愧疚，但愧疚中还有一点儿甜甜的味道。
这是一位老人的经历。历史往往是残酷无情的，令人百感交集、无奈无言……但它是真实的——题记 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日军对沂蒙山区的扫荡结束后，鲁东南特委机关从莒南反扫荡回来，进行了机构调整，成立了莒北中心县委，所谓中心就是除了本县外，还兼顾领导诸城、胶县、高密三县，这诸、胶、高三县每县也不过只有七八个党员或一两个党小组，多为知识分子，又是敌占区，无法派人常住，因此由中心县委兼管领导，中心县委相当于地级机构。我是县委的青委书记和青年部长，县委委员。那是军队和地方正式分开、地方党政机关人员改穿便衣的头一年。于是我脱掉军装穿起便装。 一九四〇年三月鲁东南特委改称滨海地委，因二区的民间教会组织活动频繁，影响了我军征兵征粮工作，遵照山东分局指示成立了地委武装工作队，我任队长，带领三十几名工作队员和地委警卫连的一个排进入二区的庐山地区石场镇南展开工作。春风送暖，山野青绿，山溪清亮，烟柳垂丝。地头，农民们用一头重的翘杆取水灌田，一派农忙的欢快景象。战乱的气氛似乎还没有影响远离城镇的山乡。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我们的工作顺利而愉快。 一九四〇年四月，“肃清托洛斯基运动”在山东滨海地区开始了。 当时滨海地委（后又称作五地委）书记为柯亭。原书记景晓村同志年前调渤海地委工作。我到武工队后，地委青年部长由刘曾浩接任。四月中旬，我奉命回到了地委机关，大概这是“肃托”运动前的准备工作。 柯亭书记是从陕北来的，二十八九岁的年纪，瘦瘦的，有一副不太健康的黄褐色的面皮，烟黄色的牙齿，喜欢摹仿有身份人的走路姿势，两手插在裤袋里，突突地向前走，显得比较精干。他喜欢给下属做“政治报告”，那时候做政治报告是某些领导者表现自己才学和经历的机会，带有很强的表演色彩。因为那时候信息不灵，很难看到报纸，对外界又知之甚少，书记便从山东《大众日报》上积累点儿材料，又加上点儿内部消息，而后经过自己的加工，有点文化和有较好的表现力的，就可以做政治报告了，其标题大都是“当前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之类，把自己知道的无论是欧洲的、亚洲的还是非洲的“被压迫民族”的事情和一些大家不熟悉的国名、地名都用上，总之要说明，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形势大好，一片光明。而后讲国内，套路与讲国际形势相同，最后讲任务，也是从上而下，分大小标题，甲乙丙丁，一二三四，一层一层地讲下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经王明从共产国际的样本学来的。报告之前先找一个大点的农家院子，支起一张木桌，能找到床单更好，铺上当桌布，放上一茶缸开水，而后就讲，一般讲一个上午，很像现代电视节目中的评书。 从报告的内容和形式看明显是王明的文体，但报告还有表演的成分，这就是过去称报告和大会讲话为演讲的原因：一面表演一面讲话。柯亭的讲话模式是毛泽东式的，而且摹仿得十分到位。讲话开始首先轻轻地发出“咳……咳”两声中度的咳嗽，而后：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是……咳……咳……，而后才转入正题“形势任务”等等。这时候主讲者的两眼微抬，看着前方，收腹挺胸，两臂卡在双胯，胳膊的弯处各形成个小三角型，他就这样有声有色地讲下去。必要时再适当地加上几个……咳……咳。有时身体要随着音量的大小而左右摆动，有时用上身上下做出划圆圈动作以表示内容的重要，也有表示打句号的意思。这个讲话姿势是从毛泽东那儿学来的，毛泽东患肺病，工作辛苦，讲话时难免咳嗽几声，卡腰挺胸可能是想表现其风流人物政治家的形象。他忠诚的下级也以极崇敬的心情学习他、摹仿他，这是很正常的。毛泽东讲话的英姿可以从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延安时期他在抗大等场合演讲的历史照片中找到证明。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是陕北干部，他是第一个模仿毛泽东讲话姿势做报告的人，可惜那时我没有机会去“瞻仰”他的表演。 柯亭书记不仅从其形象和做报告的内容方面学习领袖，而且在日常言行中也确实表现出很强的领袖欲。他曾对保卫科长张洪林说：“保卫科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党，我是地区党的领导，因此保卫科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我，保卫我的绝对安全，也就是保卫党”。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有喜欢大喊大叫“保卫”的风气和习惯，这是受到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影响。王明吃饱了面包之后，经常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电报说要保卫苏联，于是这成了一句崇高的口号，上海街头有时聚集十几个共产党员就展开小纸旗，喊着保卫苏联的口号，并散发传单，结果导致被捕被杀。当时鲁迅先生就讲过：连自己都保卫不了，怎么就能保卫苏联？ 滨海地区肃托的二把手是组织部长钟林，虽为二把手，但直接主持此项工作，责任重大。他是抗战前的地下党员，曾被捕入狱，在狱中被打坏了一只眼睛，当部长时两只眼睛不一样大，有人说那只安了假眼球的眼眶因为长期不用就越来越小了。