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留下的启示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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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留下的启示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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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留下的启示
报告所披露的历史事实人们并不生疏，但报告所列举的数据及诸多案例则全面系统地揭示：斯大林的杀戮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那些持异议的战友开始，逐渐扩大，涉及面最后达到民间。苏联没有任何阶层能够逃脱“清洗”，包括积极投身“清洗”行为的打手以及斯大林的亲戚朋友。仅1937-1938年斯大林本人签字批准杀害的名单就有383份，皆党、政、军以及共青团、文化界重要人物，总数达4.5万人！ 我们如果知道他死后“瞻仰遗容”的人群居然发生踩踏，许多人被踩死；20大开幕式赫鲁晓夫本人尚提议为斯大林默哀；次日，当朱德突然提及斯大林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而且，就在决定是否作“秘密报告”时，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激烈反对：“我们将会受到责难！党有权要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事情负责！我们那时也处在领导地位，即使我们并不知情，那只是活该――我们仍旧要为此受到惩罚的！”当不难理解老赫那种大无畏的勇气。 俄国人毕竟坦率，赤裸裸地为既得利益与逃避责任辩解。全无中国式智慧，譬如“反右扩大化”，只改正不平反。经赫氏的坚持，布尔加宁、马林科夫等四人支持，这才有“秘密报告”的事情发生。这个报告一次次为全体中央委员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打断。虽然其主题为“反个人崇拜”，但却是苏共高层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系统谈到大清洗的报告。报告将大清洗期间骇人听闻的犯罪归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并定调于此。直至苏联解体前，官方所有谈及斯大林时代悲剧的言论，都是这个调子。 此举就连老毛也觉得解气，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了盖子，破除迷信，是件好事。更进一步，毛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然而，尽管毛根据赫氏报告总结了斯大林“七大错误”，但也说：“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与苏共领导层将斯大林所为视作“严重罪行”有本质差异。且，苏共并非如毛所言是“搞突然袭击”：斯大林刚死，贝利亚就提议改变了几项“既定方针”；不过3个月，马林科夫就在中央委员会上作报告称：“同志们，你们必须知道，对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每天的领导实践中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我们无权向你们隐瞒事实，那就是这样一个病态的个人崇拜在过去几年中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段讲话两年多以后发展成“秘密报告”，进而在1961年的22大通过决议：“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留在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赫鲁晓夫们不准深入探讨，尤其禁止涉及体制方面的原因。 胡乔木曾说：“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此语是非参半，是者，认定了“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奋斗目标的势力，结果却是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暴虐的统治，证实了“世纪智者”罗素在1918年的预言：“以国家作为雇主，所有人都从它那儿领工资的这种社会主义，包含着暴政和阻碍进步的危险，这些危险很可能导致比现行制度更坏的后果。”罗素还说：“马克思的目标是产生一个政党最终倾覆世界。”历史证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无非只是那些野心家用以独裁专制的借口；所有此类专政之国，无一不是导致民众灾难的陷阱。 