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一）
作者：任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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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一）
作者：任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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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
童年的记忆是烙印深刻的，童年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童年的想象是渺无边际的，童年的伙伴是亲密无间的…… 当一个人走的桥象走的路一样多、吃的盐象喝的水一样多的时候，总喜欢回头看一看身后留下的一串串、一行行或依晰可见，或弥漫尘沙的足迹。望着这些从小到大、参差不齐的脚印，也许会产生一点点小有成就的愉悦，也许会留有一丝丝宿愿未了的遗憾，也许会萌发一种种幼稚无知的自责，也许会感到一阵阵平安人生的慰籍。笔者仅将此文献给与自己年龄相同或年龄相仿的同仁、同学同事，其初衷是让这些童年的记忆永不被时空、时间、时代所遗失，永不让大事、小事、烦琐事所埋没。
小时候，母亲最疼我们兄妹四个中的我，那倒不是母亲偏心眼儿，哪个孩子不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剜哪儿都会疼痛她的心。也不是我会来事儿，做什么事都让她老人家开心。 而是父亲双腿残疾、又“戴帽改造”，在家我是老大，也就受的牵连最多、挨的棍棒最多、吃的辛苦最多、干的累活最多。因此，母亲对我也格外“偏爱”和“怜悯”。 每年冬天是最难熬的季节，全家都会为每天有没有烧柴而犯愁。每每等到父亲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一瘸一拐、满身霜雪地背着烧柴回到家的时候，这情景都会深深地刺痛我这颗幼小的心灵：快快长高长大，替父亲担当起家庭的重担，替父亲分担当劳顿和艰辛。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翅膀渐硬、个头稍高、年龄稍大的时候，嫩嫩的不小肩膀便挑起了持家的小扁担。 冬天的寒假，写完老师留给的作业（抄毛主席语录）。约上几个小朋友，戴上狗皮帽、棉手闷、穿上棉乌拉，打好裹腿，便拉着爬犁或（自己动手做的）手推车、带上镰刀、斧头向北河套进发。 在那主副食品成是缺的年代，我们的正是身体发育期，能吃能喝消耗快，砍条子（柴火）这个重体力活，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是极限运动。经常在返家的路上被饿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但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鼓励我们回到家中。 砍回来的树条子象模象样、独根独枝的，父亲便用他那粗大而又灵巧的双手编筐编篓帖籍家用，剩下的就当烧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小柴火垛一天一层楼，一天一个样。街坊、邻居家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们都指着渐渐增高的柴火垛，夸谁家谁家的孩子又懂事又能干。伙伴们也以自已柴火砍的多，柴火垛高而自豪。当然，我家的柴火垛自打我能砍柴以后，是起得最快摞得最高的其中之一。 无论风雪交加、雪过天晴，或是白毛风起，我们都会顶寒风、冒严寒，义无反顾地把砍烧柴当作自己一项光荣使命来完成。有时不当作劳苦之作，反而当作快乐之旅。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门，气温极低，我象往常一样又要出去砍烧柴。母亲拦住我说说：这么大的雪，这么冷的天别去了，等天好再去也不迟。那不行，我都和伙伴都约好了。 齐膝深的大雪就是大人空手行走都相当困难，何况我们只是十多岁的小孩子，又拉着满满一爬犁烧柴。一脚下去，雪从打了绑腿的裤腿灌进去一阵阵冰凉，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时间一长，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回到家我已经成了一个雪人，卸了柴，母亲赶紧让我脱鞋上炕。这下可不得了了，鞋和脚已经冻成一个大大的冰坨，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脚上的鞋子脱了下来，又赶紧到外面弄了一盆清雪给我又揉又搓。 好久好久，我的两支脚的颜色才变过来。可两个脚腕周围冻起了一串串大大鼓鼓、水水灵灵的水泡。 看着我的双脚，母亲含着热泪一把将我搂在怀里：都是爸不好，都是妈不好，都是家不好，让你这么小的年纪就遭这么大的罪。我却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妈，没事儿一点也不痛。等我好了，还能砍柴火，干家务。从此，我的脚腕子落了个怕冷怕冻的毛病。 从那以后，冬天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北河套去砍柴了。她说冻疮遇冷容易犯，再犯治好就不容易了。 到现在，母亲都近八十了，到了冬天还提醒我：天冷了多穿点，注意脚脖别凉着。