一九三八年冬天他与一位刚参加工作的漂亮女士结了婚。部长在婚后身体欠佳，老是迷迷糊糊无精打采的。有一次给我分配工作，只见他手托着腮帮子，胳膊肘支在八仙桌上，一边隔着桌子谈话一边鼾声断续，时睡时醒。他在这种状态下领导“肃托”，很多人稀里糊涂地被杀掉就不足为怪了。但也有好处，有的人也稀里糊涂地闯过了鬼门关，我就是已被列入黑名单而忘了杀的人当中的一个“肃托”的第三把手是保卫科长张洪林，负责逮捕关押人犯、审讯取供、吊打定案，而后执行死刑，是真正的刽子手。不知以后什么时候，他竟混进了军队，在大军南下后在浙江省的某一军分区司令部工作。真是曷曷苍天，功罪何人评说。 张洪林的警卫员叫小孙，顶多十五岁，个头一米四多一点，是机灵漂亮的小男孩，能跑能跳，活泼鬼马。因年纪小，大家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一枝驳克枪插在腰间，干净利落。一般从逮捕人犯到处决，全部由小孙负责秘密执行。执行活埋人犯也是由小孙叫来警卫连的战士先挖好土坑。 这四位滨海地委主要“肃托”人员中，到底谁应负主要责任，谁的错误罪行大，谁的错误罪行小，今已无法说清楚。除了小孙的情况不了解外，其他三位现在都是耄耋老人，都在安度晚年的离休生活中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柯亭以省政协主席的职务离休，这样的人还编写过革命回忆录，也不知他敢不敢写他在滨海主持“肃托”的这段“革命历史”。 “肃托”运动具体做法很不明确，也可以说是稀里糊涂，完全不像建国以后肃反、反右和文革那样有计划有步骤。如发表社论进行动员、提供理论依据、单位揭发检举、个人交代罪行，“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车轮战术、攻心战术、“引蛇出洞”以及喷气式、戴高帽等等长期的精神和肉体双重摧残，待这个所谓“反革命走资派”被弄得半死不活之际，就定案定罪，或劳动改造，或进监狱。最为突出的也就像辽宁省的张志新那样，先割断喉咙，再执行死刑。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死掉的多数是运动开始后因长期折磨而致死，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而抗战时的“肃托”，虽说稀里糊涂，但也特别简单易行。一个个年纪轻轻、风华正茂的青年被抓起来，长则几天，短则当夜，就利利索索地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当时战事紧张，整个地区机关处于游击状态，行军转移频繁。对于一些未审理的“托派”，行军转移时用黑布袋子把他们的头套起来，黑布袋上挖了两个洞露出双眼，像三K党人的装扮，行军时跟在机关队伍最后面走，据说是红军时代杀AB团时的经验做法。但这一做法也有明显的缺陷，就是很引人注意。因为一个地委机关加上警卫部队也就是二三百人，行军队伍中忽然增加了几个被套上黑布袋子的人，大家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谁。平时大家在一起工作、生活，相互间有很深的感情，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大家的情绪，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惧气氛在扩散。另外沿途村民群众一看还颇感惊奇，经过打听才知道“八路军要杀学生”、“老八路要杀新八路”。又因为日寇不断扫荡，一个地方不能住几天，所以就总结出新的经验：快抓、快审、快杀。 王家罗圈一带是偏僻山区，多住了些天。“肃托”开始时，我没有被怀疑。夜里我经常听到刑讯“托派”时那声嘶力竭、撕肝断肠、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我开始悄悄向张敬堂和刘曾浩等人打听什么是“托派”，他们不甚清楚地告诉说“托派”是苏联传过来的反革命，与日寇勾结，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而他们反对的方法就是散布反革命理论，他们的理论很高深，你根本就连听都听不明白，所以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就可能是“托派”，这就是我当时所知道的有关“托派”的判断标准，至于其组织人员的具体情况，从来没人说得清楚。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了滨海托派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不曾存在过。 一九三五年日寇从东北进入华北地区，搞了个殷汝耕为首的冀东自治政府，十二月发生了北京“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全国一片沸腾。“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流亡三部曲悲壮凄凉的歌声唱遍长城内外，《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处处可见，在歌声的间歇，会有爱国学生发表慷慨激昂、催人泪下的演说。人们挥动着拳头，高呼口号，演说的结果是抗日救亡求生存的信念逐渐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心头。 