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圣诞节

    一年一度圣诞节，按照中国人的方式，可以比作过年。中国人守岁源自诚惶诚恐，得防“年”这个怪物来祸害；西方人则相反，载歌载舞，迎接慈善的降临，谓之“平安夜”。

今年，中国的权力或许是出于久远的守岁观念，先是在国际人权日，12月10日，由公安部门向检察院递交了刘XB的侦结材料；继而于圣诞日判刑十一年，作为对圣诞老人的回馈。或许还有另一层含义：给那位躺在水晶棺里的僵尸冥诞116周年的祭奠，如同上一支香，烧一沓纸，磕一个头。

说老实话，我对刘君不甚了解，也没阅读过他的大作。一则因其无法突破出版的禁戒，所作难以传播；二则因某些成见，并未刻意去寻找。对于当年那场风波，那时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任何一意孤行的举动都是愚昧的结果，甭管它有多么壮美的目标。从方某人往下，那种“清君侧”式的行动至少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

我青春年少之时就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原因在于毛的鼓励：“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这话激励着我们精神痉挛，愣头青般为之冲杀。结果呢？文革尚在进行时，镇压已经来了。“三支两军”就是一种压制性的镇压，到1968年7月28日毛召见学生运动的“五大领袖”，直言不讳要镇压。其实，早在这年2月29日，6984部队就派出24卡车荷枪实弹的官兵，武装镇压了广西柳江县里高镇的学生运动。那以后，军队频频出动，镇压了一个又一个地方的学生运动。

自己的反思则是认定一切学生运动都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学生不是社会的正式成员，他们本不该成为独立支撑的力量。恰如毛当年所说：“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他自己置身于北大，却根本没沾染狂热的“五四运动”。当社会的正式成员逃避责任甚至别有用心，才会鼓励和夸赞学生运动。而学生运动从未逃脱被利用的命运，如希特勒的“水晶之夜”，如毛泽东的“红卫兵”，如本.拉登的“塔利班”。

至去年，网上得见一个****，知道是不屈不挠的刘君领衔为之，广获签名支持。很快就被权力和谐掉了，一切成见至此基本消失，化作几分敬佩，敢于仗义执言说百姓的心里话；又有几分忧虑，恐怕刘君难逃一劫，不久便印证了这个忧虑。

现在，一个“煽动颠覆”的罪名一审判其11年。且不论这个罪名何等朦胧，孟德斯鸠曾说：“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只说那份****吧，充其量不过向政府要求民众应有的权利，根本不知从哪里找到“煽动颠覆”的证据。

差不多两百年前，法国著名政论家托克维尔在对中国的评论里说过：“旅行家告诉我们，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勤劳而无进步，有稳定而无活力，有公序而无良俗。那里的社会条件总是可以容忍的，但决不是极好的。我可以想象，一旦中国的国门对欧洲开放，欧洲人将发现中国是世界上中央集权的最佳典范。”老托如果多活一百年，会见识更佳的典范；要是活到现在，他那预言已经基本兑现了。老实说，我很想看见中国人能用事实使西方人的预言证伪，可总是看见中国人用行动证实它是精准的预言而非谰言，于是难免有些悲哀感。我们怎么老是拍打着胸脯去表演他们的剧本呢？

威尔逊总统1912年9月9日在纽约新闻俱乐部的演说中称：“政府是从来不提倡自由的，只有人民才喋喋不休地要求得到自由。自由的历史就是反抗的历史，是限制政府权力而不是加强它的历史。”这话也属“西方那一套”，无论是否认同普世价值，总之他说美国的话在咱这里也适用。

权力的继承自异族皇权失灭之后似乎找到了一条新路，犹如鲁迅所言：“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皇权的血缘世袭变为权力的群体世袭，民主变成为民做主，皆属此类改变的。

读罢网上转贴的《判决书》，赫然显示的是文字狱的继续。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来：1933年4月陈独秀受审，法庭罗列的罪状跟今日这份文字很相似，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陈君出庭时比刘君出庭时长一岁，罪名也多一点，即陈君确实有行为，拿了外国钱组建了一个隶属外国组织的党。所以，陈回答审判长时并不讳言：“这是事实，不否认。”。

审判长再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答曰：“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除了第三点可以证明不实之外，前两点尚可说得过去，只是以后的青出于蓝更甚。

在第三次开庭时，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这就展开了一个新鲜话题，也即他在书面抗辩里述说的：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故“危害民国”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所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摒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说。如果说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就是“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国民党也曾“叛国”矣。

