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邓副总理恳切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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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邓副总理恳切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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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回家》第十一章
九十年代初随着不少介绍1979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真相的文章和小说的问世，丁惠民这个名字在全国知青中广为流传，有时甚至以讹传讹，将他描写成中国知青的“罗宾汉”，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我一直想认识丁惠民，只知道他现在生活在重庆，却一直无缘相见。2001年夏天，我在四川泸州知青实业公司总经理官国柱的帮助下，终于与丁惠民取得了联系，第一次拨通他的电话，几句简单的交谈便使我们有了一种似曾相识、引为知己的理解。2001年7月底，应我的邀请，丁惠民专程来武汉接受我的采访，武汉的气温高达39度，烈日灼人。在武昌我的寓所里，我们俩光着脊梁，一台摇头电扇在吱呀吱呀地响着，仍大汗淋漓，就着一瓶“泸州老窖”，一碟花生米，一盘油爆虾，丁惠民向我讲述了他的身世。 “我父亲丁志香是个普通工人。母亲姓施，是上海南市区尚文路小学的语文教师，学生们都很喜欢她。我在家是老二，姐姐丁惠华大我两岁，弟弟伟伟小我三岁。我生于1953年，父亲老家在南汇县乡下，十几岁从乡下出来，一直在上海南货店当学徒，后来靠一位亲戚关系，进了童兴袜厂当工人。母亲老家在金山县，经人介绍与我父亲认识，外公当时不同意这门婚事，但正遇上日本飞机轰炸，逃难到了上海，便与父亲成家。解放后的环境还算可以的，父母俩人的工资加起来140元，另外乡下老家常有鸡蛋以及蔬菜等接济。1957年，父亲在厂里说了一些批评领导的话，被打成右派，但没有开除公职，还在厂里上班。1961年遇到大饥荒，国家裁减一批工人，父亲也在其列。他带着弟弟回到南汇乡下的老家，我和姐姐跟着母亲留在上海。1965年国内经济复苏，工厂招回前几年被精简的熟练工人，这样在乡下务了几年农的父亲又回到了厂里。再后来，父亲被调到化工部仪表局下属的一家仪表厂，到大西北搞三线建设，到处流动。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留在上海，在弄堂里，街坊们都夸我们是听话的乖孩子，我从小就不淘气。1969年，姐姐从上海8女中毕业。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报名去了北大荒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她走的那天，我和母亲去上海彭浦东站送行，母亲哭成个泪人儿，我不理解，姐姐成了一个光荣的兵团战士，应该为她高兴才是。我劝母亲，母亲只是摇头。 第二年就轮到我了。1970年我从南市区的丽园中学毕业（笔者按，这所中学在前几年上海老城改造中已被拆迁，现在成为一片绿地），当时可选择的地方，有崇明岛农场，江西、安徽农村，还有黑龙江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母亲想，姐姐已去了黑龙江，那里很冷。我从小就身体单薄，她怕我适应不了北国的严寒，就叫我去云南。我有3个幼儿园在一起就玩得很好的伙伴，他们都鼓励我去云南，那里发工资，有口粮，西双版纳风景特别美。这样我就在1970年5月到了景洪，分配在1团10营10连当割胶工。一年后，我们这个连又来了一大批重庆知青，其中包括回来成为我妻子的陈文仙，一个重庆老工人的女儿。我们恰好在一个班，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建立了感情，她很听我的话，我要求她看书，我们在连队自发组织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我来兵团后，表现一直比较好，1972年营里还抽调我去小勐养参加边疆民族成分复查工作组。 以后使我思想发生很大转变的有几件事： 第一件：我们连队有个四川知青，外号叫“八皮”，脸皮厚的意义，有八层皮。那时侯我们每天吃没有油水的南瓜、芋头，这些东西吃多了，容易放屁，每次放屁时大家总爱开玩笑。那天开会，“八皮”用手做出手枪状瞄准旁边一位知青。“啪——”放了一个响屁，大家乐得哈哈大笑，正在讲话的指导员气恼了，弄清是怎么回事后，就叫“八皮”爬到台上低头认罪，开了两个多小时的会，就让“八皮”低头在那里站了两多小时。 第二件：我这个人很正统，从没偷过东西，这在农场男知青大多都跳“丰收舞”（即偷鸡摸狗）的环境，我这算的是很不正常的了。正因为这样，我以后发起返城请愿运动时，这让广大知青信服你。我打抱不平，常帮知青讲话，别人请病假，领导不批准，我总要帮着说，为人两肋插刀，人称我“丁大路”。1974年，我们连队一位重庆女知青办理“病退”，有医院开的诊断证明，重庆方面也同意办理，只要到总场行政办办个批准手续就可以了。她一连去景洪总场跑了两趟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回来后闷闷不乐的，连饭也吃不下，有时一人在宿舍内暗自落泪，有女知青把这一情况告诉我，觉得很不正常，就让陈文仙去问个究竟。她痛苦流涕诉说了原委，原来她去总场行政办办手续时，负责办理此事的军务参谋，嬉皮笑脸地说：要签意见盖个章很容易，必须答应他的一个要求。不言而喻，就是要与她发生性关系作为交换条件。这个女知青不能接受这个污辱人格的要求，愤然离去。再次去办，那人冷血心肠就是要拖着不办，急得她只能以泪洗面，甚至想去死。我听到竟是这个原因，怒不可遏，决定为她伸张正义，陪她到景洪农场场部，找到场部当干事的原我们场的一位知青，请他帮忙。晚上找到农场党委书记，揭发行政办干部的丑行，农场党委书记是个很有正义感的老干部，见部下这样胆大包天，非常生气，处分了这个干部，降职到基层干活，并顺利地为这个女知青办理了病退回重庆的一切手续。 1974年12月的一天，连队在河边一块地上盖瓦房，我拌合灰沙，我拌合好了一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被班长刘永仁看见，他朝我喊：“好哇，你个丁惠民偷懒！”他是湖南籍老工人，平时与我关系不好，当时我就顶他一句“狗捉老鼠，多管闲事！”，刘永仁当即向指导员告状，指导员和他是亲戚关系，马上就来理麻我，我跟他吵起来，他揪住我的衣领要去营部，我推了他一下，他个子小，被我一下推倒在地。他爬起来抓起一根木棒就疯了一样朝我砸过来，那砸下来非要半条命不可。我拔腿就跑，跑到后山躲起来。指导员没追到我，便赶去营部，告了我一状。营长叫鲁劳，是现役军人，带了参谋徐万一，还加上执勤排的五、六个人，坐拖拉机到十连来抓我。我在后山躲了半天看没动静，就下山来，正好被营部来的人碰上，将我抓个正着。