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追忆
作者：戈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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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追忆
作者：戈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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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追忆 作者：陈建华
摩登上海可说是源起于福州路，清末以来属英租界地面，也叫四马路，其间酒楼、茶园、烟馆、妓院林立，却也是戏院、报馆、书店、墨庄的营聚之地，向有文化街之称，盈溢着不中不西颓荡的气息。一九四九年之后，烟馆堂子之类的当然被一扫而空，但报馆、书店仍在，虽然所剩无几，但都是公营的。经过几番思想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社会主义改造渐入大同佳境，然而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像我这样红旗下成长的青年，却斗志消沉，寻寻觅觅，在福州路的“上海旧书店”里“掏宝”，如一头丧家之猫，踯躅在文学探险的途中，怀着隐秘的希冀，在幽暗的角落嗅辨前贤往哲的遗踪，寻觅“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给创伤的心灵涂抹片刻的抚慰。 这个文学青年，不幸的是社会主义的阳光与雨露并没有把他培育成天天向上的茁苗，在他的心灵中，精神的巨厦与理想的乐园几乎是断垣颓壁。由于自小孤僻，加之与社会愈益疏离，甚至更觉得周围充满了敌意。他不怨天尤人，也不对抗社会，只是愈阴郁沉默而沉溺于想象世界之中了。不过他那种孤芳自赏似乎并没导致绝望和毁灭，在狂想与好奇的满足中，在自我镜像的文字表演中，期盼某种理想的观众，于是仍具有一种公共沟通的欲望，那或许是一种新的、属于个人的写作伦理吧。 一九六六年春，正是在旧书店里，我和朱育琳、钱玉林、王定国、汪圣宝他们认识。我们常聚在一起，谈论文学、翻译和创作。不久文革猝然而至，浸泡在大字报、造反有理、文攻武卫、三呼万岁的红色海洋里，但我们仍然忘乎所以，晤言一室，更有一番偷食禁果的兴奋和疯狂，甚至像一班东林书生，议论朝政，痛斥奸佞。然而好景不长，到一九六八年夏，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终于朝我们头上落下来，一个个被关押、拷问……。最惨的是老朱，因为比我们年长，被当作“教唆犯”而遭严打，据说他是跳楼自杀的，终年仅三十七岁。 在一九九三年，值朱育琳先生辞世二十五周年，我写了一篇追念之文，发表在海外的一个文学杂志上，后来被译成英文和日文。最近有朋友说，在《红坟草诗传》（见《陈建华诗选》，花城出版社）中，关于老朱和我们文学小圈子的情况讲得不清楚，我方明白当初自以为已经写过那一段，诗传中就写得较简略。现在再写这一段，有些新的回忆和反思，或更正个别不确之处，虽然叙述中少了些愤慨，也少了些色泽与气氛。那似乎是自然的，时间流逝愈远，记忆愈模糊，像一叠老照片给风干的血迹粘在一起，不同的时空互相重叠，分辨不清，方明白张爱玲写《小团圆》，无奈中只能求得自我的真实。 这两年多毕竟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段，不仅因为青春岁月被文学赋予其意义，也因为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在漫长的日后背负沉重的记忆，从中轮番压榨出痛苦、欢乐与悔疚。回头看，那是历史大叙事中的一朵小浪花，却不无讽刺。到一九六〇年代，社会空气越来越卫生起来，而在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里却沉渣泛起，散发着“封资修”毒素，我们的文学小圈子就像一个“毒瘤”，那都是代表某种私人空间、有碍大同社会的纯洁美妙的理想的，被文革连根拔起，也足见其发动者的高瞻远瞩了。