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中苏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以下，两国边境屯兵无数，双方屡次兵戎相见，军队之间战事频发，东北边陲风声鹤唳，男女老少全民皆兵。广播中播的是珍宝岛自卫反战中的英雄事迹，看的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宣传画 父亲虽然是受管制的“五类分子”，但当时的我只有9岁，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于政治表现积极、能与父亲划清界线（9岁的小孩子知道什么是政治表现，又知道什么是划清界线）也有幸成为全民皆兵中的一员。在一些大一点的学哥带领下，手持红缨枪，臂挂红袖章，俨然像电影《红孩子》的儿童团团员一样，威风凛凛地守候在公路的各要道口执行查车辆、查敌特、查路条的站岗放哨任务。 在用实际行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反帝反修、保卫边疆”的同时，为了防止苏修的侵略，“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在全体兵团战士中掀起了学习俄语热。 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会教俄语的人员有的被当作苏修特务被送进监狱或小号，有的则被红卫兵和造反派革了命。就是会也不敢说会，懂也不敢说懂，谁又愿意引火烧身呢。 您还甭说，上边有的人还是非常有办法，土法上马，将俄语的一些日常用语配上汉语读音，让看俄语像看天书、说俄语像说绕口令似的男女老少对照着念读。 比如俄语的“交枪不杀”标上中文发音是“斯拉瑞基阿路易你不要木”；“举起手来”标上中文发音是“卢根为乐喝”（不一定对，反正就是大概意思吧）。一时间，无论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中要是有点文化的人，人手一个俄汉口语对照的随身小本本。 学校的教室里原来早自习背诵《老三篇》和《最高指示》朗朗读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哇啦哇啦”的不但中国人难以听懂，苏联人也弄不明白的俄语日常用语。 随着中苏关系的冰融雪化，中苏边境的战事已成为历史，那种全民都是兵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农业开发、双边旅游、口岸贸易、互惠交流。 现在，俄语专业的毕业生成了东北边境城市的“香饽饽”。一波一波俄语学习热潮在东北边境城市一次又一次掀起。 愿我国与邻国的关系永远“哈拉少”！愿我国人民与邻国人民的关系永远“哈拉少”！！愿所有人的生活永远“哈拉少”！！！
自行车在现在看来，是咱老百姓再普通不过的交通工具了，每家有个三台五台的不足为奇，每家丢个个把台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可是三十几年前,若是谁家能买上一台“凤凰”、“飞鸽”、“永久”等这几大系列的国产名牌自行车的其中一个牌子，就像谁家现在购买了“奔驰”、“宝马”等高档私家车一样风光，那可是有人、有势、有钱、有地位的象征。 谁要是骑上这些品牌之一的自行车打着响铃在大街小巷上兜上一圈，多少个羡慕的眼神都蓝哇哇的，回头率肯定是百分之百。 我们家里六口人，父亲每月三十多块微薄的工资，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没人、没势、没钱、没地位，购买自行车只是异想天开的一种奢望。 可与我同龄的人都没有学会骑自行车的时候，我已经掏裆（人小从自行车的梁下伸腿骑）骑着自行车满大街撒欢儿了。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家与一位姓姜的大爷住对面屋。这老爷子五十多岁，对外人性格特别好（就是爱打老伴儿）。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打牌喝酒、抓鱼摸虾、围捕狩猎，好交朋友。各路朋友早来晚走络绎不绝。有的是走着来的，有的是骑自行车来的，有的是骑摩托车来的，其中骑自行车的人最多。有时家门口一停就是好几台，都是一些骑起来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车子。 打完鱼、摸完虾、狩完猎，哥几个就会聚在老姜头家享用胜利果实，划拳、行令、喝大酒，“一心只顾喝大酒，不管屋外雨和风”。中午上学时他们已开喝，我们三点放学了，他们还在吆五喝六地推杯换盏。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偷学自行车的最佳机。我们三个小朋友猫着腰来到姜大爷家的窗下，一人选一台自己认为好骑的自行车蹑手蹑脚地推出很远很远，感觉确实远离了这些老头们的视野，才像获得珍宝似的相互会心地笑了起来。 开始偷学自行车的时候，一是心情紧张，二是不得要领，三是没有大人领着学。经常是弄得人压车底、人仰马翻。特别是夏天穿得薄，小孩儿肉皮又嫩，凡是暴露的地方像胳膊、膝盖、脚踝等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昨天的旧伤未痊愈今天又添新伤痕。 有时负伤不留神被父母发现了，只好赶紧说因为自己不小心碰伤的等等理由搪塞过去。 总之，姜大爷的朋友一到他家，只要门前有自行车，我们是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些机会。 这个人受伤了，可以慢慢恢复，一点点长好。