我要求松绑，要求上厕所，便给我松了。从厕所出来，上车时我拿出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本，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在场的女知青全部都哭了。到营部时天已经黑了，有人用一支汉阳造的三八式步枪的枪托朝我背上猛地一击，把我的第四腰椎骨打开了缝，由于没有校正，后来就长歪了，20多年过去了，至今天一阴，仍隐隐作痛。在营部关押期间，我每天挑大粪，打土坯，一天干十几小时，晚上住在烂草棚里。那是冬天，我就睡在铺在地上的一堆烂草上，好心人劝我逃，我往哪儿逃？当时虽处在兵团后期，捆绑吊打知青仍是家常便饭，上哪儿去说理。兵团撤消后，据统计1团（后改为景洪农场）有白分之五十的现役军人和干部捆绑吊打过知青。到了第九天，营里见我还服贴便放了我，参谋徐万一说：“丁惠民，怎么样，你父亲是右派，你还敢对抗领导！还好，你还算老实，回连队要老实一点”。连长将我接回连队，一句话也没说。1971年，父亲所在的化工部仪表局仪表厂根据战备需要疏散到湖北，迁到鄂南山区的崇阳县，更名为湖北仪表厂。在上海的母亲担心身边唯一的小儿子也会被动员下乡，便将工作关系调转湖北仪表厂，在上海的房子也退给了公家。1975年我回湖北崇阳看望我的父母，将我被捆绑打伤的情况告诉父母，性格刚直的父亲气得不得了，先后给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上海市委、昆明军区前前后后一共写了620多封信，每封信都5、6页，全用挂号信寄出，陆续收到一些回信，全是铅印的。都写着：“XX同志，你的信收到，已转交给XXXX单位。”盖一个公章，千篇一律，但没有一点用处。父亲流着泪说：“这个社会太黑暗了！”。 从这个时候起，我思想上开始有了背叛意识，我感到现实生活与官方宣传完全不同。1976年以后，父亲又陆续给各级领导发出几十封信，直到1977年2、3月间，回信还是老一套，父亲已丧失了信心，就对我说：“算了，只好这样了。父母亲不可能养你一辈子，你看怎么办？愿不愿回云南？”我还是愿回，只好决定重回云南。 这时兵团已撤消，恢复了农场体制，这时的分场场长（兵团时期的营）是一位湖南籍的老干部。文革期间下台，现在平反又当场长，他和我的中学同学，在场部学校工作的范家祥是好朋友。他对小范说：“叫小丁回来吧，我在这里，他不会受委屈的，我会照顾他”。于是我又回到农场，场长让我休息两个月，然后让我去农场医院一检查，照片结果和以前一样：第四节腰椎骨不正。场长将检查结果拿到党委会上讨论，徐万一没有开腔，最后场长开口：调出连队到场部学校工作。场长给学校党委书记打了招呼，让我当总务员，搞后勤和采购。十分场学校很大，从小学到高中有20来个班，学生近千，教师大部分由知青担任，我的后勤与采购工作也挺忙的。 我的反叛心理从这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以前只是狭义地抱个人私仇，到处告状申冤，现在我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及变化来自上层。我利用外出采购，联系工作的机会，有意识地到各农场做了一些调查，学习毛泽东搞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方法。我发现景洪农场的情况还算好的。别的农场存在的知青问题更严重，跑遍了整个西双版纳垦区后，我明白了，知青们全都不安心扎根边疆，每个人都想回家乡。当时的形势是，一堆干柴，只差一把火就能燃烧起来。 丁惠民说：“社会和时代对知青这一代人都太不公平了，应当设法改变这种现状，但谈何容易！也许要改变某个人的命运，只要耐心地等待，机会总是有的，但若从根本上整体地改变版纳所有知青的命运（当时我尚未想到全国的知青）绝对是一种疯狂的念头，令人不敢想象。可能是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式，我偏偏顺着牛角尖钻了进去。改变知青命运的最好方法是什么？落实政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和生活环境？都不是，最彻底的办法就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们回家，这无疑是痴人梦呓。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部分，谁敢公开反对？ 多年读书学习的积累使我多少有些独立见解。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创建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几经磨难也打出一个新中国。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任何政策和方针路线都是一定阶级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可以调整和改变的。与伟人们相比，我当然是高山杯土，但为改变知青的命运，达到回城的目的，我决定放手一搏。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已明确提出拨乱反正的方针路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口号，报刊广播每天都有新的消息：老干部解放恢复工作，地富摘帽，右派平反……形势证明了我的判断：时代在变革，使我有了信心，开始考虑如何使知青反城的具体问题。 是耐心等待上面按部就班，排队按次序的调整上山下乡政策，还是主动地采取行动向上面直至中央高层反映知青的愿望，促使中央早日着手解决知青问题？我自然选择其后者。我们自己都不诉说，别人怎么知道你想回家呢？但我有能力来充当“领头羊”吗？万一事情搞砸了会有什么后果？这很象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那句著名的独白“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必须面对不能回避的问题。我曾犹豫过，但很快做出抉择，只能往前闯，决没有退路！我不禁暗自发笑，好糊涂呀！知青们的现状与劳改农场的劳改犯没有多大差别，五十步与一百步而已。最坏的结果就是去普文劳改农场种甘蔗，有什么了不起！ 国际歌给予我很大启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改变知青命运，只有知青自己起来解救自己，这话说起来很容易，但要付诸行动是要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的。思想目标确定后，我陷入更深沉的思考中，这一过程很漫长也很孤独，没有人知道我的内心世界处于何种状态，这里没有丝毫欢欣，充满了沉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时已是1978年的7、8月间，孤独的我一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思考这些问题，为此经常失眠。十分场学校总务室也是我的卧室，从早到晚充满了呛人的劣质卷烟的烟味，一地烟蒂，空气象西双版纳雨季，沉闷使人压抑。 