非者，毛“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其实不过是使自己逃脱赫鲁晓夫式清算之厄运。所以，赫鲁晓夫就成了修正主义的符号，继而还成叛徒的符号，例如“中国的赫鲁晓夫”那样的称谓。完全不是拥趸们所诠释的发展经济之路，摆脱苏式经济模式的显著标志就是“大跃进”，结果导致3775万饿殍横陈在中国的主要产粮区。至于治国之策，恰恰相反，毛坚持斯大林的独裁道路，弄出“反右”及其后一连串“运动”，灾难远超过斯大林暴政，比苏联更惨。在“秘密报告”之后，毛反倒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发扬斯大林主义，哪来的“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其本质，只不过是同赫鲁晓夫们对着干罢了。 若考虑30年代那种人类环境，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国的纳粹，日本的军国主义，斯大林的“大清洗”，还存在文明发展程度的层次因素。二战摧毁了那个环境条件，创立了全新的文明环境。在此种环境下毛氏劣迹仍超越斯大林，“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就应该打上反文明、反人类的印记。 赫鲁晓夫开创的改革之路，大抵包括两个方面：对内，废弃了斯大林式暴政，但维持着一党专制的基本模式。“秘密报告”并非说说而已，短短几个月内就有八百多万政治犯获得释放并连同被杀害的数百万人一道平反，KGB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之限制都放宽了，他甚至亲自促使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准予出版，从而成就了一位俄罗斯文学大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超出斯大林这个靶子一寸，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遭禁，1958年的诺奖也“被自愿”拒绝了。 他还建立了新的司法制度使民众获得更切实的保障。赫氏名言：“马克思主义固然不错，可如果我们能在那上面再涂上些猪油岂不是更好吗？”为了“再涂上些猪油”，苏联社会管制放松，效果随即显现：总产值在赫年代以5.2-5.7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仅次于日本；职工工资大幅增加，农民收入更增加了一倍。科学技术也如脱缰之马，人造卫星、洲际导弹、宇宙飞船甚至一度领先美国。一时间苏联模式成为世界楷模，最盛时非洲50国竟然有30个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赫氏鼓噪与美国等和平竞赛，信心满满地认为共产主义必将在和平竞赛中大获全胜。就像今日中国那些超越美国的议论一样。 在赫鲁晓夫式改革风劲帆满给人以面貌一新的印象之时，毛“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却灰头土脸，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灾难！这似乎证明了一个道理：上层建筑也可以决定经济基础，想当然地依照马克思主义谬论行事，必然碰壁。赫鲁晓夫似乎更明白些事理，所以很小心地避开老马那些明显的悖论，他笃信的上层建筑获得一些决定经济基础的效果以后，就自信地要同美国“和平竞赛”。 据介绍，赫鲁晓夫于1960年下令造一亿吨当量的氢弹，科学家们经过计算发现无处可试验这样大当量的氢弹，经请示赫后决定把装药量减少一半，为5000万吨当量。1961年10月30日，这颗氢弹在北极圈内新地岛试爆，投弹的图—95战略轰炸机以最大速度逃离投放点，氢弹爆炸时飞机已飞出260多公里，仍被赶上来的气浪冲击险些机毁人亡。而苏军整个通讯系统瘫痪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部队处于无法指挥的混乱状态。一些防空雷达也被烧坏，无法探测天空飞行的目标。在远处空中观察核爆炸情况的苏军高级将领乘坐的伊尔—14运输机通讯完全中断，专机一时成了与外界隔绝的“孤岛”。 赫氏闻报后问他的核顾问：这样的氢弹投放西欧何处，苏联才能避免伤害？答复是投放欧洲任何地点苏联自己都难逃劫难。才思敏捷的赫鲁晓夫于是意识到地球只有一个大气环境，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幸存者将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会不会觉得生不如死？”“在我们这个时代，战争不可能也不可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他决心搞“缓和”政策，由此才有莫斯科普遍裁军会议以及禁止大气层、外太空以及水下核试验条约。 赫鲁晓夫不愧是前苏联乃至“社会主义阵营”搞改革的“总设计师”，他最伟大的功绩不仅是使国家从斯大林暴政的阴影下走出来，人们从此摆脱了恐怖、迫害、滥用暴力及无法无天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他还突破了思想的牢笼，使无数浸淫于主义迷信中的人们开始具有歧途意识，重新思索人的尊严。