老朱被抓到，靠的也是公领域的法力无边，那是在仁济医院找到了他的病历卡，上面有他的住址，于是把他捉拿归案。 说“讽刺”也跟我不善学“红宝书”有关。他老人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越具艺术性的作品，就越有毒素。这句话让我一再琢磨：为什么“艺术性”有那么大力量？在当时黑白分明的文学史著作里，总有不少早被点名批判的，如徐志摩、李金发等，是冲在头里的，批评家也常引用这条“最高指示”作为批判的武器。没想到这些名字盘踞在我的脑际，想找他们的作品来看，这个“艺术性”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是中“毒”愈深了。 这是上海最大的旧书店，各类图书一应尽有。在文学书架上，多的是《卓娅与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的苏联小说，有革命回忆系列《红旗飘飘》等，这些唤起我们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有许多像《暴风骤雨》、《上海的早晨》等，也束之高阁。对这些革命小说早已熟悉，上初中时，学校在茂名南路上，出校门右拐数百步到南京路，过马路即是少年儿童图书馆。那时新小说纷至沓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凭一张外借卡一本本读过去。 其实这些小说大多属于“革命加恋爱”的类型，动人心肝的不消说是书中的恋爱部分，直看到《苦菜花》，稍许的情色描写便把气血不定的少年之心搅乱了，也使许多革命小说为之逊色。从前梁启超把《红楼梦》斥为“诲淫”，小说家很不高兴，岂不要断他们的粮？梁氏的说法不无道理，多半是针对少年读者的，虽然看看也罢了，不至于看了就心术变坏。 书架上品类多寡及流通快慢能反映一般的阅读趋向。除了大量苏联或十七年文学，如狄更斯的《老古玩店》、《匹克威克外传》，或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等，还是旧时的版本，也少人问津。有的我不一定读过，也不见得对现实主义全没了兴趣，比方说对于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便爱不释手，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也令人击赏。这类书一上架的话也很快被人攞走。 一进旧书店，就跑去中间几个书架，常有新上架的。特别在星期天，书店知道它们抢手，放得比平时多。像我们这样的新老旧少也大有人在，在门口等九点钟一开门，就涌到那几个书架，一时间人头攒动，来不及细看，有时情急，先合抱捧一堆，就不免遭骂了。 老朱是曾经沧海，偶尔觅得中意的，有一回见他拿了本《蔷薇园》，一本波斯文学名著，我们也好奇。老朱身上充满了谜，不光是行踪神秘，他生活过三四十年代，我们从教科书知道那是血与火的时代，混杂着混乱、腐败和希望。他对过去的文学记忆着实惊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好似掌握着一幅文学海图，我们急欲一窥其究竟而扬帆远航。钱玉林嗜书如命，涉猎极广，和老朱一样，也喜欢外国古典，见他们对于《罗摩衍那》和《吉檀迦利》交口赞誉的情景，令我暗中羡慕。而我是比较偏锋，倾向于感官刺激的，更关注欧陆、主要是法兰西文学。 从福州路上得到的一些书，至今难以忘怀。举几本印象深的，如《梅里美小说集》，忘了译者。嘉而曼（即卡门）的火辣性格及悲剧性给我带来震撼，而“伊尔的美神”的哥特式诡异而神秘的故事则令人惊悚，又觉得很美。贡斯当《阿道尔夫》和法朗士的《泰依斯》都讲爱情与死亡的故事，在我心头引起阵阵颤动。王尔德《快乐王子集》，巴金的翻译语言也很唯美，跟他的小说风格判若两人。《番石榴集》是朱湘翻译的西洋诗集，总之译得太工整，但魏尔伦的《秋之歌》则形神皆至。梁宗岱的《水仙辞》，一册线装刊本，宣纸上铅字直排，瓦雷里给他翻译得古色古香，先是产生一种近乎恐惧的怪异感，但愈读愈受了蛊惑。 莫泊桑写过五六部长篇小说，但是十七年里只出过李青崖翻译的《一生》，从图书馆借来读过，而在旧书店得到《两朋友》，尤其是《如死一般强》和《我们的心》，方领略到现代巴黎的颓废情调，等于得到另一个莫泊桑。