我自己记不清考虑过多少问题，自己思绪中提出一个个方案与假设，又一次被自己推翻否定。经过反复思考，反复比较，最后我决定首先采取给中央领导写联名信的方式，诉说知青多年来的不幸遭遇这一较为温和，能为大多数知青所接受的方式，达到唤醒广大知青生存意识而行动起来的目的。给中央领导写信如同孩子向父母诉说委屈，合情又合法，别人不好说三道四。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策略的应用是非常成功的，比一开始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召开集会，演讲鼓励的效果更佳。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光靠写信（无论有多少人盖章）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但通过在联名信上签名上书，把版纳垦区5万知青发动起来，与州、省级领导谈判，改善知青的政治与生活待遇，表达我们强烈的要求返回原动员城市的愿望。如果他们无法解决，那只有赴京请愿，把声势影响扩大到全国，引起各地知青，特别是各兵团知青的反响。上山下乡是一项已实施了十多年的既定政策，背后涉及到复杂的政治与经济因素，要在短时间内改变，5万版纳知青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必须形成全国的声势与影响。我还打过一个借势借运的小算盘：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上面有可能对版纳知青网开一面。我打个比喻：贫困的父亲面对一群饥饿而吵闹不休的孩子，他把闹得最凶的孩子打了一下，以镇住其他小孩，背过身，他却悄悄地把家里唯一的一粒糖果给了那个被打的孩子。 我思考中最坏的打算是请愿无效，我将组织5万版纳知青自行撤离边疆，返回各自家乡城市，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进行一场持久的非暴力的和平请愿。我们不提如何政治口号，就是“回家”两个字。 所幸这一计划还未实施，，以后经过国务院与云南省联合调查组深入调查，取得动员地区的支持。1979年2月开始，云南知青如愿以偿返城。我和广大知青一样，感慨万分，我们的党确实英明伟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作风没有丢。在知青问题上，千错万错都是林彪”“四人帮”的错。 丁惠民开始酝酿上书中央最高领导的联名信的内容，遇到第一个棘手问题，这封信该寄给谁？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都是华国锋，但丁惠民和他身边的知青们显然对毛泽东钦定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缺乏一种信任感，当时这位相貌忠厚的最高领导正在坚持“两个凡是”，指望他来解决知青问题显然希望不大。他们更相信位居“第二把手”的邓小平副总理。他是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鲜明的个性特点，一生经过几起几落的政治风浪的考验，是一位具有开天辟地气魄的大智大勇的改革家，既善于审时度势，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丁惠民和他的战友们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位副总理身上，给邓小平写信！他们当时这种选择，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具有一种超前的胆略远识。这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直觉，而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知青一代，对风云诡异多变的中国政治舞台冷静观察、揣摩后形成的正确判断。 1978年9月，亚热带的雨季过去了，旱季又来了，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又开学了。经过一个暑假的休息，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的知青教师们又聚在一起，并带回从各地听来的“小道消息”，尤其是几位北京知青带回的消息令人振奋：中央高层领导对知青上山下乡有了明显不同看法，某某领导说“十年来我们花了一百个亿，买来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社会也不满意”。他们兴奋地议论着，这些非正式渠道的消息意味着中央对知青政策将有大的调整。丁惠民开始广泛征求写联名信的意见，当时参与讨论联名信内容的知青，主要有学校几位知青教师钟阿城（英语老师）、范嘉祥（政治、数学老师）、黎小弟（美术老师）和营机务队几位重庆知青。2002年1月我在上海采访了现在黄浦区人防工程公司工作的范嘉祥，他是丁惠民的中学同学，十分场第一个入党的上海知青。他回忆说：“1978年国庆前后，我们几个认真讨论怎么写联名信，当时发表意见最多是北京知青钟阿城，有些意见很尖锐，富有理性色彩，但最后他打了退堂鼓，他担心我们的行动最终会触怒当局而遭致镇压。不是他胆小怕事，而是他父亲的遭遇已使他倍尝苦果。他父亲钟惦斐是我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1957年因为写了一篇文章《电影的锣鼓》而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更是吃尽苦头。所以阿城貌似迂浊，但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后来他没有介入我们的情愿运动，因为时隔不久，他父亲平反复出了，很快为他办理好抽调返回北京的手续，离开了农场。返城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以云南兵团为生活背景创作了三部中篇小说《棋王》《孩子王》和《树王》而蜚声文坛，现移居美国。” 丁惠民很快就起草好第一封联名信，并意识到要找一位信得过有能力的助手。他深感单枪匹马的势单力弱。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胡建国——十分场十二连的上海知青。1974年初，丁惠民与胡建国同时被抽调到小勐养参加少数民族地区复查阶级成分的工作队，两人谈话投机，从此成为亲密的朋友。胡建国处事从不大大咧咧，遇事总是三思而行，典型的上海人性格。 九月下旬的一天，胡建国在连队突然收到丁惠民托人带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请近日内务必下山一趟，有要事相商。” 细心的胡建国立即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发生。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下山来到丁惠民的分场学校。