著名大律师章士钊的辩护词更出彩，他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反对或攻击政府，进一步推翻或颠覆之，这是行为。即使指控陈独秀主张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断无课罪之理。何况国家与主持国家的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但老章为了救出陈氏而费尽口舌，言及陈所主张并无推翻党国之意时，陈竟当庭拍台称章之言不算数，其所主之义不改推翻党国之宗旨。

陈等被捕时，蒋介石命令将其押至南京（同案尚有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王兆群、何阿芸、王子平、郭镜豪、梁有光、王鉴堂等），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军法审判。消息传开，各地国民党组织请求杀陈之公、私电报如雪片般飞来，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噱头；而胡适则立即致电蔡元培促请致力营救，国内名家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傅斯年、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或致电或私下奔走，谋求从宽处理。国际著名学者如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亦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那时文人与现时文人确不同。

蒋介石遂批转由地方法院审理，我们的文人说法是“迫于巨大压力”。若军法审判则不公开亦不得请辩护人，地方法院审理则相反。这才有审判法庭的热闹景象。庭外更热闹，几乎所有报刊皆介入争论，堪称使政府与国家分离的理论广为传播。

最终，陈独秀、彭述之获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15年；次年上诉批复，减为8年刑。敬仰陈氏庭上硬汉风格及睿智答辩，何应钦居然跑去借提审而讨墨宝，得了个条幅：“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此后南京一些政要和名流时常来看望他亦索要墨宝，老虎桥监狱的狱政管理人员陆续跟着索要。胡适是每到南京必去探望，一次不去陈还发脾气。刘海粟亦抱着纸、墨去探望，同样索得墨宝“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而归。当刘赴黄山写生归来，向陈展示其得意之作《古松图》时，陈大感慨，在画上题诗：“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景，各有其图”。更甚者，他的小夫人潘兰珍邻监狱租屋住，以便随时照顾。陈竟可在囚室里行房事，狱方劝告他还大发脾气：“老子的性欲没犯法！”
说是“剥夺政治权利”，可陈氏在狱中指挥胡适翻译《资本论》，又委托汪原放出版其著作《独秀文存》达3.2万册。还不止，陈独秀不断闹甚至绝食一次，狱方即送入其专用囚室两个大书架，以供其放置胡适等送来以及自购的书籍。陈1919年写过：“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果然把监狱变作研究室，在这里不但自学了德语，还完成不少著作。据统计，由小夫人潘兰珍拿出去发表的有：《连语类编》、《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中国古代有复声字母说》、《识字初阶》、《实庵字说》，以及短篇论文如《干支为字母说》、《道家概论》和《老子考略》等等。其叙事组诗《金粉泪》则是针砭党国时政黑暗的，可惜其《实庵自传》只写了两章，也登报了。另有报道称，老蒋得知陈在狱中读书研究时，亦十分赞许。

倒是他自己创立的那个党难掩幸灾乐祸之态。陈被捕时，《红色中华报》第37期写道：“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内——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功，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及至庭审报道传到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第77期又说：“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要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以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难怪张学良晚年跟旧部说：“共产党的宣传，厉害啊！”
1937年8月，日机轰炸了老虎桥监狱，经老蒋批准，陈独秀获释，坐了五年监狱吧。

我们从小受到教育说，国民党法西斯如何刑讯中共被捕的党员，老虎凳、辣椒水、钉竹签甚至“剥掉指甲”之类。可在另外的传记里，却得知，李大钊在北洋监狱里并无受刑之资料可证，但是留下三易其稿的《狱中回忆》；方志敏给我们留下《清贫》、《血肉》、《可爱的中国》，课文上说他“受尽了酷刑“，可方志敏自己说：“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所以与其说优待号是监狱，或者不如说是休养所较为恰切些，不过是不能自由出入罢了。”他在那里读书、写文章，遗稿显示，只能是狱方提供的规整的稿纸及笔墨才可能留下如此娟秀的字迹；而瞿秋白，所遗《多余的话》，同样证明了基本的写作条件；在《红岩》里受尽酷刑的江姐，最终证明她只不过曾被徐远举威胁要“扒光衣服”，除了江本人的训斥之外，还有沈醉的制止与责怪。倒是革命前辈如萧克等回忆“反AB团”，那些酷刑远甚教科书里描述国民党之法西斯作为。江青搞的“样板戏”里有“仇恨入心要发芽”，“毛主席的一条狗”多少道出一些真谛来。

圣诞之后就要过元旦，新的一年即将开始。啰嗦了许多，似乎不着边际，时代早已不是那个时代，“与时俱进”也唱了许久，别不是“国进民退”那个进法就好。不过往好里琢磨，刘君虽无陈君之潇洒，毕竟比张志新、遇罗克们幸运得多了！大环境使然？小环境使然？还没想清楚，得带到新的一年也是新的十年去想。

 

                                               （2009.12.29；31首发“天益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