大部头的很少买，仅有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四本一套。文革刚开始时，父亲单位来抄家，把我的书拿走一部分，其余装在一个大衣柜里，贴上封条了事，因此逃过一劫。后来我自己东窗事发，厂里工宣队到我家，把这些书都抄走，放在局机关的阶级斗争展览会上当作活教材展出。 现在手中还留着两本。一本是艾青编的《戴望舒诗选》，乳黄色封面，薄薄一册，人民文学版，一九五七年印了七千册，次年添印至一万八千五百册，其时艾青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个印数倒使我看不懂了，不知今天的诗人们会怎么想，那还是个文学遭殃的时代啊！）此书是我的至爱之一，《雨巷》不必说，像《我的记忆》、《村姑》等，那种音调和气息渗透到我的骨髓，一下子把我从徐志摩、闻一多的帐篷里拉了过去。另一本是何其芳的《预言》，文化生活的版本，一九四九年第三版。当时《画梦录》也在手边，我在太仓浏河的工地上，夜间徘徊于草泽溪边，仰望星空，有这两本书作伴，反复沉吟那些哀婉渴恋的篇什，小资情调大大培养了一番。 文革前外国文学出版得不算少，一般在图书馆也能借得到。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济慈、雨果、海涅、托尔斯泰等，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经典作家差不多全了，然而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现代主义”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很少介绍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如此，五十年代中期编过一套五四作家的选集，封面一律白色或暗绿色，当然经过一番严格的甄别，凡属“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作家都一概排除。如《预言》和《画梦录》是何其芳的早期作品，后来被他自我批判而扬弃，当然也不再收入他的选集或其他新诗选本中。 一九四九年街头的旧书摊 去福州路掏宝，主要是找那些绝版的旧书。旧书店确实是个意识形态的漏洞，但说“沉渣泛起”是相对而言，其实能上架的书，也有一定筛选尺度的，像胡适、梁实秋、胡风或者像“鸳鸯蝴蝶派”的旧小说，是看不到的。反而大约六十年代初，在南京路上食品公司、人民公园门前还见到过一些卖旧书的地摊，大咧咧放着《飘》、《蜀山剑侠传》、《风萧萧》乃至冯玉奇的小说，不过也还算不上“黄”货的。 走出旧书店，阳光仍然灿烂，对面是古籍书店，也是我们必要去逛的。走进店里，清凉扑面，不到秋天，就会觉得一股阴气。这里来的人少，也总是安静，传统的河床依然慢慢的流淌。四周书架上满是有匣没匣的线装书，中间大桌上摆满了四部丛刊或四部备要的散本，像清库甩卖的样子。我买最便宜的四部备要本，如《资治通鉴》一百册，只要十块钱，拎回家却费事。还有平装的十六大开本，一厚本七八毛钱，什么唐诗宋词、诸子百家、二十四史，鸡零狗碎的买了一大堆。我心爱的李长吉、李义山、贾长江、周美成等，就是这种本子，因为便于携带，但纸质松脆，翻着翻着就叶子脱落了。
多年前我自编过一本诗集，请钱玉林写序，其中一段话颇能概括我们文学聚会的情况： 我认识陈建华大概在一九六六年春初，天气寒冷，景物萧条。由于对于诗歌、文学的爱好，我们和几个年轻的朋友常常聚会在一起。那是一种相濡以沫的聚合，像在寒冷的暗夜中背靠着背，围坐在仅有的火堆旁以等候黎明一样。这火堆便是文学与诗。怀着爱情，怀着希望，在绝望中又不甘心于绝望，我们痛苦地歌唱。而这痛苦是深广的，它首先不是因为个人的命运。…… 钱玉林住在山西南路上，就在旧书店左近，我们常在他家里聚会。一个他父亲经营旧绒线翻新的店铺，他和家里人不下七八口，住在后面仅十五六平方白天要开灯的房里。钱玉林比我们年长五六岁，个儿不高，头部比例显得略大，棕黝的脸，两腮微鼓，络腮胡子刮得青青。他常是温儒的，厚嘴唇宽恕为怀，然而当他表示愤慨时，便在一副黑色边框眼镜后面对你作斜睨，眼白朝上翻，《世说新语》中阮籍的“白眼”大约就是这样。常常是谈天说地到兴奋处，会掏出个橡皮喷雾器，拳在手中几不被察觉，动作熟练地朝喉咙喷几下。因为从小患上气喘病，数度休学，与文学结缘，天生养就其慷慨悲歌的性格。 