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
作者：盐贩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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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曉農：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
作者：盐贩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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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 ——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 程曉農 来源:孤独书斋http://www.cngdsz.net/old/discourse/article_show.asp?typeid=3&articleid=5623
早在1928年到1931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其政策话语里，从苏联模仿来的“文化革命”一词曾频繁出现在重要的党政文件里。从1964年到1966年8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也与苏联30多年前推行过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将一场类似于苏联的“文化革命”转变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产生了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更为恶劣、广泛、深刻的后果。 1978年，美国的苏联问题学者费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编辑出版了一本《俄国的文化革命，1928－1931》[1]，介绍苏联的“文化革命”。1985年，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派珀（Suzanne Pepper）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此书。[2]派珀在书评中提到，费茨派垂克关于苏联“文化革命”的书本来应该引起西方国家许多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之人士的兴趣，但令人惊讶的是，事实上这些人对此书知之甚少。[3] 派珀的书评发表至今已20余年。尽管中国的“文化革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从概念到方法有种种相似之处，但无论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还是苏联问题专家，通常都只观察分析单一国家的“文革”，很少有人将中苏两国的“文化革命”纳入比较研究的范畴，因而研究者和读者都没有机会通过“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发现单一国家“文革”研究不容易发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Rodrick MacFarquhar）关于中国“文化革命”的三卷本专著[4]探讨“文化革命”的起源时，把“文革”解释为“百花齐放”和“反右”的延伸，由此回溯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这一角度虽然将苏联因素引入了关于中国“文革”的研究，但麦克法夸并未把苏联的“文化革命”纳入分析，自然也无法从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文化革命”的比较中得出任何结论。 本文试图通过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初步分析这两场“文化革命”的异同，从中提出一些供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不管其政治主张是左翼还是右翼──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强调文化对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启蒙大众来提升民众的素质，进而在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整合社会。政治倾向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各自都把自己的文化认知视为底层民众应当接受的样板，在俄共（布）党内也是如此。“十月革命”前，俄共（布）的左翼“前进派”高度强调，在政治和社会转变之后，文化的转型必须立即跟进。“前进派”的领导人阿列克桑德?波哥达诺夫主张，革命成功之后要创造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新文化应当有全新的艺术、文学、生活习惯和伦理，那时侯文化领域要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掌权。[5]“文化革命”的想法即由此而来。而俄共（布）的主流势力，比如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则认为，文化其实是超越阶级的，俄国的问题主要是文化的落后，而不是把文化“无产阶级化”。1922年到1923年，在列宁生命的晚期，他还在文章中强调，推动文化的进步应当包括克服农民社会的落后性、培养讲究卫生和效率的习惯、破除对科学技术的迷信。[6]在斯大林推出“文化革命”政策之前，“文化革命”这个词在俄共（布）的话语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准确定义的比喻。 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该词的英译是Great Breakthrough in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中国读者或许会由此联想到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类似口号），“文化革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斯大林出于其政治目的，在文化政策方面基本上采纳了俄共（布）“前进派”的激进主张。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对抗，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在俄文里这个词的原意是“阶级战争”）造就一批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来占领教育文化阵地，形成无产阶级的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7]因此，苏联在1928年到1931年间所推行的“文化革命”，并不单纯是列宁主张的那种“文化进步运动”，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在提升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为实现当局的“文化专制”服务。 由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依赖于思想专制，因此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政治观念都被视为“异端”，而任何不愿意充当执政党“应声虫”的人都被看作是潜在的“阶级敌人”。这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导致苏共当局对“十月革命”后仍然留在专业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对共产党不能彻底控制教育文化领域耿耿于怀。这种情境下，借推行“文化革命”政策而实现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似乎是这种制度的必经之途。斯大林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成为专家，成为自己事业的主人”[8]；他强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管好自己的国家”。