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睹徐季元老师之死

·马大观·

    在浙江大学上大二时，我们的俄语老师姓徐，名季元。记得老师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浓眉大眼，两颊铁青（是络腮胡子刮净了的证明），这更为他的容貌增添几分威武。

多数同学本来对学习俄语兴趣不高，认为花时间多、收效少，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徐季元老师“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枯燥无味，大家对俄语学习更是兴味索然了。不过，徐老师的特殊身世却引起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当时作为学生，我们只听到一些点滴传闻，后来从有关资料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徐老师是浙江兰溪人（他的俄语发音中乡音居然清晰可辨）。他于１９２５年秋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中有孙冶方、蒋经国等。毕业后，他与孙冶方留任中山大学当翻译一年。抗战时徐季元任苏联援华飞行队俄文口语翻译，与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后与日本空军激战中牺牲于四川万县上空）成为至友。他经常来回穿梭于重庆、武汉、芷江、南昌等地机场，与苏联飞行员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他曾与蒋经国在江西省共事，是蒋经国在赣南开创新事业的得力助手。中共执政初，经孙冶方介绍，徐季元入浙江大学外语系执教，曾在不到两年里夜以继日翻译苏联著述２０多种，为我国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徐季元老师有个习惯，每次开始讲课前总要从怀里掏出一只银壳怀表放到讲台上用来控制讲课时间。偶然有一天我仔细观察了这只怀表，表面上是俄文字母商标，汉语是“雷电”或“闪电”的意思。怀表背面刻着“苏联制造”字样。

一天课间休息的间隙，从来少言寡语的徐季元老师有了说话的兴致，他对着几个围在他身边的同学（其中包括我）兴致勃勃地说起这只怀表的来历。２０年代他曾经和蒋经国一起到苏联留学，而且还是同寝室上下铺。这只怀表是他们分别时蒋经国送给他作纪念的。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从此后我们对徐老师更是多了几分崇敬。

那是１９６３年，继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后经济上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文化上贯彻《文艺八条》重新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央统战部重提“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周总理当年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更是使全国知识分子感到如沐春风。总之，那是一段祖国大陆政治上相对较为宽松的时期，作为意识形态重要阵地之一的大学也有一种春风拂煦的感觉。

正是当时那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徐季元老师毫无顾忌地对我们说出了他的往事。然而，谁都不曾料到，恰是这段历史，三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竟夺走了老师的性命。

大约是１９６７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深入展开。学校里大批的“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揪出，有的隔离审查，有的劳动改造，整个学校成了恐怖的“劳改营”。徐季元老师的问题大概属于特别严重，他被隔离并关进学校行政大楼西北隅边楼的顶楼（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此边楼与我们机械系的第７宿舍相隔很近，不足一二十米。我们居住的几个寝室正面对边楼。我因受当时执教杭州大学的父亲的牵连（父亲马骅，即诗人莫洛，文革中被强加“漏网胡风分子”、“漏网右派”、“叛徒”等罪名），加上家庭成员中有地主和去台湾成员，我当然属于“黑五类”、“狗崽子”的范畴，被剥夺参加红卫兵的资格。按照正常安排，我们应在１９６７年夏季毕业分配，但因文革正值高潮，国家教育部瘫痪，大学生毕业分配无人作主，我们一直在等待中，不敢随便离开学校，怕毕业分配受到影响。

一天中午时分，绝大多数人正在午睡中。先是突然听见一声沉闷的重物落地声音，紧接着是恐怖的众人惊喊声：“有人跳楼啦！”我和几个同学闻声翻身下床，透过窗口知道是行政楼那边出事了，便夺门而出赶往出事地点。

就在行政楼西北隅边楼门口的泥地上，我见到一位胡子拉碴的老者蜷曲着身子，歪斜地躺在地上，其身后是被他身子砸陷的一个浅坑。只见老人胸部急促地起伏，吃力地喘着大气，但是双目紧闭，灰白色的脸部表情异常痛苦。几个佩戴袖章的红卫兵正手足无措地围着老者。一会儿，几个红卫兵抬着一副担架赶来，七手八脚地搬动老人，像搬运一口沉重的沙袋，重重地把老者摔到担架上。老者仰天而躺，呼吸已经停止，脸部表情整个儿凝固了，显得僵硬而扭曲。但见一小股殷红鲜血从嘴角渗出缓缓流向颈后。此时我终于辨认出这位老者就是教过我们俄语的徐季元老师！长期的隔离生活，审查中的逼供，使本来壮健的老师变得消瘦、衰老、满脸胡子蓬松，活像久陷囹圄的囚徒。

第二天，学校大字报栏里新刷上一张大字报，“潜伏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徐季元自绝人民畏罪自杀罪有应得”的大标题赫然入目，名字徐季元上一个偌大的朱笔大叉更是让人惊悚万分。可能是毛笔蘸红色墨水过于饱满，未干的红色墨水沿着大叉的下端垂挂并向下流淌，使我想到徐老师嘴边那股殷红的鲜血。

后来想，假若时光能够倒流，假若徐季元老师能够熬过那段艰难的时光，在运动的后期肯定会“放他一马”。因为他毕竟没有“现行”，仅是“历史问题”，说到底是一只经历无数次政治运动摔打的“死老虎”。假如他能够等到同窗学友蒋经国执政“总统”的时期（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徐季元老师完全有可能成为重点的“统战对象”，“时转运来”。

这样的例子就发生在浙江大学的校园里。文革中比徐老师遭受更惨重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的化工系“反动学术权威”王仁东教授，终于熬到出头的一天。随着中美开始对话，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尼克松访华，这位当年留学美国著名大学的“牛鬼蛇神”，闪电般被“解放”，转眼从“阶下囚”变为“席上宾”。

然而，所有的“假如”都已经毫无意义了。

徐季元老师没有王仁东教授那样幸运，而以跳楼自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希腊神话中说道，“即使人类不断地受苦、被生活折磨，但是心中总是留有可贵的希望，才能自我激励。”不知是怎样的压力，怎样的打击，把徐季元老师最后的“希望”也掐灭了，使他毅然决然作出了最后的抉择……

 

□　原载《记忆》２００９年第２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