玉林热爱诗，热爱生活，生平不如意，便善于做梦，向往纯洁的爱情和伟大的理想。我和他一样都醉心于浪漫主义，虽然路向各别。他取的是向上一路，与惠特曼、普希金、拜伦、海涅、李太白、辛弃疾为伍。虽然中国的诗学里，“豪放”与“婉约”从来是互补的，玉林自承为“江南文化”的后裔，在他的许多诗中，讴歌爱的痛苦与渴念，是以柔情蜜意来衬底的。我想在很多地方他的诗是启蒙时代以来浪漫主义的嫡传，正由于对于当时假大空的诗风产生厌恶，因而转向个人内心的抒发，是有拨乱反正的意味的。 钱玉林也是个有型有则的学人，他对古典的娴熟远胜于我。文革后一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成果丰硕。现已退休，仍坐拥书城，一编在手，偶然兴至，在名流著作中板板错头、捉几只老白虱。他在一九八〇年代主编过一百八十万字的《中国传统文化大辞典》，最近将改由上海大学出版社重出新版了。 汪圣宝住在延安中路上，靠近西藏路大世界，临街的店面房间，家境比较不错。有一回钱、王和我在他家里，我带去两张唱片，他有唱机，那已经是文革开始之后，所以是一次偷乐。一张题为《秋叶》的管弦乐，不知哪国的，作曲家叫卡留欣斯基。曲子勾画出一幅秋风萧瑟的景象，树叶片片在风里回旋作舞，伤感的旋律里不愿坠落于地的感觉，正道出我们遗少般的心境。没有一个人想说话，只是把唱片放了又放，任凭一再的回肠荡气。另外两首是罗马尼亚歌，翻译过来的，由男中音唱。叫《河岸》和《玫瑰与柳树》，也是哀伤惆怅的情调。 《外国名歌200首》是一本稍厚的袖珍书，流行于文革之前，却在文革中不知从哪里来到我身边，给我带来很多安慰。另外我自己订了一个小册子，如果发现该书没收的外国歌曲，就抄下来。碰巧这两首罗马尼亚歌都有谱子，和唱片附带着的。给增加点气氛，不妨录一首《河岸》：“河里长满了绿色的野草，/河里长满了绿色的野草，/它使鸭子迷失了道路。/在那天空，/在那天空，/正吹拂着微风，/微风带来了鱼的腥味。/啊，温柔的微风。/远处飘来了帆船，/这是几支白色的帆船；/近处木船它不停地摇摆、摇摆。/当我抬头瞭望，/它们已经远远去了。/愿我的灵魂，/随着它的消失。/啊……啊……” 是不是很低迷、很颓废？ 钱玉林他们在光明中学读书，该校是沪上老牌中学之一，都是校中的才俊之士。那时我在一个港务工程学校里半工半读，一个礼拜在浦东的学校里读电工专业，一个礼拜在黄浦江沿岸各单位实习。周末回家，文学成了我的麻醉品，去福州路上了瘾，走进他们的圈子，诗成了信物。在我最初给他们看得诗中，有一首写于一九六五年的《秋姑娘》：“蝙蝠的翅膀旋舞在古庙前，/琉璃瓦檐的水珠，一点一滴。/……暮色朦胧了，我还恋恋地徘徊，/等待秋夜的来临。/当如珠的明月垂顾我时，/我将低声倾吐我的相思。”发现我也写十四行，歌吟的无非是爱情或死亡，加上古典的成分，于是视我为同道。 这样的诗也表明离异于当时的主流诗坛，且已经走得够远。的确，我们变得偏激起来，对于过去曾经倒背如流的贺敬之、郭小川等觉得无味，不屑一顾了，对于擅长歌德的郭沫若更生反感。二三十年代的文人，没几个能入眼的。说起曹禺，除了《雷雨》，对他的后期作品颇表惋惜。文革之后，那些受批判的无不得到青睐，如邓拓“长发委地”之类的杂文，在“趣味”的认同中带有政治成分了，而田汉的《关汉卿》则引起我们深深的敬意。 事实上在文革前的一段时间里，文坛变得更单一，社会空气也更收紧。我们既无高远的志向，也没想到要宣言什么，只是盘缠在一个角落里，好像哼哼唧唧，自得其乐，然而在孜孜不倦地追索艺术的真谛之中，在嗜洋好古的道上远足既久，无形中回到世界文学与普世价值的怀抱，遂生成某种衡量不朽的标尺。 朱育琳是我们的灵魂人物，每当他的到来，话题便朝他－－他腹中之物－－打转。他无所不晓，妙语连珠。他个子瘦长，衣着平常，不讲究也不邋遢，一个谦谦君子，戴一副普通的眼镜，眼中炯炯有神，蕴含特有的儒雅和恬淡。钱玉林说他像卡夫卡，确实像，只是面庞清癯，略带病态，苍白的手指间夹着烟卷，一个经典姿势是：烟持在嘴边，未吸，眼神停格，似乎在记忆里搜索着什么。他抽极廉价的“勇士牌”香烟，一毛三分一盒，烟梗子多容易熄火，因此不得不猛吸，而他自嘲说：“好汉吃勇士”。 直到他死后，我们始终不完全清楚他是谁。他飘然而至，倏然而逝，消失在街上。按照他自己提供的讯息：原是学文学的，四十年代末他在北大西语系，师从朱光潜先生，毛估估也是三十年代初出生的了。后来又在上海同济大学攻读建筑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因病返沪修养在家。