[9] 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以及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经常本着良知对共产党的政策提出批评，希望共产党能纠正一些不应发生的错误。哪怕这类批评有时只不过是私下里传播的微词贬语，在极权国家里，这仍然被当局视为对极权主义政党与领袖之权威及正确性的挑战。回顾苏联“文化革命”的历史背景，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强制型农业集体化导致农民的反抗和农村的大范围饥馑，最后导致数百万农民饥饿而死[10]；同时，快速工业化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11]。对自身错误极为敏感的苏联当局，自然不愿意再听到任何“杂音”，即便是真话、实话也会令自诩“永远正确”的苏共感到难堪。当然，消灭“杂音”要另找理由，于是就有了用“阶级斗争”作借口来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苏联的“文化革命”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步骤。首先，当局精心组织了一些公开的政治性审判，如1928年的沙赫基审判和1930年的“工业党”审判，声称工程师和“资产阶级专家”是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反革命集团”，透过官方的报纸广播对全国详细报导这些审判过程，形成对非党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强大政治压力，为把这些人从原有岗位上赶下来造舆论；其次，通过大规模的短期培训计划，将工人培养成工程师和企业主管，将农民培养成农业集体化后新成立的集体农庄的负责人，将忠于共产党的人士派去掌管文化艺术团体和研究机构。随后，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大批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被迫离开原职，而大批共产党支持重用的激进分子占据了大学、研究所、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的领导职位。[12]同时，大批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许多“阶级敌人”的子女被所在学校开除。[13]当局还授意基层的激进分子关闭教堂，逮捕了大批神父。此外，当局也发动了提升工人农民文明程度的社会运动，包括培养工农大众建立良好的基本卫生习惯、改进口语中的粗俗俚语、阅读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作品、观看古典歌剧舞剧等。 在苏联“文化革命”的开始阶段，激进的青年人扮演了先锋的角色。经过苏共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宣传教育，192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社会里，青年人当中出现了一大批急于在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的激进分子。“文化革命”开始时，这些青年人冲击中学和大学，把“资产阶级专家”赶出研究机构，袭击教堂，声称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要废除货币、家庭和法律。[14] 尽管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时采纳了俄共（布）早年“前进派”的激进主张，但他走得并不远，一旦政治上达到了“占领教育文化阵地”的目的，斯大林就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了。1931年，斯大林发表了“经济建设的新条件、新任务”这一讲话，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运动暂告一段落。 苏联的“文化革命”将大量非共产党知识分子逐离岗位，以“马克思主义斗士”和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取而代之。斯大林宣布，经过这场运动，大部分沙皇俄国时代留下来的技术精英现在是可以信任的了[15]，从此共产党实现了对教育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1932年4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决议宣布，解散所有现存的文学和艺术家社团，用统一的“全苏文学与艺术家协会”代替。[16]紧接着，斯大林在同年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会议上宣布，在短短的一年里，二百万农民经过短暂训练走上了集体农庄的管理岗位，而11万工程师和农业经济学家则被从城市驱逐到乡村去，同时，农村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17]随后，为了暂时安抚知识分子，斯大林黜降了一些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最活跃的“打手”，解散了“文化革命”时期的应景产物“共产党人科学院”。[18]
1966年夏，中国的官方媒体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是对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的故意曲解。“文化革命”不仅在“共产主义阵营”里早有先例，而且中共也在1958年正式宣布过“文化革命开始了”。[19]据史而断，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革”其实是中共执政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1960年代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中共的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1949年中共建政前新华社就介绍过苏联的“文化革命计划”。[20]建政之初，中共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把斯大林的制度架构和统治手段当作治国“宝典”。所谓的“苏联模式”有一系列施政特点，例如，建立政权之后经过将近10年的稳定期，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为此需要强制型农业集体化，与此同时实行打击知识分子和普及大众教育的“文化革命”，伴之以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共执政后的政策轨迹与此基本相同，只是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时间与苏联稍有差异。凑巧的是，中共建政后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起始时间恰恰与苏联同步，1958年中共首次宣布“文化革命开始了”，正是执政将近10年之时。 1950年代，随着中国的“全盘苏化”，中共把“文化革命”作为“苏联经验”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搬到了中国，但不同阶段对“文化革命”的解释却视政治需要而随时变化。例如，1956年1月24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21]按照这一说法，似乎“文化革命”就不是打击知识分子，而是依靠知识分子了。几个月以后，刘少奇1956年9月15日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则把“文化革命”说成是“文化教育”的另一种表达：“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在12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22]“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敌意越来越深，对“文化革命”的提法也相应“革命化”了。在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刘少奇的说法是：“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同时他还提出，要“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23]这一政策设想基本上是斯大林“文化革命”计划的翻版。 按照中共的最初设计，“文化革命”是“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不甘于屈居“晚辈”赫鲁晓夫之下、急于争当共产主义阵营新领袖的毛泽东求功心切，不择手段，结果他的“大跃进”比苏联的“大跃进”失败得更惨。