自行车出现链子掉了，车带没气，车链子断了等故障我们不会修怎么办？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不蔫声不蔫语把骑坏的车子往姜大爷的窗下一扔，脚底抹油——溜了。跑到家里就当没事儿人似的。 当黄昏时分，几个醉眼朦胧的老头，酒足饭得，打着饱嗝，准备骑上自行车打道回府的时候，发现自行车掉链子的掉链子，车带没气的没气，出毛病的出毛病。气得他们直嘟囔：他MA的，每次到老姜头家喝酒，来的时候车子都是好好的，这一喝完酒回去，自行车就不是它了，不是掉链子，就是带没气，这车子是不是欺负我们老头子岁数大了，还是嫌去我们喝多了？说完还不约而同地狠狠朝自己的自行车踹上几脚，吐上几口…… 他们哪里知道：就是我们这些小玩童在暗中使的“魔法”，偷学偷骑自行车，使个本该正常的自行车一到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现在想起来，多亏几个老爷子路途近，走两步就当锻炼身体了。如果路太远的话，我们可是造孽了……
文革期间，有数不清的像我们家一样受改造、受管制的“五类分子”家庭，从孩子到大人，从学校到连队，低人一等、矮人一头。“说话要看着‘唱本’；办事要守着‘规矩’；走路要顺着‘辙印’；交人要瞧人‘脸色’”。 许许多多看也没看着过、听也没听说过的罪名也许会在一夜之间就会无情地安在你的身上，一顶犯罪的大帽子扣在你的头上。你纵有千口也难辩其辞，纵有千手也难脱其咎，因而也制造出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 七几年冬天一个漆黑夜，晚上九点多钟，父亲经过一天没完没了的“洗脑”和烧小砖窑的体力劳动，拄着拐杖拖着疲惫的身躯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家里，就着咸菜和白开水嚼了几口玉米面大饼子填饱肚子倒头钻进被窝睡着了。 半夜时分，随着“开门！快开门！！”的喊叫声和响起的剧烈敲门声把我们全家老小惊醒。剧烈的震动把我们家的拉阂辫墙震得直往下掉土渣。母亲哪敢怠慢，吓得敢紧打开电灯，披上衣服下地开门。 门一打开，三、四个端着步枪、臂戴袖章的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将我父亲从被窝里薅了出来，连推带搡地将我父亲押解走了。父亲随着几个来历不明的人消失在冰冷、漆黑的夜色中。 我们和母亲睡意全消，茫然无助地围坐在炕上等待着父亲，等待着经历了多次这样的人祸。虽然经历这样的风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但我们全家人的心还是都提到了嗓子眼：不知父亲又犯了什么罪，又得受怎样的皮肉之苦。 到了后半夜的两点多钟，随着几声轻轻的敲门声，父亲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我们全家人提到嗓子眼的心也扑通一下落了地。 后来得知：父亲下夜班时，行走的正前方突然升起了疑似信号弹的串串彩色火球。无巧不成书，离父亲不远处一吴姓女青年也刚下夜班，走在父亲不远处的后面。从后边往前望去，从某种角度上看到类似于信号弹的火球像是一瘸一拐的父亲施放的。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这个女青年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相当紧。于是，她马上返回连队，向值班领导报告了这一“敌情”，值班领导立即派人将我父亲“缉拿归案”，并进行了连夜突审。后经查实，原来是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过年时“魔术弹”没放完，那天晚上来了高兴劲儿，出门插在雪上放了，这也就呈现出了“敌特”分子施放彩色信号弹的“惊人”一幕。 父亲一次蒙受的不白之冤洗清了，可在那个年代，有多少种“莫须有”的罪名让他和他受到同样政治待遇的人无法洗清……
知青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看的书是毛主席的《老三篇》，看的戏是八个革命样板戏，看的电影是《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知识青年们文化水平高、见的世面广，逢年过节的文化娱乐活动，总能给你整出点新鲜玩意来，特别是国庆节和春节搞得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每到此时，我们全家就打破了以往的沉寂，把那些郁闷和忧愁甩进大西洋。 三十多年前，对我们家来说：缺面少油，副食匮乏，世道无常，人面冷冰。一年四季见不到几回油腥，猪肉只能在“十一”、元旦、春节等几大节日吃上几口，现在农贸市场上摆出的五花八门的山珍海味在过去听都没听说过。 我家自己养了一口大肥猪，过年过节像农村一样宰杀吃肉杀年猪，请全连的男女老少来吃“糊”，来不了的我们挨家挨户一个不落送去“杀猪菜”，那可是“我家杀猪、全连沾光”。就是这样，有人马上到连队报告说我们家借杀猪之机“拉拢贫下中农、腐蚀革命干部。” 到连队食堂参加大会餐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在那个人人往“左”跑偏的年代，能吃上大鱼大肉当然是再好不过的美事，在那种氛围中人人把你当人看才是最重要的。 每年的麦收一开始，都要召开麦收动员会，一开动员会，保准全连大会餐。动员会上，连里组织全连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好几百口子，来到大食堂，围坐在几十张大大的圆桌前，听着连长的动员讲话，看着一盘盘诱人的大鱼大肉，我们小孩子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随着一声“开伙”，大人们捧起二大碗喝起浓烈烈的自酿小烧，小孩子狼吞虎咽地品着香喷喷的大锅菜，而女人们则里里外外忙活着挨个桌子续水倒酒、添菜加饭。