这听上去有点曲折了，在他情不自禁地流露的爱憎里，我们感觉到他的内心深藏着什么难言之隐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谈他的过去，有时我们背后议论，谁也没有去打探。他精通英语、法语，就足使我们惊叹。有一回钱玉林在翻阅一本英语诗选，内中有朗费罗的《人生礼赞》，老朱就信口背诵起来。 老朱犹如启蒙者，把我们引进“现代”。他精熟古典，从希腊神话、《圣经》、但丁、彼得拉克到莎士比亚，都瞭如指掌。钱玉林把他给我们介绍的作家开了个单子，不下数十个。然而就他翻译波特莱尔而言，显然更倾心于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他也向我们介绍过勃兰兑斯那部文学史名著，其实他说的好些东西自五四以来就传开了，对于我们却如此新鲜。我开始认识钱玉林时，他给我一首老朱翻译的《给一个天堂里的人》，是爱伦.坡的诗，用一手漂亮钢笔字抄在一张纸上，我如获至宝，一直保存着。前几年我给老钱看这张纸，顿生隔世之感，他自己早已忘了。 爱伦.坡的一些短篇小说被视作侦探小说的鼻祖，老朱谈到它们时，那种描摹的神态神秘而兴奋。无论爱伦.坡还是波特莱尔，被视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他们的作品都属于艺术上精致的一类，老朱显然有所研究，说到爱伦坡另一首《安纳伯尔.李》，堪称悼亡诗绝唱，全赖母音“i”的反复使用，传达出一种哀婉绝伦的气息，遂令他望而生畏，不曾染指。他还谈起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啧啧称赞其构思的奇妙、语言的精湛，由不住眉飞色舞。其实爱伦坡和波特莱尔两人是一脉相承。在七十年代后期我在外文书店购到法文版波特莱尔翻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集，才恍然若悟，所谓千载之下知己难遇，然而文学的魅力却能穿透异代异地的阻隔而不期而遇。 老朱也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他的翻译所显示的功力，当与此有关。据说毛主席欣赏“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他各选了若干首，做成一本小册子，题为《三李诗选》，给我们传阅。他打趣说不能看全集，看了全集，再伟大的作家也会打折扣，但他的选诗别具只眼，比方举《梁园吟》中“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的句子，在李白那里，即使日常生活的细节，信口歌吟便成为诗，他觉得最能代表其特色。我们看惯了古人的注释，离不开香草美人的想象，而他的解释不落老套，总是这般清新可喜。他对唐诗兴犹未尽，后来又选了杜牧和许浑的诗，也订成一小册，给我们传阅。 老朱学识渊博，但没有腐酸气，不好为人师，令人可亲还在于他的幽默感。他也是做翻案文章的高手，“哀莫大于心死”是庄子的名言，老朱说：“哀莫大于心不死”。这么一反转使之变成生存即痛苦的现代命题了，当时大家只是觉得有趣，然而直到知道他的坎坷生平后，才领会对他所含的悲剧含义。
在文革开始的最初几天里，觉得轰然木然的，来不及反应。那天回家，知道父母已经在弄堂里站在一条长凳上被批斗过了；家里清汤光水，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红卫兵抄走了旗袍、尖头皮鞋之类。对我造成直接冲击的是书－－书被抄走、书店关门、书在街上焚烧……。举头问苍天：书有何罪？由是想起“焚书坑儒”之类中外历史上的文化浩劫，一种末日感主宰着心头。 在钱家，大家又聚在一起，但气氛变了。往来的人多起来，学校都不上课了；有个叫岳瑞斌的是从北京校园来，和一些高干子弟相熟，带来许多小道消息。见到老朱，他神色凝重，显出憔悴的样子，对于时局的动态极其关注，也常带来从外面大字报看到的消息，今天有某个权威被揪出，挂牌、下跪、认罪，明天有某个名家“自绝于党、自觉与人民，死有余辜”。这些使我们唏嘘、愤怒、无奈，惟有“痛心疾首”四个字可以形容。也时常谈论到中央高层内部的斗争情况，甚至分析哪个老帅怎样怎样，在同情之余也寄予某种希望。无疑的我们对于那些“笔杆子”嗤之以鼻，对于林彪、江青和张春桥深恶痛绝，当然不会放过“万岁爷”。