于是，中共不得不选择休生养息之策，毛泽东也黯然退居“二线”，将烂摊子交给刘少奇等人收拾，中国的第一次“文化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无疾而终。然而，“文化革命”这个政治口号和政策设想却一直留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 1962年，毛泽东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旗帜，试图夺回对政局的绝对控制权，他选择文化领域为突破口[24]，“文化革命”又卷土重来。按照1964年底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说法：“文化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目标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进行根本的改造，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25]在当时的官方话语[26]和一些文人的应景文章[27]中，这场“文化革命”有时又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其政策含义与斯大林模式的“文化革命”并无二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这种他们十分熟悉的“文化革命”不仅没有任何抵触，而且积极参与。刘少奇个人对毛泽东掩藏在“文化革命”旗帜背后的真正用心察觉与否，其实无法阻止“文化革命”的发生。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从1966年开始刻意换用他那套毛主义的“文革”话语，以区别于以往中共推行的斯大林式“文化革命”，其中最主要的话语就是为党内“大清洗”制造舆论准备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继续革命”等“理论”。1969年4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九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专门解释了“文革”的“准备”过程。然而，此报告一字未提中共在1966年以前所主张的“文化革命”，仿佛那个“文化革命”从来就未存在过。历史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掩盖了，从此以讹传讹，人们普遍接收了官方的这一说法，仿佛1966年发动的“文革”还真是“史无前例”的。 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政策时，可以说是就事论事，达到目的便及时收兵。苏联的“文化革命”结束后，政局仅仅平静了几年，斯大林又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著名的“大清洗”。随着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送上审判台，全国有大批苏共中央委员、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秘密逮捕，送往集中营。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就象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中所描绘的，人人都害怕秘密警察的黑色轿车停在自己住宅的楼下。正是在这种恐惧的气氛中产生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个黑色政治幽默：一个人感到最轻松自在（在俄语中这个词也表示“幸福”）的时刻，是秘密警察来敲门抓人时，发现不是来逮捕自己，那就可以响亮地告诉秘密警察，“你们找错门了，那个人住在隔壁”。 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这就是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当年同名政治运动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革”与苏联“文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愚弄、煽动和利用达到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程度，斯大林实难望其项背。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中苏两党及其控制下的极权社会其实有着文化特质上的重大区别，这决定了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玩弄数亿民众于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却不得不依靠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 苏联的“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驯化出独特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原来是工人、农民，通过速成的专业教育就转行成为专业人士或管理干部。其特点是，政治上野心勃勃，但与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不同，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进步和世界事务缺乏兴趣，而专注于工艺技术方面的小发明，或热衷于落后省分开发、行政管理以及工商管理方面胆大妄为的计划。[28]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国，自从1960年代中共提出“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之后，教育部门对在校大学生和调干生的培养，产生了与苏联“文革”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特质相近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当中的党、团干部又十分典型地集中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色。比如，在他们的个人知识积累当中，理工专业以外的知识以官方意识形态教条为主，缺乏人文素养，未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虽有大学学历却对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鲜有认识，政治上自觉扮演“积极分子”的角色，热衷于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甘当“驯服工具”，没有独立思考的兴趣和能力。当“又红又专”的这一代按照年龄阶梯升入权力高层之后，他们的人格缺陷对国家的政治走向有很大的影响。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多数成了共产党技术官僚的中坚，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一代”[29]。统治精英个性、能力上的趋同化，体现在治国方面就表现为“勃列日涅夫时代”僵化保守的政治特征。 以上分析说明，对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政府而言，“文化革命”是极权主义统治彻底控制文化教育领域的必然过程。就此而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绝非偶然，因为“文化革命”是共产党极权制度内生的、为全面达成极权主义控制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当然，毛泽东对1966年的“文化革命”之种种操纵设计还有其个人政治动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远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恶劣，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之外，还与中共的文化特质有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中国传承者全盘继承了苏联“导师”们的政治遗产，但却抛弃了苏联“导师”们基于俄国历史文化传统而维持不坠的那种对本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尊重，这与中国传承者自己的文化特质有密切关系。 