一九三七年山东省诸城县乡村师范学校一位叫乔志一的青年学生，就有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感动得群众痛哭流涕的能力，因之他很快被介绍参加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十月任诸城县委书记。乔志一当时年仅二十一岁，山东高密人。以后因敌人对诸城县控制太严，发展党员数量太少，在我方控制下的地区也只有哪耳山附近的几个山村，公开活动困难，1939年县委被撤消，乔志一被调到地委农民协会工作，期间我任青年部长，和乔志一都是师范学生，有共同语言，所以往来密切。我对他很尊重敬佩，他对我也很友好随和。这也是后来我被定为“托派”嫌疑的重要原因。 一九四零年初，他带领一个工作队到莒县三区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其间我就亲眼看到他在宅科店一次四五千人的农民自卫队大会上，他慷慨激昂、神采飞扬的演说引发的人民群众泪流满面的场面。 一九三九年微山湖西地区党委的“肃托”风声正紧，到一九四〇年初传到了滨海，地委领导们也开始盘算着“托派”头子的合适人选了。托派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会发表别人听不懂的言论，而且他们工作都表现积极，会发表煽动性的演说。 于是，乔志一首当其冲，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抓起来，被毒打，被审讯。他的介绍人是谁？经他介绍的又有谁？他曾与之接近的人是谁？曾与之说过话的又有谁？一张张名单开列出来。因为地委领导对乔志一是先定性，后逮捕审讯的，目的不是清查是否有罪，而是深挖同党，以便一网打尽。 于是张洪林的保卫科工作忙碌了起来。他们颇为辛苦，每晚要抓进两名或三名“托匪”，经吊打定案，每晚总有几名被处决。农村房子少，不及时处决就没地方关押。但时间已是五月份了，金黄的麦浪已在随风波动，日本鬼子抢粮季节的扫荡开始了。“快抓、快审、快杀”的三快肃托方针就这样形成了。可是在执行“快杀”新方针时，夜里开枪会暴露目标，日伪军会寻声而至，于是改枪毙为活埋。把土坑挖好，夜晚把打得遍体鳞伤的“托匪”拖出来，往坑里一推，几张铁锨一阵飞舞，一位屈死的灵魂就长眠地下。更有惨者，最后被杀的几个，是在日军追赶相距不到十几里的山沟中，因山沟土少石头多，挖不下去，于是把“犯人”捆绑后按在地上，而后两个行刑人抬一块石头，猛然砸下，“犯人”脑浆迸裂而死……两天后日军撤退，我们原路返回，几个死者身子蜷曲、双臂反剪，破碎头颅流出的鲜血脑浆已干枯发黑…… 保卫科的小孙到底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孩子，他不时地或不慎地把那些令人发指的情况只言片语地说了出来。有一次我听他讲了女犯崔建死前的几句对话。张洪林问她“崔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崔建估计到这是临死前给她的最后机会了，于是她理了一下散乱的头发慢慢地讲：“什么都不必讲了，我只是思念我的爸爸、妈妈……算了，全完了，见不到了……”我估计小孙当时也受到这人生悲剧气氛的感染，否则他不会如此真切地讲出这些话。崔建是博山人，皮肤白皙，人生得漂亮。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被害时约20岁。 另一位死难者是诸城县的一位叫臧秉兮的人，人称臧大怪，二十四五岁，高中毕业生（记不清是否又读了一年大学）。臧氏是诸城的大姓，富裕大户较多。臧秉兮其怪有两点，第一怪是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嘴巴上竟长长出又黑又长的胡须，剪一次不久又长出来，京剧舞台上也找不到这种年轻带长胡子的形象，皮肤白，胡子黑，人们呼他为“须眉男子”。第二怪就是他的终身大事，大概臧同志是很讲“爱情至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给他娶来的大家闺秀，他不要，被推推拉拉地去拜了天地，进了洞房，臧同志“不越雷池一步”，他拒绝上床而睡在地上，新娘的嘤嘤啜泣也打动不了他的心。后来他终于逃出“封建家庭”，参加革命队伍，以为创建人类美好社会的机会来了，谁知迎接他的是“黄土坑里埋白骨，不知死者尊姓名”。 还有一位我的高小同桌同学李禾年，入伍以后改名李国典。他家在天津经商，冀东建立独立的伪政府后迁回莒县。因为是从京津大城市来，当然是会讲“一般人听不懂的理论”，因而在劫难逃。 其他还有胶县的曹涌涛，青岛铁路中学毕业的高中生，会画漫画；还有写得一手好字，会刻蜡板的菊耐；还有刘力一、李华、魏丙烈等…… 在三十多名被杀者中，我现在能回忆起来名字的超过十人。还有一些是从敌占区来联系工作或投奔革命的青年同志，因刚来不久，我不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前，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像山西、河南等省，几个县都没有一所中学。沿海地区好一些，一般一县有个中学，大中城市才有高中。试想滨海地区八县再加诸、胶、高三县，总共能有多少初、高中学生？为躲避战乱，流亡学生逃到大后方的、因家庭人员政治关系投奔国民党的、还有少数为日伪服务的，最后能向往光明，投奔革命事业，参加八路军、共产党队伍的学生能有多少呢？又被杀掉的多少呢？他（她）们正值风华正茂的年华，没有战死在抗日的疆场，却断送在个别领导者的手中！逝者带着迷茫困惑的痛苦化为九泉下的冤魂。生者呢？