老朱的见解常常与众不同，如对于刘大鼻子并无好感，甚至对于敬爱的周公也颇有微词。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运动如火如荼，我们却读到更多的文学。那些平时连旧书店里难以见到的名著，通过各种渠道在流通，速度超快，一本书到手，要求三天、两天，甚至明天就要还，后面有人在等着。这些书都属于抄家物质，原因无它：红卫兵要看！我们都是红卫兵，身穿绿军装，臂挂红袖章。除了搞运动，什么事都停顿，但革命毕竟不能当饭吃，更难抵抗“人性的弱点”。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无所事事，看书是一大消遣。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于文革是一大讽刺。一方面也是运动在混乱中进行，像书籍这类东西不属金银财物，单位里一般不怎么认真处理，更何况偷书不算贼。 真是一些好书！大多限期逼着要还，匆匆读过，余味无穷，心有未甘，于是赶紧摘抄在一本日记簿里，明知这么做绝非明智。如《基度山恩仇记》中精巧的复仇计划与奇观般展示的各种场景，令我废寝忘食。一个人在小阁楼里，灯光昏暗不知日夜颠倒，比电影《小裁缝》中的知青在煤油灯里读巴尔扎克，好得多多。看完后，再从头翻起，一章章把情节写下来。另一本畅销小说《飘》叙述“乱世”中的三角恋爱，也使我津津有味；摘录了不少人物的对白或独白，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自称“喜欢流氓”的白瑞德，二三十年之后在大洋彼岸看到了电影，最抢镜的当然是费雯丽了。 还有司汤达《红与黑》、杰克.伦敦《马背上的水手》、阿尔志巴绥夫《沙宁》、顾未列夫斯基《大学生私生活》、《法朗士短篇小说集》、巴尔扎克《搅水女人》、《夏培上校》等等。所摘录的隽言妙句，从中掇取智慧之果，无非有关作家及其所描写的人物的精神成长，其实带着当时的“问题意识”，多半具有自我励志、正视逆境的成分，正如从雨果《九三年》中摘录的：“精神像乳汁一样可以养育人，智慧便是一只乳房”。 这部小说反思法国大革命，和我所处的现实生活何其相似！因此一边怀着战栗和惊悚，一边抄录书中的精辟之论:“伟大革命家的天才和能力就在于他们能够分清那种由于贪婪而进行的活动和那种由于正义而掀起的运动，他们能够协助后者去打倒前者。”或如：“说革命是人类造成的，就等于说潮汐是波浪造成的一样错误。”或如：“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义的人道主义。”这样的警句还不止这些，就这样，对于我，读《九三年》等于上了一堂“革命”的启蒙课。早些时候便读过《悲惨世界》，书中对孤女柯赛德的描写令人潸然泪下，读了《九三年》之后，对雨果倍增敬仰。 还有许许多多人名作品名以及文坛逸闻，抄自数本关于西方近代文学的介绍性著作，还不能看到那些著作，看看名字也好。如魏尔伦及其文学圈子在巴黎小酒店里，“这些青年服装奇特，他们什么都批评，什么都反对”，还有蓝波的“彩色十四行诗”，这些段落对于聊慰饥渴也不无小补。对我来说最具“异数”的是先后发现袁可嘉的文革前发表的两篇文章，即《论英美现代派诗歌》和《论英美“意识流”小说》，文中提到20世纪的作家诸如艾略特、伍尔芙、奥登等，我觉得完全陌生，连老朱也没提起过。像乔伊斯声称“流亡是我的美学”之类，我还不完全理解，但怀着好奇把这两文的大部分抄了下来。 日记簿里有三十余页是从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这本书里抄录的，什么“迷狂症与多重人格”、“压抑作用和隐意识”、“佛洛德的泛性欲观”等，都闻所未闻，只觉得这是本奇书，于是没头没脑大段地抄。另外也抄了二十多页的是关于如何拍摄照相的，确实没有白抄，后来我自己玩起摄影术，把小阁楼用作暗房，在文革中那是一种较为高尚的消遣。 千万别把我看成一个“反派”。我在这么写自己过去的时候，特别是一种主题性的书写时，是难免带倾向性的。然而恰恰在这本封面印着“爱祖国”的日记簿里，抄录了不少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论述，从各种著作中选录的。其实我们都挺复杂，与那时运动里的人相比，我觉得现在的人却是较为简单的。 言归正传，明知继续在钱家聚会不安全，然而文学的本能无法抑制，只是变成随机随缘的，但偶尔四五个人又聚在一起，欣喜可想而知。