在共产党国家，执政党的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因为极权体制下执政党只允许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导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活动，它宣称自己的成员“天然”地代表着“先进文化”，因此在贯彻其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的过程中，执政党成员的文化素质必然支配整个社会文明的演变。由于执政党的集权性质和民众自下而上的盲从，其领导集团的文化素质又对社会的文明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中苏两党建政时期领导集团文化素质的差异使得两国“文化革命”对社会的文明演变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众所周知，俄共（布）的领导集团以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总体上对现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在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过程当中以及“文化革命”之后，苏联当局始终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希望把工人农民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布尔乔亚”的文化层次上去。 在苏联的“文化革命”年代，当局提倡的“文化”包含几个不同的层次。最低层次的“文化”是基本的卫生习惯，如洗手时要用肥皂，要每天刷牙，不随地吐痰，扫除文盲等。这主要是针对苏联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涌入城市的农民的生活习惯提出来的，旨在消除社会生活中落后与不文明的生活习惯；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城镇居民而言的，要求大家注意餐桌上的举止、在公共场所的行为、对女性的礼貌谦让，还要求大家掌握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知识；第三个层次是礼仪文化，它曾一度被称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化，这包括要保持良好仪态、说话时用语优雅、穿着整洁适当，还要具备一些对古典文学、古典音乐和芭蕾舞等高雅文化的鉴赏能力。总之，苏联当局希望企业管理阶层和新政治精英能达到礼仪文化所要求的水平。[30] 虽然苏联当局排斥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但它对科学本身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尊重。当局对苏联科学院的态度就是一个例证。在“文化革命”和历次政治迫害当中，苏联科学院的制度从未受到冲击，科学院院士的精英和特权地位也一直受到保护。[31] “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吗？”这是苏联“文化革命”后，即1930年代在社会上广泛讨论的一场社会文明运动的主题。在此笔者抄录一份刊登在1936年苏联媒体上的“有文化的人应能回答的10个问题”[32]，在当时苏联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团体配合共产党的“社会文明教育”宣传中，它很有代表性。 “有文化的人应能回答的十个问题”： 1.能否完整地背诵普希金的一首诗歌？ 2.能否说出出莎士比亚的5部剧作的名字和主要特点？ 3.能否列举非洲的4条河流的名称？ 4.能否说出你最喜欢的作曲家的名字以及他的3首代表性作品？ 5.能否列举5枚关于苏联汽车的邮票？ 6.能否不假思索地用小数报出分数3/8的数值？ 7.能否说出上一个赛季最重要的体育比赛以及它们的结果？ 8.能否介绍一下上个季度杰出艺术家拍摄的你最喜欢的照片中的3幅？ 9.您读过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吗？ 10.详细地说一下，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会出现“斯达汉诺夫运动”？ 在这10个问题中，只有最后一个有意识形态色彩，而其他问题都与提升大众的文明程度有关。虽然苏联当局并不要求工人农民都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在大、中学生和机关干部当中，“当一个有文化的人”却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当然，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尽管苏联的极权体制延续了将近70年，苏联民众不得不生活在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洗脑教育中，但苏共文化政策的现代文明取向对苏联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得苏联民众在培养基本文化素质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传统。从政治之外的文化层面上看，苏联民众平均的文明素质并不低于自由民主国家国民的水准。这样的文明素质与俄国政治转型的平稳性有很大的关系。 而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作为“革命党”的中共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党，其早年政治领袖当中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纷纷落马，自1930年代初期开始，占据领导岗位的党内精英集团成员大多数未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多数领导集团成员长期生活在偏僻荒凉的山区，“占山为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现代文明处于隔离状态。在长期依靠低文化程度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夺取和掌握政权的过程中，中共习惯于打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抬高工农干部，形成了工农干部“老粗”高人一等的党内传统。这种局面自从“延安整风”之后愈发严重了。自中共“七大”开始，中共党内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则成了党内至高无上的“君主”，毛泽东的个人文化素质因此对中共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多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表明，毛泽东长期以来有“反智”情结和“反文明”情结，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观察他这两个情结的一个样本。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个人卫生习惯上仍然对文明持抗拒态度（如讨厌洗澡、刷牙），自然更谈不上对稍高层次的现代文明的尊重了。毛泽东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之类让“大老粗”扬眉吐气的话指导国事，于是他领导下的中国就沿着反文明的方向行进。 1950年代中共曾一度奉行“全盘苏化”的方针，苏共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多少影响了中共领导集团的观念，那时苏联流行的文明习俗和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城市社会里深受欢迎。许多1950年代的大中学校学生的外国文学和音乐修养基本上都来自“全盘苏化”时期苏联文化的熏陶。然而，随着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彻底失败，他在国际共运阵营里的威信遭到重创，毛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之梦从此破灭。面对苏共和大部分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轻慢，恼羞成怒的毛泽东倾全力于中苏论战，著名的“*苏共中央公开信”即于此时问世。中共尊奉的佛教高僧赵朴初的逢迎之作“某公三哭”（又称“哭三尼”，指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经《人民日报》发表后，更是在坊间广泛流传。