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在起跑线上的输赢

 
    童话大王郑渊洁2009年9月11日在《北京晚报》发表题为《请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文章说，对于“参加一场马拉松长跑竞赛，起跑线是否领先就不重要了。马拉松竞赛的特点，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对家长们说：“请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也许能赢得人生。赢在起跑线上，也许会输掉人生”。

（http://newepaper.bjd.com.cn/bjwb/html/2009-09/11/content_185256.htm）

我年轻时在内蒙草原生活了11年，参加过无数次的赛马，对于短跑和长跑有丰富的亲身体验。我知道，为了在长跑中取胜，起跑时控制速度是很重要的。

我完全理解郑渊洁，当他看到许许多多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欲望早早被摧毁时，深感痛心。但是，他虽然尖锐地发现了问题，却没有做出正确的诊断。

我恰好刚刚收到一封我的学生从美国的来信。她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她在信中说：“美国的小学从来不排名，有时我摆脱不开中国父母的一种习惯性心理，想和老师打听一下孩子在班里的位置，老师只是说：‘She is very very good’（她很优秀）。每个孩子州统考的成绩直接寄给家长，家长只知道自己孩子的表现，别人的并不知道，也不去打听。孩子只和自己的过去比，只要一次比一次考得好，家长就会非常的高兴和满足。”

“赢在起跑线”固然不重要，“输在起跑线”可能更不好，会给孩子带来挫折感。其实，问题并不是起跑线上的输赢问题，而是不该过早地让孩子参加“赛跑”。过早地进入赛跑状态，会使孩子忽略了沿途美丽的风景，会使孩子失去了欣赏风景的快乐。

其实，不仅是孩子，即使是成人，也不一定总要处于赛跑的状态，也不妨偶尔像奥运会百米赛场上的博尔特一样，左顾右盼一下，也不妨享受一下人生途中的风景。

今天，重要的问题不是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是赢是输，而是如何为孩子们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使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得到更好保护。姑且不考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仅仅从功利的角度讲，只有从今天开始为中国的孩子们创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才有可能逐步扭转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越落越大的局面。

郑渊洁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某大学的少年班……昔日的神童几乎全军覆没”。不久前，某研究机构公布了有关历年高考状元“考场佼佼、职场平平”的调查报告。其实，职场平平的并非仅仅“少年班”，也并非仅仅高考状元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美国研究生院预科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向美国研究生院输送的优秀毕业生数以千计，其中许多人留在了美国。或许是由于我的孤陋寡闻，迄今我尚未听说这成千上万的北大、清华毕业生中哪位对人类的科学、艺术发展作出了给人印象深刻的原创性贡献。不能说美国研究生院的教育条件不好，也不能说美国的工作环境不好，我猜想，这或许与他们在过早开始的“赛跑”中所受的“童子伤”有关。

 

（本文的主要内容发表于200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时有删节。）

 

　不能以倒退来解决“择校”问题

 
    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的一个会计挪用500万元炒股，牵出了该小学上亿元的账外资金的问题，也将该小学的领导班子主要成员送上了法庭。上亿元的账外资金,主要是“择校费”。（参看 2008年8月17日《法制日报》，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8/17/content_925326.htm）

“择校”是今天基础教育所面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北京、西安等择校问题几乎失控的城市，在小学、初中入学中，已经出现“有权者使权、有钱者使钱”的局面，无权无钱者的子女受到严重损害，教育公平严重失衡，教育腐败难以抑制。家长们抱怨“上不起学”，家长们面对子女教育问题叫苦不迭，大多与“择校”问题有关。不仅负担沉重的学生家长是择校现象的受害者，对教育事业充满激情的中关村三小王翠娟校长等人，也被送上法庭，同样成为受害者。

面对这种使教育公平受到严重冲击的择校现象，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发出了恢复考试入学的呼吁。我对他们的看法是非常理解的，但是，我不赞成他们的看法。“择校”问题必须靠推进改革来解决，而不能靠倒退来解决。

无论就体力而言还是就智力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都是明显的。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时间中，许多人信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十七》）。1776年，一群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将“人人生而平等”写进了美国的《独立宣言》。200多年以来，“人人生而平等”逐渐成为人类的共同信仰，成为维系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基础。对于今天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每个儿童都应该具有平等分享的权利，不论他的父母是否具有权势，不论他的父母是富是贫，不论他的智力是高是低。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的信仰，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小学和初中入学中采用考试。显然，采用考试将损害了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将损害了每个儿童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尽管我本人是靠考试吃饭的，这种禁止考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我的“饭碗”，但我一直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教育部禁止小学、初中入学考试的政策。我们必须坚持“儿童生而平等”的基本信仰，否则，我们就是向黑暗中世纪的倒退。

只有坚持“就近入学、电脑排位”，才可能逐渐消除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才可能促进教育资源向“薄弱校”的倾斜。这方面，安徽铜陵、湖南汨罗等地区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已经取得了成功的先例，已经基本消除了择校现象。与北京不同，近年来上海市在改善“薄弱校”办学条件方面下了许多功夫，虽然尚未完全解决“择校”问题，但已经在缓解“择校”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小学和初中的招生并不像北京、西安等地那样黑暗，家长的负担也不再是那样沉重。

解决“择校”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增加透明度。如果对每个入学新生的户口情况，家庭居住情况等入学条件都保持高度透明，都置于全体家长的监督之下，黑幕和腐败就可以减少许多。

解决“择校”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以身作则。当年“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能够创造“奇迹”，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并取得全国胜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身先士卒。与此相仿，铜陵、汨罗等地区能够在维护教育公平方面取得进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领导带头。从地区党政主要领导到教育部门主要领导，都注意首先约束好自己和自己的亲属。