这一天清晨，丁惠民起床正在穿衣服，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胡建国，从胡建国所在的十二连到场部学校要爬12里的山路，他的裤腿已被晨露打湿。丁惠民喜出望外地笑了：“好哇，我就料到你今天必来，没想到是这么早！” 两人谈论立刻进入主题。 “把你那封公开信底稿拿出来看看。”胡建国平静地说。 丁惠民一下子高兴地跳起来，拍着胡建国的肩膀：“真考虑好了？好，中午我请客，等会就买一只红烧猪肉罐头。” 事不宜迟，两人当即开始讨论这封联名信，斟词酌句，反复推敲。 第一封信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全文如下： 敬爱的邓小平副总理： 回顾以往的斗争历程，特别是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您那坚韧不屈，敢说敢干敢斗争的坚强性格，给我们广大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您，信得过您，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腹语向您倾诉。 我们是1970年到云南农场支边的知识青年。岁月流逝，一晃已是第8个年头了。8年中，我们有很多思想和看法，向敬爱的副总理汇报。当然，我们知道你日理万机工作无暇，不过我们觉得思想不能解放，问题不能解决，那么我们就迈不开新长征的步伐，而四个现代化也就不能在边疆尽快实现，因此大胆冒昧打搅敬爱的副总理，我们迫切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和指示。 目前，我们知青当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在来到边疆的这八、九年的艰苦环境考验过程中，有的人日益堕落了，有的正在消沉，有的感到渺茫。总之都不安心，各种情况都有。 1）少数青年被阶级敌人所拉拢勾引，走到犯罪的道路，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2）有的青年感到生活枯燥无味，思想空虚，逐渐沾染各种不良习气和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思想，追求享受，热衷于吃喝玩乐，产生偷窃、赌博、打架滋事和生活作风腐化等各种现象，虽然未涉及大罪，但小错小误终年不断，社会影响很不好。 3）有的青年刚来边疆时，工作学习尚肯努力，按逐渐消沉下去，对生活和前程失去信心，麻木不仁，默默无声地度日，这类人数很多。 4）有的青年草率结婚，把自己圈在小家庭里，让家务事缠于身，以期得到慰籍，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和转移，由此造成的烦恼，经常自叹：“这辈子就这样算了……”5）有的女知青为了离开这里，纷纷到外面寻找对象，匆忙了结婚事。女知青的大量外流，使农场男女人数造成很大差距，出现找不到对象的“饥荒”，引起男青年思想极大的波动。 6）也有青年擅离农场，一去不返，长期呆在家中靠父母供应衣食，荒废自己的青春年华。 7）有很多青年工作一贯积极肯干，要求上进，先后入团入党，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但近些年来他们中一部分也有了变化，思想逐渐消沉，精神不振，干劲不大，虽然牢骚不常发，但一谈回家之事，劲头十足，同样他们也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8）有的青年生活热情日减，终日谈回家之事，对生产劳动没有干劲，或者怠工，懒洋洋的。 以上几点是知识青年的大体情况，由于一心想回家，还造成些不良倾向，归纳起来如下几点： 1）由于对生活失去信心，吸烟、酗酒的现象就日益增多，青年吸烟率达百分之五十以上。酗酒现象也到处可见，特别是在逢年过节，趁伙食梢有改善，许多青年便狂饮滥吃，伴之猜拳行令，真是一片乌烟瘴气。此种现象已成“蔚然成风”之势，愈演愈烈，不可遏止，简直令人感到遗憾。 2）为了达到回家目的，许多青年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途径，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近来农场医院门庭若市，求医者络绎不绝，然而真心实意治病者则寥寥无几。多数人是来找病的，希望术道高明的医生能从自己身上找出毛病来，以便能通过病退这一途径回到家乡。这样使医院受到影响，人员来往频繁又使交通运输紧张，药品也浪费惊人。无病找病者且不说，就连那些本身患病的青年，为了保持病状，争取病退，有药不服，情愿忍受病痛的折磨，往往前脚刚出医院大门，药品针水就扔进草丛水沟。更为罕见的是，有的青年实在找不出病，就人为地造病，故意乱服危险药品，为能造病创造条件，结果弄巧成拙，造成事故的发生，甚至丢失生命。此类情况大家非常痛心，必须严加制止，从此例可见知识青年返家心切的宿愿达到何种程度。 3）由于青年思想被动，造成出工不出力和消极怠工现象也日益增多。遍及全农场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已经并且将继续给国家在经济上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要清除这一弊病，不言而喻，最好的办法是采纳知识青年梦寐以求的宿愿——回自己的家乡。 以上几点是我们知识青年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当然没提出来的问题还很多很多，可以说是枚不胜举。 总之，从我们大多数来讲，到边疆已有8、9年之久，有的已有十年，接受再教育的时间也不算短。风吹过，雨淋过，种种考验都经历过，年龄在增长，一些个人问题迫在眉睫。家中父母也日益衰老，需要我们去膝前后尽做儿女的本分，我们要回去的心情是可以谅解的，也希望邓副总理能谅解。这些年来，同样，我们的父母也不知为我们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他们望眼欲穿地盼念着我们，心操够了，泪流干了，该是让他们安心的时候了。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很多万，如果知识青年问题早日妥善得到解决的话，那么我们这批知识青年的力量以及父母仍为此操心而分散掉精力，用到建设“四化”上去，将会产生何等巨大的推动作用啊！华主席最近提出实现“四化”的号召，也就更有把握实现了。相反让这种知青不安心，家长不安心的不堪局面继续下去，对实现“四化”抓纲治国带来什么影响呢？谁也没有理由拖“四化”的后退！ 为此，我们农场的知识青年以最诚挚的心情向您——邓副总理恳切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 我们深信您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以及这一正当要求，也一定会采取正当的措施解决知青的具体问题以及困难。 我们殷切地等待您的指示。 最后，我们全体知识青年向您致此崇高的敬意，并祝您健康！ 