这一点奠定了苏东乃至世界其他共产党人思想的解放，圣徒的光环开始暗淡，这点老赫居功至伟。 然而他注定不能深究他所揭露的怪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即使在那个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涉及“大清洗”也极其有限，用中国话说叫做“宜粗不宜细”。至于各级积极执行清洗行动的官员，除了赫的反对派，全部免受追究。赫竭力维持苏联及其理想继续伟大、光荣、正确，与过去“光荣归于斯大林”形成镜像对称的只是“罪恶归于斯大林”。他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剜去烂疤不可能阻止烂苹果继续腐烂下去的，更不会变成金苹果。这位自称毕业于“矿工大学”的俄罗斯农民的儿子，带着自然的人性、暖意和同情心，亲民，粗俗，不时会装腔作势、自吹自擂甚至大声叫骂，在联合国大会上脱皮鞋敲打桌面已经成了世界趣闻。 赫鲁晓夫苦心经营的“集体领导”最终否定了他自己。这个否定曾经在1957年上演过一次，那些老伙伴们认为他在扬弃斯大林的路上走得太远，只是那时的苏共中央委员们不那么认为，这才挫败了苏共主席团罢免赫鲁晓夫的举措。这说明，越接近下层就越拥护赫氏否定斯大林的政策。 而这次，苏共中央不涉及斯大林，却指责赫鲁晓夫正在搞新的“个人崇拜”。由苏斯洛夫为他总结了“15项错误”，归纳起来就是：“占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上，在一系列情况下开始脱离苏共中央的监督，不再考虑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的意见，在未经必要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决定极其重大的问题。”1964年10月14日赫氏被迫退休养老，时年70，过了7年孤独日子，1971年9月11日逝世，没有一位苏共领导人参加他的葬礼。 实际上，赫鲁晓夫输在“古巴危机”上，也即老毛批评的：“先犯了冒险主义错误，后犯了投降主义错误”。尽管这件事只是美苏之间达成妥协，赫鲁晓夫用撤走运到古巴的60枚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与4.2万苏军换取了美国从土耳其撤走朱诺式导弹并承诺永不入侵古巴，实际上是交换。但国际舆论似乎只谈及苏联的失败而不谈美国人的让步。缘由在于赫鲁晓夫开头的调子过高，使这件事整个过程尽显美国人在咄咄逼人，这使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俄罗斯人很没面子，赫鲁晓夫铸就了日后被罢免的基础。 罢免他的那些人奉行了我们称之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只是更稳妥更扎实罢了。勃列日涅夫本是赫氏一手栽培的接班人，在粉碎斯大林老班子罢黜赫氏的危机中勃氏贡献非常，曾被赫氏提拔为国家元首。然而，就在1964年7月15日，赫氏以勃氏已当选中央书记为由，免除了他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差事，换米高扬接任。勃氏因此而开始恼怒。 出乎勃氏意料的是，他此时才发现党中央委员会及候补中委乃至军队、KGB头子都早就涌动着废黜赫氏的暗流，于是顺理成章。但勃氏仅仅修正了赫氏路线的失误，推行一套“新经济体制”，使工业增长率在他掌权的18年里维持着6%的年增长率；职工工资增长80%；国民收入增长59%。应该说效果还不错，利令智昏也同时滋生。 勃氏班子将赫氏原定军费开支由每年2.5%的低位升至6%以上（西方有估计达15%）。1972年，苏联在进攻性武器包括核弹头数量均超过美国；常规武器方面更甚：坦克为美国的4倍，军机2倍，军舰吨位3倍。1975年苏联军费开支达1140亿美元，超过美国约1/3。到1976年苏共25大，他们发现社会主义必能解放全世界，开始修正赫氏“缓和”路线。 西谚云：“上帝让谁灭亡，就会先让他发狂。”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宣布：“经济力量和防御力量的加强使苏联胜利地在国际舞台上展开积极的‘攻势’。”苏联报刊也宣布：“帝国主义现在不拥有军事优势。”于是勃氏及其班子连续抛出“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大国特殊责任论”等等，不光在亚非拉到处插手，还演出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等霸权主义闹剧，乃至于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老毛也忍不住骂出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的兴旺使他做世界革命领袖的梦日趋破灭，挥舞一下胳膊就吓得他“仓皇辞庙”溜出北京城。且不得不将所有反美豪言皆说成“放空炮”，还得借助美国对付苏联。 苏联废黜赫鲁晓夫尽管很斯文，仍使老毛心惊肉跳。他不知一次旁敲侧击那些封疆大吏：“中央要是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显然发动文革与此有关，刘少奇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可算例证。