我们不能以倒退来解决“择校”造成的教育不公和腐败。铜陵、汨罗已经树立了榜样，铜陵、汨罗的教育行政领导已经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其他地区应快步跟上，使每个儿童都可以享受到自己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

 

（此文已经发表于最新出版的《民主与科学》杂志2009年第4期。）

 
补记：已经退休的原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胡平平同志曾是铜陵解决“择校”问题过程的参与者和领导者。2009年8月21日，她在饭桌上与我谈到铜陵经验时说：“最重要的是市委书记带头支持，亲自挂帅。没有市委书记挂帅，仅仅教育局长是推不动的。从她那里了解到，今天，由于市委书记挂帅，合肥市在解决“择校”问题方面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迟滞考试科学化的症结在哪儿？

 
    这是刊登于1998年6月10日《光明日报》的文章。（http://www.gmw.cn/01gmrb/1998-06/10/GB/17719%5EGM6-1009.htm）

11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实现素质教育是今天教育发展的主题。“素质教育”是相对于“应试教育”而言。正是由于考试所考察的不是“素质”，才会有“素质”与“应试”的矛盾。如果一旦考试可以考察“素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就得到了统一。对于发展素质教育来说，考试的科学化举足轻重。

早在80年代初期，当时的教育部就开始了对传统高考的改革。在80年代中期，“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就曾经引起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在《教育研究》杂志曾经长期开辟专栏进行讨论。在80年代末期，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就曾经有过高考“2+X”模式的设想。所谓“2+X”模式是指语文和数学能力考试加若干门知识考试，与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SAT和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模式很相近。SAT分为SATⅠ和SATⅡ两部分，前者包括言语推理和数量推理两项能力考试，后者包括语文、数学、物理等多种学科知识考试。GRE由“一般考试”和“学科考试”组成，前者包括言语、数量和分析三项能力考试，后者包括语文、数学、物理等多种学科知识考试。几乎所有大学都要求报考者参加SATⅠ考试或GRE的“一般考试”，只有部分有特殊要求的学校才要求学生选择参加一两项SATⅡ考试或GRE学科知识考试。这种模式与今天一些人提出的“语数外”加“理化生等”的“3+X”模式的含义不同。在这种“3+X”模式中并不包含能力考试，都是一些学科知识考试。

为什么经过近20年的高考改革，“应试教育”仍然受到强烈的批评呢？为什么10年前就曾经提出的高考科学化、能力化的设想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了呢？我认为，症结在于现有的考试体制不能提供考试科学化的动力，不能对考试质量提供有效的监督，缺乏使考试不断优化的机制。

由于“乐凯“的存在，“柯达”和“富士”面对中国消费者就必须兢兢业业；由于“联通”的出现，“中国电信”的服务质量大大提高。竞争导致优化，竞争带来质量，竞争形成制约。今天中国教育发展固然受到投入不足的制约，但已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远不尽人意。今天的情况是，不论多么糟糕的校长或教师，只要不出政治问题和作风问题，就可以继续当校长、当教师。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再多的投入也只能是“事倍功半”。与此相仿，今天的考试机构缺乏必要的改革动力和优化机制。考试的科学化水平高低，考试质量的好坏，考试改革进度的快慢，与考试主管机构和主管人员的切身利益没有多大关系。考试科学化水平再低、质量再差、改革进度再慢，有关的机构和人员仍然可以继续主管考试。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主持SAT和GRE的美国教育测验中心(ETS)则不同。在大学入学考试这一领域中，ETS面临着另一家考试机构美国大学考试(ACT)的强烈竞争。在60年代中期，每年有150万人参加SAT考试，仅有40万人参加ACT考试，那时，多数大学只承认SAT成绩。今天，ACT与SAT已经平分秋色，每年各有约100万人参加考试，多数大学既承认SAT成绩，也承认ACT成绩。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压力，ETS始终在科研方面保持着很大的投入，ETS不断地改进、完善着SAT等考试。例如，1982年，SAT用基于现代项目反应理论的新的等值方法取代了原有的线性等值方法，1993年推出了“无纸化”的计算机GRE考试，1994年推出自适应性GRE考试，1998年，在美国本土取消了纸笔的GRE考试，并将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取消纸笔的“托福”考试。今天，我国考试改革的目标是“标准化”，但是，在ETS的语言中已经将“标准化考试”称为“传统考试”，ETS的热门话题是开发“真实性(authentic) 考试”和“操作(performance)考试”。

任何进步和改革都是有风险的。对于ETS来说，改革的风险是失败，不改革的风险是灭亡。对于我国的考试主管机构来说，改革存在风险，维持现状却没有风险。二者在科研投入方面的差距很大，在改革进度方面的差距也很大，不同的风险机制是造成这些差距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据我了解，高考的主管人员们在改进完善高考方面是很努力的，也是很辛苦的。这种努力的动力是“觉悟”而不是“压力”。我认为，仅有“觉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机制”。今天我国在高考之外还有自学考试，还有公务员、会计师、经济师、律师、护士等多种考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乏优化机制的问题。据笔者了解，一些考试机构人员结构不合理，科研人员不多，行政人员不少。为数不多的科研人员日以继夜，未老先衰，为数不少的行政人员上班时间打扑克、玩电脑游戏。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缺乏“机制”。

制约今天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因素是考试科学化（参看《光明日报》98.12.5拙作《考试科学化：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制约今天考试科学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是现有的考试管理体制。怎样在逐步确立高等和中等学校法人地位的基础之上建立考试的优化机制，怎样使今天主要由政府主持的各种考试逐步民间化，怎样鼓励和扶持民间考试机构的发展，这些，是今天有关领导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