云南版纳知青，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 丁惠民 1978年10月16日 以今天的目光来审视，这是一封2600多字的公开信，写得拖泥带水，很不得要领，有些措辞也难脱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说教，一连串的自我数落，重复叙述农场知青的消沉悲观失望甚至自戕，以至后人读来觉得言不由衷，语无伦次。在那个年头，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丁惠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倾诉心中的愤懑与悲哀，表达自己那一点可怜的期盼，这是一群处于绝望的共和国苦难的孩子们向一个德高望重，他们视为救星的老人发出的呼救。这呐喊的声音虽然显得那么单弱，但却实实在在地表达了溺水者绝望痛苦和对生的留恋渴求。特别是信尾那一句：“为此，我们农场知识青年以最诚挚的心情向您——邓副总理恳切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表达了800万仍滞留在农场和农村知青们令人心酸的叫喊。 在贴出这封信致邓副总理公开信前面，他们还写了一篇号召全体知青签名的公开信，较之联名信来更具煽动性，有人称它就象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行，是剑与火—— 我们的心声 听吧，看吧！这就是埋藏在心灵深处已8年之久的呼声——今天终于发出来了！ 怎么办？毫无疑问，每个正直的青年都应该签上自己纯洁的名字，就象袒露自己纯洁无暇的心胸一样，不应有丝毫的犹豫和顾虑。我们的行动光明正大，我们的要求合情合理。谁能否认——8年了，还不该回去吗？ 想一想——人生还有几个8年？ 想一想——父母兄妹正望眼欲穿！ 想一想——几年的汗水流了多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想一想——父母的双眼哭红了几回？两鬓新添了多少白发？ 想一想——自己的前额已有皱纹几道？ 够了！8年的时间不算短了，火车站上再也不应重现爹呼娘唤的伤心场面，让全家欢聚的笑声永远将它彻底湮没。 锄头砍刀伴随我们已走过生命旅程的一半，另一半时间应该在机床边度过！这是我们正当的权力和要求！在工厂我们将更加有效地为“四化”出力…… 别多说了，8年已经过去了，赶快做些实际有效的事吧——签上自己光明磊落的姓名。滴水成海，心齐山移，邓副总理会听我们正当的呼声。 不要犹豫彷徨，将来你会后悔的。生活需要勇气，勇气才是理想的真实伙伴。 知识青年们，快行动起来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十分场机务队一位叫“小胡子”的北京知青，很有文采，他的原稿措辞激烈，丁惠民觉得火药味太浓会导致麻烦，并作了“温和”的删改，不涉及任何政治内容，只突出一个主题：“我们要回家！” 第一批约1000封公开联名信很快刻印出来，刻腊纸的是一个上海知青，名叫黎小弟。其父解放前曾是国民党校级军官，解放后家境不好，因为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他在上海读书时一直受到歧视，心理长期受压抑，沉默寡言，他几乎就是个哑巴，很少议论外界的事。但这次参与讨论丁惠民发起的公开信，他却很活跃，因为公开信道出了他久久积压在心底的话。他是学校的美术老师，素描基础扎实，钢板字刻得好，标准的仿宋体，有棱有角。油印传单的叫孙建喻，是一位身体壮实、忠厚的重庆知青，是十分场学校的体育老师，平时就是个热心人，总爱帮其它老师印考试卷和讲义，他人心细，油印技术很好，别人一张腊纸只可印七、八十份，他可印300份。 油印需要大量的纸张，好在这里不缺少纸，学校总务员丁惠民正是采购管理教学用纸张的。他几乎把所有的纸拿出来了，大张白纸用完了，用信笺，有一次甚至把一摞学生作业本拆开。很快，公开信印出来了，这件事传遍景洪农场10分场，各个连队派出知青代表来到分场学校，人们神情激动地守在油印机前，印出一份，取走一份，公开联名信就这样以最快的速度递到十分场各个连队知青手中。人们兴奋地读着这份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纸页，它说出每个知青久久蕴藏在心底的话：我们要回家。不啻象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大胜，南方的农奴们捧读林肯写的奴隶解放宣言。 油印来不及，丁惠民索性派人将联名信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景洪街头，景洪是西双版纳自治州政府和景洪农垦分局的驻地，消息立刻象滚雪球般传开，景洪农场各分场的知青纷纷跑到景洪大街上传抄这封联名信。 按照丁惠民和胡建国预定的第二步措施。目标由景洪农场向版纳地区其它农场扩散延伸。几十名自愿担任联络员的知青，携带着公开信的油印件，或骑自行车，或乘拖拉机和客车赶到各自熟悉的朋友、同学所在的农场去散播火种。由景洪农场毗邻的东风农场（原二团）知青最先得到消息，立即响应，派来几个代表与丁惠民取得联系。由于来不及翻印，他们干脆将公开信用大字报的形式连夜抄出来，天亮之前贴在东风农场场部大楼前，立刻大楼前挤满了知青，人们大声念着公开信将它抄在笔记本上，互相传阅着。一时间，沸沸扬扬，群情亢奋。 2001年1月我在上海采访了一批东风农场的知青。其中王强的叙述给我印象很深： 王强（原东风农场十四分场九连文书，现任上海市爱建建筑设计院工程师）说：我是1968年12月21日首批去云南的上海知青，那年刚17岁。我是一个很普通的知青，刚来农场时，我经常不能起早床上工，常受到批评，我很快改掉了在上海睡早觉的毛病，干活不怕苦不怕累。当周公正带领一批知青去荒山野林开辟“红九连”（后改为十四营九连）艰苦创业时，我自告奋勇加入他们的集体。当时我们满怀热情，是因为革命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在激励着我们，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他的话成了我们生活的信条。 到了1978年，我们到农场已整整十年了，我们已经快三十而立了，但农场的面貌没有多大变化，生活艰苦。在兵团时期，我们二团发生过那么多的不幸事情，捆绑吊打知青，现役军人、干部奸污女知青。恢复农场体制后，知青们的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干部之间勾心斗角，知青们意志消沉，有的结婚了，有的未婚同居，看不到一点希望和前途。这些年中国在发生变化，先是林彪叛国机毁人亡，1976年周总理、毛主席逝世了，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而在我们云南农场几乎看不到一点“春风又度玉门关”的气息，就象一辆陈旧的大车，生锈的车辙吱哑吱哑碾压过坎坷不平的乡间小路，没有一点鲜活。是的，知青们的心死了，曾经支撑过他们的革命理想的大厦虚无缥缈苍白，已经在时代风潮中坍塌了，“哀莫大于心死”也。1978年8月我曾写过一首诗《农场的路》： 走不尽这十年农场的路， 坑坑洼洼，风风雨雨， “青山”凄凉，灯油耗尽， 往前看，没个头。 