“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成了妇孺皆知的口号，中苏两国关系从此恶化。在“反修防修”的旗号下，苏联对现代文明的尊重以及比中共先进的苏共党文化均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 当毛泽东1966年把“文化革命”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推向疯狂的颠峰时，中国在文化领域里实际上被引导到全面反文明的方向上去：不仅反对西方的文明，也反对苏联的文明；既反对外国的文化，也反对本国的文明传统。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消灭文明的政治运动，同时又发展出了一整套现代愚昧来替代文明与文化。正是在这种现代愚昧的支配下，“挥舞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等充满了中国古代民间神巫文化色彩的祈祷赞神仪式，挟权力之威席卷1960年代的中国大地。 “文化革命”在苏联提升并保持了国民的文明程度，而在中国却降低并毁坏了国民的文明素质。“文革”之后人们批判这场政治运动时，往往将注意力放在“文革”的有形破坏上，却较少谈到“文革”的无形破坏。事实上，“文革”对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毁灭性打击，后果深远。 时值“文革”40周年，回溯这段历史及其影响，令人感慨颇深的是，今日中国国民的文明程度仍然难以追比当年苏联国民的文明水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西方的现代文明里只选取了商品和技术，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仍然持排斥态度。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国社会在疯狂追求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同时，道德和伦理日渐消亡。精英层文明程度的退化和道德堕落尤其触目惊心，物欲、肉欲、权欲成了许多精英的唯一追求，并且在社会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 中国反文明的“文化革命”和缺乏文明熏陶的“革命精英”所留下的这些重创，已经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沉重负担。由此来看，中国的不幸不仅在于无法拥抱苏联式的文明建设，还在于中国式的“文革”不死。消灭文明不难，重建文明却实非易事，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背离文明而走向现代化。如果要问“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是否进步了”这个问题，仅从价值观念和社会伦理的角度去评价，恐怕很难回答一个“是”。这是个有关文明兴衰的大题目，中苏两国“文革”的比较研究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假如说，极权主义统治是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家难以逃避的噩梦，那么中国的灾难比苏联要严重得多，中国特色的“暴力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对现代文明的破坏，将对21世纪中国的演变路径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苏“文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仅涉及“文革”这一研究领域，它同时属于共产党国家文明的比较研究，而后者对认识共产党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附件： 和平、进步、人权 纪念诺贝尔演说 1975年12月11日，A·萨哈罗夫 尊敬的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们，女士们，先生们： 和平、进步、人权——这三个目标是不可分享地相互联系的。不可能实现三个中的一个而忽略其他两个。这就是提供了我常说主要论题的基本思想。我感谢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伟大的、富有意义的奖励授予了我，也给予了我一个机会今天在这里对诸位讲话。对我来说特别满意的是注意到委员会的嘉奖，它强调了人权是真正和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础。我想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国际信心、相互理解、裁军和国际安全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一个有着信息自由、良心自由、出版权利和旅行及选择居住国家权利的开放社会的话。我也相信，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一样，为科学的进步提供了基础，为科学发达不至于被用于掠夺人类提供了保障，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发展转过来又是有卫社会权利的可能性的政治保障。与此同时，我也愿意就特定人类命运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起源和决定性意义这个论题进行论说。这个看法与广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根本不同，也与专家治国论的意见不同，专家治国论认为只是物质因素和社会及经济条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当然，我这么说，无意否定人民物质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我愿意在我的演说中表述所有这些主题，我尤其愿意详细讲述一些涉及违反人权的具体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决定方法是绝对必要的，而让我们用来处理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这就是我把我的演说称为“和平、进步、人权“的原因。它与我1968年的文章《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的标题有着有意识的类似是很自然的，我的演说与那篇文章，在内容上和寓意上都有着非常相近的关系。 有很多迹象表明，人类在20世纪后半叶的开端，就进入了它历史上一个特别具有决定性和严峻性的阶段。 热核导弹存在着，它在原理上具有消灭整个人类的能力，这是威胁着我们时代的最大危险。由于经济、工业和科学进步，所谓的“常规”武器也同样发展得不可比拟地更加危险，更不要提化学和细菌的战争工具了。 毫无疑问，工业和技术的进步是克服贫困、饥荒和灾难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也导致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不祥变化，导致了我们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险。 传统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数目尚未查清的人口爆炸，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人口的增长已经产生了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问题，在未来还将不可避免地提出更为严峻的问题。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食品的缺乏会成为一个亿万人生活中一个压倒性的因素，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饥饿的水准上被挤压为一种悲惨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前景具有威胁性，在许多专家看来会是悲剧性的，尽管“绿色革命”有着无可怀疑的成功。 然而，在发达国家，人民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过分城市化导致的压力和那些打乱社区社会和心理稳定的所有变化：对时尚和潮流不断的追逐，过分生产，生活的麻木和疯狂节奏，精神和神经病况者数量的增加，被剥夺了与大自然的联系的人，被剥夺了传统意义上正常人类生活的人，家庭的解体和朴素的人类欢乐和愉悦的丧失，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衰微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觉得他们在生活中有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在这么一幅背景上我们看到的是许多骚动不安的现象：犯罪的增加、酗酒、吸毒的增加、恐怖活动的增加，等等。