扪心自问：是误会？是错误？是冤案？还是罪孽？ 悲歌一曲，令人不寒而栗。 回首往事，在那枪林弹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我多次负伤，死神曾数十次与我擦肩而过，我从没有惧怕过；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总是感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风悄然袭来，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油然而生，心在剧烈地颤抖。往事不堪回首，那是数十条鲜活的年轻生命，那是曾与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写到这里，我怕引起心脏病发作，赶快转移思路，抬起双眼去看那窗外翠绿的竹林、自由飞翔的小鸟、蓝天上飘浮的朵朵白云…… 就在地委“肃托”进入高潮时，在王家罗圈一带山区西面，莒县三区、二区及四区、六区的一部分地区，以桑园乡绅陈墨斋为会长、依仗三区地主葛华亭和六区亭沟村地主兼商业资本家于经武经济支援的反动迷信组织——“万仙会”成立了。“万仙会”来势凶猛，发展十分迅速，不到十天功夫，作战会员已达万人。他们的头上绑一块红布，每人持一柄长矛。当时正是春夏之交，他们与八路军作战时多是赤膊上身，露出健壮的肌肉，呐喊着向前冲。据说每次作战前都要先喝下会长陈墨斋划的灵符酒，说是这样就可“刀枪不入，子弹不入”。反观我们自己的情况，此时滨海地区正处在九支队和二支队合并前夕，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当时就是部队再多也不行，因为我军在抗战开始以后没有子弹供应，一个连队只有一挺或两挺机枪，作战时因舍不得用子弹，只能零零星星地瞄准射击，无法形成火力封锁和杀伤力强的火力网。“万仙会”的人员都是赤膊上阵，采用成百成千的人海战术，最好的致胜战术就是密集火力将其全部消灭，而这正是我军因缺乏弹药而无法解决的。结果我军每战必败，落荒而逃。到底有多少战士被长矛刺死，因为当时保密而不得而知，石场南的后方被服厂的女工被“万仙会”抓获后被剥露全身，割掉双乳，剖腹祭神，其原始野蛮程度亦属罕见。 万仙会暴乱的原因也是我方政策的错误和“肃托”的恶果造成的。没完没了的筹款、筹粮、筹集军鞋使人民不堪重负，引起富裕农户和地主的带头反对。我军某些负责军需的人员工作简单粗暴、以势压人，可以随意写个纸条“×村交军鞋××双，限×日送到。”这样的条子随意写，条子满天飞，写得最多时，竟有一户送军鞋五百双的条子。农户难以负担。由“肃托”的错误引出的“老八路杀新八路”、“共产党杀学生”的说法到处流传，当时，除了山东的肃托的始作俑者湖西地委外，清河、鲁西、鲁南、胶东、滨海等地区共有数百人被错杀，还有一大批干部被抓；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也有干部被错杀错抓。一些被杀者亲属由此对共产党八路军产生仇恨，万仙会利用民众的这种怨恨。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策划后，万仙会暴乱发生了。 恰好那时我被揭发与乔志一关系密切，属托派嫌疑，只是托派太多，没来得及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我也听到了些风声，有时开会前大家正在说话，我一进屋，大家都不吭声了，连平时经常和我说话开玩笑的张敬堂、张琪和刘曾浩也不主动和我打招呼了。心里有些隐隐不安，但毕竟年轻，心中没鬼，也没往深处想。 万仙会最高领导人名叫陈墨斋，四十多岁，是个具有农村知识分子形象的人物。一九三八年秋天人民群众欢迎八路军进驻时，我们的支队机关在桑园镇。那时中央号召统一战线，党员要带头交各界朋友，我就认识他了。他喜欢写字和篆刻，还为我刻了一枚准备改名时用的篆字图章。他是一个有民间智慧、熟悉政治权术的乡绅，当时他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一类的书。山野乡民按民间习惯喜欢听历史故事，刘备、关公、张飞、诸葛亮、姜太公这些名字对他们很有吸引力，甚至到了崇拜和迷信的程度。于是陈墨斋传出，成千上万的神仙都来保佑我们了，我们的教号就叫“万仙会”。每个教民的头上都绑一块红布，以区别三国时代“黄金起义”者头上的黄布，而陈墨斋本人把大地主于经武养的京剧班子提供的诸葛亮的行头穿上，手里也拿上羽毛扇，骑匹大黑骡子，后面有四个道童跟班，仆仆风尘于广大地区内，快进一个村子时，他眯着眼睛，问一声“这是什么地方？”跟班回答：“是××教坛”，于是陈墨斋被簇拥着坐上摆满香烛的案旁的椅子，教徒们跪在地上红红的一片。陈墨斋手执朱砂笔在黄裱纸上划符，每人一张，打仗前烧成灰放在酒里喝下，就可“刀枪不入，子弹不入”，打败共产党了。当教徒一旦被枪打死，陈教长则说，那是犯了教规，打仗前和媳妇睡了觉。碰巧有人说“他还没娶媳妇呢！”陈墨斋则说“那也许是做梦娶媳妇，想好事，灵符也不能保佑。”现代人听起来是天大的笑话，但当时很多万仙会教民是深信不疑的。 就这样，两个团四五千人的八路军在山沟里被撵得气喘嘘嘘地逃跑，地委机关这一二百人也显得机构臃肿，行动不便了。那些十几天前还忙于处决“托匪”的领导们开始进行机构精简，化整为零，充实基层。因为地委被万仙会撵的狼狈不堪，机构精简工作慌乱，钟部长一迷糊，以致于本已上了黑名单的我，尚未来得及隔离审查，也稀里糊涂被疏散到日照。我拿着一张证明党员身份的介绍信，翻山越岭走了一天一夜，到了日照县七区。路上净是些嶙峋巨石，有时手脚并用方可攀过。