原谅你当年路泥泞， 原谅你当年灰蓬蓬， 十年后今天仍如此， 青春一去不回返。 热情化作冰水冷， 一举半得，得不偿失。 行路难啊， 骄阳似火，雨雾茫茫。 农场的路啊， 这一头，十年劳动南疆土。 那一边，十七年养育涌心头， 何去何从？ 明不由己，天知道！ 这首诗可以说表达了农场所有知青苦闷、茫然的心态，这也正是丁惠民发起的请愿返城活动，能形成势不可挡大潮的群众思想基础。 那天，我是在东风农场场部大楼墙上看到丁惠民写的这封公开信的，兴奋不已，立刻掏出笔记本将全文抄录下来，在场围观的一些知青以怀疑的目光打量我，误认为我是奉农场之命而来的“耳目”。 我们十四营九连是一个很偏僻的连队，我差不多是第一个看到这份公开信的，回去后立刻用白纸把它抄出来贴在连部的墙上，知青们闻讯都跑来看，一个个象过节般高高兴兴，终于有人出来为知青的命运说话了。 接连几天，各种消息传到我们这个远离公路的连队。有人告诉我，一团的知青正在我们一营发表演说，他就站在自行车上，有句话说得很刺耳，却道出实情：“农场不是个大熔炉，十年来没有将我们炼成钢，而是炼成了渣。” 一天，6连两个知青跑到我们九连，要我们打开广播室播公开信，连领导有顾虑没有同意，他们央求我们写一条横幅，我毫不犹豫地铺开纸泼墨一挥而就6个字：“我们要回家！” 这五个字没有一点政治色彩，但内涵很深，它包含着知青们多少血泪，这几乎是知青们众志成城的心底呼唤！ 抗日战争才8年，我们来十年农场了，我们很失望，我们对农场没有一点留恋，理想泯灭了，幸福也找不到了。除了回家，我们一无所有！ 这么多年来，我们许多人唱高调，夸夸其谈革命理想：改天换地，解放全人类！多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离我们太遥远了，谁考虑我们知青的切身利益了？ 所以丁惠民写的公开信，向敬爱的邓副总理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所有的知青都意识到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最后抗争，大家必须万众一心，手挽手，才能筑成坚不可摧的长城。 回家之路在向我们招手！ 十分场学校很快成为版纳垦区知青的联络中心，各个农场知青纷纷前来串联询问交换信息，探讨范围也远远超过返城问题，这说明知青同样也在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不仅仅局限自身利益。丁惠民所在的总务室时时刻刻挤满了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学校的知青老师们自发组织起来，帮着烧水做饭，接待远途来的知青，十分场下面连队知青们自发地源源不断地送来大米和蔬菜。真有点象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气氛。 有一天深夜，丁惠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六团（勐腊农场）两位知青浑身泥浆闯了进来，他们是受农场知青的委托，骑自行车赶了二百多公里，途中车坏了，他们就徒步推车；干粮吃完后，饿了就向傣家寨子乞讨剩饭，硬是走了两天两夜才赶到。进门第一句话：“你是丁惠民吧？我们找知青的真理来了”。令丁惠民感叹不已，热泪盈眶。 奇怪的是，十分场学校天天门庭若市，人来人往，农场方面却视而不见，保持着沉默。没有任何领导出面干涉过，但从他们躲躲闪闪的眼神判断，农场的头头们在等待上面的指示。终于有一天也是唯一的一次，农场党委书记来了，前后不过十分钟，对丁惠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中央领导都很忙，最好不要去打扰，有意见有想法，可以通过农场的组织部门逐级向上反映。丁惠民含糊地回答他：我们知青的问题恐怕只有中央能解决。 第一封公开信发出后，两天之内，各个连队就将知青签名的名单送到丁惠民手里，全分场共有400多名知青签名，占该场知青总数的90%。 现任广州市一家服装厂厂长的原景洪农场十分场七队重庆知青胡长安回忆当时在公开信上签名： 10月17日中午，我正躺在凉椅上休息，车队汪XX拿着一份署名——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的《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走过来，对我说：“看看吧，签个名”。我接过油印的《联名信》翻了翻，共有三张纸。 “怎么样，签吗？”我把联名信还给汪某后，他接着问，然后抬起头来扫了周围人一眼：“大家的事大家办，想回家的就签名。妈啦个屁！有的人想回家，就是不签名！” 我接过他手中的签名用的指一看：上面写了一溜从一到三十几的知青的序号（7队只有30多个知青），除了他自己在第一号上签了名外，另外还有几个人在六、七号以后签了名，但没有盖章，而且那几个签名的都是平时素不过问政治的，稀里糊涂，又颇有些张狂的人。于是我笑了笑对汪某说：“名我要签，虽然我不完全同意联名信里的观点，但向中央反映情况是合法的，正当的。知识青年问题是一个广泛、深刻的社会问题。丁惠民不提出来，可能还会有别的人提出来……”我用笔指了指签在第六、七名队下的几个名字说：“这些人真好笑，平时都那么勇敢，怎么把名字签在后面，让前面空着？假如这是参加反革命组织的话，难道签名在后面就会处罚地轻一些？”接着我在第二序号下签了名，并端端正正盖了私章。 第一封公开信终于获得947名知青的签名。 刘先国看上去是一个相貌粗犷的汉子，个性刚直率真，以打架闻名。这个人胆大，打起架来不顾死活，没有人敢惹他。但他有一个极大的优点，从不欺侮比他弱的人，正因为如此，刘先国在全十分场中知青中的威信很高，是一条“一呼百应”的硬汉。2002年1月24日，我去上海采访的第一个人就是刘先国，他现任中国科技图书公司的物业中心经理，管理着一幢大厦的修缮与装备，工作很忙。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地处福州路与河南路的交汇处，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是大上海一处繁华地段。在这幢大厦的二楼我见到了刘先国，他穿着件深色的短呢大衣，人到中年已经发福，一张有棱角的国字型脸庞，浓黑的眉毛残留他青年时代的豪气，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闪烁着真诚与笃实，他已早早等候我。我们紧紧握手，虽是第一次见面，却象是引为知己的老朋友，没有任何拘束，无话不谈。他来上海生活快二十年了，乡音依旧，说话中不时夹杂着郎哪个浓厚重庆方言，还不是发出畅朗的大笑。我觉得眼前的刘先国太可爱了，同样，他对我立刻有了一种信任感。我问他：“当时丁惠民为什么首先想到你？” “也许那时我在农场打架出了名，又爱打抱不平，知青们都信得过我。”他坦率地说。 他告诉我，有一年他探亲回重庆，为帮一个知青打不平，在重庆沙坪坝打了一次群架。后来他见闯下了的祸大了，36计走为上计，提前返回云南农场。谁知重庆方面不放过他，一只电话打到景洪，再传到分场，营武装排立刻将他五花大绑关押起来，拷打刑讯，让他交代这次斗殴的幕后策划者是谁/ 刘先国侠肝义胆，将所有的责任一个人揽下，皮肉吃了不少苦，被关押了一个多月才放出来回连队劳动。 刘先国是1978年10月20日左右应丁惠民邀请到分场学校来的。 