即将到来的世界资源的枯竭，人口过多的威胁，扎根很深、持续不断的国际、政治及社会的问题也对发达国家有着越来越强有力的冲击，而且剥夺——至少是有着剥夺的危险——许许多多人早已习惯了充裕富足的物质方面的享受。 然而，世界今天面临问题的形成方式中，人类那种全球性的政治性的两极分化起着更为决定性和更为重要的作用。人类被分成了所谓的第一世界——这通常用以称呼西方世界，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两个社会主义强国，事实上已成为敌对的国家，在那里，一个党派及其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行使着极端的权力。它们拥有巨大的扩张潜力，努力在世界的大片地区增长它们的影响。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尚只达到经济发展的一种相对不太高的水准，而另外一个——苏联，通过开发它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通过对其民众才智和能力的极端剥夺但使他们的生活处于经常的匮乏之中，在今天已经积储了巨大的战争潜力和相对高的——尽管是单方面的——经济发展。但是在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准也很低，公民权利比起那些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来也更受限制。高度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同样也涉及第三世界，在那里，一个相对停滞的经济与增长着的国际政治活动同时可见。 而且，两极分化进一步增强了威胁着世界的极其严重的危险——核消灭、饥荒、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过多和非人化的危险。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虑这些急迫问题和矛盾的复杂性，我相信要得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任何放慢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节奏，倒转城市化进程，呼吁孤立主义，古老的家长制般的生活方式和建立在早已逝去年代产生的民族传统回归上复兴，所有这样的企图都将是不现实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对进步的制止将带来我们文明的衰败和沉陷。 人们熟悉化肥、机械化耕作、农药和密集农业方式的时间并不很长，有着要求回到更加传统和可能较少危险的农业方式的声音，但在一个有着亿万人民遭受饥饿痛苦的世界上，能够将此诉诸实行吗？相反，无疑我们需要密集农业方式的增加，我们需要在全世界传播现代方式，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地使用医学研究成果的想法，不能抵制医学研究在其所有分支的延展，包括细菌学和病毒学、神经生理学、人类遗传学和基因手术，不管什么样的潜在危险潜伏在对它们的滥用中和这种研究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上。这也同样适用于那种旨在创造一个系统来模仿智力过程的研究，那种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研究，建立一个统一化的、全球传播系统，选择和储存信息的系统，等等。很明显，在没有责任感的官僚主义当局的领导下，处于保密状态下的所有这些研究都可能具有异常的危险性。但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可能对人类极为重要和必要，如果它们处在政府控制之下来试验，进行社会学和科学的分析的话。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的使用化学材料、人工食品，或者是生活中每个方面的现代化；我们不能反对增长着的自动化和工业产品的增长，无论它们可能涉及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我们不能反对越来越大的热核能源站的建设，或者是核物理的研究，因为能源是我们文明的基础之一。在这种联系的意义上，我想提醒你们一个事实：25年前我和我的老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塔姆，在我们的国家奠定了核物理研究的基础。这个研究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延伸到各个极不相同的方向，从传统的磁热提取装置到激光器使用的各种方式。 我们不能反对那些努力，它们旨在控制围绕着我们地球的那部分宇宙，而且要控制宇宙的其他部分，包括截取来自我们自己地球以外的其他文明的信号的尝试。这类试验成功的机会或许很少，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旦成功，它们的结果可能巨大。 我仅仅提及了一些例子，无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实上，进展所有重要的方面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哪个能够使用而不冒毁灭我们整个人类文明体制的风险。进展是不可侵害的，然而精神因素在进展的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那种试图低估这种因素的作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当广泛，这无疑是官方哲学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教条所致，可能导致出一幅扭曲的进步图画，甚至是它的中断或萧条。进步只有当受到理性的控制时才是可能的和无害的。涉及保护环境的高度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公众舆论、开放的社会、良心的自由所起的作用在里面特别明显。斯大林死后在我们国家发生的部分自由化就使得我们能够参与60年代前期在这个问题上的公众讨论。但是，对这个问题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加强社会的和国际的控制。科学成果的军事应用和裁军的控制也是同样富有挑战性的领域，其中的国际信心依赖公众舆论和开放社会。我所提到的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例子已经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尽管这还显得很遥远。 良心的自由，一个享有充足信息的公众舆论的存在，一个关于多元的自然的教育体系，新闻自由，能够得到其他来源的消息，所有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很缺乏的。这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一元论的结果，它是这些国家的特征。实际上，这些条件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可以防止对于进展清醒或者不清醒的所有滥用，而且，还可帮助增强进步，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话。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代传给一代的创造只有在知识分子自由氛围中才有可能；相反，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可鄙的官僚主义的权力与顺从，这从一开始就是知识、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内的病毒，它们必然导致一种普遍的精神萎缩，导致整个教育体系的官僚主义化和形式主义化，导致科学研究的萎缩，导致阻断对创造性工作的所有激励，导致萧条和解体。 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中，极权主义国家今天由于缓和会享有一个机会，沉迷于一种汲取智力的特殊形式，如果我们都认为很有必要的那种内在变化不发生的话，看来它们很快将会被迫采取这么一种方式。这正是缓和所带来的许多后果之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世界局势爆炸的危险只会增加。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广泛的合作，对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它涉及科学成果、技术、贸易以及相互经济援助——尤其是食物方面——等等的相互交换。