我在临沂念书时，读过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手接飞猱搏猛虎，侧足焦原未言苦。”焦原是莒县山区的一个地方，而古代勇士黄伯到这里都毫无畏惧。抗日战争期间我在莒县山区反反复复地活动，总留心哪个地方像李白所讲的焦原，后来我终于敢确定，焦原就是我以四肢爬行而过的那个怪石嶙峋的地方，在桲椤崮主峰之西。据古籍记载，焦原是一块儿宽五十步、下临万丈深渊的巨石。我认为李白诗中所指和我亲身所爬的是同一处怪石，该处现在的村名就叫“大石头”，长期以来就是莒县二区区公所的所在地。 我把党员身份介绍信呈给日照七区区委书记王海涛和区长范干民，他们分配我到区中队任指导员。那时滨海二支队在日照扩军，在七区以区中队名义成立了一个连队，已发展到五六十人枪，连长是支队派来的董堂。当时指导员的主要工作是给战士们上政治课，内容是现成的：统一战线、论持久战、抗战三阶段、红军长征、十年内战等等，政治课等于每天讲一段故事。文化课也不难，没有课本，我在林中树上挂一块小黑板，每天写上一句话，教会读写，下课后做练习。 那段时光紧张而又充实。 桲椤山是群山中突起的一块儿巨石，形状怪异，像秋天高空变幻着的云，又像一个大青椒。崮的东面是丛山绿树掩映的村庄，附近有一日寇据点范家楼，村子挺大。因我们工作做得好，党员多，敌人的活动可以完全掌握。这时我出了一次洋相：端午节后，乡长迟令业同志在晒麦场的树下饮酒，他喊了我一声：“青年同志，你也喝一杯。”我咕噜一声一饮而尽。迟乡长又说：“你还行，酒量不小，再喝几杯。”于是他斟酒我喝，一连十几杯，竟昏昏沉沉醉入梦乡。正巧范家楼的鬼子出来抢粮了，乡政府区政府只好撤离，但这个烂醉如泥的小家伙怎么处置呢？最后决定把我放在一个不经眼的看场小草屋里。第二天早上鬼子走了区乡人员才回来，老迟见到我，远远的就说：“你行，你行，好酒量。不过第一次醉酒后不再少喝一点儿调理调理，以后就伤酒了，你还是再少饮一点。”我又喝了几杯，从此我知道自己有一点酒量，此后也常常喝一点儿酒，弄得我睡眠不好。但后来在东北作战时那些严寒的日子里，酒曾给了我温暖。 这次醉酒出了个大洋相，但是在后来很长的时间内，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我内心都充满了愉快和甜美。这次醉酒是对死神阴影压抑下内心余悸的发泄，又是对死里逃生后庆幸不已的祝贺，心脏在酒精的刺激下欢快地跳动，好像生命中注入了新的活力，重新燃起了无限的希望。 但好景不长，半年的愉快时光渐渐远去，秋风送爽的季节到了。骨架粗大的橡树叶片开始赭黄，枫叶已醉眼朦胧，面红耳赤。怪不得王实甫说：“朝来谁染霜林醉”。一天部队在莒南县的树林里召开数千人的大会，宣布整编，六十人枪的七中队并入五团九连。我完成了任务，返地委去。地委住在莒南的张家薛兴，距江苏省赣榆县很近，地委机关及其领导们过了几个月的好日子。因我不在机关，“肃托”的情况如何、又杀了多少人、杀的是谁，我都不知道了。 一回到地委我就去向钟林部长报到。他一看见我非常惊讶，呆了片刻后像是清醒了一些，一只独眼愣愣地、略带惊惧地看着我，仿佛看着一个有影无形、从阴曹地府里踉跄踟蹰爬出来的鬼魂，懵懵懂懂的问我：“怎么回来了……哦，你怎么回来了！？”我看着他如梦初醒的样子，小心翼翼地说：“区中队已经整编到主力部队，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紧接着我就汇报了我近来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的体会、收获等。这本书当时刚出版不久，读后也确实感到不错，特别是他引证孟夫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那一段，和一个人在受到误解，甚至受到错误对待之后应有的正确态度，这是我在当时的血腥气氛中唯一的心灵寄托。 直到这时，钟林部长方才缓过神儿来，异常严肃地问我：“你知不知道你的党籍为什么被取消了、组织生活被停止了？”我十分诧异：“没有啊，这不……”我把党员关系介绍信递到他手里。 钟林部长再次惊讶，过了好一会儿，我估计这时候他也蒙了。他仔仔细细地看了我的党员关系介绍信后，承认了介绍信的有效性，而后郑重地说：“托匪乔志一曾向你发表反动言论，但你没有发现，没有听出来，也没有向组织报告……”此时钟林部长显然已陷入荒唐的逻辑混乱状态中。我没有发现、没有听出来，我又怎样去报告呢？可叹，在日伪军扫荡和万仙会的追赶下，钟部长疲于奔命，谁该杀、谁不该杀、谁已杀过、谁还没杀……他的印象完全模糊了。他的“难得糊涂”保了我一条命。但钟林部长的糊涂有别于郑板桥的本意。因为部长的糊涂是源于新婚燕尔每夜“功课”过重而疲劳过度和万仙会的猖獗；而郑夑说的“糊涂”却是不计较小事、求得心态的平和与内心的平静。但不管怎么说，是钟林部长的糊涂使我的生命延续至今，我是“肃托”运动的侥幸漏网者。 在钟林部长指示下，刽子手张洪林亲自带领一个审查组，要我把十岁以后的家庭经济情况和个人经历、个人思想变化及读过什么书、受到什么影响等，一一报告。审查组的人一一提问，寻找我与托洛斯基的关系。其实这伙人中大多不认识几个字，也不知道托洛斯基是哪国人，所以他们自己也是越说越糊涂。令人哭笑不得。 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学生成分，历史清楚。入党时定为三个月的候补期，应该是经得起审查的。 此时肃托已进入成熟期，办案人员轻车熟路，既然审查，总要查出点问题。他们很快在我的简历和家庭情况的审查中终于发现了问题：我就读于临沂省立第三师范，有一定文化；我哥哥还经营过餐点。出身也就自然升格为小资产阶级。于是把我的入党候补期追加为六个月，算是对我审查处理的结束。 