丁惠民没想到他印象中这样的“拼命三郎”，勇莽的汉子，刚一见面就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许多问题竟是丁惠民还没想到的关键问题。丁惠民心中很高兴，人们传言中敢冲敢杀的刘先国并非是是一个粗人，他同样是足智多谋，是个智勇双全的角儿，他很有独立思考精神，鲁莽的外表掩住了他的考虑问题多一个心眼的聪明。 丁惠民当即向他交底，将全盘计划托出，刘先国立刻爽快地表示：“没有问题，只要你们信得过我，大不了砍脑袋嘛！”二人从此开始彼此信任的合作。刘先国还向丁惠民推荐了他所在连队的另一个重庆知青，胡长安。其实刘先国与胡长安关系并不好，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在一个连队，两人也从不往来。胡长安是个循规蹈矩，自视清高的人，酷爱读书，遇事冷静，处世谨慎，当时已在农场结婚成家。刘先国颇有些“举贤不避仇”的君子风度，他向丁惠民举荐胡长安的原由是：一是胡长安在联名信上签名表现出来的空前勇气，二是他十分佩服胡长安的组织才能和善辨的口才。 隔日，丁惠民便和胡长安见了面，他清晰的思路和滔滔不绝的口才应验了刘先国的举荐，这是农场知青中一个难得的人才。在以后丁惠民、胡建国、刘先国“三驾马车”坐镇景洪，将知青返城潮向前推进，以及丁惠民、刘先国率团北上请愿，胡长安协助胡建国留守农场，坚持罢工，稳住整个西双版纳知青的局面起了关键作用。 不久，丁惠民从一些北京、上海知青接到家信中，获得一个可靠的消息，中央将在近期召开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执行多年的上山下乡政策做一次全面的总结与调整。这显然是一个好机会，知青应该用行动来影响中央对知青问题的决策。他和胡建国、刘先国商量好，决定加快运动的发展。 11月18日，集中反映广大知青意见，富有理性思考色彩的致邓小平副总理的第二封公开信又公布了，执笔人仍然是丁惠民。 如果说第一封只限于诉苦，第二封信则有所不同。信的锋芒主要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了质疑，这是迈开的大胆的一步。丁惠民们的用意主要想促使知青中那部分思想认识比较理性化的知青们行动起来。他们是预期中最终能支撑起这场运动的基层骨干力量，也是运动成败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寄厚望的这一部分知青，有一些共同特征：工作学习努力刻苦，在逆境中能洁身自好，极少沾染当时环境的不良习气，为人处世公道。在本营、连知青中有较高的威信，其中不少人已入党入团并担任一定的职务，如连长、指导员、排长、团支书等。当然他们的思想考虑也比一般知青较多一些，大多数人对运动处于观望态度，正处于犹豫之中，他们一旦介入进来，就会影响全局，影响非同小可。这次返城运动能否发展成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部分知青的投入与否。因为“我们要回家”也是他们内心的强烈愿望。 第二封公开联名信内容全文如下： 敬爱的邓小平副总理： 您好！ 上个月写给您的信不知是否收到？我们这些在边疆已整整度过8个春秋的知识青年向您倾诉的话是很多的。虽然我们要谈到的问题，有许多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然而您是尊重现实，讲究实际的，善于听取并关心人民生活疾苦的。上次只讲了极少的一部分，仅仅开了个头。今天，我们把要讲的话继续讲下去，同时我们仍然怀着诚挚的心情和希望，等待您的指示。 近来报刊和电台对知识青年的问题很少谈到，这显然是有意的，也许现在有必要对十年来的上山下乡作一番全面的总结了。如果这样，我们愿意从这些年来的种种切身经历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想法，供党和国家领导参考之用。 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我们知识青年是表示响应的。但实际看到的一系列情况却使我产生了种种疑虑，几年来深受其害。 一）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的问题：当时上海的方针是所谓“一片红”，即不管本人是否愿意来，家中是否有困难，凡是应届毕业生一律下农村。近者江西、安徽，远则东北、云南，在动员时往往采用各种变相的强制手段。不愿去农村的青年大办“学习班”，名曰说服，实为强迫，父母兄妹也受株连，什么不发工作，不安排工作，日以继夜的“车轮动员”，敲锣打鼓，吹吹打打，闹得你昼夜不得安宁，连恐带哄，不择手段，直至你“通”为止，才罢休。于是红榜一贴，户口一迁，车票一张，红花一朵，大功告成。但人心民心未服，怒气难消，只是出于无奈。由此可见上山下乡这场政治运动似乎搞成是为了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或者是一场移民运动。 重庆的青年绝大多数是被“哄骗”来的。当初招人时一些云南同志采用鄙劣手段编造各种动听的谎言，使许多当时才15、6岁的小青年信以为真，纷纷来到云南。等真相大白时，他们后悔不及，如今虽时隔8年，但只要一提起此事，人们仍然怒不可遏，遗憾不已。不知中央是否知道这些极端错误的做法，给党的事业和威望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家长父母很失望，知青本身怒气冲天，当然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但是，打倒“四人帮”以后，这些问题仍未拨乱反正，造成的影响还未纠正弥补，我们希望您给予重视，针对林彪、“四人帮”对知青问题的干扰破坏情况采取相应的拨乱反正措施。 二）经过十年时间的检验，知青上山下乡究竟有何利弊？这个问题范围很广，不可能谈得全面，但就云南农场而言，我们还是有些发言权的。 首先，在理论上，我们听说上山下乡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事实真的如此吗？也许，至今还有些同志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我们以8年的亲身经历，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实践已表明，城乡、工农、脑力和体力的这三种差别丝毫没有因为我们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农村而得到缩小。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更进一步扩大了，加剧了。这些年来农业人口剧增，工业发展迟缓，除了“四人帮”的主要原因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不能不是一个因素。大量青年从城市跑到农村，打乱本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引起种种矛盾，而且目前在各地农村的知识青年所处的思想和经济状况都是极不稳定的，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决心在本世纪内赶不上世界先进行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并不是件体面的事。