文学之旅在继续，有一回我们沿着福州路向东走，到外滩公园里，拣人稀处坐下，老朱掏出两页纸，是一首诗。老朱也写诗？真叫人跌破眼球。总共三十来行，每行较长，内容写尽历史上的宫闱秘辛，得心应手地运用古今中外的文史典故，把情色、阴谋与残暴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的蛇蝎美人，明眼人一看即知是在影射“红都女王”。老朱真是吃了豹子胆，表达出一腔愤怒，但他笑笑说这是游戏之作，给我们看了之后他便收起了。 有过一次远足，在一九六七年秋，去了长风公园，租了个船，在湖中徜徉。而后我们围坐在草地上，四周渺无人影，王定国朗读老朱的新译作－－波特莱尔的《天鹅》一诗。这首诗在今天读来仍不乏新鲜感。一百五十年前的巴黎，真值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蒸蒸日上之时，都市发展日新月异，平地崛起炫目的景观，而为诗人所注视的却是一只天鹅，独自在大街上形影相吊，如堕落天使遭到“现代”的放逐。而在最后一段：“我想起一切失而不再复得的人，/不再！不再！想起有人吞声饮泪，/悲哀像仁慈的母狼哺育他们，/想起瘦弱的孤儿像枯萎的蓓蕾。//一个古老的‘记忆’号角般吹响，/在流放我灵魂的森林里！/我想起水手被遗忘在荒岛上，/想起俘虏，被征服者……一切悲凄！”表现这些弱势者作为历史进步的代价，蕴含着福柯的“规训”的主题，在诗人对所有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自我认同中，对文明发出了不平的抗议。 这首诗是翻译的杰作，使我们认识到“恶之花”的另一面－－诗的正义，如诗的副标题所示，波特莱尔将此诗献给雨果，正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回应。然而在对老朱的击赏之中，仅停留在技巧的层面，谁也没有费心探究他在翻译此诗的内心感受。 约一年之后，在六月里一天，我在南京路上被一小队戴着“红三司”－－上海“造反”精神最足的红卫兵团――抓到光明中学。进了学校，先上来两个“上体司”，一边臭骂“他妈的”、“狗杂种”，一边用钢棍朝我身上抽。然后被押到楼上一个教室里，见钱玉林，汪圣宝、王定国和岳瑞斌，各人占着一个课桌，在那里写交代，没见老朱。到晚上又把我带到一个小间，单独审讯，要我交代“攻击”言论。根据文革初颁布的“公安六条”，凡有“攻击”伟大统帅、副统帅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即为“现行反革命”，可关可杀的“专政”对象。经过一番“铁拳”下鼻青眼肿的考验，见我不承认，大约从别人那里也缺乏证据，就把我放过。既属于“人民内部”，态度也变了，那个头目问我：“你觉得这几个人当中，谁最反动？”我就说岳瑞斌，事后知道冤枉了他，其实是钱玉林的邻居叫王某的因犯了什么事被抓，却把我们的小圈子咬了出来。 第二天中午父母来把我领回去。见我满脸青红罗卜的样子，母亲只是说“作孽啊！”是指打人的还被打的，我也无心去弄清了。七月里我在沿马路乘风凉的时候，钱玉林和王定国分别来找我，告诉我老朱如何最终被他们找到，如何被严打拷问，以至死于非命。把人搞死了，就草草收场，他们都放回家了。此后我和钱、王等几乎没来往，这个“小集团”就这样鸟兽散了。 老朱死于七月一日凌晨，从三楼的洗手间跳下，由救护车送至医院不治。到一九七九年为他开追悼会时，才知道他在大学里入过党。当天钱玉林他们看到他的桌子上仍摊着交代的纸，纸是空白的，他始终没写一个字。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红宝书里的话，老朱临终所交代的真是一张白纸－－洁白如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边……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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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级六十年代的小书摊曾是上海不少孩子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