但是这样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开放的社会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有着开放的头脑，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而不是民主国家对它们极权主义国家邻居害怕的基础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合作将只会涉及一种讨好一个可怕邻居的意愿。而这样一种政策只能意味着将灾难之日拖后，灾难很快会从另一个门又回来，带着十倍增加了的力量。这仅仅是慕尼黑政策的另一版本。缓和的成功只能这样来保证：从一开始它就与对所有各方开放性的持续观察相伴，与唤醒公众舆论的意识相伴，与信息的自由交换相伴，与所有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绝对尊重相伴。简而言之，除了裁军和贸易这类物质意义上的缓和外，缓和还应该发生在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对莫斯科的访问中，用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而当一项重要原则的维持处于生死攸关时，也值得听一听一个人自己国家内那些短视的实用主义者的批评。 在讨论裁军问题之前，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提醒诸位注意我的一些普遍性质的建议。我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来处理有关裁军、人权、环境保护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委员会应该有权从所有国家接受对委员会所提质询和建议的回答。这样一个委员会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机构，来保障在那些影响人类未来的最重要问题上的国际讨论和信息。我等待着对这个想法的支持，等待着对它的讨论。 我也愿意强调，我认为，为了抑制国家和种族集团的武装冲突，更普遍地使用联合国军事力量是特别重要的。我对联合国作用的潜力和重要性估价很高，我认为这个机构是人类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最重要的希望之一。近些年来这个组织遇到了困难和批评。我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写到了这个主题，但是当书出版以后发生了一些悲哀的事件：在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认真辩论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为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所有公正的人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民族在二千年的分离之后一种民族再生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导致反对任何其他民族。通过这样一种决议，在我看来，对联合国的声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尽管有着这样的动议——它常常因某些联合国成员国的领导人责任感不够而提出，我还是相信依据它提出了自己目标的那些条款，这个组织或早或晚会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一个有价值的角色。 现在让我来谈谈今天这个时代核心问题中的一个：裁军问题。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我已经详细描述了我的立场。绝对必要的是促进国家之间的信心，在国际核查小组的协助下采取控制措施。只有在缓和延伸至意识形态的领域，这才是可能的，它也要求更大程度的社会开放。在我的书里我强调制定国际公约限制向其他国家提供武器供应的必要，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停止生产新的武器系统，禁止秘密的重新军备的协议，消除战略性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禁止多弹头核导弹。 我所考虑的技术层面上的理想的国际裁军协议是什么呢？ 我相信，对于这么一种协议来说，优先的是我们必须在军事潜力的程度上有一个正式的公布——尽管在最初的几个阶段尚不需要正式，这包括从核弹头的数量到可用于服役的人的数量的预测，还有例如指出那些“潜在冲突”的地区。这个协议的第一步将是保证对每一个单个的战略地区和所有具有军事潜力的地区作出调整，每个地方中签约一方与另一方相比的优势要调整下来（自然，这种模式应该易于调整）。这首先就防止了一个战略地区——比如说欧洲——的协议被利用来加强另一地区——比如说苏中边界——的军事力量。其次，建立在数量比较上的力量公平与否将排除从不同类型威力的角度来考虑——举个例子，说多少组Abm（反弹道导弹）相当于一艘巡洋舰，等等，这是很困难的。裁军的下一步就是所有国家和所有战略地区的成比例的、同时的军事力量的下调。这么一种两阶段“平衡”的裁军方案将保证所有国家的持久和平，保证所有存在潜在对抗性危险地区的军事力量之间一种相互联系的均衡，与此同时它也为作为军事化后果而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解决。一段时间以来，许许多多专家和政治家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但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有意义的进展。然而，现在人类已经面临着核爆炸大屠杀所造成的真正的被消灭的威胁，我希望人类理性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一步骤。根本的和均衡的裁军实际上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它构成了解决世界面临的威胁性和急迫性问题的多样化的复杂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新阶段被称为缓和，它看来以赫尔辛基会议而达到了顶点，它的确原则上为这个方向的进展开辟了一定的可能性。 赫尔辛基会议最后达成的协议有一处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正式表述第一次注意到了途径上的细微差别，这种表述上细微不同的途径看来是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唯一可能的方法。这个文件中有着在国际安全与保障人权、获悉信息自由、迁移自由之间联系上范围广泛的宣布。这些权利由签署国庄严的义务所保障。显然，我们这里还不是说一种保障了的结果，但我们能说新的可能性了。这种可能性只能由长时期的有计划的活动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签约国，尤其是民主国家应保持一种统一的、与之相吻合的态度。 这尤其与人权问题密切相关。我将用我演说的最后部分来谈论它。我愿意主要谈谈我自己的国家。在赫尔辛基会议以后的这几个月里，在这个方向上完全没有真正的进展。事实上，强硬派那一方在一些事例上的意图表明是“把螺丝拧得更紧一些”。 涉及信息的国际交换，选择居住国的自由，出国学习、工作、治疗和一般旅游等重要问题，也同样是这种情况。为了给我的这种评价提供一些具体佐证，我愿意给你们一些例子——随便挑出来的一些例子，远不是提供一幅完整的图画。 你们都知道，比我知道的更多，儿童，比如说丹麦儿童，可以骑上他们的自行车，骑到亚得里亚海。压根就不会有人想到他们是“少年间谍”。但是，苏联儿童却不被允许这样做！我肯定你们都可以找出与这种或类似情况的一样的例子。 如同你们知道的，联合国大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一部分的压力，决定限制通过卫星传播电视的自由。我相信，现在赫尔辛基大会开过了，该有着充分的理由重新处理这个问题了。对于亿万苏联公民来说，这既重要又有趣。 在苏联，假肢和类似的对病人的帮助很缺乏，但是没有苏联病人——即使他可能接到了一家外国公司的正式邀请——会因回应这类邀请而被允许出国。 苏联的售报亭不卖外国的反共报纸，而且也不可能买到每期的共产党刊物。甚至信息性的刊物如《美国》也极难买到，它们只在很少的报摊上有售，而且马上被急切的顾客一抢而空，这一般还要搭配那些卖不动的印刷品。 任何希望从苏联移居国外的人必须得到近亲的正式邀请，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30万希望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去旅行的德国人——每年向德国的移民限额是5000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计划将不得不等上60年!