把数量如此众多的青年放在农村，究竟对国家有何好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表现呢？是看农业人口多少吗？是喊上几句漂亮的口号吗？我们认为上山下乡对缩小三大差别是没有决定意义的。唯一正确的出路在于国家的高度工业化。可以断言，任何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是无法消除三大差别的。即使政治制度到了共产主义，这些差别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三）从经济上看上山下乡也同样是得不偿失，是不可取的。虽然知识青年也从事生产劳动，但实际上究竟有多大创造？拿我们农场来讲，国家用于我们各项的用费超过了我们的实际创造。十年来国家为知识青年不知花了多少钱，倘能将这笔钱用于工业建设，想必利非薄也！可是为什么有利而不图，偏偏要干这种实际行不通，人们不欢迎，经济上年年亏损的事呢？以前的就不说了，但今后还要这样下去吗？林彪那一套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的滥调已经没人唱了，但有的同志还死抱“政治至上，理论至高”的看法不放，以为凡是只要在理论上说得过去就行了，经济受影响无所谓，这与当前的新形势格格不入的。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其原因之一就是吃这种政治饭，不懂经济规律的干部太多了。我们坚持认为：第一，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按经济法则办事；第二，一切必须接受实践检验。即使是真理也要不断接受实践检验。今天是正确的，到明天就不一定适用，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凡不利实现“四化”的东西，就应该坚决，干脆统统丢掉！无益的东西弃之何妨？镊手缩脚，畏前顾后是干不成“四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从分析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 四）贫下中农和当地群众对上山下乡的态度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乍一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有些荒唐。不错，对此毛主席早有过明确的指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地农村的同志当欢迎他们去”，但意愿和实际发生的情况毕竟是有所区别的。有些地方起先是欢迎的，但后来就不那么欢迎了，甚至还闹起各种矛盾来。听说有个地方农民问起当地插队的知青说：“当时，我们是带土地耕牛入社的，你们现在带来什么？”且不谈这个传说是否真假，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在我们农场，大批青年的到来，虽然都有一双手，但也有一张嘴，由于各种原因，农场生活长期搞不上去，老职工生活比以前明显下降，当地经济也被打乱，农副产品价格飞涨，附近城镇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少数青年侵犯民族群众利益，影响社会秩序，损害民族团结，给当地人民造成不良影响。农场生产规模扩大，发生了与当地群众或者集体生产队争地争水，争自然资源的各种纠纷。 五）坦率地说，我们到边疆这些年来，实际上只不过是干了各种笨重的简单的体力劳动，思想教育很少，有人还以此为满足。我们发现农场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令人向往的地方。少数干部横行霸道，欺压青年做了不少坏事。这些问题，我们今后再向您详细汇报。总之，我们以前认为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锻炼三五年，总有限期的，因此环境虽然艰苦，但是大多数知青还是坚持下来了。谁知一晃就是8年过去了，至今未见动静，使人感到前途渺茫，不得不给您写信反映。我们希望中央能明确告诉我们知识青年到底要在农村呆多久？上山下乡到底给国家带来什么好处？知青到底愿不愿意，人民到底拥不拥护这些问题，我们心里很清楚，有自己的看法。实践才是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我们认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出现和积累起来的问题已经不少了，现在是早日做出决策、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何去何从，我们听中央安排，但是一切为了早日实现“四化”为目标出发。顺便提一下，我们给您写信的行动，受到某些干部的非难和威胁，我们希望自己的正当权力得到充分的保障。 最后，我们全体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祝您健康！ 云南版纳知青，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 丁惠民执笔 第二封公开信在整个版纳垦区传播，人们兴奋地读着，争相传阅，比起第一封信单纯诉苦来，这封信有了质的飞跃，仅仅扣住时代的脉搏，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并结合知青们10年屯垦戍边经历过的磨难，对上山下乡运动，是否缩小了三大差别，是否有利于实现“四化”作了大胆的怀疑和坚决的否定。这对经历过漫长极左路线统治精神世界被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的紧箍咒牢牢束缚人们的精神世界，不啻是一声冬天惊雷，这是要有勇气，并要付出代价才能说出来的话。而且句句在理，紧紧应合1978年春天开始在全党全国热烈展开的“关于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茅头指向党内那些死抱住“两个凡是”令箭不放的与时代潮流悖反的错误倾向，这是思想解放的先声与呐喊，令人振聋发聩。 农场的知青们感到丁惠民和他的战友们在斗争中学会了游泳，他们在思想上日益成熟了。接连两封公开联名信象阵阵春雷在版纳垦区滚动，成星火燎原之势。“我们要回家”象滚滚的大潮，从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那一排简陋的平房扑涌向景洪农场、东风农场、小勐养农场、橄榄坝农场、勐腊农场、勐棒、勐满、勐醒农场，甚至传播到临沧地区和保山地区，红河自治州各农场。 整个云南垦区已成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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