当时我心里暗想，只要不杀头，怎么都行，万幸万幸！ 我虽免遭肃托运动的杀身之祸，但仍是被另眼看待的“托嫌”，那年头“托嫌”虽不明码标价，但区分也很明显，被杀的三十多名“托派”多为胶济路南的诸、高、胶三县的青年学生，找不到理由杀掉的“托嫌”就成为不受信任的人，对这部分人的政策一是限制他们入党，二是把不重要的或危险的工作分配给他们去干。我认识一位叫王新宇的女同志，诸城人，因新婚的丈夫被日军杀害，愤而参军，她文化程度高，人又漂亮，可就是因为是诸城人，虽参军时肃托高潮已过，但有人还是怀疑她是托派，就是不吸收她入党。直到抗战快要结束时的一九四四年，二十六岁的她被一位地委组织部长看中，因为要结婚，才入了党。我自己在肃托后的一段时间是受歧视的，好在不久日军扫荡频繁，形势紧张，我离开武工队，又重新回到了老部队。 深秋，肃托进入尾声。就在这时，原青年部组织科长张琪逃跑了！张琪是一个活泼好动，嘴里常哼着抗战歌曲的青年，早就离开机关到莒南工作。一年多不见了，谁也没想到他。这时形势不同了，地委在莒南住了几个月，“肃托”工作要继续进行，张琪又正好在莒南工作，经常到地委开会，所以就进入领导的视线，被怀疑为托派，关进牢房审查。张琪是一个机灵敏捷、干练开朗、办什么事都很利索的年轻人，一天晚饭前保卫科的小孙到伙房去打饭，回来一看锁着的牢门竟然开了，走投无路的张琪逃跑了！一大帮人参加搜捕，忙了一个黄昏，也是杳无踪影。村东边是一条河，河两边沙滩上年复一年地生长着枝叶茂密的蒲柳，很像夏天里的“青纱帐”。河水蜿蜒流去，蒲柳郁郁葱葱几十里，几千人的大部队都可以隐蔽其中而不被发现，何况一个脱出樊笼、机灵过人的张琪。 张琪第二天就跑到莒城投靠日军。投敌以后张琪就带着日伪军，对莒城南我们党政工作基础最好的七、八两区进行扫荡清乡和屠杀，把曾与之相识的村支部书记、党员杀掉数十人，七、八两区的党组织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现在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七、八区这些支书和共产党员的惨遭杀害，固然是张琪欠下的血债，但张琪的叛变，与无中生有的“肃托”运动有着直接关系。中国历史上不乏汉奸，抗战时期尤甚，涌现出数以百万计的大大小小的汉奸，鱼龙混杂上智下愚三教九流蔚为大观，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二战期间欧洲某大国被纳粹鲸吞五年，仅出现区区千余叛国者，其中大部还是德裔和以卖笑为生的妓女。中国汉奸多的原因复杂，有历史、文化、国情和汉奸自身的因素，一两句话难以厘清。张琪的叛变就有其逼上梁山的味道。 张琪对共产党员屠杀得越多，日军对他也越加信任和重视。日军为其在莒城修建了公馆，娶妻成家。他们根据《水浒传》中卢俊义投奔梁山前的反诗“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为张琪改名为张俊杰。我们真不能低估日本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及运用。 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张嘉祥降清后，清朝皇帝给张嘉祥改名为张国梁。三十年代有一出叫铁公鸡的京剧，反映张嘉祥降清后保护向荣与洪秀全谈判，是一出紧张的武打戏，其中有张嘉祥赤膊上阵、持刀拼杀、大败洪秀全的场面，而张俊杰每次讨伐也总是赤裸右臂、腰插王八盒子，手持饰以红色彩绸的大刀，把日本主子端给他的酒一饮而尽，接着就带兵出城。经过一段频繁的搜捕屠杀，莒县两个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被迫转入地下。张俊杰的职务升为宣抚大队长。他们每次宣抚活动都带着留声机，先给到会群众播放歌曲甚至京剧，而后张俊杰发表“共存共荣建设东亚乐土”的讲话，再把糖果分给老人和小孩子，还把粉色小手帕分给妇女。张俊杰把汉奸事业干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张俊杰越来越得到日军的信任。一九四二年底正当太平洋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张俊杰带领五百皇协军主力，在莒城北约一百华里的管帅镇修筑起坚固的据点，石料和水泥结构，非常坚固。开始，张俊杰与日军共同守备，后日军执行南下进攻战略兵力不足，管帅据点的防卫全部由张俊杰负责。管帅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接诸城平原，北近安丘、临朐，西有地势十分险要的战略要地穆陵关，它是山东省东部地区南北咽喉要道。日军投降之前，国共两党的部队皆对张俊杰的据点无可奈何。 八路军一一五师是由十年内战时的中央红军主力改编成的，抗日战争开始即由林彪指挥，因首战平型关而威名天下。当时由罗荣桓率领的六六八团、六八四团和十三团多次与张俊杰交战，始终没占什么便宜。要不是日本投降，张俊杰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滨海地区八路军主力及一一五师领导机关从胶东栾家口起航渡过渤海进入东北，日本天皇都正式的签字投降了，而管帅张俊杰的据点仍岿然不动，我怀着未消灭张俊杰部的深深遗憾随部队离开了山东赴东北。 十一月份的北国已是满天飞雪，我营驻军吉林磐石县，在车站欢迎绕道山海关进军东北的原滨海区二支队的战友们时，我问起张俊杰的最后结局，他们告诉我说张被国民党潍县地区专员厉文礼收编了。因其罪行大，不杀难以平民愤，被厉文礼枪毙了。我以为这段历史可以打上句号了。谁知并非如此，还有一段颇不平凡的结尾。 