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和团的争论

    2002年7月，我与几位在师院附中时的中学同学去河北廊坊，看望我们的老同学廊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廊坊党校常务副校长安育中。

安育中是我们班中学的辅导员，文革时我们一起下乡劳动，一起到延安串联，后来又在一个群众组织，关系可谓源远流长。30多年不见，原本清秀儒雅的他健壮得不敢相认。曾有一位作家形容安育中“有着德国前总理科尔一样的身材，有着中央电台夏青一样浑厚的嗓音”，这个评价真是恰如其人。

安育中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北大教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顶着巨大压力，贴出《驳造反有理》的大字报，与文革发动者和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有理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遭到迫害和打压，历史证明安育中当时的想法是正确的。

安育中是一位颇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做官，但不像官，到像是一位执着的学者。这些年他为自己热爱的廊坊大地浸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他潜心研究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中的廊坊大捷。

1900年6月10日，入侵中国的西摩尔的联军2000余人分乘火车由天津开赴北京，在廊坊地区遭遇义和团英勇抗击，历时九天，杀伤外国联军近300人，而义和团方面伤亡总数近2000人，最终粉碎了西摩联军进军北京的计划，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发生在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廊坊期间，我与安育中对于义和团的看法却不尽相同。

其一，我认为义和团廊坊阻击战表现出的爱国反侵略精神不能简单等同义和团的历史作用。

其二，义和团在抗击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发挥了历史作用，但行动上野蛮排外是封建国家长期闭关锁国的愚昧表现。

其三，义和团以迷信思想为组织基础，以“扶清灭洋”为政治纲领，表现了落后的农民意识，使其具有盲目的破坏性。

我认为我们的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封建国家带给这个社会巨大影响，且不要苛求100多年前山东、河北农民能放眼看世界，就是建国之后的大跃进、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有封建思想残余作用其中。

义和团在北京除了大刀、长矛对准“洋人”和“二毛子”、“三毛子”之外，所有与“洋”字沾边的事物，统统成为攻击对象。他们火烧大栅栏、西单牌楼和东城与洋人相关店铺，结果造成京城5000多家商铺，顷刻满目瓦砾灰烬。许多无辜的在华外国人和与之交往的中国人被杀。

义和团凝聚民众靠“画符吞朱”，“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等神秘主义活动为组织方式。义和团有反对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历史作用。但义和团提出的“灭洋”，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更具有封建社会盲目排外的落后性。由此引发的见教堂就烧，见洋人就杀，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和各国驻中国大使馆，给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找到了借口。天津、北京沦陷，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烧杀抢掠，暴行累累，骇人听闻。

义和团用自己的血热之躯捍卫国家领土，数十万义和团、红灯照男女成员用大刀、长矛抗击八国联军的枪炮，出现了多次义和团廊坊阻击战那样悲壮的战斗。但是义和团表现出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民的狭隘和愚昧也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更何况义和团运动后面还有清朝统治者的操控，其结果造成了更大的丧权辱国。

我与安育中的分歧在于，我认为义和团运动并非只是一场抗击外国侵略的斗争。义和团运动有太多的局限性，它给中国带来的是割地、赔款的灾难。历史证明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无法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法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

100多年前的事情姑且不论，就新中国建立之后而言，封建主义的思想，皇权思想、狭隘的农民意识，农民革命均贫富的思想都给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带来过惨痛的历史教训。因此，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的错误政治路线必然导致国家悲剧的出现。

其实我也不是史学家，这些不成系统，不成理论的想法仅是一家之言。义和团的历史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从1900年的义和团到1966年的红卫兵，再到前一段以李洪志为帮主的法轮功，义和团的神附体，红卫兵的血统论，法轮功精神控制。我感觉这中间都有封建狭隘没落思想的传承。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特别是经历文化革命的少数遗老遗少们，谈及现时社会颇有偏激。我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想，如果请他们出来主政，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我的结论是“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我也许比他们更清楚目前社会存在的问题，但用我的经历看中国正在克服困难大踏步走向进步。我常对他们说，“孤立的、静止的、一呈不变的看问题，叫做形而上学”。

我和安育中唇枪舌战的论争，为一次普通的同学聚会增添了气氛。跟安育中争论让人愉快，因为他客观、求是、懂得中国国情。我很钦佩他的敬业，他还是那么激情澎湃，还是那么指点江山，还是那么书生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