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那些希望与非共产党国家里的友人团聚的人，处境尤其悲凉，他们没有人为自己的申请移民案子辩护，在这样的事情中，当局的裁定遥遥无期。 旅行的自由，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的自由，千百万集体农庄工人仍然得不到这样的权利。成千上万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30年前被残酷地、野蛮地从克里米亚放逐，直至今天仍然没有重返家园的权利。 赫尔辛基条约重申了良心自由的原则，但是，如果条约的内容要变为现实，还需要进行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苏联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这既是通过法律机构的又是通过非法律机构的：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想在宗教精神中将孩子带大的愿望；因为阅读和传播——这通常只是对一些熟人——不受政府欢迎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从一般的民主角度来看是完全正当的，比如宗教作品；还因为想要出国的愿望。对那些在道义的角度上为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辩护的人、那些致力于发表和尤其是散布有关迫害与审判的消息、拘留营这类地方环境的消息的人，对他们的迫害是特别严重的。 一想起来就不能容忍的是，就在我们为这个庆典聚集在这个大厅内的这一刻，成千上万的良心的囚犯正因营养不良而受苦，这是因为长时间的饥饿，由于他们日常伙食中几乎完全没有蛋白质和维他命，由于药品短缺——禁止给犯人送维他命和药品，由于过分的劳动。他们因寒冷、潮湿而颤抖，在光线阴暗的地牢里精疲力竭。在这里，为了自己的人性尊严和反对“灌输机器”的信念，实质上是为了反对对他们灵魂的摧毁，他们被迫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集中营系统的特殊性质非常小心地隐藏着，有一些人承受着全部的折磨，因为他们拉开了帷幕暴露了这个，为他们揭露和控诉的真相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们关于人类尊严的概念要求为了所有的犯人——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罪，对这个体系立即进行改变。而那些无罪者的苦难又怎么办呢?最坏的是存在于特殊精神病院里的地狱，它们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塞特沃维克、海兰泡、喀山、切尔诺戈尔斯基、奥廖尔、列宁格勒、塔什干…… 今天没有时间供我来详细描述一些特殊审判，或者是一些特殊囚徒的命运了。关于这个主题，有大量的作品。我请你们注意纽约年鉴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它专门出版苏联地下出版物《最新事件俯瞰》的选印本，它也出版同样的新近事件的简报。这里，在这座大厅里，我只想提及一些我所认识的囚犯的名字。如你们昨天被告知的，我请你们记住，我的国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与我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下面是部分我所认识的人的名字： 普利尤什、布科维斯基、格鲁斯曼、莫罗斯、玛丽娅。塞敏努娃、娜德什达．斯维特利什娜娅、斯特法尼亚?沙巴图拉、伊利纳’克利内兹一斯达斯夫、伊利纳?塞尼克、尼约拉?萨杜奈特、阿奈特’卡拉佩蒂恩、奥斯波夫、克罗尼德?柳巴尔斯基、舒姆克、文斯、鲁马切克、考斯托夫、苏珀芬、波莱蒂斯、西姆蒂斯、卡拉凡斯基、瓦勒里、马尔特申科、舒切维奇、帕夫伦科夫、彻诺格拉斯、阿班钦、苏斯伦斯基、梅谢纳、斯维特利奇尼、索夫罗诺夫、罗德、沙基罗夫、海费兹、阿凡纳舍夫、莫一丘恩、布特曼、鲁基安南科、奥格尔佐夫、瑟吉延科、安东纽克、鲁皮诺斯、鲁班、普拉乔特纽克、科夫加、贝罗夫、伊格鲁诺夫、索尔达托夫、米亚蒂克、基伦德、约什科维奇、兹多罗维、托夫马扬、沙奇弗德扬、扎格罗比安、阿里基安、马尔科申、阿尔沙基安、米罗斯卡斯、斯图斯、斯维斯蒂尤克、钱迪巴、乌波什科、罗曼纽克、沃罗比沃夫、盖尔、普罗纽克、格拉德科、马尔切维斯基、格拉齐斯、普里什利亚克、萨佩利亚克、科利内兹、苏普瑞、沃尔德曼、德米多夫、伯尼舒克、舍夫科维、戈巴蒂沃夫、伯乔夫、图里克、泽科斯卡斯、伯龙钦、利索沃伊、佩特罗夫、奇卡林、戈罗德茨基、奇尔诺沃尔、巴拉科诺夫、邦达、卡林钦科、科罗敏、普卢姆帕、约格利斯、费多塞耶夫、奥萨德奇耶、布杜拉克一沙里京、马卡伦科、马尔钦、什特恩、拉扎?柳巴尔斯基、费尔德曼、罗伊特伯特、什科尔尼克、默齐恩科、费德罗夫、迪姆什茨、库兹奈佐夫、门德莱维奇、阿尔特曼、彭森、诺奇、伍尔夫?佐尔曼森、伊兹赖尔。佐尔曼森，还有许多、许多其他人。在他们中间，被流放的是安那托利?马尔特申科、纳什皮茨和柴特莱纳克。 马斯塔发．德茨麦里夫、特瓦里耶夫和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在等待对他们的判决。没有时间提到我所认识的那些囚犯的命运，而更多的我不认识，或是我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是他们的名字都包括在我不得不讲的这种情况内，我希望我没有提到的那些名字宽恕我。每一个名字，无论提到还是没有提到，代表了一个坚强和英雄般的人的命运，代表了多少年的苦难，多少年为了人的尊严的斗争。 对迫害持异议者这个问题的主要解决必须是建立在国际公约上的自由。所有政治犯的自由，所有关押在监狱、拘留营、精神病院内的良心囚犯的自由，如果必要的话，建立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之上。这个建议并不涉及对任何国家内政的干涉，因为毕竟这是在同一基础上适用于每一个国家：对苏联、对印度尼西亚、对智利、对南非共和国、对西班牙、巴西、对每一个其他国家。既然联合国人权宣言已经宣布了对人权的保护，因此就没有理由说它是纯粹的内部或国内问题。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任何伟大的行动都是必要的，不管这道路看起来有多漫长。这条道路之漫长在最近联合国的会议中已经明显看出。在美国提出政治特赦议案的过程中，当某些国家试图过分地扩大这个框架，以至于涉及大赦这个概念时，美国将这个提案撤了回去。我对发生这样的事深表遗憾。这是一个不能撤回的问题。我深信，能够使一定数量的人获得自由还是好的——即使他们可能犯有这样或那样的罪，比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起来遭受酷刑要好。 在不忽视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的同时，我们今天必须为每一个反对非正义的囚犯、每一例对人权的违反而战。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 我相信，在保卫人权的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作为不同国家内政体的无辜受害者的保护者而行动，并不要求这些政体的毁灭，或者是对它们的全面谴责。我们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我们需要一个柔韧的、多元化的、宽容的社会，这种社会可以选择性、试验性地对所有社会制度的经验作自由的、非教条主义的利用。什么是缓和？什么是和睦状态？我们不对字眼关心，我们关心的是创造一个更好、更友善社会的愿望，更好的世界秩序。 几千年以前，人类部落在生存的搏斗中备尝困苦。在这种搏斗中，重要的不仅是使用一根木棒，而且是掌握理性思维的能力，处理部落积累下来的知识与经验，发展将提供与其他部落的合作的联系。今天整个人类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在无限的空间中必定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中有一些也会比我们的文明更有智慧、更“成功”一些。我支持这样一个宇宙学的假说，它宣布宇宙的发展是保持着它的基本特征而无数次地重复的。这样，其他的文明，包括那些更为“成功”的文明，将在宇宙这本大书“前面”和“后面”的书页上无数次地存在。然而这不能导致将我们在自己这个世界上的神圣努力尽量缩减。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胧的闪光，我们由黑暗的没有意识的物质存在的无有中出现片刻。我们必须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那我们只是朦胧察觉到了其目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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