毛泽东去世后，原在滨海地区的战友刘曾浩到南京来看我，谈起了滨海肃托旧事，他说真是难以想象的怪事，张琪并没有被厉文礼枪毙，他在其部队投降前化装潜逃，并在战乱中又混入了革命队伍，解放后在江西工作。文革中江西省外调人员去沈阳向他调查张琪抗战时期参加我军我党的“革命经历”，刘曾浩给他们写了材料，把张琪投敌，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罪行详细做了介绍，最后他写了六个大字：该杀、该杀、该杀！后来到底如何处理的他就不得而知了，因为那时刘曾浩还“靠边站”。 一九九〇年我从大连疗养返宁时顺便去沈阳看望战友王乃征，他也谈了一点张俊杰投敌后与其相遇的情况：一九四二年王乃征利用莫正民在他们村庄当过保安队长的关系，潜入莒城做争取莫正民伪军起义的工作。王乃征在地委机关工作时也与张俊杰认识，一天在街上突然意外地与其相遇，张俊杰以为王乃征是来投降日寇的，热情招待了他，并说第二天再来，也好到外边走走。王对我说当时他曾想借第二天出去打鸟的机会杀张俊杰，后来想不行，张机敏过人，可能很快就会查明情况，因此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王乃征当夜就逃出了莒县城。王乃征这个“打鸟毙敌”的构思只是一个想法，张俊杰部系日军特务机关直接训练和掌握的骨干力量，而张俊杰本人又机灵能干，不是等闲之辈，除掉他不会那么轻而易举。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等中央五常委决定成立党史编写组，起草党史新本以取代胡乔木过于简略的版本，以便更多地加进毛泽东伟大的历史功勋和光辉思想，我有幸被选入这个编写组参加党史起草工作，开始时有一个半月的阅读中央档案的准备时间。阅读中央档案所规定的手续很严，必须由毛泽东等五位政治局成员共同签名才能取件阅读。这在当时，也许包括现在，实际上剥夺了其他人涉阅档案的权力，但对当时编写组却意外的宽松。我们小组负责起草遵义会议至抗战的一段。我发现红军过草地后，特别是西路军覆没、西安事变等很多资料与公开讲的截然不同，同时也意外地读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中央致山东分局关于肃托工作的电报，其中指出山东滨海地区“乔志一等三十余人在肃托中被杀系错案错杀……应予以平反和妥善处理……”的电报，当时查阅中央档案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做任何摘录，我只好反复看了几遍，感到这段内容与自己的经历和很多先烈的命运有关，真是太重要了，心中也感到无限欣慰，以为数十名战友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但到了文革后期的整党和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全国形势还十分混乱，一天，解放军总后勤部来了一外调人员，向我了解被专案审查人员刘策的情况，问我你曾经叫过“小卒”的名字吗？，我说有过，那是一九三九年机关的俱乐部出墙报时我曾用过的笔名，当时还有一个叫大兵的呢！他说你这个名字可给我们出难题了，前后快一年了，在全军到处找，总算找到你了。而后他才转入正题，他说刘策原名刘子榆，一九三八年曾在你领导的工作队工作过，但现在已记不得你的正式名字而只记得“小卒”。又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叫乔志一，他入党时你正在那工作。但我们向山东省外调才知乔志一是抗战时的托匪头子……故使刘策问题久拖至今，不能解决。这时候我才知道乔志一等数十名战友的冤魂至今仍在九泉含恨，顿时黯然神伤，想不到山东滨海肃托始作俑者的衮衮诸公竟如此滥用党给予他们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面子竟把他们草菅人命的行径坚持至今。我告诉总后外调的同志中央关于乔志一错案错杀电报的内容等情况，后来刘策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以后我又接待了几拨山东地区的外调人员，每逢与滨海地区肃托案有关者，我都宣传一遍“中央一九四二年电报”。 乔志一于1950年平反，恢复党籍，追认为革命烈士；刘力一和曹涌涛1980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革命烈士；崔健、臧秉兮和菊耐等三十余人1983年平反昭雪。至此，滨海肃托算是划上了一个漫长的句号。乔志一等数十人托派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但他们因哭泣而失明的妈妈、因一生愁苦而鬓发花白的爸爸却多数头戴一顶反革命亲属的帽子而过早地死去了。四十年了，这散发着发霉变质味道的平反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 一九八二年四月，我和儿女去礼堂看电影《北斗》，片中有共产党随便吊打和枪杀被怀疑对象的镜头。影散后回家的路上，小女儿说：“这纯系胡编乱造，不可能这样……”我很快说“你不懂，实际就是这样，我亲身经历过的滨海地区肃托，比电影上看到的情况更加严重，更加残酷呢！”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此话没错，遗憾的是，他们悲惨地死于营垒内部的暗箭。隔了几天，我去杭州旅游，到浙江省委副书记张敬堂家拜访，肃托时他是地委的农民部长，是一个知情人。