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也就是这个时候，文革时期的时代印迹被那种单纯饭桌酒宴、普通热烈的非政治气氛被完全消了“磁”。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之间没有讥讽和仇视；革命干部和“戴帽敌特”之间少有平等和交流，根红苗正和“狗崽鼠辈”之间多了玩耍和嬉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地富反坏、戴帽敌特、狗崽鼠辈等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才有了一丝丝做人的感觉；才有了一点点做人的尊严；才有了一阵阵做人的愉悦，像圈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扑棱翅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放飞心情，翱翔在蓝天白云之间。 几十年过去了，以往的镜头时不时地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也不会忘怀。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历史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愈加深刻。 一位哲人曾说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判。我们牢记历史，目的是让历史永不重演。
小妹妹小我九岁。从上小学前的几年间，可以说是在我们兄妹几个的看护下长大的。 妹妹不到一岁多的时候，父亲作为被“戴了帽”的管制对象除了正常上班之外，每天早中晚还要参加学习班“洗心革面”。另外父亲每月开的三十多元钱维系家用也是捉襟见肘，母亲为了我们兄妹几个饭吃得饱一些、衣服穿得好一些，早起五更、晚爬半夜地到当时称之为家属委员会里（大集体）挣些工分，填补家里的亏空。 没有幼儿园，没有托儿所。看护妹妹的光荣任务就由我们兄妹几个承担起来。再脏、再累的活对于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来说都不在话下，洗尿布、弄吃的在我们兄妹当中不是什么难事。 难的是放学的时候，哄妹妹、当保姆最怕小妹哭。小妹爱哭，一哭起来，哭的是昏天黑地。妹妹的眼泪像“黄河之水天上来”止也止不住。 那时家里的孩子多，挣得少，没有闲钱买玩具。不像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手里有钱了，商场、超市的各种儿童玩具五花八门、数不胜数。那个时代所玩的玩具：夏天推铁圈、摔泥盆、弹玻璃球，冬天打雪仗、抽冰尜、滑爬犁。这些玩具现在在市面上没有卖的。 这些男孩儿的游戏和玩具，不适合妹妹，妹妹对这些游戏和玩具也不感兴趣。为了能博得妹妹的欢颜，我们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使出浑身解数、拿出十八般武艺。 其中，将父母珍藏数十年（红卫兵抄家都没抄去）的厚厚一沓珍贵老照片翻了出来，摆了满满一大炕让妹妹当画报和小人书看。我们一一给妹妹当起了现场解说员：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姑姑，这是舅舅…… 这还不过瘾，我们还用剪刀把照片上的人统统剪下来粘贴在糊满各色纸张的墙壁上，进行人像剪辑大展览，哄的小妹妹咧着小嘴、拍着小手嘎嘎直乐。 父母下班回家后看到墙上我们的“杰作”，顿足捶胸地把鼻子都气歪了：这可是家里唯一一笔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无价之宝，一下子就毁在你们手里，真是败家子儿！母亲一边揭着照片一边嘟囔着。 所有照片让我们毁容，母亲只是口头上加以责怪，父亲也手下留情没犯“军阀作风”给我吃“疙瘩汤”（挨打），毕竟是事出有因，为看护妹妹惹的祸。 为了让妹妹开心不哭，家里的锅碗瓢盆、锹镐勾叉，凡是能弄出动静弄出响的，都成了现成、实用、廉价的玩具。 一次，妹妹又不明原因大哭不止，什么玩具、什么手段都用了就是不见效。这时，弟弟急中生智将铁皮暧壶放到炕上，又找来炉勾子敲起来叮当作响，这一方法果然奏效。随着弟弟一声大似一声的敲击，妹妹的哭声逐渐变成了笑声。由于长时间剧烈的震动，只听“嘭”的一声，暧壶保温层被震的稀碎，我们几个被这起“突发事件”吓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观。心里打上了鼓，完了这下又惹祸了，父母回来还不知道怎么剋。这个暖壶可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物件，又让我们给弄“牺牲”了。 父母回来后，不但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安慰我们说，东西打了不要紧等有钱再买，只要没烫着伤着就好…… 唉，为了完成哄小妹妹的任务，心思没少费，力气没少出，家里的东西让我们没少祸害和糟蹋。有时会受到父母的责骂，但回想起那段时光，我们是充实的，也是无比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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