尽管折腾国家人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疑虑重重除掉一个又一个“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还株连了诸多可疑分子，结果，尸骨未寒，“你办事我放心”就摧毁了他老人家心爱的“四人帮”。历史的必然总是无可避免的。 我们反思赫氏轨迹，不难发现他主持的模式的确只是“修正”了斯大林模式而已。他企图通过批判斯大林、批判个人崇拜、谴责恐怖政治来保全苏联社会的既有结构以及干部机制，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根除斯大林对于列宁体制的破坏。他未必不知道，斯大林暴政其实只是列宁暴政的延续与发展，但在“秘密报告”一开头他就精心设计了斯大林违背并抗拒列宁的故事，使改革到此为止。他呼吁苏联社会生活人道化，永远不容忍恐怖统治死灰复燃，这是苏联人所欢迎的。 实际上，赫氏企图把执政党犯下的罪行让斯大林一个人承担，从而保护这个党和它的体制，归根结底是赫氏维护执政合法性所必须，也是他进行改革事业所必须。所以，赫氏一直高调颂扬苏联式社会主义：“就像高高耸立在上方的一个巨大的灯塔，指引着全人类寻找通往新世界的道路。”他坚信共产主义必胜，“资本主义走向死亡的时候就像一匹衰弱的老马，在临死前四腿一蹬，然后在剥皮场结束了最后一刻。”甚至对美国国会议员们扬言：“你们的儿子、孙子都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赫氏及其接班人浓烈的意识形态思维使他们看不见：人的本能驱动是自由，必然会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自由、民主、幸福、和平的，而且，这些也是科学与技术、文化、艺术、教育等全面发展的沃土。在这样的土地上生长的大树，绝不是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花草所能比拟的，赫氏及其接班人投巨资获得的外太空领先犹如昙花一现，美国人如同睡了懒觉的兔子，一旦醒悟就很快占尽先机。其体制决定的质量优势很快就令苏联费尽气力的数量优势相形见绌，巨大的、失调的投入使苏联不堪重负，而且相当大的增长率都耗在浪费中。 有评论说里根总统诱使苏联卷入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此语只有部分合理，大概里根虚张声势的“星球大战计划”确实使苏联将不少卢布变成废纸了。最根本的缘由还在于，赫氏及其接班人为维护一党专制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乃至于远远超出了这个体制下经济所能承担的最大支付能力。资本主义的明智之一是：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是维护既有社会制度稳定发展的最经济、最高效的办法。赫鲁晓夫们永远不会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像一条捍卫自己骨头的狗一样捍卫那个主义，因为只有维护那个主义的神圣地位才能保住自己的肉骨头。 贾谊的《过秦论》有言：“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任何形式的专制体制，其无可逾越的障碍在于少数人垄断权力，无论统治者的来源有多广泛，手段多高明，噱头多艳丽，都不能摆脱其隔绝民众于权力之外的基本属性。维持它势必无限增加执政成本，而资源的垄断必形成特权阶级，最终导致社会二元化对立，结果只能是体制崩坏，腐败现象就是苹果的第一个坏疽。蒋经国所谓“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即此意。《过秦论》所云，无非施仁政之陈腐套路，在贾谊那个时代或许不失为良策，当人类文明发展至人权时代，它属于过期良药。除还权于民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良策。所以，尽管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延伸到戈尔巴乔夫，尽管“新思维”已经放宽至极，抱定权力垄断的根本依然无济于事，苏东剧变属于无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无可避免。 回顾自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我们看见的是一种无可奈何之变计，为维持权力垄断而作的变计。或许它也可以称作民主社会主义，只要人民没有公民资格，只要社会监督权力不准实现，迟早是变不下去的。何以见得？因为理想主义是不可能永远遮人耳目的，当人们发现理想的烟雾后面是利益的驱动，戏法就穿帮了。再细细一想，邓总设计师其实不过是赫总设计师的徒弟，我们今日所要坚持的“中国特色”，也都不过是俄国人废弃了的那一套，应了鲁迅所言“别人的痈疽是我们的宝贝”。毛时代曾有一个口号震耳欲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或许可以改一改：“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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