席间，谈兴正酣，冷不丁他突然叹道：“那年肃托，差点把你也给杀了……”一席话说的得我心潮激荡，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我又想起肃托中蒙冤的战友……半天难以平静，心中百感交集，几乎不能自己。 这是因为自从肃托运动中不再派我看管人犯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已被怀疑为托派分子而小命难保，但后来始终无人向我透露当时的详细情况，后来钟林部长又说停了我的组织生活，可见当时我已是在劫难逃，被内定要接受审查。一九七八年我小儿子上大学后在西安看望我的老战友，空军十六航校副校长王丕争对他说：“我和你爸爸是老战友，开始他领导我，后来我也领导过他。”此话曾让我大惑不解。王丕争是我当工作队长时的队员，从来没有领导过我，我觉得他太虚荣了，没太在意。几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为了对我进行审查，虽表面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背地里已经进行了布置，已经把我当成另类了，只是一方面由于组织者的疏忽大意，一方面由于当时形势紧迫，使当权者的计划没有得以实现。以后我知道了肃托运动的真实情况以及小卒这个名字的历史意义——它在事情发生几十年之后，帮助几十名优秀的年轻死难者永远地扔掉了那顶沉重的反革命帽子，从地心深处告别了科西多冰湖，告别马纳薄其深沟，走向天堂之路，走向但丁《神曲》中久久歌颂着的水晶天。 一九九〇年秋冬，我去北京，准备返回时到济南市去看望邢捷三先生，也想去看看五十年前领导滨海地区“肃托”运动的老领导柯亭，行前我到钟林部长家里打听柯亭的地址。当我无意说出关于乔志一问题的中央电报时，钟林夫妇二人立刻尊容骤变，哑口无言，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我这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他们家，免得他们精神再受刺激。钟林解放后仕途不畅，他历史上曾被捕过，对他有些影响。后去济南看柯亭的打算也因病未能如愿。 一次疗养时，偶遇一位曾三次入狱的同志，他分别蹲过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可谓经历丰富。我问他三个监狱的特点，他沉吟思索一下道：“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如此残酷，我所经历的滨海肃托只是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的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类似的悲剧在中共历史上屡有发生，在中央苏区、在鄂豫皖、在湘鄂西、在陕甘宁，在文化大革命…… 无数逝者的冤魂在中国的高天上游荡，他们的鲜血浸染着华夏厚土，令悲剧的幸存者想起他们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痛，惟有泪流满面…… 鲁迅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这，就是历史一部分。奈何？ 山东滨海地区的“肃托运动”是湖西地区“肃托运动”的延续，而湖西地区的“肃托”则是在延安“肃托”的恶劣影响下，更加上一些居心叵测的奸佞之徒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 1939年8月到10月，山东湖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在湖西地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主持下，掀起疯狂的“肃托”运动，滥杀党政军重要干部三百余人。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刺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子弹头刮肋骨、压杠子等七十二种酷刑，在“红色恐怖”的风暴中，“肃托”中心地带的中共党组织纷纷解体。只是由于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在11月赶到湖西，才制止了这场疯狂的内部屠杀，救出了数百名待处决的党员干部。 1939年至1942年，鲁南、滨海继续发生残杀干部的“肃托”事件，虽然罗荣桓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了干预，挽救了一百多人的生命，但山东的“肃托”运动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在前往延安路经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停止下来。建国后，山东“肃托”中深受迫害冤枉的人员在1955年审干肃反运动中又遇到麻烦，被杀的“托派”家属遭受数十年的歧视。山东“肃托”事件的彻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距当年惨案发生整整过去了四十三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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